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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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中国环境治理绩效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收敛性——基于流域视角的比较分析

徐孟志, 李继霞, 刘腾飞, 张灿, 王华春

2023, 43(10): 1-1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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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2007—2019年全国20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环境治理绩效,并从流域视角出发,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非参数Kernel核密度考察黄河、长江和珠江三大流域的区域差异和动态演进特征,同时运用变异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其空间收敛性。研究发现：①时空分布上,全国环境治理绩效整体较低,但依旧低幅度波动式上升,三大流域呈现“珠江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格局;空间变化上全国环境治理绩效呈现“离散零星”到“多极核”的分布格局变化,其中珠江流域的连片分布态势最为明显。②区域差异上,虽三大流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组间差异波动式缓慢下降,但组内差异持续扩大,组内差异和超变密度是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③动态演进上,全国及三大流域均存在明显左拖尾和极化现象;除黄河流域外,全国及其他两大流域的内部绝对差异逐渐缩小。④收敛性上,除长江流域存在σ发散外,全国及其他两大流域普遍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此外,经济发展、技术支持、财政压力、外商投资和政府偏好等对不同流域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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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中国新基建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

宋敏, 刘欣雨

2023, 43(10): 13-2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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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新基建发展水平与经济韧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标准差椭圆与重心迁移模型、空间计量模型方法,探讨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域新基建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呈逐年攀升的时序演化特征;中国经济韧性水平呈“逐年增长—短期下降—延续回升”的时序演化特征。②观测期内中国新基建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攀升;在空间上,二者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由东向西递减的空间演化特征,发展渐趋均衡化,且二者耦合协调度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③虚拟集聚、投资规模、教育禀赋均正向驱动本地区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政府干预、人力资本对本地区二者耦合协调度起到负向作用;投资规模、政府干预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虚拟集聚、人力资本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教育禀赋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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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结构分解与演变及其创新驱动机制

张安伟, 胡艳

2023, 43(10): 23-3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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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采用敏感性指数法测算市域经济韧性,利用Shift-share法对经济韧性进行结构分解,并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冷热点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动态演变、结构分解及创新驱动机制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市域经济韧性空间差异呈现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的演变趋势。类型转移具有“路径依赖”效应,在考虑空间滞后时,不同类型市域演化路径分异明显。热点区和次热点区呈现分散扩张的趋势,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呈现集聚收缩的趋势。②整体经济韧性主要由竞争力韧性主导,但是竞争力韧性在整体经济韧性中的结构主导作用逐渐减弱。③创新链效率对经济韧性具有驱动作用,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是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韧性的创新驱动机制主要是通过作用于竞争力韧性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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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差异

余柯瑶, 李志刚, 杨舒惠, 钟佳龙

2023, 43(10): 34-4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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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长江经济带78个地级市2005—2020年面板数据,从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低碳、对外开放以及成果共享5个方面构建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使用熵权TOPSIS法对其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随后运用交互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差异效应,探讨了异质型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波动上升的态势,但上中下游高质量发展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②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的直接影响,强制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中强制命令型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倒“U”型,市场激励型影响呈“U”型;公众参与型仅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对高质量发展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此外,强制命令型与市场激励型,强制命令型与公众参与型存在交互效应,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③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存在区域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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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城市更新作用下生态韧性时空分异及其影响效应——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彭文斌, 曹笑天

2023, 43(10): 44-5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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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风险的持续累积使得城市越来越脆弱,城市更新所带来生态系统抵抗力、适应力和恢复力的变化,成为生态韧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梳理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6—2020年环长株潭城市群8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运用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TOPSIS模型、因子分析等方法,探究政府主导型与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2006—2020年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区域差异整体减小,空间分布呈现聚集态势。②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对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有抑制作用,加强环境规制、增大科教投入、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生态韧性的提升。③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城市更新社会行动和城市更新社会认可是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的主要因子,高密度、高强度的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将抑制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的提升,而城市更新社会行动则有助于提高生态韧性,城市更新对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影响作用尚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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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多维测度——理论逻辑、时空演绎与提升路径

