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电商作为新兴的营销渠道，是推动农产品上行的重要途径。文章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直播电商平台抖音为研究案例，借助机器学习技术与数据挖掘技术，收集直播电商相关数据4.3万条、867个观测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综合分析了在主播个人特征、主播活跃特征、直播人气特征、直播店铺特征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下，直播电商对农产品销售效果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主播个人特征、主播活跃特征和直播人气特征能有效推动农产品销售效果提升。②关注用户数能够显著促进农产品直播电商销售效果，主播个人特征、主播活跃特征与直播人气特征在关注用户数中介变量的作用下，有利于促进销售效果。③不同的粉丝量级的直播间对农产品直播电商销售效果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主播个人特征随着粉丝量级增加，对销售效果影响越大。同时，主播活跃特征、直播人气特征和关注用户数对销售效果影响程度也可能出现逆转，其原因在于粉丝成熟度、等待成本及消费观念存在区别。最后，文章从政府、平台、主播等方面提出优化直播电商模式、推动农产品销售以及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来自微观层面的决策参考。

文章基于中国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2011—2021年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过程和特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结构和时序影响。 结果表明：①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呈现多点零散分布，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南北分异。其中南方地区的城市经济韧性显著高于北方，显著高值集聚区整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再向西和北”的演化过程。②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③结构分析表明数字创新要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较大。时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逐年提高，其中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要素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也具有递增的时序性。

文章将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第11版GTAP数据库，构建内嵌中国31省份的全球CGE模型，系统评估了关税冲击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及中国的区域经济影响。研究发现：①在宏观层面，美国GDP下降显著，中国凭借国内大循环和出口多元化展现出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而欧盟、日韩及东盟等第三方经济体因贸易转移效应普遍获益。②在区域层面，沿海出口导向省份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而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依托内需和要素成本优势保持稳定增长。③美国加征关税虽在短期内对其部分重点产业（纺织服装业、电子产品制造业等）具有保护作用，但在长期将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中国相关产业在短期内虽受冲击，但随着国内供应链调整，长期呈现增长趋势。④从空间上看，多数省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出下降，并呈现向边疆省份转移的趋势；技术密集型产业虽在外向型省份受冲击较大，但在工业体系较完善的省份表现出较强韧性；而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供应链整合型产业则显示出较好的抗冲击能力。

文章系统性诠释了旅游业数字化发展的内涵特征，并采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对旅游业数字化研究的作者共现、研究热点、主题聚类、前沿趋势展开了国内国外横向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旅游业数字化是指以数字化基础设施为前提条件、以数字化经济环境为关键支撑、以旅游数字化投入为核心内容、以旅游数字化效益为最终体现，实现旅游业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数字化变革的现象和过程。②2000年以来国内外旅游业数字化研究成果稳步增长，其中国内发文量较国外同期差距日渐缩小，但高辨识度作者数量偏少，科研机构交流合作程度较低。③从关键词网络共现结果而言，国内研究主要涉及旅游业数字化、智慧旅游、旅游信息化、在线旅游、旅游大数据等高频词，而国外学者则更关注旅游活动、智慧旅游、虚拟现实技术、非接触旅游、智慧旅游目的地、新冠疫情等热点。④从关键词时线图谱来看，国内主要聚焦数旅融合创新、数字技术应用、战略政策导向3个领域，国外重点围绕数字文旅场景建设、旅游资源数智利用、数字技术旅游应用3个方向展开研究，并在关键词突现时序上存在非同步性、内容上存在非一致性。据此，文章从加强国内国外学术合作、细化旅游企业数字化研究领域、强化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前瞻全域旅游数字化治理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凝思和展望。

