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要素集散能力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综合运用加速遗传算法投影寻踪模型（RAGA-PPC）、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等方法，探究了2010—2022年中国1735个县域要素集散能力的格局及多维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①县域要素集散能力整体呈稳定上升趋势，八大经济区之间存在显著梯度差异，东部沿海经济区持续领先，而东北经济区发展动力相对不足。②在空间分布上，县域要素集散能力呈现“核心—边缘”结构，热点区稳定集中于沿海和长江中游经济区，冷点区则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和大西南经济区，且范围逐渐缩小。③县域要素集散能力的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为主要来源，其中东北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的差异更为显著，而大西北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④要素集散能力具有较强稳定性，且相邻县域间存在长期的空间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低—低”集聚现象逐渐缓解，向上流动趋势增强。其中高水平县域对低水平县域的虹吸效应明显，而对中等及其他水平县域则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研究结论为优化县域要素配置、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网红打卡地作为新时代信息通信技术应用背景下的旅游开发产物，探究其虚实空间匹配关系及空间生产机制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城市网红消费空间的理解。文章从虚实空间交互视角出发，基于实证—结构主义混合方法论，利用网络文本挖掘、核密度估计与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了南京市虚实空间匹配的表层特征及其匹配机制。结果表明：①南京市网红打卡地的现实空间建设密度呈现显著的中心极核式分布，虚拟空间感知密度存在核心—边缘式延展特征，虚实空间匹配总体上呈圈层式分布特征，部分中心地区的现实空间建设与虚拟空间感知失调。②从机制上看，空间实践是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实践过程，平台与景区的利益合作及用户到游客的角色转变是虚实空间交互的桥梁；空间表征是权力系统内的虚实交互过程，表现为平台、景区、政府和游客的权力博弈；表征空间是文化脉络中的社会演进过程，是趋利化的消费文化、社交化的体验文化和标签化的网红文化的演进。

