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为我国世界经济地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引。文章梳理了世界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历程,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解决当今复杂的世界经济地理问题的重要作用。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提出了世界经济地理理论创新发展的初步认识：世界经济地理是个一体化的结构概念,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环境变化、全球地缘政治结构变化需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从全球整体、国家之间关系、国家自身发展、非国家关系以及不同尺度主体的相互作用角度来认知;世界经济地理是个历时性的演化过程,世界经济地理研究应有明确的研究单元,世界经济地理研究离不开中国。初步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世界经济地理的理论体系,该体系是以全球一体化理论、地域分异与地域联系理论、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基础理论,从历史视角、地区视角、国家视角和非国家视角出发,来研究不同尺度层级结构的世界经济地理问题。最后,文章以新的理论体系架构为支撑,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世界经济地理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解决这个难题,内生能力的发挥有关键作用。农户是农区经济的基本组织单元。文章首先评述了农户在农区发展中的作用、农户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等农户地理研究,接着分析了农户与企业关系、农民发展意识与企业家精神等农区现代化进程中新经济主体发展状况及相关的发展思想,提出在农区现代化过程中农户地理的新研究框架。与已有农户地理研究相比,该框架增加了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区位及空间结构,农业龙头企业与包括农户在内的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的空间关联研究等内容。相应地,农户自主发展能力也进一步扩延,并引入企业家精神。文章强调,在农户走向市场经济及与其他农区新兴主体共存情况下,农区的企业家精神需要给予特殊关注。与一般企业家精神相比,它更突出特殊文化制度背景下创新、特殊阶段和特殊产业的创新、城乡要素联系和流动引发的创新等。此外,这些经济主体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农户地理研究的特殊关注点。

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重要发展取向,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区与突破口,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新的内涵与时代使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县域的过渡、衔接、交汇、转换与交融等节点功能,通过优化城镇空间体系与城乡地域功能空间肌理,畅通城乡要素流通机制、价值增值与显化机制,优化城乡地域整体功能的同时,促进城乡等值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任务在于优化县域城乡地域系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梯度市民化、统筹乡村振兴与县域城镇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要重点关注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重构与县域实践逻辑、县域城乡要素流动机制与优化配置、县域城乡产业分工格局与功能提升、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方案、面向新需求的方法创新与技术集成等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本质要求、宏伟蓝图与实现路径。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佳集中展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文章从阐述长三角、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与本质要求的体现展现切入,重点从提升产业创造财富和就业能力、“城”“市”并举推进新型城镇化、“生态理性”“经济理性”兼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角度,剖析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新要求赋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内涵,进而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议题,以期丰富人文经济地理学领域国内区域一体化研究,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实践提供依据和参考。

直播电商消费业态引领的数字新经济正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研究直播电商企业在城市尺度下的空间区位特征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以直播电商的重要发源地——杭州为例,利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在分析2016、2019、2021年杭州主城区直播电商企业区位特征的基础上,从“人—货—场”产业生态视角,构建“主体—市场—空间”分析框架,并采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揭示杭州主城区直播电商企业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①直播电商产业正快速重塑杭州主城区的数字产业空间格局,自2016年以来加速向外扩延,形成了余杭、滨江—萧山、临平—钱塘三大新城直播经济板块,呈现出“中心低—外围高”的空间演变趋势,具有特殊性。②直播电商产业生态下专业化分工格局明显：余杭板块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高品质的生活服务设施与良好的企业创新环境;临平—钱塘板块发达的专业市场与多样化的人才供给,辅之相对低廉的房价,集聚了大量小型直播电商企业;滨江—萧山板块兼具多方优势,综合实力最强。③对比经典区位论,产业基础、用人成本、交通可达性仍是影响直播电商区位选择的关键要素,但人本需求、企业孵化、人才供给等新区位要素对直播电商产业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各要素存在空间异质性。

