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是指主要依靠市场和政策手段构建的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平等交换、公平共享、共同富裕的通用范式。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是关系着中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成败的关键。文章在系统总结国际国内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实地调研,结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试点的典型案例解析,提出了城乡产业融合的延链固链模式、城乡建设用地融合的同价同权模式、城乡基础设施融合的统建统配模式、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融合的同标同惠模式、城乡文旅体融合的村超共享模式、农村宅基地改革的三权分置模式6种典型实践模式,分析了这些实践模式推广应用后取得的显著成效。这些典型实践模式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范式,但理论上不存在亘古不变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地区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只可借鉴、不可复制。

正如创新是发展的动力,绿色创新是绿色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和CNKI数据库中1990—2019年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绿色创新研究相关文献,借助CiteSpace软件,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回顾分析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系统梳理了绿色创新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和热点主题,明晰了研究前沿及学术争议,旨在为国内绿色创新的理论体系建设寻求突破。研究发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绿色创新研究有如下特点：①研究脉络主要经历了从关注绿色创新本身的内涵和特征,发展到重视外部影响、驱动效应以及跨区域知识互动与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再到如今围绕绿色创新的企业间和城市间创新网络特征及其空间演化特征研究;②研究视角主要关注微观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知识联系和空间影响;③研究热点主要包括绿色创新的双重溢出效应、三重底线、多重驱动效应及路径依赖等;④研究范式侧重于地理区位影响、流空间结网演化、创新系统协同。文章提出未来绿色创新研究方向：一是探究不同立场下对绿色创新投入的平衡点,使得绿色创新最大程度上同时符合政策逻辑和市场逻辑;二是探讨基于多维邻近性的政策推/拉效应下绿色创新的影响;三是立足于中国当下绿色发展战略背景和“双碳”目标,探索高效、相宜的中国特色绿色创新体系。

城市和乡村是互促互进、共生共存的,能否处理好城乡关系,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把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的重大举措。文章在分析当前我国城乡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等目标的政策建议。

提高系统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对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经济韧性指数,采用泰尔指数、空间冷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中国语境下区域经济韧性的时空关联特征及动态演化机制等进行了系统观测。结果发现：①1997—2020年我国区域经济韧性总体呈“W”型的动态波动上升轨迹,约65%的省区处于中等韧性状态,区域层面的非均衡特征渐趋强化,省际差异是经济韧性空间差异的主要构成;②区域经济韧性的空间相关性存在典型的阶段演变趋势,空间上经济韧性逐渐表现出由无到有且渐趋强化的正向集聚关联,局部相关的冷、热形态则受到冲击类型和范围等的直接影响表现出显著的省际异质性特征;③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变受到交互复杂因素的共同驱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主导的韧性演化格局逐步建立,地理区位等先天因素的导向作用渐趋多元,金融支撑和科技创新等是区域经济系统韧性提升的有效动能,城市发展和政府管理在作为主要路径的同时对多维联动效应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

文章在厘清城乡土地要素流动科学内涵的基础上,解构城乡土地要素流动的具体形式,利用统计分析、GIS空间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城乡土地要素流动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机理开展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城乡土地要素流动是指在城乡地域系统内土地要素通过权属变更与功能转变实现价值转型的过程,土地征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占补平衡目的下的土地整治等是其主要形式。②2004—2019年中国城乡土地要素流动呈“先波动增长,后持续下降”与“东高西低,中高南北低”的时空格局。③中国城乡土地要素流动是市场驱动和政府干预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率、农民非农收入和土地财政依赖促进城乡土地要素流动,而土地利用比较效益对城乡土地要素流动有负向影响。④重新审视土地要素的多元价值,健全城乡统一土地市场与偏向乡村的土地要素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是关键。同时,城乡土地要素流动的时空异质性启示我们优化其格局与类型是未来科学决策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文章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演化能力和政府力量4个层面构建产业链韧性测度指标体系,并基于动态组合赋权—TOPSIS方法构建了产业链韧性测度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上市公司数据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总体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14条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水平,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以及σ收敛法分析了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空间差异以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中国各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水平、驱动因素和薄弱环节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能源、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以及金属制品产业链的韧性比较大,而纺织服装服饰、造纸及文教体育用品以及其他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较小。②按照产业链韧性的时序变化可以将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划分为波动向好型、波动回转型和波动下滑型3种类型,多数制造业产业链在稳定中向好发展。③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东部、西部的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均有上升趋势,中部地区有下降趋势。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区域间差距有扩大趋势。为增强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缓解地区差距,文章提出了固链、强链以及推动地区间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生计空间作为农户生计实践的重要载体,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空间的优化与重构,不仅是实现其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生活、生产、社交、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改善效果,识别影响生计空间质量的关键障碍因子,揭示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安置初期,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改善效果一般,仅有约35%的农户认为生计空间改善效果较好;②从不同维度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对生活空间的改善效果最佳,社交空间次之,对制度空间和生产空间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差;③耕作半径扩大、住房面积压缩、社区参与度降低、非农就业不足是制约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④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具有双刃剑作用,既可促进生计空间向城镇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也可能致使生计空间向无序化、边缘化和原子化方向发展。最后,针对性提出构建可持续生计空间的优化路径与对策。