“区域发展”问题是国家发展规划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目前，我国已形成“3+N”的区域战略体系，即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3个战略，外加新型城镇化战略等“N”个区域发展战略。文章梳理了我国区域战略体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分析区域战略叠加的内在机制，并探寻其效应最大化的实现途径。研究认为，区域战略叠加所形成的地域经济系统具有地域差异性、联系性、尺度嵌套性、功能传导性与综合集成性五大特征。通过区域战略叠加调控优化地域经济系统的经济地理机制在于：基于比较优势引导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借助系统间的联系获得正外部溢出效应、将区域战略尺度和功能尺度耦合实现不同尺度间战略功能的有效传导，以及通过战略协同产生涌现效应，共同作用使得区域战略叠加之后的效应获得强化。研究提出，在区域战略升级中实现战略叠加效应最大化、发挥主体功能区的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系统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探索综合功能区和国土空间新体系是实现区域战略叠加效应最大化的途径，为“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和“十五五”时期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正持续发育，其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尚待探索。文章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162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上市公司总部—分支机构数据构建2003—2023年城市关联网络，系统解析其网络结构演化特征与节点功能分配规律。研究发现：①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整体从离散型网络向强交互性复杂网络系统转变；②网络层级结构日益完善，由“双核驱动”向“多核并驱”转变，初步形成以省会城市联系为主导的轴辐式网络，核心—边缘结构与路径依赖特征明显；③多数城市在重要性与控制力上表现一致，大部分省会城市长期居于核心高控制力地位，战略枢纽城市与新兴产业城市的功能提升显著；④网络社区空间形态逐渐从高度碎片化向边界清晰的板块化演化，空间融合趋势加强，陆海联动格局正逐步深化。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协同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文章以“东北文旅”为研究标签，获取抖音平台500条短视频和89849条评论文本数据及375个文旅目的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文本挖掘与情感分析方法，系统探讨了东北地区文旅短视频的空间关注格局及情感认知特征，并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东北地区文旅短视频整体关注度呈现“北部、东部偏高，中部偏低”的不均衡分布格局，高值区多集中于资源禀赋突出、城市功能完善的区域。②不同类型文旅目的地关注度存在显著空间差异，自然生态类呈头部极化，历史人文类形成“双核心”格局，现代体验类则以东部为主要区域集聚。③评论者情绪整体以正面为主，积极内容占比最高，体现出东北地区文旅良好的网络口碑，但亦存在如气候寒冷、价格偏高等负面感知内容。④短视频平台中的文旅目的地关注度由短视频内容、社媒平台、用户情绪反馈共同影响作用，反向建构关注地的网络形象，从而再次影响其关注度在网络上的传播效果。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从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3个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2010—2023年中国31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考察了新质生产力的时空演进及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增长速度较缓，产业形态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短板。②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处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东强西弱、东北滞后”的空间分异格局，但各省份新质生产力水平逐渐向更高等级进阶。③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差距贡献率最大。④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新质生产力发展呈“俱乐部趋同”特征，且存在路径依赖，跨等级跃迁概率较低。⑤新质生产力发展受经济、制度、教育和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化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和交通便利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和法治化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在识别区域创新韧性概念基础上，采用核心变量法、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法以及空间计量模型，测度与剖析了中国城市创新韧性的时空交互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创新韧性呈现整体水平不高且波动起伏的特征，在空间上表现出低韧性城市从西北和西南边境向东北地区蔓延，中等韧性城市从东部和南部沿海向长江中游地区扩散的特征。②城市创新韧性的抵抗力与恢复力呈负向关联，邻近城市间创新韧性的空间关系呈现从竞争态势向协同发展转变，但低韧性城市间的空间关系表现出惰性和路径依赖特征。③城市创新韧性存在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消极的时间滞后效应，政府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合作对城市创新韧性分别有负向和正向直接影响，集聚效应和外商投资分别有消极和积极的溢出影响，产业结构有积极的直接与溢出影响，金融发展水平则对本地与邻近城市的创新韧性均有显著抑制作用。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探析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要和重要科学命题。文章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和系统论思维范式，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矩阵模型，并提出未来研究亟待关注与探究的重要议题。研究发现：①概念矩阵模型是一种用于组织和分析概念之间复杂关系的工具，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矩阵模型，为厘清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联提供了系统性、逻辑性、直观性的理论框架。②以新质生产力核心概念（技术突破、要素配置、产业升级）为行，以旅游业经典“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为列，构建3×6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矩阵模型，为探究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③未来相关研究需立足于文旅深度融合这一发展背景，关注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协同、创新主体和实现路径，为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实融合对地级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并引入TOE框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实融合能够显著提升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地理分布方面，数实融合对胡焕庸线南部资源型城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沿线城市的影响次之，北部城市则显现出负向影响；在资源禀赋方面，数实融合对煤炭类、非金属类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的强化效应显著，金属类城市次之，森工类和油气类城市未显现出统计显著性。②机制检验表明，数实融合通过信息赋能、劳动升级和公众驱动等路径提升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③数实融合对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较强的“中心—外围”特征。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双向赋能（以下简称“双向赋能”）是破解乡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关键路径。文章首先基于“要素—产业—制度”协同视角，系统阐释其双向赋能的理论、制度和实践逻辑；其次，解构二者双向赋能的作用机理，提出以“要素激活产业、产业反哺要素、制度保障协同”为核心的动态机制；再次，剖析二者双向赋能的现实困境，包括要素转化梗阻、产业反哺低效和制度协同不足；最后，提出应打通“要素—产业”增值通道的资源转化路径、构建“经济—生态”良性循环的产业反哺路径和保障政策激励闭环的制度协同路径。文章提出的“双向赋能”机理，为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乡村产业绿色化转型，进而实现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系统性路径。

文章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5—202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NNGAIID）试点政策对“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的机理及路径。研究发现：①空间上，城市雾霾污染与碳排放地域特征鲜明，“煤炭三角区”的“污染锁定效应”显著；时间上，城市雾霾污染与碳排放总体趋缓，呈现向西北地区迁移的态势。②NNGAIID试点政策赋能“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通过系列稳健性检验方法，研究结论仍成立。③推动技术进步、抑制城市蔓延和促进经济集聚是NNGAIID试点政策赋能“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的重要渠道。④在非资源型城市和中心城市，NNGAIID试点政策对减霾降碳的作用存在“本地—邻地”双重效应。文章为“双碳”目标下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对“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的精准施策提供了理论和经验借鉴。