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人口红利期接近尾声,人口收缩现象在县域尺度上日趋明显。文章以“六普”“七普”数据为支撑,通过常住人口、劳动年龄人口等指标构建测度指数对我国县域的人口收缩状况进行考察,分析人口收缩的空间格局,并结合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影响收缩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①2010—2020年,常住人口收缩县域占比约53%,超70%的县域出现劳动年龄人口不同程度的减少,超96%的县域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少于常住人口增长率。②从空间视角来看,东北三省、山西等是我国常住人口收缩县域集中分布的地区,保持人口增长的县域主要集中在浙江、西藏、新疆等地。天津、北京、上海、江苏等为代表的一些东部发达地区同样面临劳动年龄人口收缩问题。③影响我国县域人口收缩的因素非常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出生率、地理位置、教育水平与行政等级都显著影响了县域人口收缩。

提升空间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发力点。随着智慧社会的到来,不断丰富的数据源已经成为感知和理解城市空间的有力武器。城市空间治理作为空间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目前仍缺乏统一协调的框架来应对其面临的失效、失序、失衡问题。这促使数据驱动成为未来治理数字化、智慧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从而深刻推动了空间治理由经验式向科学式的逻辑嬗变。充分挖掘数据资源潜力有助于强化城市空间治理在不同单元、不同层级、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文章提出数据驱动的城市空间治理需要基于海量多源地理信息数据和城市感知数据,打造互联互通的数据管理平台与刚柔并重的指标体系;进一步,通过构建城市安全格局和功能格局明确城市空间发展基本框架,利用城市智脑平台形成空间监测、评估、模拟和决策全流程的智慧化治理框架,从而实现城市空间的高质量、协调、公平发展的最终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为新时代旅游地理研究提供了学术指引。通过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结合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走向,从理论、方法和应用层面构建了旅游地理研究新框架。强调必须发挥旅游地理学区域性、综合性、交叉性和应用性的学科特点与优势,以旅游人地关系理论为核心,综合应用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在加强旅游空间分析、旅游地演化规律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同时,重视现代性理论、融合共生理论、公平正义理论、场景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在旅游地理领域的创新应用,逐步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旅游地理学理论体系。文章提出要强化“中国特色”的旅游地理研究,深入探究人口（需求）特征与流动性规律、旅游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文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旅游人地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国际旅游地缘格局与旅游对世界和平的促进作用与效应等科学问题,推动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创新。旅游地理学者应成为中国式旅游现代化研究的先行者和实践者,积极担当响应国家战略的政治使命、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使命、协调“两个文明”的文化使命、推动人地和谐的生态使命、服务行业发展的经济使命、推进和平发展的国际使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高德人口迁徙数据等,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莫兰指数、网络中心性分析和核心—边缘分析等方法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并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公共服务和迁徙成本等方面研究长三角人口迁徙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不均衡,城市规模呈现东重西轻的局面,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具体表现为较大规模的城市相互邻近、较小规模城市相互邻近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城市群沿长江和京沪高铁向宁合方向拓展。②根据人口迁徙强度,将长三角城市群人口迁徙网络划分为四级,随着网络层级下降,网络密度增加、节点城市增多。其中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和杭州等五市中心度较高,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和集聚效应。③从人口迁徙网络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区域内部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协同发展格局。④工资水平、产业结构、交通便利性和医疗服务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人口迁徙的主要因素,均显著促进了人口迁徙。

生态福利绩效反映了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探究生态福利绩效变化产生的经济—环境效应对于协同推进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民福祉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测度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双碳”目标下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环境效应及其效应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效应,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②研究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效应呈现阶段性特征,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逐渐增强。2005—2012年,生态福利绩效主要表现出经济抑制效应,而在2013—2020年,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促进效应开始显现。③研究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环境效应呈现阶段性特征,碳减排效应表现出强化趋势。生态福利绩效对人均碳排放量产生的效应从增加向降低效应转变,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效应则进一步增强。