量化空间经济学运用结构式估计使“大模型”和“大数据”紧密结合,具有突出理论贡献和广泛应用前景,已成为空间经济学研究新潮流。文章阐释了以贸易、迁移、通勤为代表的量化空间经济模型关于引力方程和均衡方程的内在统一性,梳理了已有文献以空间一般均衡视角识别外生冲击的网络效应,以及反事实模拟定量评估外生冲击总体效应和差别效应的前沿进展。最后,总结量化空间经济学几大主流模型异形同构的理论本质和以结构式估计、反事实模拟为代表的量化方法之学术创新价值,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强调一般均衡对于分析空间经济问题的重要意义,为我国学者在新时代讲好空间经济发展的中国故事提供参考。

乡村绅士化是一种人口流动引致的乡村社会空间重构现象,深具阶级意涵、制度语境和时空异质性,是西方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课题,渐入中国地理学研究视野。遵循“概念—过程—格局—机理—调控”的地理学逻辑,对乡村绅士化的概念流变、演变过程、空间格局、发生机理以及效应调控等研究进行评述。已有研究初步构建了乡村绅士化的概念、工具和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了多元方法论与理论流派的研究特征,时空语境差异呼唤比较研究和理论对话。以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尺度思想和综合思维为指导,以“人”的生活—“地”的变迁—“人地”互动为主线,建构地理学视角的乡村绅士化研究框架,深化中国语境的乡村绅士化地理学研究主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等战略的深入推进,城乡关系迈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不同于传统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发展将城市与乡村两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强调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渗透融合,城乡地域系统日益成为地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国内外地理学者致力于城乡融合发展理论构建,并基于“格局—过程—机制—效应—调控”的地理学逻辑围绕城乡融合发展评价与测度、城乡融合发展驱动因素及机制、城乡融合发展影响效应、城乡融合发展实现路径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视角整合度不够、机制机理解析不深、新趋势关注不足与研究方法创新性不强等问题。未来应加强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异质性与动力机制、多尺度/多类型地域空间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技术手段集成应用、“双碳”与城乡融合发展关联等研究。

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是量化韧性水平、识别内部差异、揭示潜在风险,促进韧性乡村培育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韧性概念内涵的辨析,构建了“吸收—适应—转型”的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框架,并以恩施州为例,运用综合指数法与地理探测器,对社区及农户尺度下乡村聚落韧性水平与风险因子进行定量化测度与识别,并从整体态势、指数分布、等级对应及风险因子四个方面,对其尺度关联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社区尺度,恩施州乡村聚落韧性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乡村旅游发展成熟度越高的社区,其韧性水平越高。②农户尺度,中等韧性水平农户占比最高（43%）,兼营生计型韧性水平最高,务工/务农型生计韧性最低。③不同风险因子对乡村聚落韧性的作用强度各不相同,尺度间共性因子与差异因子并存,韧性风险障碍随尺度细化逐层聚焦。④韧性整体态势在多尺度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与一致性,指数数值分布随尺度细化逐渐转向集中,尺度间韧性指数等级对应关系明显,且随着社区旅游发展成熟度的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也显著提升。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探索粮食生产韧性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基于2004—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粮食生产韧性综合指标,运用熵值法、标准差椭圆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方法,分析了粮食生产韧性的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4—2020年,中国粮食生产韧性整体呈下降趋势,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不足。其中,中部、东部地区韧性水平较高,西部地区韧性水平较低,但整体皆呈下降趋势,只有东北地区韧性水平较为稳定。②城镇化率、科技因素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为影响粮食生产韧性的主要因素,各影响因子两两之间交互关系主要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最后,从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粮食生产,积极构建新型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粮食产业发展新格局等方面提出了增强中国粮食生产韧性水平的政策建议。

