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Probit固定效应模型，结合县域基本公共服务POI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2014—2022年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空分布及其对农户脱贫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呈“东部领先、中西部滞后”格局。其中，基础教育均等化呈“中部收敛”态势，医疗卫生均等化呈现“沿海收缩—内陆抬升”格局，文体设施均等化则东部相对均衡、西部失衡。②从影响机制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提升农户健康与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脱贫质量。其中，医疗卫生均等化降低因病返贫风险、普及健康知识；基础教育均等化增强就业增收与抗风险能力，防止收入代际固化。③从异质性特征来看，基础教育对中年负担较重的农户、高学历农户效果更稳，医疗卫生对低学历、年轻及空巢农户作用更显著。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收缩重塑了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并产生了一定环境效应。文章从食物消费的碳—水足迹视角，运用生命周期评估（LCA）与固定效应模型，揭示了2000—2022年省域乡村人口收缩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省域乡村人口收缩具有缓解环境压力的作用，人口收缩显著降低乡村地区食物消费的碳—水足迹。②伴随城镇化发展，乡村地区食物消费的碳—水足迹呈递增趋势，膳食结构优化和消费模式转变有助于减缓碳—水足迹的增速，缓解食物消费对环境的负面影响。③预测结果表明，2022—2035年乡村食物消费的碳—水足迹将逐年下降。到2035年，中国乡村地区食物消费的碳足迹预测值为687.397 kg CO_2-eq，水足迹预测值为624.125 m³。研究建议合理引导人口流动，优化食物消费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降低乡村地区食物消费的碳—水足迹，促进乡村振兴与 “双碳” 目标协同发展。

环鄱阳湖区作为典型生态功能区，生态资源丰富，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区域。文章以环鄱阳湖区36个县域为研究对象，综合多源数据测度了其2005—2020年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水平，并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法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了二者的时空关联特征。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环鄱阳湖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水平均稳步提升，但后者呈现结构性分化，即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的增幅明显大于其他维度。②环鄱阳湖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水平均呈现“西高东低”的非均衡特征，二者的空间关联模式由空间错配转向协同集聚。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和结构非对称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促进作用最强，而对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则表现出空间分化。研究结论可为优化乡村振兴路径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文章基于生命周期评价视角，采用碳源—碳汇法核算了2000—2022年湖南省农田生态系统碳足迹，同时构建纳入交互效应的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_IE），揭示了其碳足迹时空分异与多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湖南省农田生态系统碳足迹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年际波动逐渐趋缓，空间上表现为自湘西、湘南向湘北、湘中和湘东地区递增的分布特征。②驱动因子效应存在显著时空异质性，农业生产集中度与农地经营规模表现为增碳效应，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科技进步与财政支农力度则呈减碳效应。③农业生产集中度与其他因子交互，可有效逆转其自身的增碳效应，实现协同减碳。文章从“规模—技术—政策”3个维度揭示了农田碳足迹的驱动机制，为湖南省差异化减排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并强调应通过多因子协同提升农业碳治理的精准性。

人口返乡有助于乡村地区人才振兴、产业创新，现已成为改变中国乡土社会以及影响城乡社会发展的新时空现象。文章基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中国民生调查数据，分析返乡人口职业转换与就业选择差异，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其行业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返乡前后的职业转换“走廊效应”显著，非农从业返乡群体的职业结构与返乡前保持高度连续性。②受教育程度越低、年龄越大的返乡人口归乡从事农业的占比越高，其行业选择与区域优势产业存在空间耦合特征。③返乡人口再就业的行业分布受到多元因素影响。青年高学历男性劳动力倾向于第二产业就业；乡村人均耕地和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对返乡人口非农就业中的第二产业的从业影响更大；地形、城市规模对返乡人口非农就业中的第三产业的从业影响更大。研究结果能够深化对返乡人口就业选择机制的认知，也能为人—地—业协调的乡村发展模式提供参考。

