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利用百度搜索数据的用户关注度表征城市间网民关注联系，采用城市节点分析、网络分析、网络关系分析等方法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2012—2024年网民关注联系网络演变特征，检验了城市间人口、企业和交通等多维现实联系对网民关注联系的影响以及交通联系在其中的基础作用。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各节点之间的网民关注联系趋于增强，中心节点的空间分布总体稳定；省会城市的影响不断增强，影响范围及重叠区持续扩大；节点规模分布相对均衡，先是趋于集中后趋于分散。②长江中游城市群网民关注联系形成了以3个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放射状结构，跨省联系持续增强，网民关注联系网络更加均衡化。③3个子城市群表现出融合的趋势，其中武汉城市圈的带动性更加凸显。④城市间人口联系和交通联系的增强均能显著强化网民关注联系，交通联系在其中发挥重要基础作用；地理距离更近、位于同一子城市群或方言区的城市之间网民关注联系更强。

城市物流末端网点正经历数量与空间布局上的急剧变化，系统揭示其空间演化规律对优化城市物流系统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9、2021和2023年深圳市物流快递末端网点数据，综合运用递增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系统探讨了其时空演化格局及多尺度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深圳市物流快递末端网点空间结构经历了从“单极集聚”向“多中心、网络化”的显著转变，空间均衡性持续改善，其增长过程呈现出从规模快速扩张到结构优化提质的发展阶段性。②深圳市物流快递末端网点分布存在稳定的空间正相关与集聚模式，形成了以福田—罗湖为核心的“高—高”集聚区、以生态控制区为主的“低—低”集聚区及过渡地带的“低—高”集聚区，空间分异格局显著。③ MGWR模型揭示，历史集聚基础与区域经济活力是作用尺度最大的全局性驱动因素；而公交站点密度、商业地价与人口密度的影响则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异质性。

在全球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体育凭借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属性，正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中。文章在梳理体育全球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1990—2025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城市体育全球化研究的发展阶段、热点领域、合作网络与方法演进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体育全球化与城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空间景观、测度体系等热点议题系统综述国内外研究进展。结果表明：①城市体育全球化研究文献量呈持续增长态势，2010年代后期进入快速扩张阶段，研究历经初创探索、拓展发展、深化多元与综合提升4个阶段。②研究范式完成从定性描述向定量综合分析的转型，呈现多学科交叉融合特征，理论上实现从单一体育全球化概念向“体育—城市”双向作用框架的深化，且形成“概念深化—互动解析—多元效应—空间重塑—体系构建”的主题脉络。③研究存在学理融合不足、区域覆盖失衡、议题“重宏观轻微观”、负面效应研究不全面等问题。基于此，文章提出强化学理交叉融合、聚焦发展中国家实践、推动方法技术创新等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我国全球体育城市建设及体育全球化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在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概念内涵诠释的基础上，文章科学构建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域，通过多种计量模型研究了2011—2021年黄河流域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动态演化机制。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共同富裕与城乡融合水平均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特征，说明二者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其中高水平区呈现团状聚集，俱乐部收敛效应不断凸显。②城乡融合不仅直接影响共同富裕，还通过时间滞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共同富裕的发展。控制变量中信息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额、金融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发展作用显著。③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其中城乡融合对中游地区共同富裕的总体影响最为显著。下游地区城乡融合赋能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外部带动不足”的发展特征。④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黄河流域城乡融合通过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维度形成的作用机制，不断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明晰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演进规律及驱动机制，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指标评价、空间计量等方法，系统分析2002—2022年长三角各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并深入探究了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城乡功能持续上升，城市间功能差异缩小但仍存在区域不平衡特征。②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水平呈上升趋势，且城市间、省份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差异。③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呈现显著的“高高”“高低”空间集聚格局，并存在一定波动性与非线性特征。④空间计量结果显示，粮食用地占比与城乡产业产值差距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负向驱动作用，而教育对比系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对城乡融合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文章将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界定为本级财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转移支付三部分，以全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01—2021年长时段面板数据，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和基尼系数收入分解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城市财力的时空演化特征、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间财力差距总体呈收敛趋势，其空间格局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一致，表现为“东高西低、中部塌陷”的典型结构；②区域财力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及超变密度效应，地区内部差异的贡献相对较小；③本级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是造成总体财力差异的关键来源，转移支付在弱化城市财力差异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且调节效应逐步增强，但整体仍不足以从根本上重塑区域财力格局；④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社会结构、财政体制与政策环境，以及自然地理和区位条件等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财力及其变化趋势。据此，提出要持续推进和优化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提高制度设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等策略，以更好地发挥其在缩小区域财力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是市域内产业迁移与空间功能等级分隔的结果，前者主要表现为产业分工，后者则以功能分工为重要表征。文章利用爬取的2003—2020年工商企业微观数据及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分工深化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运输费用与交易成本、提高专业化递增报酬水平，促进了产业分工和功能分工的深化，进而重塑了城市空间结构。②数字化转型所需的高额固定成本，强化了中心与边缘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使功能分工进一步发展为功能型垂直分工而非功能型水平分工。③这一分工演进趋势增强了中心城区在产业发展和价值分配等环节的优势，促成了城市的单中心空间结构。基于此，促进数字化转型降本增效，推动功能型水平分工发展，对于实现多中心空间结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为明确绿化覆盖率与居民肺癌发病率的关联机制，文章采用2013—2015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肺癌、空气污染及建成环境数据，运用固定效应的面板计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随机森林回归模型，以关键空气污染物PM_2.5暴露为中介，探究了绿化覆盖率对肺癌发病率的影响机制及阈值。研究发现：①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绿化覆盖率与肺癌发病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并且绿化覆盖率能够通过降低PM_2.5浓度进而降低肺癌发病率，其通过减少PM_2.5的中介效应占比为47.17%。②绿化覆盖率与肺癌发病率的关联呈显著的非线性“U”型特征，即适中水平的绿化覆盖有助于降低肺结核发病率，但过高水平的绿化覆盖所带来的健康效益有限。同时，存在特定的绿化覆盖率阈值区间，在该区间内肺癌发病率降至最低。