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重要发展取向,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区与突破口,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新的内涵与时代使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县域的过渡、衔接、交汇、转换与交融等节点功能,通过优化城镇空间体系与城乡地域功能空间肌理,畅通城乡要素流通机制、价值增值与显化机制,优化城乡地域整体功能的同时,促进城乡等值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任务在于优化县域城乡地域系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梯度市民化、统筹乡村振兴与县域城镇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要重点关注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重构与县域实践逻辑、县域城乡要素流动机制与优化配置、县域城乡产业分工格局与功能提升、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方案、面向新需求的方法创新与技术集成等内容。

韧性视角下研究城市水生态网络的优化,提高水生态空间的韧性,是提升城市整体韧性水平的重要途径。文章首先将韧性城市目标与水生态网络结合,提出从水生态网络结构韧性、功能韧性以及调控管理韧性三个层次构建韧性的城市水生态空间;其次以长沙市作为典型案例,应用MSPA模型和MCR模型,识别并构建基于“源地—廊道—节点”的水生态网络,同时融合韧性城市目标,基于复杂网络和图论理论,从水生态网络的结构和功能两个维度,选取表征网络结构韧性及功能韧性的指标,对长沙市水生态空间韧性进行评价,指出长沙市域内水生态网络整体连接度较好,韧性基础好,景观破碎程度可控,但长期的城市建设与发展导致城市内部水系连通受损,水网多样性水平低,网络功能单一,冗余设计不足,调控管理动态适应性不强。研究进一步提出基于韧性提升的长沙市水生态网络优化策略：加快修复自然水系廊道,疏通连接现有人工沟渠;重视推行生态节点与廊道“点轴式发展”与多功能复合利用模式;加强城市水网结构和功能的冗余度和模块化设计,提高水生态网络调控管理韧性,形成多途径灾害响应的动态调控机制。

产业集聚对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以2004—2021年中国289个城市市辖区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甄别了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整体上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邻近区域经济具有空间外溢效应。产业结构上专业化集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为当地发展提供动力,但多样化集聚并未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本地和邻近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城市规模效应上特大城市从专业化集聚中获得经济效应,大中城市多样化集聚对邻近区域具有空间极化效应,小城市无论是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均不显著。区域效应上东部地区主要从多样化集聚中获得经济效应,中西部地区获得经济效应既有专业化集聚又有多样化集聚,东北地区无论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均不显著。

作为判断上市公司（总部）地理位置的“办公地址”与“注册地址”并非总是重合,可能会造成许多研究的数据和结论出错。文章基于多学科的文献阐述企业位置分歧及对实证研究的影响,验证办公地址与注册地址表征A股上市公司（总部）位置的能力,并延伸讨论不同情况下企业位置的标准及对区位理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办公地址与注册地址的分离必然导致部分文献所界定的上市公司（总部）位置及其所属地区与现实不符,并造成企业指标、地区指标统计和企业距离等误差,使得研究结论可信度存疑。②在117家办公地址与注册地址跨省份分离的A股上市公司中,高达85.48%的公司总部与办公地址一致,因此上市公司相关研究应以办公地址作为公司（总部）位置,而采用注册地址的已有文献要重新审视。③在企业经营场所与注册地址分离现象的背景下,经济地理学中的企业位置应是承担经济职能并占据一定地理空间的经营场所,注册地址只宜在少数非经济类的研究和数据统计中适用。加强对企业注册地址及其与经营场所分离现象的关注,将在区位主体、区位现象、区位因子、区位影响等方面有益于区位理论的发展创新。

