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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8: 219 - 229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8.022

旅游经济与管理

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以山东长岛为例

  • 李淑娟 , 1, 2 ,
  • 梁欢 1 ,
  • 隋玉正 , 3, ※ ,
  • 张朝晖 4
展开
  • 1.中国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中国山东 青岛 266100
  • 2.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中国山东 青岛 266100
  • 3.青岛理工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中国山东 青岛 266033
  • 4.自然资源部 第一海洋研究所，中国山东 青岛 266061
※隋玉正（1975—），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生态规划与设计。E-mail:

李淑娟（1977—），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管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5-03-26

  修回日期: 2025-06-2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0-10

基金资助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ZR2022MD08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49)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8CLYJ59)

收起

Impact of Ecotourism on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Island Resident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Changdao in Shandong Province

  • LI Shujuan , 1, 2 ,
  • LIANG Huan 1 ,
  • SUI Yuzheng , 3, ※ ,
  • ZHANG Zhaohui 4
Expand
  • 1. Management School，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 2. Key Research Base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Ocea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 3.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Qingdao 266033，China
  • 4. First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Qingdao 266061，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3-26

  Revised date: 2025-06-20

  Online published: 2025-10-10

Fold

摘要

国家公园的建设和持续推进在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也给原住居民的传统生计带来了新的挑战，生态旅游逐渐成为实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以长岛国家公园创建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文化适应能力”的生计韧性测度框架，并运用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揭示了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生态旅游显著提高了海岛居民生计韧性水平。②生计策略调整、经济社会资本在生态旅游与居民生计韧性间发挥中介作用，海岛社区形成的生计互助网络构成关键韧性基础。③政策扶持在生态旅游影响海岛居民生计韧性过程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有效政策支持能够放大生态旅游的积极效应。④生态旅游对生计韧性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群体差异，相较于高收入居民，其对低收入居民生计韧性的增强效果更为突出。研究结论为促进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升居民生计韧性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国家公园; 生态旅游; 可持续发展; 生计韧性; 海岛居民; 长岛

本文引用格式

李淑娟 , 梁欢 , 隋玉正 , 张朝晖 . 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以山东长岛为例[J]. 经济地理, 2025 , 45(8) : 219 -22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8.022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ongoing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while promot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ve also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livelihoods of indigenous residents. Ecotourism has gradually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achiev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ivelihood resilience, as a key indicator for evaluating the adap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residents' livelihoods, holds significant research value. This paper takes the Changdao National Park creation area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It constructs a livelihood resilience measurement framework: buffer capacity, self-organization, capacity for learning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capacity. By employing logit model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odels, the study reveals the impact mechanisms of ecotourism on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island resident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ecotourism on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different group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1) Under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ecotourism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level of island residents. 2) Livelihood strategy adjustments and socioeconomic capital play mediating roles between ecotourism and residents' livelihood resilience, with the community-based livelihood mutual-aid network forming a key resilience foundation. 3) Policy support serves as an important moderating factor in the process of ecotourism influencing island residents' livelihood resilience, where effective policy interventions can amplify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cotourism. 4) The positive impact of ecotourism on livelihood resilience exhibits significant group heterogeneity. Compared to high-income residents, ecotourism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low-income residen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and improving residents' livelihood resilience.

Key words： national park; eco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velihood resilience; island residents; Changdao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建设“美丽中国”的蓝图正深刻重构着人地关系的发展范式。设立国家公园、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推进自然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国家公园多位于生态敏感、经济欠发达地区，当地居民生计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域内传统生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分区管控政策的限制，居民生计面临结构转型与能力提升的挑战[1]。而生计韧性作为衡量居民应对风险、适应变化能力的关键指标，成为解决生计发展难题的核心要素[2]。生态旅游以尊重自然与保护自然为前提，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路径[3]。生态旅游通过拓宽就业渠道推动居民生计策略转型、重构生计资本组合优化资源配置，并依托环境教育增强居民生态认知，多维度提升居民生计韧性，为缓解保护与发展矛盾提供了新思路[4]。同时，国家公园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独特治理模式也为生态旅游开发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同步推进岸滩修复整治、近海养殖腾退等生态工程，推动环境质量不断优化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既有利于在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同时持续提升居民生计韧性，又有利于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在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生态旅游作为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协同的重要实践路径，其对居民生计的影响机制愈发复杂且关键。当前，关于生计问题的探讨，学界主要采用两类分析框架，一类是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另一类是基于Speranza等提出的生计韧性分析框架[5]。其中，学者多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研究保护地社区生计发展现状，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结果和生计策略的影响评价上[6-9]。同时，随着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内外学者开始将可持续生计框架引入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对居民生计的影响研究中，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10-11]，分别从能力提升、社区参与、家庭收入、经济效益等维度探讨生态旅游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11-15]。也有研究关注农户生计策略的转换意愿及韧性的关键因素，丰富了生态旅游与生计发展的理论研究[16-18]。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资本禀赋静态评估，难以全面反映当地居民利用多要素资源处理风险的全过程。而生计韧性框架则主要关注系统应对冲击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强调“扰动—适应—转型”的动态循环，能够解析国家公园社区在生态约束与发展诉求张力下的复杂适应机制[19]。目前，生计韧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生态移民、灾害冲击、城乡融合、土地整治等场景下农户生计韧性的测度、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强调旅游开发、农地流转等不同生计策略对生计韧性的影响，研究涵盖乡村旅游地、山区旅游地以及遗产型旅游目的地农户的生计韧性测度和差异化评价等内容[19-21]，揭示了生态脆弱区与脱贫地区生计韧性的群体异质性和空间分异规律，并逐步探索数字经济、社会资本等影响因素。同时，随着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新型旅游目的地的兴起，相关研究也开始关注生态约束下的社区居民生计韧性[22-23]。尽管已有研究证明了生态旅游对生计韧性水平提升的积极影响，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陆地，对海岛这一特殊地理单元的关注不足。然而，海岛生态系统具有封闭脆弱、资源承载有限等特性，海岛居民生计高度依赖当地渔业资源，其生计韧性形成机制与陆地居民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海岛生态旅游发展面临生态敏感性与社区适应性的双重挑战，亟需通过严谨的定量研究深入剖析，为海岛等特殊地理单元的可持续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1 研究区概况

