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2014—2023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组合赋权法构建省域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康养旅游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度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康养旅游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及演变趋势，并利用地理探测器识别了其核心驱动因子。研究发现：①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康养旅游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人口老龄化指数均值由2014年的0.1081升至2023年的0.1853，康养旅游发展指数均值由2014年的0.2125增至2023年的0.2995，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从2014年的0.7927提高至2023年的0.8338，西部地区增速快于东部，协调关系显著增强。②相对发展类型持续优化，协同发展型省份由4个增至10个，康养旅游滞后型省份由15个降至5个。③耦合协调度高水平区呈现“南北扩展，连片成型”态势，覆盖范围由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扩展至山东、河北与浙江，形成跨省份高协调片区。④社会、经济与教育因子交互作用显著，市场环境、人口结构、城镇化水平与生活成本是核心驱动因子。最后，据此提出因地施策、畅通循环等政策建议，为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康养旅游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文章利用网络平台有关山西省6039篇有效游记，构建铁路游和公路游网络。在此基础上，运用派系过滤算法、角色识别模型、优势流分析和位序—规模特征分析等方法探究山西省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与异同，并归纳出景区垂直和水平向圈层组织模式。研究发现：①旅游流网络包含跨区划、多市域和单市域社团。②旅游流网络节点呈核心—边缘双峰分布，中转节点支撑不足。跨区划社团核心节点对区域旅游流控制能力更强，多市域社团节点结构更均衡但外溢效应差，单市域社团为单中心或双中心结构，首位度高。③旅游流网络关联层级明显，跨区划和单市域社团呈现基地游和旅行链模式，多市域社团为区域环游模式。④不同交通方式对地理距离和旅游景区等级的响应程度存在尺度差异，形成了垂直向和水平向的景区圈层组织模式。

文章以湖南武陵山区37个县域为例，以2019、2021和2023年为研究年份，基于铁路客运班次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铁路交通网络密度和中心度，分析铁路交通网络结构的变化；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旅游产业发展综合指数分析其旅游经济变化情况，同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铁路交通网络结构与旅游产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并探讨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湖南武陵山区铁路交通网络密度偏低，铁路交通网络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张吉怀高铁的“斜L型”线路的密集化和中心化，但节点间的联系相对偏弱，互联互通的程度较低；②湖南武陵山区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发展较好区域主要集中在张家界市的武陵源区和永定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吉首市和凤凰县；③湖南武陵山区铁路交通网络结构与旅游产业发展的耦合度较高，但协调度较低，铁路交通的发展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够明显且不够稳定；④铁路交通网络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受网络结构支撑、空间极化分异、供需匹配联动和政策环境调节等因素综合影响。为促进交通系统和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既要构建多中心交通网络体系，还要打造多类型多主题旅游线路，推进区域旅游品牌建设。

旅游高质量发展一直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运用动态QCA方法，以中国296个城市为样本，构建由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竞争公平、政府关怀、人力资本7个要素组成的营商环境影响因素框架。在此基础上，探究7个要素如何通过多重联动组态机制驱动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①单因素分析中，营商环境的7个前因条件均无单独形成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是需要多种因素协同作用。②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组合路径中，识别出3条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③旅游高质量发展的3条路径均未发现存在时间差异效应，但在空间上存在非均衡特征。文章不仅拓展了营商环境的研究，而且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国家公园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其建设面临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发展的矛盾问题。文章以长岛国家公园为例，构建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指数，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生态旅游对国家公园社区生计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国家公园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生态旅游，显著提升了生计韧性和生态行为意愿，有利于实现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②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资本重构与制度认同内化在生态旅游促进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③进一步分析可知，海岛居民参与生态旅游过程中，形成了“旅游受益反哺生态保护—环境改善促进旅游发展”的循环体系，推动了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④外部政策支持对生态旅游促进国家公园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最后，据此提出地方政府应健全制度保障，促进社会资本增值，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为构建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可复制的海岛样本与实践参考。

