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关系研究对我国具有巨大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文章选取人地关系大框架下城镇建设用地和城镇人口这两个核心要素,基于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结合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关系模型,评价了2010—2020年中国337个城市在城镇建设用地扩张与城镇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程度。结果表明：①我国城镇人口从空间分布来看,持续向“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上的中心节点城市聚拢,并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的范围。②中国区域城镇建设用地与城镇人口协调性不强,以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为主,部分城市表现出“人减地增”的现象。③哈长、辽中南、山东半岛和长江中游等城市群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速度远快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④都市圈中的核心城市人地关系较外围城市的人地关系更为协调,其中武汉都市圈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速度远快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向更高形态演进的关键动力。文章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CRITIC法、Kernel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了2011—2021年中原城市群29个地级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1—2021年中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显著提升趋势。其中创新与共享发展增速较快,协调、开放和绿色发展虽增长较慢,但呈正增长。②中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呈积极趋势,多数城市保持当前水平或向更高水平转移,较高和高水平城市呈现出显著的稳定性和“俱乐部趋同”现象。③5个维度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不均衡性：创新发展高值区呈点状分散布局;协调、创新和共享发展在特定区域集中,核心发展区和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的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区域;绿色发展逐渐趋向均衡。④影响中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因素方面,主要驱动力排序为数字经济>金融条件>资本投资>教育水平>人力资本,这些因素在不同维度的驱动作用呈现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中原城市群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为区域发展战略的优化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机遇。文章基于2004—2021年中国30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模型、重心迁移模型等刻画了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时空演变特征,并使用固定效应和空间计量模型对数字经济驱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成果显著,二者空间依赖与集聚特征鲜明,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地区形成了高值空间集聚区。②数字经济驱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对位于东部或长江经济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产业结构基础更优的城市而言,数字经济促进其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效应更显著。③数字经济不仅能促进本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还对周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以湖南省122个县域为例,通过构建面向居民生活消费需求的指标体系,采用Moore指数对其进行评价,利用GWR模型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11个因子对县域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以此解构其空间分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湖南省县域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分层趋势明显,发展保障型支出成为居民消费支出的主导型支出类型。同时,县域间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分异显著,空间上基本保障型支出呈现由西向东递减,而发展保障型支出则呈现由东向西递减。②湖南省县域居民生活质量差异显著,质量指数评价的值域范围为[0.295,6.611],空间上团聚状特征明显且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变化趋势。③经济性财政支出对湖南省县域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能力最大,空间模式上呈条带状由中部向东西两侧递减;服务性财政支出、民生性财政支出、人资性财政支出和维持性财政支出的正向影响能力依次递减,且均呈现差异化的空间模式变化趋势;经济发展差异正向影响湖南省居民生活质量的能力最大且空间模式上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递减的变化趋势;产业结构差异、教育公平差异、就业水平差异和市场规模差异的正向提升能力依次递减。

文章基于中国2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4个角度综合构建城市包容性指标,并从流动人口中技能型工人和非技能型工人对公共服务的付费意愿、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两个角度探究了城市包容性对区域财富差距的影响效应。最后,为了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采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普惠型社会保障、民生型社会保障、社区公共服务和城市吸引力4个维度构建城市包容性指标,探究了其对区域财富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较高程度的城市包容性有利于降低区域财富差距水平——这一效应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后仍然存在;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包容性对区域财富差异的缓解效应在大城市中更为显著;③包容性较高的城市可以提高技能型工人的支付意愿,而非技能型工人则对城市包容性不敏感;④城市包容性的提升可以显著改善流动人口的创业倾向。文章的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包容性的改善在降低区域财富差距方面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政府有必要采取一系列举措来促进城市包容性水平的提升。

农村电商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文章基于2009—2021年长三角地区151个县（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①研究期间长三角地区县域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体呈上升趋势；②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政策对农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民增收；③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政策对非省会城市和低收入农民群体的促进作用强于省会城市和高收入农民群体；④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政策可以通过促进农业创业和农民就业发挥其增收效应，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和数字基础设施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增收效应。

