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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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地理学专栏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如何响应“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

陆大道

2023, 43(3): 1-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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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与本质要求,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应积极响应。响应中国式现代化,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应该树立与遵循3个基本理念：资源节约理念、综合理念、战略思维理念;主要研究领域有：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开发等;地理学者要深刻把握基本国情,重视经济原则,讲好现代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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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地理学专栏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交通强国内涵解析与学科建设思考

王姣娥, 杜德林

2023, 43(3): 6-1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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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交通强国战略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核心任务。服务国家发展需求一直是交通地理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使命,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的变化,中国式现代化对交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与新使命,需注重交通运输的质量效益和交通一体化的融合发展;需兼顾交通运输服务的经济高效与公平性、韧性;强调以人为本,兼顾区域交通与城乡交通协调发展。交通强国战略以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和世界前列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目标,对此,未来交通地理学学科发展需相应关注：面向新发展要求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基于开放视角下的跨境交通互联互通、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以人为本的城乡交通协调发展、服务新发展格局的物流与供应链地理、发展与安全统筹视角下的交通韧性、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绿色交通等研究方向,不断完善与创新学科基础理论与研究范式,为交通强国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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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地理学专栏

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

宋周莺, 刘卫东

2023, 43(3): 15-2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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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动对外开放发展,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旗帜,以及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引。在此背景下,文章首先回顾中国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其次阐释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要求和新使命,而后提出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从深化“五通”合作、拓展合作新领域、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强化企业风险防范等方面加强工作。此外,地理学者应该系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道路,开展国际发展、国别地理、世界地理、“一带一路”建设案例、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等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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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地理学专栏

广州城市基本—非基本功能对城市旅游规模的影响

保继刚, 曲鸣亚

2023, 43(3): 23-3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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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旅游与城市自身发展的联系愈加紧密,城市功能成为理解城市旅游规模变化的重要工具,却较少有研究定量验证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文章以广州为案例地,基于TY-Granger检验的方法验证了城市功能与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基本—非基本功能的视角进一步剖析。研究发现：在5%的显著水平上,广州城市功能中的基本功能推进城市旅游规模的增长,在10%的显著水平上,广州城市旅游规模对城市非基本功能存在促进作用;各基本功能中,批发零售功能、科研服务功能和医疗卫生功能促进广州城市旅游规模增长,而旅游规模对商务服务功能有影响;广州的入境旅游规模与城市基本/非基本功能总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显著,但与各个基本功能的关联更为复杂。研究结果说明,城市功能的服务范围和规模会影响城市旅游规模变化;当生活性服务业相关的城市功能产生了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时,也会促进城市旅游规模的增长,比如广州的医疗卫生功能,这为城市政策制定者和旅游相关行业从业者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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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中国民航客运区位熵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于尚坤, 苗毅, 王成新, 王建事, 胡瑞, 陈培安

2023, 43(3): 35-4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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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高速交通运输体系的快速发展以及交通运输竞合关系的日趋复杂,民航运输作为最为快捷的交通运输方式,在不同区域中所承担的功能及相对优势亟待科学辨识。文章采用客运区位熵,从客运结构视角探讨中国民航客运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民航客运区位熵整体呈上升趋势,具有民航客运相对优势的地区增多并逐渐由超大城市向偏远中小城市扩散,分值结构均衡化趋向初显。②民航机场整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格局,但随着中西部地区机场数量增加,民航客运区位熵呈伴有重心自东南向西北迁移的空间分布均衡化特点。③机场与区位条件、区域发展基础对民航客运区位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旅游业、机场等级等在交互作用后的解释效果呈明显的双因子增强,高速铁路与民航客运的竞合关系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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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国外环境经济地理研究进展