文章以西北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第1~5批国家级非遗数据，结合人口、自然、社会经济等空间数据，利用GIS、XGBoost（极限梯度提升算法）模型等方法与工具，刻画了西北地区国家级非遗资源时空演变格局，并讨论了影响因子效应及其空间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西北地区共有437项国家级非遗，占全国12.1%。总体上看，呈现出快速增加、急速下降、稳定恢复3个发展阶段；分类型看，传统音乐、戏剧、曲艺等非遗收录量分别减少49.4%、70.6%、60.8%，传统美术、技艺、民俗分别增加23.6%、147.2%、12.3%。②非遗资源整体呈“西北—东南两边高，中间低”分布格局，其中高密度区主要集中在西宁、海东、临夏、兰州、咸阳、铜川、乌鲁木齐、喀什等区域。③西北地区非遗资源空间分布主要受GDP、河流距离等因子主导，其中GDP贡献率为18.1%、河流距离为11.9%、四代户籍数为9.8%，海拔、80岁以上人口数量、人口数量、性别比、NDVI（植被归一化指数）、教育年限和坡度等因子的贡献率大于4%。④从因子影响效应看，西北地区非遗空间格局是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非线性耦合的结果。其中，GDP和河流距离具有复合效应，四代户籍数、海拔、人口数量、80岁以上人口数量、性别比、坡度呈正向效应，教育年限和NDVI呈负向效应。

文章基于三元交互理论，构建乡村旅游地居民价值共创行为的复杂因果模型，从乡村旅游地居民个人、环境和行为3个方面综合分析居民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陕西省袁家村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复杂性分析，得出了影响居民高水平价值共创行为的24条路径组合。结果表明：①主客互动、社会资本、地方依恋和感知收益是促使居民实施价值共创行为的核心条件。②居民价值共创行为是居民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和行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一前因条件均无法导致高水平价值共创行为。③居民高水平价值共创行为的前因条件具有异质性特征。

补偿标准的科学核算与补偿资金的公平分配，是实现市场化生态补偿和促进生态敏感地区利益公平的重要环节。文章以滇桂黔地区39个市州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足迹法核算区域生态盈亏，并通过耦合外部横向补偿与内部责任激励，构建兼顾区域公平与效率的“外补—内激”双层补偿模型。研究发现：①区域生态资本的异质性直接影响了滇桂黔地区的生态流动空间格局，形成了以贵阳、昆明等市州为代表的5个生态赤字区，以普洱、曲靖、黔东南等外围市州为主的34个生态盈余区。②“外补”机制通过量化生态盈亏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明确了各区域生态经济责任，形成了以贵阳、昆明等市州为支付主体以及普洱、曲靖等市州为受偿主体的资金流向趋势，落实了“污染者付费、保护者受益”的基本原则。③根据生态治理绩效，“内激”机制确定了各市州的激励性补偿额度，使处于生态负债的5个支付区，也可凭借治理绩效获得激励资金，实现了污染惩罚与治理激励的良性耦合。

针对大型赛事常态化下旅游客流日度短期波动与突发风险，文章以杭州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2022—2025年日度游客流量数据，从“制度—结构性扰动”和“信息—行为性扰动”2个维度组织核心解释变量，并将气象条件作为环境控制因素，构建由SARIMAX刻画趋势与季节结构、LSTM修正非线性残差的组合预测模型，并以九寨沟景区检验了跨目的地稳健性。研究发现：①杭州第19届亚运会赛事（以下简称亚运赛事）存在宏观与微观双重异质效应，引入Bai-Perron断点使SARIMAX识别阶段性结构突变；②网络搜索指数呈分层领先结构，信息获取类关键词领先客流2~3天，可作为异质性前导指标；③递进消融实验表明，外生变量、季节项与LSTM残差修正分别对制度性冲击、周度周期波动和非线性扰动具有独立解释贡献；④组合模型在杭州测试集上R²达0.9064，九寨沟案例R²为0.9237，跨目的地适用性良好。