面对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的复杂环境以及“双循环”国家发展战略新要求,消除阻碍要素流动与配置壁垒、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义更为迫切。但是如何深刻地观察和衡量制度壁垒的空间效应在实践中是一个难题,也缺乏相应的有效理论支撑。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带来了研究焦点从“物与结构”向“制度”转变,文章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距离”概念引入区域空间经济研究中,认为由于地方之间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差异所导致的“制度距离”,为区域空间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测度方法。文章揭示了区域空间发展中制度距离的作用机制,初步构建了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空间经济分析解释框架,基于制度距离与空间距离建立了二维分析象限,分析了三种典型的区域空间效应表征类型。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从“量”与“质”两个方面构建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此,文章测度了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区、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然后借助绝对β收敛、核密度估计、NICH指数与Hurst指数叠加等方法分析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与发展趋势,最后运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分析影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因子。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向好且具有收敛特征,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东部沿海地区为高值聚集区;②未来全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东西差距有缩小趋势,而南北差距有扩大风险,同时西南地区及中部地区增长趋势较强,而青海有弱反持续发展趋势;③影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具有动态性,主要来自创新驱动、环境效应、产业结构以及发展效率4个方面,以及服务质量与文旅协调度,还需特别关注旅游业发展稳定性与旅游业效应发挥。为此,文章从强化增长极溢出效应、区域旅游一体化建设、破除主要障碍因子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摘 要：选择陕西省关中地区的袁家村、上王村与茯茶小镇作为实证研究区域,基于旅游发展、乡村重构和乡村振兴3个潜变量,构建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结构关系模型。通过问卷收集数据,运用SPSS、Amos软件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乡村旅游地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旅游发展对乡村重构有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0.868）,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有直接的正向影响（0.049）,但其影响非常微弱,最主要的影响来自间接效应（0.748）。②旅游发展的二维影响中,旅游发展对乡村重构的影响以经济重构和社会重构为主,以空间重构为辅,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为主,以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为辅。③乡村重构对乡村振兴产生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也是推动乡村振兴最主要的直接因素,在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④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作用机理符合DPSIR模型,通过乡村重构直接驱动和旅游发展间接驱动的“双轮驱动”,通过市场机制的“自组织”及正确的政府规划决策和宏观调控下的利益相关者协作的“他组织”的共同作用,旅游发展推动乡村旅游地沿着正确轨道全面重构和深度重构,最终在乡村地域功能优化或强化的转型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

近年来,宠物产业的发展已成为现象级的经济形式,不仅反映着社会经济和地理文化的变迁,也折射着现代社会人的情感和生活需求。宠物经济的快速发展编织起“生命情感—经济地理”的新经济网络与空间,赋予了宠物作为“商品”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不仅催生了以宠物繁育、饮食、医疗、娱乐、携宠出游等为核心的庞大产业链,也通过“宠物+”模式将新的生命关系注入传统的经济形式,推动着交通、商贸、住宿、旅游、医疗等行业的包容与更新。宠物经济以生命为基础,以情感为线索,激发了庞大的理论需求。经济层面的多网络宠物产业与消费行为,地理层面的新型情感空间、现实与虚拟结合空间以及现实中紧张的人地关系、人宠空间冲突等,社会层面的人际交往、人宠交流等关系变迁,产业层面的动物繁育、交易、各类面向宠物的产品与服务,管理制度层面的动物伦理规范、动物权益保护、生命道德培育及相关法律法规等,以上诸多议题都需要创新探索,也是学术界急迫的责任。本次笔谈从经济地理视角出发,融合文化地理、消费心理学、情感经济、旅游管理、动物伦理、网络与媒体经济,以及宠物产业的管理制度等多维视角,探讨宠物经济发展中蕴含的多元议题与创新方向,为新兴宠物经济提供学术思考与借鉴。

基于文化空间理论,采用地理定位研究、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方法,以“端午节—西塞神舟会”民俗节庆活动为案例,以宗教文化场所为考察标志,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保护与传承。研究表明,依托黄石市的佛道宗教文化场所,与民俗结合产生独具特色的节庆活动——端午节的西塞神舟会,体现了文化空间生产理论的生动实践;西塞神舟会在1 000多年发展演化中,体现了不同宗教文化主导与变迁,至今在一定区域的文化场域中仍然能够保持活性。研究认为,节庆活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活态化保护与传承,既要保护其一定物质基础,也要对区域的传统文化有包容与保留。

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加剧、能源安全形势严峻的背景下,能源地理研究日渐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借助CiteSpace软件和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对中国能源地理研究进行系统梳理评述。①对中国能源地理研究演变特征进行总结,划分为平稳增长阶段、迅猛增长阶段、波动增长阶段。②基于文献共被引的研究热点分析表明,能源转型、能源消费、能源安全、能源强度、能源贫困、碳排放、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等是近年中国能源地理学研究的热点。③从能源流动、能源效率、能源消费、能源地缘政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能源地理学研究热点演化过程。④最后从中国能源地理研究的理论框架构建,“双碳”目标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结构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能源贫困与能源优化配置,国际能源贸易与能源地缘安全等方面进行展望。

