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运用多种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刻画了2000—2023年全球电子产品贸易网络的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无权和有权贸易网络、进口和出口骨干网络结构差异，并评估了全球电子产品贸易网络的结构韧性。研究发现：①全球电子产品贸易规模总体呈现初期平稳增长、中期快速增长、经济危机干扰下快速恢复以及疫情冲击下波动增长的阶段性特征。②无权贸易网络中美欧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电子产品贸易网络中展现出广泛且持续的影响力，有权贸易网络中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且中国的地位极其突出。③全球电子产品贸易网络骨干结构不断演变，进口网络呈现“少核心、大集群、高集聚”的特点，重心逐渐由美国向中国转移，德、法、英等欧洲国家在不同阶段承担次级枢纽功能；出口网络则呈现“多核心、小集群、高离散”的特点，早期由欧美国家主导，逐步演变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与欧美国家并存格局。④受中美贸易战、地缘政治冲突、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叠加影响，全球电子产品贸易网络结构韧性下降，中美等关键节点对贸易网络结构连通性具有决定性作用，遭受冲击后的电子产品贸易网络存在崩溃的危机。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我国在全球电子产品贸易中面临的潜在风险挑战，并从促进我国电子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提升全球电子产品贸易网络稳定性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文章基于2017—2023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分别构建新质生产力和智慧健康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模型、Dagum基尼系数、障碍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考察了两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新质生产力和智慧健康养老产业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阶段性回落—协调性增长”的演进态势，东部与中部地区提升较快，西部与东北地区提升相对滞后，区域协调发展的马太效应明显。②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先升后稳，地区内东部差异较大，地区间东西部差距最为突出，且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③新质生产力系统的核心内部障碍因素为信息传输和科学研究就业人数占比、铁路里程等，智慧健康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系统的核心内部障碍因素为新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企业数、新兴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企业数等。④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情况、公共服务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是影响两系统耦合协调的外部影响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起主导作用，且各因子间存在协同放大效应。未来应加快完善智慧养老数智化支撑体系，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策略，推动区域资源配置能力与产业承接能力同步提升。

文章基于2011—2023年中国24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从时空演变特征看，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总体上升，但数字基础设施增长速度更快，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空间极化特征更显著。②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市场化水平高、非资源型、中心城市及环境重点保护城市中更为明显。③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和数字产业集聚是数字基础设施赋能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两条重要传导路径。④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研究对象，以2019—2023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分析单元，系统刻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时空特征，并应用面板计数模型实证检验其城市层面布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在数量上呈现从“少而精”向“多而广”的跃升态势；在空间格局上，从2019年以省会城市为主的“极核点状”格局，演变为2023年“核心集聚＋外围扩散”的网络化格局。②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总体空间非均衡呈逐年改善态势，且超变密度是差异的主要来源。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布局显著受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和现有医院存量的正向驱动，而医保覆盖率和地方医疗财政支出占比则呈显著负向影响，整体体现出“依托优质资源基础、向医疗短板地区倾斜”的均衡化配置逻辑。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优质医疗资源扩容的时空逻辑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后续优化布局决策提供了参考。

物流网络结构韧性是决定物流系统在风险冲击下生存能力与运转效能的关键因素。文章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采集铁水两路货运线路数据构建基于超图理论的物流超网络模型，借助复杂网络理论与计算机攻击策略评估其结构韧性，并运用MRQAP模型识别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物流超网络呈“核心—边缘”格局，同配性特征显著，网络传输效率与可达性高，但网络“集群化”严重，中西部局部集聚性强于东部。②相较于随机攻击与超度攻击，基于节点度的蓄意攻击对网络结构韧性的破坏力更强，表明网络韧性高度依赖核心节点。③网络聚合效应、虹吸效应、同配效应与溢出效应对物流超网络结构韧性具有驱动作用，其中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运输强度与地理邻接呈现显著正向驱动，而网络权力、对外环境与地理距离则表现为负向抑制；信息化程度与省级边界正向影响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文章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与空间收敛模型，系统考察了中国省域大模型技术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省域大模型技术与新质生产力水平持续提升，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但发展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整体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区域分异特征明显。②在时间维度，欠发达地区的年均增长率虽高于发达地区，但由于基数差异较大，其绝对增量尚不足以扭转存量差距，致使省域间耦合协调度的绝对差距仍在持续扩大。③在空间维度，各省域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与集聚特征，已形成以东部沿海为核心的高水平集聚区和以中西部、东北为主体的低水平连片区的稳固空间格局。

