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将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第11版GTAP数据库，构建内嵌中国31省份的全球CGE模型，系统评估了关税冲击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及中国的区域经济影响。研究发现：①在宏观层面，美国GDP下降显著，中国凭借国内大循环和出口多元化展现出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而欧盟、日韩及东盟等第三方经济体因贸易转移效应普遍获益。②在区域层面，沿海出口导向省份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而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依托内需和要素成本优势保持稳定增长。③美国加征关税虽在短期内对其部分重点产业（纺织服装业、电子产品制造业等）具有保护作用，但在长期将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中国相关产业在短期内虽受冲击，但随着国内供应链调整，长期呈现增长趋势。④从空间上看，多数省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出下降，并呈现向边疆省份转移的趋势；技术密集型产业虽在外向型省份受冲击较大，但在工业体系较完善的省份表现出较强韧性；而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供应链整合型产业则显示出较好的抗冲击能力。

文章基于中国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2011—2021年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过程和特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结构和时序影响。 结果表明：①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呈现多点零散分布，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南北分异。其中南方地区的城市经济韧性显著高于北方，显著高值集聚区整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再向西和北”的演化过程。②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③结构分析表明数字创新要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较大。时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逐年提高，其中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要素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也具有递增的时序性。

文章构建涵盖旅游经济、旅游资源、基础设施与旅游管理等4个维度的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方法测算2014—2023年贵州省88个县域旅游竞争力，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障碍度模型进一步识别并解析制约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 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整体稳步提升，且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但区域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表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结构性分化态势。②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发展特征，其中高竞争力县域主要集中于贵阳、遵义、六盘水等经济基础较好、交通便捷的区域，而边远山区及少数民族聚居区旅游竞争力相对较弱。③生态环境质量、经济基础薄弱及交通可达性不足是制约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的核心障碍因素。④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面临的主要障碍类型包括旅游经济障碍型、资源障碍型、基础设施障碍型和管理障碍型。不同县域因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障碍类型及其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异质性。

考虑到农村电商已经成为“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重要渠道，且许多地理标志主产区鼓励农户接入农村电商，有必要探究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及其作用机制。文章基于京东平台上大米产品的实际交易数据，采用特征价格模型准确地估计了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并从在线声誉和可追溯性的角度验证了地理标志产生线上溢价的间接路径。 结果表明：①地理标志能够产生线上溢价，但线上溢价随价格区间的上升而下降。②地理标志有助于积累良好的在线声誉和促进产品追溯码的使用，进而产生线上溢价。③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在地理区划上具有异质性，来自西部地区或非粮食主产区的地理标志大米能够产生更高的线上溢价。④富硒、低蛋白和胚芽等功能性标签会降低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但没有证据表明有机认证会对地理标志形成替代。

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272个市域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实证检验了均等化水平及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居民消费呈现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发展格局由“多点式”零星分布向“组团式”聚集形态转变，其中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城市群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主要高聚集区。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且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③机制分析表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发挥收入效应和预期效应促进居民消费。④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空间聚集区和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据此，未来应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协同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其空间辐射效应，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文章从科技创新能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要素创新配置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运用莫兰指数、核密度估计、Markov链转移矩阵、Dagum基尼系数和收敛模型揭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地区差异与收敛性特征，并进一步借助障碍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随时间推移稳步上升，存在明显的“东高西低”递减式分布格局。②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邻接高水平地区对本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积极促进作用。③从区域差异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差距较大，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占首位、区域内差异次之，且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④从影响因素看，科技创新能力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因素，对外开放、信息化、劳动力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是导致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新质生产力空间分异特征的主要驱动因子。