边境口岸是国家沿边开放的门户,是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和社会文化交流的枢纽节点,对国土开发体系构建与国际交流网络融合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陆地边境口岸的开设路线与分布格局,从交通方式、岸城距离、地形地貌等角度深入研究了其类型分异与基本特征,并采用HH指数从各角度考察其运输集中性,最后揭示了中国边境口岸开设路线、分布特征及空间集中性的发展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具有现代功能的边境口岸形成了五个发展阶段,集中布局在东北、新疆和西南边境地区,以公路口岸为主,多数口岸形成岸城分离,而国家对外开放路径、地缘政治格局、自然地理环境、交通连通、腹地经济等因素对其开设、布局及运输集散性具有重要影响。

文章从地理学视角对短视频网络空间关注度进行研究,并探索性分析了短视频生产的新型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关系及其交互机制。采用空间分布均衡性测度方法分析了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空间分布的均衡性,利用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ESDA）分析了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的空间结构特征,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了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从空间分布均衡性来看,城市群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空间分布均衡性较好、集聚度适中,江西省和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均衡性比较接近;湖北省和湖南省的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空间分布均衡性较差、集聚度较高。②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整体格局呈“两翼较高,中部高低相间”格局,其中武汉市和长沙市关注度最高,位于第一等级。③从空间集聚特征来看,整体呈空间正相关,但空间集聚程度低,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其中武汉市为高值集聚区,益阳市为低值集聚区,其他城市集聚特征不显著;武汉市和长沙市为热点区域。④从影响因素来看,电商物流水平、人力资源发展水平、移动互联网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创业环境质量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影响程度依次递减,对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的提高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其中电商物流水平正向作用最大,创业环境质量正向作用较小。

区域一体化通过推动区域间资源共享与经济合作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已成为经济地理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对经济地理学领域长三角区域的学术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并基于系统文献阅读探索区域一体化议题的研究进展。研究表明,经济地理学界关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的学术规模、学科开拓性和学术共同体建设有待提升;相关研究已形成产业协作与空间组织、城市分工与区域发展、区域交通网络、区域协同管治和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五个方面,发现了长三角区域协同的网络化、圈层化、多中心、沿交通线路发展的格局,以及邻近性、集聚效应、溢出效应、政府博弈在一体化中的作用;研究重点从格局刻画转向机制和对策探究,研究认知也从强调区域分工合作到区域协同、区域一体化不断升级,但囿于测度数据及方法的有限性,区域一体化研究仍处于待发展的探索争鸣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为我国世界经济地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引。文章梳理了世界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历程,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解决当今复杂的世界经济地理问题的重要作用。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提出了世界经济地理理论创新发展的初步认识：世界经济地理是个一体化的结构概念,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环境变化、全球地缘政治结构变化需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从全球整体、国家之间关系、国家自身发展、非国家关系以及不同尺度主体的相互作用角度来认知;世界经济地理是个历时性的演化过程,世界经济地理研究应有明确的研究单元,世界经济地理研究离不开中国。初步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世界经济地理的理论体系,该体系是以全球一体化理论、地域分异与地域联系理论、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基础理论,从历史视角、地区视角、国家视角和非国家视角出发,来研究不同尺度层级结构的世界经济地理问题。最后,文章以新的理论体系架构为支撑,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世界经济地理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文章基于2014─2021年中国1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Shapley值法,描绘了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地区差距的演化格局,并对其来源进行了分解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地区差距总体呈波浪式上升趋势,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呈倒“U”型演变趋势,二线城市呈下降趋势,三线、四线及五线城市呈上升趋势。②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在不同等级城市间存在较大差距,城市等级跨度越大,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明显。③Kernel密度估计表明,三线城市内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地区差距扩大最快,二线城市与四线及五线城市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呈现出两极或者多级分化态势。④Dagum基尼系数分解表明,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地区差距更多来源于不同等级城市之间。⑤Shapley值分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流动是造成城乡居民养老金地区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大豆是中国重要的植物蛋白和饲料来源,研究大豆生产格局对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运用2000—2018年我国29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基尼系数、产业集中度、ESDA法、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大豆生产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近20年以来,中国大豆生产总量波动上升,呈现出“东北集中、西南扩散”的空间变动趋势,大豆生产的地理聚集水平有所上升。②中国大豆生产存在较强的正向空间关联关系,关联性呈“U”型变动趋势。③要素投入、农业比较收益、城镇化对大豆生产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受灾面积对大豆生产存在负向抑制作用,邻近地区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大豆产业从业人员、农业比较收益、交通通达性、城镇化会影响到本地区大豆生产,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基于上述发现提出针对性意见,以期为提高中国大豆自给能力提供理论参考。

