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2020年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48个省份的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数据为基础,建立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运用无权重均值法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经济脆弱性进行评价,并利用空间分析法、地理加权模型对其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蒙古国经济脆弱性高,呈现以乌兰巴托市、达尔汗乌勒省为双核心逐层递增的空间分布特征;俄罗斯经济脆弱性次之,呈现以莫斯科市以及贝加尔湖附近地区双核心逐层向外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中国经济脆弱性低,呈现西南部向东北部递增的态势;②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暴露敏感与经济脆弱性、适应能力与经济脆弱性均具有显著的聚集特征;③政府调控、产业结构与资源投入对经济脆弱性有显著的影响。最后,提出要适度加大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政策支持,促进其产业升级进程,提高其资源投入利用率等对策建议。

文章基于企业间上下游供应往来识别生物医药产业链条,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区位熵法、OD分析法等,揭示了武汉都市圈生物医药产业链的空间格局,探究了其空间组织模式。研究发现：①基于场所空间的都市圈生物医药产业链各环节企业分布呈现核心集聚、节点集聚、轴带集聚等多样化特点。②基于功能网络的都市圈生物医药产业链各环节内企业关联呈现局地近域关联、层级放射关联、长距离关联等复杂格局。生物医药产业链多环节企业间的空间关联格局有一定规律,表现为前端到中游环节的核心—近域短距离外移、上游到中游环节的外围—近域汇聚式回流、中游到下游环节的近域—全域内外双向输出。③武汉都市圈生物医药产业链遵循圈层布局的基本模式,包括功能协同圈层配合、增值能力圈层递减、交通串联圈层贯通等具体表征。

文章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法分析了2010—2020年淮海经济区工业碳排放网络结构特征及演化机制。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淮海经济区工业碳排放在空间上存在普遍联系,空间邻近性特征显著,空间网络的吸收作用大于辐射作用。②网络层级性下降,呈现以徐州为核心的金字塔状网络层级结构演化趋势;网络类型为异配型网络,关键节点联系加强,呈现“富人俱乐部”现象;网络集聚性下降,节点县域间的抱团效应下降,整体网络较为分散。③空间邻接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工业碳排放强度、技术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对工业碳排放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优化空间网络结构、制定差异化工业减排方案、建立区域协同减排机制是推动淮海经济区工业低碳绿色协同发展的主要路径。

文章基于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①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逐年上升,城乡收入差距逐年缩小,且二者均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②交通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着显著的影响,其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为负,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可以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并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③产业结构升级在交通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介效应占比为38.27%,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提升产业结构水平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研究认为,要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不仅需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需要加强相邻地区间的协同合作。

文章通过构建半导体产业各环节关键产品的贸易依赖网络，揭示了半导体贸易依赖网络的时空演变；同时综合贸易依赖关系、国际竞争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关系构建依赖风险测度模型，从地缘关系视角考察了贸易依赖风险关系的变化及中国在半导体贸易依赖网络中的地位变化。研究发现：①半导体贸易依赖网络平均依赖程度显著降低，依赖关系集聚特征逐渐增强；②贸易依赖关系在区域空间上逐渐转移，表现出“东升西降”的特点，但北美在集成电路贸易依赖网络的核心地位稳固；③全球半导体贸易依赖关系集中于低风险区，高风险依赖关系主要集中在部分小国与大国之间并呈现扩张态势，中美等核心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赖风险指数维持在低位，不存在依赖风险，与西方风险感知存在偏差；④中国在半导体贸易依赖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在具体贸易依赖关系中的权力劣势地位已发生逆转，风险主导地位显著加强，但在集成电路贸易依赖网络中的影响力与美国仍存在一定差距。

文章基于劳动生产率分解模型，从全国、区域、省份层面将中国31个省份1980—2022年的劳动生产率分解为产业内增长与结构间增长，并结合空间性和结构性判断中国工业发展跨期调整特征，及是否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结果表明：①全国层面，中国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问题；②区域层面，东部属于正常去工业化，中西部仍在工业化，东北存在“过早去工业化”；③省份层面，中国“去工业化”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多种工业化现象同时存在。

