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从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基础和现实表现两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标体系,借助遗传算法优化的投影寻踪模型确定指标权重,测算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引力模型等方法分析了中国近10年省域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演化及关联特征。结果表明：①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呈东高西低的梯度发展特征;②新质生产力水平在差异中不断上升,且差异逐渐降低,各省份之间呈现“低—高”和“高—低”聚集的空间格局特征;③地区间的引力关联强度逐渐复杂化、稠密化,并与新质生产力水平大致呈正比。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政策支持、要素配置、产业引领相互交织的新质生产力战略框架。文章系统梳理了新质生产力的演进与空间组织,从源—汇功能的视角甄别了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时空格局,划定并探讨了发展中心、策源地、蓄水池和腹地等不同类型功能区域的战略定位及政策指引。研究发现：①新质生产力发展表现出产业和创新的空间收敛、区位优势的空间依赖、要素流动模式的多元化等效应,赋予地区源—汇功能要素耦合、功效分异、尺度嵌套等内涵。②研究期内我国新质生产力汇与源的功能分别呈“北高南低”与“南高北低”特征,形成东、南、北和西部四大功能区,未来应基于各地发展定位和资源禀赋因地施策,构建源汇耦合、优势互补、跨区协同布局,赋能区域协调的高质量发展。

文章构建了多维度地缘经济联系强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边形法、向量和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比较分析了中俄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演变,剖析了中俄两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整体强度呈波动增长态势,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整体联系强度基本保持稳定,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整体地缘经济联系强度高于中国。②地缘政治在中俄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中的作用下降,贸易和交通在中俄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中的地位上升。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由贸易、交通、地缘政治共同主导逐步转为贸易和投资共同主导,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地缘政治联系由旅游、贸易、地缘政治共同主导转变为贸易、旅游、交通共同主导。③中俄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均呈北高南低阶梯格局,但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以南4国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空间格局波动起伏较大。④资源禀赋是中俄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演变的共同重要驱动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比俄罗斯更依赖市场规模,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对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稳定性比中国更为敏感。

文章在解析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机理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1—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与共同富裕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进行了测度,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对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缓慢波动上升,空间上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梯度格局特征;共同富裕指数呈稳步提升的演变轨迹,空间分布上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不均衡格局演进。②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呈阶段性波动上升趋势,空间上形成以省会城市为高水平协调中心的“中心—外围式”圈层结构;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具有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趋同效应,但空间自相关性趋于减弱。③金融发展、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城镇化水平是驱动黄河流域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影响因子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各因子交互作用后的解释力具有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特征。

经济地理空间的不均衡分布和集聚是常态,核心区域的集聚优势使得核心区创新研究成为主流,边缘区域创新则往往被忽视和低估。然而,近年来,边缘区域创新活动日益频繁,引起学术界关注并对其进行解释。现有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对边缘区域创新进行探讨,但对其概念界定、路径探讨等尚未形成统一理解,且未形成系统性文献梳理和机制解释。文章在对边缘区域创新进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边缘区域”内涵,界定了“边缘区域创新”行为,并创造性地构建了理解边缘区域创新途径的“内部、外部和系统创新”分析框架;同时指出边缘区域创新需要区域能动性、外部环境和区域能力的协调匹配,在挖掘自身需求和潜力、发挥能动性获得内部创新时,也需要建立外部联系获得外部创新和嵌入系统,才能实现多尺度系统创新。

文章运用多种复杂网络方法,从长时序尺度刻画了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时空演化,剖析了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拓扑结构,揭示了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韧性。研究发现：①全球锂资源贸易规模总体上呈现出先平稳发展、后快速增长态势,碳酸锂贸易规模明显高于氢氧化锂。②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规模和密度持续提升,逐步形成少数核心国主导、等级特征清晰、空间不均衡态势明显的贸易格局。③智利和阿根廷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锂资源出口国,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德国、荷兰、比利时、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国长期占据核心地位。④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骨干结构不断丰富与拓展,呈现出以少数国家为核心节点、连通区域贸易集团的发展态势。⑤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韧性呈下降趋势,少数国家和贸易联系对锂资源贸易网络结构连通性具有决定性作用,遭受冲击后锂资源贸易网络存在崩溃的危机。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一些促进我国锂资源贸易合作、保障锂资源供应安全的政策建议。

