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发展带来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在持续重塑劳动力市场，目前对微观企业视角及其中的机制探讨尚有不足。文章利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构建企业面板层面的信息化指数，探析了劳动力就业及企业信息化发展时空格局演化趋势；继而在考察信息化发展对劳动力总量及结构变动影响的基础上，分别从企业、行业层面展开了区域异质性分析；最后，从效率提升与规模扩张两方面分析了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企业信息化发展有助于增加劳动力需求总量，更好地发挥就业蓄水池的作用。②企业信息化发展对劳动力结构具有偏向性影响，增加了高学历、知识型劳动力需求，减少了低学历、操作型劳动力需求。③从区域异质性看，企业信息化发展对就业的影响随城市规模呈倒U形曲线，对Ⅰ型大城市企业劳动力的影响程度最大。④从影响路径看，企业信息化发展通过提升产出效率与扩大生产规模强化了劳动力教育结构的极化趋势，但削弱了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极化趋势。因此，企业信息化发展在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中起关键作用，应把握好不同情境下企业信息化转型过程中资本、技术与劳动要素的适配与平衡，为因地制宜落实稳就业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文章从平台经济基础设施、参与主体、运行结果3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3—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平台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特征及演化过程，借助QAP回归模型验证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平台经济发展空间关联表现为多线程、中心—外围式的典型网络圈层结构形态，平台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性有所减弱，整体网络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②浙江、福建等10个省份在网络中发挥着“发动机”作用，江苏、天津等7个省份在网络中扮演着“中介”和“桥梁”的角色，浙江、江苏等10个省份在网络中充当着“中心行动者”角色。③净受益板块、经纪人板块、双向溢出板块和净溢出板块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同样存在着逆向溢出、非均衡的问题。④平台经济空间关联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市场竞争水平差异、科技创新水平差异、社会消费水平差异对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地理距离差异、产业结构差异与平台基础设施水平差异具有负向影响。

探究旅游市场、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是后脱贫地区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共同富裕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1990、1995、2000—2022年张家界市4个区县面板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当量因子评估法和力学平衡模型等方法，探究了旅游市场、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结果表明：①综合权衡协同度整体呈现由低到高的演变趋势，空间格局从北高南低逐步趋于均衡，并呈现动态迁移与区域分化特征。②权衡协同类型由低协同状态向多功能共生型演进，表现为单核驱动型、双功能联合型、多功能共生型的递进式发展路径，不同类型反映出权衡协同的复杂性和多样化机制。③后脱贫地区旅游市场、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协同关系受资源禀赋、产业发展阶段和政策导向等因素共同影响。

文章基于抖音数据，运用位序—规模、核密度、最邻近指数等方法揭示了浙江省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结构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了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网络关注度头部景区村庄优势明显，中部和尾部景区村庄发育较差；②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核密度分布整体呈现“T”字形空间聚集结构，并且在“T”字形内部呈现出五大核心集聚区；③三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核密度分布整体呈现“一低两高、分异鲜明”的空间格局；④地区经济水平、服务业支撑是影响整体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重要因子，其次是植被覆盖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网络普及水平等，而且影响因子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多因子作用强于单因子；⑤三类景区村庄驱动力因子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其中网络普及水平是特色休闲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最大影响因子，地区经济水平是民俗文化类和自然生态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最大影响因子，但植被覆盖率和空气质量是自然生态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作用较大的影响因子。

文章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结合观察法、访谈法和扎根理论法等方法，以“要素协同—系统重构—功能升级”逻辑构建文旅融合促进民族地区民生福祉提升的综合分析框架，对岭南地区传习中原文化的先导和交融地富川瑶族自治县岔山村展开了实证研究分析。研究发现：①在国家政策等外部力量支持下，催生了民族地区文旅融合的内生发展动力，形成了内外合力刺激内部文旅产业发展的活力；②依托文旅融合，利用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有机结合推进乡村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实现由“政府供养”模式向可持续“自我造血式”共同富裕转变；③协同产业带动、党群通力、利益联盟、制度保障机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文旅发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在民生福祉提升中走深走实。岔山村在文旅融合方面的实践，为理解民族地区民生福祉的提升路径及机制提供了生动范例，彰显了其经验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目标，大运河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研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文章以中国大运河江浙段13个城市为研究区域，从文旅消费环境、文旅消费能力、文旅消费支出和文旅消费满意度4个维度构建文旅消费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理统计、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探究了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时空特征与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呈现波动性增长态势，其中浙江段消费水平相对较高，苏州和杭州市是文旅消费水平的2个核心，江浙段沿线城市差异逐年减缓。②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4个维度具有明显时空分异性，其中时序上文旅消费能力指数逐年增长，文旅消费满意度变动幅度较小；空间上文旅消费环境指数差异最大，而文旅消费支出和文旅消费满意度地区差异相对较小。③从构建“供给—需求—政策”的文旅消费组态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看，文旅消费水平受资源产品基础、服务设施水平、经济收入水平、文化教育水平和政府支持引导5个变量的组态影响，高文旅消费水平组态路径可分为环境供给驱动型、内在需求驱动型和供需多元联动型。

