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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8: 114 - 12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8.012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的尺度地方化机制

  • 毛熙彦 , 1 ,
  • 贺灿飞 , 2, 3, ※
展开
  • 1.南京大学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中国江苏 南京 210023
  • 2.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 北京 100871
  • 3.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中国 北京 100871
※贺灿飞（1972—），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产业与区域经济。E-mail:

毛熙彦（1987—），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区域发展、环境经济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5-02-06

  修回日期: 2025-06-24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0-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227117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2171169)

收起

Rescaling to the Local for the Industrial Evolution in Regions of China

  • MAO Xiyan , 1 ,
  • HE Canfei , 2, 3, ※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Jiangsu，China
  •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 3. 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Beijing 100871，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2-06

  Revised date: 2025-06-24

  Online published: 2025-10-10

Fold

摘要

区域产业演化研究通过产业关联的定量实证、路径创造的定性案例，深化过程规律认识，但对区域建构在演化过程中的变化缺少关注，陷入领域性先于关系性的思维定式。文章以历史情境下的区域重构为起点，提出了历史情境—产业关联—路径创造的解析思路，并结合全球化到全球化转型的转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探讨了区域重构下产业演化的尺度地方化机制。研究发现：①全球化阶段，区域是建立特定经济联系的地方集合，地方从属于不同区域而成为各类经济关联的交汇点。不同关联在地方相互作用并驱动产业演化，地方继而改变区域地位或参与新的区域化，形成区域—地方相互作用的演化进程；②全球化转型阶段，国家是经济治理联系的交汇点，调节超国家与次国家区域之间经济关联，区域产业演化发展为区域—地方驱动与区域—国家调节相结合的演化进程；③中国区域产业演化的尺度地方化过程表现为，在全球化、分权化、区域化特定情境下，在国家通过尺度重构、尺度下推、再领域化等手段调节下，发挥内外主体关联、新旧路径关联、核心外围关联在地方的相互作用，塑造多样化产业演化路径。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尺度重构; 产业演化; 产业升级; 区域发展; 转型; 尺度地方化

本文引用格式

毛熙彦 , 贺灿飞 .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的尺度地方化机制[J]. 经济地理, 2025 , 45(8) : 114 -12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8.012

Abstract

Regional industrial evolution studies mainly include quantitative studies of industrial relatedness studies and qualitative studies of path creation, 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Howeve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likely changing construction of regions during industrial evolution, which prioritizes territorial thinking of regions over relational thinking. This study proposes a broader context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evolution, that goes beyond the industrial system and the territorial system. This study posits that historical contexts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that promote the restructuring of regions, chang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laces, and then promote industrial evolutions. This suggests an analytical logic that follow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istorical context, industrial relatedness, and path creat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regional restructuring in two historical contexts, namely the transition from a globalized to a post-globalized wor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ince its opening-up and reform. It proposes a rescaling-to-the-local mechanism for regional industrial evolution: 1) During globalization, regions consist of interconnected places. The place can be simultaneously integrated into different regions, so that it faces the interactions of different economic relations. The interaction of economic relations drives its industrial evolution and changes its position within regions. It can also encourage the place to be integrated into new regions. Industrial evolution is therefore driven b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regions and places. 2) In the post-globalization era, relation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converge on the nation. The n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moderating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supra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levels. Industrial evolution is thus subject to the promotion of region-place interactions and the moderation of region-nation interactions. 3) The rescaling-to-the-local mechanism in China is embedde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The nation can exercise economic governance by rescaling, downscaling,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It reshapes the relatedness between local and non-local agents, between new and old paths, and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y. Their synergy takes a variety of forms and leads to diversified paths.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scal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transition; rescaling to the local

