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评价理论之态度系统，文章参考旅游目的地形象“认知—情感”模型，建立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态度系统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AI大语言模型（LLM）和语料库软件UAM Corpus Tool，将旅游资源、基础设施、接待服务、社会环境作为评价要素，系统采集湘西州6个知名景区在携程旅行、同程旅行、去哪儿网、猫途鹰网上的网络评论数据，深入探讨了游客形象感知的异同和态度语义表征特点。结果表明：①游客对旅游资源普遍持积极评价，对基础设施、接待服务的评价总体偏消极，对社会环境的评价差异较大。②态度语义表征方面，数量上表现为“鉴赏多于情感，情感多于判断”，结构上呈现“鉴赏优先、判断次之、情感居后”的序列特征，态度表征策略则以显性铭刻为主、隐性引发为辅。③旅游目的地管理可依据态度资源的分布特征优化形象，系统提升核心旅游资源的话语转化和价值延展。最后，聚焦旅游资源、基础设施、接待服务和社会环境4个核心要素，从巩固优势鉴赏资源、疏解情感矛盾、引导规范判断3个维度协同发力，坚持综合施策并注重差异化管理，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整体协调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文章基于2011—2023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通过构建数字经济与文旅融合的适配理论框架与两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采取综合适配模型和增强回归树模型刻画了其时空适配特征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文旅融合的适配度小幅上升，其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适应度的高速增长，并在中游地区表现更突出；②两系统的适配度呈“东高西低”梯度递减空间分布格局，各省会城市基本进入高适应和高匹配特征的较适配阶段，成为区域适配增长的核心；③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创新能力、人才储备、政府调控和市场规模是适配关系的主导因子，在适配过程中遵循阶段性演进规律，先后经历政府市场驱动、人才支撑，最终走向多要素协同的动态路径。文章为探究数字经济与文旅融合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探究革命老区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不仅是对中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战略的深度响应，而且是对国家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精准对接与积极践行。文章基于县域数据，在构建中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核密度模型、地理探测器以及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析了2001—2021年中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革命老区的高质量发展空间依赖关系显著，且高质量发展水平和集聚效应不断提升，二者在空间上分别形成了“沿海高，内陆低”和“东南高，西南低”的空间格局。②研究初期，中国革命老区主核心区主要位于研究区东部，低值区主要位于研究区西部；至研究末期，其主核心区仅存在于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和浙西南革命老区，全国形成“一主多微”的核心区格局。③人均GDP和地均GDP是影响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主导因素，人均GDP和地均GDP的交互作用对我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具有最强的解释力。④经济发展因素对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最强，且以正向驱动为主导。

文化线路作为新型遗产类型，其整体性保护方法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需要持续关注的领域。文章选取我国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软件分析了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物保护单位呈现“廊道式”空间分布格局，“东南—西北”走向与丝绸之路主干道高度契合，呈现“西北扩张、轴向稳定”的空间演变规律，形成“多中心、多核心”的集聚区域。②绝大部分遗产点分布在海拔2255 m以下且坡度13°以下的区域；早期遗产类型以古遗址为主，中期主要是石窟寺和石刻，晚期以古建筑为主。③空间关联分析显示沿线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布上与丝绸之路呈现强耦合关系，多集中在丝绸之路沿线50 km范围内，集聚特征显著。其中高值集聚区多与丝绸之路古代中心城镇遗迹、商贸城市、聚落遗迹、交通遗迹等重合；而低值集聚区域则反映出自然地理环境和其他文化线路对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布局的影响。

