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体育赛事型网红旅游地可持续性问题已经成为体育和旅游重大命题。以贵州“村超”网红旅游地为案例，基于修正钻石模型探讨了“村超”网红旅游地长红的机制，并运用SEM和IPA模型进行了实证探析。结果表明：①“村超”可持续性整体水平较高，其中当地群众积极参与、“村超”可以继续“火”下去、组委会可以持续组织下去尤为突出；②政府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村超”战略同为修正钻石模型核心因素，且因素之间正相互影响，与“村超”可持续性均存在显著的相互关系，共同构成了“村超”网红旅游地长红的动态机制；③“村超”网红旅游地长红的优势区因素有“村超”现场气氛好、当地村民积极参与、政府支持等14项，改进区因素有志愿者充足、当地交通便利、游客全面及时获得旅游公共信息、当地住宿体验优质等6项，机会区因素为明星参与带来的流量热度、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多样、当地旅游特色商品繁荣、“村超”比赛场地条件好等6项，维持区各界人员的参与中“各美食队”的参与有潜在价值。最后提出了促进其长红的政策建议。

文章基于2007—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探析绿色金融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利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分析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和区间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障碍度模型与GTWR模型查明了影响中国绿色金融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内部影响因子和外部影响因子。研究发现：①核密度曲线中心明显右移，耦合协调度明显增大；曲线峰值整体上呈下降趋势，波峰宽度缓慢拓宽，全国耦合协调度差距逐渐扩大；曲线一直左拖尾而无右拖尾，表明一直存在一定比例相对较低耦合协调度省份，高值区省份占比增幅不明显；而无侧峰和多峰则说明耦合协调度无两极分化或多极分化。②一些省份经历了轻度失调—勉强协调—基本协调—良好协调的过程，东中部地区省份耦合协调度发展状况优越于西部与东北地区。③各地区基尼系数总体抬升，区内差异拉大，各地区基尼系数差异层级梯度明显；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区域间交叉重叠现象严重。④影响耦合协调的内部主要因子为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占比、六大高耗能产业贷款利息占比、污染治理投资占比、旅游业能源消费总量、人均旅游收入、星级饭店数量、景区数量、森林覆盖率等。⑤影响耦合协调的外部影响因子主要为产业结构、市场化指数、经济实力与金融规模，其中产业结构影响程度最大。

在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进程中，乡村旅游被寄予盘活资源、促进产业与共享收益的多重使命，而产权制度作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其嵌入结构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收益分配与治理能力。文章以“国家—市场—社区”三元关系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旅游吸引物产权在制度实践中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及其对共同富裕的限制因素。研究发现：国家政策在多目标导向下存在治理工具不匹配，多重项目制强化了权属模糊与区域空间发展不均；市场逻辑通过产权资产化与合同锁定机制重构了治理和收益结构，社区主体性持续弱化；而原本嵌入地方认同与组织网络的产权制度，则在要素流出、组织空心化与共享机制断裂中逐渐失稳。最后，文章提出应构建“制度嵌入—协同治理—集体增权”的适应性产权体系，强化制度正当性与共益机制，为实现乡村旅游驱动下的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支撑与实践路径。