文章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了2008—2023年中国30个省域的发展水平，进而通过空间自相关刻画其空间关联格局，并综合障碍度与结构方程模型揭示其关键障碍因素和准则层间的结构性关联。结果表明：①2008—2023年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由0.201升至0.399，年均增长率达4.696%，并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梯度分布格局与“点—带—片”交织的空间结构。②从空间演变来看，全局莫兰值介于0.125~0.169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③准则层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共同富裕的障碍度年均值分别为25.867%、21.263%、17.913%、23.467%和11.490%。其中产业兴旺是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主要瓶颈，而治理效能不足则制约着西部地区的发展。指标层上，农业科技转化、乡村绿色化与农业生产能力是当前乡村振兴的核心障碍。④乡村振兴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纽带，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和乡风文明形成广泛关联。但值得注意的是，乡风文明对共同富裕和生态宜居的提升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未来，应重视关键障碍因子，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与绿色化发展，促进区域间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助力国家整体均衡发展，推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文章基于2007—2024年中国31个省域农产品加工业的面板数据，从抵抗恢复能力、适应调整能力、创新转型能力3个维度构建区域农业经济韧性综合指标体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及不同集聚模式对农业经济韧性产生的空间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有助于提升农业经济韧性，且对农业经济韧性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对适应调整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②从集聚类型看，专业化集聚和市场竞争程度对农业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负，多样化集聚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③异质性分析表明，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对农业经济韧性影响存在显著的产业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论为调整区域农产品加工业空间布局，提升农业经济韧性，实现以加工业集聚带动农业产业现代化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度数字乡村建设水平与农业产业链韧性，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空间溢出特征及门槛机制。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中国农业产业链韧性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并具有一定空间集聚特征；②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且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说明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能够增强本地区农业产业链韧性，也能够通过空间关联带动周边地区韧性提升；③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粮食主产区的直接促进作用显著，非粮食主产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两类区域均表现出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④技术市场发展水平在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业产业链韧性的过程中具有门槛约束作用，只有当技术市场发展水平跨越较高门槛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产业链韧性的促进效应才会显著释放。研究认为，应统筹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强化区域间数字协同、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数字赋能策略，并加快培育技术市场，以更充分发挥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产业链韧性的赋能作用。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空间载体，“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政策为美丽中国的量化表征与动态协同探索提供了新视角。文章依托多源遥感影像与统计数据，构建县域尺度精细化时空表征的美丽中国建设指数（BCII），并从空间和时间双重视角研判“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特征。研究发现：①BCII指数呈U型演化趋势，并以2012年为拐点；县域尺度下空间集聚明显，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分异规律，长三角、珠三角及海南岛区域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高值集聚区，西北边疆地区多为低值区。②空间协同上，生态环境要素（降碳、减污、扩绿）间协同普遍优于经济与该类要素的协同，涉及增长的三组关系高水平协同空间单元均不足5%，多数区域呈空间不协同或低水平协同状态。③时间协同上，两两要素间协同，生态环境要素内部以双向协同为主（“降碳—减污”和“降碳—扩绿”），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要素协同差异显著，“增长—降碳”的双向不协同关系需要破解，四要素总体协同呈稳步上升趋势。研究深化了美丽中国建设内部要素协同演化的科学认知，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美丽中国建设的分类施策与区域协同提供了实证支撑。

诊断黄河流域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系统的短板、脆弱区域，揭示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提出基于关键区的实践靶点，是立足于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实施差异化流域治理的基础。文章以黄河流域360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识别了乡村人—地—业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分异与关键区，探索了人、地、业三者间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乡村人—地—业系统脆弱性总体表现出业系统>人系统>地系统；区域内脆弱性存在明显分异，可分为上游H-H-H型、前套平原H-H-N型、上游N-H-H型、下游H-N-N型、上中游N-H-N型5类关键区。②业系统脆弱性减轻主要受到人系统的饮水安全保障、健康服务能力的作用，而致脆因素则受地系统的水土流失、自然灾害、年最大NDVI及人系统的人口流失程度的影响。③农业基地化、产业园区发展对各关键区人系统脆弱性均有减轻作用，其中第一产业占比因子具有正向致脆作用，自然灾害程度、气候适宜程度在空间上均表现出正、负向两种作用。研究以关键区脆弱特征与影响因素为基础图谱，为制定差异化的降低脆弱性策略与治理行动提供了实践参考。

