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发展新兴战略产业的重要矿产资源,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以锡矿产业链为切入点,基于5种锡矿典型产品的2012—2021年国际贸易数据,构建锡矿产品国际贸易复杂网络模型,分析全球锡矿产业链贸易整体及个体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研究中国在全球锡矿产品贸易中的优势及不足。结果表明：①锡矿产业链上中下游典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都存在一定集聚效应,但上游集聚效应低,中下游贸易效率较高。②锡矿产业链贸易呈现小团体化,社团内部以少数国家主导,德国及部分欧洲国家在中游及部分下游产品中占据重要地位。③中国在全球锡产业链贸易网络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特别在下游产品的控制力,但在原材料供应上高度依赖进口,在中游产品贸易中缺乏话语权。

在中国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区域贸易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测度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化转型水平和区域贸易竞争力,分析了两者的时空变化特征;然后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区域数字化转型对贸易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各区域数字化转型与贸易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并呈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特点。②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本地的区域贸易竞争力,而且对近邻地区的贸易竞争力提升发挥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③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中国南部及GDP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其周边区域的贸易竞争力的带动作用更明显。④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数字化转型对区域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中显示出负向的调节效应。最后,文章就依托数字赋能提升区域贸易竞争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分布式光伏装机逐年攀升,项目收益持续向好,但由于太阳能资源禀赋分布不均衡、电价差异等因素影响,中国各省份分布式光伏收益水平高低不一,影响均衡发展。文章以中国不同省份、不同类型的分布式光伏为研究对象,建立通用经济性评价模型,对各省份分布式光伏进行收益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国太阳能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匀,煤电价及一般工商业电价地区差异大;②多数省份分布式光伏能够达到收益要求,但是收益跨度大,省域间不均衡问题严重;③自用比例、发电小时数、租金是影响分布式光伏项目收益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果,建议从政策层面,仍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以均衡不同地区分布式光伏开发。

文章基于“饿了么”外卖平台开放数据接口,获取2019、2023年长沙市中心城区内外卖餐饮店地理位置信息,在解析外卖餐饮店的时空变化及集聚特征基础上,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探讨其时空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长沙市外卖餐饮业分布由“一主两副”形态逐步演化为“多核心网络结构”现状格局,“网络化、均衡化”态势明显。②不同类型菜系外卖餐饮业态演化特征差异明显,地方菜高度集中于城市传统商业中心;外国菜依赖居民区、商圈形成聚集区;快餐小吃集聚区逐渐增多,与城市外卖餐饮总体变化趋势相符。③人口密度、地铁站、购物中心、休闲和娱乐设施等对外卖餐饮业总体空间格局起到主要解释作用,而房价、超市、公司企业、机关团体、高校、风景名胜、住宿服务等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各相关因素对不同类型外卖餐饮业的影响强弱不同,对快餐小吃影响最大,其次是外国菜,地方菜最小。

文章以湖南省14个市（州）为例,结合2008—2022年湖南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产出信息,运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强度指数和超效率SBM模型,分析了湖南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强度和效率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湖南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强度时序变化整体上呈现阶段性持续增长特征,增长速率逐步放缓。②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强度空间分布方面,不同市（州）投入强度变化存在差异性,湘西州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强度领先于湖南省其他地级市。研究期间高、中强度投入地区占比分别提升了7.14%、50.00%,而低强度投入地区占比下降了57.14%。③湖南省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效率时序变化特征具有阶段性和波动性,泰尔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各地区差异整体减小。④湖南省高等教育投入效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但空间差异随时间不断缩小,整体上表现出长沙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效率高于其他地区,东北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效率高,而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效率相对较低,永州投入效率增长率最高。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中国的收缩型城市数量持续增加。文章利用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市辖区人口、户籍人口、城区人口、LandScan与城市面板数据,对中国人口收缩型城市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并从产业集聚视角探究了收缩型城市的成因。①使用三次人口普查和LandScan数据研究发现,2010—2020年收缩型城市占比较2000—2010年增长54.65%,重度收缩型城市新增32个,东北地区收缩型城市数量增长最为显著,增幅达172.73%。使用市辖区人口、户籍人口和城区人口数据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②2003—2020年收缩型城市产业多样化集聚水平呈下降态势,专业化集聚水平不断提升。③实证回归结果显示,收缩型城市产业集聚会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多样化集聚下降带来的人口规模负效应远超专业化集聚水平提升带来的人口规模正效应。研究结论可为中国城市建设和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文章根据“企知道”专利微观数据,使用标准差椭圆、相对集聚系数、正六边形格网方法,以国土空间与专利区位空间为参照基准,分析了2009—2020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的大规模空间集聚的水平、形态、模式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①中国发明专利总体呈现出向东南移动、集中化与集聚化的趋势,其标准差椭圆面积收缩了14.37%,相对集聚系数增长了8.94%。②中国发明专利总体呈现集中式大规模集聚模式,核心集聚区位于长三角地区——北至江苏盐城、南至浙江温州、西至安徽池州、东至上海。③在8个战略性新兴细分产业中,6个产业的创新呈现集中式集聚模式,其中集聚程度最高的产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创意和新能源,集聚程度最低的产业为节能环保,集聚程度由高转低的产业为生物产业。

