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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蒋正云, 刘庆芳, 宋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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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系统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对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经济韧性指数,采用泰尔指数、空间冷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中国语境下区域经济韧性的时空关联特征及动态演化机制等进行了系统观测。结果发现:①1997—2020年我国区域经济韧性总体呈“W”型的动态波动上升轨迹,约65%的省区处于中等韧性状态,区域层面的非均衡特征渐趋强化,省际差异是经济韧性空间差异的主要构成;②区域经济韧性的空间相关性存在典型的阶段演变趋势,空间上经济韧性逐渐表现出由无到有且渐趋强化的正向集聚关联,局部相关的冷、热形态则受到冲击类型和范围等的直接影响表现出显著的省际异质性特征;③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变受到交互复杂因素的共同驱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主导的韧性演化格局逐步建立,地理区位等先天因素的导向作用渐趋多元,金融支撑和科技创新等是区域经济系统韧性提升的有效动能,城市发展和政府管理在作为主要路径的同时对多维联动效应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郑殿元, 黄晓军, 潘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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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气候持续增暖和人类活动加剧的背景下,高温热浪将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文章通过梳理高温对经济的影响方式,基于劳动生产率的视角,构建了高温对经济间接影响的分析框架,提出了高温对经济损失量化的具体思路和方法,并以2018年中国295个城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①5~10月期间,中国除青藏高寒地区外,大部分地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热应力影响,在新疆地区和中东部季风区更为显著;②中国三次产业损失工作时间总量呈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特征,其空间分布格局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③高温对经济损失在23.47亿元以上的城市有深圳、东莞、广州、佛山、上海、重庆、苏州、杭州、成都和厦门,其中深圳市最高达到了72.12亿元;④中国东南地区大部分城市GDP受极端高温影响较大,尤其城市规模等级较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更为严重。研究成果为高温对经济损失评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刘倩倩, 吴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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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收缩背景下缩小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实现二者协调持续发展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测度分析了2010—2020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以上市域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并对不同人口收缩类型市域进行差异性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析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市域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但总体水平较低,协调度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协调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呈现“人口增长型>轻度收缩型>中度收缩型>重度收缩型>严重收缩型”的发展演化特征。②协调度空间分异总体呈下降态势,人口增长型与严重收缩型、重度收缩型的组间差距较大,不同人口收缩类型市域组间差异是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成因。③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拉动、社会促进、科技支持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主导因子为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占GDP比重。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刘文俊, 彭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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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2011—2019年,全国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均值呈先缓慢下降,后持续上升的两阶段特征;全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则呈持续上升的趋势。②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最大。同时,这个提升效果会受到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即企业战略柔性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强。③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强人力资源配置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④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区域的研究样本中更显著。因此,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培育双元复合型人才,发挥国有企业的“领头羊”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郑慕强, 谢沂志, 麦宇航, 杨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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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企业为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等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外资企业的空间演化及升级路径对于中国更好吸引高质量外资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企业动态演化的视角,以1992—2022年新加坡在华投资企业(以下简称“新资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估计、局域Getis-Ord Gi*指数和Apriori数据挖掘算法分别探讨了新资企业在华的时空演化特征及产业升级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新资企业主要集中分布在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等沿海发达地区,演化方向上呈现出自北向南、由环渤海地区向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聚集的趋势。