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解决这个难题,内生能力的发挥有关键作用。农户是农区经济的基本组织单元。文章首先评述了农户在农区发展中的作用、农户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等农户地理研究,接着分析了农户与企业关系、农民发展意识与企业家精神等农区现代化进程中新经济主体发展状况及相关的发展思想,提出在农区现代化过程中农户地理的新研究框架。与已有农户地理研究相比,该框架增加了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区位及空间结构,农业龙头企业与包括农户在内的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的空间关联研究等内容。相应地,农户自主发展能力也进一步扩延,并引入企业家精神。文章强调,在农户走向市场经济及与其他农区新兴主体共存情况下,农区的企业家精神需要给予特殊关注。与一般企业家精神相比,它更突出特殊文化制度背景下创新、特殊阶段和特殊产业的创新、城乡要素联系和流动引发的创新等。此外,这些经济主体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农户地理研究的特殊关注点。

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重要发展取向,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区与突破口,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新的内涵与时代使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县域的过渡、衔接、交汇、转换与交融等节点功能,通过优化城镇空间体系与城乡地域功能空间肌理,畅通城乡要素流通机制、价值增值与显化机制,优化城乡地域整体功能的同时,促进城乡等值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任务在于优化县域城乡地域系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梯度市民化、统筹乡村振兴与县域城镇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要重点关注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重构与县域实践逻辑、县域城乡要素流动机制与优化配置、县域城乡产业分工格局与功能提升、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方案、面向新需求的方法创新与技术集成等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人文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需要及时面向新时期国家战略需求,思考对区域发展领域的新要求、新内涵以及重要科学问题。文章简要梳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表述及与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关系;分析对区域发展的理念、阶段、重点、区域关系、城乡关系、空间治理、开放等多维度影响;剖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丰富空间内涵,主要包括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空间治理和双循环新格局等4个方面,对标了世界主要国家区域协调水平;最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人文经济地理学的6个重要科学议题：区域重大战略、特殊类型区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权衡协同关系,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人口经济社会的合理布局,主体功能区、可持续发展与国土空间体系,“一带一路”、双循环与开放,以及中国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新因素与新机制。

中国和平崛起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变,崛起国和霸权国通过权力博弈争夺小国的支持与追随,小国则对大国双方有不同战略倾向,由此导致权力博弈与国家间关系极为复杂。文章在借鉴领土陷阱、战略三角与对冲战略等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地缘位势与双边关系互动规律探讨的分析框架,并以中美在东盟十国的地缘博弈为案例,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中美在文莱、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地缘位势博弈处于竞争激烈的权力博弈区,而在其他国家则处于博弈较缓和的权力介稳区。②结合中美与东盟十国双边关系定量计算结果,东盟十国对冲战略可以分为三类：菲律宾、缅甸、文莱、新加坡表现出明显的制衡;老挝、柬埔寨属于追随;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则属于对冲。③不同权力博弈烈度下小国不同的对冲战略选择导致中美在东盟的地缘位势与双边关系表现出5种互动类型,即老挝、柬埔寨为追随型,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为束缚型,新加坡和缅甸为防范型,印度尼西亚为牵制型,菲律宾和文莱为制衡型。最后,依据中美与东盟国家表现出的不同互动规律,提出了重点深耕、努力维持、尽力争取和适度防范4种分国别的经略手段。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为我国世界经济地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引。文章梳理了世界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历程,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解决当今复杂的世界经济地理问题的重要作用。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提出了世界经济地理理论创新发展的初步认识：世界经济地理是个一体化的结构概念,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环境变化、全球地缘政治结构变化需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从全球整体、国家之间关系、国家自身发展、非国家关系以及不同尺度主体的相互作用角度来认知;世界经济地理是个历时性的演化过程,世界经济地理研究应有明确的研究单元,世界经济地理研究离不开中国。初步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世界经济地理的理论体系,该体系是以全球一体化理论、地域分异与地域联系理论、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基础理论,从历史视角、地区视角、国家视角和非国家视角出发,来研究不同尺度层级结构的世界经济地理问题。最后,文章以新的理论体系架构为支撑,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世界经济地理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本质要求、宏伟蓝图与实现路径。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佳集中展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文章从阐述长三角、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与本质要求的体现展现切入,重点从提升产业创造财富和就业能力、“城”“市”并举推进新型城镇化、“生态理性”“经济理性”兼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角度,剖析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新要求赋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内涵,进而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议题,以期丰富人文经济地理学领域国内区域一体化研究,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实践提供依据和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为新时代旅游地理研究提供了学术指引。通过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结合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走向,从理论、方法和应用层面构建了旅游地理研究新框架。强调必须发挥旅游地理学区域性、综合性、交叉性和应用性的学科特点与优势,以旅游人地关系理论为核心,综合应用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在加强旅游空间分析、旅游地演化规律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同时,重视现代性理论、融合共生理论、公平正义理论、场景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在旅游地理领域的创新应用,逐步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旅游地理学理论体系。文章提出要强化“中国特色”的旅游地理研究,深入探究人口（需求）特征与流动性规律、旅游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文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旅游人地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国际旅游地缘格局与旅游对世界和平的促进作用与效应等科学问题,推动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创新。旅游地理学者应成为中国式旅游现代化研究的先行者和实践者,积极担当响应国家战略的政治使命、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使命、协调“两个文明”的文化使命、推动人地和谐的生态使命、服务行业发展的经济使命、推进和平发展的国际使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提升空间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发力点。随着智慧社会的到来,不断丰富的数据源已经成为感知和理解城市空间的有力武器。城市空间治理作为空间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目前仍缺乏统一协调的框架来应对其面临的失效、失序、失衡问题。这促使数据驱动成为未来治理数字化、智慧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从而深刻推动了空间治理由经验式向科学式的逻辑嬗变。充分挖掘数据资源潜力有助于强化城市空间治理在不同单元、不同层级、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文章提出数据驱动的城市空间治理需要基于海量多源地理信息数据和城市感知数据,打造互联互通的数据管理平台与刚柔并重的指标体系;进一步,通过构建城市安全格局和功能格局明确城市空间发展基本框架,利用城市智脑平台形成空间监测、评估、模拟和决策全流程的智慧化治理框架,从而实现城市空间的高质量、协调、公平发展的最终目标。