文章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熵权—TOPSIS方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2013—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不同影响因素作用的时空差异。研究发现：①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空间呈“东高西低”分布,新质生产力水平空间差异明显;②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其中高—高集聚区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主,低—低集聚区以西部为主,近年来新质生产力空间绝对差异扩大;③经济、教育、政策和资源因素对新质生产力具有影响,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水平、整体教育投入水平、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政策关注度整体对新质生产力产生正向影响,水资源拥有量、矿产资源拥有量整体产生负向影响,且各因素影响存在时空差异。

文章基于共同富裕的“发展”和“共享”两大内涵,结合县域发展特征,从经济实力、发展动力、收入分配和服务普惠4个维度构建县域共同富裕评价体系,使用投影寻踪法对中国2008—2021年1663个县域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DID和空间DID模型探究了电子商务发展对县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县域共同富裕水平整体显著提高,但区域间差距扩大,呈现出“东部高、中部快、西部稳、东北滞后”的发展趋势。②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显著提高了县域共同富裕水平,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政策效果随时间推移增强。③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力资本水平更高以及县域治理能力更强的地区,电子商务发展对县域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④机制分析表明,电子商务发展通过释放市场潜力和优化就业结构实现强发展和促共享,进而提升县域共同富裕水平。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文章在梳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以及城市群作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相关理论研究基础上,构建沿海三大城市群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的创新驱动机制模型,论述了沿海三大城市群成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创新发展基础和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创新驱动沿海三大城市群成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相关策略和政策建议,以期为实现以创新为动力、以沿海三大城市群为动力源,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研究支撑和经验借鉴。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探讨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逻辑与创新路径,为构建包容性、可持续、有韧性的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供参考。文章运用理论分析法与归纳演绎法,从宏观层面探讨了未来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基本关系和创新路径。研究发现：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土空间规划需要统筹好五大基本关系,包括人类文明形态与规划价值导向、能源资源安全与规划目标集合、科技革命与规划内涵迭代、气候变化与规划功能协同、政治经济格局与规划范式变革。②面向未来的国土空间规划发展路径需要协调好五大创新路径,包括价值半径的“现代性”与“本土化”、目标体系的“公约数”与“公倍数”、内涵逻辑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功能属性的“拓扑性”与“相对性”、范式特征的“类型化”与“规范化”。③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亟需把握好3个新方向：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研究的理论建构;二是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实践探索;三是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科学限度、主客关系、空间原理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拓展、技术革新和理念转变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文章首先从主体功能区突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作用、强调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遵循可持续发展目标导向等3个科学内涵出发,评价了主体功能区的政策价值和实施成效,揭示了不同主体功能的区域之间存在突出的发展差距问题。其次,基于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讨论了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的改革指向,主要包括：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适配的主体功能区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和叠加功能良性互动的协同发展制度,创建以主体功能区为基础蓝图加快构建国土空间新体系、形成综合功能区布局的制度。最后,还就主体功能高质量发展和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的改革创新重点,进行了深入讨论。研究认为,经济地理学在主体功能区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新时代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也必将成为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动力。

南北差距逐步拉大,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现象。文章使用1992—2020年夜间卫星灯光数据分析了我国南北差距及其动态演变特征,评估了其全局和局部收敛性,并探究了影响南北差距收敛性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样本期内南北差距呈现出下降—上升的反复波动趋势,但2013年以后呈现出新一轮加速扩大趋势。②南方和北方地区间经历了从不存在俱乐部收敛到俱乐部收敛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南方发散和北方收敛。③南方和北方地区内部均存在明显的局部收敛特征,但不同地区收敛的稳态水平存在分化。④营商环境和创新水平的差距是造成南北方发展加速分化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和创新水平是导致南方地区内部分化的主导力量,而产业结构变迁对缩小北方地区内部差距具有积极作用。研究结论为缩小南北差距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建议。

