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持续推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边境地区作为“对外开放前沿”,激发边境旅游资源活力是重振边境经济的必要举措。文章以中国陆地边境县域为研究区,在界定边境旅游资源活力内涵的基础上,借助多源数据,利用标准差椭圆、空间错位指数及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了2023年中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资源活力与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空间错位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西部边境片区县域旅游资源活力较强,东北边境片区县域旅游资源水平较高;旅游资源活力与旅游资源正向错位的边境县域多分布于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等4个省区。②地缘环境、区域政策、经济水平、交通基建及网络关注对于边境县域旅游资源活力与旅游资源错位的影响效应空间分异明显。③区域政策、经济水平及交通基建对边境旅游资源活力与旅游资源空间错位的作用尺度较大。

文章构建了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省域—市域”双重尺度评价体系,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核密度估计对2011—2022年中国沿海地区11个省份和56个城市的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比较分析了省市双重尺度发展的时空分异规律,并基于“政府—技术—市场”制度逻辑理论,运用动态QCA识别了双重尺度的差异化发展路径。研究发现：①时序演进上,省域呈波动式和阶段性特征,市域整体发展向好。②类型结构和空间分异上,省域呈“低—较低—较高—高”内扩外缩的纺锤形结构,海域分异显著,由“多点开花”向“南北分化”转变;市域呈“低—较低—较高—高”由低到高梯度递减的金字塔结构,城市群集聚效应凸显。③发展路径上,省域由技术—市场共促驱动,市域为政府—技术—市场多元联动。

解析村超（BA）爆火现象,探讨网红旅游地体育文化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对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助力“乡村振兴”及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村超（BA）网红旅游地体育文化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模型,以“赛场”体育价值观、“社会场”地方依恋、“媒体场”媒体传播为自变量,以“心理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知觉控制为中介变量,以“心理场”旅游意向和旅游行为为结果变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研究假设。结果表明：①游客的体育文化旅游消费意向和行为均值分别为4.48、4.58,均表现为积极倾向;②地方依恋和媒体传播对潜在游客的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起到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知觉行为控制间接影响潜在游客的体育文化旅游意向,进而促进体育文化旅游行为产生;③潜在游客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显著正向影响其体育文化旅游意向,再通过意向影响体育文化旅游行为。即村超（BA）体育文化旅游消费行为的产生是在知觉行为控制中介作用下,“由媒而动”和“为地而来”,而非“因赛而聚”,但乡村赛事为地方性文化展演及交流搭建了舞台。

作为一种线型空间,廊道旅游地资源类型丰富,且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独特性。文章以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为例,综合运用模体分析和指数随机图模型,识别了廊道旅游地的空间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廊道旅游地的空间网络呈现出分散式“核心—边缘”结构,核心节点之间更容易建立联系,以带动边缘节点、实现整体发展;②廊道旅游地空间网络内部存在差异性的子结构,且各子结构之间联系越紧密,越能够发挥“串点成线”的联动作用;③廊道旅游地空间网络存在互惠发展、间接联通和三角传递的演化模式,网络基础单元的自组织机制是廊道空间网络的内部涌现机制;④廊道旅游地空间网络的形成是“内生网络结构—行动者属性—外部空间特征”共同影响的结果。

省级政策是地方参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核心依据。文章综合运用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PMC指数评价等方法,对2020年10月至2023年12月沿黄九省区省级政策文本进行结构分析和模型建构评价。研究发现：①政策主体涉及层级联动和区域合作两个领域,央地纵向府际合作良好,但跨政区、跨部门的深层次、常态化府际协调合作组织机制尚待完善。②政策主题主要聚焦于非遗活化传承、遗产保护研究、文旅投资开发、跨省域统筹协调等方面,对于公园体制、管理运营、社会参与、数字技术和教育功能等内容的关注度有待提升。③政策评价总体向好,但在政策受众、主题内容、政策工具、激励策略等方面有待加强。基于此,文章提出未来应建设长效稳定的央地协调组织机制;坚持文化引领,倡导多方参与;完善监管体系,优化政策工具等对策建议。