文章以2011、2016和2021年为时间点，从旅游经济规模和效益2个维度构建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借助熵权TOPSIS方法、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法，分析旅游经济联系空间分布及网络结构，刻画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一体化特征。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通道增多，联系强度持续增强，联系总量不断增加，区域旅游经济一体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表现出“富人俱乐部”与“孤岛现象”并存状态。②上海、南京、杭州等9个城市是长三角城市群主要旅游经济输出地，溢出效应显著，其余城市承担接收角色，核心节点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③旅游经济联系呈现“核心—边缘”分层集聚空间结构，大社团嵌套“小世界”，由核心城市、次核心城市和一般城市共同构筑的长三角城市群等级协作体系逐渐形成。根据旅游经济一体化形成机制，提出“多核引领、四廊串联、五区联动”三位一体的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

农村产业融合是指农村一产与二、三产业融汇经营的发展方式。土地流转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制度。文章根据地权稳定性和利益联结模式将土地流转分为土地租赁和以地入股两种方式，以农民收入作为产业融合增收效应衡量指标，以休闲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比作为融合深度度量指标，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30个省份土地流转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①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产业融合增收促进效应，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源于财产性、经营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加。②随着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农村产业融合程度进一步深化，且以地入股方式的促进作用显著优于土地租赁方式。③土地流转对产业融合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为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的梯度特征。最后，文章提出了健全“三权分置”产权登记体系、推广“以地入股”流转方式、完善分类流转推进机制等政策建议。

揭示土地出让价格对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作用机制是纾解国土空间冲突的逻辑基础。文章采用地学图谱、综合地价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刻画了长三角地区2007—2022年国土空间格局和土地出让价格的演变过程，并应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土地出让价格对国土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和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城乡建设空间增加19026.82 km²，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态服务空间分别减少9231.95和9794.86 km²，国土空间格局演变过程由农业生产空间转为城乡建设空间和生态服务空间转为农业生产空间主导；②长三角地区土地出让价格快速上涨，形成东西分化的地理格局，其中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市下辖的县域土地出让价格增加值较高，安徽省西部的土地出让价格增加值较低；③长三角地区土地出让价格对城乡建设空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生态服务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未来应建立健全地域化、差异化和差别化的土地出让价格机制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标准”是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监测评估、实施管理的重要制度基础和技术依据，而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和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则是国土空间治理领域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文章通过分析认为,现有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存在数量少，部分标准质量低且实用性不强，标准体系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和生态文明时代高质量发展，以及数字化和系统化治理的需求。为此，亟需促进国土空间规划与标准科学理论及技术方法的深度融合，进一步规范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的对象、明晰各类标准的层级和功能定位、完善标准体系，构建纵向包括“总体通用—子体系通用—门类通用—子门类专用”四级层次，横向包括“规划编制”“规划审查”“体检评估”“实施监督”序列结构的标准体系，为制定和修订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标准提供指引。

