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在分析陕西省乡村民宿价格分级的空间分异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官方统计、夜间灯光和POI等多源数据,从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交通和消费基础4个维度入手,运用地理探测器挖掘不同价格等级乡村民宿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陕西省乡村民宿呈不均衡、局部集聚空间分布特征。②从动态演变来看,陕西省乡村民宿规模集聚效应不断增强,沿秦岭北麓东西方向的民宿产业带雏形初显。③陕西省乡村民宿空间分布受自然环境、资源禀赋、消费基础和区位交通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价位民宿选址的主导因素存在差异。④随着民宿价格的上涨,各指标因素的解释力数值增大,消费基础维度排序逐步上升至第一位。⑤陕西省各级乡村民宿对景区资源禀赋具有较强依赖性,受区位交通因素影响相对较弱。乡村民宿具有盘活闲置资源,带动农民增收和传播地域文化等重要功能。

旅游决策是旅游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而客源地对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人地关系的重要体现。基于阳朔民宿旅游者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民宿游客忠诚度的影响机制,重点探讨客源地区位结构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体验质量增强了民宿游客的感知价值,且体验质量和感知价值提高了游客满意度。民宿物理环境和游客满意度均提升了忠诚度。②感知价值在体验质量与满意度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满意度在感知价值—忠诚度、物理环境—忠诚度、社会互动—忠诚度关系中均发挥了完全或部分中介作用。③客源地区位结构在民宿游客忠诚度形成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政区距离正向调节社会互动—满意度的关系,而文化距离负向调节社会互动—满意度的关系。区域距离正向调节满意度—忠诚度的关系,经济距离负向调节社会互动—感知价值的关系。

民族村寨是近年来旅游业发展的热点和乡村振兴的主要阵地。文章解析肇兴侗寨2000、2009和2020年三生空间演变及机制。研究发现：①肇兴侗寨已由传统农耕型聚落转变为旅游+农耕多功能民族村寨,呈现出新型复合空间态势：生产—生活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生活空间持续扩大,生产空间持续缩小,生态空间占绝对主体地位,但呈波动变化。②肇兴侗寨国土空间结构相互转换剧烈,生活空间、生产—生活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的单一动态度指数均为正值,生产空间为负值;除2000—2009年生活空间外,所有空间类型的单一动态度均远小于综合动态度。③肇兴侗寨以生态空间为基质的景观特征,生活空间景观变化最为明显,其中2009—2020年表现最为突出,表明受到人类活动干扰,景观破碎化加剧。④自然地理环境约束民族旅游村寨三生空间演变,旅游市场需求、政府监督治理、微观利益主体和侗族文化是民族旅游村寨三生空间演变的主要因素。

文章通过文献梳理和国内外典型案例实践,构建了乡村“群落—空间—建筑”规划的理论框架,探讨了乡村规划驱动文旅融合的逻辑机制,提出了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和策略。研究认为：①乡村群落规划秉持“品牌+基础+风貌”一体共治,是指导乡村群落进行文旅融合价值共创、基础服务设施现代化转型和村落“三生空间”优化的思想力量,为后续的乡村空间规划与乡村建筑规划做好铺垫;②乡村空间规划推进“生态+生活+生产”和谐共生,不仅有助于文旅融合深入发展和乡村振兴深入推进,还能够为人类共同体提供绿水青山,储存金山银山;③乡村建筑规划追求“整体建筑风貌+公共建筑样态+民居建筑特色”多维共变,延续传统建筑历史风貌、展示公共建筑地域风情和塑造私人民居乡土特色,为文旅融合提供核心竞争力。基于此,便可形成乡村规划驱动文旅融合,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递推赋能之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提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新形势、新挑战,通过文旅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任务尤为突出与迫切。基于此,文章首先提出并阐述文旅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对其实践特征和基本逻辑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剖析;进而探讨文旅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形成机理和测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从产品融合、业态融合、要素融合、市场融合、价值融合5个方面提出文旅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最后提出未来值得关注的重要方向,包括交叉学科视角下的基础理论研究、多方法结合下的实证研究、基于实地调研的案例研究。

