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类型特征,可为聚落空间宏观优化布局提供方向和指导。文章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聚类分析等研究手段与技术方法,定量分析了广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划分了乡村聚落的类型。结果表明：①广西乡村聚落规模普遍偏小,其空间分布呈中南部“热”东北部“冷”的格局;②乡村聚落的密度分布在空间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的态势;③聚落规模和密度分布具有低海拔、缓坡、水热条件适宜的空间指向性,并伴随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不同等级社会经济要素下聚落规模与密度差异显著;④乡村聚落总体呈现东南半壁形状复杂、破碎化程度高,西北半壁形状相对规整、破碎化程度低的特点,桂东、桂北样带复杂多样,桂中样带相对简单;⑤基于指标体系构建,将广西乡村聚落划分为6个一级区、17个二级区,并归纳了各类型区的地域特征,以期为区域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总抓手。文章基于2013—2020年CO₂与四类典型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强度数据,采用时空动态熵值法测度同期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市域数字经济发展（DED）水平,提出并运用贝叶斯时空因果森林模型,研究本地和空间邻接周边市域DED（周边WDED）对本地市域减污降碳协同效应（CPCR）的促进效应及其空间分异。结果表明：①中国市域DED和CPCR均呈增长趋势和“西低东高”的空间分布格局。②本地DED和周边WDED对本地CPCR的促进效应分别呈“对数函数”型和“S函数”型特征。③本地DED促进效应的空间分布符合以“胡焕庸线”为界的“西高东低”空间结构,周边WDED促进效应在西部区域和沿海地区较低,而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和北方地区。为促进减污降碳协同,需要在多个层面加强对数字经济的支持和优化,包括强化区域平衡、关注空间溢出效应、增强区域发达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等。

文章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2006—2020年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通过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及QAP方法研究耦合协调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呼包鄂榆、山东半岛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较高,城市群内部高耦合协调度基本集中在省会城市。②稳步建设阶段的城市群耦合协调空间网络结构相较于引导培育阶段的城市群更为复杂。同时,各城市群内耦合协调空间联系具有明显的地域邻近指向和中心城市指向。③7个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较低,城市群内部空间联系较弱,城市群具有显著核心—边缘结构特征。④地理邻接、绿色创新一直是城市群耦合协调网络的重要驱动因素,而对外开放差异、交通设施差异却呈现抑制作用。

利用LUCC模型和MSPA-MCR方法对2040年长江经济带“山水林田湖草”生态要素进行分析和模拟,并基于此进行生态安全格局多情景模拟,结果表明：①研究区2020年生态要素以林地（1052086 km²）和耕地（667456 km²）为主,生态要素结构变化表现为草地、水域和耕地的持续减少以及林地的小幅增加,发生变化区域主要位于上游的川藏地区、横断山区、秦巴山地和中下游的武陵山区、黄山地区、长江中下游平原。②不同情景下2040年生态要素面积和空间特征差异明显,生态要素总面积仅在生产优先情景下增长,其他4种情景下均减少,生态要素扩张主要发生在不同要素过渡区,萎缩则主要发生在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的衔接区。③确定现状重要生态源地30个,总面积352573 km²,平均连通度3.77,连接重要生态源地的生态廊道69条,平均长度约260 km。重要生态源地的主要构成要素是林地和草地,呈大块状集中分布在长江经济带的上游地区,小块状分散分布在中下游地区。④生态优先和综合优化情景下研究区将形成生态网络更加复杂、生态源地连通性更好、更加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格局。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良性耦合发展是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要求与时代选择。从科学内涵上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良性耦合推动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是国家城乡建设进程中战略上成熟与实践上丰富的进一步推进与拓展,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思想,诠释了“乡村现代化”与“城镇现代化”发展的辩证统一,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一方面继承弘扬了社会主义城乡发展思想,另一方面拓展深化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具有人民普惠性、共富共享性、协同协调性、共生可持续性、互利共赢性等特征。就个人而言,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更加符合新时代个人全面健康发展需求;就国家而言,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是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价值取向与时代选择;就全球而言,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是探索和开辟现代化发展新道路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方案。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系统涵括的多个要素产生交互耦合作用形成耦合关系影响着中国城乡整体发展与演进方向,两者良性耦合发展不断推进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建设。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良性耦合在政治建设维度、经济建设维度、文化建设维度、社会建设维度与生态建设维度等领域彰显出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的时代选择,其内涵丰富、路径多元。