文章以海南自由贸易港18市（县）为研究单元，运用加速遗传算法投影寻踪模型（RAGA－PPC）测算2012—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采用核密度方法、GIS空间分析和随机森林模型探究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研究发现：①海南自由贸易港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向好态势且存在明显的“M”型时序演进阶段性特征和“1主峰+2侧峰”的多级分化趋势。②整体水平由研究前期的自东向西大致呈现出“低高低”的倒“V”型结构转变为研究后期的南北两端高值集聚、中部低水平极化贯穿东西的分布特征。③农业发展规模和交通可达性属于强影响型主导因子，财政支农比、对外开放度、政府干预等因素属于影响型助力因子，而教育支持度则属于弱影响型因子，各驱动因子的边际影响力变化和地区间对于资金、平台、渠道、政策的反映和接纳能力差异是产生时空异质性的根本原因。

文章基于1991—2020年北京市专利申请数据，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识别创新中心并分析多中心视角下北京市创新空间的结构演化特征与机制。研究发现：①北京市创新空间结构的多维多中心性普遍提升，本地功能维度的提升快于形态与非本地功能维度，整体结构的均衡性仍有限；②根据创新中心的规模与功能位序，可分为匹配型、形态优先型与功能优先型三类，其中以功能优先型为主，部分中心的类型存在演替；③创新空间结构的演变是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综合影响下，由创新人才需求、创新机构选址与政府部门引导的共同作用驱动形成。当前的多中心化结构演变过程对于北京市的创新效率提升存在积极意义。

会展场馆是会展活动的重要依托，在推动会展项目运作和会展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文章以全国31个省份为研究单元，以近10年举办过20000 m²以上规模的会展场馆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分析、最近邻指数、空间自相关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中国会展场馆分布的时空异质性及其演化机理。结果表明：①全国尺度下，会展场馆总体呈“三核心、七热点”的“弓”字形空间分布形态，重心由西北向东南持续移动。②省域尺度下，空间分布格局东西部差异性明显，与经济发展水平协同一致，且呈现水平梯度演变；省内场馆分布多呈集聚类型，但趋向分散。③我国会展场馆分布时空异质性受到经济、社会、产业内生和交通环境的综合影响，且影响程度不断增强；任意两个因子的交互影响均高于单一因子的作用力。

建设用地的配置牵引着人力、资本和产业的时空聚集，对于培塑城市经济韧性和推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2—2021年中国25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敏感性指标法，系统分析了建设用地配置总量及其结构与城市经济韧性的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①中国建设用地配置水平和城市经济韧性呈现上升趋势，空间上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②不同建设用地类型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分化，其中商业、物流仓储、居住以及绿地与广场用地与城市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度持续提升，而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用地与之耦合协调度则呈下降趋势；③东部地区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呈现出高耦合协调度集聚效应，中西部地区以重庆为核心形成辐射带动格局，而东北地区则面临低位徘徊的挑战。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优化区域用地配置、提升土地配置效率与精准性、加强城市更新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以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

住房是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表征社会群体分化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数据，对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阶层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利用面板多元Logit回归探讨了家庭住房阶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家庭住房阶层整体呈现一房阶层占主体、无房和多房阶层占比较小的“橄榄形”结构，且多房阶层家庭的比例呈明显增长趋势。②地理上无房和一房阶层未见明显空间集聚，多房阶层呈现极化格局，并随时间变化从京津冀向长江流域转移。③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中的家庭规模、家庭年收入、婚姻和年龄是家庭住房阶层实现跃迁的正向因素；通过将制度变量、市场变量加入交互项模型，权力推续理论和市场转型论皆得到验证。另外，省商品房均价也是住房阶层的重要影响因素。

