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大决策部署。当前相关研究系统性不足，缺乏空间视角，亟需通过多学科融合与多方法集成构建系统性理论框架并开展分区分类研究。文章沿着“问题—理论—实证—调控”的总体思路展开研究，以实现乡村振兴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为研究对象，以现实差距与困境为出发点，借鉴国内外二者有效衔接的经验，探讨其理论框架构建、情景模拟与实现路径、发展模式以及管控体系与政策方案的问题。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不仅要努力实现理论创新，助推学科发展，也要服务国家战略决策。研究需要在方法论、分析工具、话语体系上寻求多维突破。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全球扶贫开发与乡村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关键问题、相对贫困治理机制与成效提升策略、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互馈机制与区域模式以及乡村科学与人地系统科学发展等科学命题。

伴随着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现阶段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任务。文章基于对湖南省脱贫攻坚成效与经验、农业农村发展现状的梳理，从地理学视角出发，提出湖南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总体框架与长效机制。认为针对有效衔接总体框架的构建需以地域分异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以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等为基础，做好“三类政策”衔接、“三个一批”调整、“三分协同”落地的政策顶层设计，根据空间尺度、地域类型与发展阶段选取创建有效衔接试点示范区。有效衔接长效机制的确立则应立足湖南省实际情况与发展远景，通过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特色发展机制、多维吸引机制、创新发展机制、互动协同机制、可持续发展机制等六大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湖南省脱贫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发展。

文章在阐释乡村振兴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村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并以东北黑土区典型县域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探讨典型黑土区乡村振兴的推进路径。结果表明：①村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是由产业发展等5个维度层、农业生产水平等13个因素层与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等38个指标层构成。②拜泉县乡村振兴指数得分呈现“金字塔”结构，乡村振兴水平处于较低水平且各维度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总体以县城为核心呈现圈层式分布特征。③分维度看，拜泉县乡村振兴中治理能力水平最高，文化建设、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水平其次，生活质量水平最低。④分村域看，乡镇政府驻地村的乡村振兴水平略高于其他行政村，脱贫村与非贫困村的乡村振兴水平基本持平。⑤根据拜泉县乡村振兴面临产业同质化、农村空心化、基建薄弱化等问题，提出既要从宏观层面把握不同乡村推进路径，也要针对各乡村发展短板，重点从强基础、调结构、优空间方面，因村施策、分类稳步推进不同类型村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对策建议。

乡村韧性是乡村系统应对外界扰动冲击，维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属性。文章基于河北省景县16个乡镇、451个行政村的问卷调查数据，构建“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综合评价传统农区县的乡村经济韧性。研究结果显示：①景县乡村经济韧性平均值为0.061，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分布呈现北部和西南部偏低、中部相对较高的格局特征，县城所在地及其邻近的周边地区、主要交通干线过境的乡镇乡村经济韧性较高，偏远地区的乡村经济韧性水平较低。②人均村集体经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乡村人均固定资产投入与乡村人力资本为乡村经济韧性的主要短板因素。③文章对比分析河北省阳原县显示持续对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乡村产业的投入有利于提升乡村经济韧性。文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旨在推进传统农区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建议。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目标，农业发展专业化是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主要路径选择之一，探索农业型专业村地域类型分化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对巩固深化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支撑价值。文章以广东省为例，利用核密度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值模型，揭示全省范围内农业型专业村的地域空间分异规律和地域类型分化特征，并基于农业型专业村发展的影响机制，凝练并提出专业村建设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启示。结果表明：①广东省农业型专业村按照其主导性产业和特色农产品可划分为4个大类和22个小类，其中瓜果种植型专业村占比最大，主要集中分布于省域内城市近郊及远郊地域。②农业型专业村的形成发展、类型分化与形态规模受到内外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存在一定的历史延续性，资源禀赋与市场条件是农业型专业村形成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③本土化品牌塑造、现代数字技术引入、资本与资源融合、现代化经营以及绿色生态化生产，是通过专业村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方面，顾及地方多因素、多主体和多重效应是实现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亟需寻求系统性方案。文章从科学内涵出发,对实现二者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机理,地域类型分异与村庄分类视角下的模式选择及实现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下的扶贫开发与乡村振兴启示。结果表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本质上是通过缩小乡村内部分化水平,在转型统筹与良性互馈机制下,提升乡村居民发展能力与村庄发展禀赋的过程。脱贫攻坚解决乡村振兴的前端问题与底线短板,乡村振兴是对乡村地域整体功能的全方位诊断与优化,为乡村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全方案。实现二者有效衔接需要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机制与实现路径上实现多维立体衔接,实现路径中政策供给是根本,要素供给是重点,动力供给是关键。不同类型地域与村庄需要选取差异化发展模式与路径。需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破解贫困问题,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整合协同,以城乡融合发展助推城乡地域系统功能的整体优化。

