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中国282个设区市2009—2022年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数据，结合不同产业链价值环节对产业发展的差异化作用，系统性刻画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空间演化趋势特征，并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深入辨识了影响产业布局的核心因素。研究发现：①在全国层面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态势，并且随时间推移，产业规模在显著增加的同时，不同城市之间的产业发展差距仍持续存在。②在产业链不同环节层面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分布具有相对集中性和地域性。③研究期内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其空间分布变化是区位环境、要素环境、市场环境、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县域要素集散能力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综合运用加速遗传算法投影寻踪模型（RAGA-PPC）、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等方法，探究了2010—2022年中国1735个县域要素集散能力的格局及多维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①县域要素集散能力整体呈稳定上升趋势，八大经济区之间存在显著梯度差异，东部沿海经济区持续领先，而东北经济区发展动力相对不足。②在空间分布上，县域要素集散能力呈现“核心—边缘”结构，热点区稳定集中于沿海和长江中游经济区，冷点区则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和大西南经济区，且范围逐渐缩小。③县域要素集散能力的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为主要来源，其中东北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的差异更为显著，而大西北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④要素集散能力具有较强稳定性，且相邻县域间存在长期的空间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低—低”集聚现象逐渐缓解，向上流动趋势增强。其中高水平县域对低水平县域的虹吸效应明显，而对中等及其他水平县域则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研究结论为优化县域要素配置、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区域发展”问题是国家发展规划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目前，我国已形成“3+N”的区域战略体系，即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3个战略，外加新型城镇化战略等“N”个区域发展战略。文章梳理了我国区域战略体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分析区域战略叠加的内在机制，并探寻其效应最大化的实现途径。研究认为，区域战略叠加所形成的地域经济系统具有地域差异性、联系性、尺度嵌套性、功能传导性与综合集成性五大特征。通过区域战略叠加调控优化地域经济系统的经济地理机制在于：基于比较优势引导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借助系统间的联系获得正外部溢出效应、将区域战略尺度和功能尺度耦合实现不同尺度间战略功能的有效传导，以及通过战略协同产生涌现效应，共同作用使得区域战略叠加之后的效应获得强化。研究提出，在区域战略升级中实现战略叠加效应最大化、发挥主体功能区的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系统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探索综合功能区和国土空间新体系是实现区域战略叠加效应最大化的途径，为“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和“十五五”时期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新能源汽车充电站是中国新基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充分考虑新能源汽车司乘人员在充电和接受公共设施服务之间的步行便利性，借助高德POI和OSM路网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改进型高斯两步移动搜索和盲区分析等方法对长沙市三环内充电站空间分布格局及其与公共设施的空间适配性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充电站空间分布在全域尺度呈现出明显的“T”字型集聚格局，站点密度从中心城区到郊区递减，与路网和公共设施的空间分布存在一致性；②充电站与各类公共设施整体适配水平不高，不同城市功能分区下的充电站与公共设施适配性存在较大差异；③显性适配盲区集中在东北、东南城乡结合部及谷山公园西侧等城市边缘地区，隐性适配盲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这些盲区是公共充电站进一步优化布局的重要目标区域。

文章在识别区域创新韧性概念基础上，采用核心变量法、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法以及空间计量模型，测度与剖析了中国城市创新韧性的时空交互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创新韧性呈现整体水平不高且波动起伏的特征，在空间上表现出低韧性城市从西北和西南边境向东北地区蔓延，中等韧性城市从东部和南部沿海向长江中游地区扩散的特征。②城市创新韧性的抵抗力与恢复力呈负向关联，邻近城市间创新韧性的空间关系呈现从竞争态势向协同发展转变，但低韧性城市间的空间关系表现出惰性和路径依赖特征。③城市创新韧性存在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消极的时间滞后效应，政府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合作对城市创新韧性分别有负向和正向直接影响，集聚效应和外商投资分别有消极和积极的溢出影响，产业结构有积极的直接与溢出影响，金融发展水平则对本地与邻近城市的创新韧性均有显著抑制作用。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正持续发育，其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尚待探索。文章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162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上市公司总部—分支机构数据构建2003—2023年城市关联网络，系统解析其网络结构演化特征与节点功能分配规律。研究发现：①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整体从离散型网络向强交互性复杂网络系统转变；②网络层级结构日益完善，由“双核驱动”向“多核并驱”转变，初步形成以省会城市联系为主导的轴辐式网络，核心—边缘结构与路径依赖特征明显；③多数城市在重要性与控制力上表现一致，大部分省会城市长期居于核心高控制力地位，战略枢纽城市与新兴产业城市的功能提升显著；④网络社区空间形态逐渐从高度碎片化向边界清晰的板块化演化，空间融合趋势加强，陆海联动格局正逐步深化。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协同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探析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要和重要科学命题。文章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和系统论思维范式，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矩阵模型，并提出未来研究亟待关注与探究的重要议题。研究发现：①概念矩阵模型是一种用于组织和分析概念之间复杂关系的工具，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矩阵模型，为厘清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联提供了系统性、逻辑性、直观性的理论框架。②以新质生产力核心概念（技术突破、要素配置、产业升级）为行，以旅游业经典“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为列，构建3×6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矩阵模型，为探究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③未来相关研究需立足于文旅深度融合这一发展背景，关注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协同、创新主体和实现路径，为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文章基于对文化旅游资源驱动型绅士化的基本阐释，重点分析南京“老城南”更新改造中，文旅型绅士化现象的类型、机制与效应。研究发现：①南京“老城南”文旅型绅士化可分为历史街区再现型、诗意栖居重塑型和功能叠置升级型3种。②优质稀缺文化旅游资源带来的“潜在地租”上涨和“垄断租差”是推动文旅型绅士化发生的核心动力；地方政府、市场力量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协商与利益关系的差异组合与动态变化，形塑文旅型绅士化的多元路径与类型模式。③文旅型绅士化有利于历史文化遗产复兴再现与多元利用，但要警惕过度资本化和过度商品化等问题。最后，建议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文脉挖掘与保护利用，规避绅士化过程中的“置换/失所”和社会不公平等负面效应，引导文旅型绅士化成为推动城市更新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工具。

