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文章从科技创新能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要素创新配置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运用莫兰指数、核密度估计、Markov链转移矩阵、Dagum基尼系数和收敛模型揭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地区差异与收敛性特征，并进一步借助障碍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随时间推移稳步上升，存在明显的“东高西低”递减式分布格局。②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邻接高水平地区对本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积极促进作用。③从区域差异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差距较大，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占首位、区域内差异次之，且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④从影响因素看，科技创新能力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因素，对外开放、信息化、劳动力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是导致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新质生产力空间分异特征的主要驱动因子。

文章以中国272个市域为研究对象，使用两期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及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测度了市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中国市域工业绿色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非均衡特征显著。②中国市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其次是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较低但逐步加强。③技术进步、绿色动能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效率恶化、发展动能阻碍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技术和投入产出维度结合来看，技术进步既源于发展技术进步也源于绿色技术进步，效率恶化主要由发展效率恶化导致，且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更多来源于发展效率差距。据此，应重视工业绿色发展长期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的工业绿色发展策略，以缩小发展效率差距为重点协同提升市域工业绿色发展水平。

文章在明晰发展绿色经济必要性的基础上，首先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衡量绿色经济发展，采用复合网络DEA模型衡量工业产能利用率并进行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分解；然后，运用基于邻接矩阵、逆距离矩阵与经济地理嵌套矩阵的空间面板模型评价绿色经济发展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空间效应，并通过供给侧与需求侧进行机制分析；最后，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了区域异质性讨论。研究发现：①绿色经济发展能够通过集聚效应提升本地区工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扩散效应提升邻近地区工业产能利用率，有利于突破“胡焕庸线”对经济地理格局的束缚。②绿色经济发展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直接效应，在需求侧主要表现为溢出效应。③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非均衡态势，而绿色经济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提高能源效率可以缓解能源需求压力、推动经济低碳转型，进而实现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文章在计算200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基础上，将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合成控制法等方法探究了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①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全要素能源效率，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②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③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福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最大，四川次之，河南最小，对浙江虽短期出现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并为创新城市治理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参照。

文章基于中国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2011—2021年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过程和特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结构和时序影响。 结果表明：①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呈现多点零散分布，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南北分异。其中南方地区的城市经济韧性显著高于北方，显著高值集聚区整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再向西和北”的演化过程。②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③结构分析表明数字创新要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较大。时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逐年提高，其中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要素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也具有递增的时序性。

地理环境对政府和市场这两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力量起制约作用，导致两者作用的空间分异。文章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和地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0年湖南省12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从时空维度运用计量模型方法实证探讨了城乡融合发展中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空间分异特征。 结果表明：①政府和市场都显著地推动了湖南省各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但总体上政府作用大于市场作用，市场在推动湖南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②地理环境对湖南各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起制约作用，地理环境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发挥存在门槛效应，并表现出很强的空间分异特征：地理环境好的县域，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大于政府；地理环境差的县域，政府的作用大于市场。据此，文章提出了在城乡融合发展决策中有效实现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分别与各地区地理环境状况相匹配的对策建议。

县域经济单元如何积极应对不同属性冲击以维持经济稳定发展成为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下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关键。文章以山东省县域经济单元为研究对象，构建抵抗力指数反映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两类不同属性冲击下的县域经济韧性水平，借助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了不同属性冲击下的县域经济韧性影响机制差异及影响要素的空间异质性。 结果表明：①不同属性冲击下山东省县域经济抵抗力表现出异质性特征。山东省县域经济整体和三次产业抵抗金融危机能力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县域经济整体和第三产业抵抗新冠疫情能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②能动性要素在不同属性冲击下均对区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作用尺度差异较大。地方财政支持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而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具有全局性作用特征。疫情治理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③结构性要素在不同属性冲击下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方向发生变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以正向空间异质性作用为主，但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具有负向异质性作用。④区位条件在不同属性冲击下的作用尺度差异明显。文章建议在分析区域经济韧性特征与影响机制时应重视不同冲击的属性与空间异质性特征。