②新资企业进入热点向长三角地区集聚,而退出热点则集中在环渤海和福建沿海地区,同时投资趋势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高附加值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③长三角地区在批发零售、运输仓储、软件信息、科学研究、商业及法律服务和房地产的产业关联强度较为稳定且紧密度上升,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关联在整体上发展较为均衡但没有关联稳定且保持紧密的产业集群,而环渤海地区的产业集群稳定性较差。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武前波, 郭豆豆, 赵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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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适性正在成为当前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新城市增长理论范式。以杭州为例,选取各类创意空间样本,利用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探究创意空间的分布格局、主要类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创意空间整体呈现内向集聚和外向拓展的分布格局,其集聚重心和主城区范围相一致,向外拓展呈现追逐生态环境舒适性的发展特征,形成明显的生态创新轴线;②根据空间类型、产业功能及区位特征不同,创意空间可划分为文化创意型、特色发展型、创业孵化型、知识密集型四大类型,各类创意空间表现出多样化的舒适性偏好分布特征,与城市发展格局密切相关;③基于舒适性视角的创意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以人才、科技及各类消费设施为核心的教育舒适性、社交与休闲舒适性相关因子作用显著,景观舒适性、交通舒适性次之,不同类型创意空间的舒适性因子存在一定差异。最后,从舒适性视角提出城市创意空间发展的策略建议。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易柳池, 甄峰, 席广亮, 谢智敏, 李智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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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界毗邻地区是都市圈一体化的先行区,打破边界阻碍,提升要素自由流动水平是都市圈跨界发展的关键。文章基于街镇构建人流视角下的边界效应类型,以南京都市圈为研究区域,分析行政边界对都市圈毗邻地区人口跨界流动的差异化作用特征和机制。结果表明:①毗邻街镇之间的人口流动频繁,边界局部融合,在《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划定的重要片区内,呈现出高频人流的一体化发展态势;②边界对毗邻街镇与非毗邻街镇之间的人口流动阻碍较大,仅少量毗邻街镇人口向非毗邻地区扩散;③整体来看,都市圈内边界毗邻地区处于一体化的初期,以毗邻街镇间的跨界流动为主,跨界组团初具规模。两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可以更加准确地描述都市圈毗邻地区的一体化模式,有利于在规划过程中制定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区域协同的进程。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彭坤杰, 许春晓, 贺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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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韧性城市理论为基础,构建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索2008—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从时序演进角度看,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总体水平呈向好发展,但韧性水平的绝对差距也呈显著扩张态势,其演变周期可划分为“波动—提升—共生”3个阶段。②从空间分布角度看,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空间差异性较大,韧性高值区集聚于上海、浙东北、苏南地区,并由此区域向外呈层次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扩散趋势;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空间集聚水平呈良好发展趋势,已形成以四大地区为首的热点区域空间集聚特征。③从空间转移角度看,城市人居环境韧性等级的空间传递性较为显著,邻域背景下的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城市形成各自集聚的“俱乐部收敛”现象,等级转移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特征。最后,提出要全面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整体提升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孟德友, 陈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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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阐述网络范式下城市空间格局分析的新思路的基础上,以河南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城市省内外铁路客运班次对河南城市省内外联系网络的空间格局及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城市省内外联系网络的均质度不断提升,尤其是随着高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河南城市直接联系的省外城市数量和联系强度明显提升。②趋中型城市在省内联系网络中的权力地位突出,边界型城市在省际联系网络中的权力地位逐步提升,边界型城市在省际经济联系与合作中的门户职能和区位优势逐步凸显。③城市省内外联系呈现出典型的高等级城市指向、高铁沿线城市指向和城市群指向的新特征,高速铁路逐步替代普速铁路成为城市省内外联系的主导轴线。④高速铁路建设有利于强化城市间联系的空间近邻效应,但空间距离约束下城市省内外联系的距离衰减效应仍较显著。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魏超, 吴洲, 李荣娟, 邢健, 张梦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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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城联结城乡,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县城城镇化高质量与协调发展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63个县城为研究对象,从“业—地—人—态”4个维度解构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内涵,揭示其在2015—2020年的时空演化与空间关联特征,探索县城城镇化多维协调发展状态,厘清制约县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素。