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中心地区和边界地区的理论框架，揭示了城市空间去中心化对居民工资的负面效应和作用机制。同时基于LandScan数据和参数方法构建了中国城市空间去中心化指标，并与CHIP收入数据相匹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空间去中心化会通过破坏集聚经济、增加通勤成本和加剧行业空间分化来降低居民工资。尽管部分城市已显现出去中心化趋势，但从整体来看，这一现象尚不普遍。加强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的空间均衡配置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可能成为应对相关风险的有效路径。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是一种普遍而复杂的社会空间现象，其中教育驱动型迁居正成为大城市家庭迁居的主流模式之一。文章将布迪厄“场域”理论植入教育迁居问题分析框架，并结合南京市迁居调查问卷数据，系统分析了其教育迁居的时空特征、发生机制与社会效应。研究发现：①教育迁居借由资本（工具）、基于惯习（逻辑），构成一个相对独立、主体多元，具备竞争性与资本转化等典型特征的新型社会场域；②教育迁居家庭普遍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凭借资本规模与资本结构参与“学位权”竞争，其中经济资本是首要推动因素，阶层与传统文化惯习亦起到显著驱动作用；③教育迁居突显出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以及由此矛盾导致的教育资本化、学区绅士化等资源配置失衡与社会空间分异加剧问题。教育迁居场域的解析结论有利于系统性掌握教育迁居与教育分化的深层社会机理，可以为政府出台推进校际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的制度化路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与有益借鉴。

会展业联动性高、导向性强、交融性大，为推动双循环战略格局提供有力支撑。文章采用2018和2019年进博会国外参展企业在国外、国内总—分部的三级母—子企业关系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在此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企业来源集中度等方法，从控制性、中介性、自主性、企业吸引力、区域吸引力、专门性等方面分析内、外循环网络结构特性，并对其交互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城市内循环网络密度增强，由少数核心节点城市控制，子群化较为明显，在规模与密度上有明显差异，强节点主要分布于经济相对发达区域。②外循环网络结构特征高值区域分布于各城市群核心城市，而各城市群非核心城市增长也较为迅速。③内循环控制性对企业吸引力、区域吸引力、专门性均具有正影响；中介性对企业吸引力与区域吸引力具有正影响，对专门性具有负影响；自主性对企业吸引力呈负影响，对区域吸引力和专门性具有正影响。④外循环企业吸引力对控制性、中介性、自主性具有正影响。区域吸引力与专门性对控制性、中介性具有负影响，对自主性具有正影响。

文章以深圳市为案例，基于授权发明专利和POI数据，刻画知识型和产业型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特征，并分析多维度舒适性对两类创新活动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①深圳市创新活动呈现都市核心区—周边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其中知识型与产业型创新活动的空间格局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前者形成“核心+散点”的空间格局，后者呈现“核心+聚点”的特征。②休闲、社交、教育、交通舒适性对创新活动空间聚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其中知识型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侧重教育和社交舒适性，而产业型倾向交通和社交舒适性。③舒适性要素对创新活动空间集聚的影响作用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都市核心区依托交通、文教及产业要素优势形成知识型和产业型创新活动的双重集聚区；北部发展区受交通和社交舒适性影响呈现出产业型导向；东部发展区两类创新活动集聚均不显著。

高质量社区建成环境是新时代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文章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为例，基于问卷数据构建社区建成环境质量的主观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回归分析等模型测度并分析居民感知视角下社区建成环境质量及其空间分异与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兰州市社区建成环境质量呈现沿黄河东西向轴带状“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其中，高质量社区往往与周边高质量和较高质量社区具有邻近性，形成了优质社区的空间聚集现象。②分维度来看，环境宜居空间分布整体均衡，但存在“逆中心化”现象；生活便利呈现“单中心+轴带状”空间特征；社会稳定形成以区政府为核心的“单中心+点状”空间特征；精神富足呈现不同等级的“多中心”空间特征。③主要因子土地价格、城市规划、社区到区行政中心的距离、平均受教育年限、公共空间一直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次要因子社区到车站的距离、人口数量、社区到地铁站的距离、社区道路网密度、用地类型、平均居住年限和平均高程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促成了社区建成环境质量空间分异格局的形成。其中，土地价格、社区到地铁站的距离、社区到车站的距离、公共空间因子的作用力持续增强。

