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亟须寻求理论突破与系统方案,以适应城乡快速融合背景下“资源跨域调配、要素远程互流与乡村资产在地化转化”的转型趋势。为此,文章在总结实现两者有效衔接研究进展、揭示衔接中“遥相关”机理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将远程耦合理论嵌入实现两者有效衔接的研究之中,并就嵌入逻辑、实现机理与关键维度展开了学理探讨。结果表明：①远程耦合视角下实现两者有效衔接是由以补齐城乡地域系统中各类要素流“差值”为逻辑起点,以有效解决“乡村内生动力欠缺”为逻辑主线,以不断壮大的教育、产业及生态等多领域远程网络为逻辑支点,以及以构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长效机制为逻辑归宿所构成的逻辑闭环。②远程耦合视角下推进实现两者有效衔接的机理主要有2种形式,一是以地域单元为系统载体的横向空间维度的远程耦合,二是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为系统载体的纵向时间维度的远期耦合。③通过持续强化“远程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人口流动增强脱贫主体内生力”“生态补偿维护发展公平”“产业远程协同赋能长效发展”等关键维度的作用机制,有望为解决新时代的“三农”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明晰粮食主产区农业分布空间格局,基于分区特征推动农业差异化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基于2012—2021年粮食主产区所含县域单元农业发展相关数据,从效率性和公平性视角切入,探讨了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分区及差异化发展路径。结果表明：①粮食主产区农业发展的核心区位于由土地资源禀赋、生产技术要素投入、商品粮供给能力三类标准差椭圆合围的138个市域所辖的1126个县域内,其中心位于河南濮阳南乐县等地形成的三角地带。②粮食主产核心区农业发展市场空间格局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圈层特征,其中空间邻近性最强的50%圈层城市聚集在以安徽六安霍邱县等地所合围的“O”型结构区域内。③农业发展和农业人口的网络轴线呈“东北—西南”向分布,且存在以河北廊坊广阳区等为端点的“纺锤体”分离地带。进一步分析,可将粮食主产区划分为“三类五区”：最优/次优效率发展区、最优/次优公平发展区、最优平衡发展区。④效率发展区、公平发展区和平衡发展区,分别以机械化等现代要素投入、产业链延伸以及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投入等为抓手推动农业发展;依托交通运输网络、农业经济联系等多元渠道可以实现县域农业协同发展。

构建韧性国土空间是提高区域生态风险治理的新思路,如何从吸收、恢复或转换能力等方面提升国土空间生态韧性,是国土空间生态风险治理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文章在梳理国土空间生态韧性的概念内涵和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对国土空间生态韧性的理论框架、测度模型以及研究需求等方面进行了总结。研究发现不同学科对国土空间生态韧性研究上各有侧重,其中地理科学侧重于区域尺度的生态韧性研究,强调与社会—自然耦合,而生态学则更注重生态系统本身稳态变化的评估。国内研究侧重于抵抗力、恢复力和适应性3个维度衡量生态韧性,而国外研究则更加注重从韧性角度来研究城市建设和防灾减灾问题。基于此提出了3个国土空间生态韧性的重点研究方向：以机理解析为支撑,实现生态韧性的动态测度的新突破;以社会—自然过程耦合为引领,推动多要素、多层次、多目标的机制研究;以生态修复为导向,加强多学科融合和探索国土空间生态韧性应用模式,以期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新的途径。

明晰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机制,对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以河南省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变异系数法、自然断裂点法、冷热点分析法,对2010—2022年河南省县域视角下的农业生态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并借助GD+GWR模型探析了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异质性成因规律。结果表明：①2010—2022年河南省各县市的农业生态效率波动下降,各地区效率差异呈现平稳上升态势,且豫北地区的效率差异明显大于豫南地区。②河南省农业生态效率高值区覆盖淇县、内黄县、濮阳县等地,低值区呈基底状分布在河南省境内;莫兰指数波动上升,空间上异质性与集聚性特征并存;热点区以安阳市为核心区逐渐向南延伸,冷点区呈先缩后扩型分布在登封市附近。③影响农业生态效率的主导因子为科技投入、种植结构和灌溉指数,因子间交互作用强烈且显著大于单一因子解释力;主要驱动因子对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格局变化的作用方向和强度存在明显空间异质性,其中科技投入的回归系数有正有负,种植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与农业生态效率分异格局存在显著正相关,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灌溉指数则以负反馈作用为主。