文章参照新发展理念构建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设置“生态建设优先型、产业协调配置型、质量规模驱动型和成效共享导向型”4种模拟情境，从国家级—区域级—省级尺度开展模拟评估研究。研究发现：①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稳中有进，各省份相对发展状况呈现出产业重心梯度转移、比较优势随时间轮替的特征。②中国旅游业发展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政策红利的落地有助于解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③对比4种模拟情境，发现其均能在部分省份展现出比较优势。其中成效共享导向型情境更适用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省份和西部大部分省份；产业协调配置型情境适用范围最广，但边际优势逐渐减弱；生态建设优先型情境在模拟仿真初期适用性较差，但相对优势持续增强，在模拟仿真末期产生了较好成效。

动态把握旅游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对推动旅游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文章基于旅游高质量发展内涵，从旅游产品服务、旅游绿色发展、旅游经济活力和旅游共享发展4个维度，构建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博弈论组合赋权TOPSIS法测度2011—2020年中国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借助空间马尔可夫链、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分析其格局演化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呈“多核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热点区集中在南部沿海地区，冷点区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均衡熵结果表明50.4%的城市未来旅游发展潜力较大，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安徽等地。②相邻地区对于本地旅游高质量发展起重要作用，旅游高质量发展等级变化呈现出稳定的路径依赖和俱乐部趋同效应，且难以实现跨越式提高。③城镇化水平、数字经济和对外开放对旅游高质量发展起主导作用，且主要因素的影响具有时空分异特征。④从地理学本性来看，旅游高质量发展受地理学三大本性综合作用的影响。其中以自然要素为代表的地理学第一本性起基础性作用，以传统经济发展要素为代表的地理学第二本性起支撑性作用，以新经济要素为代表的地理学第三本性起引领性作用。研究结果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地理学本性理论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还为推进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文章在梳理文献研究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结构主义视角揭示了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理论模型，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实证案例，总结了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①数智技术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场域内经历了数码化、数字化、数智化的迭代升级，已成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重要力量。②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结构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共时性的深层结构为权力主体对数智知识的支配差异所构成的复杂关系，外在表征为数智规则、数智空间和数智实践3个维度；在历时性方面，呈现文旅数码化结合、数字化交互、数智化共生的动态演进历程。③基于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结构模型，构建规范性数智文旅规则、搭建综合性数智文旅空间和发展创新性数智文旅产业的驱动路径，是实现西江千户苗寨的文旅融合数智化的有效保障、重要载体和关键动力，能够全面驱动西江千户苗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和数智化转型。通过对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理论结构和实践路径的分析，将有利于促进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丰富中国乡村数智化转型相关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内生活力的提升及传统建筑活化利用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着力点和学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基于村落有机体理论与熵增定律，将村落中农户（细胞）作为研究对象，以“用电量”这一指标来表征农户活性，系统分析了传统村落农户活性的空间分异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揭示了影响农户活性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村落空间发展方向受到交通要道的牵引，高活性的农户大多分布在村落外围。②活性分区特征明显，区与区之间存在农户活性的“塌陷区”；活性塌陷区与传统建筑高度耦合，说明传统建筑的活化利用率仍不高；村落存在“活性孤峰”景观，说明村落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宗祠活性的缺失，标志着血缘村落结构正在瓦解，宗祠“睦族”功能降低，纽带功能衰退。③多代同居模式已经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核心小家庭的居住模式；活性两级（高活性、低活性）农户呈集聚分布，中间活性农户呈分散分布。④经济因素是农户活性的主导因素，其他要素则间接影响农户活性。同时，从村落熵减视角出发，提出保障能量供给、提升开放度、加强数字乡村建设等是促进乡村发展的有效途径。

