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2005—2021年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284个地级市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分析生态环境质量的分布动态与区域差异，同时借助变异系数法和MLE估计法检验其可能存在的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影响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生态环境质量收敛性的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生态环境质量始终呈“东高西低、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②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基尼系数波动上升，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最大，且具有扩大趋势。③全国整体与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除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外，其他区域存在明显的双峰现象，具有两极分化特征。④各综合经济区生态环境质量差异未出现σ收敛，但呈现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且在控制变量影响下，β收敛过程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研究对象，探讨2006—2022年大别山革命老区47个县（市）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适配的时空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并利用SD模型对乡村人居环境和居民福祉及其适配度进行了仿真预测。结果表明：①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水平持续提升，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②大别山革命老区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水平的适配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鄂豫皖三省之间发展存在差异。③基础设施完善是提升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和居民福祉水平的核心驱动力，经济发展、生态建设及公共服务优化可协同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居民幸福感。④经济发展型和资源发展型路径表现突出，稳定发展型和文化发展型在居民福祉上保持高水平，而人口发展型表现较弱，且三省最优路径选择存在分化。据此，建议强化农业机械化水平，完善文化福利设施，实施差异化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发展路径选择，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助推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全面振兴。

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正向多元化发展模式转变，乡村运营已成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共生理论框架，以长三角地区26个典型村为例，对乡村运营绩效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路径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①单一条件并不构成乡村运营高绩效的必要条件，资本投资、集体治理和产业转型在组合效应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②5种主要共生路径为政企合作下产业升级型、集体主导下技术驱动型、村企合作下产业驱动型、村企合作下产业技术驱动型和多方联动的资源利用型。③资本投资和产业转型之间存在互补关系，集体治理与政府支持、资源禀赋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且集体引领和治理能力是破解乡村运营资源困境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应在整体共生的视角下，关注运营要素的协同适配与因地制宜策略的结合，研究结果为新时期乡村振兴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聚焦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或老龄化、女性化、少儿化、低学历化某一方面难以刻画农业劳动力变化的整体特征及其与农业机械化的耦合关系。文章通过构建农业劳动力弱质化和农业机械化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2003—2023年中国省域农业劳动力弱质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状况；继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两者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象限图模型揭示了两者耦合协调变化下省域粮食生产的演进路径；最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农业劳动力弱质化和农业机械化耦合协调度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中国农业劳动力弱质化呈现出2个阶段的变化：2003—2009年波动下降，2010—2023年稳步增长，而农业机械化水平则持续提高。②2003年农业劳动力弱质化和农业机械化耦合协调度呈现由西向东递减的空间特征，2009年演变为同时具有由西向东递减和由南向北递减的变化特征；2015和2023年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模式分别出现明显退化和大幅提升。③2003—2009和2010—2015年2个阶段，60%以上的省份农业劳动力弱质化和农业机械化耦合协调度降低，但粮食产量增加，而2016—2023年则相反。④2003—2009和2010—2015年农业劳动力弱质化和农业机械化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对粮食生产的空间溢出作用显著为正，但在2016—2023年则转变成显著为负。

文章基于2009—2022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从发展规模、运行效率、成长能力3个维度构建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障碍因子模型等方法分析中国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区域差异、演变趋势及主要障碍因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识别了核心驱动因子。研究发现：①中国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省际差异显著但呈逐步收敛趋势。②中国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水平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演变的主导因素。③成长能力维度是评价体系的关键，其中农业保险赔付增长率、保费补贴增长率及保费深度构成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④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受多因子交互驱动，因子间交互效应普遍强于单一因子作用，其中农户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因子，并通过互作提升其他因子的影响力。最后，文章从因地制宜施策、促进区域协调、加强技术流通、提升农民教育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助力中国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提升长江退捕渔民生计恢复力是防范和避免生计转型中致贫返贫倾向的关键。文章以湖北、湖南和江苏3省14个县域的退捕渔民为研究对象，以恢复力—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构建长江退捕渔民生计转型后多维相对贫困指标测度体系，实证检验生计恢复力对不同生计行为退捕渔民相对贫困的影响。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测算生计恢复力不同维度层下属指标对退捕渔民“扩张型”生计和“迁移型”生计行为减贫效应影响显著性及具体程度，并借助解释结构模型和交叉矩阵相乘法进一步探索显著性影响因子的关联层次结构和逻辑机理。结果表明：①退捕渔民生计恢复力能够有效缓解扩张型和迁移型生计行为下的相对贫困，即对渔民生计行为减贫效应有显著影响。在进行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②不同禀赋特征对退捕渔民减贫效应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影响显著的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指标对扩张型行为减贫的边际效应高于迁移型生计行为，就缓冲能力而言，扩张型生计行为减贫效应需要较多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支持，迁移型生计行为则更依赖于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③退捕渔民生计行为减贫效应的显著影响因子共12个，可划分为3个层次。在“扩张型”生计行为中，退捕渔民健康状况和拥有的自然基础是深层驱动力因素；而“迁移型”生计行为中，退捕渔民教育水平和金融资本积累是深层依赖性因素。