探索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旅研究的重要时代命题。文章首先界定了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概念，认为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具有三重三元逻辑，在“数智技术嵌入—产业生态重构—多元融合共生”的循环反馈中动态演进，其融合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服务美好生活、展示中国形象和增进文明互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数智文旅共生体”为标识性概念，以“文旅新质生产力”“数字文旅”等为新范畴，以“视听符号化转换、柔性叙事策略、受众本位视角与分众化叙事”为表述方式的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话语体系。最后，文章提出“政策—资源—产业—生态”的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后效提升的实现路径，为助力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随着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的深入，地理距离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作用愈发被重视。文章将中国2008—2023年发生的地级市政府驻地迁移事件作为政策冲击，从上下级政府间地理距离的视角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对政府邻近的碳减排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与地级市政府邻近显著降低了县区的碳排放水平，并且这一效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后趋于稳定。②从影响机制看，地理距离邻近所带来的市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增强和县区政府产业调整能力提升是邻近县区碳减排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③进一步分析显示，政府邻近在降碳的同时也降低了地区环境污染物排放，实现了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④同时，政府驻地迁移事件对区域整体碳减排具有积极影响，促进了县区整体碳排放总量下降。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指标评价体系分析了2013—2022年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双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快速提升，但整体发展不均衡，呈“东高西低”分布态势，且中国各区域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呈现固化状态。②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但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效果的区域排名依次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③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呈现加速减弱的趋势。④数字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金融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文章在解析土地绿色利用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机理基础上，基于2012—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数据，运用SBM-DEA模型、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Tobit模型方法，对大湾区土地绿色利用和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时空格局及二者的时空交互关系进行了测度分析。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大湾区土地绿色利用、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上呈上升趋势，时空层面分别表现出非均衡交错分布及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不均衡演进的格局特征；②土地绿色利用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水平呈阶段性波动上升趋势，经济发展、实际利用外资、科技和资源承载水平对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驱动，收入、教育和生态环境水平表现出时间滞后的正向驱动作用；③土地绿色利用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地均第三产业产值和人口密度对新质生产力正向影响显著。针对大湾区具体情形，提出了以土地绿色利用推动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战略与优势驱动、因地制宜与协同合作的发展策略。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三农”中的核心问题，而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的创新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重点，对于城乡要素的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实现都十分关键。文章构建了“政府主导宅基地流转政策工具—宅基地功能转变、重组—劳动力多渠道转移”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典型案例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成都市先锋村进行结构式访谈和案例纵向深度分析，剖析了政府主导宅基地流转政策实施后农村劳动力的多渠道转移就业的情况。研究发现：政府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分别通过货币、住房安置补偿，节余建设用地指标为现代产业供地，庭院和仓储设施的变化等“政策工具包”，透过财产功能积累效应、财产性收入的慵懒效应、土地要素与产业联动效应以及生产经济功能的弱化效应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外出转移、本地转移和返乡回流就业等多种转移路径。据此，建议应有效组合政府在宅基地流转过程中的各种政策工具包，实施有效的住房和货币补偿形式，促进宅基地集约化为当地产业提供土地要素供给，着力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给，为产业建立和农户的就业发展提供条件和基础。同时，减少宅基地因生产经济功能的弱化对农户生产生活和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多渠道转移就业。

非农就业是农户在遭受自然灾害冲击后，为平滑家庭消费并维持家庭生计可持续性的重要应对策略之一。文章基于河南省微观调查数据，探究自然灾害冲击与农户非农就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检验了不同政府赈灾措施对非农就业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自然灾害冲击正向影响农户非农就业，即使通过替换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依然成立。②从异质性看，自然灾害冲击对集体经济薄弱村以及平原地区农户的非农就业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③从影响机制看，自然灾害冲击通过减少农业收入和加剧正规信贷约束，正向影响农户非农就业。④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政府赈灾措施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灾时救助负向影响农户非农就业，但随着自然灾害冲击增强，其负向影响减弱；而灾后重建项目的跨区务工距离负向影响农户非农就业，表现在随着务工距离增加，灾后重建对非农就业的推动效果逐渐减弱。