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突发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呈现出高发态势，其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负面作用强的特性愈发显著。文章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退票事件”为案例，融合情感分析模型与空间统计方法，系统揭示了突发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舆情演化具有阶段性与空间极化特征，其中爆发期集中于东北三省，衰退期随空间距离衰减。②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地理邻近与文化认同共同塑造舆情扩散路径。③网络关注度、人口迁移规模、经济水平与空间距离等多因子协同驱动舆情分布，交互效应显著。文章通过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进行时空双维分析，为公共部门精准识别舆情风险、制定差异化空间治理策略提供了借鉴参考。

文章基于2014—2020年中国823个省际边界县域面板数据，刻画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并运用STIRPAT模型、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2014—2020年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整体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碳排放强度呈现下降趋势，西部地区省际边界县域是高碳排放强度的主要集聚地。②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并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③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发展对本地碳排放强度呈抑制效应，但会增加扩大相邻县域碳排放强度，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④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技术创新效应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最后，文章提出了以数字金融促进碳减排的核心战略及优势驱动、因地制宜与协同合作的发展策略。

文章基于2013—2024年中国337个城市的低空经济专利数据，综合运用LDA主题模型、区位商指数、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地理探测器，揭示了中国低空经济创新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低空经济创新形成了五大技术簇群融合结构，低空感知与飞行控制体系、低空智能与数据处理体系占主导；②技术创新从高度集中演化为多中心网络，北京、深圳、上海形成“双核心+均衡枢纽”格局，西安、南京、杭州等城市在特定技术领域形成比较优势，呈现“东部引领研发、中西部特色深耕”的空间分工格局；③城市协作网络经历了规模扩张与效率提升的双重演化过程，识别出综合枢纽型、场景驱动型、技术专精型、协同支撑型4种城市协作演化模式，拓扑结构从单点集聚演化为多极化发展态势；④低空经济创新网络的形成是创新驱动、产业生态、市场环境与制度政策非线性协同作用的结果，驱动机制从“要素设施依赖”演进为“系统协同驱动”，政策因素的角色从外部供给逐步内嵌为网络协同的核心枢纽。最后，据此提出了匹配资源配置、完善功能协同、实施分类政策和推动系统赋能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低空经济的空间优化布局与网络结构演化提供科学支撑。

网红孵化企业（MCN）是网红经济产业链中连接网络红人、数字平台和生产厂商的关键环节，探究其区位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于构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选址行为理论、指导区域产业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抖音平台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剖析中国MCN的区位选择特征，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MCN具有规模差异大、分布范围广的特征，数量呈长尾分布且城市间差异显著，61%的企业集中于前20位大城市，部分MCN向中小城市及中西部地区下沉；②MCN呈现出“整体离散、局部集聚”的空间格局，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均有分布，同时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和成渝都市圈4个高密度集聚区，表现出“实体集聚”和“虚拟集聚”并存的特点；③MCN区位选择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能人才、制度厚度、生产邻近、信息邻近、公共服务设施、绿化覆盖面积和社会活力环境呈显著正向影响，产业基础呈显著负向影响。研究为中国网红经济产业布局和后发地区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提供了经验借鉴。

文章基于2014—2023年安徽省县域面板数据，构建“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运用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从时空双维视角探析了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旅游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①安徽省县域乡村旅游TFP总体呈增长态势，但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地区差异逐年扩大。②高乡村旅游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归纳为4种模式：需求导向模式、环境驱动模式、综合协同模式、环境—基建双驱动模式。③安徽省内县域间受多维因素动态交互的影响，同一条组态路径的实施效果呈现阶段性分化。④各路径在县域层面的适用性存在明显空间分异，可划分为3类：高适用型、中适用型和低适用型。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多重复杂路径，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拓宽了研究视角。

优化国土空间分区开发策略是支撑成长型都市圈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文章以长株潭都市圈为例，构建经济—生态系统韧性和耦合协调评价体系，结合生态源地和生态安全格局评价分析，探究多维度交互的都市圈国土空间功能适配特征，并基于此提出都市圈分区开发优化策略。研究发现：①长株潭都市圈经济韧性和生态韧性呈现出明显的“核心—外围”与南北分异格局，经济—生态系统韧性则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而都市圈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明显的“逆核心—外围”的空间分异特征，中部核心城区面临低协调与低耦合的双重压力（CCD<0.5），东部的醴陵、浏阳则形成高协调与高耦合的良性互动（CCD>0.68），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和生态协同发展的互馈和约束效应越明显。②长株潭都市圈生态安全格局指数以“中”“高”等级为主，“沿江蔓延—绿心为核—外林筑屏”的三级生态网络构型进一步印证了生态源地“东部主导、南部支撑”的空间分布特征，彰显出区域生态本底的显著优势，是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关键空间基础。③分区优化结果将长株潭都市圈国土空间重构为9类功能区，分析了各功能区特征，明确了都市圈未来东向融城发展、西向协调提升等主要方向及分区优化策略。