文章重新调整了劳动收入占比中分子分母的计算口径,对1978—2017年我国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进行测算,使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出各省份技术进步偏向各项参数,对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进行趋势分析;采用Dagum基尼系数描绘了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省际差异的演化格局,并对其来源进行了分解分析;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要素收入空间分配格局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①劳动收入占比整体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空间分配格局,经济愈发达的地区劳动收入占比愈低,折旧、生产税净额占GDP比重的空间分配格局与之相反,混合收入占GDP比重的空间分配格局与之相同。②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总体均值的变化趋势呈倒“U”型,所有省份中北京和上海上升趋势最为明显,西藏下降趋势最为明显。大部分省份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这是导致其劳动收入占比显著下降的重要原因。③劳动收入占比省际差异的基尼系数仍然较大,从地区内部差距来看,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最大,并且呈显著下降趋势。从区域间的基尼系数来看,东—中、东—西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中—西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④空间计量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对劳动收入占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助推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以及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文章按照“概念辨识—类型及特征—演变阶段及驱动因素—效应与启示”的分析框架,剖析了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过程及规律,提出了乡村空间商品化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研究发现：①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为乡村空间权属与组织模式以及经济体制与发展路径的差异;其类型可划分为土地要素类、农产品类、乡村工业类、乡村旅游类、乡村贸易类等5个一级类及多个二级类;其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发展程度上具有东部沿海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②乡村地区在内生发展需求及外部环境的共同驱动下进行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的生产,并伴随消费乡村的力度不断增强,促使乡村空间商品化发生阶段性演变,其程度得到不断提高。③乡村空间商品化具有促进乡村多功能转型,提高乡村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及收入增加、农耕文化传承与保护、乡村三产融合、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乡村社会文化交流与融合等正面效应,但也具有导致乡村空间产生“创造性破坏”、城市资本主体“强势分利”对普通农户产生排斥、乡村原有社会关系空间破碎化等负面效应。④推进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深挖消费乡村潜力的重要手段,但需出台相关政策、完善规划、加强监督,防止乡村空间商品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利用2011—202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OLS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影响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①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三大省会城市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向周边地区辐射的空间格局,各区域间发展差距显著。②新型城镇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金融发展水平、经济聚集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信息化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的提升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③新型城镇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对本地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强于对邻近地区的影响。

城市和乡村是互促互进、共生共存的,能否处理好城乡关系,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把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的重大举措。文章在分析当前我国城乡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等目标的政策建议。

文章旨在探讨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涵联系及其内在机制。文章首先界定了新质生产力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在旅游产业中的应用场景,包括场景创新、服务模式变革以及统一调度平台的构建。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驱动的要素配置、数字技术的结构优化、制度变革的生产协同以及空间聚集的绿色发展效应,对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关键的赋能作用。基于此,文章提出了构建动态管理智慧平台、优化文旅资源配置、强化区域间数字化衔接以及坚持低碳绿色发展等策略,以期推动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文章基于中国1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市域面板数据,利用“宽带中国”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和“城市离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的最短距离”等工具变量,从宏观上探讨了信息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地区劳动力的就业率、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结果表明：①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地区就业。②互联网接入能够促进地区就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地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的提升;同时对地区新注册企业密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整体而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据此,提出应根据地区间互联网普及率的现实差距,进一步加强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广,以促进地区就业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并采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析其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梯度分异特征,且南北方向共同富裕水平优化均衡程度高于东西方向。②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日趋紧密,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呈现出复杂化、多线程与稠密化的特征,空间关联流动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格局;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在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控制和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对外辐射与空间溢出,而西藏、新疆、青海等省区在网络中的影响力较小,处于边缘位置,难以控制和影响其他地区。③空间邻接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城市化水平差异与对外开放程度差异共同驱动着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优化与演进。