提升长江退捕渔民生计恢复力是防范和避免生计转型中致贫返贫倾向的关键。文章以湖北、湖南和江苏3省14个县域的退捕渔民为研究对象，以恢复力—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构建长江退捕渔民生计转型后多维相对贫困指标测度体系，实证检验生计恢复力对不同生计行为退捕渔民相对贫困的影响。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测算生计恢复力不同维度层下属指标对退捕渔民“扩张型”生计和“迁移型”生计行为减贫效应影响显著性及具体程度，并借助解释结构模型和交叉矩阵相乘法进一步探索显著性影响因子的关联层次结构和逻辑机理。结果表明：①退捕渔民生计恢复力能够有效缓解扩张型和迁移型生计行为下的相对贫困，即对渔民生计行为减贫效应有显著影响。在进行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②不同禀赋特征对退捕渔民减贫效应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影响显著的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指标对扩张型行为减贫的边际效应高于迁移型生计行为，就缓冲能力而言，扩张型生计行为减贫效应需要较多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支持，迁移型生计行为则更依赖于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③退捕渔民生计行为减贫效应的显著影响因子共12个，可划分为3个层次。在“扩张型”生计行为中，退捕渔民健康状况和拥有的自然基础是深层驱动力因素；而“迁移型”生计行为中，退捕渔民教育水平和金融资本积累是深层依赖性因素。

文章聚焦分布式可再生电力生产—储能—终端用能融合系统——“零碳单元体”，通过理论建模与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评估了其经济与减碳效益。研究发现：①当零碳单元体的平准化度电成本低于购电价格时，用能主体的效用水平随之提升。②以中国典型家庭为例，“10 kW光伏—10 kW·h储能”的零碳单元体25年期净现值平均约37802元，内部收益率6.08%，平准化度电成本0.28元/kW·h，年均减排6.13t CO₂。③区域分析表明，受光照资源、电价水平、电力碳排放因子等影响，零碳单元体在山东、黑龙江等华北与东北地区推广的经济与减碳效益较高，而贵州、重庆等西南地区则相对较低。据此，应充分发挥零碳单元体的经济与环境双重价值，因地制宜推动其在优势地区先行先试并逐步推广，加速释放多元主体的转型潜力，以系统融合方案赋能零碳转型。

数字经济与“双碳”目标有机结合，进而促进产业升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在综合分析碳排放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升级调节机制的基础上，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及碳排放的调节作用，并提出了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与产业升级水平均稳定增长，表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但区域差异显著，前者差异扩大，后者缩小；碳排放强度波动大，形成西北高—东南低的分布格局，并且空间差异加剧。②数字经济显著驱动产业升级，但存在门槛效应，随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效应减弱。③碳排放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升级的调节具有双重门槛，分别为1.141 t/万元、1.839 t/万元，随着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碳排放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升级的调节作用也逐渐降低。④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升级的异质性调节可以划分为6种类型，应因类施策。

文章基于2013—2022年中国沿海11个省份面板数据，测度并可视化分析了新质生产力流动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了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对中国沿海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2013—2022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省际要素流动指数整体呈现由集聚分布的“组团式”向零星分布“多点式”演变的空间格局，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空间极化现象明显。②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③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可以通过提升涉海企业活力和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④从要素流动来看，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空间流动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更为显著，区域异质性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促进国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激发乡村创新创业活力，提升革命老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文章基于2014—2022年中国12个革命老区乡村创新创业数据，采用空间相关性分析、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讨了革命老区乡村创新创业的时空特征，并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革命老区乡村创新创业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①革命老区乡村创新创业水平整体快速提升，但不同革命老区之间在水平和增速上存在较大差异。②革命老区乡村创新创业水平“东高西低”总体格局相对稳定，较高水平县域连片分布日趋明显；“高高”“低低”集聚现象突出，“多核心连片集聚”空间结构先增强后减弱，西部革命老区的差距扩大。③革命老区乡村创新创业可以显著提升当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数字普惠金融渗透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增收效应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在远离省会城市、技术水平较高及以机会型创业为主的革命老区人口大县乡村创新创业的增收效应更好，并且该效应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更显著。

文章基于2285家中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探究了中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分布的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中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格局，密度空间展现出“三极多核”的特征。②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环境、技术创新能力、交通区位条件和政策支持力度共同作用于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分布，且不同影响因素的解释力存在明显差异。③影响中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分布的主导因素存在不同的尺度效应，对外开放水平为全局变量，劳动力成本、专利申请数量、产业结构、劳动力规模和政商关系为局部变量。④中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分布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其中产业结构、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规模的影响高值区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呈现“东—西”向空间分异格局，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高值区为珠三角城市群，而政商关系的影响高值区则为西部地区。

