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提升企业碳绩效是推动“双碳”战略目标实现、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文章基于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建设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机制和效应。研究发现：①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碳绩效提升，边际效应为0.232。②低碳城市试点对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碳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③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以及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等路径机制，推升企业碳绩效。地理位置在低碳城市试点与企业碳绩效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调节效应。为了全面推动企业低碳转型和碳绩效提升，除了要进一步优化环境政策，还应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并平衡政策执行的地域行业差异。

考察县城人口变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是因地制宜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文章构建中国式城乡现代化进程中县城人口变化的“格局—规模—功能—机理”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式城乡现代化进程中县城人口变化与城乡发展的内在逻辑，并综合运用位序规模、专业化指数和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等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县城的人口变动现状并探讨相关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县城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下降，人口流失县城北多南少，且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和省际交界地带；②县城人口规模体系呈扁平化，不同主体功能区类型的县城人口变化差异并不显著，其中城市化地区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的人口增长与距离中心城市远近密切相关；③经济发展是影响县城人口变动的关键性因素且影响程度不断提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影响变化不大且趋于减弱，政策、区位对县城人口变动的影响相对有限，各因素对不同区域县城人口变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空间异质性。

文章以长沙市主城区为例，首先基于小红书平台用户分享的打卡点位数据和高德地图的POI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城市网红游憩空间相对于城市实体游憩空间的空间分布差异；继而结合网络文本和访谈文本，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揭示了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长沙市主城区网红游憩空间分布呈东北—西南走向，与实体游憩空间西北—东南走向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网红游憩空间的集聚强度与尺度距离均小于实体游憩空间，且呈“极核多点”分布，“核心—边缘”特征明显，而实体游憩空间则呈“单核多中心斑块状”分布。②局部热点分布特征显示，与实体游憩空间相比，长沙市网红游憩空间具有显著性的高度聚集区域出现西移，主要热点分布于城市滨水区、近郊山地和城市商圈等高活力公共游憩场域。③城市网红游憩空间分布特征的形成是人—媒介—地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实体游憩空间特色和魅力展现为城市网红游憩空间分布特征的形成提供了物理基础，社交媒介的普及和影响力强化助推了城市网红游憩空间分布特征的形成，而游憩者心理与行为模式改变则是城市游憩网红空间特征形成的重要诱因。最后，据此分别从人、媒介、地等不同层面提出了长沙市网红游憩空间营造的具体措施。

文章以中国城市可达性为研究对象，以公路网数据为基础，构建了3种衡量时间可达性的指标，并根据指标的经济地理含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1980—2019年中国334个城市的公路可达性特征和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1980—2019年各城市的地理可达性均值从47.60 h缩短至17.92 h。其中，旅行距离缩短和旅行速度加快的贡献率分别为8.7%和91.3%。②地理可达性和整体经济可达性2个指标的分布特征均呈现以中部地区为中心的“核心—外围”特征；不同时期这2种可达性改善最快的地区，跟整体经济增长潜力增加较大的地区呈现出一致性，但可达性最优区域的具体分布与经济发达区域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③区域经济可达性的分布特征显示，具备该可达性优势的地区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带状区域和多个分散的内陆区域，其分布基本上跟各地区的经济发达区域重合。研究结果说明，在分析公路交通网络对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时，需根据分析的目的来选择适宜的可达性指标。

城市间经济增长是否收敛，是判断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准。文章基于2003—2022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马尔可夫链和核密度估计法，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检验。研究发现：①城市经济增长率存在绝对收敛趋势，在进一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财政状况、经济结构、经济开放度和公共服务水平，并加入空间误差项后，城市经济增速的收敛速度加快；②城市经济水平的离差呈现逐渐减小之势，但此趋势主要来源于对省外城市的赶超，部分省份内部城市间存在经济差距扩大之象；③城市经济收敛具有全局性，东中西部三大收敛俱乐部不仅在各自内部具有收敛趋势，而且在俱乐部之间具有共同收敛趋势；④城市经济收敛具有动态性，将2003年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四分位数分成低水平、较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和高水平5类，在经历100次状态转移后，不同水平的城市比例收敛于5%、12%、17%、41%和25%的稳态。研究表明，政府财政行为和市场要素流动共同影响城市经济收敛；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互补嵌合，有助于在经济地理学的意义上促进更高水平的动态性和全局性共同富裕。