准确把握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对于黄河流域城市群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06—2022年黄河流域城市群碳排放效率的基础上，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构建空间关联网络，进而探究其碳排放效率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观测期内，黄河流域整体碳排放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趋势；各城市群碳排放效率存在差异，其中中原城市群碳排放效率均值最高，晋中城市群最低。②黄河流域城市群碳排放效率形成了复杂的空间关联网络，且网络可达性较强，但流域整体及各城市群网络关联关系的紧密程度有待增强。③随着时间的演进，各驱动因素对黄河流域城市群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方向较为稳定。地理距离差异和人口密度差异对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经济发展差异和技术创新差异则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影响黄河流域各城市群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形成的因素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在明晰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内涵与厘清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学理基础上，文章借助Super-SBM模型测度2011—2021年黄河流域城市尺度的绿色发展效率，识别其时空演进特征，并借助面板Tobit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线性与非线性效应。 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波动性与较大提升潜力，上中下游三大区域次序格局演变具有动态性与梯度性，60个城市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型层级格局；②空间格局演化具有阶段性特征，由多中心的随机分布转向多核心+多中心的集聚状态分布，出现高高集聚的连绵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受毗邻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③数字经济对该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驱动效应显著，驱动效应具有时间、空间与城市类型的异质性，经济结构偏重与调整滞后性以及快速提升的城镇化水平进一步加剧了该流域上、中游环境的约束效应；④政府调控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两者的最优强度应在保持市场灵活性和促进绿色发展的平衡点上，才能与数字经济发挥协同作用。为此，文章从强化数字经济建设、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绿色效能、优化绿色效率空间格局等方面提出了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可及性养老资源是衡量养老服务供给效能的关键指标，对于构建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聚焦长三角城市群，依托多源数据，采用核密度分析、一致性系数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了可及性养老资源和不同生命周期老年人口的空间格局、匹配特征及背后的驱动机制。 结果表明：①可及性养老资源呈现“一体两区多核心”格局下的“Z”字型集聚空间分布。同时，“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边缘城市”等级分化下的空间非均衡发展结构明显。其中养老机构呈“沿江沿湾”分布，社区老年文娱场所为“多点状”集聚。②老年人口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楔形集聚区”，沿沪宁、沪杭通道形成“一体两翼”格局。细分群体中，不健康但生活可自理与不健康且生活不可自理群体集中于沪宁轴带，健康群体有向郊区扩散趋势，三类群体均呈现“中心—外围”衰减规律但速度各异。③可及性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的空间协调性弱，资源与人口的协调程度由中部地区向四周递减。细分类型中，养老机构富足类城市占比较高，社区医疗匹配类占比较低，文娱设施滞后类占比突出。社区老年文娱场所整体匹配度最优，其次为社区医疗卫生场所。省际差异显著，浙江资源聚集程度多高于对应老年人口，安徽、江苏、上海多呈资源滞后特征。长三角南部形成了“富足—匹配”交错带，资源滞后类围绕北部和西部连片分布。④可及性养老资源的空间分异受多种因素共同驱动，地区财政支出、老年人口数和媒体关注度等人文环境因素是影响养老资源布局的主要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对有限，但与人文环境因素交互后，影响作用显著增强。

城市的标度律指示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之间的缩放关系。文章借助上海POI数据探究不同尺度下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与人口规模之间的标度关系，印证城市内部同样存在标度律，并且受到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MAUP）的制约。 结果表明：①栅格单元下的上海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标度律相较行政区划单元更为显著，并且伴随空间尺度的增大而趋于优化。②行政区划下的上海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标度律为次线性模式，而栅格单元下则为线性模式。不同城市功能区之间的标度律也存在差异，其中餐饮、购物、居住区为超线性模式，工作、教育区为线性模式，交通区为次线性模式。③上海城市功能区的效能整体较高，包括主城区在内的大部分区域优于预期，同时不同城市功能区的效能存在差异。

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272个市域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实证检验了均等化水平及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居民消费呈现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发展格局由“多点式”零星分布向“组团式”聚集形态转变，其中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城市群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主要高聚集区。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且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③机制分析表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发挥收入效应和预期效应促进居民消费。④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空间聚集区和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据此，未来应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协同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其空间辐射效应，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打通城市间生产要素流动的堵点已成为推动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关键路径。文章通过分析2012、2015和2017年城市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模体分析方法、随机游走网络聚类算法及指数随机图模型，探究了中国城市生产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生产网络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多中心分布趋势明显。东部城市在网络中占核心地位，而且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地区建立了紧密的产业链合作关系。②生产网络社团的群落特性突出，如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区域网络连接尤为紧密。从微观结构来看，聚集型模块结构成为网络内生形成的主要模式。③网络节点属性中的河流密度、公路交通、政府支持、数字技术创新、工业智能化和产业升级对生产网络的形成表现出积极作用，而且生产网络的形成与空间邻接性、文化距离和创新合作网络存在显著的依赖关系。