基于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的53个城市数据，在对数字产业和旅游经济韧性测度的基础上，运用动态fsQCA方法，分析了在不同条件变量下高旅游经济韧性的组态生成机制和路径演化。研究发现：①三大城市群旅游经济韧性表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但不同城市群存在较大差距。旅游经济韧性无法通过某个单一变量提升，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②高旅游经济韧性主要包括以下组态路径：政府干预主导型、区位交通主导型、数字产业主导型、对外开放主导型、数字—政府并驱型和数字—经济—开放共创型。③旅游经济韧性在不同阶段受到不同条件变量的差异化影响，不同城市群高旅游经济韧性的组态机制差异显著。基于研究结论，为提升三大城市群旅游经济韧性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旅游流作为反映旅游者地理位置变化的一种空间流动现象，能够动态揭示旅游目的地以旅游者为主体的人流、物流与信息流变化规律。文章基于2018—2019年西藏自治区游客GPS轨迹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与核密度估计方法，对西藏旅游流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和探讨。结果表明：①西藏旅游流整体的空间线性廊道集聚特征与空间关联特征显著，拉萨市、山南市、林芝市、昌都市形成多个旅游流主、次级集聚中心，“核心—边缘”结构特征突出。②西藏旅游流形成了“两大、八小”的旅游环线交织的区域旅游网络，促进旅游流及相关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③拉萨以东的旅游流热点区域呈线状集聚分布特征，日喀则市、那曲市和阿里地区存在小规模孤立热点区域。④西藏旅游流空间格局主要受到海拔、人口密度、旅游景点密度和旅游接待设施密度等要素影响。其中海拔与温湿指数、海拔与旅游接待设施密度等多因子交互作用，主导了西藏旅游流的空间布局。⑤西藏可通过优化局域环线完善旅游流网络、增强线性要素对旅游资源的串联作用、充分发挥旅游核心区域辐射带动作用、科学管控环境风险等方式，推动旅游流结构优化与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乡村康养旅居是健康中国与乡村振兴的交汇点和突破点，也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将旅游业打造成区域支柱产业的新兴业态。文章以滇西北为案例区，以典型村落为研究单元，采用最大熵模型和地理探测器，融合多源地理空间数据，构建乡村康养旅居地的生态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解释其空间分布，并探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空间分布上，滇西北乡村康养旅居地的生态适宜性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并形成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市为中心的“双核—辐射”区、三江并流腹地“山—水—村”川字形康养旅居结构；②影响因素上，乡村康养旅居地的生态适宜区是由地形、空气质量、气候、水文、野生食源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③驱动机制上，地形因素的高程和坡度、归一化植被指数、临水距离对滇西北乡村康养旅居地的分布起着主导作用。文章不仅拓展了乡村康养旅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而且为滇西北乡村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建议。

文章旨在探讨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涵联系及其内在机制。文章首先界定了新质生产力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在旅游产业中的应用场景，包括场景创新、服务模式变革以及统一调度平台的构建。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驱动的要素配置、数字技术的结构优化、制度变革的生产协同以及空间聚集的绿色发展效应，对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关键的赋能作用。基于此，文章提出了构建动态管理智慧平台、优化文旅资源配置、强化区域间数字化衔接以及坚持低碳绿色发展等策略，以期推动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大都市郊区是城乡要素流动的活跃区,民宿作为乡村产业融合的典型代表,正成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文章以中部超大城市武汉市郊区为例,基于2000—2022年的微观民宿数据,采用圈层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大都市郊区民宿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武汉市郊区民宿数量不断增加并逐渐由近程民宿圈外延至远程民宿圈,民宿分布热点集聚增加。②从自然环境、交通区位、社会政策以及地域特色4个维度来看,各变量空间作用尺度存在分异,其中人口密度、户均宅基地面积、文保单位和A级旅游景区数量等7项影响因子对民宿空间分布影响范围较大,植被覆盖度等3项影响因子的作用范围较小。③各影响因子的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口密度呈负相关,户均宅基地面积和政策支持力度呈正相关,表明当前郊区空心村民宿发展潜力较大,且武汉市的民宿支持政策将进一步促进郊区民宿产业集聚和高质量发展。

文章从旅游项目、旅游收入、接待游客、旅游企业、旅游环境5个方面构建旅游产业活跃度指标体系,测算旅游产业活跃度,分析2015—2022年海南岛及18个市县的旅游产业活跃度和地区差异特征。研究发现：①海南岛旅游产业活跃度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活跃度指数基本上大于1。说明海南岛旅游业处于活跃状态,旅游产业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②各市县旅游产业活跃度指数差别较大,说明其影响旅游产业活跃度的9个基础指标差异较大。③通过对海南岛旅游产业活跃度空间差异分析,得出旅游产业活跃度在空间上可分为4种集聚类型,不同类型应采取不同政策,有针对性地提高区域旅游产业活跃度。