文化和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强烈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特性，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探索新时代新征程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研究迫在眉睫。文章科学梳理中国文旅关系的学术史，聚焦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路径，从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认识层面的理论与现实逻辑、概念层面的研究框架和实践层面的类型谱系3个方面建构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体系。未来，在研究实践中需重点关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场景营造与主体互动、驱动机制、实践路径和政策体系等科学议题。研究期望建立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库”，不断深化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对于构建我国文旅发展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力资源充分流动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环节。文章通过2011—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并且在替换自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②从城市层面看，数字经济发展主要显著促进了胡焕庸线以西地区和大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在个体层面，数字经济对男性和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流动促进作用更强。③数字经济主要通过降低个体搜寻成本、地区交易成本、增加就业机会和降低地区间壁垒等渠道促进劳动力流动。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新的论据，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文章构建涵盖旅游经济、旅游资源、基础设施与旅游管理等4个维度的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方法测算2014—2023年贵州省88个县域旅游竞争力，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障碍度模型进一步识别并解析制约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 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整体稳步提升，且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但区域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表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结构性分化态势。②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发展特征，其中高竞争力县域主要集中于贵阳、遵义、六盘水等经济基础较好、交通便捷的区域，而边远山区及少数民族聚居区旅游竞争力相对较弱。③生态环境质量、经济基础薄弱及交通可达性不足是制约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的核心障碍因素。④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面临的主要障碍类型包括旅游经济障碍型、资源障碍型、基础设施障碍型和管理障碍型。不同县域因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障碍类型及其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异质性。

文章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的5个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一是提高新型城镇化的现代化质量；二是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规划建设治理水平；三是城乡融合与生态环境问题；四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五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文章就新型城镇化提出了5个建议：①持续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建设，着力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构建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依托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新格局；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资源共享，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④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⑤走符合国情的健康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道路，注重生态保护，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

考虑到农村电商已经成为“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重要渠道，且许多地理标志主产区鼓励农户接入农村电商，有必要探究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及其作用机制。文章基于京东平台上大米产品的实际交易数据，采用特征价格模型准确地估计了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并从在线声誉和可追溯性的角度验证了地理标志产生线上溢价的间接路径。 结果表明：①地理标志能够产生线上溢价，但线上溢价随价格区间的上升而下降。②地理标志有助于积累良好的在线声誉和促进产品追溯码的使用，进而产生线上溢价。③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在地理区划上具有异质性，来自西部地区或非粮食主产区的地理标志大米能够产生更高的线上溢价。④富硒、低蛋白和胚芽等功能性标签会降低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但没有证据表明有机认证会对地理标志形成替代。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文章从科技创新能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要素创新配置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运用莫兰指数、核密度估计、Markov链转移矩阵、Dagum基尼系数和收敛模型揭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地区差异与收敛性特征，并进一步借助障碍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随时间推移稳步上升，存在明显的“东高西低”递减式分布格局。②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邻接高水平地区对本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积极促进作用。③从区域差异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差距较大，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占首位、区域内差异次之，且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④从影响因素看，科技创新能力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因素，对外开放、信息化、劳动力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是导致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新质生产力空间分异特征的主要驱动因子。

文章基于抖音用户对华东地区旅游景点的收藏量数据，首先采用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了华东地区抖音关注度较高旅游景点的空间模式，继而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旅游景点关注度的空间分异格局，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探讨了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华东地区抖音关注度较高的旅游景点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其中沿海城市之间关注度较高的旅游景点数量也存在较大差异；华东地区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层级划分较为清晰，主要呈现中部较高、两端高低相间的特征；②从空间多尺度特征来看，华东地区抖音关注度较高的旅游景点总体呈集聚型分布；③从空间关联特征来看，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整体呈空间正相关，且空间集聚程度较高。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的空间关联格局与分异格局基本对应，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的中部，中低值区镶嵌分布在其余地区。④从影响因素看，客运总量、A级旅游景区数量、常住人口、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4个因子两两的交互作用对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的影响较为显著。