文章以2011—2023年青藏高原214个县域为研究对象,运用GIS时空分析、Dagum基尼系数、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刻画了青藏高原植被指数的时空变化、空间非均衡性并探索了青藏高原植被指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在时间演变上,青藏高原植被指数在研究期内呈上升趋势,各省份植被指数均有增长。其中青藏高原属云南、四川和甘肃部分植被指数高于平均值,属青海、西藏和新疆部分植被指数低于平均值。②空间分布上,青藏高原由西向东植被指数呈梯度递减;青藏高原植被指数低—低集聚分布于青藏高原西北部,高—高集聚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东南部;青藏高原植被指数的区域内非均衡状况稳定,且存在空间分异特征。西藏的区域内分异程度表现出扩大的趋势;区域间差异是青藏高原植被指数空间分异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区域内,超变密度空间分异的贡献率最小。③影响因素方面,气温、降水、日照时长等气象因素以及实际蒸发量和坡度对青藏高原植被指数起到促进作用,而高程、土壤根部湿度和人口密度对青藏高原植被指数产生抑制作用。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探讨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逻辑与创新路径，为构建包容性、可持续、有韧性的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供参考。文章运用理论分析法与归纳演绎法，从宏观层面探讨了未来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基本关系和创新路径。研究发现：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土空间规划需要统筹好五大基本关系，包括人类文明形态与规划价值导向、能源资源安全与规划目标集合、科技革命与规划内涵迭代、气候变化与规划功能协同、政治经济格局与规划范式变革。②面向未来的国土空间规划发展路径需要协调好五大创新路径，包括价值半径的“现代性”与“本土化”、目标体系的“公约数”与“公倍数”、内涵逻辑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功能属性的“拓扑性”与“相对性”、范式特征的“类型化”与“规范化”。③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亟需把握好3个新方向：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研究的理论建构；二是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实践探索；三是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科学限度、主客关系、空间原理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拓展、技术革新和理念转变等。

文章从乡村空间商品化视角切入，在剖析乡村生产空间分析框架基础上系统分析了甘南高原乡村空间商品化各阶段中乡村生产空间重构的历程与特征。同时，以安果村为典型案例地，详细探讨了乡村空间要素商品化过程具体参与乡村生产空间的作用机制与典型发展模式。结果表明：①乡村空间商品化通过以政府力、市场力及社会力为要点的三元主体力量在主动力和被动力作用下相互影响、协同发展，将乡村空间物质资源与非物质资源在市场化环境中进行开发、利用和经营等活动，从而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进行消费的过程，强调的是在权力、资本、社会多重主体互动作用下对乡村生产空间的改造与塑造能力。②甘南高原乡村经济发展形态大致经历了由农牧业混合经济以及高依附、低层次的粗放型经济到城镇化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的生态型经济再到多元化经济方式并存的集约型经济的过程，生产空间演变特征呈现出由“点状分布、松散联系”到“核心集聚、外围分散”再到“多点支撑、轴线联动、多元协同”的空间格局。③空间商品化是安果村生产空间重构的核心驱动力，在乡村地域空间资本增值与符号消费转变的双重推动下逐渐演变为可理解、可感知、可创收的生产价值空间，在政府、企业、支部、村民等多元主体深度参与下由单一农牧产业生产为主转为多元化产业经济并存的空间商品化过程中，乡村空间资源价值重新活化，推动安果村生产空间发生剧烈重构。

