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的协同演化机制，对促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屏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构建中国陆地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和生态安全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线性加权法、哈肯模型、GTWR模型探究了其旅游经济和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机制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在时序演变上，边境省域旅游经济指数快速增长，生态安全韧性指数“稳中向好”；在空间分布上，西南边境地区、东北边境地区旅游经济水平较高，西藏生态安全韧性遥遥领先。②旅游经济是主导系统协同演进的序参量，系统协同演化机制尚处于初级阶段；研究期内，边境省域系统协同度不断提高，2019年各边境省域均脱离系统失调等级，辽宁、云南、广西率先进入优质协调等级。③在影响因素上，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政府干预、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对系统协同演化以正向影响为主，环境规制以负面影响为主。

文章采用平均最近邻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集聚度、热点分析、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基于地理本性理论，分析中国旅游度假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旅游度假区空间分布格局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多西少”，并呈现“大分散、小集聚、弓箭型”空间格局，点状集聚于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和中原等城市群内，热区呈“三主两次”分布于长三角地区、豫晋交界地带、鄂川渝贵交界地带、环渤海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若干城市。②中国旅游度假区空间分布受三大地理本性要素及其协同作用的影响。收入水平对中国旅游度假区空间分布影响最小，市场规模影响则最大；三大地理本性中影响力最大的分别是植被覆盖度、市场规模和人才资本；第二地理本性与第三地理本性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影响最强。③三大地理本性的耦合协调形成中国旅游度假区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机制。第一地理本性提供基础本底，第二地理本性处于支配主导地位，第三地理本性发挥能动调节作用，三大地理本性间通过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协同增强作用共同形成中国旅游度假区空间分布格局。

文章通过多平台爬取2023年新疆网络游记，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剖析新疆38个县市游客情感的时空分布特征，并结合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了游客情感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时间上，新疆游客情感在周内呈现周期性波动特征，在月度呈现季节性波动特征。②新疆游客情感分布区域差异显著，总体呈现“北疆>东疆>南疆”的特征；游客情感的格局类型属于凝聚型分布，空间密度呈现“一主三次”的层级化聚集模式；此外，空间关联性差异较大，北疆霍城县、霍尔果斯市、尼勒克县、特克斯县与新源县为情感“高—高”集聚区；南疆尉犁县是唯一的情感“低—低”集聚区。③游客情感受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生态质量、气候舒适性、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性、产业结构均为正向影响，其中生态质量和气候舒适性具有空间异质性。

构建系统性、连续的遗产廊道是推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关键一步。文章以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认知其网络结构，探索遗产节点特征和结构属性，并将遗产集群作为源地，借助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电路理论模型协同识别遗产潜在廊道；在此基础上结合遗产中心度评价、现实交通条件和廊道相对阻力等要素，对潜在廊道进行整合与优化，构建关陇古道文化遗产体系。结果表明：①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的遗产网络呈现“多核心、组团化”的空间格局。②运用“核密度估计+块模型”协同划分遗产源地，可以有效提升遗产源地划分的科学性。③对研究区的潜在遗产廊道进行人工修正，优化后构建出“核心—主要—次要”三级廊道体系，并基于此提出文化遗产廊道体系的开发与应用策略，以期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统筹开发提供参考借鉴。

文章基于2004—2022年东北三省36个地市的文旅企业数据，探讨文旅产业双向共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测算两产业双向共聚指数，分析两产业双向共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旅游产业向文化产业的共聚强于文化产业向旅游产业的共聚。样本期内，两产业双向共聚水平整体较为稳定，共聚水平提升较快的地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基础较好的沈阳、大连、鞍山、长春、哈尔滨等地。②从全局OLS回归结果看，两产业双向共聚显著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文化产业向旅游产业共聚的经济效应最突出。③从局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结果看，两产业双向共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2004年，两产业双向共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为正，随着时间推移，到2022年主要表现为负向影响。这综合反映出东北三省正经历两产业双向共聚不经济的情形。研究结果为推动文旅产业双向共聚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深化了文旅产业双向共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随着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的深入，地理距离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作用愈发被重视。文章将中国2008—2023年发生的地级市政府驻地迁移事件作为政策冲击，从上下级政府间地理距离的视角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对政府邻近的碳减排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与地级市政府邻近显著降低了县区的碳排放水平，并且这一效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后趋于稳定。②从影响机制看，地理距离邻近所带来的市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增强和县区政府产业调整能力提升是邻近县区碳减排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③进一步分析显示，政府邻近在降碳的同时也降低了地区环境污染物排放，实现了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④同时，政府驻地迁移事件对区域整体碳减排具有积极影响，促进了县区整体碳排放总量下降。