文章以滇西北为研究区域,基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原则和产业融合视角,利用遥感影像数据、POI数据、名录数据、道路交通数据和夜间灯光遥感数据等多源数据构建区域文旅融合业态开发潜力综合评价模型,应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综合评价了滇西北文旅融合业态开发潜力并识别与划分了开发类型谱系及开发时序优先级。结果表明：①滇西北区域内潜力区域分布不均衡,存在极高和高潜力区聚集和无高值潜力区分布的极端状况,极高潜力区和高潜力区具有双核心—环核延伸群—带状连片的分布特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一市三县、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是文旅融合业态开发的潜力“凹地”;②将滇西北24个县级政区划分为3个价值等级,其中6个县级行政区为开发潜力最优级;③识别出基于文化资源本底的4种开发类型谱和基于游憩本底条件的3种开发类型谱以及开发时序优先级;④以潜力综合评价结果和开发谱系优先级划分了滇西北24个县级行政区文旅融合业态开发的差异化培育路径,为滇西北区域提供精细化的开发决策建议。

文章以百灵庙镇为例,基于空间叙事视角,通过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利用GIS技术,挖掘内蒙古中部地区依托寺庙的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的演变规律,并揭示背后的历史、文化及社会逻辑。结果表明：内蒙古中部地区依托寺庙的传统聚落经历了萌芽期、扩张期及成熟期3个阶段的重构过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①萌芽期,聚落空间属于宗教传统规约下等级森严且贴合自然的神圣空间,符合藏传佛教理念的寺庙建筑群是聚落建筑的主体,整个聚落空间形态是统治阶层表达宗教意愿、实现政治抱负的外在表征。②扩张期,聚落空间转变为移民自下而上建构的无序均质的世俗空间。高密度晋风房屋建筑和院落,以及嵌套在建筑中的廊道和空间节点成为聚落的基本空间要素,其空间组织模式是走西口移民个体需求、自我价值及地缘关系在地方社会文化实践中建构的结果,也是晋文化主流化的外在表征。③成熟期,聚落空间是围绕土地价值布局的城镇化土地利用空间,格网化道路、现代化楼房、封闭式小区及开敞空间等全新的景观序列有序组织,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现代文明和展现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

文章利用2014—2022年用户分享的19129条自驾游轨迹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探讨北京市自驾游出行空间距离及目的地选择。结果发现：①北京市居民自驾游出行遵循距离衰减规律,时间约束越小,距离衰减的支配性越弱。在1~2日自驾游中,74%的游客出游半径在50 km内;在3~7日自驾游中,73%的游客出游半径在800 km内;在8日及以上自驾游中,50%的游客出游半径在1100 km内。②自驾游目的地选择存在近距离偏好逆转和远距离旅游城市导向。近距离多选择周边低级别景区,较少选择高级别景区;远距离多选择资源丰富的旅游城市,且多分布于我国中西部地区。③自驾游出行方向及目的地选择,受季节性气候差异的影响,表现为夏季北上草原“避暑”,冬季南下江南“趋阳光性”,春秋两季分东南、西北线路,但依然偏好相对温暖的南方地区。研究结论可为出游预测及营地建设等提供参考。

文章以贵州省为研究区域,基于DPSIR模型构建旅游生态系统韧性理论评价框架,综合采用熵权TOPSIS方法、GIS空间分析技术和障碍度模型,探究2011—2020年贵州省旅游生态系统韧性时空演化规律及分维度空间分布模式,并基于多空间尺度诊断旅游生态系统提韧的障碍因素。研究发现：①在时间上,2011—2020年旅游生态系统韧性呈现上升趋势,贵阳市、遵义市上升幅度明显,但各市（州）旅游生态系统韧性的差异程度逐渐变大。总体上,经济较发达地区旅游生态系统韧性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②在空间上,2011—2020年贵州省旅游生态系统韧性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趋势,在空间上形成以“贵阳市—遵义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中心向周边递减的异质性格局。③响应（R）是阻碍贵州省旅游生态系统提韧的主要维度;工业污染源治理资金投入占GDP比重、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城市日污水处理能力是调节旅游生态系统韧性的主要因子。④提高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效能、遏制石漠化和水土流失、缓解旅游生态空间与城镇空间矛盾、提升旅游生态系统功能是贵州省旅游生态系统空间修复的主攻方向。