网红打卡地作为新时代信息通信技术应用背景下的旅游开发产物，探究其虚实空间匹配关系及空间生产机制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城市网红消费空间的理解。文章从虚实空间交互视角出发，基于实证—结构主义混合方法论，利用网络文本挖掘、核密度估计与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了南京市虚实空间匹配的表层特征及其匹配机制。结果表明：①南京市网红打卡地的现实空间建设密度呈现显著的中心极核式分布，虚拟空间感知密度存在核心—边缘式延展特征，虚实空间匹配总体上呈圈层式分布特征，部分中心地区的现实空间建设与虚拟空间感知失调。②从机制上看，空间实践是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实践过程，平台与景区的利益合作及用户到游客的角色转变是虚实空间交互的桥梁；空间表征是权力系统内的虚实交互过程，表现为平台、景区、政府和游客的权力博弈；表征空间是文化脉络中的社会演进过程，是趋利化的消费文化、社交化的体验文化和标签化的网红文化的演进。

文章聚焦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协同关系，依据国家战略演进的关键时间节点以及长三角区域的政策跟进，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2—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构建绿色—富裕协同度指数（GPI）量化二者的协同状态；在此基础上，运用全局莫兰指数和热点分析刻画时空协同演化特征，并通过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了其驱动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时序上，绿色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波动上升，后者增长显著，区域差异逐步缩小；②空间上，苏北、皖北及宁波、嘉兴初期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后期整体向好；共同富裕水平呈现“东强西弱”格局，经济发达地区及其周边地带优势明显；③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时空协同演化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热点区集中于黄山、池州、宣城等生态优势突出但经济基础薄弱的城市，冷点区集中于宁波、嘉兴等经济活动干扰度高的城市；④低技术水平下的经济增长与高强度政府干预的产业结构会阻碍协同推进，对非共同富裕示范区和中心区影响尤为显著。

文章以“东北文旅”为研究标签，获取抖音平台500条短视频和89849条评论文本数据及375个文旅目的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文本挖掘与情感分析方法，系统探讨了东北地区文旅短视频的空间关注格局及情感认知特征，并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东北地区文旅短视频整体关注度呈现“北部、东部偏高，中部偏低”的不均衡分布格局，高值区多集中于资源禀赋突出、城市功能完善的区域。②不同类型文旅目的地关注度存在显著空间差异，自然生态类呈头部极化，历史人文类形成“双核心”格局，现代体验类则以东部为主要区域集聚。③评论者情绪整体以正面为主，积极内容占比最高，体现出东北地区文旅良好的网络口碑，但亦存在如气候寒冷、价格偏高等负面感知内容。④短视频平台中的文旅目的地关注度由短视频内容、社媒平台、用户情绪反馈共同影响作用，反向建构关注地的网络形象，从而再次影响其关注度在网络上的传播效果。

体育服务设施优化配置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14—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POI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及最优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了体育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体育服务设施配置水平从0.179增至1.225，设施总量由2693个跃升至18436个，呈持续增长态势，形成“大南昌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武汉都市圈”梯度格局。核密度曲线右移且主峰高度下降，反映空间分布渐趋均衡，但吉安、天门等边缘城市仍存在拖尾滞后。②体育服务设施类型结构呈“金字塔型”分化，其中健身中心和台球厅密度最高。空间分布呈“核心—边缘”格局，全局Moran's I值介于-0.043~-0.132，具有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③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体育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的影响最强，而交通承载力和环境质量因子对其影响相对较弱。且城镇化水平∩路网通达性的解释力最强。未来，应从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交通网络等多个维度协同提升体育服务设施配置水平。