国家在全球“能源权力金字塔”中的地缘位势,影响该国的能源安全和战略决策。基于2001—2020年多源异构数据,借助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和定性比较分析法等方法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地缘能权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驱动路径进行了全面探析。研究发现：①2001—2020年期间,“一带一路”地区的能源权力集中在少数国家,排名前10国家拥有沿线国家约1/3的权力,整体上呈现出“两极分化严重、动荡不稳定”的统计特征。②“一带一路”国家地缘能权由俄罗斯和荷兰主次双核心,逐步演变为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三足鼎立”格局特征,各时期均显现极少数的能源大国周边散布着大规模破碎地带的空间分布规律。③不同地缘要素相互依赖和联动,构成高水平地缘能权的差异性驱动路径。识别出3条驱动路径包括“军事力量型”,“军事—稳定型”和“稳定—融洽型”。据此,文章为中国能源权力的巩固和“一带一路”能源利益共同体的建立提出政策建议。

文章利用中国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据此考察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三权分置”政策显著提高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在高城乡融合度地区、财政强省、东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三权分置”政策通过提高农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以及城镇化共同推动了城乡融合;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农地流转相互促进,农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均能推动城镇化水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的城乡融合具备清晰的作用路径与完善的自我实现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人文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需要及时面向新时期国家战略需求,思考对区域发展领域的新要求、新内涵以及重要科学问题。文章简要梳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表述及与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关系;分析对区域发展的理念、阶段、重点、区域关系、城乡关系、空间治理、开放等多维度影响;剖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丰富空间内涵,主要包括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空间治理和双循环新格局等4个方面,对标了世界主要国家区域协调水平;最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人文经济地理学的6个重要科学议题：区域重大战略、特殊类型区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权衡协同关系,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人口经济社会的合理布局,主体功能区、可持续发展与国土空间体系,“一带一路”、双循环与开放,以及中国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新因素与新机制。

文章构建了中国露营地点位数据集,对全国露营地的空间分布模式、均衡态势、空间密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结合熵值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了全国露营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露营地整体呈现集聚型空间分布格局,且露营地的空间分布集中度较高,非均衡特征明显;②露营地分布密度分层特征显著,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四核心—带状区—点状团”为依托的集中连片分布结构;③露营地空间分布格局是自然生态环境、交通区位基础、旅游休闲水平、社会人口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五大维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各影响因子对露营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具有动态差异性;④交通区位对露营地空间布局具有协同效应和保障效应,资源禀赋对露营地空间分布的作用表现为导向效应和杠杆效应,社会人口和经济水平对露营地空间布局的影响为重塑效应和叠加效应,疫情作用表现为催化效应。全国露营地空间分布形态存在较强的“路—景—城—人—地”的共生关系,多因子驱动使露营地呈现出“沿线、傍景、近城”的分布规律。

智慧物流是现代供应链的重要支撑,对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合作具有关键作用。文章以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与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地理探测器探究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的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逐年递增,但整体联动效应不足。在空间分布中,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且东中西区域空间联系强度呈现显著的梯度递减态势。②随时间推移,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的网络结构由简单稀疏向复杂化转变,空间格局表现为“东密西疏”特点。此外,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的网络效率不断下滑,地区间关联关系处于不协调发展阶段。③不同驱动因素对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驱动因素的影响能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教育程度、对外开放、产业结构、政府调控、交通基础和资产投入。并且,组合后交互因子的影响力实现了双因子增长。

居民点的空间重构优化助益于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有机更新,是推进传统村落活化传承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以旅游型传统村落崇木凼村为案例,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景观基因分析、遥感解译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精准识别居民点内外系统空间重构演变特征,深刻探讨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景观基因与民居建筑组成崇木凼居民点空间重构的主要内容,景观基因表现为轻微变化但相融于本土的协调特征,新旧景观和谐共生、传统风貌动态延续;民居建筑表现为整体层面上聚居形态特征明显、建筑功能由单一向复合演变,局部层面上空间有序拓展。②崇木凼村外部系统对居民点起引导和约束作用,呈现出近路性、中心性和亲水性特征,即距离道路、基础设施和水域越近居民点越密集。③在外部环境驱动和内部要素响应下,崇木凼村以“文化延续—空间有序—物质更新”三维重构路径,推动村落居民点空间要素重塑、空间格局优化和空间组织营建,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空间、物质基础,进而赋能乡村振兴实践。

