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略评述我国经济地理学100年发展沿革，提出我国经济地理学有两个维度的研究内容，即研究经济活动地理过程和格局的形成与演变规律，以及研究其他地理过程格局演变的经济因素与作用机理。阐述了我国经济地理学基础研究与社会应用并重、科研与教学并重、宏观战略研究与微观机理探索并重、国内学科建设与国外合作交流兼顾等4个学科发展特征。在讨论经济地理学遵循复杂系统科学的基本规律和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学科定位的基础上，着眼发展机遇，立足学科优势，提出聚焦构建新的发展格局、紧扣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针对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围绕影响经济地理过程和格局的新因素和新机制，开展经济地理学重大命题研究的4个发展策略。

信息技术发展为经济地理学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经济地理学应紧跟时代步伐，兼容并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积极应用信息技术、空间分析、实验模拟等技术手段，强化区域和空间视角的学科优势，提升学科发展的能力。文章基于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分析，阐释了经济地理学纳入地理信息科学技术支撑、与经济学聚焦区位融合创新、与社会学科聚焦经济治理融合创新、与数据挖掘技术的手段融合创新等方向；凝练了演化经济地理学、模拟经济地理学、技术经济地理学、环境经济地理学、网络经济地理学、虚拟经济地理学等六大创新拓展领域，提出了新区位理论研究、新空间组织理论研究、空间（区域）定制理论研究、新经济地理业态研究、在线经济地理平台建设等经济地理基础理论和能力建设重点。

中国经济地理学走过了独特的发展道路，通常被划分为“实践派”。在国家实力和科研实力增强、学术评价体系变化和年轻一代学者教育背景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地理学在过去二十年中经历了快速国际化。文章从研究主题对比、学者的国际活跃度、所发表英文论文的特征等方面，系统揭示中国经济地理学国际化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共同话题，如全球化、集聚与集群、创新、演化经济地理。同时，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在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学术组织和期刊任职、开展国际合作等方面越来越活跃，正在走进国际经济地理学术舞台的中央。此外，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发表英文论文的数量在过去十多年中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但是在发表论文20篇以上的期刊中，近一半是环境类期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化倾向，也体现了现有学术评价体系的负面效果。总体上，中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平行线”问题依然存在，需要努力克服才能让基于中国经验产生的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知识体系的发展，提高国际学术话语权。

中国改革开放后，公司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1990年代学者引入公司地理研究并不断深入。文章基于1990—2020年CNKI数据库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从研究作者、研究范式、研究内容等方面梳理了国内公司地理的发展，总结了相关研究特点。30年来在公司地理研究范式上，形成研究主体多元化、研究层次多尺度化和研究方法多样化的特征。研究内容侧重于公司区位选择与迁移、公司空间增长与扩张、公司空间网络和公司—区域关系等四个公司空间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研究中，注重中国实际，在公司空间格局的政府影响、人际关系效应、农村工业企业发展、地理环境影响差异等方面形成中国特色。公司地理取得的丰富成果来源于相关学者和研究团队的不懈努力，然而作者之间的合作网络呈现总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状态，“学缘”关系下的合作较为突出。在未来研究中，公司地理研究要基于新发展理念与时俱进，进一步突出中国发展特色，强化在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凝练，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尤其注重大公司的案例解剖。

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格局演变的态势如何?哪些地域担当了区域增长极角色?推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什么?这些都是经济地理学者关心的问题。文章从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入手，借助地理联系率、双变量Moran指数等分析工具，刻画2006—2019年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的演变过程，分析内部作用机理，导出政策启示。研究发现：①2006—2019年，中国东西部发展差异呈现逐渐缩小态势，但南北发展差异却逐渐增大，我国东西“单向”发展不平衡的总体格局呈现出向东西、南北“双向”发展不平衡的方向演变。②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对我国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巨大，我国城乡“单向”发展不平衡格局向城乡、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双向”发展不平衡的方向转变。2006—2019年，19大城市群汇集了全国88%的GDP、93%的专利。③经济发展质量越来越高。“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政策效益呈现显现。2006年以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经济发展三者空间关联关系不断增强。此外，针对中国区域发展现实问题，提出了加大支持东北地区、边缘地区中小城市创新能力建设、高质量发展，扶持“双向飞地”建设等对策建议。