文章基于2010—2021年中国282个市域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借助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和广义达尔文主义生物进化隐喻，构建了包含技术关联性、多样性和复杂性3个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究了本地知识基础、技术结构和技术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产出规模大、增速快，呈现“东—中—西”逐渐减弱分布格局；②市域技术关联性和多样性总体水平显著上升，技术空间具有“核心—边缘”分布和“双核”结构特征；③产业技术创新受关联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共同影响，其中关联性有利于技术进入和发展，而多样性不利于技术进入和发展，复杂性阻碍技术进入但有利于技术发展。文章从产业技术内生发展和动态演化的角度探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演化机制，丰富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证研究，拓展了产业技术演化的分析视角，深化了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的规律认识。

文章选取2010—2019年中国新增的21.83万个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运用核密度等方法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刻画，并采用MGWR模型探究了新增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0—2019年中国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总体分布呈现“东密西疏、南多北少”的特征，并逐渐向中西部扩散，其集聚中心由“三核”向“三极多核”转变；②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主要来源于四大行业，行业间集聚特征差异明显，区域不平衡总体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但行业间集聚存在阶段性；③发明专利授权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科学研究支出、在岗职工数量、制造业部门产值、建设用地占比、建成区路网密度、人均GDP共同作用于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且影响强度依次降低，其中以发明专利授权数和建成区路网密度为代表的创新技术产出和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尺度较小，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深入探究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有助于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文章以珠三角地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熵值法测算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DBSCAN、QAP非参数估计方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关键驱动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珠三角地区企业新质生产力呈现出以广深为主导的双核心空间聚类和多梯次分级特征，其中第一等级高密度区分布在广州和深圳，第二等级次高密度区集中在珠海，第三等级中密度核心区集中在广州—珠海连线附近及深圳周边地区，第四等级低密度核心区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内陆腹地。②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呈现出小世界特性、网络稠密化、长尾分布和“轴—辐”模式特征，网络密度和网络效率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N”型趋势，且网络关联度整体较高。③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区域性特征明显，网络节点数稳步增长并通过合作形成了“2+N”社群结构特征，即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2个主社群，以珠海、中山、东莞、惠州等为中心的N个副社群，环绕珠江口岸呈“n”型分布态势。④基于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性质可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四大板块，板块Ⅰ表现出非自反性结构特征和“净溢出”板块角色特征，板块Ⅱ具有自反性结构特征和“主受益”板块角色特征，板块Ⅲ和Ⅳ均表现为自反性结构特征及“双向溢出”板块角色特征。⑤企业规模、数字化转型、创新能力及ESG表现是助推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形成的关键驱动因素。

文章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熵权—TOPSIS方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2013—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不同影响因素作用的时空差异。研究发现：①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空间呈“东高西低”分布，新质生产力水平空间差异明显；②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其中高—高集聚区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主，低—低集聚区以西部为主，近年来新质生产力空间绝对差异扩大；③经济、教育、政策和资源因素对新质生产力具有影响，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水平、整体教育投入水平、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政策关注度整体对新质生产力产生正向影响，水资源拥有量、矿产资源拥有量整体产生负向影响，且各因素影响存在时空差异。

文章从关系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构建海外归国人才对产业集群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框架，并以苏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例进行验证与拓展。结果表明：①海外归国人才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分为初步嵌入、深化根植、全面影响、衰退弱化4个阶段，依次表现出点状嵌入、线状拓展、面状拓展、规模性衰退的特征，国际关系资本的正向推动作用先升后降，国内关系资本的作用由积极走向消极。②技术型、本土企业的海外归国人才主要依赖国内的关系资本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管理型、管理兼技术型及跨国组织的海外归国人才更依赖双重关系资本的协调联动。③海外归国人才的国际关系资本包括技术网络、市场网络，通过构建外部的“弱关系”推动产业集群的探索式创新；海外归国人才的国内关系资本包括制度网络、商业网络，通过加强内部的“强关系”推动产业集群的利用式创新。④海外归国人才双重关系资本存在互补效应和正向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并通过声誉机制、扩散效应、择优链接机制、涌现突变机制推动产业集群更高效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构建减污降碳协同水平和扩绿增长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考察了中国减污降碳与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减污降碳与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轻度失调阶段上升至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领先优势明显且逐渐扩大。②中国各省份减污降碳与扩绿增长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存在固化和动态变化特征，少数省份始终处于同一耦合协调阶段，多数省份上升至勉强协调及以上阶段。③从驱动因素看，能源消费结构对东北地区和京津冀地区耦合协调度的驱动作用较大，环境规制强度对华北地区耦合协调度的驱动作用较大，交通运输结构对东部沿海地区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效应较大，人口密度对华中地区和华南地区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效应较大，而能源利用效率的正向作用基本覆盖全部样本省份。