海洋经济包容性与效率是高质量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二者间关系的探究对促进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TOPSIS-VIKOR模型和超效率SBM模型分别对我国沿海省域2008—2020年海洋经济包容性水平及其效率进行量化测度,然后应用哈肯模型探究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结果显示：①2008—2020年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的包容性水平总体呈波浪式上升的发展态势;②海洋经济包容性是主宰海洋系统演化的序参量,其与效率的相互作用具有中等偏强的协同增效应,且经历了从低级到中级再到高级阶段的系统演变;③沿海各省域间海洋经济包容性与效率的协同演化存在较大差异性,且根据其协同类型可分为集中型和分散型两大类;④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冲击,辽宁、江苏和广西三省区的协同水平明显下降且分别成为我国沿海三大区域的薄弱点。

在对高质量发展、绿色物流等相关文献分析基础上,构建高质量发展下绿色物流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提出TOPSIS—云PDR多准则决策方法对2011—2020年中国省域绿色物流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并诊断关键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省域绿色物流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功能、结构、运作维度下发展趋势良好,在时间上呈现先下降后波动上升的趋势,拐点出现在高质量发展理念提出之后,沿海地区发展稳定性较强,在空间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空间发展格局及辐射式演化特征;②绿色物流发展的障碍因素在研究期内较为稳定,障碍度由大到小依次是运作维度、结构维度、功能维度,排名前五位的二级指标分别是科技投入占比、货物周转量、货物进出口总额占比、人均GDP和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同维度下区域间障碍度差异显著。根据研究结论,从“运作—结构”协同发展、加强区域经济联动、制定特色发展规划方面提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省域绿色物流水平提升建议。

中国和平崛起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变,崛起国和霸权国通过权力博弈争夺小国的支持与追随,小国则对大国双方有不同战略倾向,由此导致权力博弈与国家间关系极为复杂。文章在借鉴领土陷阱、战略三角与对冲战略等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地缘位势与双边关系互动规律探讨的分析框架,并以中美在东盟十国的地缘博弈为案例,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中美在文莱、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地缘位势博弈处于竞争激烈的权力博弈区,而在其他国家则处于博弈较缓和的权力介稳区。②结合中美与东盟十国双边关系定量计算结果,东盟十国对冲战略可以分为三类：菲律宾、缅甸、文莱、新加坡表现出明显的制衡;老挝、柬埔寨属于追随;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则属于对冲。③不同权力博弈烈度下小国不同的对冲战略选择导致中美在东盟的地缘位势与双边关系表现出5种互动类型,即老挝、柬埔寨为追随型,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为束缚型,新加坡和缅甸为防范型,印度尼西亚为牵制型,菲律宾和文莱为制衡型。最后,依据中美与东盟国家表现出的不同互动规律,提出了重点深耕、努力维持、尽力争取和适度防范4种分国别的经略手段。

居民医保一体化作为完善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实现城乡统筹、促进消费公平、提高社会福利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我国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9年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DID、空间DID等方法探究居民医保一体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与城乡消费差距指数存在一定时空耦合特征,分别呈现由沿海到内陆逐步蔓延和由内陆到沿海逐渐缓和的趋势,在较早进行政策试点的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等区域,其城乡消费差距指数也明显更低;②居民医保一体化能够显著缓解当地城乡消费差距,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会减缓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城市的城乡消费差距,而加剧地理相邻城市的城乡消费差距;③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减少预防性储蓄来缓解城乡消费差距,并且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经济聚集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具有异质性。

