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飞地是当前区域创新合作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对促进城际创新要素流动、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搜集全国范围内的创新飞地信息,探讨了中国城市间创新飞地联系的演化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城际创新飞地联系以城市群为主要空间载体,逐渐形成一定规模,飞入地城市以及同时作为飞出地和飞入地的城市分布较为零散,飞出地城市则呈现出围绕飞入地城市向四周组团式分布的特点。②城际创新飞地联系具有距离衰减、趋同择优连接的特点,逐渐形成了以北京、深圳、上海、杭州为核心,以省会城市为重要节点,其他城市为一般节点,以欠发达地区飞向发达地区为主导的多尺度和层级化结构。③城际创新飞地联系主要受到城市间功能距离和多维邻近性的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科研投入、科研产出等方面差异导致的创新位势差是城际创新飞地联系形成的内在动力,地理邻近、技术邻近和制度邻近影响创新飞地合作对象的选择,是推动城际创新飞地联系形成的外部力量。

基于县长及其相关政府官员的直播带货数据,运用空间分类、核密度、区位商、类型划分等方法对中国县域政府官员的直播带货水平的空间差异及驱动力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从产品类型看,“多种型”占比最多,达62.92%;“单一型”占比次之,为32.51%;“两种型”与“三种型”占比最低,两者合计仅占4.57%。从省际差异看,隶属湖南、河南与山西等省的县域直播带货产品种类多且带货量大,而四川、青海、西藏等省区的种类较少。从主播类型看,“政府官员+主持人”最多,“政府官员+明星”最少。②从助农活跃度看,“昙花一现”式助农官员较多,比例高达66.87%。场次大于4的助农官员非常少,占比仅为1.05%。从参与人数看,多数县域为1~2人,少数为3~5人的组合型。数量超过5人的县域单元仅4个,分别是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山西汾西县、甘肃靖远县与宁夏中宁县。从官员职级看,不同职级官员参与直播活动的次数差异不大,且职级高低与直播带货参与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③从助农效益看,空间格局整体呈“两大核心区,多个增长极”的集聚特征,不仅形成以新疆昭苏县与河南光山县为核心的两大高水平密度圈,而且在湖北郧西、江西莲花、福建长泰以及湖南安仁等县形成多个增长极。④从产品区位商看,具有地理标志产品的县域单元,政府官员参与直播带货的频数较高、活跃度强且经济效益较高,但不同的地理标志产品亦有直播效益的差异。其中,瓜果蔬菜类县域单元的政府官员参与度更频繁且直播带货的销售额更高,而粮食油料类、禽畜蛋类的参与频数低且直播销售的带动效应不强。⑤从影响因素看,主要因子为直播规模与直播频率、地理品牌资源优势、官员受教育程度,次要因子为直播电商发育水平、相关产业基础实力以及互联网营商环境,一般作用因子为信息化水平、政府支持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等。

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构建了由38个具体指标构成的市域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Dagum基尼系数、传统马尔可夫链和空间马尔可夫链、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了2000—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市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①2000—2019年全国市域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八大经济区间呈现“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东北>西南>西北”态势,市域经济发展质量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的空间集聚性;②全国经济发展质量高的市域在“东西”“南北”间数量差距明显,并呈现由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向四周放射性扩张的时空分异特征;③区域内Dagum基尼系数平均值呈“西北>南部沿海>西南>东北>东部沿海>黄河中游>北部沿海>长江中游”态势,区域间差异随时间推移正渐趋消弭;④市域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向上等级跃迁的难度逐级增大,且“高高集聚、高带动低”的“俱乐部趋同”现象明显;⑤产业集聚、金融科技、城市等级、对外开放、与港口的距离是市域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

文章以中国五大城市群为案例,基于精细化的碳排放与用地景观栅格数据,利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5—2018年城市碳排放绩效,利用景观指数量化城市用地景观格局,再结合核密度估计和泰尔指数揭示城市群碳排放绩效与用地景观格局的演化规律,最后结合线性拟回归与Pearson相关性对城市群用地景观格局与碳排放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五大城市群碳排放绩效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城市群内碳排放绩效比城市群间差异更大。②研究期间五大城市群间及内部景观指数的差距逐渐缩小,其中城市扩张指标“景观总面积”呈上升趋势,表现为东部城市群高于中西部;形状复杂性指标“景观形状指数”与紧凑型指标“分离度指数”呈下降趋势,两者均表现为京津冀最高、珠三角最低。③城市群用地景观格局与碳排放绩效紧密相关且具有区域异质性。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在京津冀、长江中游、珠三角促进碳排放绩效提升;除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用地形状复杂度指数与紧凑度指数均抑制碳排放绩效。