文章基于对湖南省121个县域2006—2020年经济韧性的量化评估，深入探讨了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减税降费有助于增强县域经济韧性。②减税降费通过提升县域的外商投资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了县域经济韧性。③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一个县域的减税降费不仅对提升本县域经济韧性有积极影响，还对周边县域产生正向的辐射效应。④减税降费对湘东地区县域、经济实力较强县域、长株潭经济圈县域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文章基于功能区与行政区研究的相关文献，从政策演化、历史沿革及国际经验维度，系统梳理了1993—2023年功能区与行政区的研究脉络、热点议题及前沿趋势。功能区与行政区的融合研究既契合国家战略部署，亦回应现实治理需求。在宏观层面，研究聚焦功能区与行政区的模式类型选择、功能定位界定及区域关联效应，旨在构建更加合理高效的区域治理框架。中微观层面，通过实证剖析及比较研究，探索空间融合创新路径成为研究热点。其中，功能区与行政区体制机制间的互动关系及改革创新直接影响空间治理效能与协同发展水平。未来研究需细化不同类型功能区与行政区的协同路径与机制，深化空间融合及规划调控研究，以制度创新驱动空间治理现代化，推进二者协同发展进程。

文章基于广州市中心城区2016、2019和2022年众创空间、兴趣点和天眼查等多源数据，在微观尺度下分类探究市场主导型与政府主导型众创空间的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了两类众创空间分布的建成环境影响因素及其变化。研究发现：①广州市中心城区两类众创空间呈现快速递增趋势，市场主导型与政府主导型众创空间分别形成“五山高校区—珠江新城—科韵路”三核心与“五山高校区—新港高校区”双核心的空间结构。②市场主导型众创空间的集聚程度始终高于政府主导型众创空间。③相较于办公空间和社区空间属性，孵化空间属性环境要素始终对市场主导型与政府主导型众创空间分布产生更显著的影响。④风险资本机构对市场主导型众创空间分布影响最大，而科研机构对政府主导型空间分布影响最大。

文章以兰西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以2000—2022年影子教育机构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位序—规模法则与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定量认识兰西城市群影子教育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0—2022年兰西城市群影子教育机构总量不断增长，大致经历了萌芽阶段、缓慢增长阶段、快速增长阶段到治理转型阶段，增长过程呈现“S型”形态特征，其数量增长具有显著的城乡间、城市间与区域间的异质性特征；②兰西城市群影子教育的时空集聚经历了先由高等级中心集聚再到低等级中心集聚的时序性、层级式发展过程，集聚规模呈现由城市群核心区向外围区不断递减的“核心—外围”特征；③兰西城市群内城市间影子教育增长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城市群双核心的兰州与西宁主城区是影子教育形成集聚的首位城市，小城市与边远县城是集聚能力差的低位序城市，其城市体系首位度呈现影子教育>经济>人口的要素集聚差异特征；④兰西城市群影子教育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双核”结构的圈层式梯度差异特征，圈层间与圈层内的增长差异经历了由增大到减小的“n”型变化过程，增长差异指数呈现影子教育>经济>人口的要素异质性特征；⑤兰西城市群影子教育空间演变过程是经济支撑因子、社会需求因子、教育倾向因子与自然基础因子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各因子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等级城市、不同圈层结构中的影响程度不同。

三大城市群是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域，探究专精特新企业空间格局及其成因对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及“补链强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9—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6批次专精特新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空间探索性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三大城市群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的空间格局，并从新质生产力视角构建影响因素框架，利用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和BR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子。结果表明：①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专精特新企业分别呈“单核心”“多核心”和“双核心”的集聚格局，随着批次推进，分布中心依次呈“W型”“又型”和“菱型”变化趋势。制造业和科技服务业是三大城市群专精特新企业的主要支柱，其中制造业在空间上呈现“核心—边缘”特征，科技服务业则呈现集中性特征。②三大城市群的专精特新企业整体呈现较弱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和空间依赖性，且其分布水平的空间俱乐部收敛特征不显著。③三大城市群专精特新企业的空间格局是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和新质劳动资料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科学研究投入、能源消耗、工业污染程度和经济产出等因素是其空间分布的核心驱动因素。各影响因子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增强作用，但其交互作用差异较大。