文章在厘清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的内涵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2000—2021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等模型探讨了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时空演变方面，中国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在时间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的特征。②空间关联方面，中国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③影响因素方面，城镇化水平、农业经营规模、科技创新、财政支农、环境规制和农民收入均有利于本地农业“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且城镇化水平、农业经营规模和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探究农户生计资本对耕地持续利用行为的影响，对于辨析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及“强—弱可持续”理论，以江西省典型乡村旅游地——中源乡为案例地，在深入访谈的基础上构建农户生计资本对耕地持续利用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开展验证分析。结果表明：①乡村旅游地农户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耕地持续利用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②金融资本对物质资本及自然资本产生正向影响，同时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对金融资本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③尽管在直接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不显著，但金融资本会通过自然资本间接地对耕地持续利用行为产生影响，并且不可忽视的是这一路径呈现负向影响关系。

文章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构建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我国省域为尺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和二次指派程序（QAP）分析其省际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省际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关系具有网络结构特征，2011—2021年农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的稳定性提升，但网络之间的联系程度仍有提升空间。②省际农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性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③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可分为四大板块，其中以环渤海省份为主的“净受益”板块和以长三角、东南沿海省份为主的“双向受益”板块在空间关联网络中获益最多，以西部和东北地区省份为主的“净溢出”板块在网络中的获益最小，以中部省份为主的“经纪人”板块在网络中具有“中介”作用。④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信息沟通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地理邻接性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网络具有正向影响，农业结构具有负向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空间邻近性的影响程度最大。

文章选取黄河流域63个地级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区域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GEP）核算体系，对2015和2020年2个时段黄河流域的GEP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上探寻GEP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揭示不同尺度下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GEP总量整体呈现较快增长趋势，从2015年的9.19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9.76万亿元，增长幅度达6.2%，表明黄河流域生态质量好转，生态价值得到了有效提升。从GEP空间分布看，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点，且GEP各区域空间分布差异性较大，规律性不显著；从行政单元看，表现为西部和北部GEP总量高，而东部和南部整体偏低的特点。②黄河流域GEP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东高西低、自然过渡和逐渐变化的特点；而相对发展度则整体呈现从西向东逐渐提高的空间特征，说明黄河流域东部地区综合发展能力高于西部地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能力更强。③从黄河流域各市州耦合协调发展变化看，地区间差异较为明显，但总体呈现从失调发展转为协调发展，从经济—生态双滞后向二者相当、共同发展转换的特点，表明黄河流域逐步走向生态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说明我国实施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未来应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原则，加强对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常态化监测，因地施策，有力推动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冲突，对国土空间进行优化是当前学术前沿和国土空间规划急需解决的实践问题。文章在综述空间冲突、冲突风险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围绕基础理论建构、识别评价、驱动机制、优化调控等方面，初步建立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研究的逻辑主线。在理论框架建构时，结合土地利用多功能和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从管控治理维度和空间形态维度深入剖析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形成和冲突发生的形成机理，凝练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的概念内涵，建立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分类体系。在方法体系建构中，提出了“三生”空间冲突风险评估路径、“三生”空间冲突风险驱动机制研究路径以及基于冲突风险的“三生”空间优化路径。未来，应从加强中小尺度空间单元的“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研究入手，在深度挖掘“三生”空间风险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场景、研发“三生”空间冲突风险智慧监管平台等方面强化“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研究。

文章以中国30个省份2011—2022年数据为样本，首先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阐释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测算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并从互联网、信息化、数字化产业3个发展维度衡量了数字经济水平；在此基础上探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效应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发展态势总体向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呈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特征，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发展速度较为缓慢。②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表现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将直接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0.575个单位，在考虑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③要素优化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科学技术进步在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④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效应，提高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出了持续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高城市土地要素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配置精准性和利用效率、强化数字经济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赋能效应等建议。

智慧乡村是数字化背景下整体性的乡村发展战略，相关国际经验对中国乡村的建设具有借鉴作用。文章以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慧乡村发展案例为基础，对智慧乡村发展中的国家作用进行总结分析。研究表明，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国家作用，一方面是国家的“总领性”作用，特征为自上而下的行政整合，另一方面是国家的“中介性”作用，特征为自下而上的集体参与。导致国家作用存在差异的因素，主要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力量。总体来看，“总领性”或“中介性”作用均具有一定的优势性与局限性，因此，为实现中国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要在完善“总领性”作用的基础上，提升“中介性”作用，致力于构建两者并存的复合体系。