探索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旅研究的重要时代命题。文章首先界定了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概念，认为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具有三重三元逻辑，在“数智技术嵌入—产业生态重构—多元融合共生”的循环反馈中动态演进，其融合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服务美好生活、展示中国形象和增进文明互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数智文旅共生体”为标识性概念，以“文旅新质生产力”“数字文旅”等为新范畴，以“视听符号化转换、柔性叙事策略、受众本位视角与分众化叙事”为表述方式的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话语体系。最后，文章提出“政策—资源—产业—生态”的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后效提升的实现路径，为助力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进程中，乡村旅游被寄予盘活资源、促进产业与共享收益的多重使命，而产权制度作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其嵌入结构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收益分配与治理能力。文章以“国家—市场—社区”三元关系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旅游吸引物产权在制度实践中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及其对共同富裕的限制因素。研究发现：国家政策在多目标导向下存在治理工具不匹配，多重项目制强化了权属模糊与区域空间发展不均；市场逻辑通过产权资产化与合同锁定机制重构了治理和收益结构，社区主体性持续弱化；而原本嵌入地方认同与组织网络的产权制度，则在要素流出、组织空心化与共享机制断裂中逐渐失稳。最后，文章提出应构建“制度嵌入—协同治理—集体增权”的适应性产权体系，强化制度正当性与共益机制，为实现乡村旅游驱动下的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支撑与实践路径。

文章基于2007—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探析绿色金融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利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分析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和区间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障碍度模型与GTWR模型查明了影响中国绿色金融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内部影响因子和外部影响因子。研究发现：①核密度曲线中心明显右移，耦合协调度明显增大；曲线峰值整体上呈下降趋势，波峰宽度缓慢拓宽，全国耦合协调度差距逐渐扩大；曲线一直左拖尾而无右拖尾，表明一直存在一定比例相对较低耦合协调度省份，高值区省份占比增幅不明显；而无侧峰和多峰则说明耦合协调度无两极分化或多极分化。②一些省份经历了轻度失调—勉强协调—基本协调—良好协调的过程，东中部地区省份耦合协调度发展状况优越于西部与东北地区。③各地区基尼系数总体抬升，区内差异拉大，各地区基尼系数差异层级梯度明显；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区域间交叉重叠现象严重。④影响耦合协调的内部主要因子为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占比、六大高耗能产业贷款利息占比、污染治理投资占比、旅游业能源消费总量、人均旅游收入、星级饭店数量、景区数量、森林覆盖率等。⑤影响耦合协调的外部影响因子主要为产业结构、市场化指数、经济实力与金融规模，其中产业结构影响程度最大。

乡村体育赛事型网红旅游地可持续性问题已经成为体育和旅游重大命题。以贵州“村超”网红旅游地为案例，基于修正钻石模型探讨了“村超”网红旅游地长红的机制，并运用SEM和IPA模型进行了实证探析。结果表明：①“村超”可持续性整体水平较高，其中当地群众积极参与、“村超”可以继续“火”下去、组委会可以持续组织下去尤为突出；②政府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村超”战略同为修正钻石模型核心因素，且因素之间正相互影响，与“村超”可持续性均存在显著的相互关系，共同构成了“村超”网红旅游地长红的动态机制；③“村超”网红旅游地长红的优势区因素有“村超”现场气氛好、当地村民积极参与、政府支持等14项，改进区因素有志愿者充足、当地交通便利、游客全面及时获得旅游公共信息、当地住宿体验优质等6项，机会区因素为明星参与带来的流量热度、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多样、当地旅游特色商品繁荣、“村超”比赛场地条件好等6项，维持区各界人员的参与中“各美食队”的参与有潜在价值。最后提出了促进其长红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环境下，厘清虚拟旅游流的时空演化机制对优化旅游资源配置、促进双循环格局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285个城市的旅游搜索指数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QAP回归方法，系统分析了虚拟旅游流网络的动态演化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在整体网络层面，虚拟旅游流网络呈现出“扩张—极化—重构”3个阶段演化特征，网络结构从稀疏单核向复杂多核演进，网络密度在2018年达峰值，但之后受新冠疫情冲击断崖式下滑；②在个体网络层面，东部核心城市仍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西部城市的网络融入态势日益显著，与其他城市的旅游信息交流不断增强；③核心—边缘分析显示虚拟旅游流由核心城市向边缘城市扩展，城市间联系整体趋于紧密，凝聚子群分析进一步揭示，虚拟旅游流网络逐步突破地域限制，构建起跨区域高可达性结构，同时仍保留一定地理空间特征。④移动设备普及度与市场规模是驱动虚拟旅游流网络演化的主要因素，且其影响效应逐年增强。对不同区域而言，西部地区网络演化更依赖通信基础设施的支撑，而东部地区则主要受市场规模的影响。