探究我国农村居民膳食结构特征,对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00—2020年中国31省域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指数,采用核密度、ArcGIS技术探究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指数的时空分异特征,使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膳食结构指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中国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指数均值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农村居民膳食结构逐渐优化;研究期内,中国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指数由东南沿海较高—西北部低向东中部高—西部较低的空间格局演变,以上海、江苏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指数较高,与推荐的平衡膳食模式相贴近,而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膳食结构指数与平衡膳食模式存在一定的差距。②影响因素方面,城市化水平、消费能力、市场化程度、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指数均有显著的驱动作用,因子解释力排序为城市化水平>消费能力>市场化程度>受教育水平,且中国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指数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其交互作用类型均为双因子增强。

通过测算2010—2020年东北地区的农业碳排放量,分析其碳排放强度、碳排放结构,在此基础上采用TAPIO脱钩模型和LMDI模型分析其农业碳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0—2020年东北地区农业总碳排放量呈现先增后降的变化趋势,由2010年的1.269×10⁸ t增长到2020年的1.3857×10⁸ t,增长量为1.161×10⁷ t;2010年东北三省的主要碳排放源依次为畜禽养殖、农用投入物质,2020年吉林主要碳排放源变更为农用投入物质、畜禽养殖;黑龙江、吉林、辽宁农业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了24.82%、25.13%、28.00%;东北三省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正逐渐脱钩,黑龙江的脱钩状态为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负脱钩—弱脱钩,吉林脱钩状态则表现为扩张连接—弱脱钩—弱脱钩—强脱钩,辽宁脱钩状态则是弱脱钩—强脱钩—强脱钩—强脱钩状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因子是东北三省农业碳排放量增长的促进因素,农村人口规模是东北三省碳排放的重要限制因素。基于以上结论,为保障东北三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未来各省应采取不同减排措施,实现低碳农业。

以中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2012—2020年黄山市水污染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有效降低了黄山市水污染强度,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但政策效果逐渐减弱。利用时间安慰剂、空间安慰剂等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②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存在预期效益,初始政策效果在2010—2011年显现,前置于政策正式实施时间2012年。③2012—2014、2015—2017、2018—2020年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年均影响效应分别为-3.25、-1.64、-0.64,呈现逐轮递减趋势;边际效应存在明显的时间异质性,整体呈现倒“U”型变化。研究结果可以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评估和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对提升流域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湘西地区典型区域怀化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综合值,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分析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利用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耦合协调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怀化市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综合指数逐年增长,但存在区域不平衡,中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优于其他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南北高、中部低。②怀化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度由勉强协调上升到初级协调,整体逐年上升,经济发展属于轻度滞后型;市域内耦合协调度中心高、四周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不均衡。③怀化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度将逐年上升,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由初级协调上升至中级协调,经济发展仍处于轻度滞后阶段;市域内耦合协调度将呈中部高、南北低的分布特征,发展不平衡依然存在,但耦合协调发展的差距将逐年缩小。

基于行业知识基础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以具有不同知识基础的鄢陵花木和烟台葡萄酒产业集群为例,探讨特色农业集群技术创新网络的演化规律。研究发现：①基于行业知识基础可将特色农业集群划分为综合偏符号和综合偏解析两类。农业产业集群因具有多维邻近性和产业融合特征,其知识基础的内在属性决定了特色农业集群技术创新是以DUI模式为主还是以STI模式为主,进而决定了集群演化过程中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和演化路径。②DUI模式主导下的综合偏符号型（如鄢陵花木产业）集群在“四阶段”集群演化过程中,通过非正式的技术创新联系,推动网络结构由星型—小世界—多核心—多类型协同演变,形成本地嵌入式区域创新系统;STI模式主导下的综合偏解析型（如烟台葡萄酒产业）集群则通过正式的技术创新连接,推动网络结构由极核—核心边缘—本地全球—多类型结构协同演变,形成网络式区域创新系统。③针对不同类型的特色农业集群,创建不同的区域农业创新系统是推动特色农业集群技术创新网络形成并演化的有效手段,并使集群区域最终转变为乡村创新极。④无论是偏符号型还是偏解析型的特色农业集群,均应依托集群知识基础特点,基于集群创新系统理论来制定技术创新政策,以指导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建设。