文章基于2000—2022年微观物流企业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等方法刻画了上海市物流企业时空格局演化特征,采用负二项回归方法探究了物流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上海市物流业总体及子行业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水平不断提升,其中,供应链管理企业集聚水平提升最快。②缓冲区分析结果表明,2022年,交通运输和MTSAI两个行业企业数量峰值出现在远郊地区,仓储业和供应链管理两个行业企业数量峰值呈现远离市中心的多峰值分布特征,邮政业企业数量峰值仍位于市中心附近。③物流业总体及子行业的空间分布从城市中心的“单核”结构向“多核、向郊区扩展”的空间格局转变,其中,仓储和供应链管理企业的空间格局呈现均匀分布态势。④负二项回归结果发现,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区位条件、产业关联、政府政策、集聚效应和区域信息服务供给能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类型物流企业的选址影响因素基本一致。

基于2008—2019年滇桂黔地区328个县域面板数据,分析了村镇银行网点分布的时空特征,并应用面板计数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西南民族地区村镇银行网点数量较多,主要集聚在省会城市所辖区和少数发展较好的县域。滇黔桂三省（区）中,广西的村镇银行网点数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且发展平稳,贵州的村镇银行发展较快且网点覆盖率最高,云南的村镇银行网点数较少且主要分布在距城市40 km内的区域。②西南民族地区村镇银行网点分布受盈利性经营目标和“支农支小”政策定位的双重影响,各影响因素中,县域第一产业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规模以下企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尚不明显,其他银行网点数量与村镇银行网点数量存在互补效应。③西南民族地区村镇银行网点布局优化应坚守“支农支小”市场定位,以需求为导向,加快建设以农村金融服务站为代表的轻型服务站点,同时,推动村镇银行参与“多县一行”试点和共享式规模化发展,进一步发挥其助力乡村振兴的效能。

文章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人口加权变异系数二重分解法对2011—2019年中国23个省域的数字金融不平衡进行测度和分解,揭示其空间和结构来源,并进一步考察了数字金融不平衡及其分解项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①样本期内,大多数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程度呈波动性下降趋势,但近年出现一定的反弹趋势;②中心和外围区域间的数字金融不平衡是各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的主要空间来源,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不平衡是其主要结构来源,集中效应是导致历年数字金融不平衡变化的主要原因;③数字金融不平衡及其分解项对经济增长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效应。研究丰富了关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明确各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的程度、空间来源、结构来源以及经济增长效应,为进一步促进省域数字金融均衡发展提供借鉴思路。

文章以大别山区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构建包括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在内的县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揭示2000—2020年大别山区自我发展能力演变的时空特征,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影响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主要因素,利用SD模型对大别山区县域发展能力进行仿真预测。结果表明：①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整体综合指数偏低,且呈现逐渐上升的发展趋势,县域内部“非均衡性”现象突出,片区之间自我发展能力总差异逐渐缩小,片区内部差异逐渐缩小,但贡献率依然高。②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呈现由西南到东北变弱的演变趋势,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安徽片区和湖北片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较多位于中高值区。③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影响因素中,外部资源支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有显著的正影响,气候条件对县域发展能力变化没有显著影响。④当大别山区保持稳定的发展路径时,未来县域自我发展综合指数能力最高。