文章以浙江省为研究区域，构建县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揭示了2007—2022年浙江省县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化特征；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影响县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变化的关键因素，并利用系统动力学（SD）模型对县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仿真预测。结果表明：①浙江省县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不断上升，县域之间存在显著空间差异。②县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由以低值区为主转变为以高值区为主，方向性特征明显，分布范围整体上呈现收缩趋势。③科技创新水平、存款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污染影响方向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能耗水平则有显著负向影响。④当浙江省保持协同发展型路径时，2030和2035年县域绿色金融发展能力得分最高，分别为75.46及78.80；而在稳定现状型路径下的县域绿色金融发展能力得分最低，分别为74.78及77.04。

文章基于SOR理论模型，从要素刺激中识别前因条件，探究了京津冀地区绿色农业创业生态系统（GAEEs）数字创新能力的形成逻辑和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对2015—2022年京津冀GAEEs的数字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与提升路径分析。结果表明：①技术条件、制度条件和市场条件刺激下的数字嵌入能力、数字融合能力及数字协同能力共同构成了京津冀GAEEs的数字创新能力。②京津冀GAEEs的数字创新发展总体水平较高且发展空间大，但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数字创新能力强的区域正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③通过影响京津冀GAEEs高数字创新生态位适宜度以提升数字创新能力的组态路径可归纳为数字技术—制度环境赋能型和市场驱动型。

文章基于长三角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微观数据，运用核密度、平均最近邻指数、局域热点分析等方法揭示了企业数量变化和空间集聚演变特征，并采用ZINB回归模型进一步识别其微观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1—2023年长三角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经历了由数量增长到结构优化的发展阶段，对应企业城市分布的“中心—外围”结构不断凸显。②长三角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总体形成“一体三带多核心”的空间集聚格局：以上海大都市圈为高密度集聚区；以沿江、沿海、沿沪杭金为3条高密度发展轴带；以上海、南京、合肥、杭州为主要核心，以苏州、无锡、常州、宁波、温州、蚌埠等为次要核心，其他城市为重要支撑点。③制造业高值集聚区由环太湖、环杭州湾区域向北向西扩展，科技服务业由中心城市向周边蔓延，信息类服务业则持续向心集聚。④要素环境、支持服务环境、基础设施环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均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前两者作为系统条件，其行业异质性更为明显；后三者作为框架条件普遍影响企业数量规模而不是行业构成。研究结论为科技创业生态系统建设、优化科技企业布局提供参考。

文章以2011—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为研究样本，首先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构建了衡量数智化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测算出长三角城市群的数智化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然后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多种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数智化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数智化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不断上升态势，但不同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的发展差距，并且两者的空间发展格局呈现出相似的分布特征。②数智化能够显著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通过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实证结果可靠。进一步分析表明，数智化可通过提升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水平。③数智化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其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地理距离衰减特征，在地理距离500 km处达到空间溢出最大衰减边界。研究结论可为推动中国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文章以中国三大海洋经济圈为例，深入剖析海洋渔业产业链与创新链内涵，并基于共生理论框架分析海洋渔业“双链”融合机制，采用改进的横纵向拉开档次法、Lotka-Volterm模型等方法，分析中国海洋渔业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时空分异以及“双链”融合共生度时空演变特征，探究海洋“双链”融合模式及其差异化路径。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海洋渔业产业链和创新链发展水平均有大幅提升，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存在空间演变上的“马太效应”；②海洋渔业“双链”融合共生度波动上升，呈“N”型演变趋势；③海洋渔业“双链”融合共生度表现出单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的特征。其中南部海洋经济圈最高，表现为“北高南低”空间格局；北部海洋经济圈次之，表现为“中间高、两端低”空间格局；④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双链”融合呈现6种融合共生模式，并伴随提升、跃迁、衰退以及滞后的时序转化特征。