乡村振兴需要高质量的城乡公路建设作为支撑。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OLS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城乡公路建设对农民返乡创业增收的影响,并对其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①城乡公路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返乡创业、提高农民收入,表明城乡公路建设能够促进农民返乡创业增收。②农民返乡创业在城乡公路建设与农民收入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即城乡公路建设能够通过促进农民返乡创业提高农民收入。③从空间差异性看,城乡公路建设对农民返乡创业的促进作用在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城乡公路建设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在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农民返乡创业的部分中介效应在中部显著、在东西部不显著。此外,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民返乡创业增收,政府需要持续加大城乡公路建设投入力度,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农民返乡创业增收差距,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从满足儿童最基本需求的安全健康、教育成长、自然游憩、文化休闲4个方面出发,使用空间统计工具探讨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儿童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儿童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空间差异明显,人均配置水平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北地区优势明显,而地均配置水平高值区集中在经济发达、自然条件优越的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②按照地理区域、行政等级和城市规模等级划分,东北地区人均配置水平优势显著,东中部地区地均配置水平优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副省级、省会城市设施整体配置水平最高,城市规模与设施整体配置水平呈正相关关系。③儿童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但各指标的高值和低值的集聚分布模式存在一定差异。④人均配置水平的均衡程度优于地均配置水平,组间差异随着地区发展水平、城市等级、城市规模三者差异的变大而扩大。⑤设施配置水平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是人口、经济、自然三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城镇化率和GDP是设施配置水平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各类设施配置水平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各异,但总体与地区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

文章基于规模和技术双重视角,在系统分析中国城市土地资源稀缺与土地利用效率的互动机理后,引入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从空间、时间两个尺度考察2008—2020年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土地稀缺度与土地规模/技术效率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①空间互动方面,土地稀缺度与土地技术效率之间的空间关系从正相关逐步转变为负相关,而与规模效率之间的关系则从负相关逐步转变为正相关。②时间互动方面,土地技术效率对土地稀缺有明显抑制作用,而土地规模效率对中西部的冲击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就具体贡献度而言,土地稀缺度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冲击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通过弱化地方政府间竞争关系、制定差别化的效率提升政策以及完善相应的城市扩张约束机制,以实现城市土地资源稀缺与土地利用效率的良性互动。

长江经济带是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但其当前内部面临“东中西差距大、中心外围差距大”等经济分化问题亟待破解。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的105个主要城市为对象,研究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协同发展差异化路径。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城市根据经济职能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核心带动”“区域辐射”和“发展支撑”三类。②“核心带动城市”贴合自身禀赋结构、发挥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实现了较好发展;但“区域辐射城市”与“发展支撑城市”发展路径明显分化为“禀赋结构贴合型”“禀赋结构偏离型”两类,成效也存在明显差异。③“核心带动城市”和“区域辐射城市”,贴合自身禀赋结构,以产业集群为载体,在比较和竞争优势的协同作用下,能够不断提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辐射带动能力。④“区域辐射城市”和“发展支撑城市”当其经济发展偏离禀赋结构时,通过与上级、同级城市建立紧密产业经济关联,分享协同发展红利,是推动自身经济较好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上级城市经济关联推动效果强于同级城市。⑤无论何类城市,应从动态角度出发,推动比较和竞争优势延伸融合、相互适配,实现可持续协同发展。

作为中国经济引擎和改革试验区,探测长江三角洲年内各时期城际客流网络的异同性更能透析空间一体化发展的新特征新问题。基于年内春运与小长假的居民城际出行数据,从“点—线—面”维度对长江三角洲城际客流网络时空特征展开比较分析、探知影响因素和潜藏规律。研究表明：①两时期长江三角洲城市客流量趋向“西北—东南”的分布方向,形成“一主四副”核心的“フ”形空间格局,且边缘地带城市的客流量在春运更高。②小长假日均客流量远高于春运;小长假64.66%的客流量集聚于省内且局域空间一体化最密切,春运47.69%的客流量发生在省际且全域空间一体化更紧密。③春运形成3种城市组团类型,小长假以省域单一型城市组团为主且空间结构更加清晰;首位城市与边缘地带城市的客流联系在春运更紧密;受到择优联系、邻近链接和路径依赖的制约,两时期形成3种空间组织模式,尤其春运更趋复杂。④两时期城际客流网络发育受到城市属性、出行成本、邻近关系、人口特性和历史惯性的共同影响,但解释变量差异明显。希冀能为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区域新布局提供实践指导。