乡村回流人口是建设农业强国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力量。文章利用重庆市奉节县的农户调查数据，针对山区农户生计的特殊性，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基础上引入“空间资本”，深入研究返乡农户的生计策略、资源配置及结果特征，并探讨了其生计可持续能力的类型差异。结果表明：①返乡农户的生计类型选择呈现明显的非农化倾向，优先序为：非农业型>非农业主导型>纯农业型>兼业型>农业主导型。②返乡农户的生计策略更具灵活性与多样性，其生计多样性指数普遍高于全村均值。③不同生计类型的返乡农户在资本组合与禀赋上差异显著，其中纯农业型与农业主导型的物质、人力、金融资本积累高于全村同类型农户，而兼业型农户的空间资本更具优势。④基于“生计资本禀赋”与“生计多样性指数”2个维度，可将返乡农户划分为更新型、进取型、失落型、自主型四类，其中更新型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强，自主型次之，进取型具有发展潜力，失落型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文章基于2009—2022年中国高耗能企业的面板数据，聚焦高耗能企业碳排放，深入剖析了其时空特征并探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高耗能企业碳排放在时间上呈阶段性变化，空间分布存在聚集特征且各地区差异明显缩小。②碳交易政策对高耗能企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抑制作用，且对中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正增长企业及盈利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③技术创新是碳交易政策减排的核心路径，绿色信贷则通过资本配置强化政策效果。为进一步降低高能耗企业碳强度，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碳交易政策，加快碳交易市场建设，扩大碳交易政策的覆盖范围，加强政策工具间的协同设计；企业应加大技术创新投入，非上市高耗能企业则应借鉴上市企业的碳减排成功经验，积极实施减排措施。

文章以2011—202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1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数智融合和制造业绿色转型水平，分析数智融合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演变格局，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数智融合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长江中游城市群制造业绿色转型水平整体呈下降态势，其中环长株潭城市群下降幅度较大；空间演变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制造业绿色转型从分化转向趋同发展，各中心城市引领制造业绿色转型。②数智融合高—高集聚分布于武汉城市圈；低—低集聚分布于大南昌都市圈，且集聚范围随时间缩减。③数智融合不仅能促进本地制造业绿色转型，还能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地制造业绿色转型。

文章基于物流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探究了2011、2015、2019和2023年新疆物流企业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新疆物流企业总体上呈现以乌鲁木齐市为主要核心区域，大部分市州为边缘区域的“核心—边缘”空间分布格局。②新疆物流企业在不同研究年份均表现出一定的聚集分布模式，高高聚集区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市，低低聚集区较多但数量在逐年减少，由连片分布逐步演变为局部聚集。③新疆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受交通条件、经济因素、市场因素和政策环境4个维度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区域政策是影响新疆物流企业时空分布的主要因素，市场规模与区域政策的交互作用最为显著，居民消费水平与产业结构状况的交互作用呈增强趋势。研究结论可为优化新疆物流产业布局、促进经济交流与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文章利用熵值法等测度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与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①数字经济对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现出“西—东—中”逐渐减弱的分布特征；②数字经济通过人力资本、产业升级和创新产出的传导效应，促进了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是数字经济赋能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效作用机制；③研究区域内流通业在整体上表现出“高—高”“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呈现出均衡化或向更广泛区域扩散的趋势；④数字经济赋能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极化—涓滴效应”，并呈现出空间外溢趋势。

文章基于5A级物流企业数据，从物流基础服务供给能力和物流数字服务供给能力两方面构建物流服务数智化水平指标体系，运用虚拟最劣解TOPSIS方法评价中国沿海地区2011—2021年的物流服务数智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探究其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实证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11—2021年中国沿海地区物流服务数智化水平逐年攀升，其中物流数字服务供给能力贡献突出，年均增长率为14.04%。②中国沿海地区物流服务数智化水平时序演变分段现象明显，其中2011—2015年物流服务数智化水平在低值区集中，2016—2021年物流服务数智化飞速发展，数字经济与产业深度融合、数字消费推动物流服务创新是关键。③空间格局方面，低水平区分布范围保持稳定，较高水平区由中部向南北方向扩展，高水平区向南部转移；区域差异方面，三大海洋经济圈的总体差异和组间差异呈波动扩大趋势，组内差异演化趋势各异，东部海洋经济圈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区域内差异逐渐缩小，而南部和北部海洋经济圈的区域内差异则有所增大。④影响因素方面，区域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扶持和区域数字化市场是物流服务数智化的主导影响因素，解释力集中在0.65~0.85；区域物流基础是支持相关服务的根本，其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远超单因子影响，集中在0.7~0.9；地方政府扶持是打破路径依赖，促进区域物流服务转型发展的关键。