程丹亚, 曾刚, 胡森林

2023, 43(3): 44-5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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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梳理国外经济地理学重大理论思潮下对环境问题关注程度变化的基础上,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国外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主要研究团队、学术机构及热点关键词演变特征,并对热点研究主题进行述评。研究发现：①新古典经济地理、新区域主义和新经济地理学的演化和关系转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为环境经济地理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分析思路。②从2004年开始,国外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均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以Bridge G、Gibbs D、Bailey I等为代表的研究团队为环境经济地理的发展起到重大引领作用。③伴随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监管的刚性化,资源环境问题由经济地理学的外围逐渐上升为影响经济活动空间逻辑的内在因素。追求环境可持续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使得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开始被大量应用于研究环境问题。④当前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生态创新、网络资源环境效应和区域绿色发展路径等研究主题。相比之下,未来需着力于建设我国环境经济地理优秀研究团队,及时把握相关研究的国际前沿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准确定位困扰绿色发展的“卡脖子”环境问题,拓展研究主题,推动我国环境经济地理的理论创新和实现服务国家发展的学科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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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人文经济地理空间的“三非”现象及其认知途径

宋志军

2023, 43(3): 57-6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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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事物非整数维的空间存在形式、非均匀的空间组合方式、非理想态的演变状态（简称“三非”现象）,是人文经济地理空间存在与发展的常态,也是社会经济系统外在复杂性的重要体现。借鉴系统科学的研究成果,可较还原论、确定性理论更好地解释当前人文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这一空间复杂性。由此,文章梳理了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与人文经济地理研究相关的系统科学的发展历程,并以城乡过渡带为主分析了“三非”现象的内在机理、外在表象,探讨了当前中国人文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局部理论困境及其解决途径。其目的就是要从非线性、系统整体性的视角,解释现实空间中看似“混乱”实则有一定规律可循的空间特征、演变态势、运行机制,进而为学界提供一个更科学、更贴近实际的认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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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赵伟, 黄兰, 李威, 彭文辉

2023, 43(3): 68-7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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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农村包容性绿色生态、农业包容性绿色生产、农户包容性绿色生活3个维度考察2010—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性与驱动因素影响。结果显示：①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呈波动式上升趋势,2017年之前,呈现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分布格局;2017年之后,中部地区逐步实现对东北部地区的赶超。②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东部,低—低集聚区则主要位于西部;全国及四大区域内部存在不同程度收敛趋势,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区域内差距正在缩小。③城乡融合发展、农村创新创业、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均能够提升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包容性绿色生活方面。同时,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对包容性绿色生态存在积极影响。应当持续优化乡村绿色发展政策效能,实现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户参与分享生态价值的协同增效,通过创新创业引领一二三产业高质量融合,以带动乡村绿色消费为着力点,完善和拓展城乡融合发展功能布局与总体规模,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区域协作和绿色融合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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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欧进锋, 许抄军, 陈东

2023, 43(3): 78-8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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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章构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城乡统筹、绿色低碳、创新发展”五维度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时序加权平均算子法及空间统计分析法,对2009—2020年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展开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各维度分指数的变化态势不尽相同,“绿色低碳”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最大,“创新发展”的贡献最小;珠三角地区综合发展水平较高、持续发展能力强,粤西和粤北次之,粤东最弱;城市空间关联模式以同质集聚为主,高—高集聚型城市分布在珠三角,低—低集聚型城市分布在粤东西北;经济基础、技术创新、政府引导、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是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最后,从完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制定差异化发展规划和优化实施路径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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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流空间”视角下西北地区城市关联特征与网络格局分析