RCEP的签署生效催化全球经济版图的重组，其在空间上连通起印、太两大洋，是我国经略海洋、通往世界的必由之路和外循环的前沿阵地。厘清RCEP成员国间的地缘关系演化和机理不仅能够为推动中国与RCEP成员国间地缘关系良性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同时也能够丰富地缘关系相关研究。文章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构建RCEP成员国的地缘关系网络，依从主体—关系—结构的逻辑揭示了区域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的演变，并运用fsQCA分析了地缘关系的空间机理。研究发现：①RCEP成员国地缘亲和力水平整体呈现东盟亲和、澳新日韩疏离的空间态势。②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网络最初呈现出中国—东盟亲和团状和日澳新亲和三角并存的空间结构，团状结构紧密发展随后收缩至东盟内部，日澳新亲和三角结构降级后消失，地缘关系呈现出日趋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③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社团结构受到美国因素和地理因素的作用，中缅始终稳定存在于主社团中，次社团由中南半岛集聚向马来群岛集聚演化，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盟友始终分别构成具有排他性质的社团。④地理邻近是形成亲和地缘关系的普遍前提，邻国间的贸易依存也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地理距离和制度差异是阻碍地缘关系发展的重要因子。

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272个市域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实证检验了均等化水平及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居民消费呈现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发展格局由“多点式”零星分布向“组团式”聚集形态转变，其中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城市群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主要高聚集区。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且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③机制分析表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发挥收入效应和预期效应促进居民消费。④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空间聚集区和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据此，未来应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协同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其空间辐射效应，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文章从平台经济基础设施、参与主体、运行结果3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3—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平台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特征及演化过程，借助QAP回归模型验证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平台经济发展空间关联表现为多线程、中心—外围式的典型网络圈层结构形态，平台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性有所减弱，整体网络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②浙江、福建等10个省份在网络中发挥着“发动机”作用，江苏、天津等7个省份在网络中扮演着“中介”和“桥梁”的角色，浙江、江苏等10个省份在网络中充当着“中心行动者”角色。③净受益板块、经纪人板块、双向溢出板块和净溢出板块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同样存在着逆向溢出、非均衡的问题。④平台经济空间关联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市场竞争水平差异、科技创新水平差异、社会消费水平差异对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地理距离差异、产业结构差异与平台基础设施水平差异具有负向影响。

旅游度假区高质量发展对我国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综合运用二手数据搜集、半结构访谈和文本分析等方法，系统地阐释国内旅游度假区发展动力和模式。研究发现：①市场、资本和政府是影响旅游度假区发展模式的核心维度；②1990年代以来，国内度假区经历了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规范化建设和快速扩张、高质量发展与路径创新等发展阶段。③市场、资本和政府三者相互作用，塑造了我国度假区独特的发展路径，催生需求引导型、投资引导型和政策引导型3种发展模式。研究结论深化了对中国旅游度假区演化机理的认识，有助于国内度假区的高水平开发，阐释了非西方情境下度假区发展驱动机制。

文章基于抖音数据，运用位序—规模、核密度、最邻近指数等方法揭示了浙江省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结构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了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网络关注度头部景区村庄优势明显，中部和尾部景区村庄发育较差；②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核密度分布整体呈现“T”字形空间聚集结构，并且在“T”字形内部呈现出五大核心集聚区；③三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核密度分布整体呈现“一低两高、分异鲜明”的空间格局；④地区经济水平、服务业支撑是影响整体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重要因子，其次是植被覆盖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网络普及水平等，而且影响因子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多因子作用强于单因子；⑤三类景区村庄驱动力因子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其中网络普及水平是特色休闲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最大影响因子，地区经济水平是民俗文化类和自然生态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最大影响因子，但植被覆盖率和空气质量是自然生态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作用较大的影响因子。

随着全域旅游战略的深入推进，旅游廊道体系的构建及其空间布局的优化已成为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选择。文章以陕西省渭南市为例，根据旅游热度值识别旅游源地，进而采用MCR模型和重力模型提取渭南市的旅游廊道，并对不同情景的旅游网络结构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结果表明：①渭南市44个旅游源地与118条旅游廊道构成全域旅游空间的基本格局，其中包括44条一级廊道，15条二级廊道和59条三级廊道，廊道总长2423.02 km，识别出旅游“夹点”46处，障碍点28处。②根据旅游源地的不同模拟情景，增“源”全面发展情景对旅游网络系统的效能提升有限，优化减“源”发展情景比增“源”全面发展情景对网络系统的改善更加有效。③根据旅游综合阻力值，将渭南市旅游发展空间划分为旅游发展极重要区、重要区和一般重要区，并针对性地提出差异化的旅游发展策略，为渭南乃至全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文章在解构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采用“VHSD-EM”模型、耦合协调度方法、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揭示了2012—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识别其关键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新质生产力呈现稳步上升的时序特征，经济韧性呈现“逐年增长—相对放缓—快速上升—略微下降”波动上升态势。②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经历了“濒临失调—勉强协调”的演变历程；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冷热点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南—西北”走向。③地区间差异是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呈小幅增长态势。④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由创新转型力、新质劳动资料逐步向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与适应调整力因素拓展。