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是文旅融合发展在城市休闲消费场景中的重要空间载体。文章以中国204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从时空格局来看，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呈空间异质性，并随四批次呈核心集聚—局部扩散—全域拓展特征。②从空间均衡来看，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在省域尺度上呈集中分布态势，省际差异显著、空间关联性较强，整体呈集聚特征。③从分布密度来看，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呈多核集聚、梯度分异特征，形成以两个高密度核心区为主导、多个次级高密度区为支撑，并伴有若干局部集聚区的层级化结构。④从影响因素来看，自然、人文要素共同影响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邻近河流、海拔较低、水热条件优良的平原—丘陵地形以及亚热带—暖温带湿润气候，构成街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性自然约束和支撑要素，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空间载体；旅游发展水平、交通条件及政府支持力度为核心驱动因子，通过推动文旅业态耦合、保障文旅要素流动，为街区文旅融合实践注入动能。

文章界定“活态人居”与“遗址人居”两类人居遗产，细分为活态古城、古镇、古村及静态遗址四型，同时构建“人—事—时—空”四维分析框架，融合空间分析与可解释机器学习方法，刻画其空间分布特征并解析了多因素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丝绸之路中国段人居型遗产整体呈现“东密西疏、沿廊道集聚”特征，不同类型空间格局差异显著。其中活态古城与古镇型呈点轴延伸、腹地依附结构，活态古村型呈簇群状分布，静态遗址型则表现为多核串联的带状网络。②自然地理因素构成基础约束，呈现“水文—地形—生态”三元主导逻辑。活态人居类遗产偏好流域腹地与适耕土壤，体现资源依托与生态适应机制；而遗址人居类遗产则多分布于生态边缘带，呈现远离水源与局部高程控制的特征，折射出环境变迁与聚落废弃的历史过程。③人文社会因素通过“制度—经济—文化”三重路径驱动空间演化。历代地缘战略下的行政建制与移民实边确立了聚落生成的基础，商贸流通与市场效应强化了聚落节点的通道集聚性，而技术扩散与文化传播提升了聚落的生态适应力与社会稳定性。

文章聚焦广东佛山三水区传统村落，基于景观基因理论，依托实地调研、地方文献与数字化技术，通过构建“信息元—信息点—信息廊道—信息网络”4级分析框架，从水环境适应性视角解析了村落景观基因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识别并验证了三水区传统村落存在“防御—商贸—生态—生产”四维复合景观基因系统，该系统呈现显著的水环境适应性特征；②不同村落主导基因类型各异，其演化受自然约束、经济形态、历史变迁与文化交融四重动力驱动，通过空间适配与知识编码实现；③景观基因的“信息元—信息点—信息廊道—信息网络”分析框架有效解析了水环境要素在不同层级嵌入并塑造村落景观的机制。研究成果为水环境适应型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法论支撑。

文章以广州和佛山的边界区域为研究区，基于GPS轨迹数据，利用一价定律评估边界效应，结合轨迹梯度变化、跨界流动强度与链接对称性，从宏观层面探讨了两市游憩一体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轨迹密度比、连通比等指标，从中微观层面刻画了跨城游憩活动特征。研究发现：①行政边界在局部对步行与骑行活动形成阻隔，但在城市整体层面表现出中介效应，尤其对骑行活动具有促进作用；②广佛边界中部已形成稳定的跨城游憩融合廊道，南北两端跨界联系较弱，骑行活动呈广州向佛山的单向辐射，步行则趋于双向流动；③边界区域步行活动表现为“时间集中—空间分散”，骑行活动则为“时间分散—空间集中”。广佛游憩一体化总体发展趋势良好，但部分边界区域仍需优化，研究成果可为深化区域游憩一体化提供决策支持。

为探讨长江流域惜字塔文化遗产，文章以长江流域478个惜字塔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等工具，分析了惜字塔遗存的空间分布格局、建筑形态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在空间分布上，长江流域惜字塔呈现显著的流域集聚特征，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沿长江干流形成“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态势；②在建筑功能与形态上，呈现区域分异特征。上游形制多元，体现移民社会的文化融合；中游更侧重伦理教化内涵，折射理学耕读伦理的深刻影响；下游精致雅化，反映士商互动下的文化功能转型；③空间分异是自然、经济、文化和社会协同作用的结果，土地生态利用、区域经济发展、文化重心南移、地方文教传统及宗教民俗信仰等因素共同塑造了这一独特的流域文化景观。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惜字塔所承载的中华文字崇拜观念的空间表达与土地生态利用的流域特征，而且为构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