传统民居作为我国的建筑遗产,承载了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对传统民居声景观进行评价,不仅可以挖掘地方独特的“声”元素,还能够对传统民居的声景观保护利用、提质优化发挥作用。文章基于“人—活动—场所”模型,选取中田村传统民居类景区9个采样点和3条声漫步路线对其声景观感知进行了评价,并从客观和主观方面探究了区内声源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综合人流量、可达性和声级采样标准等相关因素,发现环境声级正向作用于游客对声源的满意度和协调度,且环境声级应不超过合理范围。②在9个采样点中,有5个采样点符合标准声级点位,4个采样点超过了声级标准,主要影响因素为车流量、人流量和犬吠声等复杂的声源类型。③人们对声景观的评价具有主观性和个体差异性,其中游客对声景观的主观评价受到性别、年龄、学历、客源地、生活环境等社会特征因素影响。据此,提出了声景观是影响景区内原居民生活质量和游客旅游体验的重要因素,在规划中应该采取降噪、保留自然声等措施。

文章在探讨历史文化村镇旅游活化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历史文化村镇旅游活化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对大运河江苏段29个历史文化村镇及其4种发展类型进行了旅游活化效果评价。结果表明：①历史文化村镇旅游活化是一个沿着“存续传统肌理—激活传统特质—持续发展机制—精致利用方式”脉络，持续向村镇空间体系释放功能和价值，进而促进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目标实现的动态过程。②案例村镇旅游活化效果整体差距较为明显，呈现梯级分化、非均衡性的状态。5项准则层评价结果具有各自差异，刻画了不同特征的旅游活化形象。③不同类型村镇旅游活化效果构成特征各异。景社一体型村镇在协调发展下活化效果得到增强，景社分离型村镇在生产驱动下产生活化极化，零散景点型村镇在自觉探索下维持着活化均衡，原生社区型村镇在静态保护下面临活化衰败危险。最后，文章提出了历史文化村镇旅游活化的对策建议。

文章以福建省1177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案例分析等方法分析了福建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历史演变过程。结果表明：①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与福建山海格局、水系流域、民居文化区划高度吻合，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西部山区、较少分布在东部沿海。在闽东、闽南地区形成4个高密度区。②从空间演变进程来看，福建省传统村落不同时期空间分布聚集程度、数量随时间推移逐步增长，明清时期数量最多、最密集，总体呈现内陆—沿海—内陆的扩张趋势，与福建移民开发进程高度耦合。研究从历史地理学视角，通过福建移民开发进程揭示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历史演变规律，为乡村地理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福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及人居环境营造提供依据。

文章以成渝城市群141个县域为研究对象，运用DEA-BBC模型、Malmquist指数模型、综合评价法以及核密度估计测算2011—2022年成渝城市群县域旅游效率总体特征和乡村振兴水平分布特征，并结合PVAR模型探讨了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水平的动态交互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成渝城市群县域旅游效率静态特征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动态指数总体呈现涨跌互现的趋势，绝大多数县域有很大的增长空间。②研究期内，成渝城市群县域乡村振兴水平普遍较低，但总体呈现提升态势，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③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水平间既存在自我增强机制又存在动态交互响应关系，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能够促进乡村振兴水平稳定持久地提高，乡村振兴水平的提高倒逼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助于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文章基于“污染光环”假说与相关理论，选取2005—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面板数据，运用基准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对外开放对旅游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水平相对稳定，旅游业生态效率显著提高。在空间分布上，对外开放水平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特征，旅游业生态效率表现出“中间低、两侧高”的分布态势。②对外开放对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外开放水平提升有助于提升旅游业生态效率。③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对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业生态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基于三生空间理论探讨了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构建了乡村振兴绩效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和自然断点法测算并分析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绩效，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从整体上看，我国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在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呈现出东部、中部和西部递减的规律。②从2010—2022年的空间六分位图来看，绩效高的地区呈现出从点状分散向集聚分布格局转变，部分市域的绩效等级呈现波动趋势。③从乡村旅游类型上看，东部地区较强的区位辐射效应遮蔽了乡村旅游类型对乡村振兴绩效的影响，西部景区依附型和中部文化遗产型具有较大的振兴绩效。④从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看，9个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支撑条件保障型”“文化基础夯实型”“客源市场局限型”和 “环境质保缺陷型”4种高、低振兴绩效组态路径模式。最后，从政府、行业、市场、企业和社区5个层面提出了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