文章聚焦分布式可再生电力生产—储能—终端用能融合系统——“零碳单元体”，通过理论建模与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评估了其经济与减碳效益。研究发现：①当零碳单元体的平准化度电成本低于购电价格时，用能主体的效用水平随之提升。②以中国典型家庭为例，“10 kW光伏—10 kW·h储能”的零碳单元体25年期净现值平均约37802元，内部收益率6.08%，平准化度电成本0.28元/kW·h，年均减排6.13t CO₂。③区域分析表明，受光照资源、电价水平、电力碳排放因子等影响，零碳单元体在山东、黑龙江等华北与东北地区推广的经济与减碳效益较高，而贵州、重庆等西南地区则相对较低。据此，应充分发挥零碳单元体的经济与环境双重价值，因地制宜推动其在优势地区先行先试并逐步推广，加速释放多元主体的转型潜力，以系统融合方案赋能零碳转型。

文章选取甘孜、淄博和哈尔滨等30个网红旅游地，借助互联网多源数据，深入探究其生命周期演化特征与规律，进而提出了网红旅游地从“爆红”到“长红”的系统性调控策略。研究发现：①中国网红旅游地热度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头部效应和季节性明显，空间上总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②网红旅游地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稳定型、爆发型、山谷型、山峰型和特殊型5种类型，且不同类型的网红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服务型管理思维、打造地方特色文旅IP、创新多媒介形象传播、加强数字化城市建设”4个方面的网红旅游地系统性调控策略，以期为网红旅游地避免步入衰退期或走向断崖式下跌，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随着全域旅游战略的深入推进，旅游廊道体系的构建及其空间布局的优化已成为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选择。文章以陕西省渭南市为例，根据旅游热度值识别旅游源地，进而采用MCR模型和重力模型提取渭南市的旅游廊道，并对不同情景的旅游网络结构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结果表明：①渭南市44个旅游源地与118条旅游廊道构成全域旅游空间的基本格局，其中包括44条一级廊道，15条二级廊道和59条三级廊道，廊道总长2423.02 km，识别出旅游“夹点”46处，障碍点28处。②根据旅游源地的不同模拟情景，增“源”全面发展情景对旅游网络系统的效能提升有限，优化减“源”发展情景比增“源”全面发展情景对网络系统的改善更加有效。③根据旅游综合阻力值，将渭南市旅游发展空间划分为旅游发展极重要区、重要区和一般重要区，并针对性地提出差异化的旅游发展策略，为渭南乃至全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文章以“中国鞋都”——晋江市陈埭镇为例，基于全域鞋服企业和相关建成环境、社会经济数据，综合采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系统解析了陈埭镇鞋服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陈埭镇鞋服企业呈现出“多点集聚、少量带状分布”的空间特征，不同产业链环节企业空间分异明显。②建成环境主要影响制造环节，社会经济、设施条件主要影响上游设计研发、下游包装销售环节，营商环境主要影响上游设计研发、中游成品制造环节，上述因素的影响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民营经济强镇产业空间优化、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探索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旅研究的重要时代命题。文章首先界定了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概念，认为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具有三重三元逻辑，在“数智技术嵌入—产业生态重构—多元融合共生”的循环反馈中动态演进，其融合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服务美好生活、展示中国形象和增进文明互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数智文旅共生体”为标识性概念，以“文旅新质生产力”“数字文旅”等为新范畴，以“视听符号化转换、柔性叙事策略、受众本位视角与分众化叙事”为表述方式的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话语体系。最后，文章提出“政策—资源—产业—生态”的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后效提升的实现路径，为助力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文章以中国272个市域为研究对象，使用两期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及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测度了市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中国市域工业绿色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非均衡特征显著。②中国市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其次是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较低但逐步加强。③技术进步、绿色动能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效率恶化、发展动能阻碍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技术和投入产出维度结合来看，技术进步既源于发展技术进步也源于绿色技术进步，效率恶化主要由发展效率恶化导致，且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更多来源于发展效率差距。据此，应重视工业绿色发展长期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的工业绿色发展策略，以缩小发展效率差距为重点协同提升市域工业绿色发展水平。