文章从联系广度、联系强度、服务能力等方面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在全国高铁与民航服务网络中的空间组织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高铁联系广度与联系强度及其均衡性均明显高于民航，高铁联系广度及联系强度大的城市在空间上呈以沪宁、沪杭为轴线的集中分布特征，民航网络中高值城市则呈岛状分布，上海的航空枢纽地位较之高铁枢纽更为突出。②高铁网络中，联系强度呈现一定的距离衰减规律，强度高的城市对主要集中于城市群内部，其中沪宁沿线最为集中；民航网络中，强度高的联系则主要发生在远距离城市群之间，且集中于远距离城市群中心城市之间。③综合考虑联系广度和联系强度的服务能力，无论是在高铁网络还是在民航网络中，上海、南京和杭州优势均突出，空间分布与联系广度、联系强度特征基本一致。④经济、社会和城市性质三方面因素对民航运输的影响均明显大于对高铁的影响，其中产业结构在高铁和民航服务网络格局形成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多因素交互作用对两者空间组织的影响作用更大。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应用耦合协调度和PVAR模型分析并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和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①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基本实现了从轻度失调向基本协调的转变，其中省会城市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始终保持较高的耦合协调度，且对邻近地级市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②从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看，长江下游城市>长江上游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其中，长江下游城市长期处于领先状态；长江中、上游城市在2011—2016年基本相当，但自2017年以来上游城市要明显高于中游城市。③目前长江经济带地级市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尚未形成长期良性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数字经济增长，而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中，对上游城市和下游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短期推动作用，但对中游城市城乡融合发展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为实现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最优解，上游欠发达的地级市应注重发展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中游地区应补齐发展短板，打造数字经济发展增长极；下游发达的地级市应注重区域协调问题，统筹推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

文章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5 min、10 min、15 min三级社区生活圈，结合幼儿学位、适龄儿童、路网等数据，从结果均等（供需）与机会均等（可达性）出发，运用叠加分析方法评价了学前教育资源的均等性，分析了圈层放大对均等性的影响以及空间优化策略。结果表明：①三级社区生活圈中，学前教育资源供需基本匹配，供需平衡的数量远高于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随着生活圈放大，“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的生活圈数量递减，当学龄儿童无法实现就近入园时，可以通过调节就学半径和范围来实现供需平衡。②5 min生活圈中“可达性适中”的区域分布面积较广，且基本均匀分布，幼儿可就近便利入园。随着生活圈的放大，“可达性低”的生活圈数量递增、覆盖面扩大，反而造成入园不便。③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性较高，尤其在5 min生活圈表现更突出。伴随着生活圈放大，均等性下降。据此，基于供需和可达性优化思路，提出需新增幼儿园33所、学位8910个，优化168个5 min生活圈路网。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全局莫兰指数、趋势面分析等方法，结合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湖南省县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总体水平不高，有市民化意愿者不足1/3。②从空间集聚度来看，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在县域空间上呈随机分布；从空间趋势来看，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数总体呈现出东部多、南部少的空间格局。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占比表现为自北向南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型曲线，呈现出南北低、中部高的空间分布态势。③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土地因素多方面影响，其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收入、现住房性质、社会认同感、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未来，湖南省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在制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政策时，宜充分考虑市民化意愿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文章结合上市公司总部与分支机构、论文合作发表、专利联合申请和百度指数等多源数据,构建了2011—2020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聚合网络和分类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城市网络地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网络具有显著的空间指向性,网络地位和联系强度较高区域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组成的菱形结构之间,在企业、信息、技术和知识网络中存在分类异质性。②城市网络地位和合作伙伴网络地位提升均能促进经济增长。经济集聚、技术创新、绿色创新效率和市场潜能均是城市网络地位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③城市网络地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区位条件、规模等级和环境质量方面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企业、信息、技术和知识等不同类型网络中具有分类异质性。

文章选取中国19个城市群作为研究单元,基于专利转移数据,通过刻画2010—2020年各城市群之间及内部的创新网络特征,揭示了中国城市群创新结构的演化过程并归纳其网络组织模式。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群间的创新网络快速发展,网络规模与密度、节点数量与联系强度不断提升,城市节点等级分化,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②中国各城市群的地理开放度与区域协同度均得到持续提升,不同发育水平下的城市群创新网络虽得到快速拓展,但其空间组织结构存在显著差异;③创新网络组织具有空间尺度内的嵌套特征,城市群内部创新技术的循环累积和外部协同创新体系的逐步形成共同驱动着中国城市群创新网络组织模式的优化重组;④强化中心城市创新溢出效应、培育区域创新增长极、构建跨区域合作机制、优化创新发展环境是完善中国城市群创新网络体系的重要路径。