基于2013—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法构造衡量大数据应用程度指标,探讨了企业层面大数据应用影响制造业服务化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①大数据应用与制造业服务化呈U型关系,在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②异质性分析表明,处于低服务业开放环境、拥有高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当大数据应用水平越过阈值后会显著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将制造业服务化分类研究,发现大数据应用对嵌入式服务化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混入式服务化产生U型效应。③机制分析表明,提升组织管理能力、提高市场匹配度和降低融资成本是大数据应用提升制造业服务化的重要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大数据应用与制造业服务化高效融合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通过熵值法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污染排放水平进行测度,结合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对绿色金融的治污减排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绿色金融发展能有效治理污染排放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②绿色金融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现治污减排效应。③环境规制对绿色金融的治污减排效应存在负向调节作用。④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的治污减排效应较强。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绿色金融治污减排的作用机理和差异化效果,为优化绿色金融体系、助推环境保护提供了参考借鉴。

共生是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的客观要求,产业转移路径选择的本质是寻找与之具有更强共生适配性的地域产业承载系统。文章基于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背景,运用共生理论构建了“产业扩散—产业承接”新的国际产业转移分析框架,从“共生三要素”即共生单元、共生关系、共生环境3个维度建立了共生适配性指数模型,评估了2010、2014、2018、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60个主要国家的共生适配性。结果表明：六大经济走廊的共生适配性指数显示出明显的区域空间分异特征,其中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共生适配性指数最高,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共生适配性指数最低。文章最后以共生适配性指数和特征要素禀赋为甄别条件,为中国不同类型制造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提出了路径选择方案。

文章在把握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科学内涵与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实测2005—2021年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地区差距与时空分异。研究发现：①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三大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但发展速度有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低,但其发展速度最快。②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地区差距较大,呈“先下降后上扬”的变化趋势,造成地区差距的主因是地区间差距。③全国及三大地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均呈收敛特征,总体上考察期后期要比前期的收敛速度更快。基于上述发现,现阶段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应考虑效率导向与创新驱动并重,注重空间溢出效应,实施差别化政策,促进物流业均衡协调发展。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②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③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7个城市层面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整体上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制造业集聚。②东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城市不显著。③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和劳动错配程度,进而推动制造业集聚。④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制造业集聚,而且带动了邻近地区制造业集聚。

文章将地缘科技视角引入创新网络研究,基于新冠疫苗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采购产业链环节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全球新冠疫苗研发合作与采购网络特征,并揭示其映射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及全球地缘关系。研究发现：①全球新冠疫苗研发合作与采购网络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不同的产业链环节呈现出一定差异,具体为“一超多强”的临床前研究合作网络、“南北分割”的临床试验合作网络,“多极化”的采购网络。②全球新冠疫苗研发合作与采购网络表现出差异化的社团结构特征,临床前研究合作网络体现了高技术领域科技大国间均存在激烈的竞争,合作关系的建立主要基于创新需求;临床试验合作网络体现了低技术领域科技大国间竞争减弱,历史合作关系的作用显现,形成中国与传统科技大国竞争的态势;采购网络体现了高技术产品市场端竞争较为激烈,传统科技大国美、英、德合作紧密,与新兴科技大国形成竞争关系。③全球新冠疫苗采购来源高度集中,分配极度不均衡,反映了世界各国激烈争夺新冠疫苗这一战略资源的客观现实和实力悬殊的全球政治经济权力体系。

工业领域是中国节能降碳的主战场,大力推进工业节能降碳,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是支撑中国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环节。文章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11—2021年中国五大重点区域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借助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二次指派程序进一步识别了工业绿色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成因。研究发现：①考察期内,五大重点区域工业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绿色经济效益、绿色生态、政策支撑不断改善,但各区域工业短板有所异同。②工业绿色发展的区域差异显著,但近年来差异呈缓慢缩小态势,部分区域极化问题严峻,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③科创环境和产业结构是造成工业绿色发展区域差异的主导因素。文章立足“双碳”目标要求和区域特征提出优化路径,对协同提升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启示。