厘清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动态交互关系及驱动机制，对于推动生态脆弱型旅游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地关系耦合理论建构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框架，采用集对分析法测度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得分，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分别揭示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长期存在的动态交互关系、耦合协调类型，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二者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互动响应关系，旅游开发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冲击作用程度要大于生态系统对旅游发展的馈赠效应。②研究期间，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是长期的，结构上具有相对稳定性；研究区耦合协调等级呈现持续提升态势，内部差异先收敛后扩散；耦合协调等级的热点集中在“贵阳—遵义—黔南”一带；邻域间耦合协调度存在“近朱者赤”的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耦合协调等级之间存在向上跳跃式转移现象。③研究区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类型整体趋势向好，耦合亚类总体由失调衰退类转向勉强协调类和协调发展类。④自然静态因子对耦合协调度解释力相对较小，社会、经济和政府动态因子对耦合协调度解释力较大。

文章以“中国鞋都”——晋江市陈埭镇为例，基于全域鞋服企业和相关建成环境、社会经济数据，综合采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系统解析了陈埭镇鞋服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陈埭镇鞋服企业呈现出“多点集聚、少量带状分布”的空间特征，不同产业链环节企业空间分异明显。②建成环境主要影响制造环节，社会经济、设施条件主要影响上游设计研发、下游包装销售环节，营商环境主要影响上游设计研发、中游成品制造环节，上述因素的影响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民营经济强镇产业空间优化、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文章在构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评价体系基础上，采用综合适配模型、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5—2022年长三角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适配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两系统呈波动增长趋势，国土开发强度由2005年的0.071上升至2022年的0.570，城市宜居性从0.087增至0.704。②适配类型由初期的较不适配转变为末期的相对适配，空间集聚特征显著，高值区存在一定空间锁定特征。③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对适配度的影响力较强，经济发展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显著，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适配度逐渐提升。

数字经济是驱动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赋能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的战略需求。文章采用计量回归模型和链式中介模型探究了2011—2022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均快速提升，两者皆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发展特征。②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城市合作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三者的并行中介路径和链式中介路径正向影响绿色发展效率，总中介效应系数为0.861，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分别占70.15%和29.85%。③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强度具有城市异质性，高等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更能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