王家庭, 王浩然

2023, 43(10): 53-6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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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先导,定量测度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理论内涵构建多维测度体系,结合2008—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对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实证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绎规律。研究发现：①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整体上稳步提升,可划分为领先型、潜在领先型、成长型、追赶型和起步型五大类型;②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各维度发展也存在不均衡问题;③区域间差异是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空间分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最大,东部—西部的区域间差异最大,总体水平的区域差异呈下降趋势;④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东热西冷”空间分布相对稳定,热点区域“南进北退”及冷点区域“北进南退”的态势明显。基于此,提出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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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大城市近郊区产业类型对就业人口流动的差异化影响——以武汉市为例

严雪心, 周婕, 盛富斌, 牛强

2023, 43(10): 63-7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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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武汉市为例,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及遥感影像数据等多源时序大数据,识别近郊区主要就业中心及其主导产业,并提出从就业人口流动的数量、强度和方向3个方面构建就业人口流动评价指标体系。首先通过净活跃度与总活跃度测度就业人口流动的数量,并结合全局莫兰指数、Getis-ord G_i^*指数识别就业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然后采用就业人口流动强度识别不同产业类型对就业人口流动强度影响的差异,最后通过标准差椭圆识别不同产业类型对就业人口流动方向及范围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武汉市近郊区整体呈现就业人口向近郊区各就业中心流动的趋势,但各就业中心间就业人口活跃度差异较为显著。光芯屏端网、生物医药及信息技术产业是武汉市近郊区就业人口流动强度最大的产业,吸引范围主要涵盖高等院校密集的地区;汽车制造和服务业就业人口流动强度较大,但其吸引范围相对较小;航运物流与航空物流产业发展迅捷,其就业人口流动强度正逐步增强,受地理区位制约,其就业吸引范围最广;建筑业、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就业人口流动强度则呈现逐年减弱的趋势,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人口净流出的现象,其就业吸引范围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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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城市住房限购强度的时空扩散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王羲泽, 罗玮幸, 刘琼, 白玉娟, 欧名豪, 陆媛媛

2023, 43(10): 75-8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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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政策扩散理论构建了住房限购强度的分析框架,以第二轮住房限购的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定量测度限购强度并分析其时空扩散特征,综合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寻城市限购强度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①通过限购强度表征的限购政策在扩散时具有灵活性和不规律性,在空间上呈现高强度城市以跳跃式扩散、城市群内以传染性扩散为主的模式,全国层面的限购强度梯度格局逐渐转向以城市群为单元的梯度格局。②城市限购政策受到控房价、稳增长、保投资和应对中央监管、对标同级城市等多种诉求的影响,其效应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时间上存在控房价、保投资、稳增长等诉求的阶段性变化,但是对标同级城市的诉求是不变的;空间上各项影响因素的效应具有东中西差异和城市群类似性。③限购强度的时空扩散特征是各项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限购强度逐渐呈现出城市群内的梯度格局。可见,城市间对标是影响其政策决策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立足城市个体全面刻画中央集权下“横向看齐”的互动关系,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我国城市公共政策扩散特征和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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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湘鄂豫三省城市建成区医疗服务潜能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韩宗伟, 林子艺, 冉俊容, 焦胜, 卢德彬, 胡玥, 龙一槿

2023, 43(10): 87-9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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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中地区湖南、湖北、河南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随机森林回归、空间回归等系列定量模型对医疗服务潜能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研究区医疗服务供给多集中于相对发达的城市中心区而周围区域医疗服务发展滞后,就医交通时间成本呈“中心—边缘”梯度分布;医疗服务潜能相对集中且呈现出围绕省会中心城市的环状分布,各类型医疗服务发展越成熟的区域周围医疗服务发展成熟度较低,医疗机构外向功能量多分布于省会城市、交通节点型城市、省际门户区域;对医疗服务能力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因素依次为常住人口、就医交通时间成本、建设用地布局复杂程度、城市建成区与最近邻医疗机构距离,其中就医交通时间成本为负向影响,其余为正向影响;规模较大的城市中,医疗服务领域的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即配给的医疗资源数量更多、密度更大、间距更小,各医疗机构利用效率会更高且承载的服务量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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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效应