文章基于中国2005—2023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对地区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作为我国践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具有显著的地区就业质量提升效应，经过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影响、机器学习模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效应依然成立，且在中西部地区、拥有5A级景区、第三产业占比高、人口规模更大的城市更为显著，对制造业主导型与非制造业主导型城市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②“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通过促进地区旅游业收入增长、地区消费水平提升、进出口规模扩容，进而提升地区就业质量；同时，地区经济开放水平对政策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③从空间效应来看，“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地区就业质量提升效应不仅具有显著的本地效应，还具有向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溢出的显著空间效应。

文章基于2024年中国500强企业中的房地产、金融业、制造业企业组织链数据构建城市专业化功能网络，借鉴耦合度模型和多层网络理论构建综合功能网络；应用复杂网络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中国城市产业专业化功能网络结构特征及城市产业综合功能网络耦合协调特征。结果表明：①城市专业化功能和综合功能网络节点中心性均呈现显著的层级性和无标度性，核心—边缘结构显著；空间上呈“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中心度高的节点和强联系集中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②城市专业化功能和综合功能网络的层级性和异配性均显著，耦合网络匹配性和层级性均呈现出“中和效应”特征；金融业对房地产、制造业的“资本定位”现象显著；不同产业网络耦合呈明显的“马太效应”和“群聚”现象。③城市各功能间与城市间不同功能联系的耦合均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特征，城市各功能联系耦合联动作用强，产业互惠性低；城市间各功能联系耦合协调水平异质性极显著，多数城市间不同功能联系耦合处于极低协调水平，只有北京、上海处于高水平协调阶段，资源整合充分，互惠性较显著。

面对三期叠加的多重压力，城市经济韧性成为应对不确定性冲击、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2007—2022年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融合空间计量方法与机器学习模型，系统探究了城市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经济韧性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持续扩大，东部与中部韧性较强且稳步提升，东北地区波动显著，西部地区变化温和；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性，邻近城市的韧性提升对本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包括金融经济、科技教育、政府政策及环境气候等，其中地方财政收支比的影响居首。地方财政收支比与经济韧性呈倒U型关系，最优平衡点为82.6%，过度赤字或盈余均会削弱城市经济韧性。