长岛国家公园的主体位于山东省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地处我国胶东半岛北部黄渤海交汇处，是温带海岛—浅海湿地—海洋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黄渤海重要生态屏障及珍稀物种重要栖息地和洄游、迁徙通道，拥有独特的海洋、海岛地质遗迹，保护意义重大（图1）。长期以来，长岛以养殖渔业和捕捞渔业为主导产业，但受海岛特殊地理环境与生态系统敏感性制约，居民长期依赖单一的渔业生计模式，抗风险能力薄弱，在气候变化与海洋资源过度开发的影响下，生计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2017年，长岛启动国家公园前期论证与建设，开展了系统性的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尽管生态效益显著，但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也冲击了渔民的传统生计，导致渔民收入下降，生态保护与居民生计发展间的矛盾凸显。
图1 研究区概况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3）276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1 Overview of study area

在此背景下，生态旅游成为协调生态保护与居民生计发展的关键路径。当地通过大力发展山海生态观光游和海岛生态科考游，生态旅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在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海岛居民的可持续生计创造了更多可能。目前，长岛国家公园及周边区域已形成了以渔业和旅游业为主导，涵盖海洋渔业、海洋海岛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水产品加工业等在内的多元化生计模式[24]。然而，受海岛地理环境制约，生态旅游对生计韧性的作用机制仍需深入研究。

2 理论框架

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深刻改变了传统渔民以养殖和捕捞渔业为主的生计策略。受限于岛屿地理空间的孤立性与对外连通性的天然不足，海岛居民生计系统更易受生态保护政策冲击，生计的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
可持续生计理论指出，生计系统的核心要素包含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结构与过程转变以及生计结果，为分析生计转型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生计韧性理论强调个体或社区在面对外部冲击和压力时，通过调整生计策略、增强资源获取能力和提升适应能力，维持或改善生计的水平，基于Speranza提出的分析框架，居民生计韧性包含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3个维度[1]。生态旅游作为兼具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双重作用的可持续实践，通过创造多元就业机会、强化技能培训和推动社区自组织协作，显著提升了海岛居民应对海洋资源约束的缓冲能力、适应旅游业态的学习能力以及协同治理的自组织能力。文化资本理论强调，文化资源是居民生计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渔民的海洋文化遗产、地方性认识和渔业文化作为独特的隐形资本，通过生态旅游的保护和符号化再生产，能够增强居民的生计韧性[25]。
在相对封闭的海岛社会文化环境中，实现文化认同与经济价值的双重增值成为提高生计韧性的关键路径。因此，为全面衡量生计韧性，本文结合生计韧性分析框架，构建了“缓冲能力—学习能力—自组织能力—文化适应能力”四维框架（图2）。其中，文化适应能力特指海岛居民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和包容、对新环境的适应、对渔业文化的认同及创新性转化。可持续生计理论进一步表明，生计系统转型本质上是策略调整与资本重构的协同演进过程。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从传统的捕捞养殖生计转向生态旅游服务等多元生计模式，实现了生计策略的积极调整。社区参与作为转变过程的关键环节，居民在合作与交流中构建并强化生态旅游网络，能够有力促进经济社会资本的发展[26]。通过强化内部协作机制与拓展外部市场联系，海岛居民逐步突破地理屏障的约束，构建起内外联动的经济社会网络，形成了更具韧性的生计体系。
图2 生态旅游影响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理论框架

Fig.2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cotourism on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island residents