“虾稻共作”模式作为一种新兴农业模式,被视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尝试。文章以“虾稻共作”模式的发源地——湖北省潜江市为研究区,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综合评价模型和障碍度模型,从三维系统角度揭示了2016—2020年潜江市各乡镇在“虾稻共作”模式下粮食安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三维系统综合效益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影响该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虾稻共作”模式下,潜江市三维系统发展指数在“十三五”期间呈现出动态演进的特征,各乡镇的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绝对差异。②三维系统综合发展效益呈下降趋势,西部、东部和北部较中部高,经济发展效益与三维综合效益的时空变化较为吻合,粮食安全效益与生态保护效益趋势相反。③经济发展指标对综合发展效益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生态保护指标和粮食安全指标。

文章在识别东北地区人口增长与收缩区域、多维评价区域交通供给水平的基础上,构建了东北地区交通供给水平变化影响机制的综合分析框架,探讨了人口收缩背景下,东北地区交通供给水平的区域分异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了人口增长与收缩对交通供给水平变化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2013—2020年东北地区人口收缩区域交通供给水平始终显著高于增长区域,增长区域交通供给不足现象凸显且程度加剧,轻度收缩区域交通供给趋于适度,重度收缩区域交通供给错配现象严重,且趋向供给过剩。②人口年均变化率增加促进收缩区域交通供给水平提高,但对增长区域影响不显著;良好的自然条件、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东北地区交通供给水平提高;财政能力对交通供给水平提高具有抑制作用;产业发展对交通供给水平提高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区域属性中,区域面积增加抑制收缩区域交通供给水平提高,区位条件产生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③产业快速发展引起的区域人口与要素流动需求增加是增长区域交通供给不足且程度加剧的主要原因,而对于人口收缩区域,其交通供给水平变化则主要是人口流失、产业发展滞缓等引起的交通需求缩减所致。

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区域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具有空间集聚特征。文章利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和MGWR模型等方法对2000—2023年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特征、演变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探讨。结果表明：①北京高新技术企业空间自相关性先增强后减弱,整体空间格局变化较小且趋向稳定发展;不同类型企业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并都有其特定的高密度集聚区域。②MGWR模型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调整权重,更精细地揭示高新技术企业在不同尺度上的异质性。③不同因素对高新技术企业分布作用强度不同且在空间上具有异质性,MGWR模型全局影响因素回归结果与分类型结果存在显著差异。研究成果可为政府和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规划和创新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以县域为载体推进共同富裕并构建支撑共同富裕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对于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文章通过构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的县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以浙江省为研究区,探讨了各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发展格局方案和多层次推进共同富裕的策略。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及各维度水平均有所提升。其中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和共享性水平差距扩大,发展性水平差距有所缩小,可持续性水平波峰形态由“单峰”向多极分化演变。②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呈北高南低的阶梯状特征,其中山区26县共同富裕水平与浙江省其他区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是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短板。③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存在一条明显的非均衡线——临象线。为破解非均衡线两侧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建议构筑支撑浙江省区域均衡发展的主轴线——慈庆线,并基于临象线与慈庆线构建浙江省“两线四区四核”的共同富裕发展新格局,为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空间支撑。

文章基于三生空间理论探讨了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构建了乡村振兴绩效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和自然断点法测算并分析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绩效,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从整体上看,我国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在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呈现出东部、中部和西部递减的规律。②从2010—2022年的空间六分位图来看,绩效高的地区呈现出从点状分散向集聚分布格局转变,部分市域的绩效等级呈现波动趋势。③从乡村旅游类型上看,东部地区较强的区位辐射效应遮蔽了乡村旅游类型对乡村振兴绩效的影响,西部景区依附型和中部文化遗产型具有较大的振兴绩效。④从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看,9个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支撑条件保障型”“文化基础夯实型”“客源市场局限型”和 “环境质保缺陷型”4种高、低振兴绩效组态路径模式。最后,从政府、行业、市场、企业和社区5个层面提出了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