文章在厘清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促进文旅融合机理的基础上，以大连市旅顺口区为案例区，基于POI数据和社交媒体数据，应用MaxEnt模型、双变量空间自相关量化分析文旅融合发展现状，并结合网络评论数据的形象、情感分析，探究环境要素改善下文旅融合空间格局变化和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的管理建议。结果表明：①区域内游憩服务覆盖比例明显高于文化遗产服务，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文旅融合水平较高，面积占整体的16.06%；②游客对旅顺口区的主要感知内容集中在景观质量、游憩行为、情感体验和景区管理4个方面，其中导致消极情感的主要因素包括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便利程度较低、工作人员专业水平较差等内容；③开通大连至旅顺中部通道对旅顺口区文旅融合水平提升作用明显，文化遗产服务和游憩服务的覆盖范围与服务量均有明显增加，其中高高协同区的面积增加4.11%。此外，从CESs入手揭示公众感知与文旅融合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为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文章以洞庭湖区17个县域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县域旅游生态效率指标体系，揭示了2011—2020年洞庭湖区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特征；同时运用Tobit模型和动态QCA模型探究了洞庭湖区县域旅游生态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①洞庭湖区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呈现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县域间相对差异增大，极化现象突出。②洞庭湖区旅游生态效率呈现由西南向东北降低的演变趋势，旅游生态效率高效率区分布范围最广，且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③从旅游生态效率影响因素来看，旅游经济规模、技术创新投入、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公路网密度及旅游资源禀赋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④在提升洞庭湖区旅游生态效率的5条发展路径中，环境规制强度逐渐成为关键所在。

文章对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域文旅经济发展和文旅法治建设的综合水平进行测度，运用弹簧模型评估二者的压力承载状况；结合耦合协调模型、马尔科夫链探究两者的协调发展程度与时空演进趋势；运用PVAR模型检验两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互动响应关联。结果表明：①文旅经济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文旅法治建设水平呈稳步攀升趋势，空间格局均呈现“自沿海向内陆”阶梯状递减分布；文旅经济发展与文旅法治建设系统压力渐趋累积，东北、西部地区压力大于东部、中部地区。②二者的耦合协调程度日渐提升，地区差距缩减；协调类型多为经济滞后型；耦合协调状态较为稳定，存在“俱乐部趋同”特征，各区域等级状态对邻接省域具有空间溢出效应。③两系统存在长效均衡关系，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均受到自身和对方的双重冲击作用，互相构成正负向交替的“螺旋式”冲击效应；文旅经济发展对文旅法治建设的冲击大于文旅法治建设对文旅经济发展的影响。

文旅产业发展潜力是旅游目的地发展过程中潜在的，能够被发掘出来以促进文化旅游持续发展的能力。文章首先基于内外动因逻辑构建了评估指标体系，测算了黄河流域65个市域的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并对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潜力空间特征及等级序列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发展环境和科技创新是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潜力的重要因子。②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潜力整体偏低，空间上存在极化现象，呈现出以西安、郑州和青岛为核心，以济南、兰州、呼和浩特和太原为次中心的空间分布特征，潜力增长极主要是历史文化名城类的优秀旅游城市。③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区划分为5个等级：全优潜力区、重点潜力区、一般潜力区、亚潜力区和后备潜力区，其中属于亚潜力区和后备潜力区的占总样本市域的65.28%。④在省域尺度上，文旅产业发展潜力由高到低依次为：山东、陕西、内蒙古、河南、青海、山西、甘肃、宁夏，其中山东和内蒙古的文旅产业发展潜力等级序列相对完善，河南省相对较完善，其他省域的潜力等级序列均不完善。