近年来，生态旅游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认为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的有效工具。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生态旅游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来源和改善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计韧性[27]。已有研究表明，生态旅游与当地居民的生计策略、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生计转型等密切相关[18]，并在提供就业与商业机会、提高家庭收入、增强环境意识、改善社区生活质量以及推动社会转型等具有重要影响[13,28]。综上所述，形成了探究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理论框架。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已有研究表明，居民生计韧性与年龄、文化程度、收入、家庭劳动力状况等多种因素相关[29]。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析生态旅游对提高居民生计韧性水平的效果，可能会因选择偏倚和内生性问题而难以准确区分家庭从事生态旅游与居民生计韧性之间的因果关系。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首先将从事生态旅游的居民家庭划分为处理组，未从事生态旅游的居民家庭划分为对照组；然后基于反事实框架，利用多种匹配方法评估平均干预效应。模型以生计韧性指数（LR）为被解释变量，将居民是否从事生态旅游（ET）作为虚拟变量，其中从事生态旅游的家庭取值为1，未从事生态旅游的家庭取值为0。同时，引入户主年龄（AGE）、户主受教育程度（EDU）、家庭健康状况（HEA）、家庭人口数（POP）和家庭是否有村干部（CAD）作为控制变量。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L R = β 0 + β 1 E T + β 2 A G E + β 3 E D U + β 4 H E A + β 5 P O P + β 6 C A D + θ
式中：β0为常数；β1~β6为回归系数；θ为随机误差项。
为进一步验证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影响的过程机理，采用Stata 18软件构建多层回归模型来验证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本文引入生计策略调整（LSA）、经济社会资本（ESC）作为中介变量，政策扶持力度（PS）作为调节变量，除生计多样性、劳动力状况等指标外，其他指标测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参考温忠麟等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研究[30-31]，分别建立参与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影响（式2），参与生态旅游对生计策略调整和经济社会资本影响（式3）以及参与生态旅游、生计策略调整和经济社会资本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影响的回归模型（式4）；政策扶持力度的调节效应模型（式5）：
L R i = β 0 + c E T i + δ C o n t r o l i + ε 1
M i k = α 0 + α E T i + δ ' C o n t r o l i + ε 2
L R i = β 0 ' + c ' E T i + b M i k + δ ' ' C o n t r o l i + ε 3
L R i = β 0 ' ' + c ' ' E T i + d P S i + γ E T i · P S i + δ ' ' ' C o n t r o l i + ε 4
式中： C o n t r o l i为影响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其他控制变量；Mik为第i个海岛居民家庭的第k种中介变量，其中k=1代表生计策略调整，k=2代表经济社会资本；c表示参与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总影响效应；α表示参与生态旅游对生计策略调整和经济社会资本的影响效应；b表示控制参与生态旅游影响后，生计策略调整和经济社会资本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效应；c'表示控制生计策略调整和经济社会资本影响后，参与生态旅游的直接效应；c''表示引入政策扶持力度及其与参与生态旅游的交互项后，参与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直接效应；d代表政策扶持力度对生计韧性的影响；γ为参与生态旅游与政策扶持力度的交互项系数；δ、δ'、δ''和δ'''分别表示控制变量系数；ε1、ε2、ε3、ε4为随机误差项，其他变量符号含义同等式（1）。

3.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人员于2024年5~6月分别对北城、嵩前、连城、南城、黑石嘴、花沟、北庄、大口北、东村、小钦岛和南隍城11个村进行了走访调研，具体做法是：采用系统随机抽样，以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入户访谈结合的方式，重点调查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当地居民对生计韧性及生计方式变化的感知。共发放问卷24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30份，有效率为95.83%。所选的11个村庄分布在南长山、北长山、大黑山、砣矶、小钦、大钦和南隍岛的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地理特征和旅游资源，且居民生计模式多样，涵盖了旅游主导、渔业主导、渔业兼业和外出务工等多种生计方式，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长岛国家公园居民生计情况。
为确保问卷数据的有效性，本文采用SPSS对问卷进行信效度分析检验，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1，KMO值为0.918，Bartlett球形检验对应的显著性值为0.000，问卷的信度与效度良好，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3.3 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计算

3.3.1 生计韧性指标

①生计韧性指标体系构建。为验证假设，本文构建了“缓冲能力—学习能力—自组织能力—文化适应能力”四维分析框架。其中，缓冲能力指的是居民利用物质、金融、人力、自然和社会资本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学习能力反映居民通过教育、信息获取和技术培训等途径提升自身素质的能力；自组织能力体现居民通过人际关系、社会支持与参与构建协作网络的能力；文化适应能力衡量居民理解、融入并创新不同文化的适应性与主动性。同时，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量化受访者的主观感知程度。
②生计韧性指标权重确定。考虑到生计韧性指标的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首先，运用极差标准化法消除指标间量纲影响后，借助SPSS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累计贡献率超过50%且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主成分因子[32]，以各指标的旋转后因子载荷值与公因子方差和的比值作为基础权重；然后，结合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加权计算综合得分，最终确定各指标权重（表1）。
表1 生计韧性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1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dicator system and weights