国家公园的建设和持续推进在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也给原住居民的传统生计带来了新的挑战，生态旅游逐渐成为实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以长岛国家公园创建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文化适应能力”的生计韧性测度框架，并运用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揭示了生态旅游对海岛居民生计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生态旅游显著提高了海岛居民生计韧性水平。②生计策略调整、经济社会资本在生态旅游与居民生计韧性间发挥中介作用，海岛社区形成的生计互助网络构成关键韧性基础。③政策扶持在生态旅游影响海岛居民生计韧性过程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有效政策支持能够放大生态旅游的积极效应。④生态旅游对生计韧性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群体差异，相较于高收入居民，其对低收入居民生计韧性的增强效果更为突出。研究结论为促进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升居民生计韧性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文章选取甘孜、淄博和哈尔滨等30个网红旅游地，借助互联网多源数据，深入探究其生命周期演化特征与规律，进而提出了网红旅游地从“爆红”到“长红”的系统性调控策略。研究发现：①中国网红旅游地热度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头部效应和季节性明显，空间上总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②网红旅游地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稳定型、爆发型、山谷型、山峰型和特殊型5种类型，且不同类型的网红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服务型管理思维、打造地方特色文旅IP、创新多媒介形象传播、加强数字化城市建设”4个方面的网红旅游地系统性调控策略，以期为网红旅游地避免步入衰退期或走向断崖式下跌，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文章立足于生态旅游产业脆弱性内涵，利用多源异构数据从旅游市场、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4个子系统构建生态旅游产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权—CRITIC组合权重法、ArcGIS空间分析工具、障碍度模型，探究金沙江流域云南段64个区县生态旅游产业脆弱性空间分布规律，识别并阐释各发展模式特征及其对应的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研究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整体脆弱性较高，呈现显著的聚集性与西低东高趋势，极化差异显著；②基于脆弱性多维评估将研究区划分为禀赋型、失衡型、强势型、约束型、修复型、潜力型共6种发展模式，其中禀赋型与潜力型最适宜发展生态旅游产业；③基于障碍度模型揭示研究区整体与各发展模式区域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核心制约因素与保障因素，并提出差异化治理建议。

文章基于长株潭绿心地区石燕湖村新内生发展现象的历时性田野调查，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了乡村新内生发展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石燕湖村内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投资企业、村级组织等多元关键行动者以及村民、土地、房屋、村社精英等人类或非人类行动者是异质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主体。伴随关键行动者从投资企业向村级组织、地方政府的更替，乡村内生发展路径从资本外源式发展向本土力量培育的内生发展转变，乡村产业从传统农业到乡村旅游再转向农文旅融合发展。乡村地域自然人文环境与宏观发展制度、关键行动者更替及其功能角色转换、集体认同及行动共识发展理念，共同作用乡村内生发展阶段的演替。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利于呈现乡村新内生发展的演替脉络与演化特征，能深入揭示乡村新内生发展的一般机制与地域特色，结论可为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森林康养对促进大众健康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生态康养、景观康养、饮食康养、文化康养4个适宜性为一级准则，选取18项具体指标构建森林康养适宜性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森林康养适宜性进行了评价和区划，并提出了产品开发思路和建议。 结果表明：①湖北省平原区森林康养适宜性低，山地区森林康养适宜性高，总体呈“中部低，四周高”的圈层式空间分异格局；②湖北省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可划为4个一级区（优先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局部开发区、精准开发区）和8个二级亚区；③湖北省森林康养产品开发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实施多元化、特色化、协同化、赋能化的多层次开发策略。

文章基于湖南省122个县（市、区）的323处红色旅游景区（点）空间位置数据，运用Voronoi多边形变异系数、核密度分析刻画其空间分布格局，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厘清其影响因素，并运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方法探明其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 结果表明：①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呈集聚特征，各区县分布类型差异显著；红色旅游景区密度分布由东至西递减，密度核心区以长株潭都市圈为集中分布区，向西部的武陵山片区和东南部的罗霄山片区延伸呈“一核双轴”状分布。核心区外在湘南、湘中和湘北地区存在多个环形次密度区零星分布。②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资源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影响，且双因子交互作用大于单因子的解释力。③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遴选的9项条件变量均无法单独构成影响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的必要条件，存在“资源驱动型”“资源—市场联动型”和“资源—经济联动型”3类组态模式。