随着中国“双碳”战略的深入实施，生产生活能源的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尤为紧迫。文章基于2010—2019年21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和“宽带中国”战略这一准实验，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DID模型及PSM-DID模型评估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消费低碳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基础设施在推动能源消费低碳化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②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有效降低了生产生活能源消费的碳排放；③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南北方地区、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的能源消费低碳化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北方城市、资源型城市的能源消费低碳化效应更大。

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从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基础和现实表现两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标体系，借助遗传算法优化的投影寻踪模型确定指标权重，测算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引力模型等方法分析了中国近10年省域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演化及关联特征。结果表明：①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呈东高西低的梯度发展特征；②新质生产力水平在差异中不断上升，且差异逐渐降低，各省份之间呈现“低—高”和“高—低”聚集的空间格局特征；③地区间的引力关联强度逐渐复杂化、稠密化，并与新质生产力水平大致呈正比。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区域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具有空间集聚特征。文章利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和MGWR模型等方法对2000—2023年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特征、演变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探讨。结果表明：①北京高新技术企业空间自相关性先增强后减弱，整体空间格局变化较小且趋向稳定发展；不同类型企业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并都有其特定的高密度集聚区域。②MGWR模型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调整权重，更精细地揭示高新技术企业在不同尺度上的异质性。③不同因素对高新技术企业分布作用强度不同且在空间上具有异质性，MGWR模型全局影响因素回归结果与分类型结果存在显著差异。研究成果可为政府和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规划和创新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文章以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应用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人工智能应用水平与绿色创新水平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同时绿色创新水平的Moran's I值呈现距离衰弱特征。②在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范围内人工智能应用能够显著促进本地绿色创新水平产生“数字红利”，但对其邻地绿色创新水平的负向溢出加剧了“数字鸿沟”，并且这种关系会伴随地理区位差异显著变化。此外，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应用对绿色创新水平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均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关系。③空间效应衰减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应用对绿色创新水平的负向溢出效应呈地理距离衰减态势，450 km处达到最大溢出衰减边界。数字普惠金融和数字产业集聚在人工智能应用水平与绿色创新水平的“倒U型”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聚焦人工智能与绿色创新双重视角，为推动中国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能源消费结构的清洁绿色转型事关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能源消费结构清洁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度绿色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通过核密度估计、空间分析法研究了绿色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绿色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总体呈增长态势，区域差距有所收敛，部分区域绿色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远高于平均值。②绿色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均表现为正向空间自相关。③绿色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正向空间关联性呈先增强后减弱趋势。④绿色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以2000—2020年中国251个市域面板数据，借助重心模型、标准差椭圆和基于共同因子的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研究中国数字创新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创新呈“南强北弱、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东西向不平衡性小于南北向；北方地区数字创新空间分布呈“线性—扁化—收缩”模式，南方地区呈“多点—圆化—扩展”模式。②数字创新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的时空关联性强。其中南方地区和中东部地区市域对全国数字创新发展的敏感性较强。③数字创新在时间上具有技术锁定效应，上一期数字创新对当期具有负向影响。除金融发展外，人力资本、企业规模、市场竞争、消费需求、大数据资源和政府支持等因素对数字创新影响的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④人力资本、企业规模、市场竞争和金融发展对本市域和邻近市域数字创新具有推动效应；大数据资源和政府支持能促进本市域数字创新发展，但对邻近市域具有抑制作用；而消费需求对本市域和邻近市域均有抑制效应。

文章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分别作为城市数字化和城市治理智能化转型的外生冲击，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及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政策不确定性下数智化转型对中国产业现代化的作用。结果表明：①“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产业现代化水平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意味着城市数智化转型能够促进产业现代化水平提升。②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外贸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城市数智化转型对产业现代化水平的促进作用增强。③通过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城市数智化转型不仅局限于本地区，同时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结论对于在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促进产业升级和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和借鉴意义。