维度层 指标层 指标含义 指标权重
缓冲能力 家庭劳动力 家庭中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数量（人） 0.029
家庭健康状况 家庭非病残成员占比（%） 0.028
家庭年总收入 家庭年度平均总收入（万元） 0.047
技能项数 家庭成员所掌握的生计相关职业技能项数（项） 0.034
生计活动规模 家庭中开展生计活动的物理空间规模（如商铺面积、渔船吨位等）（m2、t等） 0.037
金融支持度 家庭可获得紧急借款的亲友数量及渠道数量（个） 0.043
生计活动信心 现有生计活动能够支持家庭应对外界风险变化的信心（1=完全无信心，5=完全有信心） 0.042
生计转型意愿 想用家中各类生计资本从事生态旅游工作的转型意愿（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 0.043
生计多样性 家庭成员从事的生计类型数量（种） 0.040
学习能力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的最高学历水平（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技校，4=专科，5=本科及以上） 0.039
信息获取能力 家庭获取就业、投资等信息的有效渠道数（个） 0.047
技能培训机会 家庭成员年均参加生计相关技能培训的次数（次） 0.036
学习交流能力 家庭成员参加社区或行业教育、培训等活动的频次（次） 0.038
教育重视程度 家庭年度教育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 0.034
文化适应能力 理解包容度 对于外部文化习俗、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接纳程度（1=完全排斥，5=完全接纳） 0.032
适应能力 对游客流入的响应速度及普通话或外语应用能力（1=完全不适应，5=完全适应） 0.035
主动创新精神 基于游客需求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意愿及文化融合支持度（1=完全反对，5=完全支持） 0.034
文化认同度 对于本地文化和自然资源的自豪感和认同度（1=完全不认同，5=完全认同） 0.043
自组织能力 邻里信任度 社区成员间的信任程度和关系紧密性（1=完全不信任，5=完全信任） 0.043
交通便利性 居住地至区域核心景点的交通便利程度（1=完全不便利，5=完全便利） 0.040
社区参与度 近一年参与社区事务及活动的次数（次） 0.037
资源依赖性 现有生计方式对保护区资源和文化的依赖度（1=完全不依赖，5=完全依赖） 0.041
政策知晓度 对国家公园和生态旅游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1=完全不了解，5=完全了解） 0.041
资源保护意识） 对国家公园资源保护的重视度和参与意愿（1=完全不重视，5=完全重视） 0.038
生计投资吸引力 现有生计方式的收入稳定性及持续投资或从事意愿（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 0.043
旅游网络联结度 直系亲属中从事生态旅游相关行业的人数（人） 0.037
③生计韧性指数（LR）计算：
L R i = C + L + A + O = W j C i j + W j L i j + W j A i j + W j O i j
式中：i=1，2，3，…，230； L R i代表第i户居民生计韧性指数； W j代表各项指标的权重； C i j、 L i j、 A i j、 O i j分别表示第i户居民的缓冲能力、学习能力、文化适应能力、自组织能力中的第j个指标值。

3.3.2 中介变量、调节变量指标

①中介变量、调节变量指标构建。本文以生计策略调整（LSA）和经济社会资本（ESC）作为中介变量，以政策扶持力度（PS）作为调节变量。其中，生计策略调整（LSA）通过生计多样性、旅游投资趋向和教育投入情况3项指标量化家庭策略选择；经济社会资本（ESC）从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和社区资源状况3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政策扶持力度（PS）则用于衡量居民对政策扶持力度的感知和满意度。
②熵值法计算权重。本文采用熵权法进行指标权重的客观赋值，权重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选取及其权重

Tab.2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indicator weight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权重
中介变量 生计策略调整
（LSA）		 生计多样性 非常单一=1；比较单一=2；一般=3；比较多样=4；非常多样=5 0.702
旅游投资趋向 非常不愿意=1；比较不愿意=2；一般=3；比较愿意=4；非常愿意=5 0.183
教育投入情况 认为家庭教育投入增加?完全不同意=1；不同意=2；一般=3；同意=4；完全同意=5 0.116
经济社会资本
（ESC）		 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年总收入?1万元以下=1；1万~10万元=2；10万~50万元=3；50万~100万元=4；100万以上=5 0.189
经济支持网络 愿意提供经济帮助的亲朋好友数?无=1；1~3人=2；4~6人=3；7~10人=4；10人以上=5 0.188
社区参与程度 经常参加社区活动，村民间联系密切?完全不同意=1；不同意=2；一般=3；同意=4；完全同意=5 0.100
旅游网络连结 亲朋好友从事旅游相关服务人数或在旅游企业任职人数?无=1；1~3人=2；4~6人=3；7~10人=4；10人以上=5 0.157
技能培训机会 每年参与技能培训次数?0次=1；1次=2；2次=3；3次=4；4次及以上=5 0.293
邻里信任程度 非常不信任=1；比较不信任=2；一般=3；比较信任=4；非常不信任=5 0.074
调节变量 政策扶持力度
（PS）		 - 居民对政策扶持力度的感知和满意度?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不满意=5 1.000
③变量计算：
M i k = ∑ j = 1 n W j · X i j
式中：i=1，2，…，230； M i k为第i户海岛居民家庭的第k种变量，{k=1时为生计策略调整；k=2时为经济社会资本；k=3时是政策扶持力度}； W j代表指标权重； X i j为第i户海岛居民家庭的第j个指标值。

