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新质量的提升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蜂鸣—管道”理论，以2003—2022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专利信息为原始数据，界定并刻画本地和非本地的同、异质性联系，测度且比较其对区域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进而分析技术守门员在不同知识耦合中的作用。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地区非本地同质性联系呈现“强度集中、密度较小”的特征，异质性联系则呈现“强度均衡、密度较大”的特征；②不同尺度异质性联系对区域创新数量和质量的积极作用均显著强于同质性联系，全球“管道”的构建对于提升区域创新质量而言至关重要；③本地“蜂鸣”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非本地异质性联系对区域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④技术守门员主体在不同技术类别中均保持着较高的异质性联系比重，在不同尺度知识耦合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结论从同、异质知识流动角度深化了对“蜂鸣—管道”理论的认识，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章基于2008—2022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及空间计量方法，系统探讨了工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工业智能化对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在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②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依次下降；工业智能化对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比中小城市更为明显。③工业智能化能够推动市场一体化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而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④工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依托工业智能化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黄河流域城市间合作申请专利数据，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对城际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社区划分、节点层级、轴线层级、网络时空演化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结合多维邻近性框架，研究了创新网络情境时空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内部创新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联结性增强，畅通程度提升；创新网络社区数量减少，模块度逐年下降，社区集聚化程度明显增强；城市节点层级显著提升，低层级城市向高层级转化的趋势明显；城市轴线联系显著增强，呈现明显的多核心辐射布局。②黄河流域内部城市与外部城市之间的创新合作不断增强，创新联系趋向紧密，创新合作通畅度显著提升；内部—外部创新网络的节点层级显著提升，网络核心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轴线层级不断提升，一级和二级轴线联系继续扩展。北京在网络中的地位凸显，与黄河流域的创新联系不断强化。③济南、西安、青岛、郑州、兰州等城市是黄河流域内部创新网络的核心节点，北京、南京、成都、上海、武汉等城市是外部网络的核心节点。④地理邻近、制度邻近、社会邻近对黄河流域内部和外部创新网络演化起到正向作用，认知邻近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创新网络产生抑制作用，文化邻近对黄河流域内部创新网络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

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区域协同创新能力的重要动力。文章在探讨数字化转型影响区域协同创新理论机理的基础上，以长株潭都市圈19个区县为研究对象，检验数字化转型的区域协同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理，并使用随机森林模型探究了区域协同创新对数字化转型的偏依赖关系。研究发现：①长株潭都市圈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并主要体现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地方财政压力较小和行政等级较高的地区。②知识相关多样性能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的区域协同创新效应，而知识无关多样性则起着负向调节作用。③数字化转型对区域协同创新影响的重要性超过产业结构等传统经济因素，且具有一定的非线性特征。

文章基于2285家中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探究了中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分布的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中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格局，密度空间展现出“三极多核”的特征。②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环境、技术创新能力、交通区位条件和政策支持力度共同作用于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分布，且不同影响因素的解释力存在明显差异。③影响中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分布的主导因素存在不同的尺度效应，对外开放水平为全局变量，劳动力成本、专利申请数量、产业结构、劳动力规模和政商关系为局部变量。④中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分布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其中产业结构、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规模的影响高值区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呈现“东—西”向空间分异格局，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高值区为珠三角城市群，而政商关系的影响高值区则为西部地区。

激发乡村创新创业活力，提升革命老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文章基于2014—2022年中国12个革命老区乡村创新创业数据，采用空间相关性分析、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讨了革命老区乡村创新创业的时空特征，并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革命老区乡村创新创业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①革命老区乡村创新创业水平整体快速提升，但不同革命老区之间在水平和增速上存在较大差异。②革命老区乡村创新创业水平“东高西低”总体格局相对稳定，较高水平县域连片分布日趋明显；“高高”“低低”集聚现象突出，“多核心连片集聚”空间结构先增强后减弱，西部革命老区的差距扩大。③革命老区乡村创新创业可以显著提升当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数字普惠金融渗透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增收效应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在远离省会城市、技术水平较高及以机会型创业为主的革命老区人口大县乡村创新创业的增收效应更好，并且该效应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更显著。

文章基于2013—2022年中国沿海11个省份面板数据，测度并可视化分析了新质生产力流动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了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对中国沿海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2013—2022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省际要素流动指数整体呈现由集聚分布的“组团式”向零星分布“多点式”演变的空间格局，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空间极化现象明显。②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③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可以通过提升涉海企业活力和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④从要素流动来看，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空间流动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更为显著，区域异质性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促进国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与“双碳”目标有机结合，进而促进产业升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在综合分析碳排放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升级调节机制的基础上，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及碳排放的调节作用，并提出了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与产业升级水平均稳定增长，表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但区域差异显著，前者差异扩大，后者缩小；碳排放强度波动大，形成西北高—东南低的分布格局，并且空间差异加剧。②数字经济显著驱动产业升级，但存在门槛效应，随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效应减弱。③碳排放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升级的调节具有双重门槛，分别为1.141 t/万元、1.839 t/万元，随着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碳排放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升级的调节作用也逐渐降低。④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升级的异质性调节可以划分为6种类型，应因类施策。