文章回顾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的学科传承与发展，分析面向国家战略与学科发展的相关研究进展、重点领域及取得的重要成果和社会影响，梳理有关科技成果转化与实践应用、科研成果的国际化与国际合作研究进展。未来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应与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相呼应，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新发展乡村地域系统与城乡融合系统理论，服务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个战略的有效衔接、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并为有效防范和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做出反思，为“后疫情”时代的农业与乡村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总体上，未来农业与乡村地理学要围绕专业研究，突出基础理论创新、技术方法研发、重大战略决策支撑，推进专业研究全球化与学术交流国际化。

交通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经过60多年的建设，我国交通地理学已经形成一门体系相对较为完善的学科，21世纪以来，在学科理论建设、新方法与新技术探索、交通发展模式与规律总结、交通系统与区域发展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国家发展需求带动学科发展是交通地理学的学科特色；为加强与国际前沿接轨，学科发展的计量化、国际化和“以人为本”导向增强，与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及交通规划、网络科学、环境科学、旅游科学等学科交叉性得到强化，新数据、新技术与新方法的应用取得突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交通强国战略的提出，未来我国交通地理学的发展将重点包括：①面向全球的跨境互联互通地理研究；②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研究；③面向新发展格局的物流与供应链地理研究；④面向人民满意的城乡交通可持续发展研究；⑤面向学科前沿的交通地理学理论创新研究；⑥面向人工智能的交通与信息技术交叉集成研究。

资源环境议题在经济地理学过去60年的发展历程中一度边缘化。21世纪以来，环境经济地理的发展旨在推动经济地理学重新认识“经济—环境”关系，更好地应对全球环境变化与全球化相交织带来的挑战。文章追溯环境经济地理出现的理论背景及其发展脉络，研究发现：①尽管经济地理学过去60年将理论重心置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性使得资源环境议题在学科内边缘化，但“经济—环境”关系的理论发展则在与环境经济学、政治生态学等学科交叉过程中有所推进。②环境经济地理发展适逢经济地理学多元转向阶段，早期理论探索表现出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空间分析取向、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取向、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的制度演化取向，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议程与理论框架。③顺应早期发展取向，当前环境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表现为3条脉络，即新经济地理学、关系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脉络，凸显环境经济地理推动现有理论向“经济—环境”关系延伸的理论目标。④这3个脉络有望推动未来环境经济地理深度参与环境治理、绿色经济和区域韧性研究，在理论发展同时支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

依据旅游供需关系主要矛盾的变化，将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旅游发展划分为观光旅游主导阶段（1978—1988年）、旅游供需多元化阶段（1989—1998年）、旅游日常化阶段（1999—2012年）、旅游供给侧改革阶段（2013年至今）等四个阶段。在观光旅游主导阶段，中国旅游地理学紧密围绕关键现实问题，探寻观光旅游发展规律并用以指导产业实践，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旅游供需多元化阶段，部分新兴产品的开发建设问题得到较好的理论回应，但没能构建一个旅游地空间竞合的系统理论；在旅游日常化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成为单一领域的专家，推动学科的深化和细化研究，但对宏观复杂非线性问题，却无法进行有效的学术应对；在旅游供给侧改革阶段，不少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综合性的可持续旅游研究开始出现，对旅游地理学新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讨论日益增多，但迄今尚未在更加系统而全局的视野中建立真正的科学问题体系，并针对科学问题系统性地探寻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研究认为，十分必要群策群力地梳理旅游地理学科学问题体系、探寻有效方法、开展协同研究；应尽快解决过去遗留的理论问题，做好应对未来变化的准备。