文章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基于高精度企业空间数据与2 km×2 km空间网格，综合运用产业投入产出分析、网格集聚识别、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揭示了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协同集聚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北京市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各有99个、112个，空间协同集聚区46个，两类产业在市域尺度上形成“近郊集聚—园区承载—多点分布”的空间格局，协同集聚区显著集中于中关村分园、北京经开区及其周边功能平台，体现出“平台依赖型嵌合”。②从功能结构来看，协同集聚区以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高知识密集型行业为主导，表现为“单功能服务—多功能制造”配对特征。③空间协同集聚机制呈现多因素耦合特征，城市化经济、开发区政策、交通可达性和物流关联度等是关键驱动因素，而高产业关联未必转化为空间邻近。④不同细分行业在空间偏好、要素敏感性与园区适配性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导致了空间协同集聚中的差异化与非均衡性。文章深化了产业融合视角下空间集聚理论的经验检验，为优化北京乃至其他大都市区的产业空间结构、培育服务型制造发展新优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人口高龄化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背景下，机构养老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是超大城市提升社会福祉的重要议题。文章突破机构养老服务质量同质性的传统假设，基于上海市580家机构的“服务质量”“评定等级”和“保基本属性”指标数据，构建了保基本优质、保基本一般、优质机构与一般机构四层级分类体系，并在此框架下运用核密度分析与高斯型两步移动搜索法，系统揭示了上海市机构养老资源的空间分异格局、形成机制及优化路径。研究发现：①上海市机构养老服务可达性呈现“近郊反超中心”的典型特征，中心城区机构养老设施的高度集聚因老年人口密度的稀释效应未能形成有效服务优势。②上海市养老资源配置呈现“政府—市场”二元驱动格局，政府保基本服务表现为“优质核心化—一般网络化”的梯度布局，市场优质服务则遵循了高需求密度与支付能力导向，呈现空间排他性。③上海市保基本普惠性资源具有显著尺度敏感性，服务半径变动引发空间格局系统性重构，暴露其在规划中的结构性脆弱。④通过构建两阶段空间优化路径，可实现对设施选址与床位资源的协同配置，优化后保基本优质与保基本一般机构平均可达性分别提升34.1%和25.7%，在未新增设施前提下有效缓解了远郊系统失配，验证了该路径在提升服务效率与促进空间公平方面的可操作性。

短视频创意产业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兴业态，已成为助力地方文化传播、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文章基于城市舒适性理论，以中国B站UP主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区位商、冷热点分析、核密度分析、地理探测器方法，深入剖析了其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4座一线城市集中了全国约1/3的UP主，杭州、重庆和厦门等新兴城市亦展现出较强的吸引力，而西部边缘地区的UP主分布整体呈现低密度的离散状态。②UP主区位商高值核心区进一步凸显，外延辐射范围持续扩大，在华东沿海—华北平原—华南沿海形成近似“带状”的高值连片区域，低值区则在中西部地区形成大面积片状分布。③不同类别UP主的空间分布虽高度集聚于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但集聚程度存在类别差异，且各城市群依托其独特的功能定位与产业基础，形成了差异化的类别优势。④数字环境便利性对B站UP主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强解释力，创业环境支持性也具有一定影响力；相比之下，休闲环境适宜性和社会生活宜居性指标的正向驱动作用相对较弱。

