文章基于“港—产—城”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为例，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了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运用核密度估计法、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探究了时空演化和区域差异特征，使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剖析了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总体呈向好发展趋势，但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②随着临空经济示范区的设立，省份间两极分化现象凸显，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区域发展不平衡较为显著；③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异持续存在，省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造成发展不平衡的主因是区域间差异；④基础设施是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主导影响因子。据此，现阶段应从优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坚持区域分异治理手段和加大政府引导扶持力度等方面持续推进中国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检验了2011—2018年数字经济及其分解后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路径对流动人口就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就业集聚。②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可以分解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二者对劳动力就业集聚影响存在冲突。其中数字产业化对流动人口就业集聚表现出了正向的影响，而产业数字化则展现出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去集聚特性，且该结果存在动态连续性。③数字经济及其不同发展路径都展示出了极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中心—外围”的地理格局。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文章基于中国282个城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应用时空地理加权模型（GTWR）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及其“降碳”效应与“增效”效应的变化，并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了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降碳—增效”的影响，探讨了我国各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与变化。结果表明：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但中西部的空间集聚性逐渐提升，同时数字基础设施重心出现向西迁移的趋势，与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战略布局吻合；②理论上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降碳”和“增效”均有积极作用，但在“降碳”达到较高水平后存在边际递减效应；③数字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降碳”效应，随时间呈逐渐递增趋势，空间上表现为区域间差距缩小；④数字基础设施“增效”效应显著，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空间上表现为区域间差距扩大，呈现南高北低格局。
文章以海洋绿色经济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海洋保护地规模、海洋保护地模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基于沿海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了1996—2020年中国省级海洋绿色经济效率，揭示了海洋保护地扩张与海洋绿色经济效率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各省份海洋保护地建设的适度规模。研究发现：①中国海洋绿色经济效率平均值为0.635，地区间差异较大，多数省份具有较大提升空间。②海洋保护地规模与海洋绿色经济效率呈稳健的倒U型相关关系，倒U型曲线顶点对应的海洋保护地规模阈值为22.6%。③以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严格保护模式对该倒U型相关关系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驱动海洋保护地规模阈值左移，并强化了海洋保护地规模对海洋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沿海地区在平衡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的过程中，海洋保护地应适度扩张，不宜超过其适度规模阈值，而严格保护模式匹配较小的海洋保护地规模或非严格保护模式匹配较大的海洋保护地规模将是两条可选路径。
文章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居民需求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经济带为样本，综合运用组合赋权法、ESDR指数法，测度2010—2022年长江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度，并运用核密度估计、冷热点聚簇、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其差异产生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居民需求指数保持相对平稳状态，空间上呈现“上游>中游>下游”的梯度格局；供给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空间上呈现下游地区领先于上中游地区的格局。②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ESDR值小于0，但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供给盈余区在明显扩大；供需空间关系以LL型空间错配集群为主，但LH型空间错配区域正小幅上升。③影响供给赤字区和供需平衡区的主导因素是地形起伏度，影响供给盈余区的主导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自给率。供给赤字区和供需平衡区地形起伏度因子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均较强，而供给盈余区则是政府财政自给率因子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均较强。研究表明，地形条件是导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水平产生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将消除地形条件产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差异纳入现行转移支付体系，不仅能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差异，也是提振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文章运用量化空间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福利的影响，估计城镇居民福利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基于2000—2019年219个城市宏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化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严重抑制了中、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福利的提升，且成为人口基数较大的直辖市及省会城市居民福利水平提升的负面效应。②人口老龄化并未成为影响城市舒适度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抵消了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生产率的消极影响，土地城镇化依然是中国过去19年城镇化的主要形式。③地方政府的“经济型”发展偏向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城镇居民福利提升并不友好。④尽管人口老龄化是非福利性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提高的消极影响因素，但能够促进福利性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的提升。