文章构建乡村社区生活圈公共设施供需分析框架，基于POI、人口和立体房屋等多源数据，分析了南京市乡村社区人口分布特征与生活圈公共设施配置格局；在此基础上，面向乡村不同居民群体需求，构建多人群胡弗三步移动搜寻法，评估了南京市乡村社区生活圈不同类型公共设施的供需水平，提出了南京市乡村社区生活圈分区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南京市不同类型公共设施供需水平差异较大，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院、初中和农业设施等可达性较好，而乡村公共厕所、老年助餐点、超市和公园绿地等设施的可达性较低；②乡村社区生活圈公共设施供需水平具有典型的圈层效应，其中扩展生活圈最高、便捷生活圈次之、基础生活圈较低；③基于不同类型生活圈公共设施供需水平评价，共划分出基础保障区、品质提升区、特色引导区和协同优化区四类区域，并针对性地提出分区优化路径，为乡村社区规划和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

破解土地细碎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亟需以社会化服务为枢纽撬动小农户协同转型。文章以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2020—2022年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同群效应如何影响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程度。研究发现：①村庄层面存在显著同群效应，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程度随同群效应的增强而提高。②农户偏好具有关键调节作用，风险偏好显著削弱同群效应的传导强度，而时间偏好则强化同群效应的传导强度。③从作用机制看，同群效应通过驱动劳动力非农转移提升收入，进而助推服务采纳。④从异质性看，同群效应在非创业户中作用更强，且特色产业村的同群效应影响力弱于产业基础薄弱村。因此，构建高质量的社会网络、打破农户信息获取壁垒、完善市场信息传导机制、制定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广政策等措施应是提高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程度的有效手段。

文章基于马克思生产力三要素理论，构建涵盖农业新质劳动力、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评价体系，利用2014—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布特征，并综合运用双固定效应、门槛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其增收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稳步提升，受新经济地理向心力驱动，呈现“东部领跑、中西部追赶”的梯度格局。②资源禀赋调节作用显著，粮食主产区增收弹性高于非主产区；东部因经营性收入占比过低且机会成本高企，呈现阶段性“增产不增收”的转型悖论。③城镇化对增收效应存在单一门槛，跨越临界点后，驱动模式由内部提效转向县域融合发展与城市群辐射带动的系统赋能。④空间溢出效应在增收贡献中占主导，凸显跨区域供应链联动与数字技术扩散的“公共品”属性。据此，提出构建“国家—省域—县域”三级联动政策体系，针对自然禀赋实施差异化适配策略，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文章以洞庭湖地区为例，构建“县域—乡镇—格网”三级尺度分析框架，综合运用InVEST模型、相关分析、岭回归等方法，系统分析2000—2020年生境质量、产水量、土壤保持、碳储存和粮食供给5项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揭示其权衡/协同关系的尺度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洞庭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分异显著，生境质量与碳储存呈下降趋势，土壤保持与粮食供给稳步提升，产水量波动上升。②洞庭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具有尺度依赖性，县域尺度以协同为主，乡镇尺度部分服务对出现关系的方向转换，格网尺度则表现为局部权衡冲突与空间异质性。③驱动机制呈现规律性尺度递变特征：县域尺度由人类活动与自然因子共同主导，乡镇尺度转向以自然因子主导、人类活动协同作用，格网尺度则以自然主导、人类活动局部干扰为特征，整体表现为人类活动影响随尺度增大而增强，自然因子作用随尺度细化而凸显。研究从多尺度视角揭示了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的层级规律及其驱动分异，为洞庭湖地区及类似大湖流域的差异化生态管控与国土空间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高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是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文章以河南省郑州市近郊区韩寺镇和黄店镇为例，基于43个行政村的248份土地流转调研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从农户和村域两个层次深入分析了中部特大城市近郊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结果表明：①中部特大城市近郊乡镇土地流转类型单一、流转规模小且期限短、农户流转意愿不强、组织化程度不高且市场化程度低。②农户自身家庭禀赋对其土地流转意愿起到决定性作用，村域层次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程度超过7%。③与东部地区的都市近郊乡镇相比，中部地区特大城市郊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农户的离农化程度低，兼业化特征显著，土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有待提升。因此，应综合施策，从改善农户家庭禀赋与强化村域集体引领两方面入手，有效激发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从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文章在深入分析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从信息化、智能化、市场化和绿色化4个维度构建了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继而利用2011—2021年广东省及其2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水平以及时空格局和驱动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①广东省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地域分布表现为珠三角>粤西>粤东>粤北，而提升速度呈现粤东>珠三角>粤北>粤西，各维度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②广东省及四大区域内部城市间的发展水平绝对差异扩大，其中珠三角和粤北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极化特征。③广东省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正向集聚趋势不断增强，但大部分城市间关联较弱，形成孤立发展态势。④影响这种时空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人均GDP、城镇化率、互联网普及率、城市创新指数等，且这些因素间交互作用明显大于单个因素作用，特别是互联网普及率和城市创新指数的交互作用最为显著。