文章在明晰发展绿色经济必要性的基础上，首先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衡量绿色经济发展，采用复合网络DEA模型衡量工业产能利用率并进行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分解；然后，运用基于邻接矩阵、逆距离矩阵与经济地理嵌套矩阵的空间面板模型评价绿色经济发展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空间效应，并通过供给侧与需求侧进行机制分析；最后，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了区域异质性讨论。研究发现：①绿色经济发展能够通过集聚效应提升本地区工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扩散效应提升邻近地区工业产能利用率，有利于突破“胡焕庸线”对经济地理格局的束缚。②绿色经济发展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直接效应，在需求侧主要表现为溢出效应。③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非均衡态势，而绿色经济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提高能源效率可以缓解能源需求压力、推动经济低碳转型，进而实现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文章在计算200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基础上，将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合成控制法等方法探究了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①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全要素能源效率，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②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③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福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最大，四川次之，河南最小，对浙江虽短期出现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并为创新城市治理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参照。

国土空间多功能格局及其冲突关系识别，是推进空间统筹协调与高效利用的基础。文章基于协同—竞争视角，构建农业、城镇和生态三类功能的适宜性评估体系，采用三角模型识别空间单元的相对优势多功能类型，并通过冲突诊断矩阵定量测度多功能类型分别与土地利用现状及国土空间规划之间的冲突。选取山东省莱州市为研究区，以六边形格网为基本评价单元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农业、城镇和生态功能适宜性指数分别为0.60、0.51和0.54，农业适宜区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城镇适宜区在中部集聚，生态适宜区在东西两侧分散分布。②多功能类型以农业—城镇多宜型为主，沿东北—西南方向形成带状分布，生态优势型次之，主要分布在沿海及西部山林地带；评价单元多功能适宜性指数总和随高程、海岸线距离、城镇中心距离及道路距离等要素呈非线性变化。③现状冲突整体处于较低至中等水平且呈离散分布，规划冲突高于现状冲突；规划在18.69%区域缓解现状冲突，而19.12%区域因多功能协同不足或功能错位可能导致冲突加剧。建议强化多功能空间协同优化，推行动态冲突监测与分区调控机制，为提升国土空间精细化治理提供参考。

可及性养老资源是衡量养老服务供给效能的关键指标，对于构建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聚焦长三角城市群，依托多源数据，采用核密度分析、一致性系数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了可及性养老资源和不同生命周期老年人口的空间格局、匹配特征及背后的驱动机制。 结果表明：①可及性养老资源呈现“一体两区多核心”格局下的“Z”字型集聚空间分布。同时，“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边缘城市”等级分化下的空间非均衡发展结构明显。其中养老机构呈“沿江沿湾”分布，社区老年文娱场所为“多点状”集聚。②老年人口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楔形集聚区”，沿沪宁、沪杭通道形成“一体两翼”格局。细分群体中，不健康但生活可自理与不健康且生活不可自理群体集中于沪宁轴带，健康群体有向郊区扩散趋势，三类群体均呈现“中心—外围”衰减规律但速度各异。③可及性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的空间协调性弱，资源与人口的协调程度由中部地区向四周递减。细分类型中，养老机构富足类城市占比较高，社区医疗匹配类占比较低，文娱设施滞后类占比突出。社区老年文娱场所整体匹配度最优，其次为社区医疗卫生场所。省际差异显著，浙江资源聚集程度多高于对应老年人口，安徽、江苏、上海多呈资源滞后特征。长三角南部形成了“富足—匹配”交错带，资源滞后类围绕北部和西部连片分布。④可及性养老资源的空间分异受多种因素共同驱动，地区财政支出、老年人口数和媒体关注度等人文环境因素是影响养老资源布局的主要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对有限，但与人文环境因素交互后，影响作用显著增强。

森林康养对促进大众健康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生态康养、景观康养、饮食康养、文化康养4个适宜性为一级准则，选取18项具体指标构建森林康养适宜性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森林康养适宜性进行了评价和区划，并提出了产品开发思路和建议。 结果表明：①湖北省平原区森林康养适宜性低，山地区森林康养适宜性高，总体呈“中部低，四周高”的圈层式空间分异格局；②湖北省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可划为4个一级区（优先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局部开发区、精准开发区）和8个二级亚区；③湖北省森林康养产品开发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实施多元化、特色化、协同化、赋能化的多层次开发策略。