在全球变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农业系统同时面临减排压力与气候脆弱性挑战。文章系统测度了2000—2023年中国省域极端气候与种植业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并利用XGBoost-SHAP模型揭示了二者的整体影响、个体效应及协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中国极端气候风险指数从36.35增长至44.89，呈现“极端高温加剧、干湿双增”态势，且高值区集聚于环渤海，整体呈现出“东北—西南”递减格局。②中国种植业碳排放总量从2000年的6161.91万t增至2023年的7797.64万t，空间格局由“东南高、西北低”演变为“北部高、南部低”。③极端气候对种植业碳排放的影响贡献率达11.19%，其中极端高温、极端降雨和极端干旱与种植业碳排放呈正相关，而极端低温表现为显著的抑制效应。④多种极端事件的协同效应显著，其中高温—干旱及干湿交替组合会产生“1+1>2”的增排效应，而低温—干旱及低温—降雨组合则能通过抑制微生物活性和减少灌溉需求实现协同减排。因此，在当前极端气候威胁加剧的背景下，破解其引致的碳排放增长难题，已成为推动种植业向低碳高韧性转型的紧迫任务。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驱动农业碳减排，实现农业低碳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农业新质生产力助力农业碳减排的效应及作用机制，并分析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农业新质生产力显著促进了农业碳减排，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粮食主产区和地势陡峭区的碳减排效应更显著。②机制分析发现，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促进农业技术创新、缓解资源错配与加快农业产业结构升级赋能农业碳减排。③进一步分析表明，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碳减排具有非线性影响，当农业产业集聚在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碳减排促进效应更强。最后，提出应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坚持“因地制宜、分区分策”，积极推进农业数智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等对策建议，助推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文章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系统分析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理论基础和逻辑机理，构建了包含确保粮食安全、建设生态文明、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兴旺引领、传承传统文化、惠及民生6个子系统37项指标的区域农业现代化水平测度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熵权法和杜宾模型测度了2015—2023年30个省份及其子系统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及发展趋势，并测度了农业现代化水平影响因素作用成效。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综合值从2015年的0.496提升至2023年的0.614，总体呈稳健发展趋势；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整体偏低，农业现代化水平地区之间差异显著；由于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容易被忽视，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协调机制难以有效形成；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对区域农业现代化水平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最后，文章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为促进乡村振兴视域下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文章在深入分析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从信息化、智能化、市场化和绿色化4个维度构建了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继而利用2011—2021年广东省及其2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水平以及时空格局和驱动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①广东省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地域分布表现为珠三角>粤西>粤东>粤北，而提升速度呈现粤东>珠三角>粤北>粤西，各维度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②广东省及四大区域内部城市间的发展水平绝对差异扩大，其中珠三角和粤北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极化特征。③广东省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正向集聚趋势不断增强，但大部分城市间关联较弱，形成孤立发展态势。④影响这种时空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人均GDP、城镇化率、互联网普及率、城市创新指数等，且这些因素间交互作用明显大于单个因素作用，特别是互联网普及率和城市创新指数的交互作用最为显著。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高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是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文章以河南省郑州市近郊区韩寺镇和黄店镇为例，基于43个行政村的248份土地流转调研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从农户和村域两个层次深入分析了中部特大城市近郊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结果表明：①中部特大城市近郊乡镇土地流转类型单一、流转规模小且期限短、农户流转意愿不强、组织化程度不高且市场化程度低。②农户自身家庭禀赋对其土地流转意愿起到决定性作用，村域层次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程度超过7%。③与东部地区的都市近郊乡镇相比，中部地区特大城市郊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农户的离农化程度低，兼业化特征显著，土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有待提升。因此，应综合施策，从改善农户家庭禀赋与强化村域集体引领两方面入手，有效激发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从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为厘清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文章通过构建数字化、绿色化和经济韧性的指标，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2013—2023年中国30个省域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省域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整体上呈现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格局。②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直接对经济韧性产生正向促进作用。③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除了能直接促进经济韧性水平，还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间接促进经济韧性水平提升。④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促进本地区经济韧性水平提高的同时，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邻近地区经济韧性水平，空间外溢系数达到0.3831。