研究表明:①湖北省县城城镇化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维度间差异较大。区域差距虽持续缩小,但仍处于较高水平。②湖北省中部县城城镇化质量普遍高于东部、西部以及外围县城,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区域间权衡博弈现象明显,尚未形成区域发展合力。③县城城镇化各维度间的协同性持续下滑,低水平耦合在局部地区集聚。县城城镇化协调发展状态稳步改善,但仍任重而道远。④湖北省县城城镇化问题复杂,县城发展阶段一致性较差。障碍因子呈“首位集聚,末位分散”特征,需有的放矢,差异化调控。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陈友余, 宋怡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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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数据,文章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分析其演化特征、空间结构和中国地位。研究表明:①数字服务贸易参与国家日益增加,但网络连通性和扩散性较差;②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进程缓慢,各国的贸易地位差异大,“一带一路”倡议较好地促进了多边贸易;③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具有显著的社团性,凝聚子群数量2010年以来变化不大,但凝聚子群内部参与国有变化,不同子群内部联结强度有别,子群之间凝聚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④空间分布上,呈现非均衡特性,相对点强度的核密度估计曲线呈现“帕累托”分布,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限制度的核密度估计曲线不再呈现“双峰分布”,两极分化加剧。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合作伙伴相对稳定,但贸易圈有待扩展,核心竞争力、控制力、独立性和贸易自由度均有待提升,急需防范贸易依赖风险。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马淑伟, 江岩, 宋雅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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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国“八大经济区”和“四类等级城市”为两种空间维度,对财产保险行业的地理分布特征进行探索性研究,通过数据包络建模对2015—2017年中国财产保险行业的全险种经营效率区域差异进行测算,并通过OLS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财产保险行业企业经营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但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②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财产保险市场发育程度更高,但财产保险企业经营效率还要受到区域垄断性、市场空间、气候条件、公共财政支出等因素影响,从而使大西南、北部沿海等区域财产保险企业拥有一定的经营效率优势。基于中国财产保险行业企业经营效率具有区域分布规律,应充分重视区域空间关联,在促进财产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可采取有关对策建议。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蒋辉, 陈瑶, 刘兆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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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探索粮食生产韧性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基于2004—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粮食生产韧性综合指标,运用熵值法、标准差椭圆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方法,分析了粮食生产韧性的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4—2020年,中国粮食生产韧性整体呈下降趋势,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不足。其中,中部、东部地区韧性水平较高,西部地区韧性水平较低,但整体皆呈下降趋势,只有东北地区韧性水平较为稳定。②城镇化率、科技因素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为影响粮食生产韧性的主要因素,各影响因子两两之间交互关系主要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最后,从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粮食生产,积极构建新型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粮食产业发展新格局等方面提出了增强中国粮食生产韧性水平的政策建议。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全雨霏, 吴晓, 刘昱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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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的兴起不仅冲击着传统商业,也重塑了购物设施间的互动关系。以南京主城区的快递网点和社区级零售商业设施为样本,基于POI的分析,从点、线、面揭示了二者空间服务能力的时空演变,然后判别其空间关联,最后探析了设施空间服务能力及其关联的影响因素,为优化城市商业空间提供参考。研究发现:①快递网点演变为“多核心”结构、网络内向关联趋向均质化、服务范围的局部差异增加;社区级零售商业设施演化为“圈层式”格局,网络内向关联呈圈层式递减、平均服务范围有所缩小。②主城区的设施空间服务能力关联以互替关系(电子商务占优势)居多,其次为互抑关系。③高等院校辐射范围和用地功能混合度均对设施空间服务能力及关联产生显著影响。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周媛媛, 董平, 陆玉麒, 陶洁怡, 魏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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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企业跨城组织关系视角,利用2019—2021年认定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跨城布址数据,借助“总部—分支”关系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从网络结构、网络层级、网络中心性3个方面剖析全国和城市群尺度下的城市创新网络格局,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城市创新网络地位驱动因素的异质性。研究表明:①中国城市创新网络整体呈现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为顶点的菱形空间结构,网络联系以择优连接和邻近连接为主;②城市群内部网络结构异质性突出,分别呈现出单核心、双核和多核心3种网络结构;③网络呈现东强西弱的“金字塔状”网络层级特征;④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在城市创新网络中占据极强的控制力和吸引力,但不同城市的创新辐射能力和集聚能力存在显著差异;⑤不同要素的作用效果在创新网络地位不同的城市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和中高等级创新网络地位的城市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是城市创新网络生长发育的关键。创新水平、政策环境和城市行政等级对创新网络地位低的城市增长效应更明显,市场开放度对中等级创新城市的增值效应更强,金融发展水平对高等级创新城市的拉动作用显著。