通过参与式观察、文本分析、GIS空间分析等研究方法,借鉴有机更新理论,并以湖南省十八洞村为例,深入探讨旅游型传统村落有机更新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①基于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困境识别和乡村振兴内在发展需求辨识,提出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由物质空间更新、社会网络和谐、文化基因延续的局部更新到整体更新的实践路径。②2013—2022年,十八洞村人居环境物质空间由产业单一、设施欠缺、环境污损向宜业、宜居、宜游转变;社会网络由关系网络断裂、社会秩序失衡向有机秩序传承、权力场域协调转变;文化基因由文化景观破碎、传承主体流失向聚落“双修”和文化“双创”转变。③十八洞村人居环境有机更新过程中,主体培育、动力激活、党建引领、政策保障、创新驱动机制协同,推动人居环境由单向局部更新转向多维整体更新,扎实筑牢了乡村振兴的空间、社会、文化基础。

文章在基于碳排放系数法计算全国及31个省份农业碳排放量的基础上,运用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和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测算和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农业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空间集聚效应及其动态演进特征。结果表明：①中国农业碳排放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省际空间关联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特征。②全国及大部分省份在2015年前后完成了农业碳达峰任务,但各区域内的农业碳排放动态演进特征差异较大,其中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极化明显,区域内部分核心省份呈现农业碳排放量“高地”。研究结论在宏观层面为加快农业碳达峰、碳中和步伐提供了量化支持,同时也为持续推进全国农业碳减排工作、稳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揭示“耕—园”转换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对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甘肃省秦安县为例,基于1998、2008和2019年3期国土调查数据,综合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地理探测器及ArcGIS等手段和方法,系统分析了近20余年来秦安县“耕—园”转换演变过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1998—2019年,秦安县耕地面积减少和园地面积增长均极为显著,“耕—园”转换面积较大并呈现出明显的此消彼长的演变趋势。②研究期间全县“耕—园”持续快速转换,并由河谷地带向周边丘陵山区持续扩展。其中,二、三级海拔梯度[1400 m,1800 m）及斜坡[5°,15°）“耕—园”转换面积最大,坡向对“耕—园”转换的影响较小。③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园”转换均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年均气温和高程对“耕—园”转换影响尤为显著。各因子之间交互作用显著,主要表现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2种交互类型,其中非线性增强更为普遍。自然条件、城镇化、比较经济效益及政策制度是“耕—园”转换的主要驱动因素。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之一,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城市的碳排放效应对推动我国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2007—2017年“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国内沿线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高了国内沿线城市的碳排放强度。②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促进出口碳密集化和产业结构扭曲推升了国内沿线城市的碳排放强度。③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碳排放效应主要存在于我国东部城市、中心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最大的商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在满足其他沿线国家需求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碳排放压力。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注重在地资源统筹,强调“外引内生”聚合转换的实践运行逻辑,可望成为提升农业韧性新的着力点。文章基于我国2009—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考察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农业韧性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①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与农业韧性水平在研究期内稳步提升,二者在空间分布上均经历了从“地区分化”到“均衡发展”的转变。②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显著提升了农业韧性。③农村金融支持与工商资本下乡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农业韧性的主要渠道;而与传统认知不同的是,财政支农投入并没有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影响农业韧性的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这可能与当前政府对于遗产保护的财政支农投入力度有限存在一定关联。

媒介地理学通过探讨“人—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互动规律为分析媒介情境中的城市空间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智媒时代下,媒介成为建构和传播城市空间形象的关键角色,媒介的空间实践开辟了人们感知空间的新方式,促使形成新的时空关系和社会关系。文章以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为例分析消费者的空间感知,探究媒介在城市网红消费空间表征与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①消费者对街区的空间感知主要集中在实体空间、唐风文化、空间主体、个人体验和网络媒介5个维度。②不同空间主体的共同参与完成了街区的空间建构,媒介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媒介在增强空间“可见性”的同时弱化了“真实性”,消费者过度模仿的空间实践可能会将空间异化为拍照的背景板,使部分空间失去原有的价值。