文章聚焦分布式可再生电力生产—储能—终端用能融合系统——“零碳单元体”，通过理论建模与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评估了其经济与减碳效益。研究发现：①当零碳单元体的平准化度电成本低于购电价格时，用能主体的效用水平随之提升。②以中国典型家庭为例，“10 kW光伏—10 kW·h储能”的零碳单元体25年期净现值平均约37802元，内部收益率6.08%，平准化度电成本0.28元/kW·h，年均减排6.13t CO₂。③区域分析表明，受光照资源、电价水平、电力碳排放因子等影响，零碳单元体在山东、黑龙江等华北与东北地区推广的经济与减碳效益较高，而贵州、重庆等西南地区则相对较低。据此，应充分发挥零碳单元体的经济与环境双重价值，因地制宜推动其在优势地区先行先试并逐步推广，加速释放多元主体的转型潜力，以系统融合方案赋能零碳转型。

提升国防供应链韧性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文章基于2001—2022年421种两用产品贸易数据，运用复杂网络、模拟攻击及负二项回归方法，揭示了全球两用物项贸易网络结构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空间结构和拓扑结构方面，全球两用物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占据主要份额，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兴起；贸易网络波动性扩张，具有两极化和小世界性特征。②组织结构和网络韧性方面，全球两用物项贸易网络存在稳定的多层级结构，中国、美国和德国为核心节点；节点抗风险能力趋同且两极化，以边缘型和突破型为主；核心节点对网络权力的争夺推动社团分裂整合；结构韧性波动性提升，关键节点对网络稳定性起决定作用。③地理、语言、经济邻近性和积极的地缘经济政治关系起正向影响，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网络权力水平和网络密度具有促进作用，国防开支水平和政治稳定程度分别在出口侧和进口侧起抑制作用。最后，据此提出应通过加强自主创新和深化国际合作，巩固中国在全球两用物项贸易网络中的主导地位。

区域产业演化研究通过产业关联的定量实证、路径创造的定性案例，深化过程规律认识，但对区域建构在演化过程中的变化缺少关注，陷入领域性先于关系性的思维定式。文章以历史情境下的区域重构为起点，提出了历史情境—产业关联—路径创造的解析思路，并结合全球化到全球化转型的转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探讨了区域重构下产业演化的尺度地方化机制。研究发现：①全球化阶段，区域是建立特定经济联系的地方集合，地方从属于不同区域而成为各类经济关联的交汇点。不同关联在地方相互作用并驱动产业演化，地方继而改变区域地位或参与新的区域化，形成区域—地方相互作用的演化进程；②全球化转型阶段，国家是经济治理联系的交汇点，调节超国家与次国家区域之间经济关联，区域产业演化发展为区域—地方驱动与区域—国家调节相结合的演化进程；③中国区域产业演化的尺度地方化过程表现为，在全球化、分权化、区域化特定情境下，在国家通过尺度重构、尺度下推、再领域化等手段调节下，发挥内外主体关联、新旧路径关联、核心外围关联在地方的相互作用，塑造多样化产业演化路径。

文章以浙江省嘉湖片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为研究区域，采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NICH和Hurst指数、障碍因子诊断等方法探讨了2014—2022年嘉湖片区10个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发展趋势及其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浙江省嘉湖片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差异显著。②浙江省嘉湖片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逐年递增趋势，且区域间差异是主要差异来源。③浙江省嘉湖片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未来将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部分地区呈持续上升趋势，而另一些地区则可能面临发展停滞或下降的风险。④影响城乡融合的主要障碍因子比较稳定，医疗保障是当前制约浙江省嘉湖片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因素。研究结论对于明晰嘉湖片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时序演变、发展趋势及限制因素，推动浙江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文章以物流服务业、运输服务业和金融与信息服务业三大临港服务业为研究对象，运用集聚度测算，从省域、市域以及临港服务业企业层面多尺度分析了长三角地区临港服务业空间结构演进机理，探究了区域内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多层次空间演进特征。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地区临港服务业的发展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其中上海的临港服务业影响力相对较强，浙江和江苏紧随其后。②临港服务业与港口城市的扩散密切相关，临港服务业与港口城市互为支撑。市域的空间结构从单中心为主，再经双中心空间结构发展成为多中心的空间结构；临港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结构比较稳定，上海、苏州、杭州逐渐成为核心区域。③城市化水平、知识溢出和滞后7期均有利于临港服务业的集聚，而信息化水平和政府规模明显抑制了长三角地区临港服务业的集聚。且在临港的物流服务业、运输服务业和金融与信息服务业中也基本类似。