文章在测度2012—2021年中国数字化和绿色化（“双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方法、相对发展度模型及障碍度模型分析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双化协同”）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障碍因素。研究发现：①考察期内“双化”协调度逐年攀升，整体协调等级由初级协调提升至良好协调，“双化协同”取得实质性进展。②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中国“双化协同”水平呈现“东部引领，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区域格局，区域协调性有所增强，但东部地区始终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东高西低格局固化，缩小区域间差异仍是推动“双化协同”区域协调的关键路径。③除北京、广东、上海及江苏4省域外，其余省域均属数字落后型，“双化”发展同步性亟需加强。④培养数字人才、加强技术创新、提高数字效益、降低能耗水平是新发展阶段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省域“双化协同”水平提升的障碍因子具有异质特征，分区指导、分类调控是“双化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

文章基于2008—2021年中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域面板数据，在考虑智慧城市试点选择性偏误的条件下，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市场活力，促进科技创新和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等路径提升市域经济韧性水平，且该结果在剔除各类干扰样本和更换多种回归方法的条件下依然稳健。②异质性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人口规模较小、金融供给水平较低和外贸依赖度适中城市的市域经济韧性水平。该结论为继续推进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和提升市域经济韧性提供了经验支持。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已然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大引擎。文章系统阐释了省域人工智能发展影响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机制。基于2010—2022年省域面板数据，从技术条件、智能应用和创新实践3个维度构建省域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超效率SBM-GML指数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省域人工智能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不同省域人工智能发展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集聚现象存在显著差异；②人工智能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多种稳健性检验方式验证结论可靠；③异质性检验显示分地区人工智能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存在差异。④调节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受到产业集聚的调节，较高的产业集聚水平强化了人工智能的作用。研究结论为评估人工智能发展的空间效应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数据支撑，同时为探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及对应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参考。

文章借助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总和、数字资产占无形资产比重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揭示了其时空特征及对城市碳排放量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稳步发展,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总和从2011年的0.563万次增加至2021年的3.342万次,数字资产占无形资产比重相应从2.60%提升至4.64%。②胡焕庸线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水平高于西部地区,区域之间差距明显大于区域内部差距,其中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总体差异呈现减小趋势,空间集聚效应较弱但不断提升,加速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集聚。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城市碳排放量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企业内部与产业融合两个方面实现结构优化、资源整合、效率提升、效益增加和碳排减少,不同地区、不同经济聚集区域的碳减排效应具有异质性。文章从数字技术应用、适宜转型方式、长效激励机制、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对促进数字化转型及降碳效应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

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定义,构建包含数字经济的省级投入产出表,与历年全国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的省级分行业就业数据进行合并,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技术对2000—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就业吸纳与带动能力的演变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的就业吸纳与带动能力均明显上升,就业吸纳能力的增速更高。②数字服务业反超数字制造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行业;数字经济通过不断增加对服务业的中间产品需求,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传统批发和零售业等服务业的就业带动效应不断增强。③北京、天津、广州、江苏和上海始终是数字经济吸纳就业和带动就业的优势区域,随着数字经济向中西部地区渗透,在中西部省份已经形成了梯度明显的就业吸纳或带动能力较强的新区。④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就业吸纳与带动能力差异趋于缩小,三大沿海地区与五大内陆地区之间差异的缩小是主要驱动力。基于此,文章提出了顺应数字经济就业,加强就业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质量和完善就业吸纳与带动能力建设的相关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刻画数字经济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探究影响数字经济空间格局的外部因素,有助于实现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文章根据国家级城市群的划分将样本进行分组,利用2000—2019年全国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数据,使用泰尔指数、莫兰指数等指标,刻画了中国数字经济企业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19年,中国新注册数字经济企业的数量和平均注册资本均有所提升,从增量和增速角度看,城市群城市均要高于非城市群城市。②数字经济企业的空间分布差异在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城市群内的下降程度要大于城市群间的下降程度,是数字经济总体空间分布差异缩小的主要来源。③设立国家级城市群具有显著的政策效应,显著提高了城市群城市新注册数字经济企业的数量和注册资本,放大了中心城市对非中心城市的正向溢出效应。