气候风险作为威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对居民消费升级与内需释放的制约作用正日益凸显。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与地级市气候物理风险指数，系统考察了气候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气候风险冲击显著降低了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这一结论在经过变量测度替换、样本调整及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非线性回归发现该影响呈现明显的风险累积特征，仅在气候风险水平较高时负向效应显著。②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冲击主要通过压缩家庭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削弱夜间经济活力以及破坏城市基础设施等渠道，系统性抑制家庭消费结构升级。③异质性结果显示，农村家庭、低收入与低教育家庭，排水与生态条件较弱、非资源型城市以及东部与西部地区受到的抑制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缓解气候风险冲击对居民消费结构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人口结构少子老龄化的背景下，吸引流动人口落户已成为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基于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检验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对落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社会融合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将会提升流动人口落户意愿2.732倍，且社会融合程度是按照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资源需求的大小来影响落户意愿的。其中，随迁子女在小学的受教育机会、与工作单位签订固定期限合同和在本地参加医保的中介效应分别为2.88%、1.65%和4.85%，而购房压力带来的遮掩效应约为4.30%~12.45%。②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融合程度能提升“跨省”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6.041倍、提升 “省内跨市”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2.520倍，但对“市内跨县”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身份认同是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实现落户的主要维度。据此，文章提出了均衡公共服务资源、加强文化交流融合、畅通互动参与渠道3个方面的相关政策建议。

飞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对国土空间保护利用和治理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对截至2022年的中国跨县级行政区划飞地时空格局和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针对性的空间治理模式。研究发现：①飞地分布“北多南少、东密西疏”，集中在辽宁—河北—河南东北部—安徽西南部一带，以胡焕庸线为界，东部的飞出地面积普遍小于西部；飞地以2003年为界经历了先骤增后稳定的过程，空间上以华北、华中一带为中心向南部、西南部、西北部扩张，胡焕庸线以东的飞地数增加显著高于西部。②飞地类型分为三类，其中“县级行政区辖域分离”型飞地与飞地的总体分布格局大致相同；“市辖区整体飞出”型主要集中体现在重庆，其次为河南—安徽—福建连片区域以及辽宁；“有县无城”型飞地较少，仅分布在河北、辽宁、河南以及新疆和田地区。飞地在“行政区经济”、行政界线的边界效应、管理体制机制、增长极效应等路径作用下，产生了阻碍区域统一管理与发展、制约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等负面效应，但部分类型的飞地通过嵌入式治理，具有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推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等正面影响。③飞地的成因主要包括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驱动、城镇化发展和中心城市建设牵引，以及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稳定需要。④在分析飞地空间治理成本和效益的基础上，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区域协调发展与巩固优化三类治理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于飞地行政区的未来发展及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兼具高密度建成格局与亚热带湿热气候特征，揭示其“热—能—碳”联动机制对区域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整合2000—2022年多源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并结合中介与门槛效应分析，识别了其“热—能—碳”关联的直接、间接与阈值效应。结果表明：①热环境显著推升碳排放，且在核心城市与高城市化地区效应更突出，呈加速增强的非线性特征；②能源消费是“热—碳”作用链的关键中介，对碳排放增量贡献达40.7%；③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单一门槛（5899.5亿元），跨越阈值后边际碳效应由4.817提升至18.700，显示发展阶段对碳排放敏感性存在临界变化。

文章基于2011—2023年284个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系统探究了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①数字普惠金融与创业活跃度均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二者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②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呈现“本地促进、邻地抑制”的双重空间效应，其中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赋能作用显著，但使用深度的效应尚未充分发挥。③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影响在区域、资源禀赋和城市规模层面存在显著异质性，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小规模城市的双重空间效应更为突出。据此，应优化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布局，通过跨区域协同弥合差距，聚焦三维度精准赋能、分类施策，促进创业活力全域均衡提升。

文章系统阐释河南省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机制，利用2014—2022年河南省10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量化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与产业效应。研究发现：①河南省县域经济和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集聚呈现核心发展区高聚类和协同发展区低聚类的特征。②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本地及邻近县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空间溢出效应，且其值协同发展区>核心发展区。③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的间接效应呈整体（显著）>协同发展区（显著）>核心发展区（不显著），表明核心发展区对协同发展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④数字普惠金融对三次产业的影响表现出“二三一”依次递减的特征。

绿色工厂创建政策是中国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尚待深入评估。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249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考察绿色工厂创建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绿色工厂创建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绿色工厂创建政策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城市创业活跃度两条路径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效应在一般行政等级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低创新水平城市、再生型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非城市群和发展型城市群中更为显著；在高行政等级城市、成熟型城市群、高创新水平城市及老工业基地城市中则边际效应有限。提出实施差异的空间精准的绿色工厂政策布局；强化市场驱动创新，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转化效率；以创业活跃度为抓手，构建绿色制造+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生态的政策建议。