演化经济地理学关注微观行动者对区域新产业发展的影响，但多依据产品间的知识关联性强弱，洞察区域的路径依赖或路径生成机制。文章以广东顺德机器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为例，利用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与相关资料，借鉴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成果建立分析框架，探讨了外部环境变化如何影响企业内部组织与外部网络关系，并进而导致新旧产业链接和地方产业演变。 结果表明：市场竞争加剧带来的降本增能双重压力、金融化、市场开发及风险管理等挑战，促使地方企业通过内部协调、企业间合作及产学研政合作等战略调整，依托其在原产业的资源与能力优势，建构新旧产业的知识、技术与生产关联。研究结果还显示，地方行动者的差异化战略，对新旧产业的经济技术关联产生不同的意义和影响，这也为区域新产业生成路径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事实依据。

文章以“中国鞋都”——晋江市陈埭镇为例，基于全域鞋服企业和相关建成环境、社会经济数据，综合采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系统解析了陈埭镇鞋服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陈埭镇鞋服企业呈现出“多点集聚、少量带状分布”的空间特征，不同产业链环节企业空间分异明显。②建成环境主要影响制造环节，社会经济、设施条件主要影响上游设计研发、下游包装销售环节，营商环境主要影响上游设计研发、中游成品制造环节，上述因素的影响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民营经济强镇产业空间优化、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文章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标准差椭圆、泰尔指数等方法分析其新增跨境电商企业时空变化格局，同时基于路径依赖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揭示了跨境电商企业区位选择及时空格局演变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时序发展上，广东省跨境电商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受经济环境和政策演变影响，新增企业呈现出阶段性波动特征；②广东省新增跨境电商企业呈集聚与分散并存、集聚为主的特征，集聚方向趋近于水平，集聚中心位于深圳市和东莞市，四大区域板块之间分布差异大于板块内部差异；③广东省新增跨境电商企业由广州市、深圳市双中心轴线集聚向珠江口西岸多中心面状集聚转变，并进一步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跳跃式扩散和等级扩散；④跨境电商企业区位选择在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区分别呈现出路径依赖为主和路径创造为主的空间差异。影响因素中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形成的路径依赖仍然占据主导作用，政策因素呈现出路径创造作用，技术进步、开放程度等外部冲击的路径创造作用不显著。

大都市城乡结合部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先行区，在城乡融合视角下探讨城乡结合部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发现：在理论机理方面，“要素—结构—功能”三者间互动是理解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形成机制方面，城乡结合部是城市规模扩张及寻求利益更大化的“推力”和外围农村谋求发展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问题探析方面，大都市城乡结合部“乡村病”是一种“城乡综合病”，集中体现在“人”“地”“业”等方面以及由此引起的乡村功能紊乱和空间治理问题；在路径探索方面，基于城乡融合视角提出乡村振兴的推进路径为：大都市城乡结合部振兴需要内源和外源动力共同驱动，即通过城乡要素融合和乡村结构优化，重构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社会和文化功能。

文章在测算2008—2022年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贡献度与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析了其粮食安全贡献度与农业技术创新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贡献度呈现先增后减的时序变化特征，省域粮食安全贡献度差异较大，其中黑龙江的贡献度位居榜首，河南紧随其后，江西与辽宁在粮食安全贡献方面相对较弱，处于较低水平。②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技术创新呈现先增后减并逐渐趋于稳定的趋势，其中黑龙江农业技术创新水平最高，山东农业技术创新水平最低。③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贡献度与农业技术创新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基本维持在0.28~0.65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非同步特征，其中黑龙江耦合协调度最高，辽宁耦合协调度最低。④不同驱动因子对粮食安全贡献度与农业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度的解释力不同，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和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是两者耦合协调的关键驱动因素。

考虑到农村电商已经成为“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重要渠道，且许多地理标志主产区鼓励农户接入农村电商，有必要探究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及其作用机制。文章基于京东平台上大米产品的实际交易数据，采用特征价格模型准确地估计了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并从在线声誉和可追溯性的角度验证了地理标志产生线上溢价的间接路径。 结果表明：①地理标志能够产生线上溢价，但线上溢价随价格区间的上升而下降。②地理标志有助于积累良好的在线声誉和促进产品追溯码的使用，进而产生线上溢价。③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在地理区划上具有异质性，来自西部地区或非粮食主产区的地理标志大米能够产生更高的线上溢价。④富硒、低蛋白和胚芽等功能性标签会降低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但没有证据表明有机认证会对地理标志形成替代。