区域产业演化研究旨在揭示区域产业结构动态变化的先决条件、内外动因、过程规律、发展方向，是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区域发展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之一，目前主要涉及产业关联（industrial relatedness）与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两个理论发展方向[1]。其中，产业关联聚焦区域产业演化的结构依赖性，认为地区已有的产业结构反映其在相关领域优于其他地区的发展机会，意味着该地区更容易发展出与现有产业结构相关联的新产业（包含地理、认知、技术、组织、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关联性）。新产业与现有产业结构之间适度的关联性能为区域产业发展持续带来知识增量，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不断拓展新生长点，避免产业结构固化。据此，形成了相关多样化（related variety）、产业分化（industrial branching）、区域多样化（regional diversification）、经济韧性（economic resilience）等立足于已有产业结构特征的概念，解析产业演化的过程规律与发展方向[2]。
相较之下，路径创造更关注区域产业演化的系统性，认为产业演化的历史依赖性不局限于与已有产业结构的关联性，还源于对产业演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支撑体系和发展环境的依赖，需要将区域产业演化置于更大的结构中进行分析。为此，相关研究开始重视新技术/新产品/新企业/新产业是如何在一系列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下、在特定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中得以发生和发展[3]，使得区域产业演化研究侧重于3个维度的类型化分析：①根据产业演化的先决条件，构建差异化的地域分类系统（typology）；②根据产业演化过程中的行为主体互动关系，归纳产业演化的过程模式，实现对内外动因的解析；③按照新路径的来源及其与既有路径的关系，将产业演化路径类型化，实现对发展方向的分类描述[4]。
在产业关联与路径创造的理论支撑下，演化经济地理学将区域产业演化定义为一个由多元经济主体在多层级制度体系之下，按照不同的模式整合本地与非本地资源，推动区域产业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过程[5]。从产业关联的结构依赖性到路径创造的系统性，区域产业演化研究的系统边界不断拓展，塑造区域产业演化的因素从原有的产业关联性，逐步拓展为4组关系：企业与非企业主体的互动、本地与非本地的互动、历史积累与未来预期的互动、新路径与既有路径之间的互动[6]。这一拓展有助于进一步将区域产业发展路径模式化，建立地理特征与路径类型之间的关系，是当前重要的理论增长点。
在现有研究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产业演化”时，相对忽略了区域建构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在演化过程中发生变化。区域建构受制于所处的历史情境[7]。每一个历史情境都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影响资源配置与空间分工的模式，赋予不同领域特定的基础优势和发展机遇，对区域建构有着决定性影响。同时，历史发展又具有连续性，不同历史情境的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因此，尽管区域产业演化可能在产业结构层面朝着“不相关”的产业拓展，在地域系统中表现出“突变式”的路径创造，但在历史进程中仍然能够找到其具有“连续性”的演化特征。例如197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逐渐从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打断了“锈带”地区制造业城市产业演化的路径，同时也为“阳光带”地区新兴产业的繁荣打开了机会窗口。又如21世纪以来中国逐步从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改变了东部沿海地区原有的产业同构趋势，东部地区的产业在“出海”和“西进”的调整过程中呈现出差异化的演化方向[8]。由此可见，有必要将区域产业演化置于一个超越产业结构和地域系统的、更大的结构中进行分析。基于历史情境下的区域建构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
综上所述，本文重新审视了区域产业演化研究中的区域建构特征，讨论其中存在的区域内涵模糊与不一致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转型两个历史情境下的区域重构特征。据此，本文以历史情境下的区域重构为起点，关注区域重构如何影响产业关联的形成及其相互作用，进而建立产业关联与路径创造之间的关系。同时，结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的现实背景，初步构建了“历史情境—产业关联—路径创造”逻辑下的尺度地方化机制。
探讨尺度地方化机制一方面顺应了经济地理学多元转向融合的大趋势，能够为演化经济地理与关系经济地理、地理政治经济的理论对话提供支撑，引导更具“历史认知（historical cognizance）”的演化经济地理理论发展[7]；另一方面，为解析经济全球化转型背景下的区域产业演化新趋势做好理论准备，特别是为当前技术经济范式变革、大国博弈与地缘冲突加剧、全球环境变化冲击等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区域产业演化提供理论分析手段。