文章将环境规制、环境分权及市场分割等指标纳入政府环境治理效率测算体系，运用全局技术共同前沿RAM-DEA模型对200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进行测算及评价。研究发现：①考虑制度因素后，几乎所有省份的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较不考虑制度因素时均有提高，但生产阶段效率并未有明显改进。②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在地区间呈现出空间差异特征，提升较快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部分西部地区的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则呈现下降趋势。③共同前沿下和群组前沿下生产阶段效率明显高于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共同前沿下东部地区政府环境治理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④省际政府环境治理技术差距具有空间异质性，西部地区的技术差距最小，东部次之，中部地区最大；时间维度上技术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文章基于VAR Granger因果检验、社会网络分析法和指数随机图模型的组合研究方法，利用长江经济带63个城市2006—2024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整体、三大城市群内部、三大城市群之间的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及时间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2006—2024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保持持续增长状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上升幅度存在明显的城市群差异，增长率波动较大。②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呈现“中心—边缘”结构特征，形成以苏州市为代表的聚集式发展和重庆市为代表的内生式发展两种典型模式，网络结构从单一核心向多核心转变。③通过块模型划分四大功能板块，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存在“核心引领—增长极辐射—中介传导—边缘吸收”的层级化互动机制。④长江经济带以及三大城市群的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非随机性以及城市群差异性，内生结构效应呈现“U”型或“倒U”型演变，高素质人才、产业结构等因素在不同城市群呈现随时间演化的“阶段性双刃剑效应”，经济地理矩阵对网络形成的正向影响随时间逐渐减弱。⑤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整体空间关联网络中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相互溢出，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对成渝城市群产生空间溢出，带动成渝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

文章选择浙江省为研究区，基于“五普”“六普”“七普”和相应面板数据进行“省域—市域—县域”多尺度分析，刻画人口收缩的空间过程及其类型特征；在此基础上，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引力模型，识别人口收缩的影响机制和潜在问题，并提出了响应对策。研究发现：①2000—2020年浙江省人口大幅增长，市域尺度的人口收缩不明显，县域是体现人口收缩的主要空间单元尺度，且具有显著的区域联动特征。经济、社会、环境维度共同构成了影响人口收缩的县域层面“推力”以及区域中心层面“拉力”。②县域尺度人口收缩类型主要分为持续收缩型、波动收缩型两种，其中波动收缩型又分为“上升—下降”型收缩和“下降—回升”型收缩。③不同类型县域人口收缩的主要成因存在差异，其中持续型收缩县域受到以生态保护为主的长期“推力”作用较大；波动收缩型县域所受到“推力”和“拉力”的叠加作用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且县域自身产业发展影响较大。在发达地区的国土空间规划过程中，应重视差异化的县域人口收缩特征并进行针对性的资源配置，同时开展区域内县域经济、生态环境以及国土资源的互补性调配，以实现人地资源的适应性配置。

文章提出一种融合多源时空数据的动态可达性测度模型，以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城区为案例，在住宅小区尺度上量化老年人紧急就医的时空差异。模型整合老年人口分布、医疗急救资源、道路网络及实时车速数据，计算工作日与非工作日的早高峰、晚高峰、平峰及夜间老年人紧急就医的可达性，并采用多阶段Moran's I分析与改进的区位商模型评估空间公平性。结果表明：①可达性呈现显著时空分异，工作日聚集性低于非工作日，早晚高峰呈阶梯式衰减；②商品房与中等房价小区可达性最优，拆迁安置房与高房价小区老年人存在紧急就医服务缺口；③城市核心区、工作日及非高峰时段公平性更优。该方法为城市医疗急救资源动态优化与适老化改造提供了可推广的技术框架。