三大城市群是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域，探究专精特新企业空间格局及其成因对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及“补链强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9—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6批次专精特新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空间探索性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三大城市群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的空间格局，并从新质生产力视角构建影响因素框架，利用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和BR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子。结果表明：①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专精特新企业分别呈“单核心”“多核心”和“双核心”的集聚格局，随着批次推进，分布中心依次呈“W型”“又型”和“菱型”变化趋势。制造业和科技服务业是三大城市群专精特新企业的主要支柱，其中制造业在空间上呈现“核心—边缘”特征，科技服务业则呈现集中性特征。②三大城市群的专精特新企业整体呈现较弱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和空间依赖性，且其分布水平的空间俱乐部收敛特征不显著。③三大城市群专精特新企业的空间格局是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和新质劳动资料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科学研究投入、能源消耗、工业污染程度和经济产出等因素是其空间分布的核心驱动因素。各影响因子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增强作用，但其交互作用差异较大。

文章以兰西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以2000—2022年影子教育机构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位序—规模法则与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定量认识兰西城市群影子教育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0—2022年兰西城市群影子教育机构总量不断增长，大致经历了萌芽阶段、缓慢增长阶段、快速增长阶段到治理转型阶段，增长过程呈现“S型”形态特征，其数量增长具有显著的城乡间、城市间与区域间的异质性特征；②兰西城市群影子教育的时空集聚经历了先由高等级中心集聚再到低等级中心集聚的时序性、层级式发展过程，集聚规模呈现由城市群核心区向外围区不断递减的“核心—外围”特征；③兰西城市群内城市间影子教育增长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城市群双核心的兰州与西宁主城区是影子教育形成集聚的首位城市，小城市与边远县城是集聚能力差的低位序城市，其城市体系首位度呈现影子教育>经济>人口的要素集聚差异特征；④兰西城市群影子教育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双核”结构的圈层式梯度差异特征，圈层间与圈层内的增长差异经历了由增大到减小的“n”型变化过程，增长差异指数呈现影子教育>经济>人口的要素异质性特征；⑤兰西城市群影子教育空间演变过程是经济支撑因子、社会需求因子、教育倾向因子与自然基础因子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各因子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等级城市、不同圈层结构中的影响程度不同。

文章基于广州市中心城区2016、2019和2022年众创空间、兴趣点和天眼查等多源数据，在微观尺度下分类探究市场主导型与政府主导型众创空间的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了两类众创空间分布的建成环境影响因素及其变化。研究发现：①广州市中心城区两类众创空间呈现快速递增趋势，市场主导型与政府主导型众创空间分别形成“五山高校区—珠江新城—科韵路”三核心与“五山高校区—新港高校区”双核心的空间结构。②市场主导型众创空间的集聚程度始终高于政府主导型众创空间。③相较于办公空间和社区空间属性，孵化空间属性环境要素始终对市场主导型与政府主导型众创空间分布产生更显著的影响。④风险资本机构对市场主导型众创空间分布影响最大，而科研机构对政府主导型空间分布影响最大。

文章基于功能区与行政区研究的相关文献，从政策演化、历史沿革及国际经验维度，系统梳理了1993—2023年功能区与行政区的研究脉络、热点议题及前沿趋势。功能区与行政区的融合研究既契合国家战略部署，亦回应现实治理需求。在宏观层面，研究聚焦功能区与行政区的模式类型选择、功能定位界定及区域关联效应，旨在构建更加合理高效的区域治理框架。中微观层面，通过实证剖析及比较研究，探索空间融合创新路径成为研究热点。其中，功能区与行政区体制机制间的互动关系及改革创新直接影响空间治理效能与协同发展水平。未来研究需细化不同类型功能区与行政区的协同路径与机制，深化空间融合及规划调控研究，以制度创新驱动空间治理现代化，推进二者协同发展进程。