文章基于2012—202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识别数字绿色专利技术，构建中国城际数字绿色专利技术协同创新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系统考察网络结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2—2023年，中国城际数字绿色专利技术合作网络密度显著提升，城市间合作联系由北京、上海等少数核心城市主导逐步向全国多极联动演化；②核心城市的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总体上升，北京、上海、深圳形成主要枢纽，武汉、成都、合肥等中西部城市的网络嵌入程度持续提高，网络由较为显著的“中心—边缘”格局向多层次联动转变；③经济基础、产业结构高级化、人力资本、科技投入、绿色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与城市本地网络中心度显著正相关。经济基础、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科技投入的间接效应为负，知识产权保护具有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金融发展表现为负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信息化普及率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于空间溢出层面。

文章以2011—2024年中国低空经济企业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其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1—2024年中国低空经济企业数量持续增长，整体呈“东高中平西凹”空间分布格局，其中东部地区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中部地区则为小微型企业集聚地。②中国低空经济企业呈现“三极多核轴带”空间集聚结构，并沿东部沿海与长江经济带构成的“T型”轴线加速集聚。③不同规模的低空经济企业空间集聚特征高度一致，粤港澳大湾区为集聚密度最高的区域；产业链上、中和下游的低空经济企业空间分布高度协同，形成了功能互补的区域产业体系。④发展阶段中，低空经济企业空间分布驱动机制由“人才主导”向“技术引领”转变；交互驱动模式逐渐从以经济规模和人力资本交互驱动为核心，转变为以创新发展和人力资本交互驱动为主导。⑤产业链中，经济规模与金融贷款交互作用是贯穿全产业链的关键驱动力；不同产业链环节的关键交互因子存在显著差异。

算力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底座，对促进颠覆性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2—2023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检验了算力基础设施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①中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空间异质性，且二者的空间发展格局具有相似性。②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颠覆性技术创新，其作用效果主要通过拓展知识边界、优化创新要素配置、重塑研发模式实现。③从异质性来看，在创新政策倾斜程度较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程度较好的城市，算力基础设施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④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对颠覆性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中心城市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围城市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边界效应，仅在100 km范围内效果明显。研究结论为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章以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3—2024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国家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总量，并表现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有助于降低邻近城市的碳排放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通过推动绿色要素替代和物质循环利用两条路径实现碳减排。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该碳减排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以及高多中心空间结构水平城市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完善园区绿色治理体系、优化碳减排政策设计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文章从网络外部性驱动的“流—层级”视角出发，聚焦长三角地区城市间产业要素流动如何重塑空间层级结构。首先，通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和熵权TOPSIS法量化2017—2023年长三角各城市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水平。随后，结合汽车零部件供应、城市经济贸易联系和绿色专利合作三类网络，构建贝叶斯动态联结模型分析了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与联系强度对层级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长三角核心城市对次核心具有显著的层级带动与功能外溢效应，“核心—外围”的梯度结构更加清晰，但外围城市受吸纳能力与路径依赖约束，层级提升相对滞后。②长三角跨省通道与省域内多核心联系同步强化，生产链、经贸链与创新链的要素流动由单向扩散转向多向耦合，网络枢纽间互动增强，带动资源在多极之间的再配置与再集聚。③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空间格局由单极核演化为多中心协同，核心互动更为紧密，同时动态联结模型揭示了优势资源扩散与结构性分化并存的机制：一方面通过配套协作与技术溢出提升部分次级节点，另一方面部分城市因嵌入度与吸收能力不足而出现层级固化的负向外部性。总体上，产业要素流动既推动了核心城市层级跃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围城市的固化趋势，形成“核心引领—外围滞后”的空间层级演化特征。研究为优化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网络结构、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文章基于2011—2023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测算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Kernel核密度估计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考察期内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及其耦合协调度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实现了从中度失调向初级协调的转变，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区域间非均衡现象不同程度减弱。其中东部地区长期处于领先地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②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③经济发展、传统金融发展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数字消费市场规模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3—2021年中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城市数智化转型对跨境电商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城市数智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地区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在“有效市场”下，城市数智化转型通过创新创业效应与信用优化效应提升地区跨境电商发展，在“有为政府”下，政府信息公开和“关长交流”效应能够正向调节城市数智化转型对地区跨境电商发展的促进作用。②从异质性分析看，城市数智化转型对跨境电商规模的促进作用在沿海城市、大型城市和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中更为显著。③从空间效应看，数智化转型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在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同时，还能够辐射带动邻近城市跨境电商发展。研究结论为理解数智化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提供了理论借鉴与经验参考。