褚翠翠, 佟孟华, 李洋

2023, 43(10): 99-10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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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人口加权变异系数二重分解法对2011—2019年中国23个省域的数字金融不平衡进行测度和分解,揭示其空间和结构来源,并进一步考察了数字金融不平衡及其分解项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①样本期内,大多数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程度呈波动性下降趋势,但近年出现一定的反弹趋势;②中心和外围区域间的数字金融不平衡是各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的主要空间来源,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不平衡是其主要结构来源,集中效应是导致历年数字金融不平衡变化的主要原因;③数字金融不平衡及其分解项对经济增长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效应。研究丰富了关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明确各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的程度、空间来源、结构来源以及经济增长效应,为进一步促进省域数字金融均衡发展提供借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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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时空演变及情景预测

孔凡斌, 王苓, 徐彩瑶, 金晨涛

2023, 43(10): 108-11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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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大别山区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构建包括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在内的县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揭示2000—2020年大别山区自我发展能力演变的时空特征,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影响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主要因素,利用SD模型对大别山区县域发展能力进行仿真预测。结果表明：①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整体综合指数偏低,且呈现逐渐上升的发展趋势,县域内部“非均衡性”现象突出,片区之间自我发展能力总差异逐渐缩小,片区内部差异逐渐缩小,但贡献率依然高。②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呈现由西南到东北变弱的演变趋势,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安徽片区和湖北片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较多位于中高值区。③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影响因素中,外部资源支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有显著的正影响,气候条件对县域发展能力变化没有显著影响。④当大别山区保持稳定的发展路径时,未来县域自我发展综合指数能力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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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大数据应用对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作用机制

罗世华, 戴玉芳, 王栋, 陈位斌, 刘小惠

2023, 43(10): 119-12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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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3—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法构造衡量大数据应用程度指标,探讨了企业层面大数据应用影响制造业服务化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①大数据应用与制造业服务化呈U型关系,在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②异质性分析表明,处于低服务业开放环境、拥有高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当大数据应用水平越过阈值后会显著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将制造业服务化分类研究,发现大数据应用对嵌入式服务化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混入式服务化产生U型效应。③机制分析表明,提升组织管理能力、提高市场匹配度和降低融资成本是大数据应用提升制造业服务化的重要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大数据应用与制造业服务化高效融合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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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绿色金融促进治污减排机制与空间效应

吴朝霞, 曾家豪, 刘泓轩, 李晨潇

2023, 43(10): 128-13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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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通过熵值法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污染排放水平进行测度,结合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对绿色金融的治污减排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绿色金融发展能有效治理污染排放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②绿色金融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现治污减排效应。③环境规制对绿色金融的治污减排效应存在负向调节作用。④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的治污减排效应较强。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绿色金融治污减排的作用机理和差异化效果,为优化绿色金融体系、助推环境保护提供了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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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基于行业知识基础的特色农业集群技术创新网络演化——鄢陵花木和烟台葡萄酒产业集群对比研究

胥亚男, 李二玲

2023, 43(10): 139-14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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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业知识基础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以具有不同知识基础的鄢陵花木和烟台葡萄酒产业集群为例,探讨特色农业集群技术创新网络的演化规律。研究发现：①基于行业知识基础可将特色农业集群划分为综合偏符号和综合偏解析两类。农业产业集群因具有多维邻近性和产业融合特征,其知识基础的内在属性决定了特色农业集群技术创新是以DUI模式为主还是以STI模式为主,进而决定了集群演化过程中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和演化路径。②DUI模式主导下的综合偏符号型（如鄢陵花木产业）集群在“四阶段”集群演化过程中,通过非正式的技术创新联系,推动网络结构由星型—小世界—多核心—多类型协同演变,形成本地嵌入式区域创新系统;STI模式主导下的综合偏解析型（如烟台葡萄酒产业）集群则通过正式的技术创新连接,推动网络结构由极核—核心边缘—本地全球—多类型结构协同演变,形成网络式区域创新系统。③针对不同类型的特色农业集群,创建不同的区域农业创新系统是推动特色农业集群技术创新网络形成并演化的有效手段,并使集群区域最终转变为乡村创新极。④无论是偏符号型还是偏解析型的特色农业集群,均应依托集群知识基础特点,基于集群创新系统理论来制定技术创新政策,以指导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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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快速城镇化中传统农区小城镇规模演变与影响因素