非农就业是农户在遭受自然灾害冲击后，为平滑家庭消费并维持家庭生计可持续性的重要应对策略之一。文章基于河南省微观调查数据，探究自然灾害冲击与农户非农就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检验了不同政府赈灾措施对非农就业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自然灾害冲击正向影响农户非农就业，即使通过替换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依然成立。②从异质性看，自然灾害冲击对集体经济薄弱村以及平原地区农户的非农就业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③从影响机制看，自然灾害冲击通过减少农业收入和加剧正规信贷约束，正向影响农户非农就业。④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政府赈灾措施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灾时救助负向影响农户非农就业，但随着自然灾害冲击增强，其负向影响减弱；而灾后重建项目的跨区务工距离负向影响农户非农就业，表现在随着务工距离增加，灾后重建对非农就业的推动效果逐渐减弱。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三农”中的核心问题，而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的创新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重点，对于城乡要素的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实现都十分关键。文章构建了“政府主导宅基地流转政策工具—宅基地功能转变、重组—劳动力多渠道转移”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典型案例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成都市先锋村进行结构式访谈和案例纵向深度分析，剖析了政府主导宅基地流转政策实施后农村劳动力的多渠道转移就业的情况。研究发现：政府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分别通过货币、住房安置补偿，节余建设用地指标为现代产业供地，庭院和仓储设施的变化等“政策工具包”，透过财产功能积累效应、财产性收入的慵懒效应、土地要素与产业联动效应以及生产经济功能的弱化效应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外出转移、本地转移和返乡回流就业等多种转移路径。据此，建议应有效组合政府在宅基地流转过程中的各种政策工具包，实施有效的住房和货币补偿形式，促进宅基地集约化为当地产业提供土地要素供给，着力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给，为产业建立和农户的就业发展提供条件和基础。同时，减少宅基地因生产经济功能的弱化对农户生产生活和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多渠道转移就业。

文章在解析土地绿色利用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机理基础上，基于2012—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数据，运用SBM-DEA模型、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Tobit模型方法，对大湾区土地绿色利用和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时空格局及二者的时空交互关系进行了测度分析。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大湾区土地绿色利用、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上呈上升趋势，时空层面分别表现出非均衡交错分布及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不均衡演进的格局特征；②土地绿色利用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水平呈阶段性波动上升趋势，经济发展、实际利用外资、科技和资源承载水平对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驱动，收入、教育和生态环境水平表现出时间滞后的正向驱动作用；③土地绿色利用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地均第三产业产值和人口密度对新质生产力正向影响显著。针对大湾区具体情形，提出了以土地绿色利用推动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战略与优势驱动、因地制宜与协同合作的发展策略。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指标评价体系分析了2013—2022年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双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快速提升，但整体发展不均衡，呈“东高西低”分布态势，且中国各区域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呈现固化状态。②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但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效果的区域排名依次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③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呈现加速减弱的趋势。④数字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金融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文章基于县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据，并与2013、2015、2017和2019年4轮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相匹配，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基于ArcGIS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地理金融密度分析发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空间分布存在省级差异和地区不均衡，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③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可以通过提高农村家庭的信贷可得性促进农村家庭增收。④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均能助力农村家庭增收，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效果不显著。⑤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家庭收入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和非中心城市的区县。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增收效果主要体现在对低物质资本家庭和低人力资本家庭的“雪中送炭”作用，而对高物质资本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的“锦上添花”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为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可持续增长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新的学理支撑和经验证据。