海外侨胞对故乡的自然景观、人文风情、历史传统等乡愁记忆，不仅承载着对家乡的情感寄托，更是一种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体现。文章选取福建省18个侨乡文化名镇名村作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田野调查、专访座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大量收集侨胞乡愁记忆信息，并应用扎根理论对其编码分析，从自然景观、劳作场景、建筑风貌、乡土人物、生活传统、节庆民俗、技艺传承7个方面提炼出乡愁元素，并在此基础上借助GIS方法分析了侨胞乡愁记忆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侨胞乡愁记忆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且与流域河道、山海分布、方言区、信仰圈、传统聚落分布等高度耦合。具体表现为，闽东南侨乡的侨胞乡愁记忆强度较大，其中厦门市侨胞乡愁记忆强度最大。②从影响因素看，文化程度、返乡频率、侨乡情感依恋度、侨乡经济发展、网络宣传效果对所有乡愁记忆强度呈显著正相关，离开家乡年限、居地物质文明水平对所有乡愁记忆强度呈显著负相关。

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性能有效反映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面，成为乡村旅游地迫切需要关注的要点。文章基于长三角地区60个乡村旅游示范县，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探究2010—2020年长三角地区乡村性水平时空分异格局和演进态势的基础上，对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展开了分析。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乡村旅游示范县乡村性水平整体呈现下降的演化态势，空间呈现“核心－边缘”的分布特点，其中乡村性在城市群以及省会和大城市附近呈现较低水平，并向外围逐步升高。②长三角地区乡村性的莫兰指数均大于0，且全局G统计量的Z（G）值均为负值，这表明总体呈集聚状态且低值区域聚类更加显著。③长三角地区乡村性热点区主要分布在皖西、皖南及浙南地区，且呈现明显的增大态势；冷点区主要在上海及其邻近的苏南和浙东地区，次冷点区分布在冷点区外围。④地形条件、经济结构、农业发展和旅游发展对乡村性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且存在空间异质性。

传统村落非遗景观韧性评估是促进非遗景观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在界定非遗景观韧性概念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分析、目标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非遗景观—演进韧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及传统村落非遗景观韧性评估体系，提出了其韧性分级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以黔东南州第1~3批传统村落侗族大歌为案例，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测度其非遗景观韧性水平，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并提出非遗景观韧性提升策略。结果表明：①黔东南州侗族传统村落整体处于较低韧性水平，县域间差异较大，且以黎平县为中心向四周降低。非遗景观韧性维度中，抵抗力最高，重组力次之、调节力最低。②传统村落非遗景观韧性是自然、生计、制度、意识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为根基，生计为驱动力，制度为保障，意识为调节。四者相互补充，彼此渗透。③侗族传统村落可分为巩固稳健类、适应调整类、转型重组类3种类型，其韧性提升策略分别为：巩固自然基底，强化依存环境；完善保障制度，拓展生计方式；培育非遗文化创新的责任意识，引领各类型村落协同发展。

文化线路作为新型遗产类型，其整体性保护方法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需要持续关注的领域。文章选取我国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软件分析了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物保护单位呈现“廊道式”空间分布格局，“东南—西北”走向与丝绸之路主干道高度契合，呈现“西北扩张、轴向稳定”的空间演变规律，形成“多中心、多核心”的集聚区域。②绝大部分遗产点分布在海拔2255 m以下且坡度13°以下的区域；早期遗产类型以古遗址为主，中期主要是石窟寺和石刻，晚期以古建筑为主。③空间关联分析显示沿线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布上与丝绸之路呈现强耦合关系，多集中在丝绸之路沿线50 km范围内，集聚特征显著。其中高值集聚区多与丝绸之路古代中心城镇遗迹、商贸城市、聚落遗迹、交通遗迹等重合；而低值集聚区域则反映出自然地理环境和其他文化线路对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布局的影响。