1 区域产业演化过程中的区域重构

1.1 重新审视区域产业演化中的区域

在现有的区域产业演化研究中，区域的内涵是模糊的，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割裂，在产业关联与路径创造两个理论方向下也不尽相同，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①不同地理尺度的区域社会建构不一致。在现有研究中，区域所对应的地理尺度具有弹性，既包含像欧盟、东盟等跨国层面的经济区，也包含介于国家和地方之间的经济区、城市群、省份，甚至在部分情况下区域与地方可以相互替换[9]。超国家层次、次国家层次、地方层次上的区域并不只是地域大小的差异，更对应着社会建构的差异[10]。然而，区域产业演化研究的各类理论框架较少对“区域”在社会建构上的内在差异进行仔细地甄别和区分。
②理论与实证研究中的区域建构不一致。面向区域产业演化，理论研究更侧重区域的关系性思维，认为区域依据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关系，通过建立多个地方之间的合作机制而形成，是一个空间不必连续、边界不必固定的功能单元[11]。然而，实证研究往往需要让步于数据资料的可得性，更倾向于区域的领域性思维。尤其是依赖定量研究方法、依靠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往往以研究区的地理边界为范围，考虑该范围内部（或对外）建立起的经济社会联系[12]。
③产业关联与路径创造理论中的区域建构不一致。在产业关联研究中，区域代表一个地理范围。研究或者在一个全局网络中依据节点的地理位置切割出子网络，或者依据特定地理范围内的节点构建关系网络。研究依靠前者定义区域相较于其他区域的地位，依靠后者刻画区域内部的结构特征。在路径创造研究中，区域则是一个具有特定先决条件的类型区，对应着差异化的主体互动模式和制度化建设，进而影响区域产业演化过程[13]。两相对比，路径创造理论更强调区域的社会建构，而产业关联理论更倾向于领域性思维下的区域。
概括而言，上述不一致反映出区域产业演化研究在处理领域性与关系性两种思维方式的相互关系时面临困难。考虑到明确稳定的地理范围有助于确定系统边界、保障数据来源，现有区域产业演化研究普遍采用领域性先于关系性的策略，即首先通过研究对象明确一个区域特定的地理范围。然后以此范围为界，将范围内的关系视为内生过程，是结构依赖性的主要来源，将范围外的关系视为外生冲击，是打破结构依赖性的关键力量[14]。然而，这种领域性先于关系性的策略，可能导致对区域产业演化过程的理解存在偏差。
一方面，领域性先于关系性的策略容易忽略一个重要事实，即经济社会关系的变化可能重塑区域的空间尺度和地域范围，使得区域产业演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区域重构的过程。换言之，区域产业演化过程中本征尺度可能发生改变，使得预先框定地域范围的做法造成有偏的认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外向型发展地区的出口升级。伴随着出口升级，地区出口的市场范围发生变化，代表着新的产地与市场关系的建立，构成一个在空间上跳跃、延展的地理范围[15]。若不能及时考虑这一范围的变动，对于产业演化过程的分析势必产生偏差。
另一方面，领域性先于关系性的策略容易异化区域地理边界在产业演化过程中的作用。在区域产业演化过程中，区域的地理边界与国家边界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相比于国家边界的明确且稳定，区域边界持续变化且具有弹性。区域边界的开放性与可渗透性强于国家边界[9]，区域边界内外的经济社会文化差异可能小于国家边界。因此，以区域地理边界定义产业演化的系统边界，容易低估区域产业演化与其他尺度和其他地区之间本就存在的内生关系。例如，区域内绿色新兴技术的推广并不一定源于本地环境治理的需求，可能是响应全球发展目标或国家相关政策利好的结果[16]。倘若用区域边界，将政策自上而下传导的内生过程人为切割成对区域产业演化的外生冲击，同样可能造成对区域产业演化过程的认识偏差。
综上所述，区域产业演化研究需要关注现有的区域建构不一致问题，关注将“领域性先于关系性”的建构策略调整为“关系性先于领域性”的可能性。本文认为区域建构本质上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历史情境的演变代表着社会关系的深层次变革[34]。历史情境演变势必推动区域发生重构，改变不同地方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方式，调整区域内外的权力关系，进而影响区域产业演化。因此，从历史情境演变与区域重构的关系着手，是探索“关系性先于领域性”区域建构策略的可能路径。

