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问题是国家发展规划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目前，我国已形成“3+N”的区域战略体系，即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3个战略，外加新型城镇化战略等“N”个区域发展战略。文章梳理了我国区域战略体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分析区域战略叠加的内在机制，并探寻其效应最大化的实现途径。研究认为，区域战略叠加所形成的地域经济系统具有地域差异性、联系性、尺度嵌套性、功能传导性与综合集成性五大特征。通过区域战略叠加调控优化地域经济系统的经济地理机制在于：基于比较优势引导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借助系统间的联系获得正外部溢出效应、将区域战略尺度和功能尺度耦合实现不同尺度间战略功能的有效传导，以及通过战略协同产生涌现效应，共同作用使得区域战略叠加之后的效应获得强化。研究提出，在区域战略升级中实现战略叠加效应最大化、发挥主体功能区的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系统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探索综合功能区和国土空间新体系是实现区域战略叠加效应最大化的途径，为“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和“十五五”时期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文章以全球153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将人口老龄化扰动下的经济脆弱性分解为老龄化暴露度、敏感性与适应能力3个维度，基于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框架构建其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函数评估模型、空间异质性指数和面板有序Logit回归模型等方法，定量刻画2010—2020年全球经济脆弱性的空间分异格局及演变趋势，并分析脆弱性演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10—2020年全球老龄化暴露度呈上升趋势，其中低暴露度区域主要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欠发达国家，高暴露度区域主要是欧洲、大洋洲及北美、东亚等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国家。②研究期内全球经济脆弱性显著提升，2020年49.67%的国家处于脆弱态势。其中低脆弱国家主要分布于非洲、亚洲和大洋洲，高脆弱国家主要分布于欧洲和南北美洲。③老龄化暴露度与经济脆弱性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低暴露高脆弱国家主要分布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高暴露低脆弱国家主要是欧洲、大洋洲及北美等区域的发达国家与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④卫生健康支出、储蓄水平、财政负担、劳动参与率等敏感性因子以及产业结构、产业多样化、基础设施连通度、对外开放度、劳动力素质、就业不稳定性、科技创新能力与财政依存度等适应能力因子是脆弱性演进的重要影响因素。
县域要素集散能力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综合运用加速遗传算法投影寻踪模型（RAGA-PPC）、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等方法，探究了2010—2022年中国1735个县域要素集散能力的格局及多维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①县域要素集散能力整体呈稳定上升趋势，八大经济区之间存在显著梯度差异，东部沿海经济区持续领先，而东北经济区发展动力相对不足。②在空间分布上，县域要素集散能力呈现“核心—边缘”结构，热点区稳定集中于沿海和长江中游经济区，冷点区则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和大西南经济区，且范围逐渐缩小。③县域要素集散能力的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为主要来源，其中东北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的差异更为显著，而大西北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④要素集散能力具有较强稳定性，且相邻县域间存在长期的空间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低—低”集聚现象逐渐缓解，向上流动趋势增强。其中高水平县域对低水平县域的虹吸效应明显，而对中等及其他水平县域则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研究结论为优化县域要素配置、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如何精准识别新质生产力，准确研判新质生产力布局的地理空间特征，是现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问题。文章融合文本分析与Skip-Gram模型，结合2000—2022年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对新质生产力进行分类识别，分析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整体趋势、布局、演化与集聚特征。研究发现：从整体趋势看，相较于传统生产力企业，新质生产力企业虽然整体规模较小但始终保持高增速水平，具备较好发展前景；从生产力布局看，2000—2022年东北、东部与南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城市新质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至2022年各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已具备一定规模，且呈现协调增长趋势；从企业动态演化看，各区域企业新质生产力存在频繁增衰演替，企业进入与退出顺差是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的关键；从行业间地理共聚看，技术创新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服务配套。研究结论为精准把握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以及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政策参考。
整合区域要素市场是释放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环节之一，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至关重要。文章采用价格法测算2009—2022年省际市场整合指数，基于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供应链信息披露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检验了区域要素市场整合对企业供应链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区域要素市场整合显著促进了企业供应链信息披露，市场整合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企业披露的供应商和客户数量增加约0.9个，披露金额占比提高约0.03个百分点；②机制检验表明，市场整合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发挥作用：一是降低企业面临的需求不确定性，缓解供应链“牛鞭效应”；二是提高客户集中度，强化大客户对供应链透明度的要求；③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以及地方政府干预程度大（经济增长压力较大）的地区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微观证据支持。
文章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5—202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NNGAIID）试点政策对“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的机理及路径。研究发现：①空间上，城市雾霾污染与碳排放地域特征鲜明，“煤炭三角区”的“污染锁定效应”显著；时间上，城市雾霾污染与碳排放总体趋缓，呈现向西北地区迁移的态势。②NNGAIID试点政策赋能“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通过系列稳健性检验方法，研究结论仍成立。③推动技术进步、抑制城市蔓延和促进经济集聚是NNGAIID试点政策赋能“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的重要渠道。④在非资源型城市和中心城市，NNGAIID试点政策对减霾降碳的作用存在“本地—邻地”双重效应。文章为“双碳”目标下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对“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的精准施策提供了理论和经验借鉴。