耕地系统承载着农食系统的土地利用及其生产阶段，创新耕地空间格局优化路径对实现农食系统的碳减排以及协调好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减缓的关系至关重要。文章通过构建气候—耕地—农食系统耦合的碳效应分析框架，厘清了耕地利用与农食系统碳减排的关系以及“气候—耕地—农食”系统的时空耦合协同机理，探索了气候变化背景下以农食系统降碳增汇为目标的耕地空间格局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大食物观”背景下的耕地保护转型不仅增加了国土空间对于农食系统支撑的需求，同时也加剧了农食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压力。②不同尺度耕地空间的规模、结构、功能和布局优化可以从宏观总量和红线管控、中观“两区”划定和后备资源利用以及微观国土整治与“两平衡”方面实现食物系统碳减排。最后，据此提出了加强高生产潜力、低碳生产空间的耕地利用，优化饲养空间布局、建立区域和城市可持续食物系统保障体系，优化耕地空间格局、增强固碳增汇潜力，及以耕地占补平衡和格局优化增强区域内农食系统供需平衡的政策建议。

在碳中和目标被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国土空间优化成为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文章在分析国土空间碳中和概念内涵和研究进展基础上，构建了碳中和目标下国土空间优化的理论框架，剖析了国土空间优化与碳中和目标的逻辑关系，提出了面向碳中和的国土空间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国土空间碳中和行动涉及所有自然资源的利用管理，在对生态系统保护的同时，重在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约束和优化。当前国土空间碳排放远远高于碳汇，实现碳中和目标时间紧迫且任务艰巨。②国土空间优化通过保障各类空间规模合理、结构有序、集约高效，进而优化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运行状态，与碳中和目标联系紧密，并被赋予了相应的减排增汇任务。③在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的国家宏观战略下，国土空间的规模、结构和强度优化可以实现碳排碳汇的总量、布局、效率控制，既满足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又具有显著的减排增汇效应。④在明晰国土空间优化减排增汇机理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低碳国土空间规划行动途径、面向碳中和的国土空间格局、国土空间优化的调控机制，搭建面向碳中和的国土空间优化路径。研究为面向碳中和目标的国土空间优化提供了理论研究视角和实践参考。

文章借助Land Matrix数据库，利用空间分析工具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世界各国对非洲耕地投资的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22年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占全球的28.71%，遍布非洲42个国家；耕地投资来源地主要为非洲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家、中东海湾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②非洲跨国耕地投资整体呈“T”字型布局，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形成几内亚沿岸、埃塞俄比亚高原和赞比亚高原集聚区3大投资热点区域。③非洲跨国耕地投资是一种典型的“资源寻求”型FDI，尤其水资源发挥关键性作用；世界各国在对非耕地投资中存在“腐败偏好”和“制度薄弱偏好”特点，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对跨国耕地投资影响并不显著。

文章构建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户期望收益阈值的测算模型，根据“三块地”改革试点区湖南省浏阳市和浙江省德清县489户典型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采用条件估值法和等价效用模型对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的农户期望收益阈值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浏阳和德清农户的期望收益区间分别是[2586，3190]、[4066，5438]；②多数情况下，浏阳农户实际收益低于期望收益下限值，而德清实际收益则高于期望收益；③农户期望收益受到村庄区位条件、村庄地形等村级特征，家庭人口规模、有无村干部等家庭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的显著影响。当前应当进一步加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健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机制。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和先决条件。文章揭示了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机制，并借助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因子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两者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厘清了两者协调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振兴协调度随时间演进而逐渐提升，但也存在潜在的下降风险。②区域间整体协调度差异有所下降，但区域差异存在地区间交叉重叠现象。③各准则层的障碍度差别较大，生活和环境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短板。④环境卫生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供水问题是障碍度上升最快的因素。现阶段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挑战依然存在，要因地制宜地提升各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充分化、协调化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高质量实施。