红色资源优势度能够体现区域红色资源禀赋及相对优势，是红色资源整体保护利用的物质基础。文章以湖南省不可移动文物中的1227处红色资源为研究对象，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采用丰富度、品位度、集聚度以及可达度4项指标，构建红色资源优势度测度模型，对湖南省红色资源的优势度进行了综合测度，并分析了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①湖南省红色资源总体呈集聚型分布，且在桑植县形成了一个高密度核心区。②湖南省红色资源的丰富度和可达度总体水平较高，品位度和集聚度总体水平则较低。其中，可达度呈明显的“中心—外围”圈层状空间分布特征，丰富度、品位度和集聚度则主要呈零星状、团块状、条带状或片状分布。③湖南省红色资源优势度总体水平一般，且县域红色资源优势度等级的数量结构呈“梭形”特征。④湖南省红色资源优势度总体呈现出东、中和南部区域较高，其他区域较低的空间分异格局。

文章基于2022年12月—2023年6月中国地级市ChatGPT百度搜索指数，运用ArcGIS软件、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探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关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关注随时间呈“倒V”型演化趋势；②生成式人工智能关注度具有区域集聚特征，初期表现为以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巨型团块状，后期则缩减为分散型小板块聚集形态；③科技发展、企业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教育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数字基础设施和政府支持度均会对当地生成式人工智能关注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除数字基础设施因素外，其余影响因素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是造成生成式人工智能关注度区域聚集的主要原因。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应加大对高新技术型城市的科技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建立高精尖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相关法规和伦理标准，以推动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布局。

南北差距逐步拉大，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现象。文章使用1992—2020年夜间卫星灯光数据分析了我国南北差距及其动态演变特征，评估了其全局和局部收敛性，并探究了影响南北差距收敛性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样本期内南北差距呈现出下降—上升的反复波动趋势，但2013年以后呈现出新一轮加速扩大趋势。②南方和北方地区间经历了从不存在俱乐部收敛到俱乐部收敛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南方发散和北方收敛。③南方和北方地区内部均存在明显的局部收敛特征，但不同地区收敛的稳态水平存在分化。④营商环境和创新水平的差距是造成南北方发展加速分化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和创新水平是导致南方地区内部分化的主导力量，而产业结构变迁对缩小北方地区内部差距具有积极作用。研究结论为缩小南北差距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建议。

文章运用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基于农业研产加销服宏微观数据测度的农业产业链韧性指数，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与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产业链韧性值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东中西部区域差异显著且存在东部地区“高—高”、中西部“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②数字普惠金融可拓展传统金融覆盖面、缓解涉农企业金融约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链条延伸从而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并存在空间溢出与区域异质性，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产生正向效应。③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业产业链韧性需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强化农业科技支持等体系建设。

文章以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公共服务共享、物质经济、精神人文、生态环境、社会和谐等维度构建了浙江省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从省域和市域层面探究了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1990—202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由42.36%增长到76.06%。2005—2020年，浙江省各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均呈现稳定上升趋势。②2005—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整体差异有所增大，但共同富裕发展趋势向好。③收入分配差距逐渐取代物质经济成为浙江省共同富裕准则层的主要障碍因子，生态环境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大，公共服务共享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小。基尼系数是浙江省地级市影响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共同富裕指标层障碍因子。据此，应实施健全公共服务机制，使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促进居民收入增加，拓宽先富带后富路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走绿色发展道路；鼓励地区争先创优，将优良经验总结推广等措施，以推动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在归纳我国“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新趋势和值得借鉴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应我国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的四条经济地理学定律：①国家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共生的,不存在区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国家现代化。②区域地域功能的结构特征和区域之间经济收益的再分配过程,决定着城乡和区域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状态。③实现现代化时期与小康建设时期不同的是,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已成为主导和决定性因素。④依托比较优势的区域差异化发展是提高国家现代化整体效能的基石,提升生态产品的价值化水平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改革的重点。最后,文章还对“十五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适应性策略进行了初步讨论。