数字乡村建设是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的关键支撑。文章基于2015—202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数字技术创新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呈现波动增长但增速缓慢的态势，空间上呈现“东中部高、西部低”的显著分异特征，其中河南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最高，上海最低。②数字技术创新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和产业升级是主要影响机制。③数字技术创新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影响因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其中对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高水平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④数字技术创新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且省际溢出强于省内地区间溢出。据此，文章从要素投入、模式创新、协同治理3个方面提出了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对策建议。

文章以合肥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Landsat影像数据、“类NPP-VIIRS”数据、土地覆盖数据、绿地公园数据和建筑轮廓数据等多源数据，借助GBRT模型改进DEMATEL-ISM模型探究2006—2020年合肥市中心城区城市形态各指标对热岛强度影响的梯度差异和边际效应。研究发现：①热岛强度均随城市的开发建设逐步增加，增加趋势逐渐放缓。②城市形态指标对城市热岛强度的影响梯度差异性明显，基于此归纳出6种不同发展梯度城市形态指标的关键优化路径，其中高发展强度梯度内根源致因阶多为建设用地格局指标，低发展强度梯度内根源致因阶多为绿地体系布局指标。③城市形态各指标对热岛强度影响的边际效应具有明显的梯度差异，关键指标随取值变化，影响程度和方向也会发生变化，作用强度的阈值点及作用的正负临界点也存在差异。

文章梳理了中国农业智慧化变迁的典型事实，构建了数字经济赋能农业智慧化变迁的理论框架，并以案例验证了理论框架的可行性和实践性。研究发现：①农业农村信息化、智慧化农业机械使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国农业智慧化推动力等方面都显示，中国农业出现智慧化变迁趋势。②数字经济能够促进要素优化配置，增加数据信息供给，驱动农业装备智慧化，提升农业人力资本，促使农业全产业链智慧化升级等，从而赋能与推动农业智慧化变迁。据此，从四大实现路径、“一体两翼”的推进机制和四大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了数字经济赋能农业智慧化发展的政策体系，为持续推进中国农业智慧化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政策启发，对于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社会空间是由乡村居民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所构建的空间，乡村集市是乡村社会进行商品交换和交易活动的场所，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文章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以陇中黄土丘陵区秦安县云山镇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社会网络模型，分析其演变过程与特征，进而解析乡村社会空间演变与乡村集市发展的互动关系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在传统社会阶段、城镇化阶段和信息化阶段，云山镇乡村社会空间变化显著，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②随着乡村社会空间的不断扩大，云山镇乡村社会网络结构及网络节点之间的互动关系渐趋复杂，乡村社会网络在不同发展阶段均具有显著的小世界特征，网络节点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③乡村社会空间演变对乡村集市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农村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空间不断扩大，云山镇乡村集市的传统功能逐渐消解并呈现日益衰退的趋势。

文章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指标体系，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测度2012—2022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地理探测器研究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2—2022年淮河生态经济带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变化趋势，GML指数的小幅增长主要源自技术进步。②淮河生态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的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格局存在显著差异。③农民生计保障、农业机械化水平是影响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因素，且各影响因子交互后的驱动效应得到显著提升。据此，提出应强化绿色技术攻关与数据赋能、采取差异化针对性的发展策略，健全农户保障机制与农机现代化体系、实施系统协同规划等对策建议。

文章以福建省552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其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并精准施策。研究发现：①福建省传统村落呈现出“一轴三核交界”的空间集聚分布现象，具有沿东北至西南与海岸线平行的带状特征，其空间结构呈现出“依山就势”和“临水而栖”两大模式，具有鲜明的山水地域特色和景观建设基础。②平均海拔对传统村落分布的解释力最大，自然因子的影响力要普遍大于人文因子。③平均坡度、耕地占比、人均建设用地、城市可达性、交通可达性5个因子的影响程度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④自然生态对空间格局起着基础承载作用，人文生态对空间格局起着干预催化作用，并为此提出筑牢生态屏障，打造和美乡村，以及传承文化根脉，活化景观资源两条精细化施策建议。研究通过精准识别村落空间分布的异质性和关联性，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与片区内差异化协同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客观依据和方法路径。