文章以广东丹霞山风景区内6个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现场观察和对88位农户的访谈，分析了资源保护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资源保护对旅游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资源保护加强时，旅游生计策略选择减少，外出务工生计策略选择增加；当资源保护适中时，农户生计相对多元化，传统生计策略选择相对较高。②在资源保护背景下，由于可供选择生计资本有限，家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更容易受资源保护政策执行程度和农户的个人与家庭情感因素、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③在资源保护背景下，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机制与以往DFID的分析框架相比，应该更注重对农户个体及家庭的情感因素、社会资本等因素的考虑。同时，文章关注到脆弱性背景的异质性以及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多样性与动态性，将个人—家庭—社会的关系纳入生计策略分析框架中，有利于更全面地分析居民的生计策略选择机制和指导自然保护地的社区管理实践。

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了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冲突分析的理论框架，以湖北省神农架为案例地，运用质性分析方法解析了多元主体冲突的演变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生态旅游地冲突是行动者网络构建过程中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利益失衡而引发的异议，具有动态变化性；②冲突随着行动者的增加逐渐趋于复杂化，呈现萌芽、显化和升级的渐进式发展趋势；③资本分化和利益受损是冲突形成的内在根源和直接原因，制度缺位或失灵是冲突形成的充分条件，权力失衡、社会分层和旅游失序则是中介条件。

文章以2010—2019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旅游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测度了中国旅游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同时，运用回归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旅游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①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对其不同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旅游发展水平每上升1个单位，共同富裕的共享性、发展性和可持续性将分别上升0.089、0.048和0.012个单位。②旅游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具有非线性影响。2010—2016、2017—2019年的旅游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54和0.052。③旅游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系数呈现出“东北>中部>西部>东部”的特征。

文章基于创业事件模型、社会认知理论和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以旅游管理专业大四学生为研究对象，构建大学生乡村旅游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探究了其作用机理并识别出乡村旅游创业结果期望、可感知的乡村旅游创业能力的双重中介作用。研究发现：①冒险倾向、个体创新性对大学生乡村旅游创业意向的影响不显著。②不确定性容忍、成就渴望、乡村旅游创业榜样对大学生乡村旅游创业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③乡村旅游创业结果期望、可感知的乡村旅游创业能力在乡村旅游创业榜样的存在、乡村旅游创业榜样的绩效、不确定性容忍、成就渴望与乡村旅游创业意向之间起中介作用。

温泉旅游作为健康旅游产品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对温泉旅游地的研究将有助于温泉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构建了温泉旅游地基本信息库,对中国1072个温泉旅游地进行了类型划分,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类型的温泉旅游地空间布局,最后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进一步探究其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我国温泉旅游地按客房数量和开发导向分为大中型温泉旅游地、小型温泉旅游地、闲暇休闲型温泉旅游地和自然观光型温泉旅游地。②温泉旅游地总体呈现集聚型空间分布的特征,形成了2个密度核心区、2个次密度核心区和多处点状团广域分布的空间结构。③大中型温泉旅游地、小型温泉旅游地、闲暇休闲型温泉旅游地和自然观光型温泉旅游地分别形成了“E型”结构、“多点团状”结构、“四点方形”结构和“以点带面、小聚集大连贯”的空间结构。④我国温泉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是交通运输能力、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市场条件、自然环境状况和历史文化本底5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因素影响程度不一。最后,文章总结了温泉旅游地的空间分布影响机制,并针对优化温泉旅游地空间布局和明晰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在对文旅融合发展内涵解析的基础上,基于数字赋能背景,文章构建了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10—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变化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总体而言,我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但城市间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处于高融合发展水平的典型城市有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和杭州,低融合发展水平的典型城市有雅安、商洛、绥化、齐齐哈尔等。②我国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局部空间关系变化特征显著,热点地区主要分布在以北京、天津为代表的京津冀城市群和以上海、杭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城市群,以郑州为代表的中原城市群一直处于冷点和次冷点区域。③各个维度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融合基础、规模、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通过对不同维度融合发展类型城市的问题识别,探讨了差异化文旅融合发展提升路径。