文章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系统分析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理论基础和逻辑机理，构建了包含确保粮食安全、建设生态文明、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兴旺引领、传承传统文化、惠及民生6个子系统37项指标的区域农业现代化水平测度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熵权法和杜宾模型测度了2015—2023年30个省份及其子系统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及发展趋势，并测度了农业现代化水平影响因素作用成效。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综合值从2015年的0.496提升至2023年的0.614，总体呈稳健发展趋势；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整体偏低，农业现代化水平地区之间差异显著；由于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容易被忽视，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协调机制难以有效形成；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对区域农业现代化水平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最后，文章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为促进乡村振兴视域下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驱动农业碳减排，实现农业低碳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农业新质生产力助力农业碳减排的效应及作用机制，并分析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农业新质生产力显著促进了农业碳减排，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粮食主产区和地势陡峭区的碳减排效应更显著。②机制分析发现，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促进农业技术创新、缓解资源错配与加快农业产业结构升级赋能农业碳减排。③进一步分析表明，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碳减排具有非线性影响，当农业产业集聚在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碳减排促进效应更强。最后，提出应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坚持“因地制宜、分区分策”，积极推进农业数智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等对策建议，助推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在全球变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农业系统同时面临减排压力与气候脆弱性挑战。文章系统测度了2000—2023年中国省域极端气候与种植业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并利用XGBoost-SHAP模型揭示了二者的整体影响、个体效应及协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中国极端气候风险指数从36.35增长至44.89，呈现“极端高温加剧、干湿双增”态势，且高值区集聚于环渤海，整体呈现出“东北—西南”递减格局。②中国种植业碳排放总量从2000年的6161.91万t增至2023年的7797.64万t，空间格局由“东南高、西北低”演变为“北部高、南部低”。③极端气候对种植业碳排放的影响贡献率达11.19%，其中极端高温、极端降雨和极端干旱与种植业碳排放呈正相关，而极端低温表现为显著的抑制效应。④多种极端事件的协同效应显著，其中高温—干旱及干湿交替组合会产生“1+1>2”的增排效应，而低温—干旱及低温—降雨组合则能通过抑制微生物活性和减少灌溉需求实现协同减排。因此，在当前极端气候威胁加剧的背景下，破解其引致的碳排放增长难题，已成为推动种植业向低碳高韧性转型的紧迫任务。

自然的商品化研究聚焦资本与自然关系的演变，旨在揭示自然被纳入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过程、机制及其引发的社会—生态后果。地理学作为该领域的先行学科之一，始终以人地关系为立足点，批判性地剖析资本在不同尺度上对自然进行支配的复杂逻辑，并深入考察随之而来的生态问题、社会不公以及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转型。文章系统梳理了近三十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关于自然的商品化的研究脉络，凝练出五大关键议题：生态系统服务的商品化与市场化、商品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与正义博弈、动植物的生命政治与商品化、自然商品链的去拜物教和自然作为能动者的“抵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国内相关研究可关注与深化的方向，以期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与案例启示。