文章运用量化空间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福利的影响，估计城镇居民福利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基于2000—2019年219个城市宏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化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严重抑制了中、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福利的提升，且成为人口基数较大的直辖市及省会城市居民福利水平提升的负面效应。②人口老龄化并未成为影响城市舒适度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抵消了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生产率的消极影响，土地城镇化依然是中国过去19年城镇化的主要形式。③地方政府的“经济型”发展偏向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城镇居民福利提升并不友好。④尽管人口老龄化是非福利性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提高的消极影响因素，但能够促进福利性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的提升。

文章以汾河流域为研究区，在构建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县域生态效率概念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Kernel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障碍度模型以及空间Markov链等方法，分析了2000—2019年汾河流域县域生态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主要障碍因素及其未来演进趋势。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汾河流域生态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且呈波动中缓慢下降后逐步上升的趋势，空间分布呈上游>中游>下游的梯度特征，县域间生态效率差异显著，存在多极化现象。②汾河流域县域生态效率空间格局表现为北高南低的特征，形成了“多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且核心区和边缘区差异明显；2000—2009年流域县域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之后全局空间自相关性趋于减弱，局部空间自相关表现为以太原市区为核心的高—高集聚、以万荣县为核心的低—低集聚，以及以乡宁县为核心的高—低集聚；③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政策支持是制约汾河流域县域生态效率的主要因素。未来，汾河流域县域生态效率的演进将呈上升趋势，并向高值区间集聚。

文章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GTWR模型，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样本探究了城市产业用地、住宅用地和交通用地集约利用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产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对城市碳排放具有正向影响，虽然当地不断推动产业绿色升级改造，仍无法抵消制造业出口导向经济下单位面积土地资源和能源消耗带来的增碳作用。住宅用地集约利用度的提升对于降低城市碳排放具有显著作用，一方面缘于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带来的绿色生活方式转变，另一方面缘于集约居住带来的能量损耗减少以及绿色节能建筑和管理的应用。交通用地集约利用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分异特征，总体上具有抑制碳排放的作用，部分城市内部交通集约利用度上升表现为碳增效应。

文章从经济效益、创新力度、制造效能、数字环境、低碳制造、结构升级六大类指标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选用2011—202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呈上升趋势，但存在地区差异，一线城市表现出较强的发展水平；②城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城市间也存在地区差异，但部分非一线城市比一线城市表现出更高发展水平；③数字经济发展有力促进了本地及周边城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数字经济对本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作用大于周边城市；④分地区和城市规模看，数字经济对东中西部城市和大中小城市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存在异质性，中部城市和小城市对周边城市的推动作用不显著。据此，提出应全面推进全国范围内数字经济建设和跨区域数字经济合作，加快数字基建、数字技术、数字要素和数字治理在制造业领域有效融合，促成智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局面。

文章基于岳阳市岳阳楼区人居设施POI数据和28个重点整治社区的1035份微观调研数据，结合顾客满意度模型，综合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核密度分析、莫兰指数探究了城市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城市居民沿“政策期望→感知质量→感知价值→满意度”主路径形成社区人居环境整治满意度。②“居民满意度—设施密度”分布呈现出城郊区“高—低”聚集、中心城区“低—高”聚集、工业区“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③作用路径呈现老旧小区的支撑系统和居住系统、村改居社区的人文系统和发展系统、棚户区的居住系统和发展系统、商品社区的发展系统的感知质量显著正向影响居民感知价值。④高期望群体每增加一单位的政策期望带来的边际感知质量呈逐渐降低态势，导致感知价值与整治满意度同步降低，低期望群体则相反。

县域经济单元如何积极应对不同属性冲击以维持经济稳定发展成为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下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关键。文章以山东省县域经济单元为研究对象，构建抵抗力指数反映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两类不同属性冲击下的县域经济韧性水平，借助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了不同属性冲击下的县域经济韧性影响机制差异及影响要素的空间异质性。 结果表明：①不同属性冲击下山东省县域经济抵抗力表现出异质性特征。山东省县域经济整体和三次产业抵抗金融危机能力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县域经济整体和第三产业抵抗新冠疫情能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②能动性要素在不同属性冲击下均对区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作用尺度差异较大。地方财政支持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而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具有全局性作用特征。疫情治理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③结构性要素在不同属性冲击下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方向发生变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以正向空间异质性作用为主，但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具有负向异质性作用。④区位条件在不同属性冲击下的作用尺度差异明显。文章建议在分析区域经济韧性特征与影响机制时应重视不同冲击的属性与空间异质性特征。