3.4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由表3看出，从事生态旅游组的居民在生计韧性、教育水平等方面表现优于未从事生态旅游组。而两组在年龄、家庭健康状况和实际人口数、是否有村干部、政策扶持力度等方面情况相对接近，两组居民在这些基本社会特征上并没有显著的区分。从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来看，从事生态旅游组的生计策略调整、经济社会资本变量均值明显高于未从事生态旅游组。
表3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Tab.3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变量描述 从事生态旅游组（153份样本） 未从事生态旅游组（77份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LR 生计韧性指数 0.649 0.148 0.501 0.147
控制变量 AGE 实际年龄 53.120 10.219 52.730 10.882
EDU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大专=4；本科及以上=5 3.010 1.200 2.690 1.091
HEA 家庭非病残人口/家庭总人口 0.981 0.076 0.970 0.096
POP 实际人口数 3.700 1.020 3.570 1.031
CAD 有村干部=1，无村干部=0 0.070 0.248 0.080 0.270
中介变量 LSA 生计策略调整指数 3.525 0.840 2.550 0.814
中介变量 ESC 经济社会资本指数 3.703 0.647 3.130 0.554
调节变量 PS 政策扶持力度 3.647 0.601 3.571 0.785

4 实证分析

4.1 倾向得分的Logit模型检验

4.1.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将居民从事生态旅游作为虚拟变量（是=1，否=0），与其他控制变量一起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表略）。结果显示，从事生态旅游的参数估计值为0.126（p<0.01），表明从事生态旅游对居民的生计韧性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从事生态旅游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生计韧性水平。

4.1.2 共同支撑与平衡性假设检验

考虑到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可能受到多重因素的干扰，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有效应对数据偏差和潜在的混杂变量问题。为检验匹配效果，首先验证模型共同支撑假设（图3）。结果显示，匹配后样本共同支撑域显著扩大，实验组与对照组倾向得分重叠区间为[0.473,0.795]，认为参与生态旅游的居民家庭和未参与生态旅游的家庭的倾向得分值在较大范围内有重叠区域，满足共同支撑假设。
图3 匹配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共同支撑域

Fig.3 The common support domain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matching

为了保证影响效应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在效应估算之前，需要对协变量进行平衡检验。本文分别运用半径系数为0.01的半径匹配方法、1对3近邻匹配方法、马氏匹配以及核匹配四种方法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不同的匹配方法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基本一致，均通过协变量的平衡性检验。因篇幅有限，仅呈现核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表略）。结果显示，匹配后所有协变量偏误比例均下降，各个控制变量标准差均缩减至10%以内，表明PSM方法显著缩小了实验组与对照组间的差异。

4.1.3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从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来看（表4），4种匹配方法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值在0.111~0.132之间，对应的T检验值均大于2.58，在1%的水平下显著。与未从事生态旅游的居民家庭相比，从事生态旅游家庭的生计韧性水平平均高出12.14%。由此可得，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生态旅游对居民生计韧性水平提高具有积极影响。
表4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估计结果

Tab.4 Estimation results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匹配方法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t值
半径匹配（real=0.01） 0.121*** 0.022 5.47
近邻匹配（k=3） 0.111*** 0.023 4.71
核匹配（epan） 0.121*** 0.021 5.65
马氏匹配 0.132*** 0.027 4.88
四种方法平均值 0.121 - -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表5~表7同。

长岛国家公园建设中，居民通过“渔业+生态旅游”模式，占全年收入一半以上的补充收入，显著提升缓冲能力；参与技能培训、拓展信息渠道增强学习能力；依托合作社稳定销路，发展生态民宿强化自组织能力；创新渔家文化展示既巩固文化认同又促进交流，提升适应能力。生态旅游通过系统性提升海岛居民的缓冲能力、学习能力、自组织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使其生计韧性得到显著增强，进一步印证了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促进作用。