在城市群视域下,科学准确测度中国物流业与制造业的双向共聚及结构特征,探索两业共聚的发展方向与治理机制,是两业融合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利用天眼查获取中国19个城市群的物流业与制造业全部企业的微观地理信息,引入图像检索领域的推土机距离（EMD）结合改进的Sinkhorn算法,运用蒙特卡洛模拟获取模拟产业集,构建不同方向的产业共聚指数,测度中国物流业与制造业31个二位数行业间的双向共聚水平,并分析其总体特征、行业特征和区域特征。研究表明：中国物流业与制造业双向共聚现象较为显著,制造业向物流业方向集聚趋势更强;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与物流产业的共聚水平明显高于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双向共聚呈现行业差异性;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两业共聚的显著性主要存在于制造业向物流业方向。为此,应统筹空间规划,加强两业协同布局;强化适配协同,提高两业共聚的质量与效率;打破行政壁垒,构建两业共聚的城市群治理机制;深化两业共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赋能传统零售业,推动了线上—线下零售空间的互动融合,采用预售制的社区团购新零售模式迅猛发展,并进一步改变了居民的购物方式。既有对社区团购的研究多聚焦于概念内涵、运营模式、配送模式及配送中心选址等,在自提点空间分布格局方面的探讨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使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道路密度、位置兴趣点（POI）等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厘清了广州市社区团购自提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并辨析了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广州市社区团购自提点的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外围”模式,分布密度从城市中心区、近郊区到远郊区递降,突出表现为中心地区连绵集聚,外围远郊区组团状分布的格局,揭示出社区团购自提点的空间分布格局与人口密度具有较高的匹配度。②便利店密度、人口密度、超市密度、综合市场密度和青中年居民占比对社区团购自提点的空间分布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快递网点密度呈显著负向影响。社区团购自提点的空间分布偏好在便利店等分布密集的地区,表明社区团购自提点对传统零售空间的分布具有路径依赖。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是海南优化资本要素配置和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2011—2020年海南18个市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算结果,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空间网络,结合网络分析方法考察区域内效率的空间关联模式及其节点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测算并分解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此对效率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海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呈“簇状”分布的多线程网络结构形态,南北双向纵深分布,海口、儋州为关键节点,但整体网络密度仍较低。②各市县网络节点主要呈核心—边缘的非对称结构,主要包括核心型、中介型和边缘型三类节点,在空间上分别具备较强的控制性、中介性与被支配性。③考虑了地理与经济因素的效率关联网络能更显著地描述经济、金融资源的流动性,空间溢出效应测度结果表明,较多因素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以抑制作用为主,含金融业规模、金融集聚度在内的影响因素均为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则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会深度调整,这将对空气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文章以2001—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PM_2.5时空演变规律,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对PM_2.5的影响,并对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和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PM_2.5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京津冀、中原、山东半岛等区域内城市始终是高值地区。②中国城市PM_2.5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呈现“先扩张后收缩”特征。③第二产业占比提高与城市PM_2.5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三产业占比与城市PM_2.5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④不管是制造业集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其在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市PM_2.5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且后者正向作用更大。⑤产业结构调整可以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城市PM_2.5浓度。

科学认知主体功能区定位要求与国土空间演化的内在关联与作用机制,是助力主体功能区战略传导、构建高质量国土空间支撑体系的关键。以主体功能区为空间参照,运用空间转换矩阵、Dagum空间基尼系数、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及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从“测度主体功能区内特征—对比主体功能区间差异—挖掘演化形成机制”3个方面,研究1990—2020年新疆地区“三区空间（即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近30年新疆地区城镇空间持续扩张,西北沿边地区“由牧转耕”“三山”及“两盆”边缘地区“由黄变绿”显著,主体功能区划具有显著区分效果,重点开发区内功能定位与空间演化最为吻合,但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有所错位。②全疆“三区空间”演化的主体功能区“内/间”差异显著,不同空间转换类型的差异来源分解各有区别,但主导变化方向仍以主体功能区内部差异为主。③国土开发政策、自然地理条件相较于新疆自身社会经济因素对整体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的驱动作用更显著,城镇扩张和道路交通建设对地区生态空间扩张具有正向作用,退耕还林、沙化土地治理、边境政策相较于主体功能区有更强的空间塑造动能。