郭倩倩, 张志斌, 陈龙, 董建红

2023, 43(3): 88-9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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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时代,“流空间”成为配置资源的底层逻辑,各种功能要素的空间流动不断冲击与重塑城市间的联系,成为一体化空间网络的新机制和新动力。文章以西北地区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基于经济流、交通流和信息流,结合现实与虚拟视角分析多维要素流影响下的城市关联特征,运用赋值法构建综合折叠网络并划分城市等级,刻画区域空间发展格局。结果表明：①西北地区网络化特征明显,形成“一轴三区多中心”的网络格局,并在行政区约束和城市群引领下,初步形成6个凝聚子群。②受地理距离与行政边界影响,省区内联系强度大于省际,近域拓展大于远域扩张,大城市首先为本省带来发展红利,规模越大的城市跨省区正向溢出越强。③整体网络呈“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区城市又呈“一二三四”布局,边缘区则呈“散点状”分布。经济流和交通流总量服从帕累托分布。经济流核心城市“以强带弱”与“强强联合”共存,在空间上形成组团结构;交通流联系轴线等级明显。普列流陇海—兰新沿线城市表现出“点—轴”式空间格局,快列流“强强联合”多而“抱团取暖”不足,“马太效应”显著;公路流则呈现出明显的“向心集聚”态势;信息流具有广覆盖性和强渗透性,表现出“扁平层级+核心引领”的兼具稳定性和流动性的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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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缓解城市热环境的冷源质量评估及优化策略

李程蓉, 陈天

2023, 43(3): 100-10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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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津市内六区与环城四区为研究区域,筛选1 228个冷源斑块为研究对象构建冷源质量评估体系,评价指标包含2项创新设计的聚合指标（热脆弱度、抗高温胁迫力）和7项单维度指标,各指标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赋权,然后利用自然断点法把冷源分为“优”“良”“中”“差”4个等级,以《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二级主体功能分区方案为参考,将研究区划为冷源稳定区、冷源保持区、冷源改善Ⅰ~Ⅲ区进行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冷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不均衡,东北部和西南部的冷源质量较好,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冷源质量普遍较差。②耕地和绿地的冷源质量良莠不齐,受景观格局配置的影响,滨水植被比单纯的植被具有更好的气候协同调节效应;带状和块状水域在各指标上的表现相对稳定突出,热脆弱度更低、对热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和抗干扰的能力更好,但受斑块自身大小和区位的影响明显。③冷源稳定区和冷源保持区宜维持现有植被耕种类型、防止水体富营养化;冷源改善Ⅰ区应考虑城市引风设计、优选耕地种植类型、构建绿地乔草双层结构;冷源改善Ⅱ区需进行退耕还林和绿地植林,选择抗盐碱能力较强的植物构建乔、灌、地被复层结构;冷源改善Ⅲ区宜根据三区不同土地类型进行蓝绿景观配置,并适度开发休闲游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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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共享单车起讫点与城市微观土地利用格局的空间关联——基于厦门岛的POI大数据

邵海雁, 靳诚, 钟业喜, 毛炜圣, 杨艳

2023, 43(3): 109-11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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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认知共享单车出行与土地利用格局的协调适配关系是推动城市交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基于共享单车和高德地图POI数据,采用双变量K函数和协同区位商方法,探讨厦门岛共享单车起讫点与城市微观土地利用格局的空间关联与依赖关系。研究表明：从双变量K函数分析看,共享单车起讫点与不同用地之间具有较强的依赖关系,不存在阈值效应;从全局协同区位商分析来看,居住和交通用地是吸引共享单车起讫点集聚的主导因素,休闲、工作和教育用地是次要因素;从局域协同区位商分析来看,共享单车起讫点与不同用地的局域空间关联格局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其原因在于不同用地的“人流虹吸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要素集聚效应作用于西部高度关联集群的带状延伸与片状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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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时空分异及空间收敛性分析——基于企业大数据的考察

张永姣, 丁少斌, 方创琳

2023, 43(3): 120-13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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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于推动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质量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大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测算了2000—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分析了数字经济产业的时空分异格局及演化特征,进一步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揭示其区域差异,并使用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考察其收敛性。研究发现：①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模呈“U”型发展趋势,全国数字经济产业呈现“城市群带动、沿海大集聚—内陆小集聚”的空间格局。集聚热点表现为“东强西弱,南热北冷”,各城市群呈现“多核心集聚”的空间格局,沿海城市群连片集聚,内陆城市群离散集聚。②全国层面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差异存在加速收窄特征,东中西部视角下,差异来源主要为区域间差距的贡献,南北方视角下,差异来源主要为区域内差距的贡献。除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近年来有所上升外,区域间差距总体趋于下降。③全国及各区域存在σ收敛、绝对与条件β收敛特征,且条件β收敛下各区域收敛速度更快,西部地区不存在σ收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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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区域一体化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郭艺, 曾刚, 魏文栋, 万媛媛, 王胜鹏