文章以汾河流域为研究区，在构建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县域生态效率概念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Kernel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障碍度模型以及空间Markov链等方法，分析了2000—2019年汾河流域县域生态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主要障碍因素及其未来演进趋势。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汾河流域生态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且呈波动中缓慢下降后逐步上升的趋势，空间分布呈上游>中游>下游的梯度特征，县域间生态效率差异显著，存在多极化现象。②汾河流域县域生态效率空间格局表现为北高南低的特征，形成了“多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且核心区和边缘区差异明显；2000—2009年流域县域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之后全局空间自相关性趋于减弱，局部空间自相关表现为以太原市区为核心的高—高集聚、以万荣县为核心的低—低集聚，以及以乡宁县为核心的高—低集聚；③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政策支持是制约汾河流域县域生态效率的主要因素。未来，汾河流域县域生态效率的演进将呈上升趋势，并向高值区间集聚。
文章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GTWR模型，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样本探究了城市产业用地、住宅用地和交通用地集约利用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产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对城市碳排放具有正向影响，虽然当地不断推动产业绿色升级改造，仍无法抵消制造业出口导向经济下单位面积土地资源和能源消耗带来的增碳作用。住宅用地集约利用度的提升对于降低城市碳排放具有显著作用，一方面缘于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带来的绿色生活方式转变，另一方面缘于集约居住带来的能量损耗减少以及绿色节能建筑和管理的应用。交通用地集约利用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分异特征，总体上具有抑制碳排放的作用，部分城市内部交通集约利用度上升表现为碳增效应。
文章从经济效益、创新力度、制造效能、数字环境、低碳制造、结构升级六大类指标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选用2011—202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呈上升趋势，但存在地区差异，一线城市表现出较强的发展水平；②城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城市间也存在地区差异，但部分非一线城市比一线城市表现出更高发展水平；③数字经济发展有力促进了本地及周边城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数字经济对本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作用大于周边城市；④分地区和城市规模看，数字经济对东中西部城市和大中小城市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存在异质性，中部城市和小城市对周边城市的推动作用不显著。据此，提出应全面推进全国范围内数字经济建设和跨区域数字经济合作，加快数字基建、数字技术、数字要素和数字治理在制造业领域有效融合，促成智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局面。
文章基于岳阳市岳阳楼区人居设施POI数据和28个重点整治社区的1035份微观调研数据，结合顾客满意度模型，综合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核密度分析、莫兰指数探究了城市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城市居民沿“政策期望→感知质量→感知价值→满意度”主路径形成社区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②“居民满意度—设施密度”分布呈现出城郊区“高—低”聚集、中心城区“低—高”聚集、工业区“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③作用路径呈现老旧小区的支撑系统和居住系统、村改居社区的人文系统和发展系统、棚户区的居住系统和发展系统、商品社区的发展系统的感知质量显著正向影响居民感知价值。④高期望群体每增加一单位的政策期望带来的边际感知质量呈逐渐降低态势，导致感知价值与整治满意度同步降低，低期望群体则相反。
提升国防供应链韧性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文章基于2001—2022年421种两用产品贸易数据，运用复杂网络、模拟攻击及负二项回归方法，揭示了全球两用物项贸易网络结构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空间结构和拓扑结构方面，全球两用物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占据主要份额，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兴起；贸易网络波动性扩张，具有两极化和小世界性特征。②组织结构和网络韧性方面，全球两用物项贸易网络存在稳定的多层级结构，中国、美国和德国为核心节点；节点抗风险能力趋同且两极化，以边缘型和突破型为主；核心节点对网络权力的争夺推动社团分裂整合；结构韧性波动性提升，关键节点对网络稳定性起决定作用。③地理、语言、经济邻近性和积极的地缘经济政治关系起正向影响，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网络权力水平和网络密度具有促进作用，国防开支水平和政治稳定程度分别在出口侧和进口侧起抑制作用。最后，据此提出应通过加强自主创新和深化国际合作，巩固中国在全球两用物项贸易网络中的主导地位。
区域产业演化研究通过产业关联的定量实证、路径创造的定性案例，深化过程规律认识，但对区域建构在演化过程中的变化缺少关注，陷入领域性先于关系性的思维定式。文章以历史情境下的区域重构为起点，提出了历史情境—产业关联—路径创造的解析思路，并结合全球化到全球化转型的转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探讨了区域重构下产业演化的尺度地方化机制。研究发现：①全球化阶段，区域是建立特定经济联系的地方集合，地方从属于不同区域而成为各类经济关联的交汇点。不同关联在地方相互作用并驱动产业演化，地方继而改变区域地位或参与新的区域化，形成区域—地方相互作用的演化进程；②全球化转型阶段，国家是经济治理联系的交汇点，调节超国家与次国家区域之间经济关联，区域产业演化发展为区域—地方驱动与区域—国家调节相结合的演化进程；③中国区域产业演化的尺度地方化过程表现为，在全球化、分权化、区域化特定情境下，在国家通过尺度重构、尺度下推、再领域化等手段调节下，发挥内外主体关联、新旧路径关联、核心外围关联在地方的相互作用，塑造多样化产业演化路径。