准确把握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对于黄河流域城市群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06—2022年黄河流域城市群碳排放效率的基础上，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构建空间关联网络，进而探究其碳排放效率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观测期内，黄河流域整体碳排放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趋势；各城市群碳排放效率存在差异，其中中原城市群碳排放效率均值最高，晋中城市群最低。②黄河流域城市群碳排放效率形成了复杂的空间关联网络，且网络可达性较强，但流域整体及各城市群网络关联关系的紧密程度有待增强。③随着时间的演进，各驱动因素对黄河流域城市群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方向较为稳定。地理距离差异和人口密度差异对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经济发展差异和技术创新差异则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影响黄河流域各城市群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形成的因素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在明晰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内涵与厘清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学理基础上，文章借助Super-SBM模型测度2011—2021年黄河流域城市尺度的绿色发展效率，识别其时空演进特征，并借助面板Tobit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线性与非线性效应。 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波动性与较大提升潜力，上中下游三大区域次序格局演变具有动态性与梯度性，60个城市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型层级格局；②空间格局演化具有阶段性特征，由多中心的随机分布转向多核心+多中心的集聚状态分布，出现高高集聚的连绵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受毗邻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③数字经济对该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驱动效应显著，驱动效应具有时间、空间与城市类型的异质性，经济结构偏重与调整滞后性以及快速提升的城镇化水平进一步加剧了该流域上、中游环境的约束效应；④政府调控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两者的最优强度应在保持市场灵活性和促进绿色发展的平衡点上，才能与数字经济发挥协同作用。为此，文章从强化数字经济建设、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绿色效能、优化绿色效率空间格局等方面提出了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可及性养老资源是衡量养老服务供给效能的关键指标，对于构建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聚焦长三角城市群，依托多源数据，采用核密度分析、一致性系数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了可及性养老资源和不同生命周期老年人口的空间格局、匹配特征及背后的驱动机制。 结果表明：①可及性养老资源呈现“一体两区多核心”格局下的“Z”字型集聚空间分布。同时，“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边缘城市”等级分化下的空间非均衡发展结构明显。其中养老机构呈“沿江沿湾”分布，社区老年文娱场所为“多点状”集聚。②老年人口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楔形集聚区”，沿沪宁、沪杭通道形成“一体两翼”格局。细分群体中，不健康但生活可自理与不健康且生活不可自理群体集中于沪宁轴带，健康群体有向郊区扩散趋势，三类群体均呈现“中心—外围”衰减规律但速度各异。③可及性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的空间协调性弱，资源与人口的协调程度由中部地区向四周递减。细分类型中，养老机构富足类城市占比较高，社区医疗匹配类占比较低，文娱设施滞后类占比突出。社区老年文娱场所整体匹配度最优，其次为社区医疗卫生场所。省际差异显著，浙江资源聚集程度多高于对应老年人口，安徽、江苏、上海多呈资源滞后特征。长三角南部形成了“富足—匹配”交错带，资源滞后类围绕北部和西部连片分布。④可及性养老资源的空间分异受多种因素共同驱动，地区财政支出、老年人口数和媒体关注度等人文环境因素是影响养老资源布局的主要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对有限，但与人文环境因素交互后，影响作用显著增强。

城市的标度律指示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之间的缩放关系。文章借助上海POI数据探究不同尺度下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与人口规模之间的标度关系，印证城市内部同样存在标度律，并且受到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MAUP）的制约。 结果表明：①栅格单元下的上海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标度律相较行政区划单元更为显著，并且伴随空间尺度的增大而趋于优化。②行政区划下的上海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标度律为次线性模式，而栅格单元下则为线性模式。不同城市功能区之间的标度律也存在差异，其中餐饮、购物、居住区为超线性模式，工作、教育区为线性模式，交通区为次线性模式。③上海城市功能区的效能整体较高，包括主城区在内的大部分区域优于预期，同时不同城市功能区的效能存在差异。