由城市山水资源驱动的景观绅士化现象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绅士化类型,也是涉及城市自然景观资源合理利用与公平配置的实际问题。在提出景观绅士化概念的基础上,以南京为案例,基于城市住房市场、手机用户画像等多源异构数据,采用随机森林模型,根据绅士化发育程度将城市山水资源周边住宅小区划分为高度、中度和低度景观绅士化社区,分析其特征、空间模式和置换过程,并探讨景观绅士化驱力、效应与调控等问题。研究表明：景观绅士化社区通常紧邻山水资源,住宅档次与居民经济社会地位较高;山水资源的公共属性与开放程度与其周边社区景观绅士化程度密切相关,“封闭独占”和“通道分隔”模式更容易诱发高度景观绅士化现象;景观绅士化由供需两端共同推动,表现出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山水资源的低效利用和“私有化”等问题;应倡导“开放共享”的空间开发模式,有效规避过度景观绅士化现象,最大程度发挥山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城市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先导,定量测度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理论内涵构建多维测度体系,结合2008—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对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实证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绎规律。研究发现：①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整体上稳步提升,可划分为领先型、潜在领先型、成长型、追赶型和起步型五大类型;②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各维度发展也存在不均衡问题;③区域间差异是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空间分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最大,东部—西部的区域间差异最大,总体水平的区域差异呈下降趋势;④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东热西冷”空间分布相对稳定,热点区域“南进北退”及冷点区域“北进南退”的态势明显。基于此,提出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路径。

文章以武汉市为例,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及遥感影像数据等多源时序大数据,识别近郊区主要就业中心及其主导产业,并提出从就业人口流动的数量、强度和方向3个方面构建就业人口流动评价指标体系。首先通过净活跃度与总活跃度测度就业人口流动的数量,并结合全局莫兰指数、Getis-ord G_i^*指数识别就业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然后采用就业人口流动强度识别不同产业类型对就业人口流动强度影响的差异,最后通过标准差椭圆识别不同产业类型对就业人口流动方向及范围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武汉市近郊区整体呈现就业人口向近郊区各就业中心流动的趋势,但各就业中心间就业人口活跃度差异较为显著。光芯屏端网、生物医药及信息技术产业是武汉市近郊区就业人口流动强度最大的产业,吸引范围主要涵盖高等院校密集的地区;汽车制造和服务业就业人口流动强度较大,但其吸引范围相对较小;航运物流与航空物流产业发展迅捷,其就业人口流动强度正逐步增强,受地理区位制约,其就业吸引范围最广;建筑业、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就业人口流动强度则呈现逐年减弱的趋势,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人口净流出的现象,其就业吸引范围也较小。

文章基于政策扩散理论构建了住房限购强度的分析框架,以第二轮住房限购的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定量测度限购强度并分析其时空扩散特征,综合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寻城市限购强度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①通过限购强度表征的限购政策在扩散时具有灵活性和不规律性,在空间上呈现高强度城市以跳跃式扩散、城市群内以传染性扩散为主的模式,全国层面的限购强度梯度格局逐渐转向以城市群为单元的梯度格局。②城市限购政策受到控房价、稳增长、保投资和应对中央监管、对标同级城市等多种诉求的影响,其效应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时间上存在控房价、保投资、稳增长等诉求的阶段性变化,但是对标同级城市的诉求是不变的;空间上各项影响因素的效应具有东中西差异和城市群类似性。③限购强度的时空扩散特征是各项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限购强度逐渐呈现出城市群内的梯度格局。可见,城市间对标是影响其政策决策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立足城市个体全面刻画中央集权下“横向看齐”的互动关系,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我国城市公共政策扩散特征和内在机制。