文章在梳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及其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按照“产品类型—核心机制—实现方式—目标导向”的逻辑思路，提炼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模式。研究发现：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主要包括价值补偿机制和委托代理机制；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主要包括特许经营模式、品牌增值模式、生态补偿模式、地役权收益抵押贷款模式和碳汇交易模式；旨在以生态旅游、科普教育等丰富国家公园特许经营业态，以标准化生产、信息化手段等实现国家公园品牌增值，以差异化补偿、制度化保障等推动生态补偿，以地役权抵质押等完善国家公园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以项目开发、指标认证等促进碳汇价值转化。据此，提出应从分类补偿、利益共享、要素流动、数字赋能等方面完善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模式，形成系统完整的国家公园价值补偿和委托代理体系，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以及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多维价值的实现。

“虾稻共作”模式作为一种新兴农业模式，被视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尝试。文章以“虾稻共作”模式的发源地——湖北省潜江市为研究区，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综合评价模型和障碍度模型，从三维系统角度揭示了2016—2020年潜江市各乡镇在“虾稻共作”模式下粮食安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三维系统综合效益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影响该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虾稻共作”模式下，潜江市三维系统发展指数在“十三五”期间呈现出动态演进的特征，各乡镇的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绝对差异。②三维系统综合发展效益呈下降趋势，西部、东部和北部较中部高，经济发展效益与三维综合效益的时空变化较为吻合，粮食安全效益与生态保护效益趋势相反。③经济发展指标对综合发展效益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生态保护指标和粮食安全指标。

文章基于2000—2022年淮河流域3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分析气候典型特征和博弈交叉效率测度粮食生产用水绿色效率的基础上，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实证检验了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用水绿色效率的影响及时空分异。研究发现：①淮河流域气候具有年际分布不均与空间异质的典型特征。②淮河流域粮食生产用水绿色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存在区域交错分布又具显著空间集聚性的特征。③年度气候对粮食生产用水绿色效率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总体上，年均气温对粮食生产用水绿色效率呈显著负向影响，年日照时长与年降水量呈显著正向影响。④极端气候对粮食生产用水绿色效率有显著抑制作用，极端气候事件风险存在地区差异。据此，提出应建立健全气候变化预警机制，促进水资源管理极端气候应急机制建设，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并加强财政和科技支撑，以应对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带来的挑战。

文章建立了驻村帮扶对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并基于农村微观调研数据，在构建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测量量表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驻村帮扶对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的影响路径与成效。研究发现：①驻村帮扶在提升乡村组织建设水平、经济与产业发展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度和村民收入满意度。②村民参与行为显著正向影响了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在结构维度和认知维度的增量，但村民的收入满意度感知并未对任何维度的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带来显著影响。③实证检验发现，驻村帮扶政策的实施对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的形成只呈现间接影响作用，即主要通过影响村民的参与行为，来影响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的生成。未来，在开展驻村帮扶过程中要注重从提升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构建信任合作互惠的新型乡村社会、推动建立开放型的乡村网络结构等方面发力，为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增长提供保障。