区域新兴技术创新是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以机器人技术为例，基于2000—2023年中国专利数据库，从知识规模与知识结构两方面探究了供需知识基础对市域新兴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差异。结果表明：①北京、上海和深圳等东部发达城市是机器人技术创新水平最高的地区，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和沈阳，中部地区的武汉和合肥，西部地区的成都和重庆也都名列前茅。②供给知识基础较好的市域分布较为集中，而需求知识基础较好的市域分布更为零散。③供需知识基础规模对中国市域机器人创新基本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供需知识基础结构的作用效果存在内部差异。④从技术异质性来看，需求知识基础规模能显著促进机器人技术新颖性创新，而供给知识基础规模对新颖性创新的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经济地理学对本地知识基础的理解，同时可为中国市域因地制宜发展新兴技术提供理论借鉴。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载体，其可持续转型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以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案例，通过定性访谈和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梳理园区转型阶段的多元行动者角色转变与互动逻辑，探索中国海外园区转型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①海外园区转型是不同生命周期多元主体利益协调与博弈的过程，体现为多元行动者在物质、制度与文化维度深度互动的动态再生产。②苏伊士合作区转型过程历经政策依赖的探索阶段、政府引导的产业集聚阶段和产城融合的市场化转型阶段，呈现园区从外部推动向内部协同驱动的跃迁路径。③基于“行动者网络空间观”，海外园区转型的核心机制包括多元协同机制和空间转型机制。跨制度和跨文化背景下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通过复杂转译过程推动园区向综合空间转型。这一过程有效打破了传统“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推动全球传统合作模式向平等互惠和可持续发展方向的转变，展示其作为多元协作平台的现实意义，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在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多重背景交织下，基于“层级—网络”视角科学测度中国消费品制造业规模与物流网络的时空交互关系，对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12—2022年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为样本，分析二者的时空格局与耦合协调特征，并通过空间联立方程模型探讨其空间交互影响及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消费品制造业规模持续扩张，空间上东中西梯度差异显著，高规模层级企业多分布于大城市。②城市物流网络联系强度由弱至强呈“逆金字塔式构造”，随时间发展层级差异有所减小；空间格局由早期的弱三角形结构演变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为顶点，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支撑的稳定菱形构造。③两业耦合协调水平由重度失调向协调发展演变，但空间差异明显。在此过程中，物流网络发展普遍滞后于企业规模扩张，后随协调水平的提升出现企业规模发展滞后趋势。④两业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交互影响，且物流网络联系强度增加对企业规模扩张的推动效应更为明显。此外，二者自身呈现显著的空间依赖效应、之间呈现显著的空间交互抑制效应。

文章基于中国城市和企业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莫兰指数、Markov链分析等方法，揭示了2007—2022年中国数字驱动型企业集聚发展的时空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总体上，研究期内中国数字驱动型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明显。其中高集聚区域集中于国家核心枢纽、沿海开放门户、重工业转型城市、内陆区域中心4类经济功能核心区，中等集聚区域围绕高集聚城市呈辐射状分布，低集聚区域主要位于滇黔藏甘4个省份及湖北部分城市，且整体呈现出正向空间自相关性。②分区域看，中国19个城市群之间数字驱动型企业集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天山北坡、辽中南、哈长和山西晋中城市群相对较高，这也是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③动态演进上，研究期内中国数字驱动型企业集聚发展具有“梯度固化”特征，其核密度曲线的主峰位置略微左移，峰值先下降后上升，宽度越来越窄，呈现左部拖尾特征，且由扁平式变为高耸式。④从影响因素看，数字驱动型企业集聚发展的7个影响因素按强度可分三级，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较强，数字创新水平、政府干预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次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开放水平较弱。

文章将环境规制、环境分权及市场分割等指标纳入政府环境治理效率测算体系，运用全局技术共同前沿RAM-DEA模型对200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进行测算及评价。研究发现：①考虑制度因素后，几乎所有省份的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较不考虑制度因素时均有提高，但生产阶段效率并未有明显改进。②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在地区间呈现出空间差异特征，提升较快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部分西部地区的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则呈现下降趋势。③共同前沿下和群组前沿下生产阶段效率明显高于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共同前沿下东部地区政府环境治理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④省际政府环境治理技术差距具有空间异质性，西部地区的技术差距最小，东部次之，中部地区最大；时间维度上技术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绿色工厂创建政策是中国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尚待深入评估。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249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考察绿色工厂创建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绿色工厂创建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绿色工厂创建政策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城市创业活跃度两条路径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效应在一般行政等级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低创新水平城市、再生型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非城市群和发展型城市群中更为显著；在高行政等级城市、成熟型城市群、高创新水平城市及老工业基地城市中则边际效应有限。提出实施差异的空间精准的绿色工厂政策布局；强化市场驱动创新，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转化效率；以创业活跃度为抓手，构建绿色制造+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生态的政策建议。

