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全球化进程推动国际资本、技术和服务等跨国流动，世界各经济体间逐步形成了复杂交错、多层嵌套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体系，从网络视角解析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空间流动及其结构性转变，对于深入理解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体系复杂性、推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化研究转向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外商直接投资流动性出发，构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数据集，综合运用多种网络分析方法，描绘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格局演化及其空间流动态势，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探究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的拓扑复杂性特征。研究发现：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壮大，逐步形成了层级特征明显、结构日趋复杂、空间分异显著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空间格局，外商直接投资流向北美、欧洲和东亚汇聚的趋势明显。其中，离岸金融中心在外商直接投资空间流动中承担着重要的枢纽作用。②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呈现稠密化趋势，网络连通性、可达性和传输效率持续增强，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结构和边缘结构具有清晰的层级界限。③中国、美国、荷兰、英国、卢森堡、德国、法国和瑞士等国家处于核心地位，加拿大、日本、爱尔兰、中国香港、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国家（地区）拥有重要的全球影响力，而意大利、泰国、韩国、新加坡和比利时等国家则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④2009—2020年，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一带一路”倡议、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等国际事件对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格局演化带来不同程度影响。

数字经济是驱动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赋能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的战略需求。文章采用计量回归模型和链式中介模型探究了2011—2022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均快速提升，两者皆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发展特征。②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城市合作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三者的并行中介路径和链式中介路径正向影响绿色发展效率，总中介效应系数为0.861，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分别占70.15%和29.85%。③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强度具有城市异质性，高等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更能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

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产业升级面临突破专业化路径依赖、培育多样化经济形态的关键挑战。文章构建线性概率模型，利用2007—2019年中国286个城市19个产业的面板数据，从产业和城市层面分别对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的路径依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产业关联度强化了专业化经济，且在产业与城市层面存在双重异质性。从产业维度看，服务业的路径依赖强于工业和农业；从城市维度看，高创新能力城市中产业关联度对专业化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此外，产业关联度与城市创新水平也显著抑制了多样化经济的发展，但这一负向影响的边际效应随时间递减。最后，据此提出应分阶段、分产业、分区域精准施策，推动专业化经济与多样化经济从零和博弈转向协同共生，最终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可持续升级。

文章以2011—202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1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数智融合和制造业绿色转型水平，分析数智融合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演变格局，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数智融合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长江中游城市群制造业绿色转型水平整体呈下降态势，其中环长株潭城市群下降幅度较大；空间演变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制造业绿色转型从分化转向趋同发展，各中心城市引领制造业绿色转型。②数智融合高—高集聚分布于武汉城市圈；低—低集聚分布于大南昌都市圈，且集聚范围随时间缩减。③数智融合不仅能促进本地制造业绿色转型，还能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地制造业绿色转型。

“标准”是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监测评估、实施管理的重要制度基础和技术依据，而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和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则是国土空间治理领域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文章通过分析认为,现有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存在数量少，部分标准质量低且实用性不强，标准体系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和生态文明时代高质量发展，以及数字化和系统化治理的需求。为此，亟需促进国土空间规划与标准科学理论及技术方法的深度融合，进一步规范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的对象、明晰各类标准的层级和功能定位、完善标准体系，构建纵向包括“总体通用—子体系通用—门类通用—子门类专用”四级层次，横向包括“规划编制”“规划审查”“体检评估”“实施监督”序列结构的标准体系，为制定和修订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标准提供指引。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目标，大运河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研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文章以中国大运河江浙段13个城市为研究区域，从文旅消费环境、文旅消费能力、文旅消费支出和文旅消费满意度4个维度构建文旅消费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理统计、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探究了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时空特征与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呈现波动性增长态势，其中浙江段消费水平相对较高，苏州和杭州市是文旅消费水平的2个核心，江浙段沿线城市差异逐年减缓。②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4个维度具有明显时空分异性，其中时序上文旅消费能力指数逐年增长，文旅消费满意度变动幅度较小；空间上文旅消费环境指数差异最大，而文旅消费支出和文旅消费满意度地区差异相对较小。③从构建“供给—需求—政策”的文旅消费组态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看，文旅消费水平受资源产品基础、服务设施水平、经济收入水平、文化教育水平和政府支持引导5个变量的组态影响，高文旅消费水平组态路径可分为环境供给驱动型、内在需求驱动型和供需多元联动型。