4.1.4 异质性检验

生态旅游对居民生计韧性的提升并非均质化，其影响可能因居民群体的异质性而存在明显差异。为剖析不同类型居民生计韧性受生态旅游影响的差异性，本文以家庭年均收入的均值作为划分界限，将研究对象细分为高收入居民组与低收入居民组两大组别，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5）。结果显示，从事生态旅游对不同类型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再次验证了从事生态旅游能够显著增强海岛居民的生计韧性。通过对比系数发现，在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生态旅游对低收入居民的生计韧性水平的影响更大，且Chow检验结果显示组间差异显著，表明生态旅游对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存在居民类型差异。与高收入居民相比，低收入居民收入弹性较高，收入上升空间较大，其生计韧性受发展生态旅游的影响也更为显著。长岛的低收入家庭原有生计方式较为单一脆弱，在禁渔期等时段面临收入中断风险。国家公园建设带动景区开发和生态民宿兴起，为低收入群体创造了大量基础就业岗位。同时，通过设计费减免、贴息贷款等扶持政策，有效帮助其拓展收入来源，显著增强了生计韧性。
表5 分组回归分析结果

Tab.5 Grouping analysis results

变量 高收入居民组 低收入居民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ET 0.068*** 0.025 0.120*** 0.018
_cons 0.455** 0.177 0.379*** 0.135
Chow Test 16.57***

4.2 影响机制检验

4.2.1 中介效应检验

①中介效应逐步回归结果。由理论分析部分可知，参与生态旅游影响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路径可能有生计策略调整与经济社会资本两条路径，中介效应结果见表6。具体如下：
表6 中介效应逐步回归结果

Tab.6 Gradu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模型1：生计韧性水平 模型2-1：生计策略调整 模型2-2：经济社会资本 模型3-1：生计韧性水平 模型3-2：生计韧性水平
参与生态旅游 0.126*** 0.935*** 0.474*** 0.053*** 0.038***
生计策略调整 0.078***
经济社会资本 0.186***

注：为节省版面，不显示标准误值。表7同。

参与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策略调整的影响系数为0.126，且在1%水平上显著。将生计策略调整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基准回归模型后，参与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053，生计策略调整则为0.078，两者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生态旅游不仅直接提升生计韧性，还通过促进生计策略调整产生间接影响，验证了部分中介作用的存在。国家公园建设推动生态旅游发展，催生旅游服务、生态民宿和文化体验等新的生计选择，实现居民生计策略优化。这种多元化生计模式提升了风险应对能力，从而增强生计韧性。但低端渔家乐难以形成有效韧性，表明生计转型还需与资源禀赋相匹配。
参与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经济社会资本的影响系数为0.474，显著水平为1%，表明参与生态旅游有助于经济社会资本提升。将经济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基准回归模型后，生态旅游对生计韧性的影响系数降低到0.038，且仍显著，说明在加入经济社会资本这一中介变量后，直接效应进一步减弱。而经济社会资本对其影响系数为0.186，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参与生态旅游能通过增加海岛居民经济社会资本来提升其生计韧性水平。这表明，生态旅游带来的外部市场联系突破了地理屏障制约，吸引了外部投资，还促进了合作社、行业协会等社区协作组织的发展，构建了内外联动的经济社会网络。经济社会资本的持续积累显著提升了社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从而实现生计韧性水平的整体提升。
②链式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检验法。为验证参与生态旅游与生计韧性水平之间的链式中介关系，本文借鉴Hayes提出的中介模型Bootstrap检验法（95%置信区间，重复抽样1000次），参与生态旅游通过生计策略调整和经济社会资本影响生计韧性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51,0.096]和[0.061,0.115]，不包括0，再次验证了生计策略调整和经济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

4.2.2 调节效应检验

已有研究表明，政府的政策支持能够有效缓解外界变化对居民生计的冲击，提高居民生计韧性水平[33]。为检验政策扶持力度（PS）的调节作用，本文采用式（5）进行回归检验，将自变量（ET）和调节变量（PS）做中心化处理，构建参与生态旅游与政策扶持力度的交乘项（ET·PS）加入模型进行回归（表7）。结果显示，在模型4中参与生态旅游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的前提下，生态旅游与政策扶持力度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对参与生态旅游与生计韧性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政策扶持力度能够增强参与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水平的提升效果。长岛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以来，针对渔业转型和就业问题实施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通过建立生态补偿与转移支付机制，妥善安置和补偿需要退出传统产业的居民，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同时，积极推进旅游服务标准化建设，创新实施信用管理和星级评定等制度，有效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既缓解了生态保护对传统生计方式的冲击，又显著提升了居民的生计韧性水平，保障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了国家公园建设的稳步推进。
表7 政策扶持力度的调节作用结果

Tab.7 Results of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policy support intensity