在新疆干旱绿洲区，特色林果西梅快速扩张并逐步形成种植加工冷链电商一体化产业链，已成为乡村振兴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2023—2024年调查获取的发生点（主要来自栽培果园和引种试验点），选取生物气候、地形、土壤、土地利用、人类活动与人口经济指标等13个变量，构建并优化MaxEnt模型，同时结合XGBoost与SHAP解析关键因子的边际作用，系统分析和预测了西梅在新的潜在分布格局与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西梅原产地与引入地生态位变化的比较分析，刻画了其产业空间优化类型，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结果表明：①模型AUC均大于0.9，预测性能良好；新疆高生产适宜性栽培区主要集聚于南疆绿洲带，喀什、和田、克州一线，及阿克苏部分区域。②人口密度与最冷月最低温等因子贡献较高，表明自然气候约束与绿洲基础设施水平及市场可达性共同驱动西梅栽培扩张。③结合伽师县产业链发展实践，进一步采用县域生产适宜性分区统计与现状套合识别产业空间类型，其中伽师、莎车、疏勒、英吉沙、叶城为核心发展区；伊宁、霍尔果斯、哈密伊州及阿克苏等地，具备一定规模的中高生产适宜性但现状推广偏弱，为优先扩张区；库尔勒与于田以中等生产适宜性为主；乌鲁木齐水磨沟、沙雅、新和、新源、昭苏，阿勒泰、塔城等地，中高生产适宜性不足或与点位不匹配，可划为限制发展区并开展核验。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任务。文章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对两者衔接的科学内涵、联系框架与衔接机理、实践模式进行了探析和总结。研究发现：①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键在于不断破解乡村发展难题、补齐发展短板，既提升农村居民个人能力，又增强村庄整体发展实力。②应从主体、客体、载体、方式和渠道5个方面构建两者的衔接框架，以激发乡村内生动力。③结合我国区域差异，根据各地区的衔接重点、难点及特色，可凝练出城乡融合模式、产业经济模式、环境先行模式、文化发展模式和区域协作模式。④各地区应在构建地方衔接框架的基础上，依据资源禀赋和现实基础选择差异化发展路径，从而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文章基于城乡协同发展视角，构建城乡关联与乡村振兴耦合分析框架，运用哈肯模型和自组织映射网络技术（SOFM）识别大别山区县域发展系统的序参量，并据此进行了大别山区61个县域的发展类型划分及乡村振兴路径选择。结果表明：①2013—2023年大别山区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呈缓慢增长趋势，不同子系统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其中乡村子系统增长最为迅速。②大别山区河南省和安徽省县域发展系统序参量分别由乡村子系统和城镇子系统转变为城乡交互子系统，而湖北省县域发展系统序参量保持外源驱动子系统不变。③大别山区县域发展可划分为城乡交互子系统主导和外源驱动子系统主导2种类别，分别形成城乡融合型、农旅融合型、特色农业型和城镇引领型、要素聚集型、旅游开发型6种发展类型，并据此提出了针对性的差异化乡村振兴实践路径。

传统村落是乡村振兴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对象。文章综合运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三时段理论，以重庆市262个传统村落为样本，研究了先秦—1970年代传统村落的演变特征、历史模式与当代振兴路径。结果表明：①自然因素对传统村落演变的影响力居主导地位，表现为村落主处温暖区，分布趋势呈丘陵向山地、缓坡至陡坡、阳坡到多坡向、近江河向远江河、少雨区向丰雨区演替；人文因素的影响力则呈先降低后增强再减弱的趋势，村落随人口和城市的波动发展而发展。自然、人文因素的制约和耦合，最终形成重庆市传统村落分布两大格局，即中西部以商贸型为主、东部以农耕型为主。②基于“人—生产—地”关系的“村落生产”模式是传统村落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力，自然经济及其支配下的物质、人口、社会关系生产确保了村落的生成和维续。此模式下“人地互嵌”历代叠合形成了村落地域性。③“村落生产”历史模式因近现代商品经济崛起而失效，对此应将传统生产重构为全面融入现代商品经济的“再生产”，产业化合理利用村落地域性资源，形成“人地融合”的“人—再生产—地”新型关系，推动实现“村落再生产”。据此，提出了重庆市中西部传统村落转型为“郊外型”、东部村落转型为“生态型”的建议。

乡村社会空间是由乡村居民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所构建的空间，乡村集市是乡村社会进行商品交换和交易活动的场所，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文章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以陇中黄土丘陵区秦安县云山镇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社会网络模型，分析其演变过程与特征，进而解析乡村社会空间演变与乡村集市发展的互动关系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在传统社会阶段、城镇化阶段和信息化阶段，云山镇乡村社会空间变化显著，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②随着乡村社会空间的不断扩大，云山镇乡村社会网络结构及网络节点之间的互动关系渐趋复杂，乡村社会网络在不同发展阶段均具有显著的小世界特征，网络节点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③乡村社会空间演变对乡村集市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农村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空间不断扩大，云山镇乡村集市的传统功能逐渐消解并呈现日益衰退的趋势。