文章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结合观察法、访谈法和扎根理论法等方法，以“要素协同—系统重构—功能升级”逻辑构建文旅融合促进民族地区民生福祉提升的综合分析框架，对岭南地区传习中原文化的先导和交融地富川瑶族自治县岔山村展开了实证研究分析。研究发现：①在国家政策等外部力量支持下，催生了民族地区文旅融合的内生发展动力，形成了内外合力刺激内部文旅产业发展的活力；②依托文旅融合，利用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有机结合推进乡村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实现由“政府供养”模式向可持续“自我造血式”共同富裕转变；③协同产业带动、党群通力、利益联盟、制度保障机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文旅发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在民生福祉提升中走深走实。岔山村在文旅融合方面的实践，为理解民族地区民生福祉的提升路径及机制提供了生动范例，彰显了其经验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

文章基于抖音数据，运用位序—规模、核密度、最邻近指数等方法揭示了浙江省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结构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了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网络关注度头部景区村庄优势明显，中部和尾部景区村庄发育较差；②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核密度分布整体呈现“T”字形空间聚集结构，并且在“T”字形内部呈现出五大核心集聚区；③三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核密度分布整体呈现“一低两高、分异鲜明”的空间格局；④地区经济水平、服务业支撑是影响整体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重要因子，其次是植被覆盖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网络普及水平等，而且影响因子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多因子作用强于单因子；⑤三类景区村庄驱动力因子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其中网络普及水平是特色休闲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最大影响因子，地区经济水平是民俗文化类和自然生态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最大影响因子，但植被覆盖率和空气质量是自然生态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作用较大的影响因子。

文章从平台经济基础设施、参与主体、运行结果3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3—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平台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特征及演化过程，借助QAP回归模型验证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平台经济发展空间关联表现为多线程、中心—外围式的典型网络圈层结构形态，平台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性有所减弱，整体网络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②浙江、福建等10个省份在网络中发挥着“发动机”作用，江苏、天津等7个省份在网络中扮演着“中介”和“桥梁”的角色，浙江、江苏等10个省份在网络中充当着“中心行动者”角色。③净受益板块、经纪人板块、双向溢出板块和净溢出板块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同样存在着逆向溢出、非均衡的问题。④平台经济空间关联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市场竞争水平差异、科技创新水平差异、社会消费水平差异对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地理距离差异、产业结构差异与平台基础设施水平差异具有负向影响。

信息化发展带来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在持续重塑劳动力市场，目前对微观企业视角及其中的机制探讨尚有不足。文章利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构建企业面板层面的信息化指数，探析了劳动力就业及企业信息化发展时空格局演化趋势；继而在考察信息化发展对劳动力总量及结构变动影响的基础上，分别从企业、行业层面展开了区域异质性分析；最后，从效率提升与规模扩张两方面分析了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企业信息化发展有助于增加劳动力需求总量，更好地发挥就业蓄水池的作用。②企业信息化发展对劳动力结构具有偏向性影响，增加了高学历、知识型劳动力需求，减少了低学历、操作型劳动力需求。③从区域异质性看，企业信息化发展对就业的影响随城市规模呈倒U形曲线，对Ⅰ型大城市企业劳动力的影响程度最大。④从影响路径看，企业信息化发展通过提升产出效率与扩大生产规模强化了劳动力教育结构的极化趋势，但削弱了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极化趋势。因此，企业信息化发展在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中起关键作用，应把握好不同情境下企业信息化转型过程中资本、技术与劳动要素的适配与平衡，为因地制宜落实稳就业战略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