2023, 43(3): 131-13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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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8—2020年中国104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区域一体化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检验区域一体化政策对规划范围内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①区域一体化政策可以显著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且随着区域一体化合作的不断推进,促进效应逐渐增强。②区域一体化的促进效应对规划周边的资源型城市影响较小,说明空间上地理邻近但不在规划范围内的城市应主动融入一体化发展,以承接中心城市扩散。此外,促进效应会受到城市群规划、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交通禀赋的影响。③机制检验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统筹规划产业布局,推动产业分工协作对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产生直接影响,并通过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产生间接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相关文献,为新时期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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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风险投资与区域创新：机制、路径与异质性——基于中国29个省的实证分析

马铭晨, 吕拉昌

2023, 43(3): 140-14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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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背景下,创新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风险投资是影响区域创新的重要因素,但风投对区域创新的作用还存在争议。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域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实证分析了风险投资对区域创新影响的异质性、作用机制与传导路径,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测度风险投资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绝大多数省份风险投资与创新产出呈现显著“U型”曲线关系,但地区间差别明显。②产学研合作具有部分中介效应,风险投资可以通过提升产学研合作强度来间接推动区域创新发展。③吸收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对“U型”关系具有调节效应。④省际创新产出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风险投资对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表现为“U型”关系,且省份内效应显著强于省份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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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县域碳收支核算与碳综合补偿类型分区——以钱塘江流域为例

孔凡斌, 曹露丹, 徐彩瑶

2023, 43(3): 150-16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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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明晰化的碳综合补偿与管理类型分区对于建立能够体现碳汇价值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至关重要。以钱塘江流域10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碳收支核算体系分析钱塘江流域县域尺度碳收支时空演变格局及其碳收支平衡关系,运用考虑社会经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因素的综合评价方法,对钱塘江流域进行碳综合补偿与管理类型分区规划。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钱塘江流域碳排放量与碳吸收量总体不断增加。碳排放量呈现“西南低,东北高”的空间格局,碳吸收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②2000—2020年钱塘江流域碳排放基尼系数平均值为0.60,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在0.86~1.03之间,碳生态承载系数在0.02~15.81之间。流域内县域单元之间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效率差距较大,碳供需错配现象比较严重。③2020年萧山区、余杭区和富阳区为碳综合补偿平衡区与低碳控制区,常山县、开化县、建德市和淳安县为碳综合补偿获补区与低碳优化区,临安区和桐庐县为碳综合补偿获补区与低碳控制区,杭州市市区为碳综合补偿支付区与低碳减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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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国家级贫困县脱贫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黄耿志, 柴力行

2023, 43(3): 162-17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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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的脱贫对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引入地理资本的理论视角,利用空间分析和有序Logit回归模型,揭示了2016—2020年脱贫攻坚时期中国国家级贫困县脱贫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的脱贫集中发生在2017—2019年,在空间上呈现两种集聚特征：一是行政区集聚,即同一地级市范围内的县域脱贫时间相近;二是自然区集聚,即一个自然地理区范围内的县域脱贫时间相近。它们反映了贫困县脱贫与人文和自然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贫困县脱贫受到区域人文和自然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地方生产力水平、农业发展基础、经济活力、在区域经济体系中的经济区位等经济地理资本,第二产业就业机会、居民储蓄存款、人口密度等社会地理资本以及平均坡度、平均降水量等生态地理资本。研究结果对促进贫困县持续发展、缩小相对贫困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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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基于质量评价的乡村振兴类型识别及优化路径——以福建省为例