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与发展在借鉴拓展国外经典城市地理理论的同时，与国家城镇化、工业化等战略以及地方需求紧密结合。当前，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背景下，对城市地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提出更高的要求。近十年来，国际城市地理研究偏重于空间、政策、治理方面，研究思路上注重定量模型分析和发展范式的总结。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则重点聚焦城市群、智慧城市、城镇化/城市化、空间结构/空间格局等内容，并关注新发展理念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城乡协同、绿色发展，以及智能技术、城市居民与空间变化。总结近十年来国内外城市地理研究进展，未来中国城市地理在教学与人才培养中需要理论强基、技术赋能、应用助力，进一步聚焦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城市群与区域发展、城市空间与发展转型、时空间行为与智慧城市、国土空间与城乡规划等内容，构建中国特色的城市地理理论体系，持续推动城市地理研究技术方法创新，并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和实践需求。

人口问题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新时期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研究主要包括人口空间分布、人口迁移及流动网络、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劳动力及人力资本集疏、人口收缩以及城市与区域人口发展等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梳理各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和逻辑关系，形成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中国人口研究的逻辑框架。在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人口规模即将达峰、人口流动规模依然庞大以及人口空间格局不断变化等背景下，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中国人口研究的未来趋向，对重点研究领域进行了展望，并从强化理论探讨与重大问题研究、深化新数据和技术方法应用、拓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开展国际比较与合作等方面提出了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中国人口研究的未来方向。

金融地理学主要研究金融要素和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影响，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随着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城市与区域发展金融化和全球金融网络等成为金融地理学的新兴前沿领域，文章重点梳理和评述以上两个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一方面，分权化、财政紧缩以及发展为导向的政治动机促使政府积极实施并推广金融化政策和金融工具，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金融化主要集中在住房、土地及基础设施等领域，大量的案例研究分析各级政府采用金融化政策的动机、过程以及影响，揭示金融化带来的政府治理变革的迫切性和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在金融全球化浪潮下，地方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有了更广泛和直接的联系，全球金融网络（Global Financial Network，简称GFN）的提出为分析金融全球化如何影响区域发展提供分析框架，已有研究致力于揭示企业和地方经济融入GFN的过程和影响，以及定量刻画GFN中的企业和城市/区域网络。最后，文章倡议国内学者关注金融地理领域，特别是要利用中国丰富的素材加强对城市与区域发展金融化和全球金融网络的研究。

海洋经济地理属于区域经济地理范畴，作为一个新兴的、众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其已建立了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体系，且仍处于关键的发展时期。此外，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已由陆域系统延伸到了海域系统，使得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充实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内容。基于对海洋资源环境经济、海洋区域经济、海洋部门经济、海洋经济制度及文化、海洋地缘经济及政治的研究和海洋经济地理研究的方法及其应用的详尽阐述，文章对海洋经济地理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全面剖析，并提出了未来应围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洋空间规划、海洋经济发展的地缘环境、海洋经济的制度与文化、海洋经济地理的技术方法创新及强化海洋服务社会决策能力等方面的研究构想，进而更好地推动海洋经济学科的发展，从而尽早达到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各城市围绕“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文章从分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意义切入，系统阐述了长三角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差异化、高效率、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遵循经济集中、生态安全和社会公平的空间优化准则。同时，重点梳理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中央政府及三省一市协同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规划、行动计划等落实情况，分析取得成效及存在问题，最后提出了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创新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前沿和重要研究分支。新形势下，创新驱动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路径，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的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系统梳理西方经济地理学中关于创新地理研究的理论流派与研究框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特征，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研究应重点考虑制度与边界的特殊因素，纳入区域一体化、“全球—地方”尺度和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等理论视角。其科学问题是“一国两制”形成的独特空间尺度和独特政治制度下，制度与边界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问题的解释路径与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研究需关注的4个重点研究方向：①跨制度区域创新要素集聚和流动的空间过程与影响机制。②跨境区域创新系统的建构。③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位置、演变及其对创新网络的能动性重构。④创新特别合作区的空间治理及其对协同创新的推动机制。