研究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可为促进农村土地可持续利用、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决策依据。文章基于“推—拉”理论构建“推力系统—拉力系统—中间障碍系统”框架，以武汉市郊区实地调研的211份有效问卷为样本，运用AMOS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解析了游憩功能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武汉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呈“驼峰型”圈层特征，双峰值分别位于距离市中心20~30 km 及50~60 km的圈层，对应着1~2 h游憩出行的优势区位。②推力系统、拉力系统和中间障碍系统都对武汉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需求规模、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等是影响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重要因素。

文章基于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和地貌数据，以8155个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量化地形地貌指标，并结合统计学与空间分析方法，揭示了地形要素对传统村落空间布局模式及其集中连片特征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县域分布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②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域的分布与我国主要山体走向具有高度一致性。③社会经济因素并非传统村落集中连片格局的主导性决定因素。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村落的形成机制及其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科学规划与保护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文章以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新质生产力与耕地系统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灰色关联度模型，剖析了2010—2023年其新质生产力与耕地系统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平均新质生产力水平表现为波动上升，在空间上呈南北高中间低、东西差异减少的多极收敛格局。②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平均耕地系统韧性指数表现为较平稳的持续上升过程，空间上表现为“南北梯度差”与“东西迁移带”的复合态势。③不同粮食主产区新质生产力与耕地系统韧性耦合协调度呈现为波动上升，并稳定步入“优质协调”的演变态势，空间上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特征。④耕地系统的抵抗能力和适应能力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相对较高，恢复能力的影响力相对较弱，但在江苏省仍处于重要的影响地位。研究结论可为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与提高耕地系统韧性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借鉴。

和美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为农旅融合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制度实验场景。文章基于“供给—需求”视角讨论和美乡村建设对农旅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21年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与市级层面宏观数据交叉匹配，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探究了和美乡村建设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和美乡村建设显著促进农旅融合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农旅融合发展水平相应提升0.042个单位。②乡土文化氛围提升在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农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农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国方案，对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大都市城乡结合部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先行区，在城乡融合视角下探讨城乡结合部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发现：在理论机理方面，“要素—结构—功能”三者间互动是理解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形成机制方面，城乡结合部是城市规模扩张及寻求利益更大化的“推力”和外围农村谋求发展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问题探析方面，大都市城乡结合部“乡村病”是一种“城乡综合病”，集中体现在“人”“地”“业”等方面以及由此引起的乡村功能紊乱和空间治理问题；在路径探索方面，基于城乡融合视角提出乡村振兴的推进路径为：大都市城乡结合部振兴需要内源和外源动力共同驱动，即通过城乡要素融合和乡村结构优化，重构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社会和文化功能。

文章在测算2008—2022年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贡献度与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析了其粮食安全贡献度与农业技术创新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贡献度呈现先增后减的时序变化特征，省域粮食安全贡献度差异较大，其中黑龙江的贡献度位居榜首，河南紧随其后，江西与辽宁在粮食安全贡献方面相对较弱，处于较低水平。②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技术创新呈现先增后减并逐渐趋于稳定的趋势，其中黑龙江农业技术创新水平最高，山东农业技术创新水平最低。③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贡献度与农业技术创新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基本维持在0.28~0.65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非同步特征，其中黑龙江耦合协调度最高，辽宁耦合协调度最低。④不同驱动因子对粮食安全贡献度与农业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度的解释力不同，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和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是两者耦合协调的关键驱动因素。

考虑到农村电商已经成为“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重要渠道，且许多地理标志主产区鼓励农户接入农村电商，有必要探究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及其作用机制。文章基于京东平台上大米产品的实际交易数据，采用特征价格模型准确地估计了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并从在线声誉和可追溯性的角度验证了地理标志产生线上溢价的间接路径。 结果表明：①地理标志能够产生线上溢价，但线上溢价随价格区间的上升而下降。②地理标志有助于积累良好的在线声誉和促进产品追溯码的使用，进而产生线上溢价。③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在地理区划上具有异质性，来自西部地区或非粮食主产区的地理标志大米能够产生更高的线上溢价。④富硒、低蛋白和胚芽等功能性标签会降低地理标志的线上溢价，但没有证据表明有机认证会对地理标志形成替代。