文章以第1~6批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分析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和趋势,探究其旅游发展空间格局。并将其同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区进行叠加分析,加强认识其旅游发展格局。利用相关性分析方法识别各影响因素与旅游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从而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传统村落分布格局由东南部集中分布逐渐向西北部扩散;②中国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程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③人口对其旅游发展的影响力最高,燃气覆盖率、道路网密度、整体风貌性、传统建筑规模、污水处理覆盖率、人均生产总值、住宿设施密度、餐饮设施密度均为强相关性;④过去“单村保护发展”的模式逐渐向“集群系统性保护发展”的方向发展,村村联动的规模效应有利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

基于Martin的经济韧性理论,构建省域入境旅游经济韧性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对其进行测度,并分析时空演变特征,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2011、2015、2019年的省域入境旅游经济韧性组态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时序演变特征来看,省域入境旅游经济整体韧性呈现上升趋势,区域差异不断缩小;②从空间分异特征来看,省域入境旅游经济韧性整体呈由点及线到面的空间扩散式发展,抵御能力呈显著的“沿海沿边”集聚倾向,恢复能力逐渐形成“一横二纵”的中高水平集聚带,调整能力片状组团式发展特征愈发显著,更新能力则呈现明显的南高北低特征,各维度空间格局差异显著,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③在组态机制上,省域入境旅游经济韧性表现为6种驱动机制（产业支撑型创新驱动、基础巩固型创新驱动、服务优化型创新驱动、突破型产业驱动、渐进型产业驱动和基础保障驱动）和3种限制机制（服务优化限制、产业创新限制和基础产业限制）,旅游产业环境逐渐成为影响入境旅游经济韧性发展的关键所在。

量化年、月尺度水资源供需服务,识别水资源供需特征及风险,对优化流域水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利用SWAT模型量化赣江流域年、月尺度水供给服务。基于人口、GDP空间化等数据方法,结合逐月需水权重实现逐月需水量化。运用动、静态水资源安全指数（WSI）分析赣江流域年、月水资源供需风险时空演变特征,结合ArcGIS识别风险用地类型。结果表明：①2000、2010、2020年赣江流域年水供给量总体呈东、北多而西、南少的空间分布规律,水供给主要集中在4~6月。②赣江流域需水不断增长。受地理环境约束和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影响,呈现北高南低的总体需水空间格局。高农业用水占比（60%）及农业季节性需水特征使流域月尺度需水表现为1~3月、10~12月的点状以及4~9月的点带状高值需水空间格局。③赣江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以低风险为主,供需风险上升。风险发生时期延长,7~9月是三期的主要供需风险期。供需风险主要分布在袁水流域、肖江流域、赣江丰城段,赣江下游区和赣江吉安段。④耕地是水资源供需风险的主要用地类型,袁水流域的建设用地水资源供需风险最高。⑤流域耕地面积缩减,主要需水作物水稻播种面积增加,增加了7~9月农业需水风险。袁水流域双地市行政中心的社会经济格局使其成为生活、二三产用水的主要供需风险区。

文章以全国首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福建省为例,针对提升人居环境韧性和高质量发展目标,从美丽宜居模式、基准模式和生态保护模式刻画了2035和2050年人居环境地理图景,并评估了人居生活、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和绿色发展方面的图景效应。研究表明：2020—2035年福建省人居环境地理图景变化将尤为显著。预计到2035年,全省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将达到4.89%~5.55%,耕地和林地是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来源。生态保护模式中未来建设用地集约程度更高、资源利用水平最强,全省单位建设用地GDP产出将明显提高。建议福建省未来延续集约的建设用地发展模式,到2035年全省建设用地面积占比控制在5%以内,重点保护南部地区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适度提升东北部城市建成区绿地空间比例以增强人居环境韧性。