唐永, 李小建, 胡雪瑶, 刘雪怡

2023, 43(10): 148-15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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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农区,小城镇作为服务带动乡村发展的重要节点,对推动城乡融合和就地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小城镇规模及演变分析框架,基于2005—2020年这一河南省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以河南省3个县级单元作为典型区域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小城镇规模在各阶段总体持续扩张,扩张强度呈现一定的差异性。②在2005—2010、2011—2015、2016—2020年3个时段,小城镇总体规模演变速率呈逐步下降但趋势放缓特征,人口规模演变速率在2016—2020年阶段重新上升。不同尺度的对比分析表明,小城镇人口规模演变速率波动最为明显。③除宏观政策外,小城镇规模的核心影响因素为初始规模基础、企业家和乡贤能力,其次为对外交通网密度、产业发展水平、海拔高程等;小城镇规模变化量的影响因素探测结果相对较弱,其影响机制更为复杂。④GWR模型显示小城镇规模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分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分异性也处于变化之中。文章有助于丰富传统农区小城镇发展规律研究,为类似区域小城镇发展政策制定等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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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家庭化迁移到城市对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

张顺莉, 赵晓迪, 朱俊峰, 苗海民

2023, 43(10): 160-16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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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举家迁移对农民工社会融合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半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不显著。合理的解释是,当前的半家庭化迁移以配偶随迁为代表,其目标是务工收入最大化,家庭重心仍然在农村老家;只有包括子女在内的核心家庭都举家迁移时,家庭重心才从农村转移到城市。②异质性分析表明,当农民工为第一代、流动距离越远,流入的城市区域为东部地区时,家庭化迁移对社会融合的促进作用越大;当流入城市区域为东北地区时,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社会融合无显著影响。③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住房状况是家庭化迁移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重要中间机制之一,即家庭化迁移使得农民工的住房状况产生分化,进而导致其社会融合产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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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湖湘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与变迁

谢旭斌, 李雪娇

2023, 43(10): 170-17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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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与变迁是时空语境下景观发生、发展、演变的整合过程,是群落自然地理景观和人类聚落文化相互作用的体现。通过田野考察的研究方法,对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的生成特性、生成机制及发展变迁等进行论述。研究得出：①自然环境、地理物候与社会生活场景生成了湖湘村落的景观空间结构与艺术风貌。②景观的生成与变迁受自然地理空间、产业经济、审美伦理与文化传承的影响,同时受“兴、生、觉”的生成机制的影响。③国家政策驱动、生产生活方式改善与民族文化延承的内外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促进村落景观发展变迁的动因,应遵循景观生成的基本逻辑,对传统村落景观进行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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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国土空间规划下中国沿海地区陆海统筹的路径优化

周德, 赵骁阳, 徐之寒, 李普, 金凤芝, 王俊峰

2023, 43(10): 180-18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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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沿海省域国土空间规划下陆海统筹路径的共性与差异,对沿海地区国土空间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以中国11个沿海省（区、市）为案例区,通过耦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和S-CAD政策评估方法,解析与归纳其国土空间规划下陆海统筹的路径。结果表明：①基于政策法律制定、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陆海空间利用等因素进行组合分析可得16种潜在组合,其中3种条件变量组合能够解释省域陆海统筹路径。②国土空间规划下陆海统筹路径可归纳为3类,即政府政策引领型、生态环境保护型、经济社会发展型。③S-CAD政策评估结果显示,由于国土空间规划文本所涉内容不够全面,造成规划手段的一致性较低,规划制定应注重从政策制定者角度出发的政策目标、手段以及结果的一致性问题。此外,生态环境保护条件是影响国土空间规划与陆海统筹协同的关键基础性因素,对于陆海统筹政策效果提升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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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喀斯特生态脆弱区旅游生态系统韧性时空变化及多尺度障碍因素——以贵州省为例

郭向阳, 明庆忠, 杨春宇, 穆学青, 胡金海

2023, 43(10): 190-20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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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贵州省为研究区域,基于DPSIR模型构建旅游生态系统韧性理论评价框架,综合采用熵权TOPSIS方法、GIS空间分析技术和障碍度模型,探究2011—2020年贵州省旅游生态系统韧性时空演化规律及分维度空间分布模式,并基于多空间尺度诊断旅游生态系统提韧的障碍因素。研究发现：①在时间上,2011—2020年旅游生态系统韧性呈现上升趋势,贵阳市、遵义市上升幅度明显,但各市（州）旅游生态系统韧性的差异程度逐渐变大。总体上,经济较发达地区旅游生态系统韧性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②在空间上,2011—2020年贵州省旅游生态系统韧性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趋势,在空间上形成以“贵阳市—遵义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中心向周边递减的异质性格局。③响应（R）是阻碍贵州省旅游生态系统提韧的主要维度;工业污染源治理资金投入占GDP比重、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城市日污水处理能力是调节旅游生态系统韧性的主要因子。④提高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效能、遏制石漠化和水土流失、缓解旅游生态空间与城镇空间矛盾、提升旅游生态系统功能是贵州省旅游生态系统空间修复的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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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湘西地区为例