文章在明晰发展绿色经济必要性的基础上，首先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衡量绿色经济发展，采用复合网络DEA模型衡量工业产能利用率并进行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分解；然后，运用基于邻接矩阵、逆距离矩阵与经济地理嵌套矩阵的空间面板模型评价绿色经济发展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空间效应，并通过供给侧与需求侧进行机制分析；最后，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了区域异质性讨论。研究发现：①绿色经济发展能够通过集聚效应提升本地区工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扩散效应提升邻近地区工业产能利用率，有利于突破“胡焕庸线”对经济地理格局的束缚。②绿色经济发展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直接效应，在需求侧主要表现为溢出效应。③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非均衡态势，而绿色经济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文章聚焦分布式可再生电力生产—储能—终端用能融合系统——“零碳单元体”，通过理论建模与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评估了其经济与减碳效益。研究发现：①当零碳单元体的平准化度电成本低于购电价格时，用能主体的效用水平随之提升。②以中国典型家庭为例，“10 kW光伏—10 kW·h储能”的零碳单元体25年期净现值平均约37802元，内部收益率6.08%，平准化度电成本0.28元/kW·h，年均减排6.13t CO₂。③区域分析表明，受光照资源、电价水平、电力碳排放因子等影响，零碳单元体在山东、黑龙江等华北与东北地区推广的经济与减碳效益较高，而贵州、重庆等西南地区则相对较低。据此，应充分发挥零碳单元体的经济与环境双重价值，因地制宜推动其在优势地区先行先试并逐步推广，加速释放多元主体的转型潜力，以系统融合方案赋能零碳转型。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抉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对新质生产力内涵进行深刻阐释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的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11—2021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稳步提升，总体上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空间格局和“南快北慢”的演进趋势；②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由高到低可以划分为引领型、突破型、成长型、发育型和薄弱型5个等级，各等级城市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格局；③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差异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小，其中东部城市的区域内差异最大，东部—东北的区域间差异最大；④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东热西冷”空间分布相对稳定，热点区域“南进北退”及冷点区域向北扩张的态势明显；⑤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扩散力量整体上大于空间回波力量，高水平邻域对本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据此探讨了差异化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路径，可为制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产业链韧性是刻画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能力的有效维度，测度与提升产业链韧性是精准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选取2005—2022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数据作为样本，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演化能力、引领能力和可持续能力五大维度构建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其产业链韧性水平，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探究了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区域差异及来源。研究发现：①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有所提高，但进程缓慢且总体水平偏低。②四大区域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发展不均衡，2005—2018年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2019年之后则表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的特征，且东部和中部地区差距增大，区域间差异是主要差异来源。③再生型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城市，且差距在不断扩大。④从空间格局看，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未呈现明显空间集聚性，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产业链韧性的带动作用不明显。据此，建议从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绿色发展等方面提高资源型城市的产业链韧性。

森林康养对促进大众健康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生态康养、景观康养、饮食康养、文化康养4个适宜性为一级准则，选取18项具体指标构建森林康养适宜性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森林康养适宜性进行了评价和区划，并提出了产品开发思路和建议。 结果表明：①湖北省平原区森林康养适宜性低，山地区森林康养适宜性高，总体呈“中部低，四周高”的圈层式空间分异格局；②湖北省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可划为4个一级区（优先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局部开发区、精准开发区）和8个二级亚区；③湖北省森林康养产品开发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实施多元化、特色化、协同化、赋能化的多层次开发策略。

文章选取甘孜、淄博和哈尔滨等30个网红旅游地，借助互联网多源数据，深入探究其生命周期演化特征与规律，进而提出了网红旅游地从“爆红”到“长红”的系统性调控策略。研究发现：①中国网红旅游地热度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头部效应和季节性明显，空间上总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②网红旅游地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稳定型、爆发型、山谷型、山峰型和特殊型5种类型，且不同类型的网红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服务型管理思维、打造地方特色文旅IP、创新多媒介形象传播、加强数字化城市建设”4个方面的网红旅游地系统性调控策略，以期为网红旅游地避免步入衰退期或走向断崖式下跌，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国土空间多功能格局及其冲突关系识别，是推进空间统筹协调与高效利用的基础。文章基于协同—竞争视角，构建农业、城镇和生态三类功能的适宜性评估体系，采用三角模型识别空间单元的相对优势多功能类型，并通过冲突诊断矩阵定量测度多功能类型分别与土地利用现状及国土空间规划之间的冲突。选取山东省莱州市为研究区，以六边形格网为基本评价单元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农业、城镇和生态功能适宜性指数分别为0.60、0.51和0.54，农业适宜区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城镇适宜区在中部集聚，生态适宜区在东西两侧分散分布。②多功能类型以农业—城镇多宜型为主，沿东北—西南方向形成带状分布，生态优势型次之，主要分布在沿海及西部山林地带；评价单元多功能适宜性指数总和随高程、海岸线距离、城镇中心距离及道路距离等要素呈非线性变化。③现状冲突整体处于较低至中等水平且呈离散分布，规划冲突高于现状冲突；规划在18.69%区域缓解现状冲突，而19.12%区域因多功能协同不足或功能错位可能导致冲突加剧。建议强化多功能空间协同优化，推行动态冲突监测与分区调控机制，为提升国土空间精细化治理提供参考。