数字技术应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其产业空间集聚成为“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前沿命题。文章基于2016—2021年微观企业数据,通过Scholl集聚指数方法测度数字技术应用业及其细分行业的集聚程度,并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空间集聚演化特征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为：①整体沿环杭州湾形成“核心区域+外围廊道”空间格局并呈“单核心”向“多核心”演化趋势,“杭—义—金—衢”“台—温”组团型产业发展轴初见雏形。②各城市及分行业新增企业数量未出现专业化趋势但马太效应显著,存在空间重组现象,信息技术服务业作为优势产业与软件开发业呈“橄榄型”分布。③细分行业集聚演化趋势与行业属性相关。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开发业、互联网相关服务业偏集聚并在空间演化上高度耦合;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偏分散且需依托片区核心实现数字技术转型,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业作为高精尖产业附属无明显集聚分散特征。最后基于“一湾引领,三轴带动”的多组团型产业空间结构提出“规划对接+专业化+制度保障”的发展建议。

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韧性协同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体现。基于2003—2020年中国53个海岸带城市数据,利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协同模型测算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韧性协同发展度,通过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分析其时空演化规律,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空间收敛模型考察区域差异和空间收敛特征。研究发现：①整体及三大区域（渤黄海岸、东海岸、南海岸）的协同发展度呈波动上升,且各区域存在不同程度极化现象;②协同发展格局呈东北—西南走向,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具有“勉强协调区逐渐消失、初级协调区成为主体、中级协调区团块状发展”的演化特点;③协同发展度总体及区域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且程度各异,超变密度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④整体及各区域协同发展具有σ收敛、绝对和条件β收敛特征,空间收敛性表现存在区域差异。基于此,在补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坚持一体化发展、制定区域差异化政策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如何优化区域制度环境和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从而实现绿色转型是环境经济地理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利用2010—2019年我国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得出城市尺度的工业碳排放效率,研究了工业用地出让结构倾向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偏向低端技术行业的工业用地出让结构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及中小城市更为显著;②绿色技术创新在工业用地出让结构倾向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③绿色技术创新传导机制具有非线性特征,即在不同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下,工业用地出让结构倾向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研究认为,为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调整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激励,不仅要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规模,更重要的是优化工业用地出让结构,从而为实现“双碳”目标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采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集提供的分地级城市分职业小类的从业人员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中国地级城市职业空间、可视化职业之间的技能关联性,并从职业进入、职业退出和就业增长三方面分析技能关联对职业空间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地级城市职业空间网络异质性明显,技能关联度高的工作群主要集中在网络中心,且有显著的跨技能关联特征,技能关联度低的工作群零散分布于外围。②2000—2015年,专业人员的技能关联率提高最多,在农业生产人员上有专业化优势的城市一直最多,机电装配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的遍在性提高最多,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等高技能水平职业类的遍在性明显降低。③技能关联对职业进入和就业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职业退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影响程度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可以认为,各地区可大力吸引与本地技能关联度高的劳动力,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程度,稳定就业增长。

解决医疗卫生资源空间配置的区域不均衡,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以及促进医疗卫生资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可获取数据的中国320个城市为例,采用地理空间统计、泰尔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探究常住人口视角下中国医疗卫生资源均等化的空间配置。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配置的人均医疗卫生资源数量增加且城市间配置人均医疗卫生资源的区域差距缩小;②省内医疗卫生资源均等化配置的区域差距缩小,但是医疗卫生资源均等化配置的区域差距存在省际差异;③医疗卫生资源的均等化配置与常住人口分布的耦合协调水平下降,绝大部分城市处于失调状态,空间错配现象十分严重;④未根据常住人口变动趋势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是导致医疗卫生资源均等化配置与常住人口分布存在空间错配的原因。文章将研究医疗卫生资源空间配置的区域范围拓展至以城市为尺度的中国全域,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中国国情下讨论常住人口视角下医疗卫生资源均等化的空间配置,完善了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理论较少从动态视角研究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的不足。