文章在梳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及其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按照“产品类型—核心机制—实现方式—目标导向”的逻辑思路,提炼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模式。研究发现：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主要包括价值补偿机制和委托代理机制;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主要包括特许经营模式、品牌增值模式、生态补偿模式、地役权收益抵押贷款模式和碳汇交易模式;旨在以生态旅游、科普教育等丰富国家公园特许经营业态,以标准化生产、信息化手段等实现国家公园品牌增值,以差异化补偿、制度化保障等推动生态补偿,以地役权抵质押等完善国家公园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以项目开发、指标认证等促进碳汇价值转化。据此,提出应从分类补偿、利益共享、要素流动、数字赋能等方面完善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模式,形成系统完整的国家公园价值补偿和委托代理体系,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以及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多维价值的实现。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应用耦合协调度和PVAR模型分析并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和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①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基本实现了从轻度失调向基本协调的转变,其中省会城市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始终保持较高的耦合协调度,且对邻近地级市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②从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看,长江下游城市>长江上游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其中,长江下游城市长期处于领先状态;长江中、上游城市在2011—2016年基本相当,但自2017年以来上游城市要明显高于中游城市。③目前长江经济带地级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尚未形成长期良性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数字经济增长,而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中,对上游城市和下游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短期推动作用,但对中游城市城乡融合发展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为实现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最优解,上游欠发达的地级市应注重发展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中游地区应补齐发展短板,打造数字经济发展增长极;下游发达的地级市应注重区域协调问题,统筹推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

城乡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路径。文章基于“城乡共建—城乡共享—城乡共荣”框架构建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和Dagum基尼系数测度分析了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时序演变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复杂波动态势,内部三大城市群中武汉都市圈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群,各城市的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及排名存在明显年际变化,高值区域呈点状分散分布,城市群边缘区域则存在“塌陷”现象。②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暂未形成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城市群内部也暂未发现明显的辐射集聚效应。③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主要来源于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都市圈之间的水平差距。基于研究结论,从产业振兴、服务共享、资源统合、空间协同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已成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长三角城市群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2—2021年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不断增强。从整体上看,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在时序演化特征方面呈现高度耦合协调发展趋势;从城市层面看,其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②不同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耦合协调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提升空间较大。从空间演化特征看,优质协调、良好协调和中级协调占比很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从空间相关性看,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具体表现为空间集聚特征。③相邻城市之间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耦合协调度相互影响且存在一定差异。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利用外资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对邻近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度对邻近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最后,提出要强化顶层设计、辐射带动和支撑保障,共同为城市群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耦合协同发展提供源动力。

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冲突,对国土空间进行优化是当前学术前沿和国土空间规划急需解决的实践问题。文章在综述空间冲突、冲突风险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围绕基础理论建构、识别评价、驱动机制、优化调控等方面,初步建立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研究的逻辑主线。在理论框架建构时,结合土地利用多功能和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从管控治理维度和空间形态维度深入剖析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形成和冲突发生的形成机理,凝练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的概念内涵,建立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分类体系。在方法体系建构中,提出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评估路径、“三生”空间冲突风险驱动机制研究路径以及基于冲突风险的“三生”空间优化路径。未来,应从加强中小尺度空间单元的“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研究入手,在深度挖掘“三生”空间风险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场景、研发“三生”空间冲突风险智慧监管平台等方面强化“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研究。

文章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阐释共同富裕内涵,构建县域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测度和评价了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并对共同富裕指数的区域分异进行了剖析。结果表明：①从总体评价来看,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具有明显的梯队差异。②从分项评价来看,浙江县域共同富裕可以划分为共同富裕型、率先富裕型、相对滞后型、优先共享型县域4种类型。③从多尺度空间评价来看,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浙东北共同富裕水平较高,浙西南共同富裕水平较低。④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共同作用使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展现出显著空间集聚特征,空间外溢服从距离衰减规律。