文章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公共文化设施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细化为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三类；在此基础上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公共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公共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整体呈现出“单核心—斑块区”的连片式空间分布特征。②长江中游城市群公共文化设施呈显著聚集状态，总体上形成了1个显著核心集聚区和4个次核心集聚区的分布结构；分类型看，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分别呈“三角形”“圆形”和“多核心团状”分布结构。③从单因子来看，公共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受公共财政支出与常住人口数量的影响较大，此外博物馆还受城市行政级别影响较大，图书馆和文化馆受GDP影响较大；从交互作用来看，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数量主要取决于其土地面积与地方财政支出。

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产业升级面临突破专业化路径依赖、培育多样化经济形态的关键挑战。文章构建线性概率模型，利用2007—2019年中国286个城市19个产业的面板数据，从产业和城市层面分别对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的路径依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产业关联度强化了专业化经济，且在产业与城市层面存在双重异质性。从产业维度看，服务业的路径依赖强于工业和农业；从城市维度看，高创新能力城市中产业关联度对专业化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此外，产业关联度与城市创新水平也显著抑制了多样化经济的发展，但这一负向影响的边际效应随时间递减。最后，据此提出应分阶段、分产业、分区域精准施策，推动专业化经济与多样化经济从零和博弈转向协同共生，最终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可持续升级。

文章基于联合发明专利数据构建长三角城市群产学研创新合作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固定效应的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其拓扑结构演化特征和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产学研创新联系日渐紧密，网络规模和密度稳步提升；②网络枢纽节点增多，次中心节点减少，边缘节点数量居高不下；③长三角城市群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由“Z”字形结构向以合肥、南京、上海等为核心的多中心“星型”放射状空间格局演变，网络联系层级性显著；④制度邻近、认知邻近对产学研创新合作网络具有正向影响，地理邻近发挥负向作用，不同邻近性对长三角产学研创新合作网络的影响具有协同促进效应。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人类福祉提升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文章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障碍度模型、灰色预测等方法对2012—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演变特征、驱动因素及未来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新型城镇化和人类福祉水平空间上呈逐渐收敛的“东高西低”不均衡分布格局；②二者耦合协调度有所提升，但区域间呈现“核心带动外围”的空间“极化”现象，高值区域集中于杭甬、沪宁两条轴线；③医疗卫生、公共设施、水资源安全、养老保险参保为主要障碍因子，其中医疗卫生为首位障碍因素；④未来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均会上升，到2031年所有城市均可达到协调状态。

文章以尺度重构理论和跨界治理实践为基础，构建国家战略驱动的跨界地区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案例，总结了中央和地方共同推动跨界地区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及关键路径。结果表明：①国家战略驱动的跨界地区协同治理，本质上是国家通过战略赋权进行指导监督、由地方政府具体实施的柔性治理，旨在突破行政区治理思维下跨界地区的发展困境。在该模式中，国家在重构跨界地区话语体系的同时，也保留了地方在规划实施中的裁量空间，这种多层级主体跨界协同治理的模式具有渐进性和稳定性。②在跨界地区治理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尝试通过重构空间治理体系调和地方关系和优化地方利益分配，最终解决跨界治理事务缺乏地方政府重视、地方间竞争激烈和跨界地区治理权力行政分割等问题。在此过程中，跨界地区不仅成为国家推动地方政府事权调整的战略安排，还转型为国家和地方共同推进治理重构的空间表达。③国家主要借助话语体系重构、治理主体架构重构、治理权力重构3个手段构建多层级跨界治理网络，以纵向行政主体权力重组、横向地方竞合关系重构和地方间的责权关系调整为重点，针对性地解决跨界地区的分割发展问题。在中央政府动员和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下，跨界地区实现了纵向的尺度跃迁和横向的要素跨界融合，进而在实现国家治理意图的同时保障了地方间利益的合理分配。

文章以黄河流域6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由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能力和数字普惠金融等维度构成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评价体系；继而运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二次指派程序对2011—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数字经济的网络关联程度和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探讨了数字经济网络关联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黄河流域呈现空间非均衡特征，网络关联强度表现为多核心圈层的空间分布结构，并由节点化城市向网络化布局方向发展。②创新科技、数字人才等数字要素资源在研究期内逐渐向流域内不同等级的城市扩散，数字经济的关联性与协同性在不断增强，空间网络结构也日趋稳定。③郑州、太原、西安等省会城市以及洛阳、临汾等枢纽性城市数字经济具有发展优势且形成了对周边城市的溢出效应；流域内数字经济的空间网络关联正逐步优化，对核心节点城市的依赖性有所下降。④城市距离、经济水平、科创能力、产业结构、财政投入等因素均会对流域内数字经济的网络关联产生显著影响，通过信息、资金、技术以及产业结构的互补发展，可以提升城市间数字经济的网络关联性。

