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在三生空间协同与共同富裕内涵重构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共同富裕水平与三生空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探究了2004—2023年长江经济带三生空间协同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空间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共同富裕水平和三生空间耦合协调水平均持续提升，空间上呈现片区集聚、多节点扩展和中上游追赶的特征。②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功能提升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生态空间功能影响呈现先抑后扬的阶段性特征；三生空间耦合协调的促进作用强于单维功能提升和两两耦合。③三生空间协同的共同富裕效应具有明显阶段差异，低水平阶段主要体现为基础福利改善，中等水平阶段面临转型成本摩擦，高水平阶段则通过要素再生产实现发展增益；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表明，该效应主要表现为本地促进，尚未形成稳定的跨区域溢出。研究结果揭示了三生空间协同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对长江经济带乃至更广大区域的高质量协同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文章通过系统解析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内涵与作用逻辑，构建了涵盖基建升级、创新驱动、服务效能、绿色转型、安全保障5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熵权TOPSIS模型、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及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对2010—2024年山东省三大经济圈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其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①山东省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持续提升，但区域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以济南、青岛为核心的双中心结构，呈现“东部领先、核心集聚、梯度分化”的特征。胶东经济圈发展水平最高且增长较快，省会经济圈在济南带动下保持稳步提升，鲁南经济圈整体水平偏低且内部差异明显。②区域差异演化具有阶段性特征，由早期收敛转向波动上升并进一步扩大，差异来源由区域间分化逐步转向区域交叉重叠主导。③三大经济圈演进路径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省会经济圈表现为核心带动下的分层扩散，胶东经济圈呈现高水平集聚特征，鲁南经济圈仍处于追赶阶段。最后，据此提出应围绕基础设施数智化升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综合服务效能提升、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及安全保障体系完善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溢出效应模型，探讨了网络关注度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机制与规律。研究发现：①城市网络关注度对城市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②从异质性分析看，中小城市、三大城市群、东部城市的流量效应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城市品牌和竞争力丰裕的城市更易将关注度转化为持续增长动力。③从机制分析看，有效市场机制下，网络关注度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城市发展；在有为政府机制中，网络关注度促使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与基础设施建设。④从空间溢出效应看，城市网络关注度对城市发展的正向影响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最后，文章提出差异化城市发展策略，以强化流量效应的精准赋能，协同提升市场活力与政府效能，实现短期流量红利向长期发展动力的转化。
在教育资本化与居住分异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学区资源正由传统的公共服务单元转变为居住筛选与社会分层的重要空间杠杆。文章以南京市主城核心区1912个住宅小区为基本分析单元，整合房价、POI、小区属性、手机画像与学区边界等多源数据，采用PCA降维与概率象限分类方法识别住房类型与居民画像，基于多项Logit模型量化居民对住房的选择偏好，并引入小学与中学学区等级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了教育资源在不同住房类型中对人群筛选的放大或削弱作用。研究发现：70%样本呈现“人—房匹配”，“人—房错配”现象主要集中于顶尖学区片区，且在小学阶段表现出更强的准入门槛和分流效应，学区等级在不同住房类型中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
都市圈是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的体现，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点单元。国内学术界对都市圈的概念内涵存在认知差异，影响了政策制定和空间治理实践。文章通过对都市圈概念进行本土化辨析后认为：①都市圈的主要功能在于产业协同，空间范围宜确定为1小时交通圈，且内部包括多个通勤圈；②都市圈的空间形态与发育阶段相关，呈现动态变化；③都市圈空间治理应注重从区域和城市的双重尺度进行研究。据此，提出都市圈国土空间治理应坚持系统思维，基于都市圈作为空间实体的理念，确定空间治理的规划范围和研究重点；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实施导向相结合，研判都市圈的发展阶段，识别都市圈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明确都市圈在提升中心城市能力、完善区域网络化结构和区域协同机制等方面的目标任务，并制定可落地实施的项目清单、政策清单和协同清单等政策建议。