通过GIS空间分析、面板数据模型、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电影产业的省际集聚特征及其对电影产出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其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进行检验。研究发现：① 中国电影产业空间分布从以北京为中心的单核聚集模式,转向以北京为核心,以上海、浙江、广东等为次核心的多元发展格局。中国电影产出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菱形分布形态,即“京—陕—粤—浙沪”。②地理邻近度和企业分布密度对电影产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集中度对电影产业产出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③电影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间接效应,说明邻近地区电影产业的集聚对本地区电影产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④由于电影产业本身的集聚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支持、资金水平和人力资本集聚的推动作用,地理邻近性、产业集中度对电影产出绩效存在部分中介作用。⑤东部地区电影产业集聚对电影产出水平的影响效果要明显地优于中西部地区。

从微观视角对老城区环高校圈楼宇经济进行定量解析并描述企业分布的垂直特征。以位于南京老城区的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为例,引入生态学研究中分析生物群落优势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等方法描述其楼宇经济特征,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线性回归和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等探索楼宇空间企业分布的垂直特征。研究发现：①伴随着高校知识的外溢,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周边集聚了以知识密集型行业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优势行业种群。②研究区整体企业群落具有较高的多样性,群落结构相对稳定,依据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的高低可以将商务楼宇分为四类,不同类型商务楼宇在行业多元化和单一行业集聚度上具有相似特征,此外,与企业多样性相比,企业多度在垂直空间上更能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③企业规模、行业种群、企业所处楼宇属性是企业垂直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且随着楼宇层数从低到高,楼宇的开放性、可达性不断降低,可以总结出楼宇企业从大众化企业向专业化企业、从对外租用办公空间向建设公司自用办公空间的分布规律。

文章从均等化概念的初始涵义出发,提出公共体育设施均等化测度的新思路。以湖南省14个市（州）为研究案例,通过选取2021年湖南省与各市（州）公共体育设施统计数据,采取主客观权重法计算各市（州）公共体育设施的供给水平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体育人口的概念,并建立体育人口测算体系,设定一个人口、GDP、现有体育设施的供给水平取全省均值的虚拟市（州）,通过测算其体育人口和公共体育设施的供给数据获取公共体育设施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换算系数,然后据以计算全省各市（州）的需求水平,最后通过均等化测度指数判定各市（州）的均等化类型,得出以下结论：衡阳、常德和郴州3市供给与需求处于基本均衡状态,长沙、株洲、岳阳3市和湘西州供给不足,益阳、怀化和张家界3市供给过剩,湘潭、娄底、邵阳、永州4市属于供给稍过剩。文章研究结论可为公共体育设施的均等化配置与建设运营提供参考。

随着城市网络联系的日益紧密,城市网络权力与知识生产能力逐渐呈现相互依赖的特征。基于2001—2020年中国专利权转移数据和隶属联系模型构建城市网络,在解析网络权力与知识生产交互影响时空特征的基础上,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网络权力与知识生产的交互影响过程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城市网络权力与知识生产水平存在交互的正向影响。城市网络权力的提升显著提高了城市的知识生产水平,反过来城市的知识生产规模又正向影响着城市在网络中的权力地位,两者表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②城市网络权力与知识生产的交互影响具有多维度异质性特征。核心地位、东部地区城市网络权力对知识生产的正向效应分别明显小于边缘地位、中西部地区城市,而知识生产对网络权力的正向效应则明显大于边缘地位、中西部地区城市。③城市网络权力与知识生产水平存在交互的空间依赖效应。城市的网络权力不仅受到邻近城市网络权力的正向影响,还正向依赖于邻近城市的知识生产水平,并且这种空间依赖效应受到地理邻近效应和网络邻近效应的共同作用。