探究革命老区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不仅是对中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战略的深度响应，而且是对国家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精准对接与积极践行。文章基于县域数据，在构建中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核密度模型、地理探测器以及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析了2001—2021年中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革命老区的高质量发展空间依赖关系显著，且高质量发展水平和集聚效应不断提升，二者在空间上分别形成了“沿海高，内陆低”和“东南高，西南低”的空间格局。②研究初期，中国革命老区主核心区主要位于研究区东部，低值区主要位于研究区西部；至研究末期，其主核心区仅存在于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和浙西南革命老区，全国形成“一主多微”的核心区格局。③人均GDP和地均GDP是影响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主导因素，人均GDP和地均GDP的交互作用对我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具有最强的解释力。④经济发展因素对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最强，且以正向驱动为主导。

文章基于2011—2023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通过构建数字经济与文旅融合的适配理论框架与两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采取综合适配模型和增强回归树模型刻画了其时空适配特征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文旅融合的适配度小幅上升，其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适应度的高速增长，并在中游地区表现更突出；②两系统的适配度呈“东高西低”梯度递减空间分布格局，各省会城市基本进入高适应和高匹配特征的较适配阶段，成为区域适配增长的核心；③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创新能力、人才储备、政府调控和市场规模是适配关系的主导因子，在适配过程中遵循阶段性演进规律，先后经历政府市场驱动、人才支撑，最终走向多要素协同的动态路径。文章为探究数字经济与文旅融合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评价理论之态度系统，文章参考旅游目的地形象“认知—情感”模型，建立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态度系统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AI大语言模型（LLM）和语料库软件UAM Corpus Tool，将旅游资源、基础设施、接待服务、社会环境作为评价要素，系统采集湘西州6个知名景区在携程旅行、同程旅行、去哪儿网、猫途鹰网上的网络评论数据，深入探讨了游客形象感知的异同和态度语义表征特点。结果表明：①游客对旅游资源普遍持积极评价，对基础设施、接待服务的评价总体偏消极，对社会环境的评价差异较大。②态度语义表征方面，数量上表现为“鉴赏多于情感，情感多于判断”，结构上呈现“鉴赏优先、判断次之、情感居后”的序列特征，态度表征策略则以显性铭刻为主、隐性引发为辅。③旅游目的地管理可依据态度资源的分布特征优化形象，系统提升核心旅游资源的话语转化和价值延展。最后，聚焦旅游资源、基础设施、接待服务和社会环境4个核心要素，从巩固优势鉴赏资源、疏解情感矛盾、引导规范判断3个维度协同发力，坚持综合施策并注重差异化管理，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整体协调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101个大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数据，揭示了中国六大地区主要城市旅游经济网络结构韧性类型及节点韧性的时空分异规律，并从多维度探究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华北和华南地区的网络结构较为立体，而华东地区则呈现出相对扁平的特征。东北和西部地区经历了从“同配性核心—边缘网络”向“韧性网络”的转型，而其他地区始终为“韧性网络”。②东北地区节点韧性分布由以长春和哈尔滨为韧性核心向以长春、哈尔滨和沈阳三大城市为韧性核心发展；华北地区节点韧性分布以北京为绝对核心城市；华东地区强韧性节点集中在沪、杭、宁、苏、合五大城市；华中地区节点韧性格局从“武汉单极核心”模式向“武汉—长沙双核驱动”转型；华南地区节点韧性分布格局始终以广州为强韧性核心；西部地区从重庆单核发展扩展至多核发展格局。③互惠性逐渐成为网络结构韧性强化的内生驱动因素；城市经济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和专业化程度通过“马太效应”强化网络结构韧性；地理距离网络是关键外生网络因素，数字连通网络能够提升旅游要素流动效率，空间邻近网络在华南、华中、华北和西部地区作用显著，但“过滤效应”弱化其在华东地区作用。

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农旅融合与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水平，并引入Dagum基尼系数分解与核密度估计方法，从差异结构与分布态势两个维度揭示其时空演化特征，最后采用面板Tobit模型识别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全国耦合协调水平整体稳步上升，系统耦合由“失调阶段”逐步迈向“过渡阶段”，区域间差异显著，其中东部协同基础领先，中部快速追赶，西部呈现提速收敛态势。②区域差异结构持续改善，其中超变密度是整体差异的主导来源，区域内部差距相对稳定，区域间差异呈现较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③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分布逐步右移、峰值上升、极化趋势减弱，区域协调性不断增强。④影响机制方面，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研发投入显著提升耦合协调度，而城镇化水平则呈现一定负向作用。