文章以中国农产品冷链物流产业为对象，基于三重底线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一个4×3双视角评估指标矩阵；同时通过CRITIC—熵权法对38个二级指标进行赋权，计算3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并分别通过四分位法和波士顿矩阵对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产品冷链物流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和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环境维度的表现滞后于社会和经济维度。②利益相关者中农户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上的作用水平最优，但四方主体的作用水平逐步趋同。③胡焕庸线两侧的农产品冷链物流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其中Ⅲ类区域集中分布于西北侧，Ⅰ类区域则集聚于东南侧。文章从理论框架上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拓展，同时总结了四类区域的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特点，为促进该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具价值的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数字经济是实现产业智能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推手，亦是实现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与“双碳”目标的重要驱动力。文章选取2011—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省际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显著提升本地区工业碳生产率，还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结论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该效应在城镇化水平高、资源禀赋低、环境规制强的地区更为突出；③数字经济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要素配置优化、消费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等多重机制，助推工业碳生产率提升。据此，文章提出要进一步夯实数字基础建设、精准匹配区域禀赋、落实创新型国家战略等对策建议，助力产业绿色转型与“双碳”目标实现。

关联城市间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已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研究议题。基于2011—2023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平衡面板数据，文章构建了旅游经济韧性和数字经济的多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其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从时空演变特征看，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韧性与数字经济水平总体上升，但数字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空间极化特征更显著；②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韧性的提升；③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④基于旅游依赖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双维度四象限，将城市划分为双驱动型、数字单核型、旅游单核型和双低洼地型；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类型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最后，针对长三角地区城市间差异化特征，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文章基于2013—2023年山东省三大经济圈数据，在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标准差椭圆与重心迁移模型、PVAR模型解析了两系统的时空耦合特征及其互动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山东省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区域分异，三大经济圈形成“胶东引领、省会稳健、鲁南追赶”的阶梯型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增速呈现“前期快、后期缓”特征，经济高质量发展则持续稳步提升。②时序上，山东省耦合协调度实现由“失调衰退类”向“过渡类”的跨越，高效能维度提升最快，系统结构持续优化；空间上，耦合协调重心向西南迁移、范围扩张、主轴呈“西北—东南”向偏斜，区域发展趋向多中心网络化格局。③山东省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系统存在显著动态互动与反向调节效应，总体表现为“短期波动，长期协同”；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期内抑制新质生产力提升但长期积极效应增强，新质生产力推动作用短暂且持续支撑力有限，系统间呈“协调—竞争”并存关系。

文章基于中国城市和企业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莫兰指数、Markov链分析等方法，揭示了2007—2022年中国数字驱动型企业集聚发展的时空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总体上，研究期内中国数字驱动型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明显。其中高集聚区域集中于国家核心枢纽、沿海开放门户、重工业转型城市、内陆区域中心4类经济功能核心区，中等集聚区域围绕高集聚城市呈辐射状分布，低集聚区域主要位于滇黔藏甘4个省份及湖北部分城市，且整体呈现出正向空间自相关性。②分区域看，中国19个城市群之间数字驱动型企业集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天山北坡、辽中南、哈长和山西晋中城市群相对较高，这也是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③动态演进上，研究期内中国数字驱动型企业集聚发展具有“梯度固化”特征，其核密度曲线的主峰位置略微左移，峰值先下降后上升，宽度越来越窄，呈现左部拖尾特征，且由扁平式变为高耸式。④从影响因素看，数字驱动型企业集聚发展的7个影响因素按强度可分三级，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较强，数字创新水平、政府干预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次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开放水平较弱。