文章系统阐释河南省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机制，利用2014—2022年河南省10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量化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与产业效应。研究发现：①河南省县域经济和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集聚呈现核心发展区高聚类和协同发展区低聚类的特征。②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本地及邻近县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空间溢出效应，且其值协同发展区>核心发展区。③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的间接效应呈整体（显著）>协同发展区（显著）>核心发展区（不显著），表明核心发展区对协同发展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④数字普惠金融对三次产业的影响表现出“二三一”依次递减的特征。

文章基于2011—2023年284个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系统探究了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①数字普惠金融与创业活跃度均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二者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②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呈现“本地促进、邻地抑制”的双重空间效应，其中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赋能作用显著，但使用深度的效应尚未充分发挥。③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影响在区域、资源禀赋和城市规模层面存在显著异质性，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小规模城市的双重空间效应更为突出。据此，应优化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布局，通过跨区域协同弥合差距，聚焦三维度精准赋能、分类施策，促进创业活力全域均衡提升。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兼具高密度建成格局与亚热带湿热气候特征，揭示其“热—能—碳”联动机制对区域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整合2000—2022年多源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并结合中介与门槛效应分析，识别了其“热—能—碳”关联的直接、间接与阈值效应。结果表明：①热环境显著推升碳排放，且在核心城市与高城市化地区效应更突出，呈加速增强的非线性特征；②能源消费是“热—碳”作用链的关键中介，对碳排放增量贡献达40.7%；③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单一门槛（5899.5亿元），跨越阈值后边际碳效应由4.817提升至18.700，显示发展阶段对碳排放敏感性存在临界变化。

飞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对国土空间保护利用和治理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对截至2022年的中国跨县级行政区划飞地时空格局和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针对性的空间治理模式。研究发现：①飞地分布“北多南少、东密西疏”，集中在辽宁—河北—河南东北部—安徽西南部一带，以胡焕庸线为界，东部的飞出地面积普遍小于西部；飞地以2003年为界经历了先骤增后稳定的过程，空间上以华北、华中一带为中心向南部、西南部、西北部扩张，胡焕庸线以东的飞地数增加显著高于西部。②飞地类型分为三类，其中“县级行政区辖域分离”型飞地与飞地的总体分布格局大致相同；“市辖区整体飞出”型主要集中体现在重庆，其次为河南—安徽—福建连片区域以及辽宁；“有县无城”型飞地较少，仅分布在河北、辽宁、河南以及新疆和田地区。飞地在“行政区经济”、行政界线的边界效应、管理体制机制、增长极效应等路径作用下，产生了阻碍区域统一管理与发展、制约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等负面效应，但部分类型的飞地通过嵌入式治理，具有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推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等正面影响。③飞地的成因主要包括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驱动、城镇化发展和中心城市建设牵引，以及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稳定需要。④在分析飞地空间治理成本和效益的基础上，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区域协调发展与巩固优化三类治理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于飞地行政区的未来发展及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

