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1998—2016年黄河流域地级市雾霾污染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在考虑雾霾污染时空滞后效应条件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分析了影响黄河流域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高值集聚特征，高排放俱乐部稳定地分布于黄河下游城市；黄河全流域PM_2.5浓度与经济增长呈现正“U”型关系，低效率的能源使用、低水平的人口集聚、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导致黄河流域雾霾污染加剧的主要原因；黄河流域雾霾污染背后的社会经济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低效率的能源利用以及偏向于生产技术提升的研发投入导致了黄河上游流域雾霾的加重，而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则主导了黄河中游流域雾霾污染的加剧，在黄河下游城市仅有能源消费对雾霾污染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基于此，文章认为建立区域协同联防治霾机制、实施差异化分区治理策略、实现全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流域雾霾治理的重要策略。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为创新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明确了方向，是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必然选择。基于2012、2015、2017年黄河流域9省区数据，构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及弹性系数方法，在整体把握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对二者的时空耦合特征进行剖析与评价。结果表明：①总体上，2012—2017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先升后降时序演化规律，而在空间上生态环境水平呈“中游凹陷，上游良好，下游居中”的格局，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上游落后、中游崛起、下游发达”的空间分布特征；②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等级对应程度较弱，且该对应关系在空间上存在差异性而在时间尺度上具有锁定效应；③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以同向但不理想的“同减”变化类型为主，整体呈倒退发展趋势，而山西、河南、甘肃及青海的耦合关系呈良性发展迹象。最后，根据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提出统筹管理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耦合协调发展策略。

基于2010和2018年专利交易数据，融合GIS空间分析、空间自相关、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黄河流域市际技术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及社会网络结构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市际技术转移强度空间极化现象显著，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等省区，低值区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等西部省区；②黄河流域技术转移活动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技术转入空间集聚格局与技术转出空间集聚格局具有相似性，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四川德阳与山东东部一些地市，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青海、四川、甘肃、内蒙古等省市；③区域内部视角下，成都、西安、郑州等省会城市是内部技术转移网络的核心城市，核心—边缘结构凸显，内部整体网络密度较外部小；④区域内部技术转移地理邻近性特点明显，技术转移以向邻近城市与城市内部转移为主，且城市内技术转移占技术转移总量的比重较大；⑤外部视角下，2010—2018年无论是黄河流域对区域外技术转移，还是区域外对黄河流域技术转移，技术转移的数量和强度都明显增大，济南、青岛、西安、郑州、成都向区域外技术转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北京、深圳、广州、上海是外部向黄河流域技术转移的重要节点。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迫切要求开展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的整体研究。以GIS10.3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系统梳理了黄河流域内1 010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状态，三大自然区划内景区分布悬殊，东部季风区数量最多、密度最大；②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类型以凝聚型为主，在流域中下游的西安、济南等沿黄城市附近形成大的凝聚中心；③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核密度分布空间差异显著，整体呈倒“入”字形结构，不同级别景区之间存在密度差异；④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空间关联类型以正相关为主，且集聚特征明显；⑤自然地理环境、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对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且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景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最后，文章针对黄河流域景区空间格局优化及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建议。

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旅游业发展则对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地理学视角，综合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分析方法等探索2000—2016年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化轨迹，并运用VAR模型模拟旅游生态效率及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区域差异有所减小，但极化现象逐渐凸显。②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空间分布方向性逐渐减弱，整体呈现出“东北—西南”向的空间分布态势。③多数省域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脉冲响应都呈平滑响应态势，前期波动较大而后期趋于平稳；各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生态效率的相互贡献程度整体上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提升，但仍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建议未来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应当进一步破除行政壁垒，推进省域间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交流；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应当因时制宜，以短期为主，长期为辅，把握互动响应峰值时期；各省应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经济发展。

从经济地理学视角提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关键问题：从人地关系视角研判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持续作用形成的共处关系；从空间异质视角审视流域不同区域的联系及其相应的空间协调状况。在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和生态先天脆弱的前提下，对地市级人类活动施压、资源环境承压及两者关系相对分级评价结果表明：新世纪以来黄河流域多数地区的人地关系类型保持不变，近1/5的地区趋于紧张；2017年高度紧张、轻度紧张的区域占21.18%，基本协调的区域占38.82%。从人地关系调控的客观条件看，黄河流域受到生态先天脆弱性与经济发展迫切需求的双重压力。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与路径依赖问题对人地关系基本协调甚至相对宽松的地区形成挑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诉求的实现将会进一步加重人类活动施压强度，使人地关系趋于紧张。研究建议，应深入把握不同类型地区的人地关系，进行针对性处理。黄河流域的城市空间联系特征映射了流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流域空间结构的特殊性，应着力加强流域内部联系，迈向更高质量的区域合作。建议采用以大城市为中心面向周边的放射状开发开放新模式，以此驱动流域空间结构重塑与助推空间协调发展。

城市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重点取决于城市群的发展质量及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构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对2016年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及内部所有地级城市进行高质量发展评估，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中下游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指数高于中上游城市群；②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中存在“中部塌陷”，处于中部地区的中原和晋中城市群多个维度上低于东西部城市群；③城市群内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格局，核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外围城市；④行政等级高和区位条件好的城市往往拥有较高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受所处黄河位置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认为，黄河流域城市群应该加强核心城市对城市群整体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城市群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影响带动整个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是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以黄河流域91个地市（州、盟）为研究单元，选取2005、2009、2013、2017年截面数据，采用ESDA、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探究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并结合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定量分析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呈现H-H和L-L集聚分布的空间态势，其中L-L集聚区范围不断缩小，H-H集聚区从黄河下游地区向黄河中游地区逐渐延伸；②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差异不断缩小，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不断增强，东—西向成为其旅游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方向；③交通区位条件、旅游服务设施、旅游资源禀赋是影响黄河流域各地市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且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性。

基于腾讯人口迁徙大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黄河流域城市网络联系的区域差异性和空间指向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结果表明：①流域内城市网络密度较低，平均路径较长，与其“承南接北”的区域地位不相匹配。②形成以陇海线、下游黄河干流和包海高铁为轴线的骨干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突出。③流域内—外联系网络形成两大（郑州和西安）、一小（济南）三个核心，高等级网络以三者为核心节点向域外辐射。强集散能力节点城市集中在“陇海线—下游黄河干流”一线。域外主要联系方向为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④流域内部网络和内—外联系网络相比，“陇海线—下游黄河干流”和包海高铁一线以东城市优势更为凸显。⑤流域不同地区网络联系的空间指向性差异明显。流域内部联系多指向省会城市，内—外联系的空间指向上存在明显的上中下游分异。

文章利用黄河流域65个重点城市2001—2017年的面板数据，基于非径向、非角度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L指数，测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区位、时期差异特征，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①2001—2010年，上游城市增长动力源于绿色技术效率，中下游城市源于绿色技术进步，2011年以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普遍呈现增长趋势。②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FDI全时段、第二阶段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第一阶段正向影响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阶段的影响系数略小，且对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为负。③上游城市FDI在全时段、第一阶段影响为正，中下游城市在全时段、第二阶段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有正向影响，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仍是短板。相应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优化要素配置，注重规模效应，着力提升绿色技术效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制定差异化引资战略，提高FDI质量和水平；健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同监控机制，保障经济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加强绿色科技研发、提高投资成效和金融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