文章以福建省552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其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并精准施策。研究发现：①福建省传统村落呈现出“一轴三核交界”的空间集聚分布现象，具有沿东北至西南与海岸线平行的带状特征，其空间结构呈现出“依山就势”和“临水而栖”两大模式，具有鲜明的山水地域特色和景观建设基础。②平均海拔对传统村落分布的解释力最大，自然因子的影响力要普遍大于人文因子。③平均坡度、耕地占比、人均建设用地、城市可达性、交通可达性5个因子的影响程度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④自然生态对空间格局起着基础承载作用，人文生态对空间格局起着干预催化作用，并为此提出筑牢生态屏障，打造和美乡村，以及传承文化根脉，活化景观资源两条精细化施策建议。研究通过精准识别村落空间分布的异质性和关联性，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与片区内差异化协同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客观依据和方法路径。

文章梳理了中国农业智慧化变迁的典型事实，构建了数字经济赋能农业智慧化变迁的理论框架，并以案例验证了理论框架的可行性和实践性。研究发现：①农业农村信息化、智慧化农业机械使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国农业智慧化推动力等方面都显示，中国农业出现智慧化变迁趋势。②数字经济能够促进要素优化配置，增加数据信息供给，驱动农业装备智慧化，提升农业人力资本，促使农业全产业链智慧化升级等，从而赋能与推动农业智慧化变迁。据此，从四大实现路径、“一体两翼”的推进机制和四大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了数字经济赋能农业智慧化发展的政策体系，为持续推进中国农业智慧化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政策启发，对于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以石首市为研究对象，筛选2000—2022年共5期Landsat5、8、9遥感数据，基于谷歌地球引擎计算绿度、热度、湿度和干度4个指标，并以此构建遥感生态指数，用以动态监测石首市生态质量变化并识别生态修复优先区。同时，运用空间自相关等空间统计的方法以及景观格局指数，探究了石首市生态质量的时空变化与聚集特征。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石首市5个时期遥感生态指数的均值依次为0.682、0.746、0.769、0.765和0.753，均处于“良好”水平以上。②石首市5个时期的生态质量等级为“优”和“良好”的区域分布广泛、占比较大。③2000—2010年石首市生态质量改善多、退化少，2011—2022年石首市生态质量改善与退化基本一致。④石首市5个时期的莫兰指数依次为0.423、0.550、0.332、0.340和0.543，表现出空间正相关性，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为主。⑤近20年石首市生态质量景观斑块密度趋于减少，斑块形状趋于规则，同类斑块更加聚集。遥感生态指数与空间统计分析相结合，能够监测生态质量的时空变化情况，识别出生态修复优先区，该方法可以为区域生态安全与生态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为国定贫困县提供了减贫增收新契机，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范返贫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4—2022年中国815个原国定贫困县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及其实现路径。研究发现：①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原国定贫困县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强了减贫效果，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及推动脱贫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和优化资金分配机制，缓解财富集中，促进公平分配与减贫。③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路径主要依赖储蓄与保险金融服务的积极作用，而信贷服务在样本期内则显示出对贫困减缓的抑制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应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充分利用其涓滴效应改善收入分配，以及根据不同地区实际情况和需求实施“储蓄保险优先、信贷审慎推进”的差异化策略。

文章基于长株潭都市圈2020年交通网络及土地利用数据，采用交通优势度模型、当量法分别测度长株潭都市圈各区县交通优势度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此基础上，使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同步发展模型度量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并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分析其制约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株潭都市圈交通优势度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②长株潭都市圈交通优势度表现为显著的“中心—外围”结构，具备行政指向性特征；③长株潭都市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马太效应”，中高值区远离市区且分布较为分散，低值区则聚集于市区；④长株潭都市圈交通优势度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协调水平较低，大多数区县是交通超前发展所致，表明交通对生态系统的制约作用较强，在空间上两者的协调程度和与市区的距离呈正相关。

文章基于重庆市乡村业态发展阶段及假设，采用网络爬虫技术采集2012、2017和2022年重庆市37个区县乡村业态的POI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验证并揭示了2012—2022年重庆市乡村业态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重庆市乡村业态总体呈现出“先缩后扩，扩大于缩”的演变趋势，聚集中心由“大分散、低集聚”转向“多点式、高集聚”，最终演变为“西密东疏、南密北疏”的非对称格局。乡村业态前期于主城都市区聚集发展，后期向渝东南武陵山区和渝东北三峡库区扩散发展。②重庆市乡村业态演变受四类因素交互驱动，其中自然环境影响着乡村业态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交通区位影响着城乡要素流动的便捷性，内生动力影响着乡村业态培育发展的积极性，外部力量影响着城乡要素流动的总体趋势。