1.2 历史情境演变下的区域重构

1970年代末是一个发展的分水岭，在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等一系列事件的催化下，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建设面临挑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快速兴起，影响着此后30余年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这一转变催生了新的经济主体和组织治理模式，如提供高级生产者服务的全球城市崛起、跨国公司空间套利的能力提升、地方具备直接在全球市场展开多维度竞争的能力等，衍生出复杂的尺度与空间重构。
这一阶段历史情境的演变实际上强化了从全球到地方的尺度连续性，为通过尺度上推和尺度下推调整权力关系，适应新的劳动空间分工下的经济治理需求，创造了历史条件。如同Swyngedouw所指出的，原有国家尺度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同时朝着超国家和次国家两个方向发生重构，经济活动在日益国际化的同时也变得更加地方化[17]。在超国家层面和次国家层面，区域化进程在新的劳动空间分工下呈现出更丰富多样的形式，区域不再只是一个专业化的有界空间，而是通过相互联系在地理空间上塑造了具有延展性、不均匀、不连续的外延，聚合了各类有形与无形的经济联系[11]。这一区域重构表现出了关系性先于领域性的特征，能够反映区域自身范围与产业演化之间协同变化。
自2008年以来，以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经济全球化开始步入转型期。此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加上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催化，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在经济布局重新权衡效率与风险的过程中，尺度与空间可能再次发生重构。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从全球到地方的连续性削弱。由于当前各类区域化进程，缺乏有效的经济治理形式来应对日益增加的矛盾与风险（特别是在超国家尺度下），国家作为一级重要的治理主体，其作用将重新显化，成为从全球到地方之间的不连续点[18]。国家治理像阀门一样重新调节全球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在超国家层面，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内涵被削弱，重新回归国际化的特点；在次国家层面，区域化进程受到从国家到地方“自上而下”的调节作用在强化，而原有“自下而上”的地方竞合关系发生转变[19]。
②区域化的组织逻辑发生改变。一方面，产业链配置在空间上出现收缩倾向，以减少长距离联系可能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产业链配置重新探索以本地化为主，同时与周边地区的区域化构筑缓冲区，达到抵御和分散风险的目的[20]。这些变化使得地方之间的地理连续性在区域化过程中重新变得重要，原有旨在提升效率的经济关联性则相对削弱。
在上述变化过程中，区域的空间不连续性将削弱，区域内外差异进一步放大。换言之，在经济全球化步入转型期的历史情境下，领域性和关系性的相对关系进一步发生转变，使得区域原有的延展性、不连续性被削弱；区域在上一阶段强化经济联系的功能基础上，可能进一步发展出集团化的区隔功能，使得区域化成为维护共同利益的一种手段[21]。

2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的尺度地方化机制

2.1 区域重构下的尺度地方化特征

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情境下，区域本质上是建立特定经济联系的地方的集合，而地方则是不同类型经济联系的交汇点。区域代表着各类经济活动实践的本征尺度，随着不同类型经济活动的资源配置与空间组织方式而发生变化，由此塑造了跨越不同尺度、涵盖不同类型、涉及不同主体的经济关联性。同一个地方出于不同的经济联系而同时存在于不同区域，因此不同区域所塑造的各种关联性势必在地方产生交汇，聚合产生协同作用，进而驱动地方的产业演化[22]。地方在产业演化的过程中，可能改变其在原有区域中的地位，也可能建立新的经济联系而加入新的区域化进程，形成一个“区域—地方”循环累积的演进机制。据此，形成了“历史情境—产业关联—路径创造”相互作用下的区域产业演化过程。由于区域塑造的关联性朝着地方交汇，这一过程表现出了尺度地方化的基本特征。
在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历史情境下，从全球到地方的尺度联系增加新的内涵。以创新联系为代表的经济联系仍然具有关键作用，同时以经济治理为内核的经济联系日益重要。不同于原有经济联系的交汇点为地方，经济治理的交汇点是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历史情境下，国家代表着经济治理的关键层级[23]。一方面，国家通过次国家层面的区域化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空间重组，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超国家层面的竞争与合作，为国内发展创造不同方向的契机，二者综合形成一个“区域—国家”循环累积的演进机制[19]。因此，区域产业演化在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历史情境下，是“区域—地方”与“区域—国家”相叠加的区域建构。
二者的叠加并未改变经济关联性呈现地方交汇的“尺度地方化”特征，但是“区域—国家”为从全球到地方的经济关联性增加了一个具有调节作用的“阀门”[24]。国家能够主动应用尺度重构、尺度下推、再领域化等手段调节区域的范围[10]，使得不同关联性在地方的交汇与聚合不只是地方自下而上的作用结果，同时受到国家自上而下的干预[25]。
综上所述，区域重构下的尺度地方化特征可以概括如下：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情境下，区域是地方的集合，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经济关联；而地方从属于不同区域，成为各类经济关联的交汇点。随着产业持续迭代与发展，地方在区域的地位发生变化，还可能进一步参与新的区域化进程，形成“区域—地方”相互作用下的循环演进。在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历史情境下，以国家为核心的经济治理作用强化，超国家和次国家层面区域化的经济治理联系交汇于国家，使得国家能够通过调节区域的范围及其内外权力关系，影响区域的经济关联性，进而影响其在地方的交汇与聚合。据此，尺度地方化过程表现为地方自下而上驱动与国家自上而下调节相结合的特点。