文章以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内37个城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人口指数模型测算城市收缩程度以识别收缩城市类型,分析城市收缩的时空变化特征,并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收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人口指数的影响,在长三角全样本城市中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②对长三角区域内收缩城市样本,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均不显著。最后,针对正在经历收缩的城市,提出应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进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压缩城市收缩周期,尽快跨过可能存在的门槛,进入二者良性互动平衡发展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随韩资企业迁入,韩国人在本地形成了独特的创业空间。文章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基于混合嵌入性理论探讨了东莞市韩国人创业空间的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在创业空间的特征上,韩国人的创业空间呈现出以市区为中心的空间集聚与向郊区扩散并存的趋势,形成了“大范围分散”的特点。②韩国人的创业空间形成受到多尺度要素和主体间互动的影响,且高度依赖族裔经济的社会网络。然而,创业空间并非固定不变。随着地缘政治关系、政策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演变,东莞市韩国人会灵活调整其经营策略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③韩国人在创业实践过程中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和政治建设,使得移民的创业网络不断扩大,以缓冲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文章关注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实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利用不同城市在不同时期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政策引起的冲击,构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模型,并通过“渐进双重差分法”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是通过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卷入程度的正向发展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缩小作用：一是随着分工市场范围的扩大,农村及偏远地区逐步纳入市场范围,分工卷入程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因交易效率的逐步一致而缩小;二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产生的一系列就业岗位,吸引农村人口进城工作,提高就业的分工卷入程度,提升农民工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摘 要：文章利用2020年中国新经济500强企业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方法,刻画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网络结构特征,并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网络分布呈现东密西疏的不均衡特征,形成了以“北京—上海—深圳”为顶点的三角形网络骨架。②数字经济网络具有极化与扁平化共存的特征,网络联系的地域性较弱。③城市出度、中介中心度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其中北京是网络的支配与控制中心,深圳、上海和杭州为次级核心城市。入度相对均衡,基本遵循工业经济时代的城市等级体系。④行政级别、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技术、市场以及产业政策对城市网络度具有正向影响,且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文章以2014—2023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智能设备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高德地图接口采集企业坐标,通过核密度估计、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深入研究了长三角地区智能设备制造业空间布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智能设备制造业空间演化集聚效应明显,呈现“热点东南聚集、冷点西北分散”的空间分异格局。②长三角地区智能设备制造业核密度呈“多核心—环核群带状连片”分布特征,逐步形成以合肥、苏州、杭州、宁波、温州5市为核心的集聚区,且集聚度不断增强。③长三角地区智能设备制造业呈现明显的“东南—西北”方向空间演化态势,不同细分智能设备制造业演化方向与整体演化方向相似。④经济规模、政府支持力度、创新水平、人力资本、设施完善度均对本地智能设备制造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经济规模、政府支持力度、设施完善度还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利用2022年8月—2023年1月全国绿通车数据,分析了鲜活农产品的时空运输模式;同时,通过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揭示了运输量的区域差异、集聚现象及其成因,并探讨了运输距离与载重、货物类型与运输向心性的关系。研究发现：①8—10月的蔬菜及水果运输量较高,11月—次年1月减少,鲜肉蛋奶运输量保持稳定,鱼虾贝蟹在1月运输量略低。②蔬菜、水果、鲜肉蛋奶未呈现聚集模式,而鱼虾贝蟹则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③运输重量与平均运输距离呈正相关关系,运输流的演变主要受季节更替、产销区域扩张及城市群集聚效应的共同作用。研究结论为优化农产品运输路径、提升运输效率与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政府制定针对性政策以促进农产品流通、保障生产与消费平衡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章基于2007—2021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三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考虑调整样本数量、更换解释变量测算方法后结果依旧稳健;②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共同富裕”的传导路径;③政府干预水平对数字经济促进浙江省共同富裕产生重要影响。未来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以及政府的有效干预作用,推动数字经济赋能浙江共同富裕效应最大化的实现。