厘清空间品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机理，完善空间品质引致人才区域迁移的作用机制，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现有新空间经济理论。文章构建了一个新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以阐释“品质”溢价的形成机理，即空间品质通过工业品溢价推动总价格指数上升，然后实证探讨了“品质”溢价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存在基于门槛效应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①空间品质显著提高了地区价格水平，即“品质”溢价现象成立。②“品质”溢价存在基于经济发展、人才规模和城镇化的门槛效应，且均表现为“品质”溢价逐渐增强的趋势。③生态环境、公共服务、文化娱乐和基础设施的“品质”溢价趋势存在差异。

文章基于民国以来平遥县7期村级人口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位序—规模模型、地理探测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从空间分布、规模结构、人口变化3个维度分析了1920—2010年平遥县人口的时空演变特征，定量探究了人口演变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表明：①在城镇化的驱动下，研究期内平遥县人口由“双核两翼”分布模式向单核分布模式演变，乡村人口热点主要分布在县城及周边地区，冷点主要分布在丘陵和低山地区，其中1982年以来冷热点逐渐减少，乡村人口的空间集聚性减弱。②人口等级结构由“金字塔”型变为“橄榄”型并向倒“金字塔”型演变，人口规模分异程度呈波动变化，1990年以来人口规模分布趋于集中。③平遥县村级人口经历了负增长—中速增长—负增长的周期性演变，不同地形区人口演变顺序相似，但具体的演变过程并不同步。④平遥县人口分布是地形条件、地理区位、耕地面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的影响方式和方向、影响程度的变化以及作用的空间差异不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耕地面积的影响具有减弱趋势，受距县城、乡镇以及道路远近等区位因素的影响具有增强趋势。在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需尊重县域人口在较长时段的演变规律，通过调整县域产业结构与布局增强县城和乡镇对乡村的辐射能力，通过改善县域道路系统密切县—镇—村之间的联系以延缓乡村人口下降速度，避免乡村人口空心化。

文章基于实体和虚拟两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核密度分析、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景区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从评价结果看，综合得分排名前十的典型红色景区大多位于革命老区的中心地带，且以金寨和新县的发展最为突出。虚拟水平最高的为金寨县革命博物馆（0.76），实体水平最高的则为中原军区旧址景区（0.73）。②从空间格局看，景区实虚综合发展表现为“中部高水平聚集，向外低水平分散”的空间态势，但景区的发展程度普遍较低，且在实体与虚拟水平上尚未形成良性循环和有效协同。③从空间集聚看，景区实虚综合发展整体呈现“两大核心区、多个增长极”的集聚效果，在新县及其周边形成了“主核”与主要增长极，在金寨县附近形成了“次核”及次要增长极。④从空间关联看，显著HH点主要集中于浉河区、平桥区和裕安区；显著LL点与显著LH点空间分散性突出，未呈现明显的集聚效应；显著HL点集中分布于新县与麻城市、英山县与岳西县的交界处。⑤从影响因素来看，地区景区建设和地区发展环境是主要驱动因素，红色景区占比与邮电业务总量的交互作用对景区的综合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22年中国积极老龄化事业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采用Dagum基尼系数与方差分解法对中国及八大区域积极老龄化事业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进行分解，并依托变异系数法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揭示其σ和β收敛特征。研究发现：①观察期内中国积极老龄化事业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表现出明显的结构非稳定性与区域非均衡性特征。②区域间差异是地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结构差异的最大来源为友好环境维度的差异。③收敛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八大区域积极老龄化事业发展水平均具有σ收敛特性；除东北区域既不具备绝对β收敛也不具备条件β收敛，以及南部沿海区域不具备条件β收敛外，其他区域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政府政策导向、科学技术创新等影响因素后，积极老龄化事业发展水平差异将逐渐缩小，最终收敛至同一稳态水平。研究结论将为清晰认识中国积极老龄化事业发展格局提供事实依据，并对如何梯度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老龄事业均衡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深入探究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有助于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文章以珠三角地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熵值法测算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DBSCAN、QAP非参数估计方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关键驱动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珠三角地区企业新质生产力呈现出以广深为主导的双核心空间聚类和多梯次分级特征，其中第一等级高密度区分布在广州和深圳，第二等级次高密度区集中在珠海，第三等级中密度核心区集中在广州—珠海连线附近及深圳周边地区，第四等级低密度核心区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内陆腹地。②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呈现出小世界特性、网络稠密化、长尾分布和“轴—辐”模式特征，网络密度和网络效率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N”型趋势，且网络关联度整体较高。③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区域性特征明显，网络节点数稳步增长并通过合作形成了“2+N”社群结构特征，即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2个主社群，以珠海、中山、东莞、惠州等为中心的N个副社群，环绕珠江口岸呈“n”型分布态势。④基于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性质可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四大板块，板块Ⅰ表现出非自反性结构特征和“净溢出”板块角色特征，板块Ⅱ具有自反性结构特征和“主受益”板块角色特征，板块Ⅲ和Ⅳ均表现为自反性结构特征及“双向溢出”板块角色特征。⑤企业规模、数字化转型、创新能力及ESG表现是助推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形成的关键驱动因素。