文章基于六普、七普人口数据，从乡镇尺度上刻画重庆市人口收缩格局，运用多元线性回归、随机森林模型、夏普利值和偏依赖图等多种机器学习方法，分析了丘陵山区人口收缩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和边际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重庆市88.47%的乡镇发生人口收缩，乡镇人口收缩的空间结构正不断重组，增长型乡镇呈“一中心、多片区”零散分布，收缩型乡镇呈“两带、五环”片状分布。②随机森林模型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明显优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结果显示规模经济子生态位对丘陵山区乡镇人口收缩贡献度最大，其中耕地面积指标影响最大；其次为公共服务子生态位，其中医疗设施贡献度最大；而人口结构与自然条件子生态位的贡献差异不大。此外，不同区域乡镇人口收缩的影响因素异质性和相似性并存。③通过偏依赖图发现影响因素与乡镇人口收缩之间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其中地形起伏度、GDP、科教设施数量、综合商店或超市数量、交通设施数量和公路密度等因素存在明显阈值。

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为国定贫困县提供了减贫增收新契机，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范返贫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4—2022年中国815个原国定贫困县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及其实现路径。研究发现：①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原国定贫困县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强了减贫效果，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及推动脱贫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和优化资金分配机制，缓解财富集中，促进公平分配与减贫。③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路径主要依赖储蓄与保险金融服务的积极作用，而信贷服务在样本期内则显示出对贫困减缓的抑制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应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充分利用其涓滴效应改善收入分配，以及根据不同地区实际情况和需求实施“储蓄保险优先、信贷审慎推进”的差异化策略。

如何精准识别新质生产力，准确研判新质生产力布局的地理空间特征，是现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问题。文章融合文本分析与Skip-Gram模型，结合2000—2022年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对新质生产力进行分类识别，分析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整体趋势、布局、演化与集聚特征。研究发现：从整体趋势看，相较于传统生产力企业，新质生产力企业虽然整体规模较小但始终保持高增速水平，具备较好发展前景；从生产力布局看，2000—2022年东北、东部与南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城市新质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至2022年各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已具备一定规模，且呈现协调增长趋势；从企业动态演化看，各区域企业新质生产力存在频繁增衰演替，企业进入与退出顺差是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的关键；从行业间地理共聚看，技术创新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服务配套。研究结论为精准把握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以及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政策参考。

文章基于湖南省夜间灯光与土地利用数据构建碳收支核算模型，在分析2000—2022年县域碳平衡分区的基础上，融合主体功能区定位提出了差异化减碳增汇政策建议。研究发现：①2000—2022年湖南省碳排放总量从9239万t增至51387万t，增幅约4.56倍，空间分布呈“东高西低”特征；同期碳汇总量轻微下降，西部森林资源丰富的县域碳吸收量较高，空间格局保持稳定。②湖南省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ECC）和碳排放生态承载系数（ESC）时空特征显著，总体上碳生产能力与碳排放生态承载能力均有所下降，能源利用效率呈“点散状”分布，碳汇效率“西高东低”。③从经济与生态双视角，可将湖南省划分为低碳保持区、降碳攻坚区、经济发展区、综合优化区四大碳平衡区域，同时融合主体功能分区进一步细化为11类区域，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各区域的低碳发展策略。