文章运用投入产出法测度中国31个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的空间价值流,据此构建空间关联网络,并对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相较于2017年,各制造业部门的上游度在2020年基本保持稳定,而其被生产性服务业嵌入程度整体增长较为明显。②2017年全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的空间关联网络密度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较大的空间价值流主要存在于北京、河南、江苏、浙江、上海和广东之间;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冶金工业产业链和化工产业链上、中、下游生产环节呈现出与之类似的空间格局。③省域间的地理邻近性能够对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产生积极作用;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技术创新水平差异、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差异以及市场化程度差异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空间关联网络形成。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数字技术专利数据,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比较分析了三大城市群数字技术创新网络的时空演化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三大城市群数字技术创新网络在主体和城市层面上均呈现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结构趋于松散的共性特征,而在主体关联方面则呈现内向化特征,依赖组织间的“隶属关系”。②三大城市群数字技术创新网络具有区域分异性,主要体现在城市网络的合作尺度和主体合作模式等方面。其中,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以全国范围的合作为主,珠三角城市群以本地合作为主;主体合作模式方面,京津冀城市群的国有企业在塑造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三角城市群中民营企业的创新关联作用更强,而珠三角城市群则以本地民营企业合作为主,同时外部高校与本地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在早期阶段也发挥了关键作用。③数字技术可以有效突破地理距离的限制,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是数字技术合作网络的重要推手。

文章基于熵值法测算了2006—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并对城市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来源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全国及四大区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稳步提升。②全国及四大区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空间极化趋势明显,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③区域间差异是中国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总体差异变化不大,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9—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熵权法,测算了先进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耦合发展水平以及先进制造业升级水平;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先进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耦合发展水平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中国先进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总体上对先进制造业产生正向的产业升级效应。从区域层面来看,北部沿海地区升级效应相对更强,除南部沿海地区外的其他区域升级效应均显著;②两大产业融合发展呈现出动态演进的过程,耦合协调度逐步提高,且沿海区域的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普遍优于内陆地区的发展水平;③中国先进制造业升级水平从2016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整体上由2009年的0.249提高到了2021年的0.503。为进一步推动先进制造业升级,政府应鼓励先进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的深度互动融合,建立融合型产业新体系,完善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技术的研究,增强产业融合技术发展新动能。

文章基于珠三角地区全产业链家具企业POI数据,采用DBSCAN空间聚类算法识别并提取家具产业空间聚类集群,运用核密度估计、轮廓系数等方法剖析了家具产业空间聚类的总体特征、产业链结构特征和等级结构特征,并通过空间熵指数分解辨析了珠三角地区家具产业空间聚类的驱动力。结果表明：①珠三角地区家具产业主要聚类集群有7个,呈“多核心扇状”空间分布以及“一主三副”中心分布的等级结构特征,主中心位于顺德,副中心位于厚街、沙溪和香洲。②家具产业链上游企业空间聚类呈“二主一副”中心分布的等级结构,主中心为顺德和香洲,次中心为斗门;中游和下游企业空间聚类呈“一主一副”中心分布的等级结构,主中心均为顺德,次中心分别为禅城、厚街。③非空间因素更能解释珠三角地区总体家具产业的空间聚类,解释程度达80%,且随着空间距离的上升而逐渐增加。而空间因素主导家具产业链上、中、下游空间聚类,解释程度为60%~70%。④珠三角各地区家具产业空间聚类的形成与演进受空间与非空间因素的影响程度各不一样,广州、中山、江门等地家具产业空间聚类集群受空间因素的影响相比其他地区更突出。