文章基于直接和间接碳排放测算模型，对武汉城市圈2013—2019年县域尺度的土地利用碳排放进行估算，并利用空间探索性分析工具、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以及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分析了40个县域土地利用碳排放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13—2015年武汉城市圈的土地利用碳排放逐年小幅下降，而在2016年略有上升，自2017年开始呈逐年大幅度增长趋势；②在空间上，武汉城市圈的土地利用碳排放整体表现为中部高、四周低的格局，武汉、黄石和孝感市为主要碳排放来源；③研究区各县域土地利用碳排放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且关联强度逐年增大，形成了以武汉市主城区为中心高高集聚、以黄冈市为中心低低集聚的空间特征；④在影响土地利用碳排放的4个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建设开发程度呈正向影响，而能源效率和人口密度呈负向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以就业为目的的跨国人口流动逐渐在中国大城市中兴起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就业型国际移民聚居空间。如何解释这类新兴聚居空间与迁入地城市之间“融合—响应”的互动过程是来华国际移民研究的重要议题。文章构建就业型国际移民聚居空间“融合—响应”的分析框架，对南京市两类典型的就业型国际移民聚居空间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多情境诠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就业型国际移民聚居空间的“融合—响应”主要包括“空间—经济—社会—制度—心理”5个解析维度；这5个维度的“融合—响应”程度在时间截面上呈现出依次递减的规律；不同择居方式的就业型国际移民聚居空间具有差异化的演化特征和内在机理。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正持续发育，其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尚待探索。文章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162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上市公司总部—分支机构数据构建2003—2023年城市关联网络，系统解析其网络结构演化特征与节点功能分配规律。研究发现：①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整体从离散型网络向强交互性复杂网络系统转变；②网络层级结构日益完善，由“双核驱动”向“多核并驱”转变，初步形成以省会城市联系为主导的轴辐式网络，核心—边缘结构与路径依赖特征明显；③多数城市在重要性与控制力上表现一致，大部分省会城市长期居于核心高控制力地位，战略枢纽城市与新兴产业城市的功能提升显著；④网络社区空间形态逐渐从高度碎片化向边界清晰的板块化演化，空间融合趋势加强，陆海联动格局正逐步深化。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协同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文章在识别区域创新韧性概念基础上，采用核心变量法、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法以及空间计量模型，测度与剖析了中国城市创新韧性的时空交互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创新韧性呈现整体水平不高且波动起伏的特征，在空间上表现出低韧性城市从西北和西南边境向东北地区蔓延，中等韧性城市从东部和南部沿海向长江中游地区扩散的特征。②城市创新韧性的抵抗力与恢复力呈负向关联，邻近城市间创新韧性的空间关系呈现从竞争态势向协同发展转变，但低韧性城市间的空间关系表现出惰性和路径依赖特征。③城市创新韧性存在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消极的时间滞后效应，政府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合作对城市创新韧性分别有负向和正向直接影响，集聚效应和外商投资分别有消极和积极的溢出影响，产业结构有积极的直接与溢出影响，金融发展水平则对本地与邻近城市的创新韧性均有显著抑制作用。

文章基于2000—2023年长三角地区41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核密度估计法分析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演化格局。在此基础上，结合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运用空间面板模型揭示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其空间分布逐渐从两极分化转向空间均衡格局。②顶部老龄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明显的负向效应，而底部老龄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明显的增益效应。③顶部老龄化和底部老龄化的人力资本效应均显著，人力资本效应是人口老龄化影响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④空间分析表明，顶部老龄化具有“本地—邻地”的空间溢出效应，其对空间邻近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激励作用。⑤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在绿色创新低水平城市中更显著，而其空间溢出效应在绿色创新高水平城市中更显著。此外，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影响具有长期性特征，但这种影响效应正逐渐减弱。

优化国土空间分区开发策略是支撑成长型都市圈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文章以长株潭都市圈为例，构建经济—生态系统韧性和耦合协调评价体系，结合生态源地和生态安全格局评价分析，探究多维度交互的都市圈国土空间功能适配特征，并基于此提出都市圈分区开发优化策略。研究发现：①长株潭都市圈经济韧性和生态韧性呈现出明显的“核心—外围”与南北分异格局，经济—生态系统韧性则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而都市圈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明显的“逆核心—外围”的空间分异特征，中部核心城区面临低协调与低耦合的双重压力（CCD<0.5），东部的醴陵、浏阳则形成高协调与高耦合的良性互动（CCD>0.68），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和生态协同发展的互馈和约束效应越明显。②长株潭都市圈生态安全格局指数以“中”“高”等级为主，“沿江蔓延—绿心为核—外林筑屏”的三级生态网络构型进一步印证了生态源地“东部主导、南部支撑”的空间分布特征，彰显出区域生态本底的显著优势，是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关键空间基础。③分区优化结果将长株潭都市圈国土空间重构为9类功能区，分析了各功能区特征，明确了都市圈未来东向融城发展、西向协调提升等主要方向及分区优化策略。