文章构建涵盖旅游经济、旅游资源、基础设施与旅游管理等4个维度的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方法测算2014—2023年贵州省88个县域旅游竞争力，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障碍度模型进一步识别并解析制约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 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整体稳步提升，且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但区域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表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结构性分化态势。②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发展特征，其中高竞争力县域主要集中于贵阳、遵义、六盘水等经济基础较好、交通便捷的区域，而边远山区及少数民族聚居区旅游竞争力相对较弱。③生态环境质量、经济基础薄弱及交通可达性不足是制约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的核心障碍因素。④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面临的主要障碍类型包括旅游经济障碍型、资源障碍型、基础设施障碍型和管理障碍型。不同县域因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障碍类型及其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异质性。

随着全域旅游战略的深入推进，旅游廊道体系的构建及其空间布局的优化已成为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选择。文章以陕西省渭南市为例，根据旅游热度值识别旅游源地，进而采用MCR模型和重力模型提取渭南市的旅游廊道，并对不同情景的旅游网络结构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结果表明：①渭南市44个旅游源地与118条旅游廊道构成全域旅游空间的基本格局，其中包括44条一级廊道，15条二级廊道和59条三级廊道，廊道总长2423.02 km，识别出旅游“夹点”46处，障碍点28处。②根据旅游源地的不同模拟情景，增“源”全面发展情景对旅游网络系统的效能提升有限，优化减“源”发展情景比增“源”全面发展情景对网络系统的改善更加有效。③根据旅游综合阻力值，将渭南市旅游发展空间划分为旅游发展极重要区、重要区和一般重要区，并针对性地提出差异化的旅游发展策略，为渭南乃至全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文化和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强烈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特性，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探索新时代新征程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研究迫在眉睫。文章科学梳理中国文旅关系的学术史，聚焦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路径，从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认识层面的理论与现实逻辑、概念层面的研究框架和实践层面的类型谱系3个方面建构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体系。未来，在研究实践中需重点关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场景营造与主体互动、驱动机制、实践路径和政策体系等科学议题。研究期望建立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库”，不断深化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对于构建我国文旅发展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理清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旅游韧性发展的宏观影响机理，验证二者的微观交互机制，对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新质生产力和区域旅游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验证新质生产力对区域旅游韧性发展的宏观影响机理，并结合系统动力学模型探究二者微观动态交互机制；在此基础上选取甘肃省代表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创新不足的旅游欠发达区域，通过系统动力学模拟甘肃省2023—2035年多情景下的动态演化路径。研究发现：①新质生产力可有效推动区域旅游韧性发展，但受创新要素错配的负面调节制约。②新质生产力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为路径促进区域旅游韧性发展，二者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33.98%和21.36%。③仿真结果显示，生态优先发展情景下，甘肃省的区域旅游韧性发展优于其他情景，但新质生产力增速相对滞缓；协同发展情景下，经济、科技创新和生态保护均衡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旅游韧性均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但旅游韧性发展动力存在一定不足。研究结果有助于厘清新质生产力与区域旅游韧性的交互关系，为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区域旅游韧性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文章以贵州省安顺市37个屯堡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从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发展潜力3个系统维度构建黔中屯堡传统村落物质文化景观活态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综合指数法、秩和比法、优势度模型和核密度估计法对其活态性进行评价和分档，并进一步识别了活态性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屯堡传统村落物质文化景观活态性的平均活态性水平为轻度失活，微活态与活态村落不足总数的1/3；②屯堡传统村落物质文化景观发展条件是其活态性优势，与活态性短板发展潜力之间两极分化明显；③平坝区和西秀区屯堡传统村落物质文化景观存在活态性差异，地区之间可以实现优势资源互补；④屯堡传统村落物质文化景观活态性类型具有明显空间集聚特征，集中分布在4A级旅游景区和省市级旅游重点村镇周边。