可及性养老资源是衡量养老服务供给效能的关键指标，对于构建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聚焦长三角城市群，依托多源数据，采用核密度分析、一致性系数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了可及性养老资源和不同生命周期老年人口的空间格局、匹配特征及背后的驱动机制。 结果表明：①可及性养老资源呈现“一体两区多核心”格局下的“Z”字型集聚空间分布。同时，“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边缘城市”等级分化下的空间非均衡发展结构明显。其中养老机构呈“沿江沿湾”分布，社区老年文娱场所为“多点状”集聚。②老年人口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楔形集聚区”，沿沪宁、沪杭通道形成“一体两翼”格局。细分群体中，不健康但生活可自理与不健康且生活不可自理群体集中于沪宁轴带，健康群体有向郊区扩散趋势，三类群体均呈现“中心—外围”衰减规律但速度各异。③可及性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的空间协调性弱，资源与人口的协调程度由中部地区向四周递减。细分类型中，养老机构富足类城市占比较高，社区医疗匹配类占比较低，文娱设施滞后类占比突出。社区老年文娱场所整体匹配度最优，其次为社区医疗卫生场所。省际差异显著，浙江资源聚集程度多高于对应老年人口，安徽、江苏、上海多呈资源滞后特征。长三角南部形成了“富足—匹配”交错带，资源滞后类围绕北部和西部连片分布。④可及性养老资源的空间分异受多种因素共同驱动，地区财政支出、老年人口数和媒体关注度等人文环境因素是影响养老资源布局的主要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对有限，但与人文环境因素交互后，影响作用显著增强。

文章以中国272个市域为研究对象，使用两期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及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测度了市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中国市域工业绿色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非均衡特征显著。②中国市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其次是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较低但逐步加强。③技术进步、绿色动能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效率恶化、发展动能阻碍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技术和投入产出维度结合来看，技术进步既源于发展技术进步也源于绿色技术进步，效率恶化主要由发展效率恶化导致，且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更多来源于发展效率差距。据此，应重视工业绿色发展长期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的工业绿色发展策略，以缩小发展效率差距为重点协同提升市域工业绿色发展水平。

提高能源效率可以缓解能源需求压力、推动经济低碳转型，进而实现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文章在计算200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基础上，将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合成控制法等方法探究了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①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全要素能源效率，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②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③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福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最大，四川次之，河南最小，对浙江虽短期出现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并为创新城市治理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参照。

探索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旅研究的重要时代命题。文章首先界定了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概念，认为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具有三重三元逻辑，在“数智技术嵌入—产业生态重构—多元融合共生”的循环反馈中动态演进，其融合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服务美好生活、展示中国形象和增进文明互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数智文旅共生体”为标识性概念，以“文旅新质生产力”“数字文旅”等为新范畴，以“视听符号化转换、柔性叙事策略、受众本位视角与分众化叙事”为表述方式的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话语体系。最后，文章提出“政策—资源—产业—生态”的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后效提升的实现路径，为助力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文章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标准差椭圆、泰尔指数等方法分析其新增跨境电商企业时空变化格局，同时基于路径依赖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揭示了跨境电商企业区位选择及时空格局演变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时序发展上，广东省跨境电商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受经济环境和政策演变影响，新增企业呈现出阶段性波动特征；②广东省新增跨境电商企业呈集聚与分散并存、集聚为主的特征，集聚方向趋近于水平，集聚中心位于深圳市和东莞市，四大区域板块之间分布差异大于板块内部差异；③广东省新增跨境电商企业由广州市、深圳市双中心轴线集聚向珠江口西岸多中心面状集聚转变，并进一步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跳跃式扩散和等级扩散；④跨境电商企业区位选择在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区分别呈现出路径依赖为主和路径创造为主的空间差异。影响因素中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形成的路径依赖仍然占据主导作用，政策因素呈现出路径创造作用，技术进步、开放程度等外部冲击的路径创造作用不显著。