文章以黄河流域9省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综合评价模型、相对发展度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等解析2010—2020年黄河流域省际医疗服务供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耦合协调演化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的医疗服务供给水平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区域差距逐渐缩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但仍存在较大区域差距。②黄河流域大部分省区的耦合协调度还处于不稳定状态，仅山东和陕西的耦合协调度较为稳定，且一直处于极高协调阶段。③城镇化水平与财政自主度对医疗服务供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知黄河流域医疗服务供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态势，可为实现二者耦合协调进而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文章构建了增长极内聚性与外联度统一于综合能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测度指标体系，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视为中国经济重要增长极的重点评估对象之一，利用基于中国上市公司1000强及66300家企业联系的2000—2020年全国285个城市网络数据，定量测度和比较分析了其在全国城市网络和十大增长极中的作用、位次及演变。结果表明：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内聚性及相对中心性稳步攀升，双核引领下的外联广度、外联深度及其表征的辐射带动能力均持续增强，正逐步深入地参与塑造、拓展中国菱形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能级排名在考察期内高于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城市群，超过山东半岛城市群位居全国第四，具备成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的基础与潜能。③与现有三大国家级增长极相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内聚性、外联度和综合能级上差距仍较大，且存在内部空间结构不平衡和中小城市发展不充分等问题，并制约综合能级进一步提升。未来，应从优结构、强内聚和扩外联三方面协同着力，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成为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青藏高原地区是中国生态环境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特殊的区域，具有环境恶劣、生态脆弱、发展滞后等特征。文章在采用熵值法测度青藏高原地区人口、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发展指数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PVAR模型等方法探析了青藏高原地区“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各子系统间的互动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青藏高原地区整体人口和社会经济评价指数呈上升趋势，资源环境评价指数保持平稳，多数地市州人口、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处于中下水平。②青藏高原地区的“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耦合互馈效应愈加强烈，其中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市州主要位于东部和南部地势相对低平且水资源丰富的区域。③青藏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对人口具有正向冲击作用，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相互之间的效应初期均为正，但均会逐渐减弱直至变为负向。

文章从信息消费需求、信息消费供给和信息消费环境3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中国信息消费水平，并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Dagum基尼系数、尺度方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了2004—2023年中国信息消费水平差异时空演变特征及多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信息消费水平整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其中省域尺度表现为“示范—追赶”的梯度发展格局，市域尺度则呈现“多点开花”的点域发展模式。②在区域差异来源上，北方与南方地区信息消费水平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差异，而四大板块的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且其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持续增加。③在尺度效应上，中国信息消费水平差异的尺度方差呈现明显的层级特征，按市域、省域、区域尺度依次递减，且各尺度差异均表现出扩大态势。④在影响因素上，人口密度、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和政策冲击对信息消费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支出则表现出抑制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北方与南方地区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较为接近，但四大板块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边缘地带既是地理空间的末梢，也是国家间制度与治理体系的交界带。受区域发展“核心—边缘”化影响，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在各自国家空间发展中出现了人口流失、经济发展滞后等边缘化现象，两区域间的跨境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文章以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的投资为例，探讨了边缘区域海外投资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5—2021年黑龙江省对俄投资流量波动显著，对俄投资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年际差异较大，投资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且多采用绿地投资方式。②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合作园区主要集中在与中国毗邻的几个州区，产业类型以加工制造、资源开发和农业生产为主。大型投资项目多布局在中俄边境地区，少量延伸至远东外围地区，涵盖石油、矿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③投资时序上，2002—2005年投资数量较少，资金主要来源于牡丹江市；2006—2011年投资数量明显增加，投资主体由边境城市逐渐拓展至黑龙江省腹地；2012—2016年投资热度持续，犹太自治州和阿穆尔州成为投资新兴区域；2017—2021年园区及项目数量有所减少，但外围地区如萨哈共和国和萨哈林州开始吸引投资。④黑龙江省在俄罗斯远东的投资空间格局，主要受地缘关系、政策制度、跨境社会资本与空间基础设施等因素共同作用，各因素交织影响其演变过程。