文章以浙江省嘉湖片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为研究区域，采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NICH和Hurst指数、障碍因子诊断等方法探讨了2014—2022年嘉湖片区10个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发展趋势及其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浙江省嘉湖片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差异显著。②浙江省嘉湖片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逐年递增趋势，且区域间差异是主要差异来源。③浙江省嘉湖片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未来将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部分地区呈持续上升趋势，而另一些地区则可能面临发展停滞或下降的风险。④影响城乡融合的主要障碍因子比较稳定，医疗保障是当前制约浙江省嘉湖片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因素。研究结论对于明晰嘉湖片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时序演变、发展趋势及限制因素，推动浙江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文章以物流服务业、运输服务业和金融与信息服务业三大临港服务业为研究对象，运用集聚度测算，从省域、市域以及临港服务业企业层面多尺度分析了长三角地区临港服务业空间结构演进机理，探究了区域内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多层次空间演进特征。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地区临港服务业的发展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其中上海的临港服务业影响力相对较强，浙江和江苏紧随其后。②临港服务业与港口城市的扩散密切相关，临港服务业与港口城市互为支撑。市域的空间结构从单中心为主，再经双中心空间结构发展成为多中心的空间结构；临港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结构比较稳定，上海、苏州、杭州逐渐成为核心区域。③城市化水平、知识溢出和滞后7期均有利于临港服务业的集聚，而信息化水平和政府规模明显抑制了长三角地区临港服务业的集聚。且在临港的物流服务业、运输服务业和金融与信息服务业中也基本类似。
区域物流先导地区高质量发展，其空间网络引领区域空间重构。文章以经济发展与地理关系为基准，划定湖南省99个县级行政单元；在此基础上，挖掘2010—2022年面板数据与地理信息，评估区域物流综合能力与联系强度，映射其空间网络格局；最后运用SNA、GIS与QAP等探究其区域物流网络演变特征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湖南省区域物流综合能力时空分异和空间网络层级显著，聚集与分化特征明显。物流联系强度由中心向外围圈层式减弱，呈现以长沙为核心向外“环形递减”格局；物流网络多级分化，呈现“一核多中心，弱链接主导”形态；长株潭城市群物流聚集态势强，中东部与西部是全省物流热点区域。②湖南省区域物流空间网络结构密集化、成熟化、均衡化。区域物流聚集性强，网络扩张，由“一核多点”局部聚类向“核心—半边缘—边缘”三层半圈结构演变；网络核心溢出与区位链接邻近明显，“马太效应”减弱，形成长沙带动下的“一极多点”态势；网络联系外强内弱，中心单元主导，有虹吸与溢出效应，孤立单元量少，作用于边缘圈层，整体网络可达性与延伸性好；子群空间聚集深化，群向链接效率向好，最大引力线结构稳定，区域物流资源控制力强。③地域邻接是湖南省区域物流空间网络结构演变的主驱动力，经济发展支撑区域物流的资源输出与联系密化，基础条件拉动网络的可达与延伸，物流价值表征区域物流价值能力与规模效益，各差异因素协同交互作用。
文章基于县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据，并与2013、2015、2017和2019年4轮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相匹配，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基于ArcGIS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地理金融密度分析发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空间分布存在省级差异和地区不均衡，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③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可以通过提高农村家庭的信贷可得性促进农村家庭增收。④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均能助力农村家庭增收，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效果不显著。⑤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家庭收入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和非中心城市的区县。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增收效果主要体现在对低物质资本家庭和低人力资本家庭的“雪中送炭”作用，而对高物质资本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的“锦上添花”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为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可持续增长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新的学理支撑和经验证据。
研究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可为促进农村土地可持续利用、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决策依据。文章基于“推—拉”理论构建“推力系统—拉力系统—中间障碍系统”框架，以武汉市郊区实地调研的211份有效问卷为样本，运用AMOS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解析了游憩功能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武汉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呈“驼峰型”圈层特征，双峰值分别位于距离市中心20~30 km 及50~60 km的圈层，对应着1~2 h游憩出行的优势区位。②推力系统、拉力系统和中间障碍系统都对武汉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需求规模、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等是影响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重要因素。
文章基于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和地貌数据，以8155个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量化地形地貌指标，并结合统计学与空间分析方法，揭示了地形要素对传统村落空间布局模式及其集中连片特征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县域分布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②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域的分布与我国主要山体走向具有高度一致性。③社会经济因素并非传统村落集中连片格局的主导性决定因素。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村落的形成机制及其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科学规划与保护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文章以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新质生产力与耕地系统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灰色关联度模型，剖析了2010—2023年其新质生产力与耕地系统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平均新质生产力水平表现为波动上升，在空间上呈南北高中间低、东西差异减少的多极收敛格局。②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平均耕地系统韧性指数表现为较平稳的持续上升过程，空间上表现为“南北梯度差”与“东西迁移带”的复合态势。③不同粮食主产区新质生产力与耕地系统韧性耦合协调度呈现为波动上升，并稳定步入“优质协调”的演变态势，空间上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特征。④耕地系统的抵抗能力和适应能力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相对较高，恢复能力的影响力相对较弱，但在江苏省仍处于重要的影响地位。研究结论可为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与提高耕地系统韧性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借鉴。