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助推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以及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文章按照“概念辨识—类型及特征—演变阶段及驱动因素—效应与启示”的分析框架，剖析了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过程及规律，提出了乡村空间商品化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研究发现：①中国乡村空间商品化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为乡村空间权属与组织模式以及经济体制与发展路径的差异；其类型可划分为土地要素类、农产品类、乡村工业类、乡村旅游类、乡村贸易类等5个一级类及多个二级类；其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发展程度上具有东部沿海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②乡村地区在内生发展需求及外部环境的共同驱动下进行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的生产，并伴随消费乡村的力度不断增强，促使乡村空间商品化发生阶段性演变，其程度得到不断提高。③乡村空间商品化具有促进乡村多功能转型，提高乡村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及收入增加、农耕文化传承与保护、乡村三产融合、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乡村社会文化交流与融合等正面效应，但也具有导致乡村空间产生“创造性破坏”、城市资本主体“强势分利”对普通农户产生排斥、乡村原有社会关系空间破碎化等负面效应。④推进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深挖消费乡村潜力的重要手段，但需出台相关政策、完善规划、加强监督，防止乡村空间商品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文章将黑土地保护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三类，基于5县区297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据研究了黑土地保护政策工具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效果，进一步检验了作用机制与地理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黑土地保护政策工具及其组合在综合效果上实现了“创新补偿”效应，显著提高了农业GTFP。②需求型政策工具对农业GTFP促进作用的边际效应最大，环境型次之，供给型最小。目前，政策工具使用比例中需求型占18.8%、环境型占30.0%、供给型占51.2%，表明市场机制作用效率高于政府直接干预。③黑土地保护政策工具对农业GTFP的影响具有地理空间异质性，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的边际效应为克山县>总样本>龙江县；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边际效应为北林区>克山县>龙江县>总样本>兰西县>依安县；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边际效应为克山县>龙江县>依安县>总样本>兰西县>北林区。④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供给型政策工具通过推动规模经营、需求型政策工具通过拉动市场参与、环境型政策工具通过影响风险感知促进农业GTFP提高。

文章以粤西地区县域为研究对象，利用2012—2022年的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耕地流转指标体系降维重归类，利用地理探测器和ArcGIS Pro等工具研究了粤西地区耕地流转的分异特征、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粤西地区的耕地流转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异，呈现“西部高、中部一般、东部低”的三级空间格局，但中部和东部区域的耕地流转差异趋于缩小，不平衡性减弱。②单因子条件下耕地面积、户籍人口、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耕地灌溉面积等指标的解释力明显优于其他指标，双因素交互作用下耕地面积和农业生产总值之间的交互作用最为明显。③粤西地区耕地流转的地理空间分异是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农村人口和农业投资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章基于1996—2021年地理标志产品数量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剖析了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的时空变化特征；同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刻画了地理标志产品地区差异，并采用标准差与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σ收敛与β收敛。结果表明：①中国各城市地理标志产品核心区完成了由西北向东南的动态转移，并形成了密集聚集地带。②各城市总体差异呈“先升再降”的波动趋势；组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③八大经济区中，仅大西北经济区存在σ收敛，全国及八大经济区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各城市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各不相同，各外生性因素对地理标志产品发展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题中之义,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文章遵循“微入宏出”的逻辑进路,在阐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时代语境与使命的基础上,从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理清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逻辑,并从系统思辨、过程与格局、流机制、主客体要素配置和政策优化与保障机制阐释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问题,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同时,还从建设主体、建设客体、建设载体3个维度回答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时代之问,以期为形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方案提供实践借鉴。

阐明耕地系统健康各影响因子的作用机理,可为准确诊断耕地系统健康状态和耕地精细化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文章以东北典型黑土区克山县为研究区,利用小波相干模型,测算耕地系统健康影响因子相干系数,采用小波相干谱和相位角,明确影响因子作用大小、方向与范围,揭示了耕地系统健康影响因子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影响耕地系统健康比较显著的因子有全氮、有效磷、降水量、温度、土壤侵蚀、有机质、黑土层厚度、农业劳动力、耕地投入、pH值和土壤质地。②耕地系统健康影响因子的作用大小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耕地系统内部因子影响显著,耕地系统垂直方向上因子影响减弱,水平方向上因子影响增强。③研究区耕地系统健康影响因子在采样线不同样段影响大小、方向不尽相同,正向影响作用显著的因子,系统健康需求量高,增加该因子投入强度有利于系统健康,反之则反。总之,阐明东北黑土区耕地系统健康作用过程和作用机理,是耕地保护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可为耕地系统精细化管理、制定和完善耕地保护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解析城市土地开发与碳排放绩效的耦合关系,对于实现土地开发与碳减排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江苏省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量化各市2003—2021年城市土地开发指数,运用超效率SBM模型评估其碳排放绩效;继而采用耦合协调模型与脱钩模型分析城市土地开发指数与碳排放绩效的耦合关系,并用灰色关联模型识别了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2003—2021年,江苏的平均城市土地开发指数先下降后上升,各市间的差距不断缩小。②江苏的平均碳排放绩效波动上升,在空间上呈现由“东高西低”向均衡发展转变的格局。③江苏城市土地开发与碳排放绩效的耦合协调度由2003年的0.531波动上升至2021年的0.642,且在2020年后稳定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在研究时段后期,有9个城市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南京、连云港和淮安处于磨合过渡阶段,常州处于失调衰退阶段。此外,强负脱钩与强脱钩是研究区的主要脱钩状态。④土地开发规模和经济化开发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较大,土地社会化和生态化开发的影响则较弱。最后,根据城市土地开发各指标的影响程度,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可为促进城市土地低碳开发提供指导。

