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提升企业碳绩效是推动“双碳”战略目标实现、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文章基于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建设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机制和效应。研究发现：①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碳绩效提升，边际效应为0.232。②低碳城市试点对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碳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③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以及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等路径机制，推升企业碳绩效。地理位置在低碳城市试点与企业碳绩效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调节效应。为了全面推动企业低碳转型和碳绩效提升，除了要进一步优化环境政策，还应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并平衡政策执行的地域行业差异。

经济地理空间的不均衡分布和集聚是常态，核心区域的集聚优势使得核心区创新研究成为主流，边缘区域创新则往往被忽视和低估。然而，近年来，边缘区域创新活动日益频繁，引起学术界关注并对其进行解释。现有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对边缘区域创新进行探讨，但对其概念界定、路径探讨等尚未形成统一理解，且未形成系统性文献梳理和机制解释。文章在对边缘区域创新进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边缘区域”内涵，界定了“边缘区域创新”行为，并创造性地构建了理解边缘区域创新途径的“内部、外部和系统创新”分析框架；同时指出边缘区域创新需要区域能动性、外部环境和区域能力的协调匹配，在挖掘自身需求和潜力、发挥能动性获得内部创新时，也需要建立外部联系获得外部创新和嵌入系统，才能实现多尺度系统创新。

文章以中国城市可达性为研究对象，以公路网数据为基础，构建了3种衡量时间可达性的指标，并根据指标的经济地理含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1980—2019年中国334个城市的公路可达性特征和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1980—2019年各城市的地理可达性均值从47.60 h缩短至17.92 h。其中，旅行距离缩短和旅行速度加快的贡献率分别为8.7%和91.3%。②地理可达性和整体经济可达性2个指标的分布特征均呈现以中部地区为中心的“核心—外围”特征；不同时期这2种可达性改善最快的地区，跟整体经济增长潜力增加较大的地区呈现出一致性，但可达性最优区域的具体分布与经济发达区域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③区域经济可达性的分布特征显示，具备该可达性优势的地区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带状区域和多个分散的内陆区域，其分布基本上跟各地区的经济发达区域重合。研究结果说明，在分析公路交通网络对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时，需根据分析的目的来选择适宜的可达性指标。

文章以福建省1177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案例分析等方法分析了福建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历史演变过程。结果表明：①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与福建山海格局、水系流域、民居文化区划高度吻合，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西部山区、较少分布在东部沿海。在闽东、闽南地区形成4个高密度区。②从空间演变进程来看，福建省传统村落不同时期空间分布聚集程度、数量随时间推移逐步增长，明清时期数量最多、最密集，总体呈现内陆—沿海—内陆的扩张趋势，与福建移民开发进程高度耦合。研究从历史地理学视角，通过福建移民开发进程揭示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历史演变规律，为乡村地理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福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及人居环境营造提供依据。

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冲突，对国土空间进行优化是当前学术前沿和国土空间规划急需解决的实践问题。文章在综述空间冲突、冲突风险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围绕基础理论建构、识别评价、驱动机制、优化调控等方面，初步建立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研究的逻辑主线。在理论框架建构时，结合土地利用多功能和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从管控治理维度和空间形态维度深入剖析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形成和冲突发生的形成机理，凝练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的概念内涵，建立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分类体系。在方法体系建构中，提出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评估路径、“三生”空间冲突风险驱动机制研究路径以及基于冲突风险的“三生”空间优化路径。未来，应从加强中小尺度空间单元的“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研究入手，在深度挖掘“三生”空间风险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场景、研发“三生”空间冲突风险智慧监管平台等方面强化“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研究。

文章运用多种复杂网络方法，从长时序尺度刻画了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时空演化，剖析了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拓扑结构，揭示了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韧性。研究发现：①全球锂资源贸易规模总体上呈现出先平稳发展、后快速增长态势，碳酸锂贸易规模明显高于氢氧化锂。②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规模和密度持续提升，逐步形成少数核心国主导、等级特征清晰、空间不均衡态势明显的贸易格局。③智利和阿根廷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锂资源出口国，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德国、荷兰、比利时、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国长期占据核心地位。④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骨干结构不断丰富与拓展，呈现出以少数国家为核心节点、连通区域贸易集团的发展态势。⑤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韧性呈下降趋势，少数国家和贸易联系对锂资源贸易网络结构连通性具有决定性作用，遭受冲击后锂资源贸易网络存在崩溃的危机。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一些促进我国锂资源贸易合作、保障锂资源供应安全的政策建议。