在传统农区,小城镇作为服务带动乡村发展的重要节点,对推动城乡融合和就地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小城镇规模及演变分析框架,基于2005—2020年这一河南省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以河南省3个县级单元作为典型区域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小城镇规模在各阶段总体持续扩张,扩张强度呈现一定的差异性。②在2005—2010、2011—2015、2016—2020年3个时段,小城镇总体规模演变速率呈逐步下降但趋势放缓特征,人口规模演变速率在2016—2020年阶段重新上升。不同尺度的对比分析表明,小城镇人口规模演变速率波动最为明显。③除宏观政策外,小城镇规模的核心影响因素为初始规模基础、企业家和乡贤能力,其次为对外交通网密度、产业发展水平、海拔高程等;小城镇规模变化量的影响因素探测结果相对较弱,其影响机制更为复杂。④GWR模型显示小城镇规模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分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分异性也处于变化之中。文章有助于丰富传统农区小城镇发展规律研究,为类似区域小城镇发展政策制定等提供一定的参考。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举家迁移对农民工社会融合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半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不显著。合理的解释是,当前的半家庭化迁移以配偶随迁为代表,其目标是务工收入最大化,家庭重心仍然在农村老家;只有包括子女在内的核心家庭都举家迁移时,家庭重心才从农村转移到城市。②异质性分析表明,当农民工为第一代、流动距离越远,流入的城市区域为东部地区时,家庭化迁移对社会融合的促进作用越大;当流入城市区域为东北地区时,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社会融合无显著影响。③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住房状况是家庭化迁移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重要中间机制之一,即家庭化迁移使得农民工的住房状况产生分化,进而导致其社会融合产生差异。

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与变迁是时空语境下景观发生、发展、演变的整合过程,是群落自然地理景观和人类聚落文化相互作用的体现。通过田野考察的研究方法,对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的生成特性、生成机制及发展变迁等进行论述。研究得出：①自然环境、地理物候与社会生活场景生成了湖湘村落的景观空间结构与艺术风貌。②景观的生成与变迁受自然地理空间、产业经济、审美伦理与文化传承的影响,同时受“兴、生、觉”的生成机制的影响。③国家政策驱动、生产生活方式改善与民族文化延承的内外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促进村落景观发展变迁的动因,应遵循景观生成的基本逻辑,对传统村落景观进行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

解析沿海省域国土空间规划下陆海统筹路径的共性与差异,对沿海地区国土空间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以中国11个沿海省（区、市）为案例区,通过耦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和S-CAD政策评估方法,解析与归纳其国土空间规划下陆海统筹的路径。结果表明：①基于政策法律制定、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陆海空间利用等因素进行组合分析可得16种潜在组合,其中3种条件变量组合能够解释省域陆海统筹路径。②国土空间规划下陆海统筹路径可归纳为3类,即政府政策引领型、生态环境保护型、经济社会发展型。③S-CAD政策评估结果显示,由于国土空间规划文本所涉内容不够全面,造成规划手段的一致性较低,规划制定应注重从政策制定者角度出发的政策目标、手段以及结果的一致性问题。此外,生态环境保护条件是影响国土空间规划与陆海统筹协同的关键基础性因素,对于陆海统筹政策效果提升有重要作用。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关系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探究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分析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2007—2021年长江经济带县域碳排放强度总体呈逐渐递减态势,且各区域间碳排放强度的绝对差异逐渐缩小。②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且该影响效应存在持续性。③重点生态功能区可以通过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降低碳排放强度。④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均产生抑制作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污染和退化问题,尤其是土壤重金属点源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文章通过文献搜集整合了2008—2018年期间覆盖长江经济带11省市100个城市土壤重金属含量数据,借助地质累积指数、健康风险评估、空间统计分析等模型对该区域内土壤重金属累积及污染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土壤重金属含量富集存在较大空间异质性。②Cd和Hg元素为长江经济带主要土壤重金属污染物。③儿童群体面临的重金属暴露带来的健康风险最高,重金属暴露带来的潜在致癌风险明显高于非致癌风险,且高风险城市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西、云南和贵州等地。④工业生产活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密度等因素与土壤中重金属的累积密切相关。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场域,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沿阵地。文章选取三批次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整体上看,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异质性显著,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区位上为“上散中聚下疏”的特点,空间密度呈“一核心、两次核心”的分布形态。②分批次看,三批次的空间密度特征差异显著,从第一批到第三批,长江上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不断增多。③空间族际特征,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上呈现“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多民族共生格局。④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交互影响,其时空分异是“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人地系统下的一种和谐共生状态,表征着一定的环境适应性和长期形成的人地协调观。

