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城市化和乡村空间消费化转型,大都市边缘区传统村落经历了多维度的空间重构。文章聚焦于都市边缘区典型传统村落空间多维演变过程与机理,从乡村地域系统的认知视角出发,尝试构建乡村的“物质—社会—文化”多维空间系统解释框架,以珠三角都市边缘区典型传统村落瓜岭村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等方法,剖析传统村落多维空间的演化过程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从物质、社会和文化三个维度来综合理解乡村的空间系统,能更为立体和全面地认知乡村空间演化的过程与机理。②改革开放以来,瓜岭村的物质空间向旅游服务功能转变,社会空间呈现出开放化和复杂化的特征,文化空间历经了多样化和现代化的过程。③瓜岭村的多维空间演变受外部因素诱导和内部多维空间相互作用驱动,社会环境、市场需求与国家政策是主要的外部因素,而内部多维空间系统的相互驱动则以社会关系为核心。

文章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城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其次是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②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乡村发展要坚持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推动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系。③城镇化对乡村宜居水平、文明程度、治理成效和生活富裕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经济促进效应、文化传承效应、组织治理效应、宜居水平和生活改善效应。④城镇化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影响不同。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城镇化对乡村的促进效应主要由经济城镇化即产业的非农化实现,而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不显著。平原地区的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于乡村振兴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基于等级理论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通过解析贫困空间依赖和分异格局成因的尺度机制（重点关注差异与关联）,来理解宏观与微观因素的相互关系。对甘肃省六盘山片区村级和乡镇贫困进行了计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行政村尺度对案例区贫困格局及成因的解释度更好,但乡镇尺度上过程不容忽视。② 宏观经济社会情境因素对微观上村级和乡镇贫困具有显著影响,作用方式具有多元化特点,作用强度在乡镇尺度上大于村级尺度。③宏观情境因素与本地因素对贫困格局的形成存在交互增强且因尺度而异的协同关系。另外,还比较了不同等级系统（行政区划系统和重新构建的贫困分区系统、地理分区系统）下的结果差异,发现行政区划系统不是解析贫困格局成因的最佳选择,它会掩盖和扭曲部分因素的影响,而贫困分区系统能更好地描述“真实的”的贫困形成过程。以上表明,中国精准扶贫战略将重心下沉到村和户是现实合理选择,但以“适度漫灌”来夯实宏观上经济基础和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在甘肃六盘山片区仍有重要意义,而各级各地政府或组织形成共同但有侧重的协作理念和方式是重要保障。同时,高效可持续的贫困治理在行政机制外尚需强化市场和社会机制。

以典型的旅游驱动型城市武夷山市为研究区,基于景观破碎指数、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景观连通度等方法,分析了旅游发展与景观格局演变之间的联动关系。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武夷山市人工表面大面积扩张,城市景观破碎度指数增加而自然景观破碎度指数降低。②核心区、边缘区和空隙面积显著减少,桥接区面积增加,重要程度较高的核心区集中在武夷山市的西北部。③景观格局演变与旅游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时空联动关系。④旅游产业发展与城市景观格局演变之间,以城市发展为中介,存在着显著的双向作用过程。旅游发展通过强化城市定位、引导产业用地等方式影响景观格局,同时景观格局变化优化旅游发展环境,二者之间形成联动关系。

土地利用冲突是揭示新时期区域人地关系演化机理的重要突破口。既有研究侧重于从结构性和功能性视角分析土地利用冲突,而对土地利用冲突的要素性冲突多尺度作用机理的研究相对薄弱。文章以沈阳经济区为研究区,引入小波相干分析法和交叉小波模型,揭示土地利用冲突与其关键影响要素的空间多尺度交互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与8个关键影响要素的交互作用关系显著;②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与人文要素的驱动作用关系比自然要素更加明显,而土地利用冲突对自然要素的响应程度比人文要素更加显著;③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与其关键影响要素具有明显的空间多尺度关联关系;④研究区人口密度、GDP与土地利用冲突交互作用的空间位置主要作用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主城区,NDVI主要作用于林区,能源消耗量主要作用于工业企业较为密集的区域,其他关键影响要素零散分布在研究区采样空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