宅基地退出是当前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引导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对于实现耕地保护、促进城镇化进程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以江苏省宿迁市595份农户问卷调研数据为样本,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及代际差异。研究发现：①行为态度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新生代农民更容易受行为态度的影响;新生代农民更加注重子女的教育,而老一代农民更加关心居住环境。②主观规范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新生代农民更容易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尤其是亲朋好友的影响。③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其对老一代农民影响更大;老一代农民在宅基地退出意愿上更关注存在的风险和社会保障,新生代农民则更加关注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政策。④3个潜变量中对新生代农民影响最大的是行为态度,对老一代农民影响最大的是感知行为控制。基于此,提出应关注不同代际农民的差异性,提供更多的沟通途径,完善宅基地退出补偿评估制度,着重解决新生代农民子女教育和老一代农民养老问题,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等建议。

特定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核算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湘江源头潇水流域为例,基于2010、2015和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采用修正系数的当量因子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潇水流域ESV时空动态变化特征,探索ESV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以及各驱动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2010—2015年潇水流域ESV呈下降趋势,2015—2020年潇水流域ESV有所上升。②研究区内ESV高值区沿潇水呈线状分布格局,空间分布存在显著集聚效应,但集聚效应有逐渐减弱的态势。③潇水流域ESV空间分异受自然和社会经济因子的耦合作用,其中人为影响综合指数对ESV的空间分异影响最大。

深入探讨乡村活力的基础理论与测度方法,对于提升乡村活力、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系统论视角构建了乡村活力的理论框架,提出了科学识别乡村活力空间类型的方法体系,应用乡村活力指数测算方法与回归模型,结合江苏丰县案例开展了村域尺度的乡村活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乡村活力是乡村地域系统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转变、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化的外在表现,体现于乡村地域系统的自组织演化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过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是否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能否有效地影响外部环境及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是研判乡村活力水平的重要标准。②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域系统到达成熟阶段,具有高活力水平、强再生能力的一种发展状态;不同演化阶段的乡村地域系统依赖于差异化的外部干预,乡村振兴战略可为提升乡村活力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撑。③以乡村五大振兴作为参照,从经济、人口、文化、生态与组织5个维度构建乡村活力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模型评价+系统筛选+专家修正”的乡村活力空间类型识别技术流程与方法体系。④案例区村域尺度乡村活力评价与空间识别研究表明,乡村活力空间格局呈现出局部集聚的态势;村庄空心化制约乡村总体活力,而就业非农化率、耕地流入率、乡镇政府驻地及与政府驻地的连接、公交通达性等因素促进了乡村活力提升;将案例区划分为7类乡村活力空间类型,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依据乡村振兴战略内涵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十大城市群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及各维度发展指数,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及SDM模型考察了各城市群乡村振兴水平的差异来源与贡献、分布动态与演进趋势及空间β收敛性。研究发现：①各城市群整体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不高,地区间呈现非均衡性特征。②各维度中生活富裕指数发展较好,治理有效指数发展缓慢。③区域间差异是城市群区域差异主要来源;各城市群区域间差异呈现逐步缩小态势,空间上极化现象较为严重,除珠三角城市群外,其余各城市群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向上转移概率均小于向下转移概率。④全国乡村振兴存在绝对β收敛趋势,与绝对β收敛相比,研究期内条件β收敛速度有所放缓。据此,提出在提升城市群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同时,应注重城市群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