从流域地理分异的视角探讨黄河流域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是合理利用国土空间、制定差异化碳减排政策的重要基础。基于构建的长时序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核算2009—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通过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解析各城市群碳排放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9—2018年黄河流域各城市群碳排放整体表现出收敛态势,峰值大多出现在2012和2017年,2013年为低值聚集年;流域上表现为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异特征。②莫兰指数表明各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呈正向显著空间自相关,形成上中游以鄂尔多斯、榆林和下游以潍坊、临沂为辐射面的高—高聚集地,以及上游环兰州、西宁的低—低聚集地。③不同时期,黄河流域城市群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城镇化率和土地利用结构对碳排放具有持续性的高影响;主导因素在空间上的异质性决定了不同城市群的提升策略各有差异。未来黄河流域城市群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应在考虑区域协同联动发展的基础上分区分时施策。

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是推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京东平台绿茶茶叶的63659个产品数据,采用特征价格法实证分析了消费者对农产品地理标志、企业品牌以及两者交互影响的溢价支付。研究发现：①地理标志、企业品牌等均能为绿茶茶叶带来显著的正向溢价,源自东部地区的地理标志对农产品溢价的正向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②地理标志的正向溢价有赖于其知名度建设,知名地理标志能够为产品带来显著的正向溢价,而非知名地理标志未能获得显著溢价。③地理标志与企业品牌存在显著的协同互补效应,相较于知名地理标志而言,非知名地理标志与企业品牌的协同效应更大,且主要体现在中低价位的产品中。因此,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不仅应重视申报注册,更应当重视品牌的推广和维护,而加强与企业品牌的合作是提升地理标志农产品市场价值的有效途径之一。

近年来,我国耕地非粮化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国家粮食安全视角,构建兼顾“种植结构”和“产出结构”因素的非粮化测算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重心迁移模型与地理探测器综合分析粤北山区2010—2020年耕地非粮化的时空演变特征与空间分异影响机理。研究表明：①2010—2020年期间,在非粮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同时增加的影响下,粤北山区非粮化率从0.521增加至0.587。②非粮化率分布呈现“中部低、两侧高”的空间格局,且该格局在十年内持续强化,Global Moran's I从0.359增加至0.422。③近十年,粤北耕地非粮化聚类特征均以“低—低聚集”为主,聚集中心为粤北中部地区。④随着非粮化发展,粤北山区耕地非粮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不断变化,其中年光照时长、年均降雨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始终是主要影响因素。⑤非粮化各影响因素交互后的解释程度均呈现增加态势,且主要类型为双因子增加和非线性增加,其中主要影响因子的交互增强最为明显。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非粮化的定量测度方式,识别了不同时期山区耕地非粮化的空间特征、主要影响因素和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类型,对于山区耕地非粮化测算与调控具有借鉴意义。

文章解析动力要素成本结构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机理,并且基于2000—2020年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在动力要素成本结构中,机械动力成本占比越高,动力要素成本越低,粮食生产比重越高;总体而言,一地区粮食生产单位面积机械动力成本占比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动力要素成本则会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564元,粮食生产比重则会增长0.0678个百分点。②机械动力对人力的替代存在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在人力投入数量与动力要素成本高分位点,机械动力投入对减少人力投入数量、降低动力要素成本的边际作用较大。畜力投入不能有效替代人力以降低动力要素成本。③机械动力投入的边际效应受到劳动力价格的影响,劳动力价格越高,机械动力投入对替代人力投入、降低动力要素成本的边际作用越大。我国粮食产销平衡区通过提高机械动力投入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较大。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应积极促进机械动力对人力和畜力的替代,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优化粮食生产格局,保证国内粮食安全。