文章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熵权—TOPSIS方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2013—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不同影响因素作用的时空差异。研究发现：①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空间呈“东高西低”分布，新质生产力水平空间差异明显；②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其中高—高集聚区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主，低—低集聚区以西部为主，近年来新质生产力空间绝对差异扩大；③经济、教育、政策和资源因素对新质生产力具有影响，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水平、整体教育投入水平、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政策关注度整体对新质生产力产生正向影响，水资源拥有量、矿产资源拥有量整体产生负向影响，且各因素影响存在时空差异。

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是指主要依靠市场和政策手段构建的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平等交换、公平共享、共同富裕的通用范式。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是关系着中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成败的关键。文章在系统总结国际国内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实地调研，结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试点的典型案例解析，提出了城乡产业融合的延链固链模式、城乡建设用地融合的同价同权模式、城乡基础设施融合的统建统配模式、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融合的同标同惠模式、城乡文旅体融合的村超共享模式、农村宅基地改革的三权分置模式6种典型实践模式，分析了这些实践模式推广应用后取得的显著成效。这些典型实践模式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范式，但理论上不存在亘古不变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地区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只可借鉴、不可复制。

海运服务是实现贸易流通和经济全球化的纽带，准确辨析世界各国在海运服务贸易中的实际地位，对促进贸易良性循环和海运业稳定发展，量化识别海运服务贸易的格局及特征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利用社会网络方法，探究了全球海运服务贸易网络的拓扑特征和演化规律。研究发现：①从网络结构特征演变看，样本期内网络密度由0.143增长到0.241，海运服务贸易网络趋于复杂化稠密化，具有核心边缘层级结构、小世界性和极化特征，而无标度性不明显；度和强度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在-0.4780~-0.3930及-0.0206~-0.0155之间，海运服务贸易网络是典型异配网络；GCX、F8X、FKX 3种模体在各年出现频次均较高，出口结构和互惠结构是海运服务贸易的重要模式，高度集中化贸易模式则并不突出。②从各国网络地位和承担角色看，美国、德国、日本等核心国家在网络中具有绝对引领作用，南亚为贸易低值集聚区，空间上呈现以欧洲、亚洲、北美为主导的格局；中国、印度的节点度中心性逐渐提高，新兴经济体网络地位明显增强；新加坡是海运服务贸易枢纽中心，德国和美国是海运服务贸易的重要输出国，日本、英国和泰国倾向于承担进口发起国角色，中国作为核心国和中间节点起着重要的传输作用。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在归纳我国“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新趋势和值得借鉴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应我国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的四条经济地理学定律：①国家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共生的,不存在区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国家现代化。②区域地域功能的结构特征和区域之间经济收益的再分配过程,决定着城乡和区域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状态。③实现现代化时期与小康建设时期不同的是,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已成为主导和决定性因素。④依托比较优势的区域差异化发展是提高国家现代化整体效能的基石,提升生态产品的价值化水平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改革的重点。最后,文章还对“十五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适应性策略进行了初步讨论。

媒介地理学通过探讨“人—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互动规律为分析媒介情境中的城市空间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智媒时代下，媒介成为建构和传播城市空间形象的关键角色，媒介的空间实践开辟了人们感知空间的新方式，促使形成新的时空关系和社会关系。文章以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为例分析消费者的空间感知，探究媒介在城市网红消费空间表征与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①消费者对街区的空间感知主要集中在实体空间、唐风文化、空间主体、个人体验和网络媒介5个维度。②不同空间主体的共同参与完成了街区的空间建构，媒介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媒介在增强空间“可见性”的同时弱化了“真实性”，消费者过度模仿的空间实践可能会将空间异化为拍照的背景板，使部分空间失去原有的价值。