文章基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及临场感、心流体验、唤起等概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为例，对旅游目的地场景植入情境下，电子游戏玩家旅游意愿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电子游戏中植入旅游目的地场景可通过多维度触发玩家临场感，玩家旅游意愿的转化并非单一线性路径，可通过“临场感—心理状态—行为意愿”的复杂路径实现；②空间临场感与社会临场感对唤起与心流体验均有着驱动作用，唤起与心流体验在临场感与旅游意愿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得到验证，但心流体验的中介效应强于唤起，唤起作为单一中介的作用有限，心流体验作为旅游意愿的重要前置要素，体现出旅游决策相较于一般商品消费的特殊性；③社会临场感相较于空间临场感对玩家旅游行为的转化更具影响，玩家群体旅游意愿的转化依赖于深度的心理沉浸与情感联结。

文章聚焦具有自组织性与数字传播特征的乡村新型节事，以贵州榕江“村超”为例，运用扎根理论构建“生成场域—资源激活—多元转换—幸福反馈”的四阶段生成机制模型，探析了新型节事活动如何促进乡村居民幸福感生成的多层次路径。研究发现：①在地方文化资源禀赋、政策支持与媒介扩散的协同作用下，“村超”实现了从日常性赛事向具有公共性、仪式性与动员力的节事活动转型；②文化、数字与社会资源在节事平台中被系统激活与整合，推动了社区增权、权力再配置与空间正义实践；③在数字、经济与文化3个维度，居民完成了认同重构与身份转换，表现为从“沉默他者”到“传播主体”、从“劳务输出者”到“文旅创业者”、从“边缘民俗感知”到“文化价值重估”的多元转换；④居民在物质获得感、精神尊严感与治理效能感3个维度实现幸福感生成，并在风险与机遇的张力中展现出个体化、多样化的生成路径。

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是交旅融合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然而，既有研究对旅游廊道这类流动场域中游客地方感的动态生成过程关注不足。文章基于移动性理论，以G219国道广西段为例，综合运用网络民族志与移动民族志，探究了边境公路旅游廊道中游客如何通过移动性实践生成地方感。研究发现：①游客在行前、进入、磨合、交互和巩固5个阶段中，通过行前想象、具身感知、自我调节、意义赋予、行为延续等实践，沿着“地方印象—地方感知—地方依赖—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的动态路径，生成地方感。此过程中部分游客可能因负面地方感的出现而中断该路径。②游客在“游前—游中—游后”的移动实践中，从惯场环境出发，经由旅游“前台”跨越“帷幕”，深入“后台”空间，并最终返回的空间循环，其地方感的动态转化与旅程的时空轴线紧密交织。③游客地方感的生成，是空间基础、移动实践、主体过程性融入、权力规训和文化差异等协同作用的结果。文章旨在从移动性视角深化对流动性场域中地方感动态生成的理论认知，为边境公路旅游廊道的空间治理与场景营造提供学理依据。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探析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要和重要科学命题。文章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和系统论思维范式，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矩阵模型，并提出未来研究亟待关注与探究的重要议题。研究发现：①概念矩阵模型是一种用于组织和分析概念之间复杂关系的工具，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矩阵模型，为厘清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联提供了系统性、逻辑性、直观性的理论框架。②以新质生产力核心概念（技术突破、要素配置、产业升级）为行，以旅游业经典“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为列，构建3×6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矩阵模型，为探究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③未来相关研究需立足于文旅深度融合这一发展背景，关注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协同、创新主体和实现路径，为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网红打卡地作为新时代信息通信技术应用背景下的旅游开发产物，探究其虚实空间匹配关系及空间生产机制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城市网红消费空间的理解。文章从虚实空间交互视角出发，基于实证—结构主义混合方法论，利用网络文本挖掘、核密度估计与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了南京市虚实空间匹配的表层特征及其匹配机制。结果表明：①南京市网红打卡地的现实空间建设密度呈现显著的中心极核式分布，虚拟空间感知密度存在核心—边缘式延展特征，虚实空间匹配总体上呈圈层式分布特征，部分中心地区的现实空间建设与虚拟空间感知失调。②从机制上看，空间实践是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实践过程，平台与景区的利益合作及用户到游客的角色转变是虚实空间交互的桥梁；空间表征是权力系统内的虚实交互过程，表现为平台、景区、政府和游客的权力博弈；表征空间是文化脉络中的社会演进过程，是趋利化的消费文化、社交化的体验文化和标签化的网红文化的演进。