国土空间多功能格局及其冲突关系识别，是推进空间统筹协调与高效利用的基础。文章基于协同—竞争视角，构建农业、城镇和生态三类功能的适宜性评估体系，采用三角模型识别空间单元的相对优势多功能类型，并通过冲突诊断矩阵定量测度多功能类型分别与土地利用现状及国土空间规划之间的冲突。选取山东省莱州市为研究区，以六边形格网为基本评价单元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农业、城镇和生态功能适宜性指数分别为0.60、0.51和0.54，农业适宜区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城镇适宜区在中部集聚，生态适宜区在东西两侧分散分布。②多功能类型以农业—城镇多宜型为主，沿东北—西南方向形成带状分布，生态优势型次之，主要分布在沿海及西部山林地带；评价单元多功能适宜性指数总和随高程、海岸线距离、城镇中心距离及道路距离等要素呈非线性变化。③现状冲突整体处于较低至中等水平且呈离散分布，规划冲突高于现状冲突；规划在18.69%区域缓解现状冲突，而19.12%区域因多功能协同不足或功能错位可能导致冲突加剧。建议强化多功能空间协同优化，推行动态冲突监测与分区调控机制，为提升国土空间精细化治理提供参考。

揭示耕地多功能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是制定可持续耕地管理政策、保障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基础。文章采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结合GIS技术，从经济生产、社会保障以及生态维护3个维度对2012、2017和2022年湖南省洞庭湖地区耕地多功能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①2012—2022年，洞庭湖地区耕地经济生产功能整体为增强态势，呈“西高东低”的格局；耕地社会保障功能在洞庭湖地区西部增强明显，整体呈“中部、西部高”的特征；耕地生态维护功能的高值区逐渐呈集聚态势，表现为“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耕地综合功能则表现为西部、西南部持续增强的特征。②耕地多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城市化率、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地形起伏度、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非农产值比、耕地有效灌溉率、人均GDP、坡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耕地功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区域人口特征是重要因素，区域自然条件是基础因素，各因子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增强型交互作用，体现出洞庭湖地区耕地多功能时空演变影响因素与机制的复杂性。

在全面推进农业生产绿色转型背景下，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EBM模型和计量分析方法探究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AGTFP）的影响机理、路径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2010—2022年全国及省级层面AGTFP整体均呈上升趋势。②农业社会化服务显著提升了AGTFP，且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③农业社会化服务会通过推动农地规模经营、农业专业化分工及农业绿色技术水平提升等路径促进AGTFP增长。④农业社会化服务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能够带动本地及其周边地区AGTFP提升。最后，提出应充分认识到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生产的提质增效作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农地规模经营、专业化分工、绿色要素运用及空间溢出效应，全面推进农业生产绿色转型。

农旅融合以良好的生态农业资源为基础，有助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并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助推农业绿色发展。文章基于2008—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借助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农旅融合水平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农旅融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AGTFP）和农旅融合水平（ILAT）均具有较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鉴于AGTFP的动态持续特征，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可较好地揭示二者的关系。②农旅融合对AGTFP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性。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中，中部地区的直接效应最强，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最显著。③农旅融合对AGTFP的影响存在较为突出的阶段性和经济依赖性特征，体现出典型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农旅融合对AGTFP的影响效应随着农旅融合水平的提升而呈现双重门槛特征。另外随着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这一影响效应具有单一门槛特征。研究结果为促进农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以提高AGTFP、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文章基于2007—2021年全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低碳城市试点对工业用地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低碳城市试点对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和“三高”特征企业用地出让面积占比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该试点对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的影响不显著。②异质性分析显示，由于城市资源禀赋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的不同，低碳城市试点对工业用地配置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③空间效应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对经济相邻和地理相邻城市的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均具有负向影响，同时与地理相邻城市的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以及经济相邻城市的“三高”特征企业用地出让面积占比均具有负相关关系。据此，提出要充分发挥低碳城市试点对优化工业用地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因地制宜地完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体系，统筹推进试点城市及相邻地区的绿色低碳与协同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能突破金融时空限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和优化资本配置，是推动乡村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项分类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显著促进了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其中使用深度的推动效应最强，覆盖广度与数字化程度次之。②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分类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乡村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显著强于低水平地区。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刺激资本增密型农业科技投入和生产效率提升，驱动农业技术进步，从而赋能乡村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未来应着力优化乡村数字普惠金融的供需匹配机制，推进产品创新；同时提升农业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能力，全面促进乡村产业结构升级。