考察县城人口变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是因地制宜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文章构建中国式城乡现代化进程中县城人口变化的“格局—规模—功能—机理”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式城乡现代化进程中县城人口变化与城乡发展的内在逻辑，并综合运用位序规模、专业化指数和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等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县城的人口变动现状并探讨相关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县城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下降，人口流失县城北多南少，且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和省际交界地带；②县城人口规模体系呈扁平化，不同主体功能区类型的县城人口变化差异并不显著，其中城市化地区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的人口增长与距离中心城市远近密切相关；③经济发展是影响县城人口变动的关键性因素且影响程度不断提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影响变化不大且趋于减弱，政策、区位对县城人口变动的影响相对有限，各因素对不同区域县城人口变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空间异质性。

快速城镇化引发乡村社会空间重组和居住形态变迁，并伴随农村社会分化与空间失衡等现实问题，理解乡村居住形态变迁的逻辑机理成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文章探索提出了乡村居住形态变迁的概念框架，刻画了乡村居住形态变迁的过程、特征与机理，及其与乡村空间转型的耦合关系与互馈机制，进一步探讨了乡村居住形态管控策略及空间治理转型方案。结果表明：①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引致乡村人口流动和迁移模式变迁，并进一步导致乡村社会空间快速重组与居住形态的剧烈变迁。②新型城镇化进程驱动乡村居住形态历经居住格局改变、住房低效利用、住房居住功能偏离和房屋闲置4个演化阶段，经济、社会文化和城乡政策分别具有直接驱动、间接影响和宏观引导作用。③乡村居住形态变迁推动乡村生活、生产、生态和文化空间转型，耦合联动的互馈机制使得各类空间也会对乡村居住形态施加影响。④精明发展导向下科学编制村庄空间规划，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乡村跨界治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多元治理和健全乡村空间治理机制是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治理转型趋势。

文章基于2022年12月—2023年6月中国地级市ChatGPT百度搜索指数，运用ArcGIS软件、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探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关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关注随时间呈“倒V”型演化趋势；②生成式人工智能关注度具有区域集聚特征，初期表现为以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巨型团块状，后期则缩减为分散型小板块聚集形态；③科技发展、企业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教育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数字基础设施和政府支持度均会对当地生成式人工智能关注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除数字基础设施因素外，其余影响因素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是造成生成式人工智能关注度区域聚集的主要原因。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应加大对高新技术型城市的科技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建立高精尖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相关法规和伦理标准，以推动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布局。

文章以长沙市主城区为例，首先基于小红书平台用户分享的打卡点位数据和高德地图的POI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城市网红游憩空间相对于城市实体游憩空间的空间分布差异；继而结合网络文本和访谈文本，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揭示了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长沙市主城区网红游憩空间分布呈东北—西南走向，与实体游憩空间西北—东南走向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网红游憩空间的集聚强度与尺度距离均小于实体游憩空间，且呈“极核多点”分布，“核心—边缘”特征明显，而实体游憩空间则呈“单核多中心斑块状”分布。②局部热点分布特征显示，与实体游憩空间相比，长沙市网红游憩空间具有显著性的高度聚集区域出现西移，主要热点分布于城市滨水区、近郊山地和城市商圈等高活力公共游憩场域。③城市网红游憩空间分布特征的形成是人—媒介—地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实体游憩空间特色和魅力展现为城市网红游憩空间分布特征的形成提供了物理基础，社交媒介的普及和影响力强化助推了城市网红游憩空间分布特征的形成，而游憩者心理与行为模式改变则是城市游憩网红空间特征形成的重要诱因。最后，据此分别从人、媒介、地等不同层面提出了长沙市网红游憩空间营造的具体措施。

红色资源优势度能够体现区域红色资源禀赋及相对优势，是红色资源整体保护利用的物质基础。文章以湖南省不可移动文物中的1227处红色资源为研究对象，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采用丰富度、品位度、集聚度以及可达度4项指标，构建红色资源优势度测度模型，对湖南省红色资源的优势度进行了综合测度，并分析了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①湖南省红色资源总体呈集聚型分布，且在桑植县形成了一个高密度核心区。②湖南省红色资源的丰富度和可达度总体水平较高，品位度和集聚度总体水平则较低。其中，可达度呈明显的“中心—外围”圈层状空间分布特征，丰富度、品位度和集聚度则主要呈零星状、团块状、条带状或片状分布。③湖南省红色资源优势度总体水平一般，且县域红色资源优势度等级的数量结构呈“梭形”特征。④湖南省红色资源优势度总体呈现出东、中和南部区域较高，其他区域较低的空间分异格局。