文章在探讨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2—2021年湘西地区市域面板数据,刻画了环境规制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时间演进过程,运用系统GM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机制模型等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传导机制及调节机制。研究发现：①2002—2021年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环境规制以2010年为节点分两阶段变化,第一阶段各市（州）环境规制力度逐渐增强,第二阶段环境规制先骤降,后进入缓冲期进而飞速发展。②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每提升1个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相应提升0.0967个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滚雪球”特征。③环境规制能通过信息化水平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信息化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应提升0.6939个单位;人力资本与城镇化均在整个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因此,要因地制宜加强环境规制监管、完善环境规制手段,着重推动人力资本培育,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强区域间合作联系,建立环境共同治理机制。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乡村人地关系矛盾凸显,直接影响了乡村人居环境的质量。文章以洞庭湖区24个县域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组合客观赋权、加权求和等方法综合评价其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质量发展水平,构建障碍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识别障碍因子,并对2013—2021年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质量水平及二者的耦合协调性呈上升态势,但县域之间差距较大。②通过障碍因子识别发现,环境、经济、社会保障等受障碍因子影响较大,识别障碍因子有利于各县域结合自身发展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③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出“中心高、外围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与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质量呈正相关。④根据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及发展阶段特点,可将洞庭湖区24个县域分成3种发展类型：协调平衡型、磨合良好型、失调滞后型。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路径,促进各县域间的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将有利于乡村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助推洞庭湖区乡村振兴。

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与经济过程,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加速农村劳动力的空间流动,乡村旅游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黟县7个旅游乡村为例,从个体微观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两方面综合分析乡村旅游地回流劳动力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从空间特征来看,乡村旅游地劳动力回流的区域性特征显著,村域、镇域等小尺度地区是劳动力回流的主要空间节点,回流后劳动力生活和工作的空间多集中在村域和镇域尺度,职住分离现象不显著。②从职业转变来看,劳动力回流前后职业相关性并不显著,回流前多从事建筑业、加工制造业等劳动技能单一、劳动力密集的行业,回流后多集中于住宿餐饮业和零售业等准入门槛低、投入产出小的行业。③从影响因素来看,乡村旅游地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旅游从业人数等人力资本要素,从政从商的亲友数等社会资本要素以及景区距离、就业机会等外部环境要素对回流劳动者是否从事旅游就业影响显著。通过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乡村旅游地劳动力回流的底层逻辑,对比分析中西方城镇化模式,认为中国城镇化是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为促进人口的稳定回流,满足农村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提出相应建议。

咖啡与茶的空间关联性对于理解饮食零售业的选址以及背后所反映出的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的内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利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协同区位商方法,对2018年上海市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关联强度和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咖啡厅和茶艺馆空间自相关强度较高,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位置布局受同类要素吸引。②实证表明,不同带宽条件下,咖啡厅和茶艺馆的全局协同区位商值始终小于1,说明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关联强度较弱,两者之间相对独立分布。③咖啡厅和茶艺馆的空间分布受周边竞争因素影响较大,与休闲饮品店全局协同区位商值较高,存在极强的空间关联;受超市和商业综合体的影响较大,全局协同区位商值接近1,存在潜在的空间关联。

文章选择中国8155个传统村落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以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发现：①从空间分布类型来看,传统村落整体上南多北少,呈现集聚分布的形态。②从空间分布均衡性的角度分析,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分布的态势,且有较高的集中度。③从空间分布密度的角度分析,传统村落大致形成五大集聚区,分别为：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集聚区、东南沿海及其周边集聚区、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集聚区、云南边境集聚区、青海—甘肃两省交界集聚区。④传统村落分布受自然、经济、社会等3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其中,自然因素主要影响早期传统村落选址,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在传统村落的保留及后期分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从经济水平、交通条件、政策环境和民族风俗等4个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文章选取典型的平坝传统村落——大仓村,较好保留了传统的空间基质,有助于明晰滇西北地区平坝传统村落的景观格局的时空演变规律及驱动机制。文章以大仓村为研究对象,运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方法,选取1976、2000和2020年3个时间节点分析其景观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大仓村的景观格局具有“磁性圈网”和“竖向分层”相互融合的结构特征;②在景观格局的演变过程中,自然系统的空间限制和人类系统的择址观念等内生因素奠定了景观格局的基本框架,经济发展的驱动、规划建设等外生变量影响了景观格局的演化方向;③内外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稳定—变化—新稳定”的循环过程。