文章在厘清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的内涵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2000—2021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等模型探讨了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时空演变方面，中国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在时间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的特征。②空间关联方面，中国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③影响因素方面，城镇化水平、农业经营规模、科技创新、财政支农、环境规制和农民收入均有利于本地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且城镇化水平、农业经营规模和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探讨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逻辑与创新路径，为构建包容性、可持续、有韧性的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供参考。文章运用理论分析法与归纳演绎法，从宏观层面探讨了未来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基本关系和创新路径。研究发现：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土空间规划需要统筹好五大基本关系，包括人类文明形态与规划价值导向、能源资源安全与规划目标集合、科技革命与规划内涵迭代、气候变化与规划功能协同、政治经济格局与规划范式变革。②面向未来的国土空间规划发展路径需要协调好五大创新路径，包括价值半径的“现代性”与“本土化”、目标体系的“公约数”与“公倍数”、内涵逻辑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功能属性的“拓扑性”与“相对性”、范式特征的“类型化”与“规范化”。③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亟需把握好3个新方向：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研究的理论建构；二是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实践探索；三是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科学限度、主客关系、空间原理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拓展、技术革新和理念转变等。

文章通过构建半导体产业各环节关键产品的贸易依赖网络，揭示了半导体贸易依赖网络的时空演变；同时综合贸易依赖关系、国际竞争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关系构建依赖风险测度模型，从地缘关系视角考察了贸易依赖风险关系的变化及中国在半导体贸易依赖网络中的地位变化。研究发现：①半导体贸易依赖网络平均依赖程度显著降低，依赖关系集聚特征逐渐增强；②贸易依赖关系在区域空间上逐渐转移，表现出“东升西降”的特点，但北美在集成电路贸易依赖网络的核心地位稳固；③全球半导体贸易依赖关系集中于低风险区，高风险依赖关系主要集中在部分小国与大国之间并呈现扩张态势，中美等核心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赖风险指数维持在低位，不存在依赖风险，与西方风险感知存在偏差；④中国在半导体贸易依赖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在具体贸易依赖关系中的权力劣势地位已发生逆转，风险主导地位显著加强，但在集成电路贸易依赖网络中的影响力与美国仍存在一定差距。

绿色创新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双赢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2010—202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专利数据，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等方法，系统揭示了该区域绿色创新的空间异质性演化规律及其收敛特征。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空间分布呈现显著集聚特征，下游地区形成创新高地，区域间关联效应突出；②动态演进显示整体水平持续提升且存在路径依赖特征，相邻城市创新演进呈现协同效应；③区域差距呈收敛趋势，上游地区收敛速度最快，且收敛强度沿上游至下游梯度递减。据此，提出应实施区域差异化政策并加强跨区域协同创新，以促进长江经济带全域绿色创新均衡发展。