文章运用多种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刻画了2000—2023年全球电子产品贸易网络的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无权和有权贸易网络、进口和出口骨干网络结构差异，并评估了全球电子产品贸易网络的结构韧性。研究发现：①全球电子产品贸易规模总体呈现初期平稳增长、中期快速增长、经济危机干扰下快速恢复以及疫情冲击下波动增长的阶段性特征。②无权贸易网络中美欧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电子产品贸易网络中展现出广泛且持续的影响力，有权贸易网络中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且中国的地位极其突出。③全球电子产品贸易网络骨干结构不断演变，进口网络呈现“少核心、大集群、高集聚”的特点，重心逐渐由美国向中国转移，德、法、英等欧洲国家在不同阶段承担次级枢纽功能；出口网络则呈现“多核心、小集群、高离散”的特点，早期由欧美国家主导，逐步演变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与欧美国家并存格局。④受中美贸易战、地缘政治冲突、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叠加影响，全球电子产品贸易网络结构韧性下降，中美等关键节点对贸易网络结构连通性具有决定性作用，遭受冲击后的电子产品贸易网络存在崩溃的危机。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我国在全球电子产品贸易中面临的潜在风险挑战，并从促进我国电子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提升全球电子产品贸易网络稳定性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文章基于2017—2023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分别构建新质生产力和智慧健康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模型、Dagum基尼系数、障碍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考察了两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新质生产力和智慧健康养老产业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阶段性回落—协调性增长”的演进态势，东部与中部地区提升较快，西部与东北地区提升相对滞后，区域协调发展的马太效应明显。②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先升后稳，地区内东部差异较大，地区间东西部差距最为突出，且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③新质生产力系统的核心内部障碍因素为信息传输和科学研究就业人数占比、铁路里程等，智慧健康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系统的核心内部障碍因素为新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企业数、新兴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企业数等。④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情况、公共服务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是影响两系统耦合协调的外部影响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起主导作用，且各因子间存在协同放大效应。未来应加快完善智慧养老数智化支撑体系，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策略，推动区域资源配置能力与产业承接能力同步提升。
文章基于2011—2023年中国24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从时空演变特征看，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总体上升，但数字基础设施增长速度更快，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空间极化特征更显著。②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市场化水平高、非资源型、中心城市及环境重点保护城市中更为明显。③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和数字产业集聚是数字基础设施赋能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两条重要传导路径。④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畜产品供给安全是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2000—2023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及基尼系数等方法分析了中国畜产品产出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基于SHAP的可解释机器学习方法识别驱动因素的重要性与非线性影响，并运用相对扭曲系数测度了其驱动因素资源错配特征。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中国畜产品产出水平持续提升，其重心呈“北移—西迁”的动态特征。②中国畜产品产出水平空间分布具有集聚化特征，区域差异程度呈明显下降趋势。③中国畜产品产出水平演变过程中，第三地理本性和第二地理本性因素分别发挥引领性和驱动性作用，而第一地理本性因素发挥基础性作用且呈边际效应递减趋势。④关键驱动因素的资源配置呈现区域分化特征，其中饲料保障水平的空间分异最强，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劳动力存量则表现出局部强化特征。据此，应把握畜产品生产变迁规律，优化畜牧业生产空间布局，实施分层分类的区域协同战略，保障国内畜产品供给稳定。
乡村性是乡村生态、生产、生活景观的综合呈现，是构建乡村地方文化特质不可或缺的元素，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方面。乡村文化景观作为特定乡村地域的文化景观类型成为乡村性的重要体现，其中的农民画作为极具乡村文化特质的地方性文化产品，是体现乡村性的地方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文章采用田野调查法、图形解构法、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实地调研广东惠州龙门农民画发展现状，并从自然环境、聚落环境、生活方式3个方面分析了其作为乡村文化景观的缘起与生产历程，以及如何成为承载地方集体记忆的载体和文化标志。研究发现，在过去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作为乡村文化景观的农民画正在从乡村地区逐渐退出，乡村性建构面临挑战。未来，要充分挖掘农民画的文化景观价值，加强对农民画的要素提炼、政策扶持和场景再造，促进乡村景观风貌的保护、乡村特色生活方式的延续和乡村文化空间的保护，推动乡村性的重构。