文章从业态视角界定乡村旅游产业内涵，以11537个乡村旅游业态POI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冷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湖南省乡村旅游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剖析其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湖南省乡村旅游产业总体呈集聚分布态势，呈现“一极多核，多处点状聚集区”的分布格局，核心区以长沙市为中心，向湘潭、株洲辐射；主要表现为“环城、沿路、依景、趋平”的空间特征。②乡村旅游产业空间分布差异显著。休闲度假类集聚程度最高，NNI值为0.256，且其核心集聚区与总体乡村旅游产业核心集聚区相吻合；农事体验类、历史文化类和自然风景类均表现出多核心网络状分布特征，分布范围较广。热点区主要集中于长沙和张家界。③乡村旅游产业空间分布受资源禀赋、政策支持、自然环境、经济水平、客源市场和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共同交互影响。资源禀赋是主导因素，海拔与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交互后q值解释力度最大，为0.246。因子探测结果表明，多因素共同驱动形成“资源禀赋主导—政策支持引导—自然环境与交通条件驱动—经济水平与客源市场拉动”的交互影响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最后提出了促进湖南省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文章基于抖音用户对华东地区旅游景点的收藏量数据，首先采用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了华东地区抖音关注度较高旅游景点的空间模式，继而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旅游景点关注度的空间分异格局，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探讨了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华东地区抖音关注度较高的旅游景点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其中沿海城市之间关注度较高的旅游景点数量也存在较大差异；华东地区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层级划分较为清晰，主要呈现中部较高、两端高低相间的特征；②从空间多尺度特征来看，华东地区抖音关注度较高的旅游景点总体呈集聚型分布；③从空间关联特征来看，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整体呈空间正相关，且空间集聚程度较高。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的空间关联格局与分异格局基本对应，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的中部，中低值区镶嵌分布在其余地区。④从影响因素看，客运总量、A级旅游景区数量、常住人口、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4个因子两两的交互作用对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的影响较为显著。

文章以2011、2016和2021年为时间点，从旅游经济规模和效益2个维度构建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借助熵权TOPSIS方法、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法，分析旅游经济联系空间分布及网络结构，刻画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一体化特征。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通道增多，联系强度持续增强，联系总量不断增加，区域旅游经济一体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表现出“富人俱乐部”与“孤岛现象”并存状态。②上海、南京、杭州等9个城市是长三角城市群主要旅游经济输出地，溢出效应显著，其余城市承担接收角色，核心节点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③旅游经济联系呈现“核心—边缘”分层集聚空间结构，大社团嵌套“小世界”，由核心城市、次核心城市和一般城市共同构筑的长三角城市群等级协作体系逐渐形成。根据旅游经济一体化形成机制，提出“多核引领、四廊串联、五区联动”三位一体的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目标，大运河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研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文章以中国大运河江浙段13个城市为研究区域，从文旅消费环境、文旅消费能力、文旅消费支出和文旅消费满意度4个维度构建文旅消费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理统计、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探究了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时空特征与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呈现波动性增长态势，其中浙江段消费水平相对较高，苏州和杭州市是文旅消费水平的2个核心，江浙段沿线城市差异逐年减缓。②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4个维度具有明显时空分异性，其中时序上文旅消费能力指数逐年增长，文旅消费满意度变动幅度较小；空间上文旅消费环境指数差异最大，而文旅消费支出和文旅消费满意度地区差异相对较小。③从构建“供给—需求—政策”的文旅消费组态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看，文旅消费水平受资源产品基础、服务设施水平、经济收入水平、文化教育水平和政府支持引导5个变量的组态影响，高文旅消费水平组态路径可分为环境供给驱动型、内在需求驱动型和供需多元联动型。

文章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结合观察法、访谈法和扎根理论法等方法，以“要素协同—系统重构—功能升级”逻辑构建文旅融合促进民族地区民生福祉提升的综合分析框架，对岭南地区传习中原文化的先导和交融地富川瑶族自治县岔山村展开了实证研究分析。研究发现：①在国家政策等外部力量支持下，催生了民族地区文旅融合的内生发展动力，形成了内外合力刺激内部文旅产业发展的活力；②依托文旅融合，利用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有机结合推进乡村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实现由“政府供养”模式向可持续“自我造血式”共同富裕转变；③协同产业带动、党群通力、利益联盟、制度保障机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文旅发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在民生福祉提升中走深走实。岔山村在文旅融合方面的实践，为理解民族地区民生福祉的提升路径及机制提供了生动范例，彰显了其经验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

文章基于抖音数据，运用位序—规模、核密度、最邻近指数等方法揭示了浙江省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结构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了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网络关注度头部景区村庄优势明显，中部和尾部景区村庄发育较差；②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核密度分布整体呈现“T”字形空间聚集结构，并且在“T”字形内部呈现出五大核心集聚区；③三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核密度分布整体呈现“一低两高、分异鲜明”的空间格局；④地区经济水平、服务业支撑是影响整体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重要因子，其次是植被覆盖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网络普及水平等，而且影响因子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多因子作用强于单因子；⑤三类景区村庄驱动力因子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其中网络普及水平是特色休闲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最大影响因子，地区经济水平是民俗文化类和自然生态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最大影响因子，但植被覆盖率和空气质量是自然生态类景区村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作用较大的影响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