梁发超, 朱润苗, 刘黎明

2023, 43(3): 172-17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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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及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质量评价理论分析框架;基于遗传算法优化的投影寻踪模型,对2020年福建省64个县域单元的乡村振兴质量进行测度;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影响乡村振兴质量的障碍因素。基于评价结果,识别乡村振兴类型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福建省乡村振兴总体质量处于中等水平,空间上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从5个维度而言,生态宜居指数值最大,其次为生活富裕指数,乡风文明有待加强。②产业兴旺和乡风文明对乡村振兴总质量的影响较大;对乡村振兴总质量影响较大的五大障碍要素依次为：医疗服务、生产产出、资源设施、产业融合、生产条件。③福建省乡村振兴类型分别为弱发展型、单维主导发展型、双维驱动发展型、多维综合发展型4种。结合区域发展特点和障碍诊断结果,提出不同类型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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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2006—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谢耄宜, 袁鹏举, 程艺萍, 李祎萌

2023, 43(3): 180-18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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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和转移模式视角,利用2006—2021年期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居民收入等数据,考虑地理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够达成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目标,农村劳动力转移总规模的总效应以及直接效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方向为正。②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省内转移和跨省转移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都为正值,三类转移模式都呈现出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特性。③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同模式对提升本地居民相对收入水平的促进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大于省内转移、跨省转移的直接效应。文章提出消除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工业、就近就地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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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对生态资源依赖性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

熊鹰, 申翠玲, 尹建军, 邱佳炜, 唐健飞

2023, 43(3): 188-19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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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生计与生态资源关系密切,其生产、生活以及对生态资源的依赖性对维护区域的生态功能,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选取湖南省慈利县为研究区域,基于实地调研与农户调查,分析农户生计对生态资源的依赖度,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同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①总体上看,农户对生态资源的生计依赖程度偏高,具体分别是54.6%的食物依赖度、38.9%的能源依赖度和48.8%的收入依赖度。②农户所处区域和所属类型的不同所产生的生态资源的依赖性差别较大。位于农业生产主导区、生态保护核心区以及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较低依赖生态资源维持生计,资源依赖度分别为0.48、0.40、0.38;而较高依赖于生态资源维持生计的是高抚养比农户,其资源依赖度达0.73。③对农户资源依赖性影响较大的是林地面积、市场信息渠道、劳动力比重、外出打工比重、生计方式等,因子解释力分别为0.54、0.49、0.48、0.47、0.41。其中,受教育水平、劳动力比重、非农化水平、生态政策等是负向影响,健康状况、家庭抚养比、资源禀赋等为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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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中国红色景区抖音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罗婉琳, 王芳, 丁志伟

2023, 43(3): 198-21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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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抖音用户、抖音话题等网络关注度数据,运用位序—规模、核密度、最邻近指数等方法对中国红色旅游景区网络关注的空间差异及驱动力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从位序—规模曲线和分形维数q来看,规模序列结构呈现出高位景区优势明显且局部产生极化效应,中部发育较好,而低位序发育质量差异较大。②从空间格局来看,整体上呈现“六大核心、多极成长”的格局,其中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川陕、鄂豫皖等地。从集聚模式来看,除中等水平区呈低水平集聚外,其余水平区呈显著凝聚分布。③从等级与类型划分来看,高水平景区尤其是5A级景区,如天安门广场、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红旗渠等知名景区,其视频营销能力强且有专业化团队支撑,呈现“强宣传、强关注”特点,且高影响力景区以景区名称、参观景点、景区关键词为主题的推广效益佳、用户黏性大,而与景区关联弱的主题占比低;中等水平景区以“强宣传、强关注”与“弱宣传、弱关注”类型为主;低水平区主要是以参与式体验、景区名为主题,且宣传质量和视频吸引力不强,致其推广效益差且关注水平低,急需提升营销水平和专业推广力度。④从影响因素来看,主要因子为网络渗透力、服务业支撑力和人口量级支撑力,次要因子为旅游市场活力、地区经济支撑力、交通优势度以及景区基础实力,一般作用因子有城市等级水平、市场推广力和区域平台支撑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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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旅游者空间路径聚类与旅游活动模式实证研究——以张家界为例