全球生产网络与区域发展是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而对于全球生产网络中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主导的地方企业网络的研究更应引起重视。文章基于郑州富士康的典型案例，通过构建“权力关系—制度安排—产业发展”的分析框架，研究了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对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富士康落地郑州后，发挥权力关系吸引了其原有部分供应商转移到郑州。地方政府依托富士康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的优惠政策及塑造的产业发展生态，吸引了大批非苹果手机企业在郑州集聚。②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智能终端（手机）形成了三重企业网络，分别为富士康权力关系主导的企业网络、富士康跨界企业网络、地方政府引导形成的非苹果手机企业网络。③苹果手机最大生产基地和全球智能终端（手机）制造基地的形成，加快推动了承接地的产业结构调整。④全球生产网络中领先企业的权力关系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深刻影响了智能终端（手机）企业集聚和企业网络的形成。研究结果刻画了全球生产网络中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在后发地区的地方企业网络特征，拓展了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权力关系研究视角。

劳动力资源充分流动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环节。文章通过2011—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并且在替换自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②从城市层面看，数字经济发展主要显著促进了胡焕庸线以西地区和大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在个体层面，数字经济对男性和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流动促进作用更强。③数字经济主要通过降低个体搜寻成本、地区交易成本、增加就业机会和降低地区间壁垒等渠道促进劳动力流动。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新的论据，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文章采用空间分析与可达性分析等方法，揭示了喀斯特地区——贵州省乡村旅游资源禀赋与交通格局的关联特征与互动机制。结果表明：①贵州省乡村旅游资源整体上凝聚、均匀分布，空间上呈现出南聚北散、东密西疏的特点。公路交通则围绕黔中腹地与黔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呈现出区域规模效应。②贵州省乡村旅游资源与交通优势度呈现出双峰三谷与三峰三谷状态，资源优势集中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东南州”），交通优势集中在贵阳市、遵义市和铜仁市，黔东南州乡村旅游资源与交通路网的耦合协调度最佳。③贵州省乡村旅游资源与交通的空间非均衡性受人文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呈现出向东南部偏移的态势。其乡村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受地区社会发展影响较大，其中路网密度、地区GDP等是影响协同进程的重要因素。未来，应深入思考喀斯特地区交旅融合发展战略，赋能路衍经济旅游活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文章从科技创新能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要素创新配置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运用莫兰指数、核密度估计、Markov链转移矩阵、Dagum基尼系数和收敛模型揭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地区差异与收敛性特征，并进一步借助障碍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随时间推移稳步上升，存在明显的“东高西低”递减式分布格局。②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邻接高水平地区对本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积极促进作用。③从区域差异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差距较大，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占首位、区域内差异次之，且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④从影响因素看，科技创新能力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因素，对外开放、信息化、劳动力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是导致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新质生产力空间分异特征的主要驱动因子。

文章基于2006—2020中国30个省份数据量化评估减污降碳协同水平,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马尔可夫链等方法分析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中国减污降碳协同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全国及三大区域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空间差异均表现为下降态势。②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环境规制与政府财政支持在绿色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③能源消耗强度揭示了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机制途径,环境规制和政府财政支持分别在此影响路径上起负向与正向的调节作用。④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协同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不显著。

文化创新孕育独特魅力的文化旅游资源与产品服务，激发旅游消费升级需求，提高旅游业附加值和目的地竞争力，是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文章利用熵值法测度中国2013—2022年30个省域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文化创新水平，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分析了文化创新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文化创新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文化创新效应显著提高地区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②产业数字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对旅游高质量发展起到正向中介作用。③文化创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邻近省域文化创新提升会抑制本省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④文化创新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经济规模差异、区位优势差异和文化资源禀赋差异，其中西部地区文化创新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沿海地区文化创新效应的间接效应更强。