文章在厘清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促进文旅融合机理的基础上,以大连市旅顺口区为案例区,基于POI数据和社交媒体数据,应用MaxEnt模型、双变量空间自相关量化分析文旅融合发展现状,并结合网络评论数据的形象、情感分析,探究环境要素改善下文旅融合空间格局变化和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的管理建议。结果表明：①区域内游憩服务覆盖比例明显高于文化遗产服务,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文旅融合水平较高,面积占整体的16.06%;②游客对旅顺口区的主要感知内容集中在景观质量、游憩行为、情感体验和景区管理4个方面,其中导致消极情感的主要因素包括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便利程度较低、工作人员专业水平较差等内容;③开通大连至旅顺中部通道对旅顺口区文旅融合水平提升作用明显,文化遗产服务和游憩服务的覆盖范围与服务量均有明显增加,其中高高协同区的面积增加4.11%。此外,从CESs入手揭示公众感知与文旅融合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为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城市之间的供给不平衡会促使人口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向其他城市流动。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是人口与城市间主要的供需关系。当个人劳动所得收入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产、投资、基础消费、基础保障后,人口的需求开始多元化,城市的消费娱乐、景观、交通等要素的供给能力也会对人口流动产生推拉作用力。文章利用腾讯位置大数据构建人口跨市流动网络,运用QAP回归模型,分析城市多元供给要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并对人口流动的层级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进行解析。研究发现：①铁路交通、餐饮娱乐和经济供给是影响城市间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景观供给对时间选择富有敏感性;②流动群体对不同层级城市的需求不尽相同,金融要素存在层级为单位的边际递减效应,餐饮娱乐和铁路交通供给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异质性;③人口流动存在时间异质性,假期期间,景观供给对人口流动呈现出显著正效应,经济供给的显著性水平明显降低。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在归纳我国“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新趋势和值得借鉴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应我国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的四条经济地理学定律：①国家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共生的,不存在区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国家现代化。②区域地域功能的结构特征和区域之间经济收益的再分配过程,决定着城乡和区域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状态。③实现现代化时期与小康建设时期不同的是,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已成为主导和决定性因素。④依托比较优势的区域差异化发展是提高国家现代化整体效能的基石,提升生态产品的价值化水平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改革的重点。最后,文章还对“十五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适应性策略进行了初步讨论。

文章以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应用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人工智能应用水平与绿色创新水平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同时绿色创新水平的Moran's I值呈现距离衰弱特征。②在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范围内人工智能应用能够显著促进本地绿色创新水平产生“数字红利”,但对其邻地绿色创新水平的负向溢出加剧了“数字鸿沟”,并且这种关系会伴随地理区位差异显著变化。此外,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应用对绿色创新水平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均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关系。③空间效应衰减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应用对绿色创新水平的负向溢出效应呈地理距离衰减态势,450 km处达到最大溢出衰减边界。数字普惠金融和数字产业集聚在人工智能应用水平与绿色创新水平的“倒U型”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聚焦人工智能与绿色创新双重视角,为推动中国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文章根据共同富裕内涵、推动方向和路径,以2012—2020年中国31个省域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省域共同富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测算了中国31个省域的共同富裕进程。研究发现：2012—2020年中国共同富裕呈阶段性发展,全国共同富裕进程趋势积极向好。具体而言,从空间演进来看,共同富裕水平低的省域数量随时间推移明显减少,共同富裕水平中等的省域数量增长最快,共同富裕水平高的省域数量增长明显;从演进方向来看,共同富裕水平中等的省域发展方向由东南向西北方向发展,共同富裕水平高的省域首先以东部沿海省域向南拓展,2020年逐步向西北方向延伸;从地区差距来看,全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离散程度存在扩大趋势,东部地区呈显著缩小的状态,除西部地区两极分化现象加剧外,其他区域极化现象均明显缓解;从长期演进趋势来看,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各省域均会转向高水平共同富裕。