文章根据秦岭—淮河线和胡焕庸线两条重要地理分界线，将中国分为淮河以南、淮河以北和西北3个区域，在此“两线三区”空间格局基础上，选取1978—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粮食产量数据，采用动态分析法、空间分析法和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粮食生产空间演变及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粮食生产空间变迁有“越线”和“冲线”两个特征：“越线”表现为粮食生产重心向北移动，越秦岭—淮河线；“冲线”表现为粮食生产重心向西移动，西北区域省份进一步进入粮食生产标准差椭圆的覆盖范围，冲胡焕庸线。②中国粮食产量高—高聚集区集中分布在秦岭—淮河线以北区域；低—低聚集区分布在胡焕庸线以西区域；高—低聚集区和低—高聚集区分别分布在胡焕庸线的南、北段，跨胡焕庸线。③“两线”划分的“三大区域”地理差异驱动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化，“第一自然”（自然条件）构建了中国早期“南粮北运”的粮食生产格局，“第二自然”（社会经济条件）驱动着“北粮南运”粮食生产格局的重构。据此，提出应按“线”分“区”实施差异化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能源资源型地区对化石能源存在较强的依赖性，易形成“刚性”的产业路径依赖和“功能锁定”，从而导致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与碳排放规模的扩大。文章以吐哈国家能源基地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的边界界定和数据收集，建立了高分辨率碳排放核算体系，定量分析了吐哈基地的碳排放主体、种类、规模及分布情况，并构建了高精度的1 km×1 km网格碳排放数据集。研究发现：①吐哈基地在空间上形成了明显的高碳排放聚类区，主要集中在高昌区、鄯善县北部及伊州区中部，这与其区域发展差异密切相关。②吐哈基地碳排放重心的空间形态及其迁移与其GDP、人口和工业分布具有一致性。③从影响因素看，2010年前碳排放量经历显著变化，与政策调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及能源消费等因素密切相关；2010年后，碳排放变化趋势趋于稳定，但仍存在波动性，电力行业、重工业等能源密集型行业仍需加强监管和技术创新。文章不仅为资源型地区碳排放现状及其演化规律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还为进一步开展碳排放监测和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数据和技术基础。

强化水环境监管手段对于遏制水污染、提升水生态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文章聚焦于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的监测效果，考察其对推动污染企业退出市场或迁离流域的作用。研究发现：①国控水站仅显著推动上游区域水污染密集型企业退出，而下游区域因存在监管盲区，导致退出效应不显著，呈现结构性退出特征。②机制分析表明，上游企业因创新受限和成本上升而加速退出，下游企业则因监管宽松，其存续倾向增强。③异质性分析显示，非连续性监管效果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压力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论揭示了国控水站监测体系的空间局限性及其对流域治理效率的制约，为优化水质监测网络布局和推动上下游协同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

文章聚焦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关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修正系数的当量因子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分析2010—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ESV的时空演变特征，探究其空间分异的关键驱动因素，厘清各驱动因子间的相互作用路径与机制。结果表明：①2010—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ESV呈上升趋势，2015—2023年呈下降趋势。林地与水域是ESV主要贡献地类，水文调节服务价值在各项生态功能中占主导地位。②长江中游城市群ESV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集聚效应整体增强，空间分布呈现“高值区集中、低值区广泛”的格局，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于洞庭湖、鄱阳湖等水域及周边生态良好区，低值区集中于武汉、长沙、南昌等城市核心区。③长江中游城市群ESV空间分异受自然与社会因子的耦合作用，其中，高程是影响ESV空间分异的首要因子，其次为坡度、NDVI和人为影响指数（HAI）。任意两个因子交互作用均大于单一因子影响，其中高程与HAI的交互作用最强，反映出地形条件与人类活动共同塑造了ESV的空间格局。

文章以2008—2021年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MinDS-GML模型、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和面板分位数回归等方法，探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转型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转型指数随时间变化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伴随多极分化现象；区域内绿色低碳转型指数总体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表现出“大连片、小散落”的集聚态势。②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转型指数的局部空间结构具有一定稳健性；在时空跃迁过程中，不同空间关联类型间转移较少，绿色低碳转型指数的空间关联结构受自身因素影响较大，低值区城市易陷入转型困境。③政府支持、绿色创新、人力资本、环境规制、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对绿色低碳转型均有显著影响，其中绿色创新的作用强度最大；在不同分位点下，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应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