文章基于2000—2020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信息消费水平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GIS空间分析及空间杜宾模型,深入探讨了中国数字信息消费水平的区域异质性及其演进趋势。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中国数字信息消费水平稳步提升,反映了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发展和普及对数字信息消费的显著促进作用。②中国数字信息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数字信息消费水平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虽起步较晚,但在近几年显示出快速追赶的趋势。③数字信息消费的扩散路径逐渐呈现从核心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扩散的态势,在城市群、大城市和省会城市表现尤为明显。④第三产业占比、人口密度、GDP增长率以及文化教育设施等因素对数字信息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了邻近地区的数字信息消费增长。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数字信息消费的持续增长与区域均衡,未来应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投资、优化区域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信息服务创新和支持第三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信息消费政策体系,以持续释放数字信息消费增长潜力,缩小区域差距,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提升注入新动能。

城市创新网络研究是城市网络研究和创新网络研究的交叉领域，近年来针对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研究迅速增多，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①具有多尺度多类型的基本特征，主要涉及省域、区域、国家、跨尺度等空间尺度，以及城市间的科技合作、技术转移、人才流动、总部分支、创新引力、多指标组合等联系类型。②针对组织结构的研究主要关注拓扑结构与空间结构，其中拓扑结构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并由单核心结构逐步向多核心结构转变；空间结构主要呈现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城市群为顶点的菱形结构，但不同类型创新网络的组织结构特征仍存在一定差异。③针对形成机制的研究主要关注多维邻近、网络位置与社会经济属性等因素的影响，对微观创新主体自身的作用重视不够。④外部效应是中国城市创新网络发挥价值的重要途径，但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存在“重实证、轻理论”“重个案、轻比较”“重宏观、轻微观”“重结构、轻效应”“重基础、轻应用”等问题，不利于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甚至更广义上的城市网络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全球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要求，针对现有研究面临的“五重五轻”问题，文章从基础理论、维度比较与耦合、微观机制、外部效应与绩效评价、实践应用等5个方面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超大城市内部土地的合理利用与集约开发对于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引领城市体系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示范作用。文章以中国超大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土地出让微观数据刻画超大城市内部工业用地价格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演变规律，并探讨了工业用地价格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超大城市工业用地价格随距城市中心的距离增加而递减，在中心城区工业用地价格对距离的弹性更大；区域一体化发展带来城市交界地区工业用地价格上升。②工业用地价格的上升会提高企业进入门槛，从而在选择效应的作用下提高城市经济效率；同时也会提高企业用地成本，在成本效应的作用下抑制城市经济效率提高。③中心城区工业用地价格上升产生的选择效应占主导地位，而在外围地区则是成本效应占主导地位。

随着国家对不同尺度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保障“双碳”目标下流域尺度国土空间低碳规划的顺利实施将至关重要。文章立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中碳库要素提取复杂、碳监测评估体系缺失、空间优化方案单一和低碳响应机制滞后等现实困境，提出了由“规划顶层设计”到“管控实施应对”的国土空间规划降碳增汇理论逻辑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响应“双碳”目标的流域国土空间规划治理框架，具体包括：①完善流域碳源—碳汇本底梳理与空间计量，摸底国土空间碳收支总量；②定位流域碳失衡现状，评估水生态优先的“双碳”目标需求；③规划流域国土空间碳平衡模拟技术，执行“城镇—农业—生态”主体功能协同的碳平衡规划方案；④推进水网跨域协调运营与碳库补偿反馈，落实流域国土空间碳效益实施保障机制。