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使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与模型,研究了省域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区域差距、动态演进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省域跨境人民币结算呈现出“东高西低”、由东部集聚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全国总体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波动,东部差异最大,西部居中,中部最小;总体差距主要源于区域间差距。②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跨境人民币结算均随时间呈上升趋势和波动型前进;不同发展水平省份的流动性较高且呈“低—中低—中高—高”跨越式发展,中高水平向高水平发展则相对较难。③投资开放度、贸易开放度、金融发展对跨境人民币结算产生正向显著影响。投资开放度与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贸易开放度对中西部地区影响显著。基于研究结论,从实现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增长与平衡、发挥结算核心区集聚与扩散功能、夯实各省份跨境人民币结算“跨越式”发展基础、因地制宜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技术应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其产业空间集聚成为“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前沿命题。文章基于2016—2021年微观企业数据,通过Scholl集聚指数方法测度数字技术应用业及其细分行业的集聚程度,并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空间集聚演化特征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为：①整体沿环杭州湾形成“核心区域+外围廊道”空间格局并呈“单核心”向“多核心”演化趋势,“杭—义—金—衢”“台—温”组团型产业发展轴初见雏形。②各城市及分行业新增企业数量未出现专业化趋势但马太效应显著,存在空间重组现象,信息技术服务业作为优势产业与软件开发业呈“橄榄型”分布。③细分行业集聚演化趋势与行业属性相关。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开发业、互联网相关服务业偏集聚并在空间演化上高度耦合;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偏分散且需依托片区核心实现数字技术转型,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业作为高精尖产业附属无明显集聚分散特征。最后基于“一湾引领,三轴带动”的多组团型产业空间结构提出“规划对接+专业化+制度保障”的发展建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数据,文章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分析其演化特征、空间结构和中国地位。研究表明：①数字服务贸易参与国家日益增加,但网络连通性和扩散性较差;②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进程缓慢,各国的贸易地位差异大,“一带一路”倡议较好地促进了多边贸易;③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具有显著的社团性,凝聚子群数量2010年以来变化不大,但凝聚子群内部参与国有变化,不同子群内部联结强度有别,子群之间凝聚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④空间分布上,呈现非均衡特性,相对点强度的核密度估计曲线呈现“帕累托”分布,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限制度的核密度估计曲线不再呈现“双峰分布”,两极分化加剧。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合作伙伴相对稳定,但贸易圈有待扩展,核心竞争力、控制力、独立性和贸易自由度均有待提升,急需防范贸易依赖风险。

以中国“八大经济区”和“四类等级城市”为两种空间维度,对财产保险行业的地理分布特征进行探索性研究,通过数据包络建模对2015—2017年中国财产保险行业的全险种经营效率区域差异进行测算,并通过OLS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财产保险行业企业经营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但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②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财产保险市场发育程度更高,但财产保险企业经营效率还要受到区域垄断性、市场空间、气候条件、公共财政支出等因素影响,从而使大西南、北部沿海等区域财产保险企业拥有一定的经营效率优势。基于中国财产保险行业企业经营效率具有区域分布规律,应充分重视区域空间关联,在促进财产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可采取有关对策建议。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探索粮食生产韧性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基于2004—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粮食生产韧性综合指标,运用熵值法、标准差椭圆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方法,分析了粮食生产韧性的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4—2020年,中国粮食生产韧性整体呈下降趋势,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不足。其中,中部、东部地区韧性水平较高,西部地区韧性水平较低,但整体皆呈下降趋势,只有东北地区韧性水平较为稳定。②城镇化率、科技因素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为影响粮食生产韧性的主要因素,各影响因子两两之间交互关系主要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最后,从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粮食生产,积极构建新型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粮食产业发展新格局等方面提出了增强中国粮食生产韧性水平的政策建议。