将传统村落脆弱性的客观评估与村民主观感知有机结合,有利于打通传统村落保护从政府供给端到民意反馈端的逻辑脉络,双向联动建立传统村落长效保护机制。基于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历史街巷、传统格局、村域自然环境等维度构建传统村落历史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河南省南阳市为例,运用CRITIC法、层次分析法及综合指数法对传统村落历史环境主客观脆弱性进行评价,并探明两者之间的适配性和差异性。研究表明：①传统村落历史环境客观脆弱性均值为0.51,高度、中度、低度脆弱性村落分别占比53.85%、30.77%和15.38%,分维度脆弱性为传统格局>历史街巷>历史环境要素>传统建筑>村域自然环境。②传统村落历史环境主观脆弱性均值为0.55,高度、中度、低度脆弱性村落分别占比46.15%、23.08%和30.77%,分维度脆弱性为传统格局>传统建筑>历史街巷>历史环境要素>村域自然环境。③历史环境主客观脆弱性的适配性存在尺度差异：从整体来看,76.92%的传统村落在主客观脆弱性上保持匹配,表明村民对历史环境脆弱性的客观事实具有一定的感知和判断能力,但分维度上主客观脆弱性失配问题严重,并在不同维度表现迥异。政府“见物不见人”的单一性保护供给与村民多元化诉求之间的错配失衡,是造成传统村落历史环境保护困境的根源所在,亟需以村民诉求为导向调整政府保护供给模式,以形成上下联动的保护合力,降低传统村落历史环境脆弱性。

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旅游业受到重创,我国出入境旅游几乎停摆,国内旅游恢复步履艰难,旅游业恢复过程出现诸多不平衡现象。文章以北京市为例,构建疫情风险指数,用以反映旅游业受疫情风险影响的程度,以短途交通和长途交通为中介变量,建立了市民在京旅游和外省来京旅游恢复与疫情风险、交通客运的多元回归方程,对比分析北京市国内旅游细分市场的恢复过程;从旅游产业视角对比分析,发现旅行社恢复水平整体最低,全国疫情严重或北京市疫情反弹期间,景区和酒店恢复指数都下降,且酒店下降更低,北京市和全国疫情都为低风险时,酒店恢复反超景区或与之持平。疫情反复背景下,国内旅游客流量恢复指数始终高于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恢复之路始终是以“人气”带动“财气”恢复。

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已成为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增加目的地国际旅游收入、提升旅游产品服务质量、改善旅游基础设施的战略选择。借鉴世界经济论坛倡导的用于衡量世界经济体旅游竞争力的指标体系,构建城市类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指数评价体系,运用极差标准化、变异系数、旅游发展指数评价等方法,分析北京、上海、中国香港、新加坡等15个城市类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综合竞争力水平,研究发现：①旅游目的地旅游综合竞争力存在异质性。北京、上海、成都、天津、杭州5个城市的旅游综合竞争力已超过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西安、南京的旅游综合竞争力已接近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水平,广州、深圳等城市的旅游综合竞争力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存在较大差距。②我国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短板比较突出。

冰雪旅游是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而滑雪场是冰雪旅游的核心载体。文章以东北三省的滑雪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GIS空间分析、空间变差函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了近30年该区域滑雪场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1990—2020年东北三省滑雪场历经萌芽和扩张阶段,总体分布态势由离散演变为集聚状态。②东北三省的滑雪场总体形成了“东北—西南”的空间格局,且呈现出高聚集、非均质的特点,省会城市成为空间聚焦的重要核心。③该区域滑雪场空间分布的差异性不断加剧,且主要表现在“东北—西南”方向,而均质性主要体现在“南—北”方向,且分布结构逐渐由“多峰型”演变成为“单峰型”形态。④滑雪场分布格局是自然、社会、交通和旅游（产业）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力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同时,在多因素的交互影响下,东北三省的滑雪场呈现出“沿公路而建、与景区共生、靠资源发展”的分布态势。