黄昕, 陈进

2023, 43(10): 201-21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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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探讨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2—2021年湘西地区市域面板数据,刻画了环境规制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时间演进过程,运用系统GM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机制模型等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传导机制及调节机制。研究发现：①2002—2021年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环境规制以2010年为节点分两阶段变化,第一阶段各市（州）环境规制力度逐渐增强,第二阶段环境规制先骤降,后进入缓冲期进而飞速发展。②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每提升1个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相应提升0.0967个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滚雪球”特征。③环境规制能通过信息化水平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信息化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应提升0.6939个单位;人力资本与城镇化均在整个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因此,要因地制宜加强环境规制监管、完善环境规制手段,着重推动人力资本培育,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强区域间合作联系,建立环境共同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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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障碍诊断—耦合协调”分析

汤礼莎, 龙花楼, 杨嘉艺, 潘欣瑶

2023, 43(10): 211-22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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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乡村人地关系矛盾凸显,直接影响了乡村人居环境的质量。文章以洞庭湖区24个县域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组合客观赋权、加权求和等方法综合评价其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质量发展水平,构建障碍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识别障碍因子,并对2013—2021年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质量水平及二者的耦合协调性呈上升态势,但县域之间差距较大。②通过障碍因子识别发现,环境、经济、社会保障等受障碍因子影响较大,识别障碍因子有利于各县域结合自身发展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③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出“中心高、外围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与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质量呈正相关。④根据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及发展阶段特点,可将洞庭湖区24个县域分成3种发展类型：协调平衡型、磨合良好型、失调滞后型。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路径,促进各县域间的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将有利于乡村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助推洞庭湖区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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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乡村旅游地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陆林, 周裕祺, 李冬花

2023, 43(10): 222-23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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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与经济过程,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加速农村劳动力的空间流动,乡村旅游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黟县7个旅游乡村为例,从个体微观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两方面综合分析乡村旅游地回流劳动力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从空间特征来看,乡村旅游地劳动力回流的区域性特征显著,村域、镇域等小尺度地区是劳动力回流的主要空间节点,回流后劳动力生活和工作的空间多集中在村域和镇域尺度,职住分离现象不显著。②从职业转变来看,劳动力回流前后职业相关性并不显著,回流前多从事建筑业、加工制造业等劳动技能单一、劳动力密集的行业,回流后多集中于住宿餐饮业和零售业等准入门槛低、投入产出小的行业。③从影响因素来看,乡村旅游地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旅游从业人数等人力资本要素,从政从商的亲友数等社会资本要素以及景区距离、就业机会等外部环境要素对回流劳动者是否从事旅游就业影响显著。通过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乡村旅游地劳动力回流的底层逻辑,对比分析中西方城镇化模式,认为中国城镇化是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为促进人口的稳定回流,满足农村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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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饮食零售业选址的空间关联及影响因素——以上海市咖啡厅和茶艺馆为例

潘晓青, 靳诚, 张世钰, 陈颖

2023, 43(10): 231-23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3.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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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与茶的空间关联性对于理解饮食零售业的选址以及背后所反映出的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的内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利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协同区位商方法,对2018年上海市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关联强度和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咖啡厅和茶艺馆空间自相关强度较高,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位置布局受同类要素吸引。②实证表明,不同带宽条件下,咖啡厅和茶艺馆的全局协同区位商值始终小于1,说明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关联强度较弱,两者之间相对独立分布。③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分布受周边竞争因素影响较大,与休闲饮品店全局协同区位商值较高,存在极强的空间关联;受超市和商业综合体的影响较大,全局协同区位商值接近1,存在潜在的空间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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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办学9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全景回顾

吴卫, 苏昌贵

2023, 43(10): 24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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