文章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标准差椭圆、泰尔指数等方法分析其新增跨境电商企业时空变化格局，同时基于路径依赖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揭示了跨境电商企业区位选择及时空格局演变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时序发展上，广东省跨境电商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受经济环境和政策演变影响，新增企业呈现出阶段性波动特征；②广东省新增跨境电商企业呈集聚与分散并存、集聚为主的特征，集聚方向趋近于水平，集聚中心位于深圳市和东莞市，四大区域板块之间分布差异大于板块内部差异；③广东省新增跨境电商企业由广州市、深圳市双中心轴线集聚向珠江口西岸多中心面状集聚转变，并进一步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跳跃式扩散和等级扩散；④跨境电商企业区位选择在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区分别呈现出路径依赖为主和路径创造为主的空间差异。影响因素中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形成的路径依赖仍然占据主导作用，政策因素呈现出路径创造作用，技术进步、开放程度等外部冲击的路径创造作用不显著。

文章基于湖南省122个县（市、区）的323处红色旅游景区（点）空间位置数据，运用Voronoi多边形变异系数、核密度分析刻画其空间分布格局，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厘清其影响因素，并运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方法探明其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 结果表明：①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呈集聚特征，各区县分布类型差异显著；红色旅游景区密度分布由东至西递减，密度核心区以长株潭都市圈为集中分布区，向西部的武陵山片区和东南部的罗霄山片区延伸呈“一核双轴”状分布。核心区外在湘南、湘中和湘北地区存在多个环形次密度区零星分布。②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资源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影响，且双因子交互作用大于单因子的解释力。③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遴选的9项条件变量均无法单独构成影响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的必要条件，存在“资源驱动型”“资源—市场联动型”和“资源—经济联动型”3类组态模式。

青藏高原地区是中国生态环境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特殊的区域，具有环境恶劣、生态脆弱、发展滞后等特征。文章在采用熵值法测度青藏高原地区人口、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发展指数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PVAR模型等方法探析了青藏高原地区“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各子系统间的互动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青藏高原地区整体人口和社会经济评价指数呈上升趋势，资源环境评价指数保持平稳，多数地市州人口、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处于中下水平。②青藏高原地区的“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耦合互馈效应愈加强烈，其中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市州主要位于东部和南部地势相对低平且水资源丰富的区域。③青藏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对人口具有正向冲击作用，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相互之间的效应初期均为正，但均会逐渐减弱直至变为负向。

边缘地带既是地理空间的末梢，也是国家间制度与治理体系的交界带。受区域发展“核心—边缘”化影响，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在各自国家空间发展中出现了人口流失、经济发展滞后等边缘化现象，两区域间的跨境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文章以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的投资为例，探讨了边缘区域海外投资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5—2021年黑龙江省对俄投资流量波动显著，对俄投资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年际差异较大，投资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且多采用绿地投资方式。②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合作园区主要集中在与中国毗邻的几个州区，产业类型以加工制造、资源开发和农业生产为主。大型投资项目多布局在中俄边境地区，少量延伸至远东外围地区，涵盖石油、矿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③投资时序上，2002—2005年投资数量较少，资金主要来源于牡丹江市；2006—2011年投资数量明显增加，投资主体由边境城市逐渐拓展至黑龙江省腹地；2012—2016年投资热度持续，犹太自治州和阿穆尔州成为投资新兴区域；2017—2021年园区及项目数量有所减少，但外围地区如萨哈共和国和萨哈林州开始吸引投资。④黑龙江省在俄罗斯远东的投资空间格局，主要受地缘关系、政策制度、跨境社会资本与空间基础设施等因素共同作用，各因素交织影响其演变过程。