2.2 尺度地方化的过程机制

尺度地方化的过程机制主要围绕“区域是地方的集合”这一过程展开，重点考虑不同地方之间建立经济联系的特征，以及国家对于经济联系建立的调节方式，从而塑造区域的经济关联性。为此，本文综合两个经典框架构建尺度地方化的过程机制。一是Dicken在分析全球经济版图转变时提出的框架，经济全球化重塑经济地理格局是跨国公司、国家、地方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26]。二是Wei[27]、贺灿飞等[28]在分析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变化时提出的“全球化—分权化—市场化”理论框架。这两个框架能够较好地反映历史情境的独特性，以及从全球到地方的尺度结构特征。同时，这两个框架具备较好的实证研究基础作为支撑。据此，尺度地方化过程机制主要考虑3个方向上的尺度重构：经济主体与地方之间、国家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图1）。
图1 尺度地方化的过程机制

Fig.1 Processes of the rescaling to the local

①全球化：经济主体与地方之间的尺度重构。以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基础，突破传统的空间尺度层级，塑造扁平化的关系网络。区域范围内的经济主体构成这张关系网络的一个模块。虽然模块内部具有可识别的关联结构，但其结构取决于网络整体特征。这种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经济主体与地方之间的尺度转换。在封闭条件下，地方边界是基础，在其内部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主体并建立联系，形成地方特定的关联性。在开放条件下，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基础，地方通过转换其在关系网络中占有的模块位置，改变其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产业演化。这一尺度重构过程，体现了地方通过建立全局联系，依靠企业动态调整本地与非本地经济主体的关联性，驱动区域产业朝着不同方向发展。例如，中国依靠园区化建设为整合内外资源、集聚内外经济主体重构了新的空间尺度。从早期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经济特区，到后续新设立的综合保税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区、国家级新区，园区内的经济关联性持续演化，在发展新产业方面表现出不同成效[29]。
②分权化：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尺度重构。按照尺度下推的方式，将经济治理的层级有选择地向区域和地方分散，赋予地方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强化地方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分权化推动了各地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一方面，在地方能动性得到强化的条件下，各地通过改善发展环境、培育优势产业、打造产业集群，形成集聚经济。在此过程中，本地产业基于各种关联性形成的相关专业化与相关多样化经济，对区域产业发展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产业政策牵引与地方原有发展基础的共同作用下，还将形成新发展路径与原有发展路径之间的关联性，对区域新旧发展动能的转换产生直接影响，决定了区域产业发展路径创造的方向[30]。例如，地方试点建设的产业发展思路转变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治理路径，代之以自下而上的实验主义治理模式，通过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再遵循“试点—筛选—扩散”的路径进行推广。具有正外部性的改革主要靠地方试验，而具有负外部性的改革更多靠顶层设计[31]。当地方既有发展基础较强时，地方试点的新旧产业发展路径往往具有较好的关联性，有利于在现有基础上通过路径依赖的力量发展相关新产业；反之，地方试点的新旧产业发展路径往往不具备显著关联性，力求在控制机会成本的前提下，探索实现路径创造的方式。
③区域化：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尺度重构。区域化本质上构筑了一个新的发展边界，强化了区域内部地方之间的联系，进而扩大区域内外之间的差异。区域化的尺度重构过程可能重塑原有的“核心—外围”发展格局，使得不同地区在核心与外围之间发生转换。地方之间的经济关联性影响其参与区域化的机会与方向，决定地方在劳动空间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影响地方建立外部联系、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对区域产业发展方向产生影响。区域化既存在于次国家区域（以城市群、都市圈建设为代表），也存在于超国家区域（以区域集团为代表）。二者在不同地理尺度下重塑核心与外围之间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还将通过影响要素流动特征，进一步作用于区域产业演化。例如，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超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区域多样化存在互促作用，中国海外出口市场的地理扩张与国内出口产地的拓展具有协同作用， 为区域产业发展路径的多样化创造了有利条件[32]。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应对国际贸易壁垒时，更依赖已有经验规避不利影响，加深了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但是，中国同样能够通过国际贸易协定的方式，借助超国家层面的区域一体化帮助企业拓展新市场，同时也是产业发展更具路径突破的特点[33]。