文章基于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502个县域面板数据，利用ArcGIS空间分析、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和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基本实现了从中度失调向初级协调的转变。②长江经济带县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地区差异，且差距在不断扩大。其中，中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长期处于领先状态，而上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③农村绿色发展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逐年增强。④人口密度、公共预算支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经济贡献对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人口密度的影响程度最大。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不仅能够促进乡村经济转型升级，而且也能有效推动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文章以贵州省遵义市的典型乡村旅游地为案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游客的空间感知、地方认同、文化参与、主观幸福感以及遗产保护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空间感知显著正向影响文化参与、地方认同、主观幸福感和遗产保护行为。②地方认同显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同时主观幸福感又会显著正向影响遗产保护行为。③文化参与显著正向影响地方认同、主观幸福感及遗产保护行为。④文化参与和主观幸福感在空间感知与遗产保护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⑤旅游经历在游客文化参与与遗产保护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空间经济结构对区域协调发展有重要影响，但相关机制研究较为薄弱。文章基于中国2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用省域内中心和外围城市配对的方式测度发展差距，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双核结构对省域“中心—外围”发展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双核结构比单核结构更有助于缩小省域“中心—外围”发展差距，结论得到系列稳健性检验支持。②双核结构具有双辐射源和外围靠近中心城市等空间优势，使中心城市能更好带动外围城市增强发展动力、优化经济结构、减缓发展水平距离衰减，从而缩小省域“中心—外围”发展差距。③双核结构的缩差效应在省域中心城市更强大、双核关系更协调、交通体系更发达、市场体制更完善时将得到更大助力。研究结论可为新阶段下优化省域发展空间结构提供有益启示。

营商环境是跨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变量。厘清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的作用机制，是增强中国与RCEP国家经贸韧性与区域协同的路径。文章基于2008—2023年RCEP成员国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系统考察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RCEP国家营商环境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阶段性波动；国别差异显著，新加坡、日本等发达国家稳居第一梯度，而柬埔寨、缅甸等欠发达国家虽处于末位，但近年呈上升势头。②地缘经济联系整体趋于强化，但2014与2016年出现短期回落，其空间格局与营商环境特征相似。③营商环境优化显著促进地缘经济联系，其主要通过改善政务、要素、人力、开放、创新和治安环境，从而增强经贸合作吸引力。④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强化地缘经济联系，而过高的制度距离与产业同构等形成抑制，部分控制变量对地缘经济的影响尚未显现。促进效应在RCEP成立后，发达国家、人口大国及伙伴国家更显著。

促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发展，是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文章从微观企业层面，挖掘中国2000—2022年284个城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数据，采用Mann-Kendall检验法、核密度分析法、标准差椭圆分析以及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了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发展呈现阶段性跃迁特征，以2011年为拐点，从“低速奠基期”转入“高速增长期”。数字核心产业企业结构同步分化，数字技术应用企业规模占比最大，而数字要素驱动企业增长最快。②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同时也呈现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性高度集聚特征。③从空间分布方向性和重心轨迹看，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发展呈现“西南—东北”的“收缩式”分布、重心呈现“先向东再向北”偏移的空间特征。④人才、创新环境和数字基础因素是阐释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发展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结合区域禀赋，差异化布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东部沿海应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和人才环境，提升其高端数字产业的辐射能力；中西部地区则应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并注重培育和引进与本地传统产业相结合的数字技术应用型产业，以缩小区域数字鸿沟，促进中国数字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文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结合韧性理论与适应性循环模型，在界定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以阳朔县渔村为案例地，系统梳理了渔村社区韧性的演化过程、演进路径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①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是由社会、经济与生态子系统相互嵌套、动态耦合而成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韧性体现为“缓冲—适应—转型”三重能力。②渔村已经历了一个完整的适应性循环（1973—2014年），并正处于第二个适应性循环（2015年至今）的稳定守恒阶段，其韧性演进路径表现为“农业—旅游”耦合发展构筑缓冲能力、治理重构与基础设施完善强化适应能力以及绿色科技等创新要素推动转型能力突破。③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演进机制表现为多元生计构筑韧性演进的基本支撑，集体行动奠定韧性演进的组织基础，创新转型生成韧性演进的内驱动力，治理有效提供韧性演进的制度保障，共同推动了社区韧性的持续提升。

文章以全球153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将人口老龄化扰动下的经济脆弱性分解为老龄化暴露度、敏感性与适应能力3个维度，基于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框架构建其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函数评估模型、空间异质性指数和面板有序Logit回归模型等方法，定量刻画2010—2020年全球经济脆弱性的空间分异格局及演变趋势，并分析脆弱性演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10—2020年全球老龄化暴露度呈上升趋势，其中低暴露度区域主要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欠发达国家，高暴露度区域主要是欧洲、大洋洲及北美、东亚等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国家。②研究期内全球经济脆弱性显著提升，2020年49.67%的国家处于脆弱态势。其中低脆弱国家主要分布于非洲、亚洲和大洋洲，高脆弱国家主要分布于欧洲和南北美洲。③老龄化暴露度与经济脆弱性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低暴露高脆弱国家主要分布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高暴露低脆弱国家主要是欧洲、大洋洲及北美等区域的发达国家与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④卫生健康支出、储蓄水平、财政负担、劳动参与率等敏感性因子以及产业结构、产业多样化、基础设施连通度、对外开放度、劳动力素质、就业不稳定性、科技创新能力与财政依存度等适应能力因子是脆弱性演进的重要影响因素。