直播电商作为新兴的营销渠道，是推动农产品上行的重要途径。文章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直播电商平台抖音为研究案例，借助机器学习技术与数据挖掘技术，收集直播电商相关数据4.3万条、867个观测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综合分析了在主播个人特征、主播活跃特征、直播人气特征、直播店铺特征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下，直播电商对农产品销售效果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主播个人特征、主播活跃特征和直播人气特征能有效推动农产品销售效果提升。②关注用户数能够显著促进农产品直播电商销售效果，主播个人特征、主播活跃特征与直播人气特征在关注用户数中介变量的作用下，有利于促进销售效果。③不同的粉丝量级的直播间对农产品直播电商销售效果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主播个人特征随着粉丝量级增加，对销售效果影响越大。同时，主播活跃特征、直播人气特征和关注用户数对销售效果影响程度也可能出现逆转，其原因在于粉丝成熟度、等待成本及消费观念存在区别。最后，文章从政府、平台、主播等方面提出优化直播电商模式、推动农产品销售以及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来自微观层面的决策参考。

乡村回流人口是建设农业强国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力量。文章利用重庆市奉节县的农户调查数据，针对山区农户生计的特殊性，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基础上引入“空间资本”，深入研究返乡农户的生计策略、资源配置及结果特征，并探讨了其生计可持续能力的类型差异。结果表明：①返乡农户的生计类型选择呈现明显的非农化倾向，优先序为：非农业型>非农业主导型>纯农业型>兼业型>农业主导型。②返乡农户的生计策略更具灵活性与多样性，其生计多样性指数普遍高于全村均值。③不同生计类型的返乡农户在资本组合与禀赋上差异显著，其中纯农业型与农业主导型的物质、人力、金融资本积累高于全村同类型农户，而兼业型农户的空间资本更具优势。④基于“生计资本禀赋”与“生计多样性指数”2个维度，可将返乡农户划分为更新型、进取型、失落型、自主型四类，其中更新型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强，自主型次之，进取型具有发展潜力，失落型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标准”是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监测评估、实施管理的重要制度基础和技术依据，而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和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则是国土空间治理领域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文章通过分析认为,现有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存在数量少，部分标准质量低且实用性不强，标准体系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和生态文明时代高质量发展，以及数字化和系统化治理的需求。为此，亟需促进国土空间规划与标准科学理论及技术方法的深度融合，进一步规范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的对象、明晰各类标准的层级和功能定位、完善标准体系，构建纵向包括“总体通用—子体系通用—门类通用—子门类专用”四级层次，横向包括“规划编制”“规划审查”“体检评估”“实施监督”序列结构的标准体系，为制定和修订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标准提供指引。

揭示土地出让价格对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作用机制是纾解国土空间冲突的逻辑基础。文章采用地学图谱、综合地价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刻画了长三角地区2007—2022年国土空间格局和土地出让价格的演变过程，并应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土地出让价格对国土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和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城乡建设空间增加19026.82 km²，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态服务空间分别减少9231.95和9794.86 km²，国土空间格局演变过程由农业生产空间转为城乡建设空间和生态服务空间转为农业生产空间主导；②长三角地区土地出让价格快速上涨，形成东西分化的地理格局，其中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市下辖的县域土地出让价格增加值较高，安徽省西部的土地出让价格增加值较低；③长三角地区土地出让价格对城乡建设空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生态服务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未来应建立健全地域化、差异化和差别化的土地出让价格机制优化国土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