城市间经济增长是否收敛，是判断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准。文章基于2003—2022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马尔可夫链和核密度估计法，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检验。研究发现：①城市经济增长率存在绝对收敛趋势，在进一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财政状况、经济结构、经济开放度和公共服务水平，并加入空间误差项后，城市经济增速的收敛速度加快；②城市经济水平的离差呈现逐渐减小之势，但此趋势主要来源于对省外城市的赶超，部分省份内部城市间存在经济差距扩大之象；③城市经济收敛具有全局性，东中西部三大收敛俱乐部不仅在各自内部具有收敛趋势，而且在俱乐部之间具有共同收敛趋势；④城市经济收敛具有动态性，将2003年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四分位数分成低水平、较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和高水平5类，在经历100次状态转移后，不同水平的城市比例收敛于5%、12%、17%、41%和25%的稳态。研究表明，政府财政行为和市场要素流动共同影响城市经济收敛；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互补嵌合，有助于在经济地理学的意义上促进更高水平的动态性和全局性共同富裕。

厘清空间品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机理，完善空间品质引致人才区域迁移的作用机制，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现有新空间经济理论。文章构建了一个新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以阐释“品质”溢价的形成机理，即空间品质通过工业品溢价推动总价格指数上升，然后实证探讨了“品质”溢价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存在基于门槛效应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①空间品质显著提高了地区价格水平，即“品质”溢价现象成立。②“品质”溢价存在基于经济发展、人才规模和城镇化的门槛效应，且均表现为“品质”溢价逐渐增强的趋势。③生态环境、公共服务、文化娱乐和基础设施的“品质”溢价趋势存在差异。

乡村康养旅居是健康中国与乡村振兴的交汇点和突破点，也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将旅游业打造成区域支柱产业的新兴业态。文章以滇西北为案例区，以典型村落为研究单元，采用最大熵模型和地理探测器，融合多源地理空间数据，构建乡村康养旅居地的生态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解释其空间分布，并探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空间分布上，滇西北乡村康养旅居地的生态适宜性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并形成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市为中心的“双核—辐射”区、三江并流腹地“山—水—村”川字形康养旅居结构；②影响因素上，乡村康养旅居地的生态适宜区是由地形、空气质量、气候、水文、野生食源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③驱动机制上，地形因素的高程和坡度、归一化植被指数、临水距离对滇西北乡村康养旅居地的分布起着主导作用。文章不仅拓展了乡村康养旅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而且为滇西北乡村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建议。

文章旨在探讨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涵联系及其内在机制。文章首先界定了新质生产力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在旅游产业中的应用场景，包括场景创新、服务模式变革以及统一调度平台的构建。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驱动的要素配置、数字技术的结构优化、制度变革的生产协同以及空间聚集的绿色发展效应，对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关键的赋能作用。基于此，文章提出了构建动态管理智慧平台、优化文旅资源配置、强化区域间数字化衔接以及坚持低碳绿色发展等策略，以期推动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探讨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逻辑与创新路径，为构建包容性、可持续、有韧性的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供参考。文章运用理论分析法与归纳演绎法，从宏观层面探讨了未来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基本关系和创新路径。研究发现：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土空间规划需要统筹好五大基本关系，包括人类文明形态与规划价值导向、能源资源安全与规划目标集合、科技革命与规划内涵迭代、气候变化与规划功能协同、政治经济格局与规划范式变革。②面向未来的国土空间规划发展路径需要协调好五大创新路径，包括价值半径的“现代性”与“本土化”、目标体系的“公约数”与“公倍数”、内涵逻辑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功能属性的“拓扑性”与“相对性”、范式特征的“类型化”与“规范化”。③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亟需把握好3个新方向：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研究的理论建构；二是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实践探索；三是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科学限度、主客关系、空间原理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拓展、技术革新和理念转变等。