文章以中国最大的葡萄酒生产产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生产集群为研究对象,运用Mann-Kendall突变检验法、密度估计、非参数K检验、RDA冗余分析等方法,刻画了研究区1984—2021年葡萄酒生产集群时空演变特征,定量识别了主要驱动因子,阐释了关键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过去37年发展可分为4个阶段：1984—1995年（Ⅰ）萌发停滞、1995—2005年（Ⅱ）缓慢发展、2005—2011年（Ⅲ）快速发展、2011—2021年（Ⅳ）高速发展。②在空间上,第Ⅰ~Ⅳ阶段,呈单核—多核—多核发育—多核网络的空间演变格局,且在重心位置上具有整体向东南偏移的特征。③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生产集群时空演变主要驱动因子为降水（50.7%）、土壤有机质（13.6%）、气温（10.4%）、粉粒（7.9%）、全钾（6.1%）、砾石含量（4.8%）、砂粒（2.7%）等,且p值≤0.05。④分时段分析发现第Ⅰ阶段主要受气温和全钾驱动,第Ⅱ阶段为粉粒、砂粒和全钾驱动,第Ⅲ阶段为降水、气温、粉粒与全钾驱动,第Ⅳ阶段为降水、有机质、砂粒、砾石含量和全钾主控。⑤在机制上显性与隐性两个驱动力共同作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生产集群时空变化。

文章选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福利水平指标。基于北大法宝和各城市政府官方网站,以各地实际开启农地确权制度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地确权制度可以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地流转规模和激发农村金融市场活跃度来改善农村居民福利水平。②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农地确权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福利水平;在西部地区,农地确权对农村贫困治理具有极大作用。③在产权强度保护较好的地区,农地确权可以通过更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来改善农村居民福利水平;在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农地确权可以通过更大规模促使农地流转来改善农村居民福利水平;在金融支持水平较高的地区,农地确权可以通过更加有效激发农村金融市场发育来改善农村居民福利水平。

公众环境满意度是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和回应能力的主观评价,也体现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信任和政府责任对公众环境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信任和政府责任两者都与公众环境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中央政府信任、区县政府信任以及乡镇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呈现出区县<中央<乡镇的特征。在中央与乡镇政府层面,政府责任与政府信任存在交互作用,即政府越负责任,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越明显,而在区县政府层面则不存在政府责任与政府信任的交互作用,说明影响并不明显。要提升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应提高政府责任形象,强化政府与公众的环境利益共同体意识,提升基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为实现黄土高原生境脆弱区农村居民点“精明收缩”,文章以生态宜居为导向,基于改进空间引力模型、网络节点中心性和多智能体模型等方法,以宁夏西吉县为例,研究黄土高原沟壑区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结果显示：①县域综合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呈现“北低南高、团状圈层”分布,位于较低、低安全水平地区的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总量的24.88%。②农村居民点中心度呈“西低东高”分布,三、四级节点对应的行政村数量和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比分别为59.80%和63.23%。③结合景观生态安全格局评价和农村居民点中心度,将村庄划分为集聚提升类、整治改善类、城市兼并类和搬迁撤并类,搬迁撤并类村庄和部分整治改善类村庄位于较低生态安全水平区域,节点级别较低,村庄空间布局需要进一步优化。④经多智能体系统优化布局后,综合效用值提高8.16%,紧凑度提高16.27%,农村居民点面积减少了11.50 km²,数量减少了308个。农村居民点优化后适宜性变化不大,紧凑度和综合效用较之前有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点破碎度降低,零星分布减少。

保持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对促进其生态保护与建设意义重大。文章测算了2010、2020年全国首批重点生态功能区3个空间尺度的居民收入水平,利用尺度方差、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以及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居民收入的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全国,但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全国。以胡焕庸线为界东侧增速慢于西侧,但东高西低的收入绝对差距扩大。以秦淮线为界,南方增速快于北方引致收入北高南低转为南高北低。②居民收入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收敛,但差异依然较大。收入差异由主要体现在县区尺度转为县区和功能区尺度均比较明显。大区尺度差异主要表现为各大区的内部差异,大区间差异主要是西部与其他大区间的差异。③县区与功能区尺度收入的趋势面特征及变化趋势相似,中部和西部的趋势面变化不明显,东部和东北变化较大。④驱动因素趋向多元化,因素作用总体增强。城镇化、人口规模、农业发展、地方财政是重要驱动因素,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传导机制起作用。应加快城镇化、推进绿色发展、促进就业、优化财政资金使用、实施差异化政策等以提高居民收入。