文章在构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评价体系基础上，采用综合适配模型、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5—2022年长三角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适配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两系统呈波动增长趋势，国土开发强度由2005年的0.071上升至2022年的0.570，城市宜居性从0.087增至0.704。②适配类型由初期的较不适配转变为末期的相对适配，空间集聚特征显著，高值区存在一定空间锁定特征。③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对适配度的影响力较强，经济发展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显著，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适配度逐渐提升。

数字经济是驱动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赋能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的战略需求。文章采用计量回归模型和链式中介模型探究了2011—2022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均快速提升，两者皆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发展特征。②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城市合作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三者的并行中介路径和链式中介路径正向影响绿色发展效率，总中介效应系数为0.861，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分别占70.15%和29.85%。③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强度具有城市异质性，高等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更能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

伴随全球化进程推动国际资本、技术和服务等跨国流动，世界各经济体间逐步形成了复杂交错、多层嵌套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体系，从网络视角解析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空间流动及其结构性转变，对于深入理解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体系复杂性、推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化研究转向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外商直接投资流动性出发，构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数据集，综合运用多种网络分析方法，描绘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格局演化及其空间流动态势，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探究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的拓扑复杂性特征。研究发现：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壮大，逐步形成了层级特征明显、结构日趋复杂、空间分异显著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空间格局，外商直接投资流向北美、欧洲和东亚汇聚的趋势明显。其中，离岸金融中心在外商直接投资空间流动中承担着重要的枢纽作用。②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呈现稠密化趋势，网络连通性、可达性和传输效率持续增强，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结构和边缘结构具有清晰的层级界限。③中国、美国、荷兰、英国、卢森堡、德国、法国和瑞士等国家处于核心地位，加拿大、日本、爱尔兰、中国香港、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国家（地区）拥有重要的全球影响力，而意大利、泰国、韩国、新加坡和比利时等国家则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④2009—2020年，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一带一路”倡议、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等国际事件对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格局演化带来不同程度影响。

文章在解析城市创新空间“双重集聚”效应的基础上，构建了“两维四类”的类型谱系；并以南京市为例，基于专利申请数据识别城市创新空间并构建创新网络，定量判定南京市创新空间的类型，总结其类型跃迁的总体趋势和跃迁模式，进而归纳出城市创新空间的类型跃迁路径。研究发现：①南京市创新空间的主体集聚度和网络关联度均呈现持续提升的趋势，但主体集聚度和网络关联度居于较高层级的创新空间的区位分布不同；②南京市创新空间总体向高密强网型演变，并在类型跃迁的过程中呈现出从中心到外围的“梯度拓展”特征；③南京市创新空间的类型跃迁模式分为4大类18亚类，可以归纳为地理集聚驱动、网络集聚驱动、双重集聚驱动3种跃迁路径，且不同跃迁路径的创新空间呈现出差异化的区位分布特征。

文章将产业关联密度分为在位关联密度和非在位关联密度，在此基础上将新产业划分为高非在位关联—低在位关联型（NI）、高非在位关联—高在位关联型（HH）、低非在位关联—低在位关联型（LL）和低非在位关联—高在位关联型（IN）四类；同时利用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研究了中国城市层面新产业的演化路径，并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新产业类型演化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NI型新产业和LL型新产业占比较高的城市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区，HH型新产业和IN型新产业占比较高的城市集中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发达城市。②我国新进入产业在经济复杂度较低时期以NI型新产业和LL型新产业为主，经济复杂度中等时期四类产业均衡发展，经济复杂度较高时期以HH型新产业和IN型新产业为主。③经济发展阶段与NI型新产业和LL型新产业呈显著负向关系，与HH型新产业和IN型新产业呈显著正向关系。研究突破了技术关联的传统范畴，强调了非在位关联在产业演化中的重要性，有利于为不同经济复杂度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