以华中地区湖南、湖北、河南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随机森林回归、空间回归等系列定量模型对医疗服务潜能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研究区医疗服务供给多集中于相对发达的城市中心区而周围区域医疗服务发展滞后,就医交通时间成本呈“中心—边缘”梯度分布;医疗服务潜能相对集中且呈现出围绕省会中心城市的环状分布,各类型医疗服务发展越成熟的区域周围医疗服务发展成熟度较低,医疗机构外向功能量多分布于省会城市、交通节点型城市、省际门户区域;对医疗服务能力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因素依次为常住人口、就医交通时间成本、建设用地布局复杂程度、城市建成区与最近邻医疗机构距离,其中就医交通时间成本为负向影响,其余为正向影响;规模较大的城市中,医疗服务领域的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即配给的医疗资源数量更多、密度更大、间距更小,各医疗机构利用效率会更高且承载的服务量会上升。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阶段,城市作为创新的载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层面较长序列的创新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2005—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水平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指数等方法,考察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演化特征,并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中国城市创新的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创新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①中国城市创新整体的空间差异和创新集中度呈下降趋势,南北方城市创新水平差异明显。②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Moran's I值具有非线性距离衰减特征,表现为下降一段距离后略有回升之后继续下降;Moran's I指数呈现出显著的高高—低低正向空间相关性,指数相对较低,但总体上呈增加趋势。③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显示中国城市创新因子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投入因子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环境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规模溢出效应尚不显著。据此,文章提出今后应加大城市创新投资和环境改善、推进城市间协同发展、促进城市创新集聚和扩散的发展策略。

文章以新建高铁站作为准自然实验,从高铁站区周围土地价格和土地开发强度两个维度出发,结合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栅格层面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以及栅格层面的灯光与人口数据,从微观地理尺度考察我国高铁站建设对站区土地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站建设对土地市场具有异质性影响：市辖区新建高铁站显著增加了站区商业地块的价格,但对土地开发强度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县域新建高铁站则对站区住宅地块价格以及土地开发强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讨论分析表明,县域高铁站的建设并未显著促进其站区人口和经济的集聚。这意味着,县域高铁站的建设可能导致站区土地资源过度房地产化或被过度浪费。其政策启示在于,在对高铁站区进行开发规划时,人口规模比较小的县域应综合考虑自身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基础等因素,突出站城融合发展;而人口规模较大的市辖区,可以综合考虑高铁站区开发与城市空间有效拓展相结合,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布局。

就业空间是新市民宜居宜业的重要载体,其分异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市民的社会融入程度。文章以常熟市为例,用区位商测度新市民与户籍人口的就业空间分异,观察两类人群主导就业区的分布特征,并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了产业、地理区位和建成环境因素对区位商的解释力。结果表明：新市民就业空间相较于户籍人口集聚程度低,尽管二者均呈现典型的单中心特征,但新市民就业空间在南北向有明显延伸现象;新市民与户籍人口主导就业区呈现圈层嵌套分布特征,新市民就业主导区呈环状围绕城市中心分布,户籍人口就业主导区则分布在城市中心和远郊镇区;新市民就业空间分异受到地理区位的影响最大,产业和建成环境的影响也表现显著,且不同因子交互可显著增强各类因子的解释力。

文章聚焦于乡村工业化地区,利用多源空间数据,运用齐夫指数、半径分形维数等方法,对河南省长垣市、新乡县的聚落规模分布、空间结构及中心地系统动态演进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长垣市、新乡县聚落体系位序—规模均服从幂次分布规律,但齐夫指数在工业化进程下呈现异质性演化特征,其中长垣市齐夫指数均小于0.8且增长缓慢,表现为大聚落发育不突出,中小聚落居多,新乡县齐夫指数趋近于1,呈现城市规模齐夫指数发育趋势;②比较两案例聚落体系齐夫指数变化速率发现,工业化中期阶段是演变速度发生转变时期;③聚落体系在空间结构上呈现显著分形特征,但在聚落体系分形特征演化上,长垣市与新乡县表现出由趋同性向趋异性变化;④两区域聚落中心地系统动态演进均表现出空间邻近效应并呈多等级中心地结构演进特征;⑤通过案例比较,聚落体系中心地数量关系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逐渐呈现为高级少低级多的“金字塔”结构,部分高等级中心城镇数量逐渐趋近中心地理论市场原则。