  • 三农、土地与生态
  • 三农、土地与生态
    马楠, 陈若雪, 沈体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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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现代化发展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支点。在对农业现代化相关文献梳理基础上,构建包含农业发展水平、农业结构水平、农业生产效率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全国范围选取293个市域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全局莫兰指数、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方法研究2009—2019年中国市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时空演进与空间溢出机制。研究表明:①农业现代化发展平均水平“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由“二元结构”经过“中心—外围”结构后“裂变”得更加均衡。②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高水平档的市域数量逐渐增多。③农业现代化发展演进由“低速发展平台期”经过“快速发展跃升期”后,现已进入“快速发展稳定期”。④城市农业现代化发展通过“交通运输”“区位环境”“农业经济联系”和“产业互补性发展”4种机制对周围城市农业现代化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产业互补性发展”的溢出效用最强。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 三农、土地与生态
    苏浩, 吴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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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断耕地系统健康状态,揭示耕地系统健康演化过程的时空特征,可为维持和提高耕地系统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文章以东北黑土区典型地域克山县为研究区,利用突变模型和ArcGIS平台,测算耕地系统健康阈值系数,诊断其健康状态,阐明耕地系统健康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耕地系统健康阈值范围为[0,0.26)、[0.26,0.48)、[0.48,0.71)和[0.71,1.00]4个区间,耕地系统健康状态相应表现为差、中、良和优。②1986—2018年研究区耕地系统健康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各乡镇的耕地系统健康在不同时间段存在着健康状态的转化情况。③1986—2018年研究区耕地系统健康状况持续下降,耕地系统健康阈值系数下降幅度加快,各乡镇的耕地系统健康阈值系数逐渐趋于均质化,健康阈值系数的差异性持续减小。文章通过构建黑土区典型地域耕地系统健康诊断体系,验证了不同时序耕地系统健康状态差异,提出了建立全生命周期耕地系统健康监测支撑体系的设想,丰富和完善了耕地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理论与实践。
  • 三农、土地与生态
    王本礼, 王也, 曾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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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株潭绿心地区作为长株潭城市群绿色空间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提供城市公共生态服务的功能,具有大规模、高碳汇、生态系统敏感的特点。文章以长株潭绿心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在巩固提升碳汇能力的背景下,结合过往研究,将用地类型划分为碳汇用地与非碳汇用地,分析其2015、2020年碳汇用地及碳汇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长株潭绿心地区碳汇用地面积总体呈缩减态势,其总量的减少主要体现在农用地的缩减;非碳汇用地中建设用地增速低但增量高,其他农用地增长显著。②碳汇用地内部转化的方向为碳汇能力提升的用地结构;碳汇用地向非碳汇用地的转化顺差较大,而非碳汇用地向碳汇用地的转移主要流向林地。③长株潭绿心地区用地总体景观格局多样性和丰富度提升显著,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有一定的消极干扰,且难以控制景观破碎化程度的加剧。④碳汇能力的空间分布呈“东强西弱”的格局,2015—2020年总体碳汇能力总体提升显著。⑤湘江沿岸的碳汇用地转换为建设用地的风险极高;中部山地区破碎化的农村建设用地将会对碳汇用地的连通性产生影响,从而导致碳汇能力的降低。文章为绿心地区碳汇用地格局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 三农、土地与生态
    夏天, 吴婕妤, 朱媛媛, 于雷, 赵雪梅, 万敏, 叶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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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部重点农区——潜江市是中国“小龙虾之乡”“虾稻共作”的发源地,“虾稻共作”已迅速推广至我国长江中下游及山东、云南等地。探索虾稻共生模式对农业及社会经济的影响,有助于科学调控虾稻种植格局,保障粮食和生态双安全。文章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演绎地域演变模式,通过分析2016—2020年潜江市虾稻田时空格局演变过程及特征,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农业政策多方面,探讨潜江市虾稻田发展的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虾稻田空间呈现“西南多,东北少”分布格局,种养格局重心整体由西南向东北方向迁移,轨迹呈倾斜的“Z”字型,平均迁移速度为1.37 km/a,标准差椭圆扁率逐渐减小,且椭圆面积波动增加。②潜江市虾稻田地域模式呈现“政策调控型→科技主导型→社会发展型”演变特征,受社会发展及自然因素影响,农业政策通过宏观调控加大投入稳定了潜江市虾稻田种养面积,科技主要通过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和技术创新推动了潜江市虾稻田由西南向中东部迅速扩张,社会发展通过农田水利设施修建、城市化发展和农产品电子商务及储藏保鲜冷链物流发展对虾稻田进行影响。文章通过潜江市虾稻田的空间演变过程探讨其地域模式,结果将有助于虾稻田农业区域合理规划和发展,为决策提供科学数据和技术支撑,也为我国打造虾稻田区域性优势产业带提供政策建议。
  • 旅游经济与管理
  • 旅游经济与管理