2.3 尺度地方化下的产业演化路径

尺度地方化对产业路径演化的影响主要围绕“地方从属于不同区域，成为各类经济关联的交汇点”这一过程展开，考虑不同类型的关联性如何在地方交汇形成协同作用，从而驱动产业演化。在尺度重构过程中，关联性主要表现为内外主体的关联性、新旧动能的关联性、核心外围的关联性。不同的关联性组合模式，决定差异化的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基于尺度地方化的框架，本文识别并定义三类关联性的内涵如下：
①内外主体关联体现不同来源的行动者在地方互动的水平。内外主体关联性越强，表明外来行动者与本地行动者之间的交互机会越多，地方导入外部资源用于促进本地产业发展的可能性越高，这就为地方产业发展创造了相关多样化的外部性[2]，有助于为产业演化带来渐进式的增量。
②新旧路径关联体现地方发展新兴产业与既有产业之间的关联性。新旧路径关联性越强，表明新旧产业之间存在的交集越大，能够共享、匹配的机会越多，有利于推动新旧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或者促进从既有产业向新产业转换[30]。但是，新旧路径关联性越强，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特征越明显，甚至于存在一定的路径锁定风险。反之，新旧路径关联性较弱时，新路径往往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创新性，但能够依赖的已有发展基础则相对有限[34]。
③核心外围关联体现地方之间的关联性。地方之间的关联性决定了一个地区在经济活动中所占据的区位优势。地方之间关联性越强，地方更有条件成为有形或无形要素汇聚之处，更有潜力打开发展的区位机会窗口。已有实证研究同样表明，地方之间的联系更有能力为地方带来跨越式发展的机会[32]。
总体而言，新旧路径关联表现为一个把控方向的分量，影响着区域产业朝着相关或不相关的方向演化；内外主体关联表现为一个把控增量的分量，影响着区域产业是否有能力在现有的发展基础之上朝着渐进式升级的方向发展；核心外围关联表现为一个把控突变的分量，影响着区域产业是否有能力把握住区位机会窗口，发展出更具跨越式的新产业。
根据上述思路，通过解析尺度地方化过程的不同关联性，有望为构建一个“语境敏感的”“结构和能动性互动的”“多主体参与—多要素介入—多尺度关联”的分析框架提供思路[35]。本文提出一个可支持实证检验的分析思路，通过案例研究或统计检验等手段，建立关联性组合模式与产业演化路径之间的关系，可以逐步归纳形成尺度地方化机制对产业演化路径的影响（表1）。表1内容为基于Trippl、Grillistch、胡晓辉等[13-14,35]相关研究进行的较为初步的理论演绎，具体规律仍有待未来实证工作进一步检验和优化完善。
表1 尺度地方化过程中关联性组合模式及其对产业演化路径的影响

Tab.1 Types of relatedness combinations during the rescaling to the local and their effects on path development