区域发展差距是经济地理学永恒的研究主题。在我国新的发展阶段,把握区域发展差距新趋势和成因,是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科学依据。研究发现,近十年来,我国沿海与内陆区域经济差距有所减缓,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呈现有所扩大的趋势;城市群之间、欠发达区域之间等南北方同类型区域间差距全面拉大;城乡差距普遍缓和,经济发展越落后地区的城乡差距依然越大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国边境省份和邻近国家之间,我方超前发展普遍加快。进而讨论了产生区域发展差距新趋势的原因,针对我国新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包括：近期,把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和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适应南北差距扩大的规律,激发南方发展的动能,使之为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按照打持久战的部署,在我国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应将扶持相对贫困区域的经济发展作为区域政策的重点;面对新挑战、适应新形势,以解决新基建“嫌贫爱富”为抓手,扭转区域创新能力在我国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持续扩大的格局,激发创新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贡献。

快速城镇化引发乡村社会空间重组和居住形态变迁,并伴随农村社会分化与空间失衡等现实问题,理解乡村居住形态变迁的逻辑机理成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文章探索提出了乡村居住形态变迁的概念框架,刻画了乡村居住形态变迁的过程、特征与机理,及其与乡村空间转型的耦合关系与互馈机制,进一步探讨了乡村居住形态管控策略及空间治理转型方案。结果表明：①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引致乡村人口流动和迁移模式变迁,并进一步导致乡村社会空间快速重组与居住形态的剧烈变迁。②新型城镇化进程驱动乡村居住形态历经居住格局改变、住房低效利用、住房居住功能偏离和房屋闲置4个演化阶段,经济、社会文化和城乡政策分别具有直接驱动、间接影响和宏观引导作用。③乡村居住形态变迁推动乡村生活、生产、生态和文化空间转型,耦合联动的互馈机制使得各类空间也会对乡村居住形态施加影响。④精明发展导向下科学编制村庄空间规划,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乡村跨界治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多元治理和健全乡村空间治理机制是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治理转型趋势。

文章综合城市经济—社会—生态—工程韧性4个维度构建资源型城市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4—2020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对四类资源型城市的区域差异特征与影响因素予以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国四类资源型城市韧性的分维度指数具有相似分布,依次大小均为社会韧性、工程韧性、生态韧性、经济韧性。其中再生型城市各维度均值处于领先地位,衰退型和成长型城市相对靠后。成长、成熟、衰退、再生型城市的绝对差异均呈稳步下降趋势。②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主要来源为区域间差异。就区域内差异来看,资源型城市的区域内差异呈现“成熟型>再生型>衰退型>成长型”特征。就区域间差异来看,成长—再生型城市之间的区域间差异最大,成长—衰退型城市之间的区域间差异最小。③市场规模、科技投入、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以及环境规制均能显著影响中国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且作用强度存在异质性。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数字经济成为当前重要经济形态,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数字经济发达的杭州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和标准差椭圆方法对数字企业的发展演变及其类型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合文献资料及社会调查探索其空间集聚机制。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经历了稳步发展、快速发展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数字企业呈现出城区集聚、郊区扩散及再集聚的演变特征,形成以主城区、滨江区、余杭区三大集聚区为枢纽点的网络结构。②各类数字企业选址与空间集聚表现出产业集群导向、土地成本导向、创新生态导向和数字技术导向的不同特征,并以数字技术应用业与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最为成熟,形成创新生态圈主导的空间集聚地域格局。③地方政府、企业组织、社会公众等动力主体共同推动了数字经济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包括产业政策引导与城市空间结构调整、龙头企业引领与创新网络发育、人口郊区化集聚以及创新人才汇聚,促使杭州数字经济全面发展。