文章将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第11版GTAP数据库，构建内嵌中国31省份的全球CGE模型，系统评估了关税冲击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及中国的区域经济影响。研究发现：①在宏观层面，美国GDP下降显著，中国凭借国内大循环和出口多元化展现出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而欧盟、日韩及东盟等第三方经济体因贸易转移效应普遍获益。②在区域层面，沿海出口导向省份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而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依托内需和要素成本优势保持稳定增长。③美国加征关税虽在短期内对其部分重点产业（纺织服装业、电子产品制造业等）具有保护作用，但在长期将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中国相关产业在短期内虽受冲击，但随着国内供应链调整，长期呈现增长趋势。④从空间上看，多数省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出下降，并呈现向边疆省份转移的趋势；技术密集型产业虽在外向型省份受冲击较大，但在工业体系较完善的省份表现出较强韧性；而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供应链整合型产业则显示出较好的抗冲击能力。

文章基于长株潭绿心地区石燕湖村新内生发展现象的历时性田野调查，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了乡村新内生发展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石燕湖村内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投资企业、村级组织等多元关键行动者以及村民、土地、房屋、村社精英等人类或非人类行动者是异质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主体。伴随关键行动者从投资企业向村级组织、地方政府的更替，乡村内生发展路径从资本外源式发展向本土力量培育的内生发展转变，乡村产业从传统农业到乡村旅游再转向农文旅融合发展。乡村地域自然人文环境与宏观发展制度、关键行动者更替及其功能角色转换、集体认同及行动共识发展理念，共同作用乡村内生发展阶段的演替。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利于呈现乡村新内生发展的演替脉络与演化特征，能深入揭示乡村新内生发展的一般机制与地域特色，结论可为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文章立足于生态旅游产业脆弱性内涵，利用多源异构数据从旅游市场、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4个子系统构建生态旅游产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权—CRITIC组合权重法、ArcGIS空间分析工具、障碍度模型，探究金沙江流域云南段64个区县生态旅游产业脆弱性空间分布规律，识别并阐释各发展模式特征及其对应的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研究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整体脆弱性较高，呈现显著的聚集性与西低东高趋势，极化差异显著；②基于脆弱性多维评估将研究区划分为禀赋型、失衡型、强势型、约束型、修复型、潜力型共6种发展模式，其中禀赋型与潜力型最适宜发展生态旅游产业；③基于障碍度模型揭示研究区整体与各发展模式区域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核心制约因素与保障因素，并提出差异化治理建议。

文章选取甘孜、淄博和哈尔滨等30个网红旅游地，借助互联网多源数据，深入探究其生命周期演化特征与规律，进而提出了网红旅游地从“爆红”到“长红”的系统性调控策略。研究发现：①中国网红旅游地热度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头部效应和季节性明显，空间上总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②网红旅游地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稳定型、爆发型、山谷型、山峰型和特殊型5种类型，且不同类型的网红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服务型管理思维、打造地方特色文旅IP、创新多媒介形象传播、加强数字化城市建设”4个方面的网红旅游地系统性调控策略，以期为网红旅游地避免步入衰退期或走向断崖式下跌，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国家公园的建设和持续推进在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也给原住居民的传统生计带来了新的挑战，生态旅游逐渐成为实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以长岛国家公园创建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文化适应能力”的生计韧性测度框架，并运用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揭示了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生态旅游显著提高了海岛居民生计韧性水平。②生计策略调整、经济社会资本在生态旅游与居民生计韧性间发挥中介作用，海岛社区形成的生计互助网络构成关键韧性基础。③政策扶持在生态旅游影响海岛居民生计韧性过程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有效政策支持能够放大生态旅游的积极效应。④生态旅游对生计韧性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群体差异，相较于高收入居民，其对低收入居民生计韧性的增强效果更为突出。研究结论为促进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升居民生计韧性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