路径发展类型 尺度地方化过程 产业演化方向 路径
依赖度
内外主体关联
（增量）		 新旧路径关联
（方向）		 核心—外围关联
（突变）
路径扩展 高 高 低 区域坚持已有的产业基础，进一步扩大优势 高
↓
低
路径提质 高 高 高 区域在巩固已有产业基础的条件下，进一步拓展产业链，实现升级
路径增效 高 低 低 区域凭借相关多样化优势，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路径引进 高 低 高 区域凭借区位优势，通过导入外部资源，引进新发展路径
路径分叉 低 高 低 区域凭借已有产业基础发展关联新产业
路径多样化 低 高 高 区域在现有路径基础上，引入不相关资源，推动多元化发展
路径创造 低 低 高 区域捕捉区位机会窗口，导入全新的外部资源，探索新发展路径

3 结论与展望

区域产业演化研究是演化经济地理学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在过去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产业关联的定量实证分析、路径创造的定性案例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深化了经济地理学对区域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条件、动因、过程、方向的理解。然而，已有研究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产业演化过程，而对于区域本身在产业演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复杂变化缺乏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领域性先于关系性”的思维定式中，与过去40年全球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情境特征不契合，可能导致对区域产业演化过程的有偏认识。
对于现有区域产业演化研究存在的历史情境模糊、区域建构不一致的问题，本文提出应当将区域产业演化放在一个超越产业结构和地域系统结构的更大的结构中去认识，即特定的历史情境。历史情境对应着社会关系的渐进转变，引发区域重构并改变区域内外的权力关系，进而影响产业演化过程。据此，本文提出了从“产业关联—路径创造—历史情境”相互作用解析区域产业演化的思路，重新审视了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转型两个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区域重构特征，并结合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特征，探讨了区域重构下产业演化的尺度地方化模型。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①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情境下，区域是建立特定经济联系的地方的集合，表现出特定的经济关联性；地方同时从属于不同区域，成为各类经济关联性的交汇点。不同关联性在地方相互作用驱动产业演化，改变地方在区域中的相对地位，推动地方建立新的经济联系并参与新的区域化进程，形成一个“区域—地方”相互作用下的演化过程，区域产业演化表现出以地方为主导的尺度地方化过程。
②在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历史情境下，经济治理的重要性提升，以经济治理为内核的经济联系交汇于国家，国家通过区域化协调超国家层次和次国家层次的经济关联性，形成一个“区域—国家”相互作用下的调节过程。区域产业演化逐步发展为地方自下而上驱动与国家自上而下调节相结合的尺度地方化过程。
③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区域产业演化表现出尺度地方化过程。在经济全球化、治理分权化、区域一体化等特定历史情境下，在国家通过尺度重构、尺度下推、再领域化等方式的调节下，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内外主体关联、新旧路径关联、核心外围关联，三组关联在地方交汇并相互作用，推动产业朝着不同方向发展。
本文通过深入解析尺度地方化机制，为研判区域产业演化方向、构建与区域产业发展基础和未来目标相适配的内外环境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分析框架。但在现有基础上，尺度地方化机制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有进一步发展潜力：①在技术层面，需要进一步探讨内外主体关联性、新旧路径关联性、核心外围关联性的有效测量方式。当前关联性的测量方式复杂多样，如何提取关键维度并实现有效测量，是尺度地方化机制开展经验—实证研究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②在机制层面，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尺度地方化机制仍有拓展空间。如图1过程机制中所揭示的，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有效的治理体系缺位，局部冲突与风险增加；为了应对风险，全球价值链重塑、供应链重构，国际劳动分工出现新变革；外部发展风险与内部转型压力的叠加，造成不同地理尺度的发展面临更为复杂的不均衡性。如何基于这些变革不断丰富尺度重构策略，并建立其与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的对应关系，是尺度地方化机制值得继续挖掘的方向。
此外，尺度地方化机制应当面向当前地方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积极拓展研究的现实情境。一方面，当前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愈发关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由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在空间上并不完全重合，如何循着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的过程，理解不同空间组织形式及其成效，能够为科技和产业创新融合提供现实支撑。具体地，探索将尺度地方化机制应用于理解科创飞地建设、非核心地区的创新体系建设、打通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等，有助于校准尺度地方化机制。另一方面，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成为新形势下各地产业发展谋划的重点。空间上的趋势表现为从地方性产业集群建设朝着区域性的产业集群体系建设拓展，形成更具协作性、平台性、枢纽性的空间布局。对此，可以探索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尺度地方化机制，对空间进行分区分类，形成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与布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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