城市创新网络研究是城市网络研究和创新网络研究的交叉领域，近年来针对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研究迅速增多，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①具有多尺度多类型的基本特征，主要涉及省域、区域、国家、跨尺度等空间尺度，以及城市间的科技合作、技术转移、人才流动、总部分支、创新引力、多指标组合等联系类型。②针对组织结构的研究主要关注拓扑结构与空间结构，其中拓扑结构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并由单核心结构逐步向多核心结构转变；空间结构主要呈现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城市群为顶点的菱形结构，但不同类型创新网络的组织结构特征仍存在一定差异。③针对形成机制的研究主要关注多维邻近、网络位置与社会经济属性等因素的影响，对微观创新主体自身的作用重视不够。④外部效应是中国城市创新网络发挥价值的重要途径，但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存在“重实证、轻理论”“重个案、轻比较”“重宏观、轻微观”“重结构、轻效应”“重基础、轻应用”等问题，不利于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甚至更广义上的城市网络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全球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要求，针对现有研究面临的“五重五轻”问题，文章从基础理论、维度比较与耦合、微观机制、外部效应与绩效评价、实践应用等5个方面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必然趋势；破除行政边界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是区域一体化的关键。文章选取省际交界区典型代表“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Barro回归模型，对2010—2020年四省交界区的边界效应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①从整体上看，四省交界区仍存在着边界效应，但呈现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从时空演变来看边界效应逐渐减弱，其中赣浙边界和皖赣边界的一体化趋向相对不明显；②四省交界区存在3种省际边界类型区，即一体化边界类型、边界效应趋向的边界类型和边界效应显著的边界类型；③城市间距离对于区域一体化有显著影响，地理空间相距较远的边界区一体化程度更加依赖于交通条件。据此，从制度安排、政策支持、合作机制建设和利益分配协调等方面，分区域、分层次、分类型提出了促进“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的交界区畅通循环发展与形成统一大市场的路径与举措，为推动省际交界区域跨地区合作提供经验借鉴。

文章重新调整了劳动收入占比中分子分母的计算口径，对1978—2017年我国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进行测算，使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出各省份技术进步偏向各项参数，对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进行趋势分析；采用Dagum基尼系数描绘了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省际差异的演化格局，并对其来源进行了分解分析；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要素收入空间分配格局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①劳动收入占比整体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空间分配格局，经济愈发达的地区劳动收入占比愈低，折旧、生产税净额占GDP比重的空间分配格局与之相反，混合收入占GDP比重的空间分配格局与之相同。②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总体均值的变化趋势呈倒“U”型，所有省份中北京和上海上升趋势最为明显，西藏下降趋势最为明显。大部分省份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这是导致其劳动收入占比显著下降的重要原因。③劳动收入占比省际差异的基尼系数仍然较大，从地区内部差距来看，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最大，并且呈显著下降趋势。从区域间的基尼系数来看，东—中、东—西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中—西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④空间计量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对劳动收入占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以中国30个省份2011—2022年数据为样本，首先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阐释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测算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并从互联网、信息化、数字化产业3个发展维度衡量了数字经济水平；在此基础上探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效应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发展态势总体向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呈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特征，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发展速度较为缓慢。②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表现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将直接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0.575个单位，在考虑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③要素优化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科学技术进步在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④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效应，提高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出了持续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高城市土地要素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配置精准性和利用效率、强化数字经济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赋能效应等建议。

文章基于2007—2021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三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考虑调整样本数量、更换解释变量测算方法后结果依旧稳健；②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共同富裕”的传导路径；③政府干预水平对数字经济促进浙江省共同富裕产生重要影响。未来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以及政府的有效干预作用，推动数字经济赋能浙江共同富裕效应最大化的实现。

文章以浙江省为研究区域，构建县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揭示了2007—2022年浙江省县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化特征；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影响县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变化的关键因素，并利用系统动力学（SD）模型对县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仿真预测。结果表明：①浙江省县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不断上升，县域之间存在显著空间差异。②县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由以低值区为主转变为以高值区为主，方向性特征明显，分布范围整体上呈现收缩趋势。③科技创新水平、存款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污染影响方向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能耗水平则有显著负向影响。④当浙江省保持协同发展型路径时，2030和2035年县域绿色金融发展能力得分最高，分别为75.46及78.80；而在稳定现状型路径下的县域绿色金融发展能力得分最低，分别为74.78及77.04。

利用2011—202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OLS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影响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①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三大省会城市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向周边地区辐射的空间格局，各区域间发展差距显著。②新型城镇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金融发展水平、经济聚集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信息化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的提升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③新型城镇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对本地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强于对邻近地区的影响。