古镇旅游所引发的旅游商业化现象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文章以大理古城为案例地,运用机器学习中的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s）主题模型对游客在线评论进行内容分析,并将其结果进行空间可视化,探讨了游客商业化体验的构成维度及其空间结构,拓展了旅游商业化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发现：①大理古城的游客商业化体验包括物质性与精神性2个方面,前者由“店铺密集”和“产品趋同”构成,后者由“氛围失调”和“价值异化”构成,其中“氛围失调”与商业化体验的关联更强。②游客商业化体验整体上呈核心—边缘分布,不同维度形成带状或点状的空间结构,这既与旅游地资源分布和开发布局有关,又受游客对旅游地功能、审美与象征价值评价的影响。③文章尝试为弥合社会—理论与空间—分析之间的二元对立探索方法论途径,并为古镇旅游商业开发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促使舒适性成为旅游者空间流动的重要因素,生态旅游可以化解城镇化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从舒适性视角解析大城市生态旅游演变规律可为构建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格局提供理论支撑。文章基于城市舒适性理论和场景理论,以苏州市区为例,利用最小阻力模型、空间连续小波变换、空间计量模型等多元集成方法,解析2010—2020年大城市生态旅游舒适性格局演变与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苏州城市生态旅游舒适性逐渐提升,舒适性类型由生态主导型向综合型演变。②苏州城市生态旅游舒适性核心区为城市边缘的生态聚集型,通过舒适性增长的空间溢出带动其他区域共同发展,且空间溢出随距离增加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③苏州应营造以“核心区—联动区—辐射区—边缘区”为圈层、以生态旅游源地为节点,通过生态旅游舒适性核心廊道联通的生态旅游舒适性空间。文章对协调大城市发展与保护的共生关系、推动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文章基于社会生态韧性的演化思维,建立了以“应对长期、隐性、缓慢冲击的韧性”和“韧性为增进本地居民利益”为考量的乡村聚落韧性测度指标体系。以多依树聚落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量表打分和模糊评价法、自然断点法,测度其韧性发展现状,据此探索同一行政村内不同韧性水平聚落的韧性提升策略。研究表明：①多依树聚落韧性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在各维度韧性评价序列中,社会韧性水平最高,其后依次为空间韧性、制度韧性、经济韧性、生态韧性和文化韧性。②遗产地村域内聚落之间在各个维度的韧性能力存在明显差异,获得较好政策扶持和积极发展遗产旅游业的社区,其聚落韧性水平相对较高。③人口老龄化、乡村建设用地破碎、保护规划实施不利、旅游开发单一、自然灾害频发、传统文化传承人减少是多依树聚落不同维度韧性能力的短板。④依据遗产地乡村聚落韧性水平将其分为巩固稳健类、提高适应类和学习转型类等3种类型,对应韧性优化策略为：巩固稳健类乡村聚落应巩固应对干扰的抵御能力,加强乡村自身基底的自稳健性,关键是要降低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构建社会网络结构,加强聚落间经济的互补;提高适应类乡村聚落要增强对于扰动的更新适应能力,完善干扰预警应对机制,运用现代方式演绎历史文化,提升聚落社区的自组织性,创新文化活态传承,此外,要严格乡村聚落建设用地的管控;学习转型类乡村聚落应注重村落改革发展引擎的提质改进,注意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社区保障机制的建设与健全。

文章利用LDA主题识别与SonwNLP情感分析方法,对我国5个民族自治区的博物馆的游客在线评论进行了主题提取与情感分析。结论表明：①游客对民族博物馆的情感整体是积极的,对民族博物馆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较高,其最关注的是民族博物馆展品蕴含的地方历史文化,并对“楼兰美女”“恐龙”等关注度较高。②根据高频词分析结果,5家民族博物馆参观游客有效评论数量从高至低依次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藏博物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③游客热评主题聚焦于馆藏的社会教育功能、民族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认知、馆藏陈列和场馆服务。研究认为,可以通过提升博物馆藏品品质、推进藏品资源数字化建设;提升展品陈列水平、优化讲解服务;提升现场服务技能与管理运营水平;促进博物馆和高校教育融合与共同建设;加强宣传等路径,综合提升民族博物馆管理运营和公益文化服务能力。

文章以第1~6批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分析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和趋势,探究其旅游发展空间格局。并将其同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区进行叠加分析,加强认识其旅游发展格局。利用相关性分析方法识别各影响因素与旅游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从而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传统村落分布格局由东南部集中分布逐渐向西北部扩散;②中国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程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③人口对其旅游发展的影响力最高,燃气覆盖率、道路网密度、整体风貌性、传统建筑规模、污水处理覆盖率、人均生产总值、住宿设施密度、餐饮设施密度均为强相关性;④过去“单村保护发展”的模式逐渐向“集群系统性保护发展”的方向发展,村村联动的规模效应有利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

旅游发展对水资源的利用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性及高度弹性。基于经济绿色发展战略背景,论证中国旅游发展是否促进水资源绿色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30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测算各地水资源绿色效率,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旅游发展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①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区域差异性较大,内部不均衡显著,水资源绿色效率总体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②旅游发展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呈“U”型曲线特征。在不同阶段,旅游发展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在旅游发展影响水资源绿色效率中,科技创新介入和产业结构优化发挥了较为重要的渠道效应。③从分区域回归结果看,旅游发展对水资源绿色效率影响的“U”型曲线特征,在东部、中部表现较为显著,在西部的显著性较弱。④在控制变量中,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优化、环境规制、人口规模都显著影响东部水资源绿色效率,但环境规制、人口规模对西部的影响不显著。