在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多重背景交织下，基于“层级—网络”视角科学测度中国消费品制造业规模与物流网络的时空交互关系，对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12—2022年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为样本，分析二者的时空格局与耦合协调特征，并通过空间联立方程模型探讨其空间交互影响及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消费品制造业规模持续扩张，空间上东中西梯度差异显著，高规模层级企业多分布于大城市。②城市物流网络联系强度由弱至强呈“逆金字塔式构造”，随时间发展层级差异有所减小；空间格局由早期的弱三角形结构演变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为顶点，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支撑的稳定菱形构造。③两业耦合协调水平由重度失调向协调发展演变，但空间差异明显。在此过程中，物流网络发展普遍滞后于企业规模扩张，后随协调水平的提升出现企业规模发展滞后趋势。④两业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交互影响，且物流网络联系强度增加对企业规模扩张的推动效应更为明显。此外，二者自身呈现显著的空间依赖效应、之间呈现显著的空间交互抑制效应。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载体，其可持续转型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以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案例，通过定性访谈和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梳理园区转型阶段的多元行动者角色转变与互动逻辑，探索中国海外园区转型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①海外园区转型是不同生命周期多元主体利益协调与博弈的过程，体现为多元行动者在物质、制度与文化维度深度互动的动态再生产。②苏伊士合作区转型过程历经政策依赖的探索阶段、政府引导的产业集聚阶段和产城融合的市场化转型阶段，呈现园区从外部推动向内部协同驱动的跃迁路径。③基于“行动者网络空间观”，海外园区转型的核心机制包括多元协同机制和空间转型机制。跨制度和跨文化背景下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通过复杂转译过程推动园区向综合空间转型。这一过程有效打破了传统“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推动全球传统合作模式向平等互惠和可持续发展方向的转变，展示其作为多元协作平台的现实意义，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区域新兴技术创新是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以机器人技术为例，基于2000—2023年中国专利数据库，从知识规模与知识结构两方面探究了供需知识基础对市域新兴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差异。结果表明：①北京、上海和深圳等东部发达城市是机器人技术创新水平最高的地区，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和沈阳，中部地区的武汉和合肥，西部地区的成都和重庆也都名列前茅。②供给知识基础较好的市域分布较为集中，而需求知识基础较好的市域分布更为零散。③供需知识基础规模对中国市域机器人创新基本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供需知识基础结构的作用效果存在内部差异。④从技术异质性来看，需求知识基础规模能显著促进机器人技术新颖性创新，而供给知识基础规模对新颖性创新的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经济地理学对本地知识基础的理解，同时可为中国市域因地制宜发展新兴技术提供理论借鉴。

为厘清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文章通过构建数字化、绿色化和经济韧性的指标，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2013—2023年中国30个省域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省域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整体上呈现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格局。②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直接对经济韧性产生正向促进作用。③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除了能直接促进经济韧性水平，还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间接促进经济韧性水平提升。④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促进本地区经济韧性水平提高的同时，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邻近地区经济韧性水平，空间外溢系数达到0.3831。

文章以山东机场群为研究对象，利用航空旅客移动用户在线值机大数据，对其客源空间分布、区域市场组织、市场竞争格局等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发现：①山东机场群客源分布总体呈现“城市依赖逐渐增强”与“区域需求加速衰减”叠合的特征，航空旅客出行景观的统计特征呈现单中心圈层模式和多中心辐射模式。②大部分机场腹地客源集中分布在100 km范围内，近2/3的旅客分布在50 km范围内。③市域及县域维度下的机场客源市场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尺度效应，但市场整体呈现较高的集聚特点。市域首位市场份额大多在80%以上，大部分机场的市域客源集中度都在0.5以上，县域客源集中度都在0.15以上。④机场客源市场结构未表现出空间尺度效应差异，市域及县域维度下机场间的客源区域结构差异指数基本都在0.80以上，各机场客源腹地市场互动水平较低。⑤青岛和济南两大枢纽主导山东机场群腹地优势区域市场，县域合计数量占比超过60%；客源县域市场垄断程度较高，寡头垄断型和垄断竞争型市场县域数量合计占比超过90%。