我国城镇化发展总体步入快速城镇化后期阶段后,县城及以上级别城市和乡村地区的空间扩张成为研究的热点,但针对小城镇镇区的研究重视有限。文章基于30 m精度下不透水面遥感数据,使用Theil指数、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对2000年以来重庆市内小城镇镇区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研究发现：①小城镇镇区面积平均规模远小于街道单元,镇区空间拓展与主城都市区、县城基本保持同向变动,同时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变动特点;②小城镇镇区规模类型持续演化,从“宝塔型”向“橄榄型”小城镇镇区规模结构过渡,但是类型升迁速度较缓慢;③个体层面上小城镇镇区以中高水平下的低速增长为主,而且在各板块间小城镇镇区增长差距明显,主城新区成为区域差距持续扩张的主要贡献者;④自然环境、区位交通、人口经济及发展基础等对小城镇镇区时空格局演变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在不同地形幅度上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构建消费中心城市,不仅可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还能起到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作用。文章基于城市竞争力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采用全局熵值法、标准差椭圆、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2013—2019年中国五大城市群涵盖的9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划分消费中心城市层级,考察各城市群消费中心城市的时空演变趋势和影响因素情况。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各大城市群内部存在双核或三核消费增长极,辐射带动周边城市消费中心城市指数提升;②各城市群的消费中心城市在空间分布格局和时空演变趋势上均存在一定差异,除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外,各城市群的消费中心城市都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现象,且长三角城市群的集聚程度最大;③消费中心城市的影响因素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对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城乡收入差异呈现抑制作用。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利用人口结构指数、人口密度与标准差椭圆,解析人口空间分布演变特征,结合土地利用数据、夜间灯光数据与POI地理大数据等多源数据,利用队列因素法、FLUS-Markov模型与多源信息融合方法,预测未来人口规模及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模拟未来长沙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长沙市主城区人口呈现“集聚—离散”的双重特征、“圈层—分异”的空间结构、“单中心+多组团”有机疏散的分布格局,城市人口空间分布从“中心高度集聚”逐渐向“边缘迅速发展”转变,人口重心向西南侧迁移,呈现“内疏外扩”的发展趋势。②2021—2035年长沙市主城区人口分布格局整体保持相对稳定,常住人口规模将稳步增长,增速逐年下降。利用FLUS-Markov模型预测未来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总体Kappa系数为0.91,建设用地的向外扩张与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将进一步强化未来人口空间分布的圈层式结构与向外拓展趋势。③未来长沙市主城区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整体保持相对稳定,核心区、中心城区和近郊区街道人口密度的空间差异显著,逐渐形成4个人口密度高集聚区和2个次集聚区。

文章以2005—2020年黄河流域9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以市域为研究尺度,在全面测度其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基础之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NA）和二次指派程序分析法（QAP）深度探究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时段内,黄河流域市域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呈现出由东向西的阶梯式跃升格局,但整体仍有较大提升空间。②黄河流域市域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内聚性有待提升,网络关联度稳定,冗余度较低,空间关联网络并未出现严格的等级秩序,网络小世界特征明显。③黄河流域市域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具有典型的“中心—边缘”分布格局,聊城、长治、临汾等黄河流域东、中部地区城市溢出关系较多,在网络中主要处于中心位置;西安、成都等西部地区城市以接收其他城市的溢出关系为主,在网络中主要处于边缘位置。④由济南、淄博等城市组成的板块Ⅰ属于“净受益”板块,由青岛、烟台等城市组成的板块Ⅱ属于“净溢出”板块,由郑州、开封等城市组成的板块Ⅲ以及成都、德阳等城市组成的板块Ⅳ均属于“双向溢出”板块;板块间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向心式”空间传递特征。⑤黄河流域市域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地理邻近性、产业结构差异与信息化水平差异对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增长差异与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具有负向影响。

鉴于企业流动关系到城市网络重塑及协同联动发展的实现,文章以光伏产业链为例,基于2010—2021年工商注册企业数据,结合链锁网络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从区域外部网络、内部网络解析黄河“几”字弯地区城市网络联系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黄河“几”字弯地区光伏企业投资规模显著增长,不同尺度的企业投资均呈现出产业链由下游环节主导、行业投资集中在电力生产行业的联系特征。②区域外部网络中华北、华东地区是企业流入主要来源,光伏产业链中游、下游环节均刻画出由北京及长三角地区主导的联系网络,中游环节相对脆弱,下游环节则形成西部以银川市为主导,中部由呼包鄂榆协控,东部以乌兰察布市、大同市和忻州市为中心的空间格局。③区域内部网络的中游环节也相对薄弱,联系演变主要体现在下游环节且呈现以银川市、呼和浩特市、太原市为主导的分域型空间联系结构。地区网络中心化趋势不断加强,演变为由银川市、呼和浩特市、太原市共同主导内部网络输出联系。④关于地区网络联系影响机制,电力行业协同发展、地区减碳发展战略、数字经济发展氛围表现出正向作用并具有较好空间溢出效应,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不畅给地区网络联系带来了阶段性负向作用,地区整体发展失衡更阻碍了外部、内部网络的联系强化。