营商环境是跨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变量。厘清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的作用机制，是增强中国与RCEP国家经贸韧性与区域协同的路径。文章基于2008—2023年RCEP成员国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系统考察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RCEP国家营商环境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阶段性波动；国别差异显著，新加坡、日本等发达国家稳居第一梯度，而柬埔寨、缅甸等欠发达国家虽处于末位，但近年呈上升势头。②地缘经济联系整体趋于强化，但2014与2016年出现短期回落，其空间格局与营商环境特征相似。③营商环境优化显著促进地缘经济联系，其主要通过改善政务、要素、人力、开放、创新和治安环境，从而增强经贸合作吸引力。④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强化地缘经济联系，而过高的制度距离与产业同构等形成抑制，部分控制变量对地缘经济的影响尚未显现。促进效应在RCEP成立后，发达国家、人口大国及伙伴国家更显著。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从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3个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2010—2023年中国31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考察了新质生产力的时空演进及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增长速度较缓，产业形态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短板。②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处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东强西弱、东北滞后”的空间分异格局，但各省份新质生产力水平逐渐向更高等级进阶。③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差距贡献率最大。④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新质生产力发展呈“俱乐部趋同”特征，且存在路径依赖，跨等级跃迁概率较低。⑤新质生产力发展受经济、制度、教育和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化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和交通便利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和法治化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基于2014—2020年中国823个省际边界县域面板数据，刻画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并运用STIRPAT模型、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2014—2020年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整体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碳排放强度呈现下降趋势，西部地区省际边界县域是高碳排放强度的主要集聚地。②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并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③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发展对本地碳排放强度呈抑制效应，但会增加扩大相邻县域碳排放强度，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④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技术创新效应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最后，文章提出了以数字金融促进碳减排的核心战略及优势驱动、因地制宜与协同合作的发展策略。
文章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方位，探讨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区域发展规划应该重点确立的五个“坚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证，确保规划方向不偏、执行有力，服务于全国“一盘棋”发展大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核心价值，确立规划服务于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目标导向，通过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与比较优势原则，优化空间治理，提升规划的科学性与实效性；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全过程，从战略层面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现实基石，将安全发展观贯穿规划编制与执行全过程,重点保障粮食、水、能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信息安全等关键领域安全。文章据此框架，系统阐述了各维度的理论逻辑、现实成效与实践路径，为优化区域政策空间、健全实施机制，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引。
文章以2012—2022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进程中地区间基金征缴在协调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方面的重要影响，并分析了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表明，省域间征缴水平差异明显，且差异主要来自不同区域之间。②较高的征缴水平将显著抑制地区经济增长，并扩大地区间经济差距，不利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③上述影响受发展经济压力与社会养老压力共同作用，发展经济的压力激励地方政府采取放松降低水平的逐底竞争策略，加剧经济差距；社会养老压力构成硬约束，限制了征缴政策调节经济均衡的弹性空间。④征缴水平与地区间经济差距呈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极值点为1.171。研究结论为优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制度可持续性矛盾提供实证参考。
文章基于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Moran's I、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省域居民消费相关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居民消费空间差异的驱动力，同时探讨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省域居民消费空间均衡化发展的驱动力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总体上中国省域居民消费表现出正向空间相关性，省域居民消费差异在年份上的变化较小，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空间格局。②从全局阶段的平均值来看，代表数字经济的各因子能够起到促进省域居民消费空间均衡化发展的作用。③从交互分析来看，数字经济与传统因素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代表非数字经济的驱动因子在与其他因子两两交互后，对于居民消费空间差距的促进作用增大；代表数字经济的数字支付水平、数字个人信贷水平、人均邮电业务量、移动电话普及率等数字经济因子与其他变量交互后仍能保持很小的q值，说明它们作为区域居民消费均衡化发展的驱动力稳定有效。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地理学对该论题研究具有显著学科优势。针对当前共同富裕测度方法体系不完善、区域实证不深入的研究现状，文章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过程性、多主体等特征完善测度方法体系并进行了多尺度多维度长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共同富裕可从富裕和共同两大方面解构，富裕水平表现为经济、社会、资环、基建等维度的综合发展水平，共同水平表现为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与多维分异。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中国区域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升，整体表现为富裕水平和共同水平的双重增长，但存在一定的区域和维度异质性。其中全国富裕水平、共同水平显著提升，大区富裕格局发生显著重塑且主体功能化特征愈发明显，区域间差距相较于区域内愈发突出，省域富裕格局整体稳定但存在维度趋势性。③中国共同富裕演变具有显著的时空关联，共同富裕对富裕水平的演变响应强烈，集聚型共同富裕空间格局逐步显现，富裕主导型的共同富裕特征愈发凸显。最后，文章提出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核心逐步缓解区际差距、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建议，可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科学参考。