充分尊重农民主体意愿是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基本原则。如何增强农民参与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意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文章基于浙江德清与湖南浏阳的调查数据,采用内生处理效应模型,基于预期收益、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公平偏好的视角,检验了部分配套措施对农民宅基地三权分置响应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宅基地使用权线上交易平台通过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极大提升了农民宅基地三权分置响应意愿。②宅基地有偿使用通过降低农民参与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机会成本,显著增强了其响应意愿。③当前宅基地有偿退出补偿没有达到农民预期,从而对其宅基地三权分置响应意愿影响效应不明显。④当前宅基地民主管理机制没有充分满足农民的公平偏好,对其宅基地三权分置响应意愿的影响较小。因此,增强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农民参与意愿,需要提高宅基地有偿退出标准和优化补偿方式,加强宅基地民主管理机制的公开、公正、公平,稳步推进宅基地有偿使用和闲置收费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宅基地使用权等农村产权线上交易平台。

农业现代化发展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支点。在对农业现代化相关文献梳理基础上,构建包含农业发展水平、农业结构水平、农业生产效率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全国范围选取293个市域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全局莫兰指数、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方法研究2009—2019年中国市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时空演进与空间溢出机制。研究表明：①农业现代化发展平均水平“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由“二元结构”经过“中心—外围”结构后“裂变”得更加均衡。②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高水平档的市域数量逐渐增多。③农业现代化发展演进由“低速发展平台期”经过“快速发展跃升期”后,现已进入“快速发展稳定期”。④城市农业现代化发展通过“交通运输”“区位环境”“农业经济联系”和“产业互补性发展”4种机制对周围城市农业现代化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产业互补性发展”的溢出效用最强。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诊断耕地系统健康状态,揭示耕地系统健康演化过程的时空特征,可为维持和提高耕地系统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文章以东北黑土区典型地域克山县为研究区,利用突变模型和ArcGIS平台,测算耕地系统健康阈值系数,诊断其健康状态,阐明耕地系统健康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耕地系统健康阈值范围为[0,0.26）、[0.26,0.48）、[0.48,0.71）和[0.71,1.00]4个区间,耕地系统健康状态相应表现为差、中、良和优。②1986—2018年研究区耕地系统健康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各乡镇的耕地系统健康在不同时间段存在着健康状态的转化情况。③1986—2018年研究区耕地系统健康状况持续下降,耕地系统健康阈值系数下降幅度加快,各乡镇的耕地系统健康阈值系数逐渐趋于均质化,健康阈值系数的差异性持续减小。文章通过构建黑土区典型地域耕地系统健康诊断体系,验证了不同时序耕地系统健康状态差异,提出了建立全生命周期耕地系统健康监测支撑体系的设想,丰富和完善了耕地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理论与实践。