文章以合肥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Landsat影像数据、“类NPP-VIIRS”数据、土地覆盖数据、绿地公园数据和建筑轮廓数据等多源数据，借助GBRT模型改进DEMATEL-ISM模型探究2006—2020年合肥市中心城区城市形态各指标对热岛强度影响的梯度差异和边际效应。研究发现：①热岛强度均随城市的开发建设逐步增加，增加趋势逐渐放缓。②城市形态指标对城市热岛强度的影响梯度差异性明显，基于此归纳出6种不同发展梯度城市形态指标的关键优化路径，其中高发展强度梯度内根源致因阶多为建设用地格局指标，低发展强度梯度内根源致因阶多为绿地体系布局指标。③城市形态各指标对热岛强度影响的边际效应具有明显的梯度差异，关键指标随取值变化，影响程度和方向也会发生变化，作用强度的阈值点及作用的正负临界点也存在差异。

文章基于六普、七普人口数据，从乡镇尺度上刻画重庆市人口收缩格局，运用多元线性回归、随机森林模型、夏普利值和偏依赖图等多种机器学习方法，分析了丘陵山区人口收缩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和边际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重庆市88.47%的乡镇发生人口收缩，乡镇人口收缩的空间结构正不断重组，增长型乡镇呈“一中心、多片区”零散分布，收缩型乡镇呈“两带、五环”片状分布。②随机森林模型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明显优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结果显示规模经济子生态位对丘陵山区乡镇人口收缩贡献度最大，其中耕地面积指标影响最大；其次为公共服务子生态位，其中医疗设施贡献度最大；而人口结构与自然条件子生态位的贡献差异不大。此外，不同区域乡镇人口收缩的影响因素异质性和相似性并存。③通过偏依赖图发现影响因素与乡镇人口收缩之间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其中地形起伏度、GDP、科教设施数量、综合商店或超市数量、交通设施数量和公路密度等因素存在明显阈值。

文章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案例地，运用熵值法测算其2010—2020年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韧性指数，采用综合适配度和地理探测器探析两者适配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积极的发展态势，空间非均衡性特征显著，呈现“高—高”“低—低”的空间集聚特点；生态韧性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城市数量显著增加，整体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且生态韧性相对增速明显高于经济发展水平。②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韧性适配度明显提升，“中度适配”与“高度适配”类型城市逐渐增多，且中高适配水平类型呈现出从省会城市向周边地级市扩散的特点。③土地利用强度、人均GDP和产业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韧性适配度的主要因素，人均GDP与土地利用强度交互作用的解释度最高。

文章以2010—2020年茶陵县严塘镇土地利用和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数据为基础，结合功能传导单元识别和空间功能冲突强度测度，通过梳理空间功能冲突变化，分析了主体功能传导要求与多元主体行为决策的逻辑关联；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功能冲突的权衡/协同决策分析框架和“权衡/协同—多主体”行为决策分析模型，提出了不同功能传导单元适配的空间功能冲突决策模式。结果表明：①严塘镇空间功能呈现明显的东西分异，镇域空间功能冲突强度总体较低，空间功能冲突的集聚和扩散有明显的方向性。②镇域空间功能冲突权衡/协同决策格局、冲突强度变化、综合生态功能重要度呈强空间关联，其中权衡/协同决策格局呈东西分异特征。③镇域多主体的行为决策与其空间功能冲突强度具有空间适配性，针对不同决策单元提出“多主体权衡型”“多主体协同型”“多主体权衡—协同型”3种差异化的行为决策模式。

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实融合对地级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并引入TOE框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实融合能够显著提升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地理分布方面，数实融合对胡焕庸线南部资源型城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沿线城市的影响次之，北部城市则显现出负向影响；在资源禀赋方面，数实融合对煤炭类、非金属类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的强化效应显著，金属类城市次之，森工类和油气类城市未显现出统计显著性。②机制检验表明，数实融合通过信息赋能、劳动升级和公众驱动等路径提升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③数实融合对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较强的“中心—外围”特征。