和美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为农旅融合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制度实验场景。文章基于“供给—需求”视角讨论和美乡村建设对农旅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21年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与市级层面宏观数据交叉匹配，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探究了和美乡村建设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和美乡村建设显著促进农旅融合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农旅融合发展水平相应提升0.042个单位。②乡土文化氛围提升在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农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农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国方案，对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数字经济环境下，厘清虚拟旅游流的时空演化机制对优化旅游资源配置、促进双循环格局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285个城市的旅游搜索指数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QAP回归方法，系统分析了虚拟旅游流网络的动态演化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在整体网络层面，虚拟旅游流网络呈现出“扩张—极化—重构”3个阶段演化特征，网络结构从稀疏单核向复杂多核演进，网络密度在2018年达峰值，但之后受新冠疫情冲击断崖式下滑；②在个体网络层面，东部核心城市仍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西部城市的网络融入态势日益显著，与其他城市的旅游信息交流不断增强；③核心—边缘分析显示虚拟旅游流由核心城市向边缘城市扩展，城市间联系整体趋于紧密，凝聚子群分析进一步揭示，虚拟旅游流网络逐步突破地域限制，构建起跨区域高可达性结构，同时仍保留一定地理空间特征。④移动设备普及度与市场规模是驱动虚拟旅游流网络演化的主要因素，且其影响效应逐年增强。对不同区域而言，西部地区网络演化更依赖通信基础设施的支撑，而东部地区则主要受市场规模的影响。
国家公园的建设和持续推进在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也给原住居民的传统生计带来了新的挑战，生态旅游逐渐成为实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以长岛国家公园创建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文化适应能力”的生计韧性测度框架，并运用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揭示了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生态旅游显著提高了海岛居民生计韧性水平。②生计策略调整、经济社会资本在生态旅游与居民生计韧性间发挥中介作用，海岛社区形成的生计互助网络构成关键韧性基础。③政策扶持在生态旅游影响海岛居民生计韧性过程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有效政策支持能够放大生态旅游的积极效应。④生态旅游对生计韧性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群体差异，相较于高收入居民，其对低收入居民生计韧性的增强效果更为突出。研究结论为促进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升居民生计韧性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文章选取甘孜、淄博和哈尔滨等30个网红旅游地，借助互联网多源数据，深入探究其生命周期演化特征与规律，进而提出了网红旅游地从“爆红”到“长红”的系统性调控策略。研究发现：①中国网红旅游地热度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头部效应和季节性明显，空间上总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②网红旅游地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稳定型、爆发型、山谷型、山峰型和特殊型5种类型，且不同类型的网红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服务型管理思维、打造地方特色文旅IP、创新多媒介形象传播、加强数字化城市建设”4个方面的网红旅游地系统性调控策略，以期为网红旅游地避免步入衰退期或走向断崖式下跌，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文章立足于生态旅游产业脆弱性内涵，利用多源异构数据从旅游市场、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4个子系统构建生态旅游产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权—CRITIC组合权重法、ArcGIS空间分析工具、障碍度模型，探究金沙江流域云南段64个区县生态旅游产业脆弱性空间分布规律，识别并阐释各发展模式特征及其对应的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研究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整体脆弱性较高，呈现显著的聚集性与西低东高趋势，极化差异显著；②基于脆弱性多维评估将研究区划分为禀赋型、失衡型、强势型、约束型、修复型、潜力型共6种发展模式，其中禀赋型与潜力型最适宜发展生态旅游产业；③基于障碍度模型揭示研究区整体与各发展模式区域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核心制约因素与保障因素，并提出差异化治理建议。
文章基于长株潭绿心地区石燕湖村新内生发展现象的历时性田野调查，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了乡村新内生发展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石燕湖村内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投资企业、村级组织等多元关键行动者以及村民、土地、房屋、村社精英等人类或非人类行动者是异质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主体。伴随关键行动者从投资企业向村级组织、地方政府的更替，乡村内生发展路径从资本外源式发展向本土力量培育的内生发展转变，乡村产业从传统农业到乡村旅游再转向农文旅融合发展。乡村地域自然人文环境与宏观发展制度、关键行动者更替及其功能角色转换、集体认同及行动共识发展理念，共同作用乡村内生发展阶段的演替。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利于呈现乡村新内生发展的演替脉络与演化特征，能深入揭示乡村新内生发展的一般机制与地域特色，结论可为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