文章基于2015—2020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收敛性检验模型、面板数据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的时空分异特征、收敛模式和发展类型；在此基础上，从内外部驱动力维度进一步探索了影响公积金贷款使用绩效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持续改善，单位缴存比例波动下降，贷款受益面大幅提升，其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和“等级差异”特征。②全国层面，制度覆盖面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趋于扩大，而单位缴存比例和贷款受益面则表现出收敛态势，且不同地区、不同行政等级和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均呈现“俱乐部收敛”特征。③外部驱动因素中，房价水平和贷款利率对贷款受益面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工资水平和就业结构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内部驱动因素中，制度覆盖面、单位缴存比例、贷款回收率和最高贷款额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功能环节出现分化，不同功能环节有不同的区位偏好，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不同特征。文章基于2021年北京市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数据，利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6个功能环节空间分布特征及相互空间关系。研究发现：①高级功能（总部、商务服务、研究开发功能）在北京的分布数量较多，低级功能（生产制造、物流仓储功能）在北京分布数量较少。②功能环节主要集中在清河街道、西北旺地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关村街道、花乡街道以及北太平庄街道，且高级功能环节分布较为相似，低级功能环节分布地区差别较大。③功能环节呈现“同功能集聚”现象：各个功能均为集聚分布，其中研发功能集聚程度最明显；高级功能主要呈带状分布，低级功能则呈团块状分布。④功能环节间呈现“异功能共聚”现象：两两功能均共聚，其中总部与研究开发功能共聚最明显；而低级功能对于高级功能具有空间相随性。

城乡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路径。文章基于“城乡共建—城乡共享—城乡共荣”框架构建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和Dagum基尼系数测度分析了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时序演变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复杂波动态势，内部三大城市群中武汉都市圈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群，各城市的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及排名存在明显年际变化，高值区域呈点状分散分布，城市群边缘区域则存在“塌陷”现象。②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暂未形成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城市群内部也暂未发现明显的辐射集聚效应。③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主要来源于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都市圈之间的水平差距。基于研究结论，从产业振兴、服务共享、资源统合、空间协同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文章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阐释共同富裕内涵，构建县域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测度和评价了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并对共同富裕指数的区域分异进行了剖析。结果表明：①从总体评价来看，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具有明显的梯队差异。②从分项评价来看，浙江县域共同富裕可以划分为共同富裕型、率先富裕型、相对滞后型、优先共享型县域4种类型。③从多尺度空间评价来看，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浙东北共同富裕水平较高，浙西南共同富裕水平较低。④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共同作用使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展现出显著空间集聚特征，空间外溢服从距离衰减规律。

文章基于2003—2019年276个市域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对市域创新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①市域公共服务水平和创新水平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和空间集聚特征。②市域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和创新均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市域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的空间正相关性先减弱后增强，市域创新的空间正相关性持续增强。③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对市域创新具有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即公共服务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市域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④区域间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对市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则不明显，大市域的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对市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小市域则不显著。基于此，要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城市群内部的区域协同治理，实施区域差异化的公共服务产品供给政策，探索区域协同发展，推动我国市域创新水平提升。

文章在识别东北地区人口增长与收缩区域、多维评价区域交通供给水平的基础上，构建了东北地区交通供给水平变化影响机制的综合分析框架，探讨了人口收缩背景下，东北地区交通供给水平的区域分异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了人口增长与收缩对交通供给水平变化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2013—2020年东北地区人口收缩区域交通供给水平始终显著高于增长区域，增长区域交通供给不足现象凸显且程度加剧，轻度收缩区域交通供给趋于适度，重度收缩区域交通供给错配现象严重，且趋向供给过剩。②人口年均变化率增加促进收缩区域交通供给水平提高，但对增长区域影响不显著；良好的自然条件、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东北地区交通供给水平提高；财政能力对交通供给水平提高具有抑制作用；产业发展对交通供给水平提高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区域属性中，区域面积增加抑制收缩区域交通供给水平提高，区位条件产生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③产业快速发展引起的区域人口与要素流动需求增加是增长区域交通供给不足且程度加剧的主要原因，而对于人口收缩区域，其交通供给水平变化则主要是人口流失、产业发展滞缓等引起的交通需求缩减所致。