文章运用基于公平与效率双重视角的旅游碳减排潜力指数测度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采用基尼系数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其区域差异与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采用PVAR模型探讨旅游碳减排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之间的交互效应。结果如下：①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整体呈波动式下降趋势,且形成“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分布特征。②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基尼系数总体水平呈现波动缩小的态势,超变密度和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③长江经济带旅游碳减排潜力标准差椭圆呈明显的“东北—西南”向分布格局,重心呈现向“西南—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④长江经济带地区旅游碳减排潜力与旅游碳排放效率之间呈相互影响的负向动态关系,且二者互为格兰杰原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存在形式,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文章选取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ArcGIS空间分析以及区位熵、资源优势度分析等方法,分析其类型结构、空间分布类型与聚集区域、市域空间分布特征,得出以下结论：①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类型分布差异化特征非常明显。其中,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中传统技艺类数量最多。②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集聚型分布特征明显,资源优势度区别较大,以极核区、高度密集区、次密集区和稀疏区为主要分布现状。③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19个县域均有“非遗”项目,但其类型、数量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资源旅游价值极高,以文化产业集群模式、文化旅游小镇模式、博物馆模式、节庆活动模式等合理利用“非遗”旅游资源,能够形成有竞争力的旅游业态。

文章立足数实融合背景,将共生理论引入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在深入阐释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1—202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相关计量经济模型对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化、动力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间存在持续稳定的共生条件与融合基础,其融合发展的共生系统由共生条件、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模式以及共生环境共同构成,其融合共生模式主要表现为以高新技术牵引为动能的内源互惠型融合共生模式和以产业链和产业功能拓展为导向的嵌入一体化融合共生模式。②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历程呈现动态演进特征,主要经历了4个融合阶段：第一阶段为萌芽期（以资源管理为重点）,第二阶段为初始期（以产品服务为主线）,第三阶段为变革期（以市场需求为平面）,第四阶段为重构期（以产业转型为主体）。③2011—2020年,31个省域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梯度差异特征,形成了“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华北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的空间格局,且表现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和区域固化效应,其中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为融合发展引领区。④数字产业、市场需求与经济发展活力是促进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反而加剧了“数字鸿沟”与“融合壁垒”问题的凸显。

夜间文旅消费作为一种新的文旅经济形态,逐渐成为新时代推动我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文章运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我国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地理叠加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在省域尺度的分布较为集中。②在空间分布结构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南北分布不均,整体呈现南多北少、南密北疏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出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规律;在三大经济地带上呈现东部较多、西部次之、中部较少的“凹字形”分异规律。③在空间分布密度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呈现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两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核密度分布特征较为相似,在空间上均形成了长三角地区的1个高密度核心区、京津冀地区和川渝交界处的2个次密度核心区,以及以3个密度核心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扩散所形成的核心集聚片区。④在影响因素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的异质性受到经济水平、社会基础、旅游市场、文化环境、公共服务等人文因素以及海拔高度、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

传统村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建筑艺术等重要价值。文章以福建省的494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ArcGIS空间分析、地理统计分析和历史文献梳理等方法,研究其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福建省传统村落呈显著的集聚模式,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表现为“多中心集聚”分布格局,北部密集、南部稀疏,并以福建省中部为中心向两端逐渐减少,同时沿着古驿道和流域呈多带状分布。②福建省传统村落主要形成于元代以前,空间分布方向呈“西南—东北”走向。随着朝代更替,分布重心逐渐向东、南方向偏移,分布范围扩增且方向性明显增强。③传统村落的形成和演化受到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影响传统村落建村的选址和布局,而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因素则影响其发展和演化。

寺院在民族走廊地区社会—生态系统中具有独特功能,明晰宗教场所时空扩展及其驱动因素,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文章基于河湟谷地藏传佛教寺院既有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以及DEM和气候数据,利用时空序列分析方法,重建本区域宋代以来寺院扩展与演变,分析寺院数据变化与史实。结果表明：①寺院分布由多核趋于带状,形成“组团式”分布的扩展结果,空间集聚特征不断增强,区位—环境选择定向,居于区域中心地特征显著。②清代是奠定当今寺院分布格局的主要时期。③寺院扩展与政教合一、经济收益、气候变迁、宗教组织体系等多重因素相关联,尤其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社会发展主趋势下,诸因素形成寺院扩展的多层级驱动。④以寺院扩展为基础的宗教扩散模式属于等级扩散和蔓延扩散,扩散理论需要对以环境变迁为特征的“外部因素”多加关注。此外,扩散本身并不具有同质性,教派、寺院结构及寺院对于经济的追逐也会影响扩散。⑤寺院作为文化遗产,具有使社会—生态系统趋于稳态的功能。