随着城市网络联系的日益紧密,城市网络权力与知识生产能力逐渐呈现相互依赖的特征。基于2001—2020年中国专利权转移数据和隶属联系模型构建城市网络,在解析网络权力与知识生产交互影响时空特征的基础上,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网络权力与知识生产的交互影响过程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城市网络权力与知识生产水平存在交互的正向影响。城市网络权力的提升显著提高了城市的知识生产水平,反过来城市的知识生产规模又正向影响着城市在网络中的权力地位,两者表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②城市网络权力与知识生产的交互影响具有多维度异质性特征。核心地位、东部地区城市网络权力对知识生产的正向效应分别明显小于边缘地位、中西部地区城市,而知识生产对网络权力的正向效应则明显大于边缘地位、中西部地区城市。③城市网络权力与知识生产水平存在交互的空间依赖效应。城市的网络权力不仅受到邻近城市网络权力的正向影响,还正向依赖于邻近城市的知识生产水平,并且这种空间依赖效应受到地理邻近效应和网络邻近效应的共同作用。

文章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进行匹配,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资源配置与技术创新两条路径有效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异质性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传统行业和瓶颈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但对新兴行业的影响不显著;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内向型节点城市,“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企业和外向型节点城市内企业产能利用率。

从系统和协同视角出发,构建“海洋实体经济—海洋科技创新—现代涉海金融—海洋人力资源”四位协同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理论框架,通过PVAR模型识别其敏感因素指标,采用序排列多边形面积法测度中国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运用马尔科夫链分析其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①经识别后确定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包括：海域集约利用指数、沿海地区货物进出口率、海洋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海洋科研经费总额、人均研究与试验（R&D）经费、每万人海洋科技活动人员数、沿海地区金融业布局密度、地区投资效率、保费收入占GDP比重、沿海地区人均教育经费额、地区涉海专业高校数量、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共12项;②2005—2019年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各维度发展水平呈明显上升趋势,随着时间演变各子系统整体差异逐渐增大,离散化程度增强;③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整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各省（区、市）间发展差距缩小,呈现“由点带面”演变态势,最终形成以上海和广东为增长极的“一带双核”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格局;④Markov链结果表明现阶段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状态较稳定,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保持现有发展水平概率逐渐下降,向更高发展水平演进概率增大,“跨越式”阶段演变成为可能,未来位于高水平的省（区、市）数量不断增加。

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了判定区域建设用地利用模式分析框架,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法,测算了各研究单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子系统发展指数与高质量发展指数;用加权分解法得到了建设用地五大效益值和效益指数;再用比值法和排列组合法构建了建设用地利用模式的评判标准;借此判定了中国内地各省域建设用地利用模式。结果表明：①2019年中国五大子系统的平均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协调、绿色、共享、开放、创新发展;建设用地五大效益的平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协调、绿色、共享、开放、创新效益。②建设用地利用模式分为五大类：4个高质量利用型（北京、上海、福建和浙江）、2个一维滞后利用型（江苏和广东）、3个二维滞后利用型（天津、重庆和陕西）、7个四维滞后利用型（山东、山西、河南、广西、四川、贵州和宁夏）和15个低质量利用型。③有27个省域建设用地为非高质量利用型,占内地省域总数的87.10%。对不同模式的省域,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制定差别化的提效对策。

文章运用基于公平与效率双重视角的旅游碳减排潜力指数测度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采用基尼系数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其区域差异与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采用PVAR模型探讨旅游碳减排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之间的交互效应。结果如下：①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整体呈波动式下降趋势,且形成“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分布特征。②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基尼系数总体水平呈现波动缩小的态势,超变密度和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③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标准差椭圆呈明显的“东北—西南”向分布格局,重心呈现向“西南—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④长江经济带地区旅游碳减排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之间呈相互影响的负向动态关系,且二者互为格兰杰原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存在形式,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文章选取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ArcGIS空间分析以及区位熵、资源优势度分析等方法,分析其类型结构、空间分布类型与聚集区域、市域空间分布特征,得出以下结论：①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类型分布差异化特征非常明显。其中,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中传统技艺类数量最多。②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集聚型分布特征明显,资源优势度区别较大,以极核区、高度密集区、次密集区和稀疏区为主要分布现状。③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19个县域均有“非遗”项目,但其类型、数量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资源旅游价值极高,以文化产业集群模式、文化旅游小镇模式、博物馆模式、节庆活动模式等合理利用“非遗”旅游资源,能够形成有竞争力的旅游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