长株潭绿心地区作为长株潭城市群绿色空间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提供城市公共生态服务的功能,具有大规模、高碳汇、生态系统敏感的特点。文章以长株潭绿心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在巩固提升碳汇能力的背景下,结合过往研究,将用地类型划分为碳汇用地与非碳汇用地,分析其2015、2020年碳汇用地及碳汇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长株潭绿心地区碳汇用地面积总体呈缩减态势,其总量的减少主要体现在农用地的缩减;非碳汇用地中建设用地增速低但增量高,其他农用地增长显著。②碳汇用地内部转化的方向为碳汇能力提升的用地结构;碳汇用地向非碳汇用地的转化顺差较大,而非碳汇用地向碳汇用地的转移主要流向林地。③长株潭绿心地区用地总体景观格局多样性和丰富度提升显著,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有一定的消极干扰,且难以控制景观破碎化程度的加剧。④碳汇能力的空间分布呈“东强西弱”的格局,2015—2020年总体碳汇能力总体提升显著。⑤湘江沿岸的碳汇用地转换为建设用地的风险极高;中部山地区破碎化的农村建设用地将会对碳汇用地的连通性产生影响,从而导致碳汇能力的降低。文章为绿心地区碳汇用地格局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中部重点农区——潜江市是中国“小龙虾之乡”“虾稻共作”的发源地,“虾稻共作”已迅速推广至我国长江中下游及山东、云南等地。探索虾稻共生模式对农业及社会经济的影响,有助于科学调控虾稻种植格局,保障粮食和生态双安全。文章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演绎地域演变模式,通过分析2016—2020年潜江市虾稻田时空格局演变过程及特征,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农业政策多方面,探讨潜江市虾稻田发展的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虾稻田空间呈现“西南多,东北少”分布格局,种养格局重心整体由西南向东北方向迁移,轨迹呈倾斜的“Z”字型,平均迁移速度为1.37 km/a,标准差椭圆扁率逐渐减小,且椭圆面积波动增加。②潜江市虾稻田地域模式呈现“政策调控型→科技主导型→社会发展型”演变特征,受社会发展及自然因素影响,农业政策通过宏观调控加大投入稳定了潜江市虾稻田种养面积,科技主要通过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和技术创新推动了潜江市虾稻田由西南向中东部迅速扩张,社会发展通过农田水利设施修建、城市化发展和农产品电子商务及储藏保鲜冷链物流发展对虾稻田进行影响。文章通过潜江市虾稻田的空间演变过程探讨其地域模式,结果将有助于虾稻田农业区域合理规划和发展,为决策提供科学数据和技术支撑,也为我国打造虾稻田区域性优势产业带提供政策建议。

文章以全国首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福建省为例,针对提升人居环境韧性和高质量发展目标,从美丽宜居模式、基准模式和生态保护模式刻画了2035和2050年人居环境地理图景,并评估了人居生活、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和绿色发展方面的图景效应。研究表明：2020—2035年福建省人居环境地理图景变化将尤为显著。预计到2035年,全省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将达到4.89%~5.55%,耕地和林地是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来源。生态保护模式中未来建设用地集约程度更高、资源利用水平最强,全省单位建设用地GDP产出将明显提高。建议福建省未来延续集约的建设用地发展模式,到2035年全省建设用地面积占比控制在5%以内,重点保护南部地区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适度提升东北部城市建成区绿地空间比例以增强人居环境韧性。

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了判定区域建设用地利用模式分析框架,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法,测算了各研究单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子系统发展指数与高质量发展指数;用加权分解法得到了建设用地五大效益值和效益指数;再用比值法和排列组合法构建了建设用地利用模式的评判标准;借此判定了中国内地各省域建设用地利用模式。结果表明：①2019年中国五大子系统的平均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协调、绿色、共享、开放、创新发展;建设用地五大效益的平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协调、绿色、共享、开放、创新效益。②建设用地利用模式分为五大类：4个高质量利用型（北京、上海、福建和浙江）、2个一维滞后利用型（江苏和广东）、3个二维滞后利用型（天津、重庆和陕西）、7个四维滞后利用型（山东、山西、河南、广西、四川、贵州和宁夏）和15个低质量利用型。③有27个省域建设用地为非高质量利用型,占内地省域总数的87.10%。对不同模式的省域,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制定差别化的提效对策。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会深度调整,这将对空气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文章以2001—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PM_2.5时空演变规律,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对PM_2.5的影响,并对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和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PM_2.5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京津冀、中原、山东半岛等区域内城市始终是高值地区。②中国城市PM_2.5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呈现“先扩张后收缩”特征。③第二产业占比提高与城市PM_2.5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三产业占比与城市PM_2.5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④不管是制造业集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其在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市PM_2.5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且后者正向作用更大。⑤产业结构调整可以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城市PM_2.5浓度。