科学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确保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流域安全，需要在生态安全基础上对其不同地域空间进行合理功能定位，探索建立分区分级分类调控的新体系。通过构建包括生态、经济和社会等维度的指标体系，使用SPSS聚类分析，对黄河流域91个地市、739个区县进行功能的分区、分级、分类识别和调控方向分析，结果如下：①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粮食生产和资源储存三大功能，使用单位生态面积、单位耕地面积以及采矿业从业人数占比进行分区，可以划分为粮食生产区、资源储藏区和生态保护区。②从经济功能入手，使用经济和人口指标，从市区和市域两方面出发，将91个地市进行等级划分，其中西安、郑州、济南和青岛经济发展好、分类级别高，是流域中心性城市，带动着整个流域的发展；兰州、呼和浩特和太原经济发展较好，等级较高，三者可作为区域中心性城市，带动周边区域发展。③综合考虑生态、人口、经济、农业和资源，对区县进行分类，同时与主体功能区划进行对比，立足生态保护和粮食生产，将739个区县划分为8种类型，分别为发展核心区、适度开发区、生态保障区、限制开发区、粮食保障下的重点开发区、粮食保障下的适度开发区、生态保护下的重点开发区以及生态保护下的适度开发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必须将生态保护和粮食生产作为前提条件，协调好三者的关系是调控的核心任务之一。

西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重大国家战略的枢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滞后，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比较突出。处理好西北地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推动西北地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围绕大保护，建立“一廊五区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围绕大开发，形成“两横两纵四区四群多点”的区域经济布局；围绕大开放，构建“三重开放、两带引领”的互动合作格局；围绕人地协调，探索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实现西北地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的关键策略与路径在于：①分区推进保护和修复，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②实施重大引调水工程，构建水安全保障体系。③强化创新和园区驱动，多元化发展绿色经济。④优化交通网络和通道，探索枢纽经济新模式。⑤多层次提升合作水平，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性。

文章认为创新行为具有高级化与集群化特征，明确创新行为锚定与城市创新空间供给的关系，进而概括城市创新空间供给的制度环境。引入阿朗索的城市竞租模型以研究独立创新源的理想城市竞租行为，揭示综合商品单价、土地价格、交通运输成本是主要影响土地竞租选择的因子，并对创新竞租行为进行多中心效应、集群效应、功能混合效应的修正。随后，文章分析制度引入对创新竞租行为的影响，包括制度约束形成级差地租，制度区分级差地租与垄断地租的类型，阐述制度消解正规与非正规创新行为的冲突。最后，文章从制度建设角度提出对城市创新空间的优化措施。

公共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提升公共卫生健康保障水平是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以中部六省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生活行为方式、生产生活环境、医疗卫生服务三个方面构建公共卫生健康保障水平指标体系，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对中部地区公共卫生健康保障水平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中部地区公共卫生健康保障水平总体水平偏低，地域不平衡性明显和均等化程度较低，总体表现东南强西北弱的态势。②六省内部各地区在生活行为方式、生产生活环境、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多样，呈现出不同的梯度或局部集中连片格局，山西、河南和江西三省的城市群带动效应发挥明显不足。③各因素对公共卫生健康保障水平的影响程度表现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人均GDP>人均医疗财政支出>城乡居民健康投入差异。要实现中部地区公共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需适度提高公共服务保障水平，集中力量补齐当前短板的同时考虑长远，科学制定财政支出和优化结构。

我国已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城乡融合发展将对乡村要素流动、结构调整、格局变化和功能转型等带来重大影响，顺应城乡融合发展新趋势的村庄规划创新是村庄规划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方向。基于城乡融合对乡村发展影响的分析，适应规划体系变革对村庄规划功能和作用的新要求，提出村庄规划创新的思路与策略。研究认为，未来的村庄规划，要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以生活质量为导向，适应乡村多功能演化的需要，重视村庄整体综合研究，着力提升乡村吸引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应重点推进响应城乡管理体制机制变革的村庄规划体系创新、综合城乡发展条件与多元需求的规划类型创新、耦合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和管治要求的规划内容创新以及引入现代技术与协调多元关系的规划方法创新。