区域物流先导地区高质量发展，其空间网络引领区域空间重构。文章以经济发展与地理关系为基准，划定湖南省99个县级行政单元；在此基础上，挖掘2010—2022年面板数据与地理信息，评估区域物流综合能力与联系强度，映射其空间网络格局；最后运用SNA、GIS与QAP等探究其区域物流网络演变特征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湖南省区域物流综合能力时空分异和空间网络层级显著，聚集与分化特征明显。物流联系强度由中心向外围圈层式减弱，呈现以长沙为核心向外“环形递减”格局；物流网络多级分化，呈现“一核多中心，弱链接主导”形态；长株潭城市群物流聚集态势强，中东部与西部是全省物流热点区域。②湖南省区域物流空间网络结构密集化、成熟化、均衡化。区域物流聚集性强，网络扩张，由“一核多点”局部聚类向“核心—半边缘—边缘”三层半圈结构演变；网络核心溢出与区位链接邻近明显，“马太效应”减弱，形成长沙带动下的“一极多点”态势；网络联系外强内弱，中心单元主导，有虹吸与溢出效应，孤立单元量少，作用于边缘圈层，整体网络可达性与延伸性好；子群空间聚集深化，群向链接效率向好，最大引力线结构稳定，区域物流资源控制力强。③地域邻接是湖南省区域物流空间网络结构演变的主驱动力，经济发展支撑区域物流的资源输出与联系密化，基础条件拉动网络的可达与延伸，物流价值表征区域物流价值能力与规模效益，各差异因素协同交互作用。

打通城市间生产要素流动的堵点已成为推动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关键路径。文章通过分析2012、2015和2017年城市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模体分析方法、随机游走网络聚类算法及指数随机图模型，探究了中国城市生产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生产网络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多中心分布趋势明显。东部城市在网络中占核心地位，而且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地区建立了紧密的产业链合作关系。②生产网络社团的群落特性突出，如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区域网络连接尤为紧密。从微观结构来看，聚集型模块结构成为网络内生形成的主要模式。③网络节点属性中的河流密度、公路交通、政府支持、数字技术创新、工业智能化和产业升级对生产网络的形成表现出积极作用，而且生产网络的形成与空间邻接性、文化距离和创新合作网络存在显著的依赖关系。

演化经济地理学关注微观行动者对区域新产业发展的影响，但多依据产品间的知识关联性强弱，洞察区域的路径依赖或路径生成机制。文章以广东顺德机器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为例，利用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与相关资料，借鉴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成果建立分析框架，探讨了外部环境变化如何影响企业内部组织与外部网络关系，并进而导致新旧产业链接和地方产业演变。 结果表明：市场竞争加剧带来的降本增能双重压力、金融化、市场开发及风险管理等挑战，促使地方企业通过内部协调、企业间合作及产学研政合作等战略调整，依托其在原产业的资源与能力优势，建构新旧产业的知识、技术与生产关联。研究结果还显示，地方行动者的差异化战略，对新旧产业的经济技术关联产生不同的意义和影响，这也为区域新产业生成路径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事实依据。

文章以“中国鞋都”——晋江市陈埭镇为例，基于全域鞋服企业和相关建成环境、社会经济数据，综合采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系统解析了陈埭镇鞋服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陈埭镇鞋服企业呈现出“多点集聚、少量带状分布”的空间特征，不同产业链环节企业空间分异明显。②建成环境主要影响制造环节，社会经济、设施条件主要影响上游设计研发、下游包装销售环节，营商环境主要影响上游设计研发、中游成品制造环节，上述因素的影响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民营经济强镇产业空间优化、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文章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标准差椭圆、泰尔指数等方法分析其新增跨境电商企业时空变化格局，同时基于路径依赖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揭示了跨境电商企业区位选择及时空格局演变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时序发展上，广东省跨境电商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受经济环境和政策演变影响，新增企业呈现出阶段性波动特征；②广东省新增跨境电商企业呈集聚与分散并存、集聚为主的特征，集聚方向趋近于水平，集聚中心位于深圳市和东莞市，四大区域板块之间分布差异大于板块内部差异；③广东省新增跨境电商企业由广州市、深圳市双中心轴线集聚向珠江口西岸多中心面状集聚转变，并进一步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跳跃式扩散和等级扩散；④跨境电商企业区位选择在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区分别呈现出路径依赖为主和路径创造为主的空间差异。影响因素中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形成的路径依赖仍然占据主导作用，政策因素呈现出路径创造作用，技术进步、开放程度等外部冲击的路径创造作用不显著。