乡村体育赛事型网红旅游地可持续性问题已经成为体育和旅游重大命题。以贵州“村超”网红旅游地为案例，基于修正钻石模型探讨了“村超”网红旅游地长红的机制，并运用SEM和IPA模型进行了实证探析。结果表明：①“村超”可持续性整体水平较高，其中当地群众积极参与、“村超”可以继续“火”下去、组委会可以持续组织下去尤为突出；②政府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村超”战略同为修正钻石模型核心因素，且因素之间正相互影响，与“村超”可持续性均存在显著的相互关系，共同构成了“村超”网红旅游地长红的动态机制；③“村超”网红旅游地长红的优势区因素有“村超”现场气氛好、当地村民积极参与、政府支持等14项，改进区因素有志愿者充足、当地交通便利、游客全面及时获得旅游公共信息、当地住宿体验优质等6项，机会区因素为明星参与带来的流量热度、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多样、当地旅游特色商品繁荣、“村超”比赛场地条件好等6项，维持区各界人员的参与中“各美食队”的参与有潜在价值。最后提出了促进其长红的政策建议。

在明晰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内涵与厘清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学理基础上，文章借助Super-SBM模型测度2011—2021年黄河流域城市尺度的绿色发展效率，识别其时空演进特征，并借助面板Tobit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线性与非线性效应。 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波动性与较大提升潜力，上中下游三大区域次序格局演变具有动态性与梯度性，60个城市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型层级格局；②空间格局演化具有阶段性特征，由多中心的随机分布转向多核心+多中心的集聚状态分布，出现高高集聚的连绵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受毗邻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③数字经济对该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驱动效应显著，驱动效应具有时间、空间与城市类型的异质性，经济结构偏重与调整滞后性以及快速提升的城镇化水平进一步加剧了该流域上、中游环境的约束效应；④政府调控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两者的最优强度应在保持市场灵活性和促进绿色发展的平衡点上，才能与数字经济发挥协同作用。为此，文章从强化数字经济建设、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绿色效能、优化绿色效率空间格局等方面提出了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文章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居民需求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经济带为样本，综合运用组合赋权法、ESDR指数法，测度2010—2022年长江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度，并运用核密度估计、冷热点聚簇、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其差异产生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居民需求指数保持相对平稳状态，空间上呈现“上游>中游>下游”的梯度格局；供给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空间上呈现下游地区领先于上中游地区的格局。②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ESDR值小于0，但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供给盈余区在明显扩大；供需空间关系以LL型空间错配集群为主，但LH型空间错配区域正小幅上升。③影响供给赤字区和供需平衡区的主导因素是地形起伏度，影响供给盈余区的主导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自给率。供给赤字区和供需平衡区地形起伏度因子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均较强，而供给盈余区则是政府财政自给率因子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均较强。研究表明，地形条件是导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水平产生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将消除地形条件产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差异纳入现行转移支付体系，不仅能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差异，也是提振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整合区域要素市场是释放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环节之一，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至关重要。文章采用价格法测算2009—2022年省际市场整合指数，基于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供应链信息披露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检验了区域要素市场整合对企业供应链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区域要素市场整合显著促进了企业供应链信息披露，市场整合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企业披露的供应商和客户数量增加约0.9个，披露金额占比提高约0.03个百分点；②机制检验表明，市场整合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发挥作用：一是降低企业面临的需求不确定性，缓解供应链“牛鞭效应”；二是提高客户集中度，强化大客户对供应链透明度的要求；③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以及地方政府干预程度大（经济增长压力较大）的地区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微观证据支持。

城市的标度律指示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之间的缩放关系。文章借助上海POI数据探究不同尺度下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与人口规模之间的标度关系，印证城市内部同样存在标度律，并且受到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MAUP）的制约。 结果表明：①栅格单元下的上海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标度律相较行政区划单元更为显著，并且伴随空间尺度的增大而趋于优化。②行政区划下的上海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标度律为次线性模式，而栅格单元下则为线性模式。不同城市功能区之间的标度律也存在差异，其中餐饮、购物、居住区为超线性模式，工作、教育区为线性模式，交通区为次线性模式。③上海城市功能区的效能整体较高，包括主城区在内的大部分区域优于预期，同时不同城市功能区的效能存在差异。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指标评价体系分析了2013—2022年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双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快速提升，但整体发展不均衡，呈“东高西低”分布态势，且中国各区域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呈现固化状态。②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但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效果的区域排名依次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③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呈现加速减弱的趋势。④数字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金融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