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降水事件频发，对中国农业经济产出影响深远。文章基于2000—2021年中国县域经济与气象数据，结合SSP降水预测数据，全面分析了降水变化对农业经济产出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研究发现：①正常降水增加有利于农业增收，由于极端降水频发，年均降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总体为负。②夏季极端降水会造成农业“减产”，春秋季正常降水促进“丰产”。③降水变化对农业经济产出的影响在不同干湿区、农业自然区和熟制区存在显著异质性。④极端降水增加会减少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和机械投入，进而不利于农业经济产出。⑤未来极端降水造成的农业经济损失将持续扩大，在SSP2-4.5情景下，全国农业经济损失预计由2030年的78.84亿元增至2100年的211.60亿元。据此，文章从降水资源利用、极端降水风险防控和区域适应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文章基于2014—2023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组合赋权法构建省域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康养旅游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度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康养旅游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及演变趋势，并利用地理探测器识别了其核心驱动因子。研究发现：①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康养旅游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人口老龄化指数均值由2014年的0.1081升至2023年的0.1853，康养旅游发展指数均值由2014年的0.2125增至2023年的0.2995，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从2014年的0.7927提高至2023年的0.8338，西部地区增速快于东部，协调关系显著增强。②相对发展类型持续优化，协同发展型省份由4个增至10个，康养旅游滞后型省份由15个降至5个。③耦合协调度高水平区呈现“南北扩展，连片成型”态势，覆盖范围由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扩展至山东、河北与浙江，形成跨省份高协调片区。④社会、经济与教育因子交互作用显著，市场环境、人口结构、城镇化水平与生活成本是核心驱动因子。最后，据此提出因地施策、畅通循环等政策建议，为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康养旅游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文章利用网络平台有关山西省6039篇有效游记，构建铁路游和公路游网络。在此基础上，运用派系过滤算法、角色识别模型、优势流分析和位序—规模特征分析等方法探究山西省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与异同，并归纳出景区垂直和水平向圈层组织模式。研究发现：①旅游流网络包含跨区划、多市域和单市域社团。②旅游流网络节点呈核心—边缘双峰分布，中转节点支撑不足。跨区划社团核心节点对区域旅游流控制能力更强，多市域社团节点结构更均衡但外溢效应差，单市域社团为单中心或双中心结构，首位度高。③旅游流网络关联层级明显，跨区划和单市域社团呈现基地游和旅行链模式，多市域社团为区域环游模式。④不同交通方式对地理距离和旅游景区等级的响应程度存在尺度差异，形成了垂直向和水平向的景区圈层组织模式。
文章以湖南武陵山区37个县域为例，以2019、2021和2023年为研究年份，基于铁路客运班次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铁路交通网络密度和中心度，分析铁路交通网络结构的变化；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旅游产业发展综合指数分析其旅游经济变化情况，同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铁路交通网络结构与旅游产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并探讨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湖南武陵山区铁路交通网络密度偏低，铁路交通网络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张吉怀高铁的“斜L型”线路的密集化和中心化，但节点间的联系相对偏弱，互联互通的程度较低；②湖南武陵山区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发展较好区域主要集中在张家界市的武陵源区和永定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吉首市和凤凰县；③湖南武陵山区铁路交通网络结构与旅游产业发展的耦合度较高，但协调度较低，铁路交通的发展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够明显且不够稳定；④铁路交通网络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受网络结构支撑、空间极化分异、供需匹配联动和政策环境调节等因素综合影响。为促进交通系统和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既要构建多中心交通网络体系，还要打造多类型多主题旅游线路，推进区域旅游品牌建设。
旅游高质量发展一直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运用动态QCA方法，以中国296个城市为样本，构建由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竞争公平、政府关怀、人力资本7个要素组成的营商环境影响因素框架。在此基础上，探究7个要素如何通过多重联动组态机制驱动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①单因素分析中，营商环境的7个前因条件均无单独形成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是需要多种因素协同作用。②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组合路径中，识别出3条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③旅游高质量发展的3条路径均未发现存在时间差异效应，但在空间上存在非均衡特征。文章不仅拓展了营商环境的研究，而且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