数字乡村建设是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的关键支撑。文章基于2015—202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数字技术创新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呈现波动增长但增速缓慢的态势，空间上呈现“东中部高、西部低”的显著分异特征，其中河南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最高，上海最低。②数字技术创新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和产业升级是主要影响机制。③数字技术创新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影响因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其中对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高水平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④数字技术创新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且省际溢出强于省内地区间溢出。据此，文章从要素投入、模式创新、协同治理3个方面提出了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对策建议。

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突发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呈现出高发态势，其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负面作用强的特性愈发显著。文章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退票事件”为案例，融合情感分析模型与空间统计方法，系统揭示了突发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舆情演化具有阶段性与空间极化特征，其中爆发期集中于东北三省，衰退期随空间距离衰减。②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地理邻近与文化认同共同塑造舆情扩散路径。③网络关注度、人口迁移规模、经济水平与空间距离等多因子协同驱动舆情分布，交互效应显著。文章通过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进行时空双维分析，为公共部门精准识别舆情风险、制定差异化空间治理策略提供了借鉴参考。

文章以“东北文旅”为研究标签，获取抖音平台500条短视频和89849条评论文本数据及375个文旅目的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文本挖掘与情感分析方法，系统探讨了东北地区文旅短视频的空间关注格局及情感认知特征，并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东北地区文旅短视频整体关注度呈现“北部、东部偏高，中部偏低”的不均衡分布格局，高值区多集中于资源禀赋突出、城市功能完善的区域。②不同类型文旅目的地关注度存在显著空间差异，自然生态类呈头部极化，历史人文类形成“双核心”格局，现代体验类则以东部为主要区域集聚。③评论者情绪整体以正面为主，积极内容占比最高，体现出东北地区文旅良好的网络口碑，但亦存在如气候寒冷、价格偏高等负面感知内容。④短视频平台中的文旅目的地关注度由短视频内容、社媒平台、用户情绪反馈共同影响作用，反向建构关注地的网络形象，从而再次影响其关注度在网络上的传播效果。

文章基于2014—2023年安徽省县域面板数据，构建“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运用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从时空双维视角探析了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旅游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①安徽省县域乡村旅游TFP总体呈增长态势，但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地区差异逐年扩大。②高乡村旅游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归纳为4种模式：需求导向模式、环境驱动模式、综合协同模式、环境—基建双驱动模式。③安徽省内县域间受多维因素动态交互的影响，同一条组态路径的实施效果呈现阶段性分化。④各路径在县域层面的适用性存在明显空间分异，可划分为3类：高适用型、中适用型和低适用型。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多重复杂路径，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拓宽了研究视角。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不仅能够促进乡村经济转型升级，而且也能有效推动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文章以贵州省遵义市的典型乡村旅游地为案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游客的空间感知、地方认同、文化参与、主观幸福感以及遗产保护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空间感知显著正向影响文化参与、地方认同、主观幸福感和遗产保护行为。②地方认同显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同时主观幸福感又会显著正向影响遗产保护行为。③文化参与显著正向影响地方认同、主观幸福感及遗产保护行为。④文化参与和主观幸福感在空间感知与遗产保护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⑤旅游经历在游客文化参与与遗产保护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结合韧性理论与适应性循环模型，在界定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以阳朔县渔村为案例地，系统梳理了渔村社区韧性的演化过程、演进路径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①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是由社会、经济与生态子系统相互嵌套、动态耦合而成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韧性体现为“缓冲—适应—转型”三重能力。②渔村已经历了一个完整的适应性循环（1973—2014年），并正处于第二个适应性循环（2015年至今）的稳定守恒阶段，其韧性演进路径表现为“农业—旅游”耦合发展构筑缓冲能力、治理重构与基础设施完善强化适应能力以及绿色科技等创新要素推动转型能力突破。③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演进机制表现为多元生计构筑韧性演进的基本支撑，集体行动奠定韧性演进的组织基础，创新转型生成韧性演进的内驱动力，治理有效提供韧性演进的制度保障，共同推动了社区韧性的持续提升。