西部地区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性决定其乡村减贫的艰巨性以及转型振兴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从西部地区脱贫县科学识别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给予针对性支持,可为构建先后有序、精准高效的乡村振兴帮扶格局提供科学依据。文章基于2019年西部12省区的830个县域样本数据,从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交通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结构等五个维度构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评价指标体系,明确测算方法与筛选流程,建立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识别方法体系,开展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评价及重点帮扶县识别研究。经测算,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难度指数Ⅰ级、Ⅱ级、Ⅲ级与Ⅳ级的县域数量分别为137、195、459和39个;乡村振兴难度格局总体与我国地势阶梯类型分布较为吻合,自然环境差异导致要素空间分布与配置不均衡是乡村振兴难度空间分异的重要原因。进一步,从西部脱贫县中识别出177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县域普遍存在着生态环境恶劣、区位偏远与民族地区问题复杂、经济基础薄弱、交通设施配套不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结构相对失调等问题。为系统谋划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区域战略转型,提出了分级分类施策、补齐短板弱项、建立要素保障机制、创新重点生态功能区振兴模式等措施。

结对帮扶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和关键创新。后扶贫时代结对帮扶机制完善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更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河南省潢川县为案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剖析县域结对帮扶组织过程,并基于现存问题构建衔接路径。研究发现：脱贫攻坚时期,县域多元主体参与扶贫过程,通过稳定结对、持续帮扶等方式,激发了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了区域产业发展。但目标考核导向下的个体脱贫成效聚焦,导致政策实施瞄准欠佳,引发扶贫资源配置倾斜及区域发展失衡。结合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的特征,提出结对帮扶的“角色转型—信息化改造—体系重构”框架,依托“县—乡—村—组”多维尺度,构建乡村治理精细化目标导向的县域结对帮扶网格化管理体系,助推结对帮扶模式转换与政策衔接,促进后扶贫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为服务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国家战略需求,探究前人关注较少的脆弱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特殊规律和乡村聚落重构模式的适应性,文章通过地名分析、聚落斑块分析和实地访谈调查,对半干旱贫困地区通榆县的乡村聚落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通榆县乡村聚落于清末东北开禁放垦后兴起,民国和改革开放前聚落数量快速增长;近30年乡村聚落规模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乡村聚落内部空间更新极其缓慢,之后国家政策和政府外力干预成为其空间优化的主动力,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重构了部分乡村聚落,产生了多方面的正面效应。但是,该地区仍面临人口继续流失、人口逐渐老龄化、聚落空心化覆盖面广且程度深等困境,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阶段仍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乡村转型发展是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国乡村振兴与现代乡村治理面临的重要命题。以海南中部山区大边村为案例,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分析典型村庄转型发展行动者构成及其网络转译过程,探究其转型发展机制与振兴路径。研究表明,大边村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琼中黎族苗族县委县政府为关键行动者,以湾岭镇政府、大平村委会、大边村村民、外来企业、金融机构、房屋、土地、黎族文化为主要参与者的异质性行动者网络。村委会带动、绿色产业推动和黎族文化支撑等内生动力和政府政策引导、金融资本驱动和外来企业推动等外援动力联合驱动大边村快速转型发展。但是,内部环境和外部因素新的变化导致异质行动者网络解构、产业多样化不足、聚落空间功能失衡、黎族文化特色减弱、村庄治理体系不健全和村民生活质量不高等问题。应充分调动多方异质行动者积极性,构建以村委会和村民为关键行动者、其他行动者参与的多元联合行动者网络,通过打造三产融合新格局、建设宜居宜业聚落空间、提升黎族特色文化支撑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激发乡村转型发展活力,推进大边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