旅游业碳达峰、碳中和对于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测算2000—2020年海南省旅游碳源、生态系统碳汇的基础上,利用GDIM、蒙特卡洛模拟、情景分析法分解并预测海南省国内和入境旅游碳达峰路径,同时利用灰色模型、马尔可夫链预测旅游可分配碳汇,探索不同情景、不同客源市场下的旅游碳中和实现。结果显示：①2000—2020年海南省旅游碳排放和生态系统碳汇均呈增长态势,国内旅游碳排放和可分配碳汇比重逐渐上升,入境旅游碳排放比重下降且受疫情影响明显。②海南省国内和入境旅游碳排放的最大促增因素分别是旅游经济规模、投资规模,以绝对因素为主,促减因素分别是旅游经济碳强度、投资碳强度,以相对因素为主。③海南省国内旅游碳达峰时间分别为基准发展情景2035年、可持续发展情景2030年、低碳发展情景2026年,峰值分别为3 470.74万t、359.02万t、326.84万t;入境旅游碳达峰时间为基准发展情景2035年,峰值7.38万t,其他情景已经达峰。④旅游可分配碳汇逐年增加,国内旅游可分配碳汇提高,入境旅游的降低;海南省国内旅游将在2044年全面实现碳中和,而入境旅游已经实现。研究旨在为优化旅游业低碳发展政策和推动海南省“双碳”进程提供参考依据,助力海南自贸港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文章构建了中国露营地点位数据集,对全国露营地的空间分布模式、均衡态势、空间密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结合熵值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了全国露营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露营地整体呈现集聚型空间分布格局,且露营地的空间分布集中度较高,非均衡特征明显;②露营地分布密度分层特征显著,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四核心—带状区—点状团”为依托的集中连片分布结构;③露营地空间分布格局是自然生态环境、交通区位基础、旅游休闲水平、社会人口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五大维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各影响因子对露营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具有动态差异性;④交通区位对露营地空间布局具有协同效应和保障效应,资源禀赋对露营地空间分布的作用表现为导向效应和杠杆效应,社会人口和经济水平对露营地空间布局的影响为重塑效应和叠加效应,疫情作用表现为催化效应。全国露营地空间分布形态存在较强的“路—景—城—人—地”的共生关系,多因子驱动使露营地呈现出“沿线、傍景、近城”的分布规律。

基于Martin的经济韧性理论,构建省域入境旅游经济韧性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对其进行测度,并分析时空演变特征,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2011、2015、2019年的省域入境旅游经济韧性组态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时序演变特征来看,省域入境旅游经济整体韧性呈现上升趋势,区域差异不断缩小;②从空间分异特征来看,省域入境旅游经济韧性整体呈由点及线到面的空间扩散式发展,抵御能力呈显著的“沿海沿边”集聚倾向,恢复能力逐渐形成“一横二纵”的中高水平集聚带,调整能力片状组团式发展特征愈发显著,更新能力则呈现明显的南高北低特征,各维度空间格局差异显著,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③在组态机制上,省域入境旅游经济韧性表现为6种驱动机制（产业支撑型创新驱动、基础巩固型创新驱动、服务优化型创新驱动、突破型产业驱动、渐进型产业驱动和基础保障驱动）和3种限制机制（服务优化限制、产业创新限制和基础产业限制）,旅游产业环境逐渐成为影响入境旅游经济韧性发展的关键所在。

居民点的空间重构优化助益于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有机更新,是推进传统村落活化传承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以旅游型传统村落崇木凼村为案例,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景观基因分析、遥感解译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精准识别居民点内外系统空间重构演变特征,深刻探讨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景观基因与民居建筑组成崇木凼居民点空间重构的主要内容,景观基因表现为轻微变化但相融于本土的协调特征,新旧景观和谐共生、传统风貌动态延续;民居建筑表现为整体层面上聚居形态特征明显、建筑功能由单一向复合演变,局部层面上空间有序拓展。②崇木凼村外部系统对居民点起引导和约束作用,呈现出近路性、中心性和亲水性特征,即距离道路、基础设施和水域越近居民点越密集。③在外部环境驱动和内部要素响应下,崇木凼村以“文化延续—空间有序—物质更新”三维重构路径,推动村落居民点空间要素重塑、空间格局优化和空间组织营建,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空间、物质基础,进而赋能乡村振兴实践。