“两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简称。科学的“两山”价值转化度量是深刻认识“两山”特有性质、内在作用和依存关系的重要前提。但现有方法缺失、定量依据不足。文章基于经济地理的生产、区域、关系、交叉、和谐五重属性，建构了“两山”价值转化模型，利用能值法系统呈现了西南地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能量流动联系，客观反映了绿水青山对金山银山的支撑角色与贡献。而“两山”价值转化水平、生态资本减值强度双评价，可靶向牵引西南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建议通过污染物减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减碳来减负释压，实现西南地区生态资本的保值增值、保障经济资本的持续转化目标。

干旱区城镇受自然地理格局影响而带有鲜明的绿洲特色，表现出规模小、团块状布局、首位度高等地域性特征，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约束明显，中心城市集聚带动下的多中心、组群式发展是干旱区绿洲城镇化的主要路径。干旱区绿洲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安全韧性、创新活力、宜居宜业、特色鲜明、多元融合的质量提升过程，是绿洲城市绿色、活力、宜居、人文、融合建设的有机统一。推进干旱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应结合边疆和多民族区域发展目标，补齐城镇发展短板，并在关键瓶颈问题上有所突破：①增强中心城市集聚带动作用，依托绿洲城镇组群，推动绿洲城镇网络优化；②促进产业集聚，推进北疆产业集群和南疆民生型产业发展，激发城市创新活力；③强化开放型城镇功能，发挥纵深配置的边境城镇体系的组织协作；④加快南疆就近城镇化布局建设；⑤提高绿洲城镇水资源开发利用能力。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矛盾的重要抓手，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是其中关键一环，如何有效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成为政府、学者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系统梳理我国生态产品价值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的研究主题聚焦于生态产品概念内涵、生态价值核算方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等方面。文章全面回顾了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实践历程，大致可以分为萌芽起步、努力探索、全面发力3个发展阶段，且政府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展望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认为在理论建构、调查评价、价值核算、实现路径等方面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探索。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多元化数据基础，多样化技术支撑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分析体系。

在当前新一轮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培育新兴产业对于转换区域发展动力、塑造区域竞争优势都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在制度环境作用下基于内生演化和外部联系的多尺度─多主体的新兴产业发展分析框架，并聚焦珠江三角洲工业机器人产业兴起的现象，探究工业机器人产业兴起的过程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东莞市本地产业基础与工业机器人产业有较强的技术关联性，本地企业采取多样化发展策略和通过企业衍生实现工业机器人企业的出现与集聚。佛山市顺德区依靠与工业机器人强国德国的联系，引入以库卡为代表的国内外领军企业以及德国的工业技术服务体系，带动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珠江三角洲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兴起同时存在着依托本地产业基础的内生演化和借助外部联系创造新发展路径的两种过程。动态变化的制度环境是促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兴起的重要因素。这两种过程所需要的制度环境也存在差异，前者更注重培育适宜本地企业演化的产业环境，后者更注重打造利于吸引外部资源的制度环境。

全面促进消费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引领，而充分挖掘互联网经济时代下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农村居民相对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习惯不同外，受消费环境约束比较大。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大大改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也必然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通过2019—2020年“特色农产品市场和农村居民消费专项调查项目”获取的江西省739个农户调查数据，基于家庭互联网使用和农村居民群体内部差异视角，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法（IV）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法（UQPE），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各类消费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②互联网使用对发展享乐型消费的促进作用优于基础生存型消费，其中对中低收入家庭基础生存型消费的提升作用较为明显，对中高收入家庭发展享乐型消费影响更为显著；③使用互联网能显著提升60岁以下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中老年用户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满足其基础生存需求，中青年用户对于通信、娱乐等新型消费显现出更高的消费倾向。最后，文章提出进一步促进农村地区互联网信息化普及的必要性。

对文化产业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普遍采用地理相邻或地理距离的空间矩阵进行分析，在自变量选取上存在内生性。对此文章以“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设置经济权重矩阵和空间模型，分析2004—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04—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经历了从“分散”到“极化”的转变。人力资源、文化需求和政策支持是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城市化程度、财政支持等因素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文章为进一步优化文化产业集聚和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