文章基于地学信息图谱理论，从多尺度视角对旅游资源的空间单元进行界定，针对不同尺度旅游资源空间关系构建了空间尺度、空间关联、空间组合和空间结构4类空间信息图谱，并以海南岛为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多尺度旅游地的空间差异变化规律。结果表明：①海南岛全部旅游资源与人文类旅游资源的特征尺度相同，自然类特征尺度差异较大；在全域尺度下，人文类旅游资源的特征尺度为600 m，自然类旅游资源的特征尺度为14 km，市、县的最佳尺度小于2 km。②不同地形特征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类型旅游资源空间关联特征，海南岛东部地区在5 km范围内关联程度较强，其西部地区在12 km范围内关联程度较强。③在特征尺度的基础上，海南岛自然类组合特征为南部地区相对集中；人文类组合特征整体上分布较少，集中分布在北部和东部地区；自然与人文类旅游资源组合聚集分布于东南部、北部和中部地区。④随着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尺度的变化，未来旅游空间开发也应发生变化。海南岛内旅游资源集合体连通线路分布呈“田”字形，可达性最高的聚合体为海口一级热点区、三亚市中心二级热点区和白沙三级热点区，未来旅游空间布局应重点考虑东西旅游线路的建设，同时基于交通可达性程度，设计不同时间类型的旅游产品以串联不同类型的景区。

人力资本为理解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空间协同演变对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地区发展潜力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京津冀地区处于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期,文章在县（区）级尺度对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及二者的协同关系展开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京津冀地区：①人力资本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断提升,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由初级协调过渡到中级协调,约17%的县（区）级单位已进入高级协调水平,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及河北各市市辖区;②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变化呈“核心—边缘”模式,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的空间相互作用,但受行政壁垒影响,空间集聚关系呈现出“南强北弱”的态势;③尽管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幅度较大,但空间极化现象严重,教育人力资本与产业发展的空间错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矛盾。

文章系统性诠释了旅游业数字化发展的内涵特征，并采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对旅游业数字化研究的作者共现、研究热点、主题聚类、前沿趋势展开了国内国外横向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旅游业数字化是指以数字化基础设施为前提条件、以数字化经济环境为关键支撑、以旅游数字化投入为核心内容、以旅游数字化效益为最终体现，实现旅游业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数字化变革的现象和过程。②2000年以来国内外旅游业数字化研究成果稳步增长，其中国内发文量较国外同期差距日渐缩小，但高辨识度作者数量偏少，科研机构交流合作程度较低。③从关键词网络共现结果而言，国内研究主要涉及旅游业数字化、智慧旅游、旅游信息化、在线旅游、旅游大数据等高频词，而国外学者则更关注旅游活动、智慧旅游、虚拟现实技术、非接触旅游、智慧旅游目的地、新冠疫情等热点。④从关键词时线图谱来看，国内主要聚焦数旅融合创新、数字技术应用、战略政策导向3个领域，国外重点围绕数字文旅场景建设、旅游资源数智利用、数字技术旅游应用3个方向展开研究，并在关键词突现时序上存在非同步性、内容上存在非一致性。据此，文章从加强国内国外学术合作、细化旅游企业数字化研究领域、强化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前瞻全域旅游数字化治理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凝思和展望。

文章基于中国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2011—2021年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过程和特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结构和时序影响。 结果表明：①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呈现多点零散分布，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南北分异。其中南方地区的城市经济韧性显著高于北方，显著高值集聚区整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再向西和北”的演化过程。②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③结构分析表明数字创新要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较大。时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逐年提高，其中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要素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也具有递增的时序性。

优化城市消费竞争力空间格局，对激发消费潜力和推动城市群消费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消费现实竞争力和消费潜在竞争力两个维度刻画消费竞争力，测度了中国2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消费竞争力水平，借助莫兰指数和引力模型重点分析了最具代表性的五大城市群消费竞争力空间格局，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对消费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消费竞争力水平不断提升，并呈现“东高西低”的区域格局和“由沿海向内陆扩散、由高消费竞争力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演变趋势。②五大城市群内部消费竞争力关联性逐渐增强，但城市群内部城市的关联性各有特点。③消费竞争力存在空间集聚和空间正相关，其中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消费竞争力主要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中西部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消费竞争力主要具有虹吸效应。④金融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和数字产业发展水平是影响消费竞争力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不同影响因子两两之间交互作用对消费竞争力空间分异的影响均表现出增强关系。