    马斌斌, 豆媛媛, 贺舒琪, 张爱霞, 喻敏, 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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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立足数实融合背景,将共生理论引入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在深入阐释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1—202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相关计量经济模型对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化、动力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间存在持续稳定的共生条件与融合基础,其融合发展的共生系统由共生条件、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模式以及共生环境共同构成,其融合共生模式主要表现为以高新技术牵引为动能的内源互惠型融合共生模式和以产业链和产业功能拓展为导向的嵌入一体化融合共生模式。②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历程呈现动态演进特征,主要经历了4个融合阶段:第一阶段为萌芽期(以资源管理为重点),第二阶段为初始期(以产品服务为主线),第三阶段为变革期(以市场需求为平面),第四阶段为重构期(以产业转型为主体)。③2011—2020年,31个省域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梯度差异特征,形成了“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华北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的空间格局,且表现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和区域固化效应,其中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为融合发展引领区。④数字产业、市场需求与经济发展活力是促进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反而加剧了“数字鸿沟”与“融合壁垒”问题的凸显。
  • 旅游经济与管理
    杨懿, 廉倩文, 丁玲, 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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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间文旅消费作为一种新的文旅经济形态,逐渐成为新时代推动我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文章运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我国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地理叠加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在省域尺度的分布较为集中。②在空间分布结构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南北分布不均,整体呈现南多北少、南密北疏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出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规律;在三大经济地带上呈现东部较多、西部次之、中部较少的“凹字形”分异规律。③在空间分布密度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呈现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两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核密度分布特征较为相似,在空间上均形成了长三角地区的1个高密度核心区、京津冀地区和川渝交界处的2个次密度核心区,以及以3个密度核心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扩散所形成的核心集聚片区。④在影响因素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的异质性受到经济水平、社会基础、旅游市场、文化环境、公共服务等人文因素以及海拔高度、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
  • 旅游经济与管理
    邱族周, 胡希军, 钱惠, 廖坤富, 黄小兵, 刘云, 韦宝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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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村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建筑艺术等重要价值。文章以福建省的494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ArcGIS空间分析、地理统计分析和历史文献梳理等方法,研究其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福建省传统村落呈显著的集聚模式,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表现为“多中心集聚”分布格局,北部密集、南部稀疏,并以福建省中部为中心向两端逐渐减少,同时沿着古驿道和流域呈多带状分布。②福建省传统村落主要形成于元代以前,空间分布方向呈“西南—东北”走向。随着朝代更替,分布重心逐渐向东、南方向偏移,分布范围扩增且方向性明显增强。③传统村落的形成和演化受到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影响传统村落建村的选址和布局,而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因素则影响其发展和演化。
  • 旅游经济与管理
    赵珍, 苏绕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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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院在民族走廊地区社会—生态系统中具有独特功能,明晰宗教场所时空扩展及其驱动因素,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文章基于河湟谷地藏传佛教寺院既有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以及DEM和气候数据,利用时空序列分析方法,重建本区域宋代以来寺院扩展与演变,分析寺院数据变化与史实。结果表明:①寺院分布由多核趋于带状,形成“组团式”分布的扩展结果,空间集聚特征不断增强,区位—环境选择定向,居于区域中心地特征显著。②清代是奠定当今寺院分布格局的主要时期。③寺院扩展与政教合一、经济收益、气候变迁、宗教组织体系等多重因素相关联,尤其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社会发展主趋势下,诸因素形成寺院扩展的多层级驱动。④以寺院扩展为基础的宗教扩散模式属于等级扩散和蔓延扩散,扩散理论需要对以环境变迁为特征的“外部因素”多加关注。此外,扩散本身并不具有同质性,教派、寺院结构及寺院对于经济的追逐也会影响扩散。⑤寺院作为文化遗产,具有使社会—生态系统趋于稳态的功能。
  • 旅游经济与管理
    李姝晓, 童昀, 何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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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业碳达峰、碳中和对于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测算2000—2020年海南省旅游碳源、生态系统碳汇的基础上,利用GDIM、蒙特卡洛模拟、情景分析法分解并预测海南省国内和入境旅游碳达峰路径,同时利用灰色模型、马尔可夫链预测旅游可分配碳汇,探索不同情景、不同客源市场下的旅游碳中和实现。结果显示:①2000—2020年海南省旅游碳排放和生态系统碳汇均呈增长态势,国内旅游碳排放和可分配碳汇比重逐渐上升,入境旅游碳排放比重下降且受疫情影响明显。②海南省国内和入境旅游碳排放的最大促增因素分别是旅游经济规模、投资规模,以绝对因素为主,促减因素分别是旅游经济碳强度、投资碳强度,以相对因素为主。③海南省国内旅游碳达峰时间分别为基准发展情景2035年、可持续发展情景2030年、低碳发展情景2026年,峰值分别为3 470.74万t、359.02万t、326.84万t;入境旅游碳达峰时间为基准发展情景2035年,峰值7.38万t,其他情景已经达峰。④旅游可分配碳汇逐年增加,国内旅游可分配碳汇提高,入境旅游的降低;海南省国内旅游将在2044年全面实现碳中和,而入境旅游已经实现。研究旨在为优化旅游业低碳发展政策和推动海南省“双碳”进程提供参考依据,助力海南自贸港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