文章利用2007—2022年中国236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交通基础设施联通（以高铁运营衡量）对高速铁路网节点城市与周边城市工业地价、工业产值及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从区域产业分工与要素替代视角，探讨生产要素互动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发现：①高铁网联通城市的工业地价与高铁运营时长呈显著正向关联，验证了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可增强工业用地区位优势、推动土地增值的假说。②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对区域工业产值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尤其在工业基础较强的高速铁路网节点城市表现得更为显著。③随着交通基础设施联通效应的累积，“资本—劳动力”要素替代效应在联通区域中愈发显著，不仅提升了高速铁路网节点城市对人才的需求，还将传统产业及低技能劳动力溢出至周边城市，从而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④生产要素流动在不同城市群中呈现差异化的关联现象：东部沿海城市群更体现资本集聚效应，而中原和成渝等内陆城市群则更多体现出产业转移和资本溢出效应。据此，建议“十五五”时期从强化区域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区域产业协作相关政策、优化劳动力流动机制及人才区域布局等方面入手，推动区域生产要素协同高效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体育服务设施优化配置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14—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POI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及最优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了体育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体育服务设施配置水平从0.179增至1.225，设施总量由2693个跃升至18436个，呈持续增长态势，形成“大南昌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武汉都市圈”梯度格局。核密度曲线右移且主峰高度下降，反映空间分布渐趋均衡，但吉安、天门等边缘城市仍存在拖尾滞后。②体育服务设施类型结构呈“金字塔型”分化，其中健身中心和台球厅密度最高。空间分布呈“核心—边缘”格局，全局Moran's I值介于-0.043~-0.132，具有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③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体育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的影响最强，而交通承载力和环境质量因子对其影响相对较弱。且城镇化水平∩路网通达性的解释力最强。未来，应从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交通网络等多个维度协同提升体育服务设施配置水平。

城市韧性是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势能。沿海城市受陆海交叠扰动，急需提升韧性以保障发展安全。文章基于“要素—特征—能力”的关联构建城市韧性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运用突变级数、核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和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等方法，以环渤海地区17个沿海城市为例，揭示了2010—2019年沿海城市韧性的时空动态演进特征、韧性能力模式及其内在交互关系影响韧性水平演进的机理。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环渤海地区沿海城市综合韧性南高北低，子系统韧性空间分异显著。②沿海城市韧性水平整体上升，经济韧性涨幅最大，生态韧性次之，社会和综合韧性上升缓慢。区域内部韧性的绝对差异存在变化，生态韧性的空间不均衡性突出。③沿海城市韧性的动态转移呈“俱乐部趋同”现象，但存在中等水平逆向跌落风险。④沿海城市呈现5类韧性能力模式，其中经济恢复滞后型（Ⅲ类）占比最高，保持在35%~47%；恢复力主导型（Ⅱ类）和生态抵御—经济抵御主导型（Ⅳ类）各占18%左右。多数城市保持模式稳定，个别城市出现2种模式的转化。⑤沿海城市不同韧性能力模式的形成和变化有赖于子系统韧性能力间的权衡和协同，是影响韧性演化的主要动力。促进韧性能力关系的趋优演进，是增强城市韧性的根本。沿海城市韧性建设应加强理念目标、实施路径和制度保障的推进。

开展以战略空间为牵引的超大、特大型城市战略空间活力变化研究，对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实现空间结构优化具有重要实践价值。文章基于城市形态学理论，构建影响城市战略空间活力的多维指标体系，利用夜间灯光、人口栅格、企业等多源大数据，运用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了2012—2022年广州市“东进”战略空间活力的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及其时序差异。结果表明：①广州市“东进”战略空间活力整体呈现“西高—东低”格局，活力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进；活力空间重心持续向东偏移，后期东移速度放缓。②广州市“东进”战略空间活力受多因素协同驱动，其核心驱动因素是“产业发展水平”与“服务设施环境”，其次是“建成基底环境”与“交通区位环境”，且双因子交互作用效应强于单因子作用。③广州市战略空间活力影响因素的作用呈现阶段性变化特征，其中“产业发展水平”“建成基底环境”“服务设施环境”的作用表现为先增强后稳定，而“交通区位环境”的“与市中心的距离”因子作用则持续减弱。

探究以绿色转型为目标的园区循环化改造是否激活了城市代谢，对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4—2022年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政策对城市代谢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园区循环化改造显著提升了所在城市的代谢效率。②机制分析表明，循环化改造通过促进产业链补链强链和企业清洁生产进而带动了城市代谢效率提升。③异质性检验显示，循环化改造政策对城市代谢效率的影响在资源型城市、国家级开发区和工业主导型开发区中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