各国基于环境目标推动绿色产品贸易自由化，基于经济目标实施贸易保护，两者共同塑造中国绿色产品外贸环境。文章基于2009—2023年中国海关数据，呈现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目的国格局，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探究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的影响，并在省份、产品、目的国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①2009—2023年，中国绿色产品出口规模先升后降，自2021年起呈下降趋势；发达国家市场占中国出口总额的63.7%，发展中国家市场占新增出口的58.1%；②贸易自由化利好绿色产品出口，贸易保护则抑制出口；③省份创新能力强助力绿色产品出口，且能够缓和贸易保护的负面影响；④贸易自由化促进低技术复杂度产品出口，贸易保护对不同技术复杂度产品的影响未有明显差异；⑤贸易自由化未能提升向发达国家出口，贸易保护则抑制向不同国家出口；⑥目的国碳排放强度低、市场规模大，能够放大贸易自由化的正面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产品出口面临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和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巩固中国在绿色产品领域的优势地位。

近年来，需求侧视角的引入使演化经济地理学形成了“需求转向”的趋势。文章梳理和总结了需求侧视角下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实证进展，并结合研究的局限性及中国当下的经济建设要求提出了对未来研究议题的展望。研究认为：面向需求侧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重点探讨了市场的演化，以及需求对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产业集群演化和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等主要议题，但忽视了除出口市场外的其他市场的演化规律、需求对区域经济复杂度的驱动力、需求侧的微观机制以及宏观国家尺度的需求侧研究。从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和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要求出发，未来研究应重视探究需求对经济复杂度的塑造作用、基于演化视角的市场分割形成机制和内需对外需冲击的抵御作用。

文章基于抖音数据，运用位序—规模、核密度、最邻近指数等方法揭示了浙江省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结构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了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网络关注度头部景区村庄优势明显，中部和尾部景区村庄发育较差；②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核密度分布整体呈现“T”字形空间聚集结构，并且在“T”字形内部呈现出五大核心集聚区；③三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核密度分布整体呈现“一低两高、分异鲜明”的空间格局；④地区经济水平、服务业支撑是影响整体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重要因子，其次是植被覆盖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网络普及水平等，而且影响因子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多因子作用强于单因子；⑤三类景区村庄驱动力因子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其中网络普及水平是特色休闲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最大影响因子，地区经济水平是民俗文化类和自然生态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最大影响因子，但植被覆盖率和空气质量是自然生态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作用较大的影响因子。

文章在梳理文献研究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结构主义视角揭示了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理论模型，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实证案例，总结了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①数智技术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场域内经历了数码化、数字化、数智化的迭代升级，已成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重要力量。②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结构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共时性的深层结构为权力主体对数智知识的支配差异所构成的复杂关系，外在表征为数智规则、数智空间和数智实践3个维度；在历时性方面，呈现文旅数码化结合、数字化交互、数智化共生的动态演进历程。③基于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结构模型，构建规范性数智文旅规则、搭建综合性数智文旅空间和发展创新性数智文旅产业的驱动路径，是实现西江千户苗寨的文旅融合数智化的有效保障、重要载体和关键动力，能够全面驱动西江千户苗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和数智化转型。通过对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理论结构和实践路径的分析，将有利于促进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丰富中国乡村数智化转型相关研究。

文章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了2018—2022年全球移动游戏贸易网络格局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从整体视角来看，全球移动游戏贸易量逐年增长，贸易连通程度较高。②从聚类视角来看，中国和美国一直是核心子群领导国家（地区），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地区）是移动游戏贸易主要参与方。③从进出口来看，全球移动游戏贸易网络已经形成以中国和美国为主要核心，韩国和日本为次要核心，多个高收入国家（地区）和少数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并行的结构；从控制中心来看，成为中心国家（地区）主要依靠地缘和税收优势。④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经济体间移动游戏贸易关系建立和贸易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差异和地理距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是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贸易关系建立正向影响不明显，但对贸易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相近和制度距离的结果不符合已有研究结论，但符合移动游戏实际情况。⑤进一步研究显示高收入国家（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内部供给能力较强。