厘清流空间视域下多维要素流动对碳排放的空间关联与异质性影响，是支撑减污降碳的有效路径。文章以人口、资本、技术、数据和创新多维要素流动为切入点，基于长三角地区2008—2023年碳排放量数据，采用引力模型、探索性数据分析及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辨析其空间关联特征和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碳排放由2008年2.146亿t波动增长至2023年3.234亿t，增幅高达50.716%；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整体上呈现“以中心城市为高值集聚区向周边城市扩散”空间格局。②多维要素流动愈加活跃且空间分布呈现出“中部密集、南北稀疏”非均衡发展特征，并构建“沪宁杭择优相链、多中心流动”的链式网络和形成“以强联弱”发展模式。③多维要素流动对碳减排效应具有时空差异性，其中数据流动的减排效应最为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理解多维要素流动与碳减排内在关系，为畅通要素流动助推城市群低碳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文章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运用Dagum基尼系数、三维核密度估计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2011—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工智能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空间格局上，人工智能水平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并沿轴线扩散的“核心—边缘”结构，总体差异经历快速上升、波动调整至相对稳定3个阶段，区域间差异为主要来源，超变密度贡献率持续上升，地区间发展交叉重叠显著，格局呈动态收敛。②动态演进上，人工智能水平分布从单极集聚经离散化向宽顶收敛转型，分布曲线右移、右尾延伸与左尾收敛。③影响机制上，其空间分异是多因子非线性协同驱动结果，各因子交互均呈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效应，驱动机制随发展阶段演化：历经多元协同萌芽、广度深度拓展、结构重塑深化，最终趋于系统格局成熟。据此，提出构建多层级空间治理框架、完善多要素集成创新生态系统、实施因时因地动态政策策略，为优化人工智能空间布局、赋能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空间经济结构对区域协调发展有重要影响，但相关机制研究较为薄弱。文章基于中国2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用省域内中心和外围城市配对的方式测度发展差距，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双核结构对省域“中心—外围”发展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双核结构比单核结构更有助于缩小省域“中心—外围”发展差距，结论得到系列稳健性检验支持。②双核结构具有双辐射源和外围靠近中心城市等空间优势，使中心城市能更好带动外围城市增强发展动力、优化经济结构、减缓发展水平距离衰减，从而缩小省域“中心—外围”发展差距。③双核结构的缩差效应在省域中心城市更强大、双核关系更协调、交通体系更发达、市场体制更完善时将得到更大助力。研究结论可为新阶段下优化省域发展空间结构提供有益启示。

文章基于2013—2024年中国337个城市的低空经济专利数据，综合运用LDA主题模型、区位商指数、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地理探测器，揭示了中国低空经济创新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低空经济创新形成了五大技术簇群融合结构，低空感知与飞行控制体系、低空智能与数据处理体系占主导；②技术创新从高度集中演化为多中心网络，北京、深圳、上海形成“双核心+均衡枢纽”格局，西安、南京、杭州等城市在特定技术领域形成比较优势，呈现“东部引领研发、中西部特色深耕”的空间分工格局；③城市协作网络经历了规模扩张与效率提升的双重演化过程，识别出综合枢纽型、场景驱动型、技术专精型、协同支撑型4种城市协作演化模式，拓扑结构从单点集聚演化为多极化发展态势；④低空经济创新网络的形成是创新驱动、产业生态、市场环境与制度政策非线性协同作用的结果，驱动机制从“要素设施依赖”演进为“系统协同驱动”，政策因素的角色从外部供给逐步内嵌为网络协同的核心枢纽。最后，据此提出了匹配资源配置、完善功能协同、实施分类政策和推动系统赋能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低空经济的空间优化布局与网络结构演化提供科学支撑。

碳排放是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挑战。区域路径创造作为区域发展动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内涵及驱动因素已受到广泛关注，但其对碳排放的影响仍缺乏系统研究。文章基于区域路径创造影响碳排放的理论框架，以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中国海关出口数据构建城市出口新产品占比指标以测度区域路径创造，并在测度城市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不均衡水平的基础上，探索区域路径创造对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不均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碳排放呈现总量增长与空间集聚强化的趋势，同时城市内碳排放不均衡呈现“东部收敛、中西部发散”的演变特征；②区域路径创造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总量，且这一效应在初始碳排放水平较高、产业基础较好及非资源型城市中尤为突出；③区域路径创造可以通过能源效率优化、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等实现碳减排，其中产业转型是区域路径创造促进碳减排的核心渠道；④区域路径创造会加剧城市内部碳排放不均衡。提升政府关注度和市场化水平有助于缓解这一不均衡效应，而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则可能放大碳排放不均衡，文章深化了演化经济地理学与环境经济学的对话，同时为制定兼顾碳减排与碳公平目标的在地化产业政策提供了实践启示。