杨靖, 郑伯红, 李云飞, 白海瑞, 段献, 蔡建刚, 邓泓祥

2023, 43(3): 211-21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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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空间路径本质上是带有时间序列特征的个体行为空间选择。以序列为依据建立旅游者向量空间路径模型,通过动态时间规整（DTW）计算空间路径之间的序列相似性,采用基于密度的空间聚类（DBSCAN）可实现旅游者空间路径聚类。以张家界游客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旅游者12个空间路径类型,5类旅游活动模式：双心往复、单心聚焦、单点融合、多点串链和双城协同。结果显示,空间路径的类间差异具有显著的层次特征,其时间长短和空间位置可得到较好甄别。文章在刻画空间路径的基础上揭示了张家界旅游者全时间管理特征以及由旅游者时空行为所定义的3类景—城关系,即“景”与“城”的相对性、“景”与“城”逐渐融合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景”“城”关系,在提升旅游者旅游质量、优化旅游城市空间布局以及区域旅游特色协同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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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旅游客源市场评价

周玉翠, 王启亮, 郭超凡, 毛维青

2023, 43(3): 219-22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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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取客源市场、吸引力、旅行时间、网民关注度等重要指标,对“中国丹霞”6处世界自然遗产地（简称丹霞遗产地）的客源市场进行定量对比分析。研究表明：①客源市场人口规模差异较大,贵州赤水在200 km吸引圈上具有较大优势,广东丹霞山在400 km吸引圈上具有明显优势,在客源市场的收入水平上以浙江江郎山优势突出。②客源市场的吸引力各有特色,6处遗产旅游景区与南方总体客源市场的旅游吸引力差异较小,而与各自的一级客源市场的旅游吸引力差异较大,广东丹霞山居第一,与各自的二级客源市场的旅游吸引力差异更加大,浙江江郎山遥遥领先;③客源市场的交通可达性差异较大,与一级客源市场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一日游,与二级客源市场可满足两日游,综合对比江西龙虎山交通可达性最好;④百度搜索大数据显示,网民对丹霞遗产地关注度存在较大差异,江西龙虎山的关注度最高。总体而言,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广东丹霞山的客源市场优势突出。基于以上,文章对丹霞遗产地的旅游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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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大运河文化带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焦敏, 路璐, 牛福长, 和佳慧, 穆学青

2023, 43(3): 228-23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0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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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运河文化带中1 809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称“国保单位”）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地理视角出发构建地理空间分布统计理论框架,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等系统分析各历史阶段下国保单位在空间上的集聚、形态、方向、规模、类型等分异特征,并基于历史地理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国保单位总体上趋于集聚分布,整体呈现“西—北—东南密、中间疏”的分布特征,集聚位置以北京、河北、河南、江苏、浙江为主,不同历史时期空间集聚存在差异;②在空间形态上,各历史时期国保单位集聚位置和形态从原始社会至近代以来呈现动态演变趋势,多以历史上都城所在地为扩散中心,空间形态随其变化而变化;③在方向特征上,国保单位重心迁移方向均以大运河为中轴对称,迁移轨迹为“西北—东南—东北—东偏南—东北—东南—西北”,方向变化趋于扁平化,重心迁移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等4省交界周边区域;④在规模特征上,与核密度分析所呈现的集聚分布特征吻合,且以大运河源头的京津至终点浙江杭州的国保单位规模最大;⑤在类型特征上,主要以古建筑为主,各类型国保单位在历史时期具有多样化特征,并伴有一定的连贯性,且基本呈现“西北—东南”的分布特点;⑥在影响因素上,原始社会时期国保单位的空间形成主要受自然地理环境驱动,而后人文地理环境通过制约人类生产生活活动进而影响国保单位在空间上的形态与类型,政治因素多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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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评《中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理论与实证研究》

韩立民

2023, 43(3):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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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湖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证研究》

萧烽, 杨仕鹏

2023, 43(3): 24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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