文章借鉴复杂网络理论内涵,综合运用多种网络分析方法,构建测度贸易网络韧性的分析框架,从节点韧性和结构韧性2个维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网络韧性开展综合测度,探讨其演变过程、发展特征和趋向。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联系日趋紧密,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升,不均衡态势逐渐显现,贸易网络拓扑结构呈现由松散向紧密发展、由多极向单极演变的趋势;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网络节点韧性具有明显异质性,并处于动态演化中,逐渐形成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等国家为强韧核心的贸易格局;③综合考虑连通性、抗毁性、恢复性和稳健性4个维度,随着时间演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网络结构韧性有所提升,网络结构异质性不断增强。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提升贸易网络连通性和稳健性,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畅通走向更高水平和更宽维度。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③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④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具有巨大的潜力,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演化格局及其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基于熵权法测度中国省域2013—202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融合水平,利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对数离差均值、空间自相关分析、冷热点分析探究数字经济的空间演化特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水平的影响。主要结论为：①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明显,但差异在逐渐变小,分维度而言,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产业数字化水平呈现平稳下降趋势,而数字产业化和数字创新的发展相对波动较大。②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东—西—中”梯度递减的趋势,空间集聚特征显著,整体集聚趋势逐渐加大。③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当地城乡融合水平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正向影响是由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创新的本地效应来主导。

探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对推动我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与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运用空间统计方法考察中国4 92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应用地理探测器识别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整体上呈“东密西疏、南多北少”的集聚型分布格局,并有向西、向北扩散的趋势。②区域尺度上呈现以“中心城市—城市群”为依托的“三极、多核”集聚连片分布格局,各省份之间分布不均衡但东部省域间相对均衡,城市群是分布集中区但城市群之间差异大。③不同行业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程度差异明显,高新技术服务业、机械设备制造业、高新技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食品轻纺业、采掘与加工业和工业配套服务业的空间分布非均衡程度依次降低。各行业“小巨人”企业的集聚区位虽然差异较大,但“多点集聚”总体特征较稳定。④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础设施与政策环境是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实力与社会发展是重要影响因素,自然条件和创新能力是基础性影响因素,影响因子间有显著的非线性增强作用,但各维度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有较大差异。

推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是健全区域协调发展,补齐转型短板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111个资源型城市样本,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了2004—2019年中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动力源泉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整个样本时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累积增长0.33%。从分布区位看,南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高于北方;从发展类型看,衰退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依次高于再生型、成熟型和成长型。②从内源视角看,技术进步成为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增长的动力源泉,并以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改进的贡献最大。③从外源视角看,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等对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大小和方向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就业结构优化、金融发展对各分位数水平下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文章以黄河流域城市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区位商对城市类型进行划分,并通过莫兰指数、变异系数、斯皮尔曼相关性等多种分析方法对不同类型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城市经济韧性水平接近地区具有明显空间集聚现象,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和农、林、牧、渔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韧性存在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②2008—2019年黄河流域各类型城市经济韧性波动较大,不同类型城市经济韧性差距整体呈现波动缩小趋势。③2008—2019年,黄河流域各类型城市经济韧性排名前两位的城市专业化类型主要是属于第三产业,排名后五的城市专业化类型主要属于第一、二产业。④对不同类型城市,人口密度均和其城市经济韧性显著正相关;除建筑业类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类城市外,金融发展水平同城市经济韧性显著正相关。

文章利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高德人口迁徙数据等,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莫兰指数、网络中心性分析和核心—边缘分析等方法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并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公共服务和迁徙成本等方面研究长三角人口迁徙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不均衡,城市规模呈现东重西轻的局面,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具体表现为较大规模的城市相互邻近、较小规模城市相互邻近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城市群沿长江和京沪高铁向宁合方向拓展。②根据人口迁徙强度,将长三角城市群人口迁徙网络划分为四级,随着网络层级下降,网络密度增加、节点城市增多。其中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和杭州等五市中心度较高,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和集聚效应。③从人口迁徙网络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区域内部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协同发展格局。④工资水平、产业结构、交通便利性和医疗服务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人口迁徙的主要因素,均显著促进了人口迁徙。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新型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新时代的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要求。顺应这些要求,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依托创新驱动构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体系;有序推进城市群高质量集聚,把城市群建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区与先行区;全面推进县城高质量发展,将县城和小城镇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区;深度推进城乡高质量融合,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奋斗方向;依托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别,做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综合区划,因地制宜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正确处理好中国式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及路径依赖,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中逐步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