文章利用中国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据此考察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三权分置”政策显著提高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在高城乡融合度地区、财政强省、东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三权分置”政策通过提高农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以及城镇化共同推动了城乡融合;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农地流转相互促进,农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均能推动城镇化水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的城乡融合具备清晰的作用路径与完善的自我实现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与本质要求,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应积极响应。响应中国式现代化,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应该树立与遵循3个基本理念：资源节约理念、综合理念、战略思维理念;主要研究领域有：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开发等;地理学者要深刻把握基本国情,重视经济原则,讲好现代中国故事。

贯彻落实交通强国战略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核心任务。服务国家发展需求一直是交通地理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使命,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的变化,中国式现代化对交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与新使命,需注重交通运输的质量效益和交通一体化的融合发展;需兼顾交通运输服务的经济高效与公平性、韧性;强调以人为本,兼顾区域交通与城乡交通协调发展。交通强国战略以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和世界前列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目标,对此,未来交通地理学学科发展需相应关注：面向新发展要求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基于开放视角下的跨境交通互联互通、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以人为本的城乡交通协调发展、服务新发展格局的物流与供应链地理、发展与安全统筹视角下的交通韧性、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绿色交通等研究方向,不断完善与创新学科基础理论与研究范式,为交通强国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动对外开放发展,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旗帜,以及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引。在此背景下,文章首先回顾中国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其次阐释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要求和新使命,而后提出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从深化“五通”合作、拓展合作新领域、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强化企业风险防范等方面加强工作。此外,地理学者应该系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道路,开展国际发展、国别地理、世界地理、“一带一路”建设案例、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等相关研究。

随着城市旅游与城市自身发展的联系愈加紧密,城市功能成为理解城市旅游规模变化的重要工具,却较少有研究定量验证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文章以广州为案例地,基于TY-Granger检验的方法验证了城市功能与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基本—非基本功能的视角进一步剖析。研究发现：在5%的显著水平上,广州城市功能中的基本功能推进城市旅游规模的增长,在10%的显著水平上,广州城市旅游规模对城市非基本功能存在促进作用;各基本功能中,批发零售功能、科研服务功能和医疗卫生功能促进广州城市旅游规模增长,而旅游规模对商务服务功能有影响;广州的入境旅游规模与城市基本/非基本功能总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显著,但与各个基本功能的关联更为复杂。研究结果说明,城市功能的服务范围和规模会影响城市旅游规模变化;当生活性服务业相关的城市功能产生了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时,也会促进城市旅游规模的增长,比如广州的医疗卫生功能,这为城市政策制定者和旅游相关行业从业者提供了启示。