文章基于产业融合理论、投入产出理论及旅游效应论,构建文旅融合发展效率理论框架,并运用EBM模型、三维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可夫链和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2000—2019年中国31个省份文旅融合发展效率动态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文旅融合发展效率呈波动上升态势,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分异;核密度分布曲线总体表现为“双峰”形态,其中东部地区为“双峰”形态,中部和西部地区为“单峰”形态。②中国文旅融合发展效率空间集聚态势显著并在前后十年均具有较强的时空锁定特征,虽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增长,但可依托空间溢出效应逐渐实现协同提升。③消费需求、科技创新与对外开放能有效提升本地与邻近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效率;政府调控能提升本地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效率,其空间溢出效应虽为正但并不明显;交通设施对本地与邻近区域文旅融合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劳动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虽为负但并不显著。

文章以黄河流域67个地级市（州、盟）为研究单元,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2022年黄河流域城市旅游的虚实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并对空间分异、集聚状态和关联特征进行分析,根据评价结果进行类型划分。结果表明：①从空间分异特征看,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的梯度空间分布特征,且以西安市为中心向西南—东北方向延伸形成“V”字形高值区集聚带。从核密度分析看,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形成一个“山”字形高密度集聚区和一个以兰州市为中心的较高密度区,显示出旅游空间结构的局部集聚特征。②从耦合协调等级看,大部分城市所处的等级不高,其中61%的城市处于轻度失调等级,37%处于中度失调等级,仅西安市达到了初级协调等级。③从空间关联特征看,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关联效应不明显,仅出现了1个显著H-H区（宝鸡市）、1个显著L-L区（甘南藏族自治州）和2个显著H-L区（兰州市和忻州市）。④从类型划分看,“高虚拟—高实体—高耦合”类型的城市仅有西安市,而“低虚拟—中实体—中耦合”类型的城市数量占比最大,“低虚拟—低实体—低耦合”类型次之,“中虚拟—中实体—中耦合”类型的城市有12个,反映出黄河流域城市旅游线上推广与线下资源整体实力不强且耦合性较弱。⑤从影响因素看,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以及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对城市旅游虚实耦合协调水平有显著影响,政府支持力度与自然环境支撑、交通便利程度交互后对虚实耦合协调水平影响作用得到加强。

旅游用地的复合性导致旅游用地功能结构的多变,政策驱动下旅游用地的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发生明显变化。文章基于功能将旅游用地划分为自然观光旅游用地、基础设施旅游用地、人文设施旅游用地、生态景观旅游用地等4种用地类型,并运用ENVI、ArcGIS等软件分析海南岛建省设区初期、生态省建设中期、国际旅游岛建设中期、自由贸易港建设初期4个时期的卫星遥感影像资料,研究海南岛旅游土地利用分类与分布特征,利用核密度分析、洛伦兹曲线、最近邻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海南岛旅游用地功能结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利用皮尔森相关模型探讨了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海南岛自然观光旅游用地比重高,生态景观旅游用地发展迅速。②旅游用地重心偏居东南一隅,并明显北移、西进,各类型旅游用地重心迁移路径有所差异。③自然观光旅游用地和生态景观旅游用地集中于海南岛中部和南部,人文设施旅游用地集中于北段和南端的海口市和三亚市,基础设施旅游用地则较为分散。④旅游用地增量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分布在海口市与三亚市。⑤政策因素是海南岛旅游用地扩展和空间布局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因素对旅游用地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人口因素对人文设施旅游用地、基础设施旅游用地产生重要影响。文章最后从旅游用地类型的多元化、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网络的优化、政策因素的驱动作用、地方根植性的培育以及乡村振兴和区域发展等维度提出了海南旅游用地格局优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加快文旅融合发展是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河南省18个地区的截面数据,运用3E体系构建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模型、相对发展度以及障碍度模型,实证分析了河南省2010—2021年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演变类型以及障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0—2021年河南省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由严重失调向中度失调转变,整体处于萌芽阶段,各地区融合等级在逐年提升,且整体呈现南高北低、中高东西低的聚集趋势;②根据融合发展类型归纳出3种融合类型、6种文旅融合演变类型,融合发展类型逐渐向优先文化发展演进的地区增多;③发展环境作为文化与旅游子系统中最显著的障碍因素,是河南省实现高质量文旅融合发展需要重点攻克的因素,在文旅融合实践过程中以旅彰文显著,但以文促旅不足,旅游需积极向文化借力,实现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文章构建了共同富裕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收集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和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及效应。结果表明：①各省份共同富裕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和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且存在较显著的空间自相关。②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能够促进共同富裕并存在空间效应,当忽略地理邻近因素的空间效应时会高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而当忽略区域经济因素的空间效应时会低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中,空间溢出效应大于本地效应。③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其中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东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空间溢出效应为负,中部地区主要表现为本地效应。研究结果为借助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支撑,推动并深化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的研究。