模型1：生计韧性水平 模型4：生计韧性水平
ET 0.126*** 0.121***
PS 0.104***
ET·PS 0.067***

4.3 进一步分析

基于长岛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分析，本文就实证中发现的扶贫效应、收入群体差异化及可持续性保障问题展开进一步探究。本文选取当地不同收入居民、生态旅游从业者与政府工作人员开展深度访谈，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①生态旅游推动居民生计策略转型的动因。生态旅游的兴起促进了当地第三产业发展，其中女性在家庭生计中的参与度逐渐提升，进一步丰富了家庭生计类型，促进了居民生计策略转型。研究发现，生态旅游对居民生计策略转型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既有政策与环境压力下的被动调整，也有经济与社会价值激励下的主动选择。被动调整是指受生态保护政策限制和传统渔业衰退影响，原有渔业发展已无法满足居民生活和发展需求，部分居民被迫转向转而从事生态旅游相关工作。而主动转型则主要源于当地生态旅游业态发展对居民认知的积极影响，生态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资本激励居民主动调整生计策略。转型过程对居民适应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②生态旅游对居民生计韧性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居民群体的生计韧性水平受生态旅游影响更为显著。通过与当地不同家庭的访谈发现，生态旅游通过增加收入来源、优化收入分配等机制，有效缓解了生态保护与居民发展间的矛盾，保障了当地生活水平，缩小了收入差距。低收入居民通过参与旅游服务培训和融入旅游社会网络，提升了生计韧性水平。而高收入居民的生计韧性受生态旅游的直接影响较小，但能够利用政策支持和市场环境，通过投资旅游项目和开发多样化旅游产品获得高额利润，提升了自身的创新意识与市场敏锐度，为长岛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注入了活力，间接带动了低收入居民的生计改善。
③政策供给与居民需求的不匹配。研究发现，当前政策供给与居民实际需求间仍存在不匹配之处。当地居民普遍反映民宿行业的产品和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在房屋改建、技能培训、市场营销、生态产品认证方面亟需更为精准的政策支持。此外，旅游宣传成本高、门槛高，个体经营者难以承担在线旅游预订和推广平台费用，制约了生态旅游行业的规范化和品牌化发展。而高收入居民则因自身资源优势更容易从生态旅游中获益，导致政策红利向其倾斜，易产生“溢出效应”。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获取的230份长岛国家公园居民样本数据，就海岛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对其生计韧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生态旅游对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机制（图4）。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生态旅游对居民韧性水平提高具有积极影响。生态旅游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促进其他特色产业发展、激发居民学习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从而增强居民的生计韧性。②生计策略调整和经济社会资本在生态旅游与居民生计韧性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策扶持力度在生态旅游影响居民生计韧性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有效的政策支持可以显著增强生态旅游的正面效果。③相较于高收入居民群体，生态旅游对低收入居民群体的生计韧性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生态旅游具有一定的扶贫效应，能够帮助低收入群体改善生计状况。④进一步分析发现，生态旅游推动居民生计策略转型的动因包括主动和被动转型两种形式；生态旅游对生计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其中低收入居民通过参与旅游服务培训和融入旅游社会网络显著提升了生计韧性，而高收入居民则依托政策支持和市场资源增强竞争力。此外，政策支持不能满足居民实际需求仍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挑战。
图4 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机制

Fig.4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cotourism on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island residents

5.2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①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完善生态旅游政策体系。应将财政拨款、特许经营收入和生态产品收益纳入补偿基金来源，加大对因自然保护地建设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居民的经济补偿力度，重点对退渔渔民按照养殖面积和退出年限等实行阶梯式补偿标准。同时要创造更多稳定就业机会，设立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生态管护岗位和景区服务类岗位。此外，在生态旅游服务方面，应联合商户集体开展多渠道宣传，形成规模化、持续性的宣传效应；健全旅游服务标准化体系，完善智慧旅游管理系统，提升生态旅游发展质量。
②加强社会资本积累，推动生计策略多元化转型。应依托生计培训体系，每季度开设渔业技术升级、旅游服务技能、电商运营管理等培训，探索“渔业+”和“旅游+”等多元化生计策略；以自然村为单位建立生计互助网络，推广“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降低海岛居民运营成本；政府应牵头建设生态旅游资源共享平台，整合高校专家智库、市场需求等资源，弥补当地交通不便和信息化滞后的短板，降低海岛居民生计风险。
③实施差异化支持策略，兼顾公平与效率。应为低收入群体设立专项补贴和免费技能培训，重点培育投资额小、技术要求低的手工艺品作坊、家庭生态民宿等小微型项目；鼓励高收入群体开发高端生态旅游产品，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同时引导其通过雇佣、分红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确保当地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此外，持续挖掘岛屿文化符号转化为旅游体验资源，赋能“一岛一品”文化旅游品牌建设，为更多的居民群体参与生态旅游创造空间。

5.3 讨论与不足

在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研究生态旅游对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生态旅游对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机制方面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不足之处：①研究主要聚焦于短期影响，缺乏对长期效应的深入探讨。②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收益，还需兼顾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未来应进一步探讨。③实证分析主要基于长岛国家公园的案例，结论的普适性可能受到区域差异的限制，未来研究应继续围绕海岛类型国家公园建设，对比分析不同地区的影响效应，为制定更具适应性的政策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王鹏, 马婷, 李楠. 我国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管理的社区参与研究[J]. 世界林业研究, 2023, 36(3):69-74.