人力资本为理解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空间协同演变对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地区发展潜力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京津冀地区处于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期,文章在县（区）级尺度对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及二者的协同关系展开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京津冀地区：①人力资本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断提升,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由初级协调过渡到中级协调,约17%的县（区）级单位已进入高级协调水平,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及河北各市市辖区;②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变化呈“核心—边缘”模式,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的空间相互作用,但受行政壁垒影响,空间集聚关系呈现出“南强北弱”的态势;③尽管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幅度较大,但空间极化现象严重,教育人力资本与产业发展的空间错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矛盾。

南北差距逐步拉大，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现象。文章使用1992—2020年夜间卫星灯光数据分析了我国南北差距及其动态演变特征，评估了其全局和局部收敛性，并探究了影响南北差距收敛性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样本期内南北差距呈现出下降—上升的反复波动趋势，但2013年以后呈现出新一轮加速扩大趋势。②南方和北方地区间经历了从不存在俱乐部收敛到俱乐部收敛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南方发散和北方收敛。③南方和北方地区内部均存在明显的局部收敛特征，但不同地区收敛的稳态水平存在分化。④营商环境和创新水平的差距是造成南北方发展加速分化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和创新水平是导致南方地区内部分化的主导力量，而产业结构变迁对缩小北方地区内部差距具有积极作用。研究结论为缩小南北差距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建议。

文章在厘清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的内涵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2000—2021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等模型探讨了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时空演变方面，中国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在时间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的特征。②空间关联方面，中国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③影响因素方面，城镇化水平、农业经营规模、科技创新、财政支农、环境规制和农民收入均有利于本地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且城镇化水平、农业经营规模和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基于2006—2020中国30个省份数据量化评估减污降碳协同水平,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马尔可夫链等方法分析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中国减污降碳协同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全国及三大区域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空间差异均表现为下降态势。②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环境规制与政府财政支持在绿色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③能源消耗强度揭示了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机制途径,环境规制和政府财政支持分别在此影响路径上起负向与正向的调节作用。④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协同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不显著。

文章在基于碳排放系数法计算全国及31个省份农业碳排放量的基础上，运用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和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测算和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农业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空间集聚效应及其动态演进特征。结果表明：①中国农业碳排放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省际空间关联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特征。②全国及大部分省份在2015年前后完成了农业碳达峰任务，但各区域内的农业碳排放动态演进特征差异较大，其中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极化明显，区域内部分核心省份呈现农业碳排放量“高地”。研究结论在宏观层面为加快农业碳达峰、碳中和步伐提供了量化支持，同时也为持续推进全国农业碳减排工作、稳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文章以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公共服务共享、物质经济、精神人文、生态环境、社会和谐等维度构建了浙江省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从省域和市域层面探究了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1990—202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由42.36%增长到76.06%。2005—2020年，浙江省各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均呈现稳定上升趋势。②2005—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整体差异有所增大，但共同富裕发展趋势向好。③收入分配差距逐渐取代物质经济成为浙江省共同富裕准则层的主要障碍因子，生态环境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大，公共服务共享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小。基尼系数是浙江省地级市影响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共同富裕指标层障碍因子。据此，应实施健全公共服务机制，使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促进居民收入增加，拓宽先富带后富路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走绿色发展道路；鼓励地区争先创优，将优良经验总结推广等措施，以推动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

文章利用2022年8月—2023年1月全国绿通车数据，分析了鲜活农产品的时空运输模式；同时，通过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揭示了运输量的区域差异、集聚现象及其成因，并探讨了运输距离与载重、货物类型与运输向心性的关系。研究发现：①8—10月的蔬菜及水果运输量较高，11月—次年1月减少，鲜肉蛋奶运输量保持稳定，鱼虾贝蟹在1月运输量略低。②蔬菜、水果、鲜肉蛋奶未呈现聚集模式，而鱼虾贝蟹则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③运输重量与平均运输距离呈正相关关系，运输流的演变主要受季节更替、产销区域扩张及城市群集聚效应的共同作用。研究结论为优化农产品运输路径、提升运输效率与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政府制定针对性政策以促进农产品流通、保障生产与消费平衡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构建减污降碳协同水平和扩绿增长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考察了中国减污降碳与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减污降碳与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轻度失调阶段上升至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领先优势明显且逐渐扩大。②中国各省份减污降碳与扩绿增长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存在固化和动态变化特征，少数省份始终处于同一耦合协调阶段，多数省份上升至勉强协调及以上阶段。③从驱动因素看，能源消费结构对东北地区和京津冀地区耦合协调度的驱动作用较大，环境规制强度对华北地区耦合协调度的驱动作用较大，交通运输结构对东部沿海地区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效应较大，人口密度对华中地区和华南地区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效应较大，而能源利用效率的正向作用基本覆盖全部样本省份。