农村产业融合是指农村一产与二、三产业融汇经营的发展方式。土地流转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制度。文章根据地权稳定性和利益联结模式将土地流转分为土地租赁和以地入股两种方式，以农民收入作为产业融合增收效应衡量指标，以休闲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比作为融合深度度量指标，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30个省份土地流转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①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产业融合增收促进效应，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源于财产性、经营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加。②随着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农村产业融合程度进一步深化，且以地入股方式的促进作用显著优于土地租赁方式。③土地流转对产业融合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为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的梯度特征。最后，文章提出了健全“三权分置”产权登记体系、推广“以地入股”流转方式、完善分类流转推进机制等政策建议。

文章基于湖南省122个县（市、区）的323处红色旅游景区（点）空间位置数据，运用Voronoi多边形变异系数、核密度分析刻画其空间分布格局，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厘清其影响因素，并运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方法探明其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 结果表明：①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呈集聚特征，各区县分布类型差异显著；红色旅游景区密度分布由东至西递减，密度核心区以长株潭都市圈为集中分布区，向西部的武陵山片区和东南部的罗霄山片区延伸呈“一核双轴”状分布。核心区外在湘南、湘中和湘北地区存在多个环形次密度区零星分布。②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资源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影响，且双因子交互作用大于单因子的解释力。③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遴选的9项条件变量均无法单独构成影响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的必要条件，存在“资源驱动型”“资源—市场联动型”和“资源—经济联动型”3类组态模式。

文章基于2005—2020年长江干流11个省份的土地利用数据，采用水足迹法引入自身生态消费价值系数，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通过考量生态价值的供给与消费，探究了不同省份的生态系统服务外溢价值；并在确定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标准的基础上，引入比较生态辐射力模型，从生态系统服务流的角度优化了长江干流各省份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方案。结果表明：①2005—2020年长江干流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先缓慢下降后陡增，总体上涨幅为3.16%。②长江干流的自身生态消费价值呈倒“U”型变化，但总体上略有增长，且呈现从西向东逐渐递增的趋势。③研究期间长江干流整体生态系统服务处于外溢状态，补偿标准从高到低依次为西藏、青海、四川、云南、江西、湖南、重庆、湖北、安徽、上海和江苏。④江苏需支付占比超过总额的60%，是长江干流横向生态补偿资金的主要来源；安徽与上海分别在2005和2015年、2010和2020年承担的生态补偿责任最少。⑤西藏获得的补偿资金占比超过总额的50%，是长江干流横向生态补偿的主要受偿对象；安徽在2010和2020年获得补偿最少；2005和2015年受偿最低的是湖北和重庆，占比均不足0.7%。

文章采用航空流数据，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对象，运用空间可视化和复杂网络分析等方法，从时空两个维度剖析了中国城市群体系网络格局及特征。结果表明：①城市群之间的航空运输量占全国航空总运输量的90%以上，居绝对优势地位。②空间维度上，中国城市群体系总体航空格局呈现多中心、多层次、发展不均的特征，航空流规模较大的城市群节点均位于胡焕庸线东南侧，总体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为核心骨架的四中心轴辐式网络格局，基本形成与国家“十四五”规划一致的“5+5+9”空间结构。③时间维度上，1995—2019年成渝城市群发展最为迅速，长三角超过京津冀位居首位并拉开差距，而辽中南、哈长、滇中等城市群排名下降。其中，长三角的杭州、南京、宁波，珠三角的深圳和成渝的重庆等节点地位迅速提升，趋向健康发展的城市群层级结构；粤闽浙沿海、山东半岛、北部湾城市群内部节点多但层级结构不明显，其余城市群内部结构虽具雏形但不成熟。④五大城市群对其余14个城市群航空吸引力的变化表明距离影响城市群间联系的决定性作用下降，城市群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可加深与全国城市群体系的联系。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合作愈发受到重视。文章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系统分析2004—2023年国际数据知识产权合作的演化路径；在此基础上，构建数据专利合作网络，采用改进的随机行动者模型（SAOM）对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和空间格局进行详细解析，揭示了不同阶段合作主体间的互动机制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国际数据知识产权合作网络经历了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向全球多元化扩展的发展历程，其中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逐渐成为重要节点。②通过仿真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合作网络的结构性特征、创新能力及合作广度等因素对国际专利合作网络演化的影响，以及网络演化趋势和知识创新绩效变化。研究结论为国际数据知识产权合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并对促进全球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