[2]
Quandt A. Measur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The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approach (HLRA)[J]. World Development, 2018,107:253-263.

[3]
郭洁, 张中旺, 李蓬勃. 汉江襄阳段生态旅游开发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3, 29(8):878-881.

[4]
Baral N. Evaluation and resilience of ecotourism in the Annapurna Conservation Area,Nepal[J].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2014, 41(1):84-92.

[5]
Speranza C I, Wiesmann U, Rist S. An indicator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ecological dynamic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4,28:109-119.

[6]
张成虎, 廖南燕, 刘菊, 等. 少数民族地区自然保护区社区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以广西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J]. 林业经济, 2021, 43(10):37-51.

[7]
侯甚帆, 廖凌云, 刘铠宇, 等. 武夷山国家公园社区生计资本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 自然保护地, 2024, 4(2):20-35.

[8]
王昌海. 中国自然保护区给予周边社区了什么?——基于1998-2014年陕西、四川和甘肃三省农户调查数据[J]. 管理世界, 2017(3):63-75.

[9]
Pujar S C, Mishra N R. Beyond the forests:ecotourism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Karnataka's protected landscape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24, 28(15):2519-2536.

[10]
王梦月, 邱守明, 任红颖. 生态旅游目的地社区农户生计资本研究——以云南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J]. 绿色科技, 2023, 25(5):259-264.

[11]
Su M M, Wall G, Wang Y, et al.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in a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Hetu Town,Anhui Province,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9,71:272-281.

[12]
毕兴, 张林, 粟海军, 等.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J]. 林业经济问题, 2020, 40(5):464-472.

[13]
马奔, 温亚利. 生态旅游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10):152-160.

[14]
田霞, 蔡银莺, 杨青. 自然保护地旅游发展机会差别对农村家庭就业及市民化能力的影响[J]. 旅游科学, 2024, 38(8):26-45.

[15]
Kunjuraman V.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for 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24, 24(1):48-65.

[16]
段雪岩, 黄志强. 生态旅游背景下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研究——以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3, 37(7):48-56.

[17]
董宵娥, 邱守明. 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生计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新冠疫情下的普达措国家公园为例[J]. 林业经济问题, 2024, 44(3):250-260.

[18]
Holland K K, Larson L R, Powell R B, et al. Impacts of tourism on support for conservation,local livelihoods,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around Maasai Mara National Reserve,Kenya[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2, 20(11):2526-2548.

[19]
吴诗嫚, 黎子阳, 卢新海, 等. 农旅融合型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4, 45(12):139-150.

[20]
谢双玉, 田文利, 聂黎莎, 等. 山区旅游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比较研究——以恩施州为例[J]. 水土保持研究, 2023, 30(5):435-442.

[21]
刘嘉乐, 马慧强, 席建超, 等. 遗产型旅游目的地居民生计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以山西平遥古城为例[J]. 旅游学刊, 2023, 38(7):70-83.

[22]
卜诗洁, 王群, 卓玛措. 生态旅游发展模式演变下三江源国家公园居民生计韧性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3, 42(1):132-136.

[23]
常洁, 谢萍, 别小娟. 旅游驱动乡村农户生计韧性的变化及提升对策研究——兼顾不同社区参与模式的比较[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22, 39(4):27-39.

[24]
于国旭, 苏红巧, 苏杨. 海洋类型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特殊性及绿色发展思路——以长岛国家公园为例[J]. 环境保护, 2023, 51(6):66-70.

[25]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C]// Richardson J G.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86:241-258.

[26]
Pretty J N. Regenerating agriculture:Policies and practice for sustainability and self-reliance[M].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1995.

[27]
Kunjuraman V, Hussin R, Aziz R C. 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as a social transformation tool for rural community:A victory or a quagmire?[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2022,39:100524.

[28]
KC A, Rijal K, Sapkota R P. Role of ecotourism i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napurna conservation area,Nepa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World Ecology, 2015, 22(3):251-258.

[29]
汪樱, 唐兰云, 王卫雯, 等. 农户生计韧性驱动机理及其生计环境效应[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3, 32(3):665-677.

[30]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731-745.

DOI

[31]
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 心理学报, 2005(2):268-274.

[32]
李志平, 田小坤. 乡村债务对农村集体经济脆弱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中国10个省份623个村的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24(8):88-111.

[33]
Wang Y T, Yan J Z, Wu Y. Impact of policy measures on smallhold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Evidence from Hehuang Valley,Tibetan Plateau[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4,158:11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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