海运服务是实现贸易流通和经济全球化的纽带,准确辨析世界各国在海运服务贸易中的实际地位,对促进贸易良性循环和海运业稳定发展,量化识别海运服务贸易的格局及特征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利用社会网络方法,探究了全球海运服务贸易网络的拓扑特征和演化规律。研究发现：①从网络结构特征演变看,样本期内网络密度由0.143增长到0.241,海运服务贸易网络趋于复杂化稠密化,具有核心边缘层级结构、小世界性和极化特征,而无标度性不明显;度和强度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在-0.4780~-0.3930及-0.0206~-0.0155之间,海运服务贸易网络是典型异配网络;GCX、F8X、FKX 3种模体在各年出现频次均较高,出口结构和互惠结构是海运服务贸易的重要模式,高度集中化贸易模式则并不突出。②从各国网络地位和承担角色看,美国、德国、日本等核心国家在网络中具有绝对引领作用,南亚为贸易低值集聚区,空间上呈现以欧洲、亚洲、北美为主导的格局;中国、印度的节点度中心性逐渐提高,新兴经济体网络地位明显增强;新加坡是海运服务贸易枢纽中心,德国和美国是海运服务贸易的重要输出国,日本、英国和泰国倾向于承担进口发起国角色,中国作为核心国和中间节点起着重要的传输作用。

伴随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城市外部关系理论逐渐由中心地理论转向了流空间理论。文章基于层级性空间与流动性空间（“层级—流”）自身作用规律,从形态、功能、尺度3个维度构建了“层级—流”结合作用下的现代都市圈空间演化分析框架,提出了“层级—流”共同作用于中国现代都市圈空间的演化特征和机理。研究发现：①基于规模、功能、行政层级的层级性空间作用机制主要是层级集聚、功能覆盖、权力控制,基于多维要素流的流动性空间的作用机制包括分工合作、规模借用、负向反馈。“层级—流”交互促进了都市圈尺度的空间整合与重构。②城镇层级会影响要素流集聚—扩散的规模与方向并进而影响都市圈网络的建构;要素流动则通过资源的空间再布局重塑了都市圈的层级体系与功能结构。③武汉都市圈案例证实了“层级—流”在现代都市圈空间演化中的耦合作用,两者促进了武汉都市圈形态多中心网络化、生产功能多尺度网络耦合、生活功能协调化、生态空间共建共治以及空间关系的尺度重构。

住房是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表征社会群体分化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数据,对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阶层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利用面板多元Logit回归探讨了家庭住房阶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家庭住房阶层整体呈现一房阶层占主体、无房和多房阶层占比较小的“橄榄形”结构,且多房阶层家庭的比例呈明显增长趋势。②地理上无房和一房阶层未见明显空间集聚,多房阶层呈现极化格局,并随时间变化从京津冀向长江流域转移。③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中的家庭规模、家庭年收入、婚姻和年龄是家庭住房阶层实现跃迁的正向因素;通过将制度变量、市场变量加入交互项模型,权力推续理论和市场转型论皆得到验证。另外,省商品房均价也是住房阶层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依托国际互联互通交通基础设施扩大内陆开放的大背景下,文章从敏感性和应对性2个维度构建开放型经济—出境交通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测算脆弱性,并运用泰尔指数、空间马尔科夫链及障碍度模型分析其空间差异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及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我国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出境交通复合系统脆弱性呈以中部地区为核心向边疆地区逐渐增大的圈层结构。低脆弱城市呈以城市群为中心的“群”状分布特征;中心城市脆弱性最低,沿边口岸城市脆弱性最高;且随时间演化系统脆弱性逐年降低。②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差异逐年上升,省内差异贡献大于省际差异,西藏、云南、黑龙江、四川等是差异主要来源地。③脆弱性类型趋向于保持不变,低脆弱性城市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④外贸和外资依存度、出境交通最短旅行时间、货运周转量、进出口贸易总额等是脆弱性降低的主要障碍因子。

文章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分别作为城市数字化和城市治理智能化转型的外生冲击,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及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政策不确定性下数智化转型对中国产业现代化的作用。结果表明：①“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产业现代化水平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意味着城市数智化转型能够促进产业现代化水平提升。②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外贸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城市数智化转型对产业现代化水平的促进作用增强。③通过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城市数智化转型不仅局限于本地区,同时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结论对于在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促进产业升级和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