传统村落中的“蔽护型”村落景观空间遗产，是指主要功能为掩护自身、规避风险和预防威胁，且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景观空间组织，其本质不仅是集体对生命安全需求的空间化回应，更是生存焦虑的文化转译策略。文章运用空间图式方法论，从哲学、设计学、文化心理学等学科视角，挖掘了其共通性图式结构及生成机制。一方面，揭示了“蔽护型”村落景观空间生成机制，即一种由“群聚”“贵和”“思危”的逻辑图式与“地理环境多样性”和“交往方式丰富性”等情境图式，双向塑造而成的“环合结构”，挖掘了根源性文化与多元外化显现之间的动态关系。另一方面，针对传统村落景观遗产保护的不足，以汉、藏、土家、瑶、侗、傣等民族传统村落为例，构建“点—线—面—体”的框架，提出了“水平围合”和“垂直剥离”的保护路径。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空间化呈现的探析，有助于把握文化主体性，强化民族身份认同，并为此类型景观遗产的原生性保护提供学理性参考。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成为破解乡村人才短缺、资源错配与治理低效的关键路径。文章以“内涵属性—关键问题—实现逻辑—研究展望”为理论主线，系统解析了居民回流对乡村全面振兴的多维赋能机制。首先，从内涵属性层面阐明“人的回归”通过要素重组与协同机制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构建“生态—经济—文化—空间”融合发展的城乡新范式；其次，揭示当前关键问题，包括人才供需结构性失衡、政策碎片化与治理滞后等现实挑战；进而提出实现逻辑，提出“要素—融合—传导”三维分析框架，以“人力资本升级—空间再生产—治理现代化”传导链条为核心，剖析要素流动、业态融合与空间重构的动态关联；最后，构建覆盖基础理论、影响因素、实现路径的研究框架，为优化人才政策、平衡保护与开发目标提供操作性路径，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从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3个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2010—2023年中国31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考察了新质生产力的时空演进及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增长速度较缓，产业形态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短板。②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处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东强西弱、东北滞后”的空间分异格局，但各省份新质生产力水平逐渐向更高等级进阶。③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差距贡献率最大。④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新质生产力发展呈“俱乐部趋同”特征，且存在路径依赖，跨等级跃迁概率较低。⑤新质生产力发展受经济、制度、教育和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化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和交通便利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和法治化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从产品风险、要素风险、市场风险和外汇风险4个维度构建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30个省份的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进行测度和评价。研究发现：①东部地区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较低且呈下降趋势；中部地区次之，但波动较大；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风险较高。②中国去工业化经济风险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分化的加剧，区域内部的差异相对平稳；东部地区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去工业化经济风险的差距最为显著，且呈扩大趋势。③中国去工业化经济风险呈现“经济相似主导、地理相邻次之”的空间集聚特征，人均收入水平、政府干预和交通基础等因素对其空间分布具有重要影响。④构建的去工业化经济风险预警系统能够对风险值和风险等级进行精准识别和预测。必须进一步巩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建立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以系统观念统筹产业发展与经济安全。

优化国土空间分区开发策略是支撑成长型都市圈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文章以长株潭都市圈为例，构建经济—生态系统韧性和耦合协调评价体系，结合生态源地和生态安全格局评价分析，探究多维度交互的都市圈国土空间功能适配特征，并基于此提出都市圈分区开发优化策略。研究发现：①长株潭都市圈经济韧性和生态韧性呈现出明显的“核心—外围”与南北分异格局，经济—生态系统韧性则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而都市圈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明显的“逆核心—外围”的空间分异特征，中部核心城区面临低协调与低耦合的双重压力（CCD<0.5），东部的醴陵、浏阳则形成高协调与高耦合的良性互动（CCD>0.68），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和生态协同发展的互馈和约束效应越明显。②长株潭都市圈生态安全格局指数以“中”“高”等级为主，“沿江蔓延—绿心为核—外林筑屏”的三级生态网络构型进一步印证了生态源地“东部主导、南部支撑”的空间分布特征，彰显出区域生态本底的显著优势，是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关键空间基础。③分区优化结果将长株潭都市圈国土空间重构为9类功能区，分析了各功能区特征，明确了都市圈未来东向融城发展、西向协调提升等主要方向及分区优化策略。

强化水环境监管手段对于遏制水污染、提升水生态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文章聚焦于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的监测效果，考察其对推动污染企业退出市场或迁离流域的作用。研究发现：①国控水站仅显著推动上游区域水污染密集型企业退出，而下游区域因存在监管盲区，导致退出效应不显著，呈现结构性退出特征。②机制分析表明，上游企业因创新受限和成本上升而加速退出，下游企业则因监管宽松，其存续倾向增强。③异质性分析显示，非连续性监管效果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压力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论揭示了国控水站监测体系的空间局限性及其对流域治理效率的制约，为优化水质监测网络布局和推动上下游协同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