文章以石首市为研究对象，筛选2000—2022年共5期Landsat5、8、9遥感数据，基于谷歌地球引擎计算绿度、热度、湿度和干度4个指标，并以此构建遥感生态指数，用以动态监测石首市生态质量变化并识别生态修复优先区。同时，运用空间自相关等空间统计的方法以及景观格局指数，探究了石首市生态质量的时空变化与聚集特征。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石首市5个时期遥感生态指数的均值依次为0.682、0.746、0.769、0.765和0.753，均处于“良好”水平以上。②石首市5个时期的生态质量等级为“优”和“良好”的区域分布广泛、占比较大。③2000—2010年石首市生态质量改善多、退化少，2011—2022年石首市生态质量改善与退化基本一致。④石首市5个时期的莫兰指数依次为0.423、0.550、0.332、0.340和0.543，表现出空间正相关性，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为主。⑤近20年石首市生态质量景观斑块密度趋于减少，斑块形状趋于规则，同类斑块更加聚集。遥感生态指数与空间统计分析相结合，能够监测生态质量的时空变化情况，识别出生态修复优先区，该方法可以为区域生态安全与生态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文章基于总部分支数据及专利合作数据构建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链和创新链空间关联网络，运用多元网络耦合模型识别了其耦合特征，并通过系统引入特定城市间的加权链接，推动生产空间关联网络向帕累托最优状态趋近。研究发现：①在空间格局上，产业链呈现“沪—苏—浙”铁三角强联系格局，创新链则表现为以上海为核心的单极主导“核心—边缘”结构。②从耦合特征看，产业链内部以弱耦合为主，尤其在原料药与制剂制造环节存在区域割裂，创新链内部强耦合特征显著，但技术创新壁垒仍较高；“双链”链际耦合中，上游基础研究与原料创新脱节，中游临床转化与器械自主化存在“三低”瓶颈，下游市场准入与产能配置效率不高。③从优化路径模拟看，提升创新链内部耦合对网络效率增益最为关键，产业协同与创新融通需分阶段推进，而双链共轭的螺旋升维则需持续强化“以弱扶强”的链接培育模式，尤其需重点强化“双链”中游成品药环节的耦合强度。

文章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渗透性要素4个维度构建区域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基于2012—2022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以及制度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保持快速增长，但各地区存在较大差距。②金融科技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且表现出区域异质性。③金融科技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④制度创新在金融科技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供给端金融监管沙盒试点政策的推进，需求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政策的实施，均使得金融科技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增强。因此，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科技发展策略，聚焦资源配置与产业升级路径，深化制度创新，构建与金融科技发展适配的监管与服务体系。

文章基于2011—2023年284个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系统探究了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①数字普惠金融与创业活跃度均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二者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②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呈现“本地促进、邻地抑制”的双重空间效应，其中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赋能作用显著，但使用深度的效应尚未充分发挥。③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影响在区域、资源禀赋和城市规模层面存在显著异质性，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小规模城市的双重空间效应更为突出。据此，应优化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布局，通过跨区域协同弥合差距，聚焦三维度精准赋能、分类施策，促进创业活力全域均衡提升。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进程中，绿色金融集聚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文章使用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度和分析了绿色金融集聚水平和碳达峰压力时空演变格局；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绿色金融集聚缓解碳达峰压力的本地和空间溢出效应，并验证了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从时空演变趋势来看，西北和东北地区碳达峰压力较大，东部地区压力较小，整体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②绿色金融集聚能够显著地缓解碳达峰压力，并存在空间效应。其本地降压效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和社会监督效应实现；而在溢出效应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③发展阶段和地理区位对绿色金融集聚的降压效应有重要影响：碳达峰概念提出后，政策保障和治污减排力度增强，进一步提升了降压效应。胡焕庸线东南半壁金融环境较好，降压效应明显；西北半壁金融基础薄弱，降压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为如何有效发挥绿色金融集聚在促进碳达峰与碳中和进程中的作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