电子商务的兴起不仅冲击着传统商业,也重塑了购物设施间的互动关系。以南京主城区的快递网点和社区级零售商业设施为样本,基于POI的分析,从点、线、面揭示了二者空间服务能力的时空演变,然后判别其空间关联,最后探析了设施空间服务能力及其关联的影响因素,为优化城市商业空间提供参考。研究发现：①快递网点演变为“多核心”结构、网络内向关联趋向均质化、服务范围的局部差异增加;社区级零售商业设施演化为“圈层式”格局,网络内向关联呈圈层式递减、平均服务范围有所缩小。②主城区的设施空间服务能力关联以互替关系（电子商务占优势）居多,其次为互抑关系。③高等院校辐射范围和用地功能混合度均对设施空间服务能力及关联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企业跨城组织关系视角,利用2019—2021年认定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跨城布址数据,借助“总部—分支”关系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从网络结构、网络层级、网络中心性3个方面剖析全国和城市群尺度下的城市创新网络格局,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城市创新网络地位驱动因素的异质性。研究表明：①中国城市创新网络整体呈现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为顶点的菱形空间结构,网络联系以择优连接和邻近连接为主;②城市群内部网络结构异质性突出,分别呈现出单核心、双核和多核心3种网络结构;③网络呈现东强西弱的“金字塔状”网络层级特征;④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在城市创新网络中占据极强的控制力和吸引力,但不同城市的创新辐射能力和集聚能力存在显著差异;⑤不同要素的作用效果在创新网络地位不同的城市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和中高等级创新网络地位的城市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是城市创新网络生长发育的关键。创新水平、政策环境和城市行政等级对创新网络地位低的城市增长效应更明显,市场开放度对中等级创新城市的增值效应更强,金融发展水平对高等级创新城市的拉动作用显著。

智慧物流是现代供应链的重要支撑,对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合作具有关键作用。文章以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与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地理探测器探究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的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逐年递增,但整体联动效应不足。在空间分布中,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且东中西区域空间联系强度呈现显著的梯度递减态势。②随时间推移,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的网络结构由简单稀疏向复杂化转变,空间格局表现为“东密西疏”特点。此外,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的网络效率不断下滑,地区间关联关系处于不协调发展阶段。③不同驱动因素对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驱动因素的影响能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教育程度、对外开放、产业结构、政府调控、交通基础和资产投入。并且,组合后交互因子的影响力实现了双因子增长。

在城市群视域下,科学准确测度中国物流业与制造业的双向共聚及结构特征,探索两业共聚的发展方向与治理机制,是两业融合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利用天眼查获取中国19个城市群的物流业与制造业全部企业的微观地理信息,引入图像检索领域的推土机距离（EMD）结合改进的Sinkhorn算法,运用蒙特卡洛模拟获取模拟产业集,构建不同方向的产业共聚指数,测度中国物流业与制造业31个二位数行业间的双向共聚水平,并分析其总体特征、行业特征和区域特征。研究表明：中国物流业与制造业双向共聚现象较为显著,制造业向物流业方向集聚趋势更强;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与物流产业的共聚水平明显高于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双向共聚呈现行业差异性;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两业共聚的显著性主要存在于制造业向物流业方向。为此,应统筹空间规划,加强两业协同布局;强化适配协同,提高两业共聚的质量与效率;打破行政壁垒,构建两业共聚的城市群治理机制;深化两业共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对高质量发展、绿色物流等相关文献分析基础上,构建高质量发展下绿色物流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提出TOPSIS—云PDR多准则决策方法对2011—2020年中国省域绿色物流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并诊断关键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省域绿色物流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功能、结构、运作维度下发展趋势良好,在时间上呈现先下降后波动上升的趋势,拐点出现在高质量发展理念提出之后,沿海地区发展稳定性较强,在空间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空间发展格局及辐射式演化特征;②绿色物流发展的障碍因素在研究期内较为稳定,障碍度由大到小依次是运作维度、结构维度、功能维度,排名前五位的二级指标分别是科技投入占比、货物周转量、货物进出口总额占比、人均GDP和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同维度下区域间障碍度差异显著。根据研究结论,从“运作—结构”协同发展、加强区域经济联动、制定特色发展规划方面提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省域绿色物流水平提升建议。

文章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进行匹配,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资源配置与技术创新两条路径有效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异质性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传统行业和瓶颈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但对新兴行业的影响不显著;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内向型节点城市,“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企业和外向型节点城市内企业产能利用率。

东道国地缘环境复杂多变,使得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本地嵌入程度和影响因素迥异。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从“地域嵌入”和“网络嵌入”两个维度度量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本地嵌入程度,进而解析主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境外经贸合作区本地嵌入包括多尺度的“地域”嵌入和多主体的“网络”嵌入,需要深入分析合作区本地嵌入与东道国环境的内在相关性。②东南亚地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本地嵌入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总体嵌入水平相对较高的是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③资源依赖度、制度环境、地方社会机构联系以及政府关注度是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本地嵌入的主要因素。