文章采用2010—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环境3个维度构建了中国新消费发展指数测度体系，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核密度估计、时空演化过程等方法深入剖析了中国新消费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结果表明：①中国新消费发展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域间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发展格局，各省份之间新消费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②中国新消费发展的不均衡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其中贡献率最高的是“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其次为“东部—中部”，而“东部—中部”区域间差异在2015年后有明显缩减。③分维度看，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环境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全国及各地区消费主体维度发展水平相对更高。④中国新消费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特征，同时时空演化呈现“东部辐射中西部”特征，未来中国中西部地区新消费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和潜力。本研究系统评估了中国新消费发展水平，为中国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新消费发展鼓励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文章基于2011—202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样本数据，采用空间动态核密度、GIS等方法分析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实证检验了工业智能化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逐级递增的空间趋势特征，且区域内部差距也同步扩大，相邻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的相互作用导致长期内的差距逐渐缩小。②工业智能化显著促进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优化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③工业智能化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下游城市、工业化水平低的城市以及经济联系强的城市更能有效提升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④快速采用人工智能的城市存在一定的优势，工业智能化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的影响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

文章以武汉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客户—供应商”关联数据，构建了涵盖制造业、“光芯屏端网”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大健康和生物医药产业四类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在此基础上，以鄂州花湖机场建设为发展情景，运用复杂网络适应性模型模拟了5年后产业链供应链网络的演化趋势，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识别关键节点与联系廊道。结果表明：在枢纽经济效应影响下，武汉都市圈制造业总体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呈现多方向拓展特征，其中天河机场与花湖机场之间的轴带联系最为紧密，武鄂黄黄地区成为产业联系核心区域。模拟识别出光谷流芳光电子信息产业园、华中金融城、庙山装备制造组团等关键节点，以及“孝感—武汉—鄂州—黄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走廊、“武汉—黄石”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廊道和“潜江—武汉”生物医药发展廊道等重要联系通道。最后，文章提出了三大主导产业沿交通要道布局产业轴带、强化枢纽区域辐射能力、推动跨区域协同分工的空间优化布局建议，可为都市圈产业空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支持。

文章基于长株潭都市圈19个县域的POI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深入探究了其2012—2022年商贸流通业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长株潭都市圈商贸流通业空间发展模式实现了从核心—边缘结构向功能—网络结构的深刻转型，具体表现为：空间格局由单核圈层结构演进为多中心共生网络结构，沿西北—东南主轴持续拓展，形成“核心引领—次级中心支撑—节点扩散”的多层级体系。②商贸流通业的细分行业呈现差异化演进特征，空间关联由同质集聚转向功能协同。其中批发零售业沿发展轴扩散并趋于多向均衡，餐饮业向核心区集聚且空间范围收缩，住宿业则呈去中心化分布。同时，各行业间空间关联出现分化，其中批发零售业与餐饮业保持强协同，而住宿业关联性显著弱化。③时空演化由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政府通过制度供给引导空间结构转型，市场主导因素由供给侧的经济基础转向需求侧的城镇化，形成供需互动的复合机制。据此，应进一步优化长株潭都市圈功能布局，加强区域行业联动，完善市场与政府协作，以推动其商贸流通业质效提升与都市圈整体协调发展。

网红孵化企业（MCN）是网红经济产业链中连接网络红人、数字平台和生产厂商的关键环节，探究其区位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于构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选址行为理论、指导区域产业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抖音平台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剖析中国MCN的区位选择特征，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MCN具有规模差异大、分布范围广的特征，数量呈长尾分布且城市间差异显著，61%的企业集中于前20位大城市，部分MCN向中小城市及中西部地区下沉；②MCN呈现出“整体离散、局部集聚”的空间格局，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均有分布，同时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和成渝都市圈4个高密度集聚区，表现出“实体集聚”和“虚拟集聚”并存的特点；③MCN区位选择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能人才、制度厚度、生产邻近、信息邻近、公共服务设施、绿化覆盖面积和社会活力环境呈显著正向影响，产业基础呈显著负向影响。研究为中国网红经济产业布局和后发地区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提供了经验借鉴。