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是交旅融合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然而，既有研究对旅游廊道这类流动场域中游客地方感的动态生成过程关注不足。文章基于移动性理论，以G219国道广西段为例，综合运用网络民族志与移动民族志，探究了边境公路旅游廊道中游客如何通过移动性实践生成地方感。研究发现：①游客在行前、进入、磨合、交互和巩固5个阶段中，通过行前想象、具身感知、自我调节、意义赋予、行为延续等实践，沿着“地方印象—地方感知—地方依赖—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的动态路径，生成地方感。此过程中部分游客可能因负面地方感的出现而中断该路径。②游客在“游前—游中—游后”的移动实践中，从惯场环境出发，经由旅游“前台”跨越“帷幕”，深入“后台”空间，并最终返回的空间循环，其地方感的动态转化与旅程的时空轴线紧密交织。③游客地方感的生成，是空间基础、移动实践、主体过程性融入、权力规训和文化差异等协同作用的结果。文章旨在从移动性视角深化对流动性场域中地方感动态生成的理论认知，为边境公路旅游廊道的空间治理与场景营造提供学理依据。

文章聚焦具有自组织性与数字传播特征的乡村新型节事，以贵州榕江“村超”为例，运用扎根理论构建“生成场域—资源激活—多元转换—幸福反馈”的四阶段生成机制模型，探析了新型节事活动如何促进乡村居民幸福感生成的多层次路径。研究发现：①在地方文化资源禀赋、政策支持与媒介扩散的协同作用下，“村超”实现了从日常性赛事向具有公共性、仪式性与动员力的节事活动转型；②文化、数字与社会资源在节事平台中被系统激活与整合，推动了社区增权、权力再配置与空间正义实践；③在数字、经济与文化3个维度，居民完成了认同重构与身份转换，表现为从“沉默他者”到“传播主体”、从“劳务输出者”到“文旅创业者”、从“边缘民俗感知”到“文化价值重估”的多元转换；④居民在物质获得感、精神尊严感与治理效能感3个维度实现幸福感生成，并在风险与机遇的张力中展现出个体化、多样化的生成路径。

文章基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及临场感、心流体验、唤起等概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为例，对旅游目的地场景植入情境下，电子游戏玩家旅游意愿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电子游戏中植入旅游目的地场景可通过多维度触发玩家临场感，玩家旅游意愿的转化并非单一线性路径，可通过“临场感—心理状态—行为意愿”的复杂路径实现；②空间临场感与社会临场感对唤起与心流体验均有着驱动作用，唤起与心流体验在临场感与旅游意愿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得到验证，但心流体验的中介效应强于唤起，唤起作为单一中介的作用有限，心流体验作为旅游意愿的重要前置要素，体现出旅游决策相较于一般商品消费的特殊性；③社会临场感相较于空间临场感对玩家旅游行为的转化更具影响，玩家群体旅游意愿的转化依赖于深度的心理沉浸与情感联结。

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农旅融合与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水平，并引入Dagum基尼系数分解与核密度估计方法，从差异结构与分布态势两个维度揭示其时空演化特征，最后采用面板Tobit模型识别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全国耦合协调水平整体稳步上升，系统耦合由“失调阶段”逐步迈向“过渡阶段”，区域间差异显著，其中东部协同基础领先，中部快速追赶，西部呈现提速收敛态势。②区域差异结构持续改善，其中超变密度是整体差异的主导来源，区域内部差距相对稳定，区域间差异呈现较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③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分布逐步右移、峰值上升、极化趋势减弱，区域协调性不断增强。④影响机制方面，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研发投入显著提升耦合协调度，而城镇化水平则呈现一定负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