文章基于贵州省88个县域红色旅游资源数据,运用Voronoi空间统计、核密度、不均衡统计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贵州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开发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贵州红色旅游资源数量多、分布广、开发水平低,资源等级与开发水平成正比。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类型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其中已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空间集聚差异更显著。②贵州红色旅游资源核心区空间形态整体呈“X”状分布,其中已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呈现“Y”形状的“多核心、小斑块、离散点”的特征和“核心—边缘”空间形态。③已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密度不均衡,空间分异明显并呈现“北多南少、北密南疏”的特征。④已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异格局受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旅游发展水平5个维度综合影响,各因子交互作用呈现增强效应,单因子解释力有所差异。

文章使用空间句法和大数据空间分析的方法探究了广州历史城区内历史街区交通可达性以及旅游要素的分布特征,并对二者进行了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同时利用网格法统计了历史街区的可达性、旅游要素核密度和混合度情况,通过交叉分析揭示了历史街区内旅游要素分布与交通可达性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①广州历史街区内部道路的全局整合度整体较高,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道路局部可达性呈现“多核心”分布特征;②历史街区内的旅游要素呈现“多核心网状”分布,且不同的旅游要素具有各自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③历史街区内各尺度道路整合度与旅游要素数量分布均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其中餐饮饮食类和酒店住宿类与交通可达性的相关性最高,商业购物类和文体休闲类次之,风景园区类最低;④历史街区内旅游要素混合度整体较高,呈现出“中部高,四周低”的分布特征,中部混合度高值区域呈现多核心分布特征,历史街区内旅游要素混合度与核密度呈现一定的正相关;⑤历史街区的游要素混合度与交通可达性匹配度较高,其他街道存在不匹配的情况。

乡村民宿的价值共创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也有助于乡村民宿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利用黄山市西递、宏村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整体角度探讨了多种因素对乡村民宿消费者价值共创的影响,得出了影响乡村民宿高价值共创与低价值共创的路径组合。结果表明：①单因素分析中,感知服务公平可视为形成乡村民宿价值共创的必要条件。②在乡村民宿高价值共创的组合路径中,有3个充分性条件组合形成良好的解释力,同时也存在2条低价值共创的组合路径。③信任和感知服务公平在乡村民宿高价值共创的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文章不仅拓展了价值共创的研究,而且为乡村民宿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文章基于2010—2019年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引入7个核心指标测度居民消费与旅游消费结构的时空差异,采用PVAR模型分析二者的互动关系、影响机制及区域响应。研究发现：①发达省份居民消费和旅游消费结构升级同步,北京、上海消费结构多样化（1.8~1.9）、消费结构高级化（80%~85%）及旅游消费结构指数（0.87~1.00）水平较高,福建、山东次之,四川、陕西偏低。②居民消费与旅游消费结构之间存在双向共赢的互动效应,且交互影响持久、结构稳定,即消费升级是促进旅游消费升级的驱动力,同时又受旅游消费升级的反哺,但前者作用明显强于后者。③落后地区的旅游消费对居民刚需消费和消费多样化影响更敏感,旅游发展带动消费升级;发达地区的居民消费空间拓展了旅游消费场景,从而实现协同增长。促进旅游业与居民生活业态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实现旅游发展引领城市消费品质提升,形成全域融合、主客共享、双向赋能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