产业结构升级对于推进城市经济韧性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9—2019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韧性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①研究期内,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有所提升,而经济韧性水平存在显著下降,其在空间上均表现出明显的分异特征,水平较高的市域之间互相聚集,水平较低的市域之间互相聚集,并且这种集聚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②经济韧性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经济韧性的发展能对其邻近地区经济韧性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③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经济韧性水平,但通过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经济韧性会产生更大的负向作用,因此从总体上来看产业结构升级不利于市域经济韧性提升。④固定资产投资对市域经济韧性会产生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人口密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市域经济韧性具有负向影响。

采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集提供的分地级城市分职业小类的从业人员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中国地级城市职业空间、可视化职业之间的技能关联性,并从职业进入、职业退出和就业增长三方面分析技能关联对职业空间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地级城市职业空间网络异质性明显,技能关联度高的工作群主要集中在网络中心,且有显著的跨技能关联特征,技能关联度低的工作群零散分布于外围。②2000—2015年,专业人员的技能关联率提高最多,在农业生产人员上有专业化优势的城市一直最多,机电装配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的遍在性提高最多,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等高技能水平职业类的遍在性明显降低。③技能关联对职业进入和就业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职业退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影响程度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可以认为,各地区可大力吸引与本地技能关联度高的劳动力,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程度,稳定就业增长。

解决医疗卫生资源空间配置的区域不均衡,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以及促进医疗卫生资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可获取数据的中国320个城市为例,采用地理空间统计、泰尔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探究常住人口视角下中国医疗卫生资源均等化的空间配置。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配置的人均医疗卫生资源数量增加且城市间配置人均医疗卫生资源的区域差距缩小;②省内医疗卫生资源均等化配置的区域差距缩小,但是医疗卫生资源均等化配置的区域差距存在省际差异;③医疗卫生资源的均等化配置与常住人口分布的耦合协调水平下降,绝大部分城市处于失调状态,空间错配现象十分严重;④未根据常住人口变动趋势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是导致医疗卫生资源均等化配置与常住人口分布存在空间错配的原因。文章将研究医疗卫生资源空间配置的区域范围拓展至以城市为尺度的中国全域,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中国国情下讨论常住人口视角下医疗卫生资源均等化的空间配置,完善了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理论较少从动态视角研究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的不足。

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赋能传统零售业,推动了线上—线下零售空间的互动融合,采用预售制的社区团购新零售模式迅猛发展,并进一步改变了居民的购物方式。既有对社区团购的研究多聚焦于概念内涵、运营模式、配送模式及配送中心选址等,在自提点空间分布格局方面的探讨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使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道路密度、位置兴趣点（POI）等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厘清了广州市社区团购自提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并辨析了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广州市社区团购自提点的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外围”模式,分布密度从城市中心区、近郊区到远郊区递降,突出表现为中心地区连绵集聚,外围远郊区组团状分布的格局,揭示出社区团购自提点的空间分布格局与人口密度具有较高的匹配度。②便利店密度、人口密度、超市密度、综合市场密度和青中年居民占比对社区团购自提点的空间分布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快递网点密度呈显著负向影响。社区团购自提点的空间分布偏好在便利店等分布密集的地区,表明社区团购自提点对传统零售空间的分布具有路径依赖。

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韧性协同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体现。基于2003—2020年中国53个海岸带城市数据,利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协同模型测算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韧性协同发展度,通过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分析其时空演化规律,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空间收敛模型考察区域差异和空间收敛特征。研究发现：①整体及三大区域（渤黄海岸、东海岸、南海岸）的协同发展度呈波动上升,且各区域存在不同程度极化现象;②协同发展格局呈东北—西南走向,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具有“勉强协调区逐渐消失、初级协调区成为主体、中级协调区团块状发展”的演化特点;③协同发展度总体及区域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且程度各异,超变密度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④整体及各区域协同发展具有σ收敛、绝对和条件β收敛特征,空间收敛性表现存在区域差异。基于此,在补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坚持一体化发展、制定区域差异化政策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舒适性正在成为当前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新城市增长理论范式。以杭州为例,选取各类创意空间样本,利用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探究创意空间的分布格局、主要类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创意空间整体呈现内向集聚和外向拓展的分布格局,其集聚重心和主城区范围相一致,向外拓展呈现追逐生态环境舒适性的发展特征,形成明显的生态创新轴线;②根据空间类型、产业功能及区位特征不同,创意空间可划分为文化创意型、特色发展型、创业孵化型、知识密集型四大类型,各类创意空间表现出多样化的舒适性偏好分布特征,与城市发展格局密切相关;③基于舒适性视角的创意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以人才、科技及各类消费设施为核心的教育舒适性、社交与休闲舒适性相关因子作用显著,景观舒适性、交通舒适性次之,不同类型创意空间的舒适性因子存在一定差异。最后,从舒适性视角提出城市创意空间发展的策略建议。