国土空间多功能格局及其冲突关系识别，是推进空间统筹协调与高效利用的基础。文章基于协同—竞争视角，构建农业、城镇和生态三类功能的适宜性评估体系，采用三角模型识别空间单元的相对优势多功能类型，并通过冲突诊断矩阵定量测度多功能类型分别与土地利用现状及国土空间规划之间的冲突。选取山东省莱州市为研究区，以六边形格网为基本评价单元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农业、城镇和生态功能适宜性指数分别为0.60、0.51和0.54，农业适宜区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城镇适宜区在中部集聚，生态适宜区在东西两侧分散分布。②多功能类型以农业—城镇多宜型为主，沿东北—西南方向形成带状分布，生态优势型次之，主要分布在沿海及西部山林地带；评价单元多功能适宜性指数总和随高程、海岸线距离、城镇中心距离及道路距离等要素呈非线性变化。③现状冲突整体处于较低至中等水平且呈离散分布，规划冲突高于现状冲突；规划在18.69%区域缓解现状冲突，而19.12%区域因多功能协同不足或功能错位可能导致冲突加剧。建议强化多功能空间协同优化，推行动态冲突监测与分区调控机制，为提升国土空间精细化治理提供参考。

揭示耕地多功能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是制定可持续耕地管理政策、保障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基础。文章采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结合GIS技术，从经济生产、社会保障以及生态维护3个维度对2012、2017和2022年湖南省洞庭湖地区耕地多功能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①2012—2022年，洞庭湖地区耕地经济生产功能整体为增强态势，呈“西高东低”的格局；耕地社会保障功能在洞庭湖地区西部增强明显，整体呈“中部、西部高”的特征；耕地生态维护功能的高值区逐渐呈集聚态势，表现为“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耕地综合功能则表现为西部、西南部持续增强的特征。②耕地多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城市化率、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地形起伏度、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非农产值比、耕地有效灌溉率、人均GDP、坡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耕地功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区域人口特征是重要因素，区域自然条件是基础因素，各因子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增强型交互作用，体现出洞庭湖地区耕地多功能时空演变影响因素与机制的复杂性。

森林康养对促进大众健康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生态康养、景观康养、饮食康养、文化康养4个适宜性为一级准则，选取18项具体指标构建森林康养适宜性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森林康养适宜性进行了评价和区划，并提出了产品开发思路和建议。 结果表明：①湖北省平原区森林康养适宜性低，山地区森林康养适宜性高，总体呈“中部低，四周高”的圈层式空间分异格局；②湖北省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可划为4个一级区（优先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局部开发区、精准开发区）和8个二级亚区；③湖北省森林康养产品开发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实施多元化、特色化、协同化、赋能化的多层次开发策略。

文章基于湖南省122个县（市、区）的323处红色旅游景区（点）空间位置数据，运用Voronoi多边形变异系数、核密度分析刻画其空间分布格局，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厘清其影响因素，并运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方法探明其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 结果表明：①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呈集聚特征，各区县分布类型差异显著；红色旅游景区密度分布由东至西递减，密度核心区以长株潭都市圈为集中分布区，向西部的武陵山片区和东南部的罗霄山片区延伸呈“一核双轴”状分布。核心区外在湘南、湘中和湘北地区存在多个环形次密度区零星分布。②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资源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影响，且双因子交互作用大于单因子的解释力。③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遴选的9项条件变量均无法单独构成影响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的必要条件，存在“资源驱动型”“资源—市场联动型”和“资源—经济联动型”3类组态模式。

文章构建涵盖旅游经济、旅游资源、基础设施与旅游管理等4个维度的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方法测算2014—2023年贵州省88个县域旅游竞争力，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障碍度模型进一步识别并解析制约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 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整体稳步提升，且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但区域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表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结构性分化态势。②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发展特征，其中高竞争力县域主要集中于贵阳、遵义、六盘水等经济基础较好、交通便捷的区域，而边远山区及少数民族聚居区旅游竞争力相对较弱。③生态环境质量、经济基础薄弱及交通可达性不足是制约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的核心障碍因素。④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面临的主要障碍类型包括旅游经济障碍型、资源障碍型、基础设施障碍型和管理障碍型。不同县域因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障碍类型及其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异质性。

随着全域旅游战略的深入推进，旅游廊道体系的构建及其空间布局的优化已成为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选择。文章以陕西省渭南市为例，根据旅游热度值识别旅游源地，进而采用MCR模型和重力模型提取渭南市的旅游廊道，并对不同情景的旅游网络结构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结果表明：①渭南市44个旅游源地与118条旅游廊道构成全域旅游空间的基本格局，其中包括44条一级廊道，15条二级廊道和59条三级廊道，廊道总长2423.02 km，识别出旅游“夹点”46处，障碍点28处。②根据旅游源地的不同模拟情景，增“源”全面发展情景对旅游网络系统的效能提升有限，优化减“源”发展情景比增“源”全面发展情景对网络系统的改善更加有效。③根据旅游综合阻力值，将渭南市旅游发展空间划分为旅游发展极重要区、重要区和一般重要区，并针对性地提出差异化的旅游发展策略，为渭南乃至全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