网红孵化企业（MCN）是网红经济产业链中连接网络红人、数字平台和生产厂商的关键环节，探究其区位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于构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选址行为理论、指导区域产业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抖音平台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剖析中国MCN的区位选择特征，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MCN具有规模差异大、分布范围广的特征，数量呈长尾分布且城市间差异显著，61%的企业集中于前20位大城市，部分MCN向中小城市及中西部地区下沉；②MCN呈现出“整体离散、局部集聚”的空间格局，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均有分布，同时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和成渝都市圈4个高密度集聚区，表现出“实体集聚”和“虚拟集聚”并存的特点；③MCN区位选择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能人才、制度厚度、生产邻近、信息邻近、公共服务设施、绿化覆盖面积和社会活力环境呈显著正向影响，产业基础呈显著负向影响。研究为中国网红经济产业布局和后发地区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提供了经验借鉴。

文章以2008—2021年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MinDS-GML模型、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和面板分位数回归等方法，探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转型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转型指数随时间变化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伴随多极分化现象；区域内绿色低碳转型指数总体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表现出“大连片、小散落”的集聚态势。②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转型指数的局部空间结构具有一定稳健性；在时空跃迁过程中，不同空间关联类型间转移较少，绿色低碳转型指数的空间关联结构受自身因素影响较大，低值区城市易陷入转型困境。③政府支持、绿色创新、人力资本、环境规制、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对绿色低碳转型均有显著影响，其中绿色创新的作用强度最大；在不同分位点下，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应有所差异。

城市韧性是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势能。沿海城市受陆海交叠扰动，急需提升韧性以保障发展安全。文章基于“要素—特征—能力”的关联构建城市韧性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运用突变级数、核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和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等方法，以环渤海地区17个沿海城市为例，揭示了2010—2019年沿海城市韧性的时空动态演进特征、韧性能力模式及其内在交互关系影响韧性水平演进的机理。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环渤海地区沿海城市综合韧性南高北低，子系统韧性空间分异显著。②沿海城市韧性水平整体上升，经济韧性涨幅最大，生态韧性次之，社会和综合韧性上升缓慢。区域内部韧性的绝对差异存在变化，生态韧性的空间不均衡性突出。③沿海城市韧性的动态转移呈“俱乐部趋同”现象，但存在中等水平逆向跌落风险。④沿海城市呈现5类韧性能力模式，其中经济恢复滞后型（Ⅲ类）占比最高，保持在35%~47%；恢复力主导型（Ⅱ类）和生态抵御—经济抵御主导型（Ⅳ类）各占18%左右。多数城市保持模式稳定，个别城市出现2种模式的转化。⑤沿海城市不同韧性能力模式的形成和变化有赖于子系统韧性能力间的权衡和协同，是影响韧性演化的主要动力。促进韧性能力关系的趋优演进，是增强城市韧性的根本。沿海城市韧性建设应加强理念目标、实施路径和制度保障的推进。

文章以协调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2012—2021年黄河流域58个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了信息流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性水平呈上升趋势，其耦合协调值由2012年的0.503增加到2021年的0.579，存在“中下游高、上游低”的空间分布特征；②黄河流域信息流与技术转移网络均呈现“多中心”的空间格局；信息流每增加1个单位，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协同性提高0.102个单位，且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上游地区及非省会地区影响更为明显；③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流通过促进黄河流域城市间技术转移，进而影响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水平。未来应加快互联网等信息产业发展步伐，促进黄河流域各区域之间的协调联动发展，利用信息流赋能实体经济，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协同发展。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地理学对该论题研究具有显著学科优势。针对当前共同富裕测度方法体系不完善、区域实证不深入的研究现状，文章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过程性、多主体等特征完善测度方法体系并进行了多尺度多维度长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共同富裕可从富裕和共同两大方面解构，富裕水平表现为经济、社会、资环、基建等维度的综合发展水平，共同水平表现为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与多维分异。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中国区域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升，整体表现为富裕水平和共同水平的双重增长，但存在一定的区域和维度异质性。其中全国富裕水平、共同水平显著提升，大区富裕格局发生显著重塑且主体功能化特征愈发明显，区域间差距相较于区域内愈发突出，省域富裕格局整体稳定但存在维度趋势性。③中国共同富裕演变具有显著的时空关联，共同富裕对富裕水平的演变响应强烈，集聚型共同富裕空间格局逐步显现，富裕主导型的共同富裕特征愈发凸显。最后，文章提出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核心逐步缓解区际差距、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建议，可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科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