建设交通强国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支撑引领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发展经历了瓶颈制约、总体缓解、基本适应三个阶段,进入引领发展阶段;基本矛盾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交通运输发展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交通强国的基本内涵包括“自身强”和“强国家”两个维度,要求以人文—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和秩序为基本依据,顺应信息时代人类活动时空组织模式的革新,通过应用新技术、创新服务模式和业态,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交通的需求;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支撑美丽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社会体系中的基础性、先导性、服务性和战略性作用,推动形成和谐、有序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有力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文章梳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演变历程和转移支付管理实践变化与趋势,使用空间分析、相关系数分析、基尼系数分析和RE指数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及效果,得出以下结论：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公平性不断提升;转移支付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为规模不断增大、精准性不断提高、地方平衡性不断增强。②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降低了各省域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推动了各项省域协调发展指标均衡提升。③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主要通过推动人均财政支出均等化和规范地方政府支出行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最后,从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规范省以下地方财政支出行为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进入21世纪,世界地缘关系、全球化态势和安全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西部在全球和国家尺度的地缘战略地位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了质的提升。分析表明,①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部是我国全球博弈的“地缘根基”,即独特的地缘政治“敏感地”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后方;②西部的国际地缘经济区位不断提升,日益成为连接“发达世界”与“欠发达世界”的“全球陆道”,未来可能演变为我国新的全球产业分工重要基地;③西部未来在欧亚大陆可能再次成为全球主要文明体的交流通道和交汇地。研究认为,西部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路径是建设“四个基地”：①基于扁平化和网络化机遇,尝试建立全球产业分工中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新产业基地;②基于强大的国有体制和资源型产业基础,建设全球生产网络的国家资源型产业基地;③基于独特的生态文化资源,建立国际交流平台,培育特色的区域性全球城市,提升城市的全球化水平;④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国际通道能力,建设国家战略性资源的储备基地。因此,西部需树立“欧亚大陆经济区和文化系统相连接”的大战略思想,建立发达的国际贸易交流枢纽和体系,沟通“发达世界”与“欠发达世界”,尝试设想建设“丝绸之路文化带”,提升在日益扁平化的全球网络中的话语权,成为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后方和资源基地。

美丽中国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也是实现生态文明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美丽中国建设涉及人口、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等诸多学科领域,需要借力于自然与人文学科的跨学科整合来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持。综合自然地理学兼具人文和自然学科分析特长,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系统剖析了美丽中国的科学内涵以及综合自然地理学学科特质,进而探讨了格局—过程互馈机理、人地耦合系统理论、综合区划等综合自然地理学主要研究内容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的应用方向,并在综合自然地理学框架下凝练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研究领域,包括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绿色转型发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等,以期促进地理学与美丽中国建设的深度融合,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学科支撑。

中国地理学,特别是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科发展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立足于地理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走向,着眼于经济地理学面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是正确理解和建构中国经济地理学自主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前提。首先,在讨论地理学发展战略、阐释地理过程和地理格局研究重点应从模拟和预判走向调控的基础上,文章认为：我国未来国土空间体系优化调控应成为地理学前沿命题。进而重点讨论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未来发展的5个创新方向,包括综合人文地理学将成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科中人口地理学的回归和振兴;做大做强政治、社会、文化地理学;重大生产力布局原理研究;国土空间体系优化的辅助决策方法论。中国地理学战略研究、国际代表性杂志和美国战略的主题词的比较表明：我国同美国战略的提法基本一致;美国战略研究同现实中国际发展前沿不相同;我国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且与目前现实发展的国际前沿有明显的差异性,创新地理学、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自主知识具有现实基础和客观需求。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任务与人文地理学发展规律在科学内涵、建设任务、发展路径和发展目标上高度契合。在科学内涵上,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科学内涵同地理学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内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建设任务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战略”与“布局”热词与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前沿和重点方向高度匹配;在发展路径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系统观念”与地理学研究和决策相结合、与地理学综合性和区域性的学科特点相契合;在发展目标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国家需求和关键问题与地理学发展的学科前沿和自主创新的目标高度统一。最后,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例讨论了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者的使命担当,包括认识区域协调发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意义的重要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创新和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形成完整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体系;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优化国土空间体系的难点是如何促进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充分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新型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新时代的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要求。顺应这些要求,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依托创新驱动构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体系;有序推进城市群高质量集聚,把城市群建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区与先行区;全面推进县城高质量发展,将县城和小城镇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区;深度推进城乡高质量融合,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奋斗方向;依托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别,做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综合区划,因地制宜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正确处理好中国式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及路径依赖,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中逐步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面对国际环境深刻巨变和国内发展阶段演变,都市圈作为国家城镇化战略格局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空间,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引领国家发展的重要地域单元。文章在对中国都市圈发展历程进行阶段性总结的基础上,阐释了在新发展环境中都市圈面临的新价值使命,即都市圈是实现国家空间战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支撑双循环发展格局、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突破,促进产业链与供应链重组、推动协同创新的优势单元,构筑韧性发展格局、实现区域共同成长的治理联盟。最后,针对都市圈发展的现状问题和新时期战略需求,对中国都市圈规划和治理提出了若干策略建议。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的区域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群已经成为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形式。城市群由于涉及众多行政主体,区域性公共问题与日俱增,面临跨域治理的重大需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致力于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其实施近9年以来,以解决“大城市病”为重点,探索发达的大都市地区和不发达的周边地区共同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形成了高效有序的治理体系、多中心网络形态的治理结构和灵活动态的治理机制,积累了丰富的跨域治理实践经验。文章在跨域治理理论支撑下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跨域治理重大政策实践,探讨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跨域治理典范的新举措,并揭示其对中国跨域治理的启示和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