文章基于对文化旅游资源驱动型绅士化的基本阐释，重点分析南京“老城南”更新改造中，文旅型绅士化现象的类型、机制与效应。研究发现：①南京“老城南”文旅型绅士化可分为历史街区再现型、诗意栖居重塑型和功能叠置升级型3种。②优质稀缺文化旅游资源带来的“潜在地租”上涨和“垄断租差”是推动文旅型绅士化发生的核心动力；地方政府、市场力量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协商与利益关系的差异组合与动态变化，形塑文旅型绅士化的多元路径与类型模式。③文旅型绅士化有利于历史文化遗产复兴再现与多元利用，但要警惕过度资本化和过度商品化等问题。最后，建议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文脉挖掘与保护利用，规避绅士化过程中的“置换/失所”和社会不公平等负面效应，引导文旅型绅士化成为推动城市更新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工具。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成为破解乡村人才短缺、资源错配与治理低效的关键路径。文章以“内涵属性—关键问题—实现逻辑—研究展望”为理论主线，系统解析了居民回流对乡村全面振兴的多维赋能机制。首先，从内涵属性层面阐明“人的回归”通过要素重组与协同机制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构建“生态—经济—文化—空间”融合发展的城乡新范式；其次，揭示当前关键问题，包括人才供需结构性失衡、政策碎片化与治理滞后等现实挑战；进而提出实现逻辑，提出“要素—融合—传导”三维分析框架，以“人力资本升级—空间再生产—治理现代化”传导链条为核心，剖析要素流动、业态融合与空间重构的动态关联；最后，构建覆盖基础理论、影响因素、实现路径的研究框架，为优化人才政策、平衡保护与开发目标提供操作性路径，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高品质文化和旅游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而红色资源作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独特符号，深入挖掘其区域辐射效应以及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文章构建基于空间域为带动、要素域为基础、产业域为支撑、管理域为保障、文化域为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小平故里为案例，深入分析了红色资源的区域辐射效应及机理。在此基础上，从5个维度构建红色资源辐射力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红色资源的区域辐射力水平，探析了以红色资源为核心驱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发现：①红色资源已成为极富吸引力的旅游资源之一，能够在全域旅游中发挥增长极的带动作用；②红色资源能够在全域旅游中发挥区域辐射作用，契合于全域旅游发展所要求的在空间域引领下要素域、产业域、管理域协同发展，并具备特殊的文化辐射效应；③实证分析表明，红色资源能够吸引旅游者关注，且其在各子域间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异性。最后，基于小平故里景区的发展实践，为红色景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出策略建议。

传统村落中的“蔽护型”村落景观空间遗产，是指主要功能为掩护自身、规避风险和预防威胁，且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景观空间组织，其本质不仅是集体对生命安全需求的空间化回应，更是生存焦虑的文化转译策略。文章运用空间图式方法论，从哲学、设计学、文化心理学等学科视角，挖掘了其共通性图式结构及生成机制。一方面，揭示了“蔽护型”村落景观空间生成机制，即一种由“群聚”“贵和”“思危”的逻辑图式与“地理环境多样性”和“交往方式丰富性”等情境图式，双向塑造而成的“环合结构”，挖掘了根源性文化与多元外化显现之间的动态关系。另一方面，针对传统村落景观遗产保护的不足，以汉、藏、土家、瑶、侗、傣等民族传统村落为例，构建“点—线—面—体”的框架，提出了“水平围合”和“垂直剥离”的保护路径。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空间化呈现的探析，有助于把握文化主体性，强化民族身份认同，并为此类型景观遗产的原生性保护提供学理性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