强化高校对企业创新的支撑是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基于2001— 2021年高校—企业专利转让数据,系统分析中国校企技术转移网络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校企技术转移网络由随机松散分布转向“核心—边缘”结构,高校技术主要由综合类和理工类“ 985/211”高校转向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热门专利长期聚焦于电力机械、医学技术、测试测量等企业缺乏国际竞争优势的领域。②市内校企技术转移主要发生于高校资源密集的省会和直辖市;市际校企技术转移呈现“北出南进”特点,并从等级扩散转向等级扩散与传染扩散并存;跨区域校企技术转移网络由京津和长三角“双核”结构转为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为核心的“菱形”结构。③校企技术转移网络演化是多种因素通过高校技术转移政策利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技术供需空间相对错位、地理邻近与技术邻近综合作用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

对口帮扶政策是中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该政策产生的污染企业迁移效应,值得警惕和深入分析。文章利用“企查查”、Oriana、Zephyr等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库,挖掘多种类型的污染企业迁移方式,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主要发现：①对口帮扶政策会显著引发污染企业迁移。对口帮扶城市之间发生污染企业迁移的平均频次比其他城市之间多出149.51%。②污染企业主要通过设立控股子公司、兼并收购、设立分公司等方式实现迁移。③相比于上级政府指令型帮扶关系,主动合作型帮扶关系对污染企业迁移的影响更大。④驱动机制分析发现,迁移企业的规模越大,越易于受到对口帮扶政策的影响。此外,区域间在要素成本、产业升级政策上的差异性能够与对口帮扶政策产生交互作用,进而推动污染企业迁移。文章提出建立产业帮扶、环境监测、生态补偿于一体的对口帮扶政策体系,特别是要深入到不同类型的迁移方式之中强化对污染企业迁移的监管力度。

结对集聚是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现象之一。文章应用并改进机器学习方法,测度了中国城市的制造业结对集聚指数,从时序变化、空间格局方面分析结对集聚特征。研究表明：①制造业结对集聚指数整体上呈现出“U”型分布特征。②2013年劳动与劳动、劳动与资本、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显著结对集聚组合明显上升。③中国四大区域板块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对集聚指数低于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④2013年城市产业空间网络呈现出一定的“核心—边缘”特征。最后,提出了加强产业链的整体规划与布局、进一步提升制造业集聚水平、引导城市制造业差异化发展等政策建议。

文章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演化能力和政府力量4个层面构建产业链韧性测度指标体系,并基于动态组合赋权—TOPSIS方法构建了产业链韧性测度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上市公司数据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总体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14条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水平,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以及σ收敛法分析了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空间差异以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中国各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水平、驱动因素和薄弱环节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能源、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以及金属制品产业链的韧性比较大,而纺织服装服饰、造纸及文教体育用品以及其他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较小。②按照产业链韧性的时序变化可以将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划分为波动向好型、波动回转型和波动下滑型3种类型,多数制造业产业链在稳定中向好发展。③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东部、西部的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均有上升趋势,中部地区有下降趋势。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区域间差距有扩大趋势。为增强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缓解地区差距,文章提出了固链、强链以及推动地区间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于推动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质量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大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测算了2000—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分析了数字经济产业的时空分异格局及演化特征,进一步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揭示其区域差异,并使用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考察其收敛性。研究发现：①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模呈“U”型发展趋势,全国数字经济产业呈现“城市群带动、沿海大集聚—内陆小集聚”的空间格局。集聚热点表现为“东强西弱,南热北冷”,各城市群呈现“多核心集聚”的空间格局,沿海城市群连片集聚,内陆城市群离散集聚。②全国层面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差异存在加速收窄特征,东中西部视角下,差异来源主要为区域间差距的贡献,南北方视角下,差异来源主要为区域内差距的贡献。除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近年来有所上升外,区域间差距总体趋于下降。③全国及各区域存在σ收敛、绝对与条件β收敛特征,且条件β收敛下各区域收敛速度更快,西部地区不存在σ收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