促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发展，是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文章从微观企业层面，挖掘中国2000—2022年284个城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数据，采用Mann-Kendall检验法、核密度分析法、标准差椭圆分析以及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了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发展呈现阶段性跃迁特征，以2011年为拐点，从“低速奠基期”转入“高速增长期”。数字核心产业企业结构同步分化，数字技术应用企业规模占比最大，而数字要素驱动企业增长最快。②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同时也呈现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性高度集聚特征。③从空间分布方向性和重心轨迹看，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发展呈现“西南—东北”的“收缩式”分布、重心呈现“先向东再向北”偏移的空间特征。④人才、创新环境和数字基础因素是阐释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发展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结合区域禀赋，差异化布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东部沿海应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和人才环境，提升其高端数字产业的辐射能力；中西部地区则应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并注重培育和引进与本地传统产业相结合的数字技术应用型产业，以缩小区域数字鸿沟，促进中国数字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文章基于总部分支数据及专利合作数据构建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链和创新链空间关联网络，运用多元网络耦合模型识别了其耦合特征，并通过系统引入特定城市间的加权链接，推动生产空间关联网络向帕累托最优状态趋近。研究发现：①在空间格局上，产业链呈现“沪—苏—浙”铁三角强联系格局，创新链则表现为以上海为核心的单极主导“核心—边缘”结构。②从耦合特征看，产业链内部以弱耦合为主，尤其在原料药与制剂制造环节存在区域割裂，创新链内部强耦合特征显著，但技术创新壁垒仍较高；“双链”链际耦合中，上游基础研究与原料创新脱节，中游临床转化与器械自主化存在“三低”瓶颈，下游市场准入与产能配置效率不高。③从优化路径模拟看，提升创新链内部耦合对网络效率增益最为关键，产业协同与创新融通需分阶段推进，而双链共轭的螺旋升维则需持续强化“以弱扶强”的链接培育模式，尤其需重点强化“双链”中游成品药环节的耦合强度。

文章基于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502个县域面板数据，利用ArcGIS空间分析、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和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基本实现了从中度失调向初级协调的转变。②长江经济带县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地区差异，且差距在不断扩大。其中，中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长期处于领先状态，而上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③农村绿色发展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逐年增强。④人口密度、公共预算支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经济贡献对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人口密度的影响程度最大。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进程中，绿色金融集聚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文章使用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度和分析了绿色金融集聚水平和碳达峰压力时空演变格局；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绿色金融集聚缓解碳达峰压力的本地和空间溢出效应，并验证了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从时空演变趋势来看，西北和东北地区碳达峰压力较大，东部地区压力较小，整体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②绿色金融集聚能够显著地缓解碳达峰压力，并存在空间效应。其本地降压效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和社会监督效应实现；而在溢出效应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③发展阶段和地理区位对绿色金融集聚的降压效应有重要影响：碳达峰概念提出后，政策保障和治污减排力度增强，进一步提升了降压效应。胡焕庸线东南半壁金融环境较好，降压效应明显；西北半壁金融基础薄弱，降压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为如何有效发挥绿色金融集聚在促进碳达峰与碳中和进程中的作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文章以中国瞪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以及冷热点分析，探索了各省域瞪羚企业数量的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并基于创业生态系统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了其空间分异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瞪羚企业数量变化经历了双创战略推动下的数量分散爆发增长、多样化因素导致的普遍性死亡和要素资源吸引驱动的再集中3个演化阶段，这塑造了中国瞪羚企业分布的基本空间格局。②瞪羚企业数量分布的省域差异明显，呈现出以湖北和广东为热点的东高西低趋势，沿海区域的数量优势显著，少数省域的瞪羚企业数量逐渐减少，大部分地区的瞪羚企业数量以西北低—东南高的特征呈现增长。③金融和新知识是影响瞪羚企业数量空间分异的显著单一要素，创业生态系统要素间的交互作用特征突出。中国瞪羚企业的孕育发展受金融、新知识、领导力、创业文化和网络等要素的交互作用影响显著。④总体来看，中国瞪羚企业已具备基本的空间格局，此格局的空间不平衡特征较为突出，未来需充分发挥湖北和广东的辐射带动作用，以上述主要影响因素为抓手，优化较弱地区的创业生态系统环境，推动本土企业快速成长或吸引优秀外来企业落户。