深入探究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有助于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文章以珠三角地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熵值法测算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DBSCAN、QAP非参数估计方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关键驱动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珠三角地区企业新质生产力呈现出以广深为主导的双核心空间聚类和多梯次分级特征，其中第一等级高密度区分布在广州和深圳，第二等级次高密度区集中在珠海，第三等级中密度核心区集中在广州—珠海连线附近及深圳周边地区，第四等级低密度核心区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内陆腹地。②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呈现出小世界特性、网络稠密化、长尾分布和“轴—辐”模式特征，网络密度和网络效率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N”型趋势，且网络关联度整体较高。③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区域性特征明显，网络节点数稳步增长并通过合作形成了“2+N”社群结构特征，即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2个主社群，以珠海、中山、东莞、惠州等为中心的N个副社群，环绕珠江口岸呈“n”型分布态势。④基于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性质可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四大板块，板块Ⅰ表现出非自反性结构特征和“净溢出”板块角色特征，板块Ⅱ具有自反性结构特征和“主受益”板块角色特征，板块Ⅲ和Ⅳ均表现为自反性结构特征及“双向溢出”板块角色特征。⑤企业规模、数字化转型、创新能力及ESG表现是助推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形成的关键驱动因素。

文章基于实体和虚拟两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核密度分析、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景区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从评价结果看，综合得分排名前十的典型红色景区大多位于革命老区的中心地带，且以金寨和新县的发展最为突出。虚拟水平最高的为金寨县革命博物馆（0.76），实体水平最高的则为中原军区旧址景区（0.73）。②从空间格局看，景区实虚综合发展表现为“中部高水平聚集，向外低水平分散”的空间态势，但景区的发展程度普遍较低，且在实体与虚拟水平上尚未形成良性循环和有效协同。③从空间集聚看，景区实虚综合发展整体呈现“两大核心区、多个增长极”的集聚效果，在新县及其周边形成了“主核”与主要增长极，在金寨县附近形成了“次核”及次要增长极。④从空间关联看，显著HH点主要集中于浉河区、平桥区和裕安区；显著LL点与显著LH点空间分散性突出，未呈现明显的集聚效应；显著HL点集中分布于新县与麻城市、英山县与岳西县的交界处。⑤从影响因素来看，地区景区建设和地区发展环境是主要驱动因素，红色景区占比与邮电业务总量的交互作用对景区的综合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文章运用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基于农业研产加销服宏微观数据测度的农业产业链韧性指数，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与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产业链韧性值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东中西部区域差异显著且存在东部地区“高—高”、中西部“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②数字普惠金融可拓展传统金融覆盖面、缓解涉农企业金融约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链条延伸从而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并存在空间溢出与区域异质性，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产生正向效应。③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业产业链韧性需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强化农业科技支持等体系建设。

文章在探讨历史文化村镇旅游活化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历史文化村镇旅游活化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对大运河江苏段29个历史文化村镇及其4种发展类型进行了旅游活化效果评价。结果表明：①历史文化村镇旅游活化是一个沿着“存续传统肌理—激活传统特质—持续发展机制—精致利用方式”脉络，持续向村镇空间体系释放功能和价值，进而促进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目标实现的动态过程。②案例村镇旅游活化效果整体差距较为明显，呈现梯级分化、非均衡性的状态。5项准则层评价结果具有各自差异，刻画了不同特征的旅游活化形象。③不同类型村镇旅游活化效果构成特征各异。景社一体型村镇在协调发展下活化效果得到增强，景社分离型村镇在生产驱动下产生活化极化，零散景点型村镇在自觉探索下维持着活化均衡，原生社区型村镇在静态保护下面临活化衰败危险。最后，文章提出了历史文化村镇旅游活化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