在我国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背景下,树立底线思维、集约高效开发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共识。旅游空间结构作为旅游专项规划的重要成果之一,呈现出重概念、轻落位,重发展、轻管控的特征,在空间用途管制、资源约束利用等诸多方面都难以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文章以普洱市为例,提出“底线确定—本底分析—结构识别”的旅游空间结构识别路径,结合“三区三线”成果,完成旅游“底线—约束性”评价;结合旅游开发潜力及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完成旅游“本底—适宜性”评价;再通过判断矩阵综合划定普洱市旅游主体功能区。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心力指标、GIS空间分析法及定性分析法,实现旅游空间节点确定、旅游发展轴线组织及旅游功能区划分;最后,构建普洱市“三核、八心、六轴、四片区”的旅游空间结构,形成一套旅游空间结构识别的集成技术方法,为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旅游空间结构规划提供新思路。

文章基于Python、Gephi平台,利用HanLP、SnowNLP等自然语言处理（NLP）工具对比分析中国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城市群的旅游形象感知,对其进行词汇分析、双词共现短语、语义网络分析,实现从点、线、面层层递进式探索。研究表明：①京津冀、长三角认知形象在旅游目的地、旅游配套设施、旅游资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同时两大城市群旅游形象各具特色。②京津冀、长三角情感形象感知以积极情感为主,消极为辅,中性占比最低。相对于长三角情感形象,京津冀积极情感占比较多,消极情感占比较少。③旅游资源距离和类型等影响旅游形象关联。④两大城市群整体旅游形象感知具有小世界网络属性,其语义网络呈现“中心—外围”结构,且以正面形象为主。⑤文章构建城市群旅游形象的“T（旅游者）—S（旅游空间）—R（旅游资源）”理论框架。

文章基于空间数据分析验证一种廊道型乡村旅游地蔓藤有机生长模式,其业态生长可划分为3个阶段：①集镇和景区依托阶段,“藤”发育,“枝叶”出现,旅游业态生长主要受居民点距离、景区密度和资源密度影响,有一定接待基础的集镇和景区周边业态集聚明显,廊道主要起过境通勤作用,旅游业态以餐饮和购物为主;②景区和主廊辐射阶段,“藤”快速生长,“枝叶”互动频繁,其生长主要受景区密度、资源密度和主廊距离影响,廊道作用开始凸显,随着景区、廊道及节点不断发育,景区周边成为业态集聚核心,并沿主廊向外呈“轴线式”辐射,业态结构“食降住涨”,廊道由过境通勤向旅游目的地转型;③支线蔓延阶段,“藤”成熟,“枝干”蔓延,主廊距离成为仅次于景区密度的核心影响因子,业态向支线蔓延明显,支线的空间、生态等价值得到释放,主廊和支线结构分层的生态位显著。总体上,廊道旅游地业态数量呈“波浪型”上升曲线,业态结构由餐饮向住宿等复合多元功能转型提高了廊道旅游地生命韧性。资源、廊道、社会、区位以及自然是其业态生长的决定性因素,资源是业态生长的核心,廊道影响力逐步加强。

研究不可移动文物时空分布特征对促进不可移动文物整体保护利用和城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湖南省2 352处文物保护单位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对历史时期湖南省不可移动文物的时空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发现：①湖南省不可移动文物历时漫长。近代以来是文物出现频率最高的时期,其主要文物类型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②湖南省不可移动文物总体以岳阳市君山区—永州市东安县一线为分界线,呈现出“东密西稀”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在长沙形成了一个高密度核心区。③形成于各历史时期不可移动文物空间分布的高密度核心区总体上表现为洞庭湖西北岸向洞庭湖南岸和湘江流域扩展的过程,且呈现出初步扩张期—收缩期—快速扩张期—高度聚集期的时空演化规律。④湖南省不可移动文物的时空分布演变是高程、坡度与河流水系等自然因素,经济发展、公路密度、人口密度、历史文化与政治环境等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数字经济对旅游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在城市尺度尚未检验其空间溢出效应及传导路径。为此,融合多源数据构建2011—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从时空维度对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中介效应模型对其空间溢出效应、空间传导机制及空间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②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本地旅游业发展质量的提高,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邻近城市。③在高互联网地区和高市场化地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作用更为明显。④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旅游市场吸引力和旅游创业活跃度的方式有效激活了市场活力,进而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