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272个市域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实证检验了均等化水平及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居民消费呈现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发展格局由“多点式”零星分布向“组团式”聚集形态转变，其中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城市群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主要高聚集区。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且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③机制分析表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发挥收入效应和预期效应促进居民消费。④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空间聚集区和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据此，未来应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协同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其空间辐射效应，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抉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对新质生产力内涵进行深刻阐释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的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11—2021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稳步提升，总体上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空间格局和“南快北慢”的演进趋势；②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由高到低可以划分为引领型、突破型、成长型、发育型和薄弱型5个等级，各等级城市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格局；③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差异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小，其中东部城市的区域内差异最大，东部—东北的区域间差异最大；④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东热西冷”空间分布相对稳定，热点区域“南进北退”及冷点区域向北扩张的态势明显；⑤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扩散力量整体上大于空间回波力量，高水平邻域对本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据此探讨了差异化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路径，可为制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文章基于第五次、六次、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探究了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行业和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0—2020年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由1.16亿人增长至2.48亿人，行业上向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集中趋势明显；②地级市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空间分布格局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总体呈现东南沿海和内陆、区域中心城市和外围中小城市的双重中心—外围结构特征，其中中西部地区规模和比重持续提高；③市场规模、外来人口率、城镇化率和教育水平是影响城镇非正规就业的主要因素，公共投入的影响力随时间有所加强，各项因素影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最后，文章从加强劳动法律保障、深化户籍制度、加强教育帮扶、引入优质外资和优化地方政府行为等方面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产业链韧性是刻画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能力的有效维度，测度与提升产业链韧性是精准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选取2005—2022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数据作为样本，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演化能力、引领能力和可持续能力五大维度构建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其产业链韧性水平，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探究了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区域差异及来源。研究发现：①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有所提高，但进程缓慢且总体水平偏低。②四大区域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发展不均衡，2005—2018年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2019年之后则表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的特征，且东部和中部地区差距增大，区域间差异是主要差异来源。③再生型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城市，且差距在不断扩大。④从空间格局看，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未呈现明显空间集聚性，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产业链韧性的带动作用不明显。据此，建议从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绿色发展等方面提高资源型城市的产业链韧性。

医疗设施的可达性和服务能力是确保居民健康的关键。在分级诊疗和“健康中国”政策推动下，文章对青藏高原2000、2010和2020年不同层级医疗设施的可达性进行了分析，结合就诊概率探讨了乡镇尺度综合就医可达性的空间演变及其与常住人口的地域分异规律，并识别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青藏高原就医可达性有显著改善，短时可达覆盖范围逐渐扩大，且随着医院等级的降低而增加；一级、二级、三级医院≤1 h可达等时圈覆盖面积和人口比例逐渐增大。②结合就诊概率的综合就医可达性，在≤1 h和>10 h的等时圈覆盖的面积比例与人口比例小于只考虑时间成本的综合可达性。③乡镇尺度的综合就医可达性供需关系具有显著地域分异特征，其中高—高乡镇数量下降，主要转变为低—高型；低—高型和低—低型乡镇数量呈增加趋势。④医院点密度是乡镇尺度综合就医可达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海拔和路网密度次之，GDP和人口密度也有一定影响。

文章以尺度重构理论和跨界治理实践为基础，构建国家战略驱动的跨界地区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案例，总结了中央和地方共同推动跨界地区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及关键路径。结果表明：①国家战略驱动的跨界地区协同治理，本质上是国家通过战略赋权进行指导监督、由地方政府具体实施的柔性治理，旨在突破行政区治理思维下跨界地区的发展困境。在该模式中，国家在重构跨界地区话语体系的同时，也保留了地方在规划实施中的裁量空间，这种多层级主体跨界协同治理的模式具有渐进性和稳定性。②在跨界地区治理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尝试通过重构空间治理体系调和地方关系和优化地方利益分配，最终解决跨界治理事务缺乏地方政府重视、地方间竞争激烈和跨界地区治理权力行政分割等问题。在此过程中，跨界地区不仅成为国家推动地方政府事权调整的战略安排，还转型为国家和地方共同推进治理重构的空间表达。③国家主要借助话语体系重构、治理主体架构重构、治理权力重构3个手段构建多层级跨界治理网络，以纵向行政主体权力重组、横向地方竞合关系重构和地方间的责权关系调整为重点，针对性地解决跨界地区的分割发展问题。在中央政府动员和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下，跨界地区实现了纵向的尺度跃迁和横向的要素跨界融合，进而在实现国家治理意图的同时保障了地方间利益的合理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