文章基于房地产企业的股权投资数据，构建2003—2022年4个连续时段的长三角城际房地产有向投资网络，从微观节点、中观组团、宏观拓扑层面进行结构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从城市属性、城际邻近性、结构内生性角度探讨了长三角房地产跨城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际房地产投资网络具有层级鲜明的核心—边缘结构，沪宁杭合甬“Z”型廊道愈发显现。上海房地产资本流动规模始终居于首位，和苏州、南通、盐城形成单核放射状组团，与江浙皖3个省界社群并列为四大组团。②长三角城际房地产的投资规模与辐射范围逐年扩大，异配性先增后减、互惠性不断强化，垂直投资的弱化和双向投资的互馈推动着投资网络向多中心均衡化发展，城市间交互关系和依赖程度的深化推动着网络向社群化发展，网络演化稳中有变。③长三角房地产跨城投资及其演化由网络内生和外生动力双重驱动。其中城市化、地方化和全球化程度对投资城市和引资城市存在差异化影响；网络内生的结构依赖和时间依赖是重要动力，具体包括互惠性、扩张性、传递性、稳定性和变异性。

文章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选取制度这一对于产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生产要素，剖析了制度关联的含义，构建了产业尺度的制度关联量化指标。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制度关联对中国区域产业路径突破和路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中国区域产业间制度关联整体较强，且产业间制度关联分布较为均匀，但随时间推移出现产业制度分割趋势；②中国区域产业路径以依赖式演化为主，东部突破型产业占比较高，全国各城市路径升级过程从点到面逐渐扩散；③与区域现有产业集合制度关联较强的新产业更容易进入区域，这类产业通常是依赖型产业，不利于本地路径突破。但较强的制度关联可以通过推动区域内企业集体学习和产业协作，促进区域实现路径升级。

文章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的理论内涵和构成维度，构建乡镇创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评价体系，运用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变异系数、Theil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探讨了2012—2023年东莞市28个乡镇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水平、动态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东莞市乡镇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整体上呈现非均衡发展趋势。②东莞市乡镇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演变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逐渐从“东高西低”向“西高东低”演变，即创新创业活动在西部地区呈上升趋势，而在东部地区则呈下降趋势，且其演化趋势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明显。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性和产业结构是影响东莞市乡镇创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的主要因素，各影响因子两两交互之间只存在双因子增强关系。最后，针对珠三角乡镇创业生态系统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优化政府扶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人才机制等对策建议。

文章基于湖南省夜间灯光与土地利用数据构建碳收支核算模型，在分析2000—2022年县域碳平衡分区的基础上，融合主体功能区定位提出了差异化减碳增汇政策建议。研究发现：①2000—2022年湖南省碳排放总量从9239万t增至51387万t，增幅约4.56倍，空间分布呈“东高西低”特征；同期碳汇总量轻微下降，西部森林资源丰富的县域碳吸收量较高，空间格局保持稳定。②湖南省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ECC）和碳排放生态承载系数（ESC）时空特征显著，总体上碳生产能力与碳排放生态承载能力均有所下降，能源利用效率呈“点散状”分布，碳汇效率“西高东低”。③从经济与生态双视角，可将湖南省划分为低碳保持区、降碳攻坚区、经济发展区、综合优化区四大碳平衡区域，同时融合主体功能分区进一步细化为11类区域，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各区域的低碳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