文章以中国锂电池产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数据与专利数据，运用空间耦合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分析了2000—2022年中国297个城市锂电池产业链与创新链空间格局演化、耦合关系及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空间分布方面，锂电池上游生产受资源禀赋影响偏向西部，而创新则集中于京津冀、长三角等城市群，存在一定的空间偏离；而中下游生产与创新主要分布在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产业基础强的东部沿海城市，并呈现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趋势。②产业与创新耦合方面，呈现“宏观协同—微观分异”的特征。宏观层面，锂电池产业与创新重心之间的空间距离逐渐缩小，空间耦合程度显著提高。城市层面，受资源禀赋与基础差异影响，多数城市面临“强生产—弱研发”“技术孤岛”“产业断链”等产创融合困境。③影响机制方面，产业集聚水平、相关产业基础、政府支持力度、经济基础条件、对外开放程度、科技创新环境是中国锂电池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因素，但各因素作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国锂电池产业表现出人才技术引领、龙头企业带动、政策资源驱动、集群协同创新4种创新发展模式。研究结论为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创新发展提供实证依据和政策参考。

文章以江苏省96个区县为例，基于2016—2021年江苏省工业用地数据，结合产业政策文本分析，探讨了产业政策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对工业用地效益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产业政策的“激励—约束”双重作用推动了工业用地利用模式的转型，使江苏省工业用地呈现规模约束与效益跃迁的演化特征，且工业用地效益演化的时空格局表现出区域差异收敛的演化轨迹；②约束性政策不仅有助于解决激励性政策带来的负外部性，还能间接提升欠发达地区工业用地效益；③激励性政策和约束性政策叠加交互优化了产业布局调整和工业用地利用结构，带动了工业用地效益的提升。总体而言，工业用地效益的演化本质是政策工具空间适配性的产物，产业政策引导下的地方产业活动对工业用地效益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

文章基于高德地图提取的2010—2023年158197个微观企业点位数据，运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考察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与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协调性增长—阶段性回调”的演进趋势，不同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回调时点不同。②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一直处于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状态，中部地区省份崛起优势明显，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则被锁定在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状态。③从驱动因素来看，耦合协调与经济基础、政策环境、区位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其主要影响因素由早期的“经济基础”因素为主向“创新驱动”“需求牵引”等多重因素驱动转变，社会消费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等因素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强化了两者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因此，未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与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发展需要基于区域差异从产业协同、政策支持、要素支撑等多方面综合发力。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合作愈发受到重视。文章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系统分析2004—2023年国际数据知识产权合作的演化路径；在此基础上，构建数据专利合作网络，采用改进的随机行动者模型（SAOM）对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和空间格局进行详细解析，揭示了不同阶段合作主体间的互动机制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国际数据知识产权合作网络经历了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向全球多元化扩展的发展历程，其中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逐渐成为重要节点。②通过仿真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合作网络的结构性特征、创新能力及合作广度等因素对国际专利合作网络演化的影响，以及网络演化趋势和知识创新绩效变化。研究结论为国际数据知识产权合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并对促进全球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文章基于5A级物流企业数据，从物流基础服务供给能力和物流数字服务供给能力两方面构建物流服务数智化水平指标体系，运用虚拟最劣解TOPSIS方法评价中国沿海地区2011—2021年的物流服务数智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探究其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实证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11—2021年中国沿海地区物流服务数智化水平逐年攀升，其中物流数字服务供给能力贡献突出，年均增长率为14.04%。②中国沿海地区物流服务数智化水平时序演变分段现象明显，其中2011—2015年物流服务数智化水平在低值区集中，2016—2021年物流服务数智化飞速发展，数字经济与产业深度融合、数字消费推动物流服务创新是关键。③空间格局方面，低水平区分布范围保持稳定，较高水平区由中部向南北方向扩展，高水平区向南部转移；区域差异方面，三大海洋经济圈的总体差异和组间差异呈波动扩大趋势，组内差异演化趋势各异，东部海洋经济圈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区域内差异逐渐缩小，而南部和北部海洋经济圈的区域内差异则有所增大。④影响因素方面，区域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扶持和区域数字化市场是物流服务数智化的主导影响因素，解释力集中在0.65~0.85；区域物流基础是支持相关服务的根本，其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远超单因子影响，集中在0.7~0.9；地方政府扶持是打破路径依赖，促进区域物流服务转型发展的关键。

文章利用熵值法等测度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与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①数字经济对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现出“西—东—中”逐渐减弱的分布特征；②数字经济通过人力资本、产业升级和创新产出的传导效应，促进了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出是数字经济赋能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效作用机制；③研究区域内流通业在整体上表现出“高—高”“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呈现出均衡化或向更广泛区域扩散的趋势；④数字经济赋能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极化—涓滴效应”，并呈现出空间外溢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