边界毗邻地区是都市圈一体化的先行区,打破边界阻碍,提升要素自由流动水平是都市圈跨界发展的关键。文章基于街镇构建人流视角下的边界效应类型,以南京都市圈为研究区域,分析行政边界对都市圈毗邻地区人口跨界流动的差异化作用特征和机制。结果表明：①毗邻街镇之间的人口流动频繁,边界局部融合,在《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划定的重要片区内,呈现出高频人流的一体化发展态势;②边界对毗邻街镇与非毗邻街镇之间的人口流动阻碍较大,仅少量毗邻街镇人口向非毗邻地区扩散;③整体来看,都市圈内边界毗邻地区处于一体化的初期,以毗邻街镇间的跨界流动为主,跨界组团初具规模。两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可以更加准确地描述都市圈毗邻地区的一体化模式,有利于在规划过程中制定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区域协同的进程。

以韧性城市理论为基础,构建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索2008—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从时序演进角度看,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总体水平呈向好发展,但韧性水平的绝对差距也呈显著扩张态势,其演变周期可划分为“波动—提升—共生”3个阶段。②从空间分布角度看,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空间差异性较大,韧性高值区集聚于上海、浙东北、苏南地区,并由此区域向外呈层次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扩散趋势;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空间集聚水平呈良好发展趋势,已形成以四大地区为首的热点区域空间集聚特征。③从空间转移角度看,城市人居环境韧性等级的空间传递性较为显著,邻域背景下的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城市形成各自集聚的“俱乐部收敛”现象,等级转移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特征。最后,提出要全面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整体提升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

在阐述网络范式下城市空间格局分析的新思路的基础上,以河南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城市省内外铁路客运班次对河南城市省内外联系网络的空间格局及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城市省内外联系网络的均质度不断提升,尤其是随着高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河南城市直接联系的省外城市数量和联系强度明显提升。②趋中型城市在省内联系网络中的权力地位突出,边界型城市在省际联系网络中的权力地位逐步提升,边界型城市在省际经济联系与合作中的门户职能和区位优势逐步凸显。③城市省内外联系呈现出典型的高等级城市指向、高铁沿线城市指向和城市群指向的新特征,高速铁路逐步替代普速铁路成为城市省内外联系的主导轴线。④高速铁路建设有利于强化城市间联系的空间近邻效应,但空间距离约束下城市省内外联系的距离衰减效应仍较显著。

县城联结城乡,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县城城镇化高质量与协调发展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63个县城为研究对象,从“业—地—人—态”4个维度解构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内涵,揭示其在2015—2020年的时空演化与空间关联特征,探索县城城镇化多维协调发展状态,厘清制约县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素。研究表明：①湖北省县城城镇化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维度间差异较大。区域差距虽持续缩小,但仍处于较高水平。②湖北省中部县城城镇化质量普遍高于东部、西部以及外围县城,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区域间权衡博弈现象明显,尚未形成区域发展合力。③县城城镇化各维度间的协同性持续下滑,低水平耦合在局部地区集聚。县城城镇化协调发展状态稳步改善,但仍任重而道远。④湖北省县城城镇化问题复杂,县城发展阶段一致性较差。障碍因子呈“首位集聚,末位分散”特征,需有的放矢,差异化调控。

文章利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高德人口迁徙数据等,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莫兰指数、网络中心性分析和核心—边缘分析等方法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并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公共服务和迁徙成本等方面研究长三角人口迁徙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不均衡,城市规模呈现东重西轻的局面,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具体表现为较大规模的城市相互邻近、较小规模城市相互邻近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城市群沿长江和京沪高铁向宁合方向拓展。②根据人口迁徙强度,将长三角城市群人口迁徙网络划分为四级,随着网络层级下降,网络密度增加、节点城市增多。其中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和杭州等五市中心度较高,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和集聚效应。③从人口迁徙网络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区域内部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协同发展格局。④工资水平、产业结构、交通便利性和医疗服务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人口迁徙的主要因素,均显著促进了人口迁徙。

生态福利绩效反映了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探究生态福利绩效变化产生的经济—环境效应对于协同推进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民福祉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测度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双碳”目标下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环境效应及其效应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效应,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②研究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效应呈现阶段性特征,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逐渐增强。2005—2012年,生态福利绩效主要表现出经济抑制效应,而在2013—2020年,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促进效应开始显现。③研究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环境效应呈现阶段性特征,碳减排效应表现出强化趋势。生态福利绩效对人均碳排放量产生的效应从增加向降低效应转变,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效应则进一步增强。