伴随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城市外部关系理论逐渐由中心地理论转向了流空间理论。文章基于层级性空间与流动性空间（“层级—流”）自身作用规律，从形态、功能、尺度3个维度构建了“层级—流”结合作用下的现代都市圈空间演化分析框架，提出了“层级—流”共同作用于中国现代都市圈空间的演化特征和机理。研究发现：①基于规模、功能、行政层级的层级性空间作用机制主要是层级集聚、功能覆盖、权力控制，基于多维要素流的流动性空间的作用机制包括分工合作、规模借用、负向反馈。“层级—流”交互促进了都市圈尺度的空间整合与重构。②城镇层级会影响要素流集聚—扩散的规模与方向并进而影响都市圈网络的建构；要素流动则通过资源的空间再布局重塑了都市圈的层级体系与功能结构。③武汉都市圈案例证实了“层级—流”在现代都市圈空间演化中的耦合作用，两者促进了武汉都市圈形态多中心网络化、生产功能多尺度网络耦合、生活功能协调化、生态空间共建共治以及空间关系的尺度重构。

城市之间的供给不平衡会促使人口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向其他城市流动。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是人口与城市间主要的供需关系。当个人劳动所得收入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产、投资、基础消费、基础保障后，人口的需求开始多元化，城市的消费娱乐、景观、交通等要素的供给能力也会对人口流动产生推拉作用力。文章利用腾讯位置大数据构建人口跨市流动网络，运用QAP回归模型，分析城市多元供给要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并对人口流动的层级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进行解析。研究发现：①铁路交通、餐饮娱乐和经济供给是影响城市间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景观供给对时间选择富有敏感性；②流动群体对不同层级城市的需求不尽相同，金融要素存在层级为单位的边际递减效应，餐饮娱乐和铁路交通供给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异质性；③人口流动存在时间异质性，假期期间，景观供给对人口流动呈现出显著正效应，经济供给的显著性水平明显降低。

精准调整优化生态安全格局对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系统论中“要素—结构—功能”的观点，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安全，并从不同尺度识别其变化特征，进而分析了该区域空间规划和经济区划分过程中的优化问题。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整体稳定、局部变化剧烈。同时，斑块尺度下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呈现出扇形分区结构特征，县域尺度下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呈现出圈层结构特征。②基于斑块尺度的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的优化结果更加精细化，主要体现在生态安全风险区更加聚焦、集中，生态安全预警区方向性明确。③基于县域尺度的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的优化结果更加具体化、精简化，可以刻画区域经济发展方向：西南方向的南昌市市辖区—高安市—樟树市—丰城市、东南方向的南昌市市辖区—余干县—余江区—鹰潭市市辖区、南昌市市辖区—九江市市辖区—湖口县。

数字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已成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长三角城市群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2—2021年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不断增强。从整体上看，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在时序演化特征方面呈现高度耦合协调发展趋势；从城市层面看，其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②不同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耦合协调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提升空间较大。从空间演化特征看，优质协调、良好协调和中级协调占比很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从空间相关性看，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具体表现为空间集聚特征。③相邻城市之间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耦合协调度相互影响且存在一定差异。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利用外资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对邻近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度对邻近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最后，提出要强化顶层设计、辐射带动和支撑保障，共同为城市群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耦合协同发展提供源动力。

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主要形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首先基于2003—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变特征；继而通过面板双固定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OFDI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探究了OFDI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上升趋势明显，且基本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②OFDI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影响，该结论在考虑一系列影响因素后依然成立；③OFDI不仅能驱动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省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④OFDI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就业水平提升和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COVID-19疫情爆发时期（2020年）与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2021年）2个阶段春运出行期与返程期的城际人口流动数据,采用复杂网络方法刻画疫情影响下中国春运人口流动网络特征变化,并借助二次指派程序（QAP）识别了影响人口流动网络变化的因素。结果表明：①疫情爆发时期春运人口流动网络规模骤减,相邻城市间短距离人口流动联系取代中长距离的人口流动,表现出“小世界”特征,疫情防控常态化后人口流动网络规模与流动距离回升。②春运人口流动网络格局受疫情影响产生了一定变化,但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中心城市、各地省会城市集聚的根本态势没有发生改变,人口流动网络社团划分在疫情不同阶段总体保持稳定。③疫情病例、各城市间空间距离对春运人口流动网络的负向影响程度逐渐下降,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力虽有弱化趋势,但依旧十分显著;城市常住人口、旅游服务、高等教育、交通发展及医疗服务水平差异对春运人口流动网络的正向影响逐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