直播电商作为新兴的营销渠道，是推动农产品上行的重要途径。文章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直播电商平台抖音为研究案例，借助机器学习技术与数据挖掘技术，收集直播电商相关数据4.3万条、867个观测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综合分析了在主播个人特征、主播活跃特征、直播人气特征、直播店铺特征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下，直播电商对农产品销售效果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主播个人特征、主播活跃特征和直播人气特征能有效推动农产品销售效果提升。②关注用户数能够显著促进农产品直播电商销售效果，主播个人特征、主播活跃特征与直播人气特征在关注用户数中介变量的作用下，有利于促进销售效果。③不同的粉丝量级的直播间对农产品直播电商销售效果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主播个人特征随着粉丝量级增加，对销售效果影响越大。同时，主播活跃特征、直播人气特征和关注用户数对销售效果影响程度也可能出现逆转，其原因在于粉丝成熟度、等待成本及消费观念存在区别。最后，文章从政府、平台、主播等方面提出优化直播电商模式、推动农产品销售以及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来自微观层面的决策参考。

谋求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协同，厘清二者内在响应关系，可为产城融合推进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及逻辑遵循。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协同与交互响应双重视角切入，借助哈肯模型、PVAR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剖析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的协同演化特征、交互响应状况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及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但区域非均衡发展突出；中小规模城市的“追赶效应”表征明显。②沪、杭、苏等经济发达、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占领协同水平高地，协同水平在时间维度表现为优质协同城市数量稳步增加，在空间维度具有“空间锁定”与“路径依赖”特征。③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自身均具有正向累进效应，城市韧性对旅游产业呈现正向响应趋势，旅游产业对城市韧性存在一定交互胁迫效应。④协同演化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产业结构、人口城镇化呈现正向驱动作用，人力资本、交通条件呈现促进与抑制交错的空间分布格局，政府干预、科教保障具有一定抑制作用。

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地标景观的媒介形象生成与变迁成为人地关系重构的重要表征，亦是地域文化与技术互动的空间实践。文章以媒介地理学为理论框架，选取湖南省5个典型地标景观为样本，综合运用文本分析和关键词共现的研究方法，系统探讨湘地标景观媒介形象生成的特征及其变迁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①湖湘地标景观媒介形象的生成以湖湘文化为内生动力，赋予景观显著的标识度与文化认同基础。②媒介技术作为外在推力，推动地标从“物理实体”向“数字—文化复合体”升维转型。③湖湘地标媒介形象的变迁本质是文化根植性、技术嵌入与公众参与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形成的“媒介地方感”可视为三者互嵌的过程。因此，科学把握媒介形象变迁的动态逻辑，能够为湖南省地标景观管理、文化遗产活化及文旅融合实践提供路径启示，助力城市文化竞争力与旅游可持续性发展。

红色旅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层面的典型代表和独特符号，政府支持和多元效应是其科学发展的核心关注。文章从目的地竞争力理论出发，聚焦目的地特征与红色旅游发展的关联，从核心资源、支持性因素、目的地管理、目的地发展4个维度构建了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多维指标实证测度和分析了延安、吉安、遵义、嘉兴、临沂5个城市的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水平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12—2021年5个城市的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其水平从高至低依次为遵义、临沂、延安、嘉兴、吉安；②从分维度评价结果看，核心资源水平、支持性因素水平以及目的地发展水平都是遵义最优，目的地管理水平则是嘉兴居首；③从影响因素分析看，人才规模、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是提升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显著影响因素。文章从目的地竞争力理论出发展开实证测度，显化了目的地属性在红色旅游发展中的作用，识别了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希冀研究结论能够对新时代红色旅游稳步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