直播电商消费业态引领的数字新经济正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研究直播电商企业在城市尺度下的空间区位特征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以直播电商的重要发源地——杭州为例,利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在分析2016、2019、2021年杭州主城区直播电商企业区位特征的基础上,从“人—货—场”产业生态视角,构建“主体—市场—空间”分析框架,并采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揭示杭州主城区直播电商企业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①直播电商产业正快速重塑杭州主城区的数字产业空间格局,自2016年以来加速向外扩延,形成了余杭、滨江—萧山、临平—钱塘三大新城直播经济板块,呈现出“中心低—外围高”的空间演变趋势,具有特殊性。②直播电商产业生态下专业化分工格局明显：余杭板块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高品质的生活服务设施与良好的企业创新环境;临平—钱塘板块发达的专业市场与多样化的人才供给,辅之相对低廉的房价,集聚了大量小型直播电商企业;滨江—萧山板块兼具多方优势,综合实力最强。③对比经典区位论,产业基础、用人成本、交通可达性仍是影响直播电商区位选择的关键要素,但人本需求、企业孵化、人才供给等新区位要素对直播电商产业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各要素存在空间异质性。

居民医保一体化作为完善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实现城乡统筹、促进消费公平、提高社会福利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我国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9年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DID、空间DID等方法探究居民医保一体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与城乡消费差距指数存在一定时空耦合特征,分别呈现由沿海到内陆逐步蔓延和由内陆到沿海逐渐缓和的趋势,在较早进行政策试点的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等区域,其城乡消费差距指数也明显更低;②居民医保一体化能够显著缓解当地城乡消费差距,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会减缓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城市的城乡消费差距,而加剧地理相邻城市的城乡消费差距;③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减少预防性储蓄来缓解城乡消费差距,并且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经济聚集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具有异质性。

城市网络是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联系的空间表达,城市网络结构演变机制及结构效应的研究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中国西部13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区,基于中国500强企业数据、百度搜索指数数据构建城市网络,采取“点—线—网”的研究模式分析中国西部城市网络拓扑结构时空演化机制及结构效应。结果表明：①不同要素流下城市网络拓扑结构差异性和相似性并存;中国西部城市网络集聚特征显著,均衡性较差但略有增加。②2010— 2020年中国西部城市网络呈现密集化趋势,城市网络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显著增强,处于快速增长阶段。③择优链接机制是城市网络演化的核心驱动机制;路径依赖机制是塑造城市网络结构的主要驱动力。④不同要素流下城市网络均存在显著的“马太效应”,匹配效应和“富人俱乐部”现象差异显著,基于企业组织链的城市网络中异配效应较为显著,基于信息流的城市网络中同配效应较显著。

边境地区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建设平台,同时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青藏高原边境地区有3个国际性口岸、3个双边性口岸和300多个贸易通道,推动边境口岸贸易与城镇互动发展是富民兴藏的必然选择。文章探讨了青藏高原边境地区岸城互动发展模式及岸城互动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发展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①青藏高原边境地区的岸城互动发展模式分为边缘节点、区域联通和国际节点三种,将6个重要口岸建设成我国南亚通道和国际贸易枢纽对青藏高原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②岸城互动具有层级性、非对称性、竞争性、敏感性、战略性、尺度性等特征,这是推动岸城互动发展的重要基础。③岸城互动对不同空间尺度的影响不同,既要关注对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和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又要重视对区域和国家国际贸易和开放格局的战略影响。最后提出青藏高原边境地区岸城互动的发展,应着力解决邻国关系建设、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特色产业发展等问题。

采用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长三角城市群小城镇产业集聚效率,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同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其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小城镇产业集聚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小城镇产业集聚效率和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有密切联系;②小城镇的产业集聚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高—高（H-H）型集聚多集中在江浙沪地区;③产业集聚效率较高的小城镇主要呈现组团化聚集格局,空间极化现象明显,上海—杭州成为核密度高值轴线;④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劳动力投入、资金投入、空间距离、政府投入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对长三角城市群小城镇产业集聚效率均有显著提升作用,相邻的小城镇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和资源争夺,导致部分因素在提升当地小城镇产业集聚效率时,会挤压邻近地区小城镇的要素资源。基于此,提出区域均衡发展、构建相关机制、推动城市城镇一体化发展、合理分配资源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