量化年、月尺度水资源供需服务,识别水资源供需特征及风险,对优化流域水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利用SWAT模型量化赣江流域年、月尺度水供给服务。基于人口、GDP空间化等数据方法,结合逐月需水权重实现逐月需水量化。运用动、静态水资源安全指数（WSI）分析赣江流域年、月水资源供需风险时空演变特征,结合ArcGIS识别风险用地类型。结果表明：①2000、2010、2020年赣江流域年水供给量总体呈东、北多而西、南少的空间分布规律,水供给主要集中在4~6月。②赣江流域需水不断增长。受地理环境约束和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影响,呈现北高南低的总体需水空间格局。高农业用水占比（60%）及农业季节性需水特征使流域月尺度需水表现为1~3月、10~12月的点状以及4~9月的点带状高值需水空间格局。③赣江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以低风险为主,供需风险上升。风险发生时期延长,7~9月是三期的主要供需风险期。供需风险主要分布在袁水流域、肖江流域、赣江丰城段,赣江下游区和赣江吉安段。④耕地是水资源供需风险的主要用地类型,袁水流域的建设用地水资源供需风险最高。⑤流域耕地面积缩减,主要需水作物水稻播种面积增加,增加了7~9月农业需水风险。袁水流域双地市行政中心的社会经济格局使其成为生活、二三产用水的主要供需风险区。

文章在解析乡村多元价值内涵和理清其与耕地“非粮化”关联逻辑的基础上,以重庆市为研究区,通过空间特征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进一步探讨了2010—2020年重庆市耕地“非粮化”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进而提出针对性建议。结果表明：①在乡村价值转型的不同阶段,乡村多元价值实现与耕地“非粮化”存在一定的互馈关系。②重庆市耕地“非粮化”率从2010年36.87%上升到2020年42.87%,各区县“非粮化”率空间分布趋于均衡,并呈现“西高东低、北低南高”的分布格局,高高集聚区集中在主城都市区并在长时间保持稳定。③耕地“非粮化”是在乡村多元价值实现进程中各价值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乡村要素发挥的多元功能引导下,乡村多元主体对乡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为响应最终驱动耕地利用的“非粮化”或“趋粮化”行为。

文章将气候生产潜力作为气候资源投入要素纳入农业生态效率测算体系,使用窗口EBM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了2003—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域的农业生态效率,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进行区域差异分析,最后使用SDM模型和Shapley值对区域差异成因进行量化解析,结果如下：①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东部地区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农业生态效率“领头羊”。②农业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总体呈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逐渐成为区域差异的主要表现特征。③SDM模型显示,受灾率、财政支农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与农业生态效率显著负相关,种植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生态效率显著正相关。④Shapley值分解显示,工业化水平是导致农业生态效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且贡献率呈增长趋势,受灾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种植结构和财政支农水平的贡献率总体保持稳定。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防御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落脚点。研究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为世界减贫提供理论参考。以阜南县686户受访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生计多样性测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不同生计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探究低收入群体生计多样性和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①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具有一定差异,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低,相反,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高。②生计多样性测度结果显示,兼业型农户指数最高,农业主导型和外出务工型次之,政府兜底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③受访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耦合关系类型多属于过渡类。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农户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是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

在乡村振兴和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探索背景下,文章尝试构建“土地发展权—土地租差”的分析框架,以位于珠三角都市边缘区的凤和村为例,通过半结构访谈与问卷调查等方法,借助博弈论,分析工商资本下乡推动宅基地功能转型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①都市边缘区农村宅基地存在的土地租差是工商资本下乡的主要驱动力,拥有土地发展权是捕获土地租差的基础。在土地租差的驱动下,工商资本与村民、政府展开了对土地发展权的博弈,博弈的结果决定了宅基地功能转型与收益的分配。②与工商资本相比,村民由于缺乏资金与组织发展能力,在博弈中缺乏宅基地基本发展权的定价话语权,以致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均。③工商资本与政府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增加了工商资本获利的不确定性,政府的刚性管制使得工商资本所能获得宅基地超额发展权较为有限。

贫困县的脱贫对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引入地理资本的理论视角,利用空间分析和有序Logit回归模型,揭示了2016—2020年脱贫攻坚时期中国国家级贫困县脱贫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的脱贫集中发生在2017—2019年,在空间上呈现两种集聚特征：一是行政区集聚,即同一地级市范围内的县域脱贫时间相近;二是自然区集聚,即一个自然地理区范围内的县域脱贫时间相近。它们反映了贫困县脱贫与人文和自然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贫困县脱贫受到区域人文和自然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地方生产力水平、农业发展基础、经济活力、在区域经济体系中的经济区位等经济地理资本,第二产业就业机会、居民储蓄存款、人口密度等社会地理资本以及平均坡度、平均降水量等生态地理资本。研究结果对促进贫困县持续发展、缩小相对贫困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