文章基于201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体育用品制造业集聚和区域生态效率的时空特征,并采用空间自相关、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体育用品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总体呈现明显的集聚和辐射现象,主要集聚在东南沿海地区,这种集聚性具有空间上的“高—高”关联性,且高集聚区有稳固和加强趋势;②中国生态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具有空间上的“低—低”关联性,其中高集聚区上的生态效率较高,低集聚区上的生态效率较低且在动态减少;③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生态效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能促进本省、周围省及全国的生态效率提升,但仍需警惕后期扩张带来的负生态外部性。据此,提出三点建议：①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强化生态友好型的体育用品制造业集聚效应;②承担体育生态责任,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体育产业生态经济系统;③驱动发展要素流动,促成生态共建共治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文章从供应链3个维度,选择8种指标构建了石油进口风险评价体系,在多维度识别2019—2021年中国石油进口国别风险的基础上,统筹综合风险最小与平均成本最低双重目标探究了石油进口市场布局优化策略,并模拟了3种潜在情境下的市场布局优化效果。结果表明：①中国石油进口风险、成本及其变动趋势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性,具有较大的优化空间。②优化后的市场布局倾向于增加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马来西亚等国,而减少自沙特阿拉伯、安哥拉、英国等国的进口份额,如此既有利于降低综合风险,也有助于减少平均成本,其中降低风险的效果尤为显著,这主要归功于自沙特阿拉伯进口份额的优化。③中国石油进口需求增长和OPEC国家对华出口下降均显著加大了中国进口风险与成本,而金砖国家国别风险下降则大幅降低了中国进口综合风险。因此,中国应稳定大国经贸关系、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积极优化市场布局以降低石油进口综合风险与平均成本,多维度健全风险预警与防控体系以保障进口供应链安全。

文章基于中国半导体企业—分支的投资关系,运用区位商、最小跨度树与模块度等复杂网络的图分割技术,构建涵盖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中国半导体产业网络,并在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和联系强度的基础上划分出一个可供参考的中国半导体集聚区分区方案。研究发现：①中国半导体产业呈现集聚为主的空间分布模式,集聚水平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非均衡发展态势。②全局对外投资网络的地理分布呈现为钻石结构与菱形模式。全局本地投资集聚区表现为显著的东西差异,东部本地集聚区为双核或多核牵引型,西部本地集聚区表现为单核牵引型。③在全国6大区域集聚区中,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水平最高,珠三角域内联系强度密集但珠江东岸的极化现象显著,京津冀表现为梯度双核驱动模式,山东半岛依托济南与青岛都市圈形成横向联系,关中与成渝地区表现为双核增长极集聚区模式。④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空间集聚区可划分为南方、东部、北方和西部4个一级分区和20个二级分区。

文章基于中国24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WAJCI期刊论文总数分析了高校基础研究产出的时空特征及溢出效应;并通过构建测度不同城市群体之间相互溢出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马太效应和溢出效应的互动,以新的视角解释高校基础研究产出时空格局演变的内在动力。研究发现：①中国高校基础研究产出总体呈现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为中心的“大分散、小集聚”空间格局,中心—次级—外围梯度结构明显,东部强于中西部,区域差距逐步降低,溢出效应逐渐彰显。②从全国整体角度看,高校基础研究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③从中心—外围角度看,高校基础研究存在着自上而下的溢出效应,上级城市高校对下级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仅限于相邻层级城市之间,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依然具有显著的马太效应。

文章采用真实货运“流动数据”表征城市物流联系,从公路、铁路、水路、航空4类物流联系分析长江经济带物流网络,同时引用复杂网络理论和仿真攻击策略评估了物流网络结构的静态韧性和动态韧性,并通过模拟新冠疫情冲击探讨了上海等主导性节点城市物流网络在应对风险时的韧性表现。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形成了以公铁陆运为主干、水运为辅助、航空为补充的物流网络,其中各省会城市发挥着重要枢纽功能;②其物流网络层级性、异配性显著,具备良好传输韧性,但物流资源过度集中于核心城市,易引发局部区域的闭塞和僵化;③物流网络结构的韧性能力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风险冲击增大呈现阶段变化特征,核心部分未遭受严重破坏,整体网络就仍能维持正常运转;④新冠疫情模拟下,上海等核心城市“封城”并未使物流网络陷入困境,其他城市可增强自身中介作用来弥补网络核心缺失,实现网络结构的再平衡。由此,从物流基础建设、主导性节点和脆弱性节点3方面提出物流网络结构韧性的优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