文章聚焦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协同关系，依据国家战略演进的关键时间节点以及长三角区域的政策跟进，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2—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构建绿色—富裕协同度指数（GPI）量化二者的协同状态；在此基础上，运用全局莫兰指数和热点分析刻画时空协同演化特征，并通过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了其驱动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时序上，绿色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波动上升，后者增长显著，区域差异逐步缩小；②空间上，苏北、皖北及宁波、嘉兴初期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后期整体向好；共同富裕水平呈现“东强西弱”格局，经济发达地区及其周边地带优势明显；③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时空协同演化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热点区集中于黄山、池州、宣城等生态优势突出但经济基础薄弱的城市，冷点区集中于宁波、嘉兴等经济活动干扰度高的城市；④低技术水平下的经济增长与高强度政府干预的产业结构会阻碍协同推进，对非共同富裕示范区和中心区影响尤为显著。
文章从产品风险、要素风险、市场风险和外汇风险4个维度构建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30个省份的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进行测度和评价。研究发现：①东部地区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较低且呈下降趋势；中部地区次之，但波动较大；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风险较高。②中国去工业化经济风险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分化的加剧，区域内部的差异相对平稳；东部地区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去工业化经济风险的差距最为显著，且呈扩大趋势。③中国去工业化经济风险呈现“经济相似主导、地理相邻次之”的空间集聚特征，人均收入水平、政府干预和交通基础等因素对其空间分布具有重要影响。④构建的去工业化经济风险预警系统能够对风险值和风险等级进行精准识别和预测。必须进一步巩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建立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以系统观念统筹产业发展与经济安全。
创造性破坏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市场主体进入与退出是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微观体现。文章基于工商企业注册数据，测算了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域创造性破坏水平，分析了创造性破坏的时空分异格局及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揭示其区域差异，使用σ和β收敛模型考察其收敛性，并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讨论了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中国创造性破坏率在2014年之前处于缓慢增长阶段，2014年之后呈现井喷式增长特征。不同区域的创造性破坏率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东部地区处于绝对领先位置。②全国层面创造性破坏率差异存在短期波动、长期收窄特征，东部—中部之间的差距是主要来源。③全国及各区域创造性破坏率存在σ收敛、绝对与条件β收敛特征。④不同城市群创造性破坏率存在明显分化，不同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创造性破坏率存在显著差异。
文章基于“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界定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9年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刻画其空间非均衡及动态演变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索其空间非均衡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空间分布上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梯状分布格局。②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程度呈先拉大后缩小的变化趋势，拐点出现于2008年。区域内差异是主要来源，区域间差异相对较小。③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动态演进表现为整体和各区域内部绝对差异扩大，但两极分化态势逐渐消失。④社会包容维度因子是长江经济带整体和各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主要成因，环境包容维度因子也逐渐发挥重要作用，且因子交互作用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作用力强于单因子。
文章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TVP-SV-VAR模型，分析了2019—2022年美国通胀对14个OECD样本国家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美国通胀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所有样本国家均受到持续正向冲击，但其影响强度因区域经济地理特征呈现异质性。②溢出效应主要遵循“核心—边缘”地理衰减规律，地理邻近国家受到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更为显著。③区域通胀治理中竞争政策功能不一：欧盟通过竞争政策确保统一货币政策和统一大市场的有效实施；新兴市场国家则侧重通过竞争政策抑制市场过度集中，加速供应链重构。④空间临近地区采取协同治理机制，缩短供应链空间距离以增强抗风险能力，且早期积极介入竞争政策能显著提升通胀治理效果。基于上述通胀治理经验，我国可采取以下措施提升政策效能：密切关注美国通胀变动趋势，结合我国地理特征通过竞争政策控制市场集中度、缩短供应链距离，优化关键物资供应链的市场空间配置；加强竞争政策在通胀治理中的作用，提升竞争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同性，针对不同通胀成因实施差异化的竞争执法策略，降低输入性通胀的空间传导速率和影响。
文章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全球102个经济体2013—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了“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升沿线国家制度质量、加强沿线国家科研创新、提高沿线国家城镇化水平促进各国数字经济发展，且该结果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②“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具有差异性，将全方位推动沿线高收入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而对低收入经济体的推动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同时，对“一带”国家与“一路”国家、海陆邻国与非邻近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据此就如何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文章将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第11版GTAP数据库，构建内嵌中国31省份的全球CGE模型，系统评估了关税冲击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及中国的区域经济影响。研究发现：①在宏观层面，美国GDP下降显著，中国凭借国内大循环和出口多元化展现出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而欧盟、日韩及东盟等第三方经济体因贸易转移效应普遍获益。②在区域层面，沿海出口导向省份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而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依托内需和要素成本优势保持稳定增长。③美国加征关税虽在短期内对其部分重点产业（纺织服装业、电子产品制造业等）具有保护作用，但在长期将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中国相关产业在短期内虽受冲击，但随着国内供应链调整，长期呈现增长趋势。④从空间上看，多数省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出下降，并呈现向边疆省份转移的趋势；技术密集型产业虽在外向型省份受冲击较大，但在工业体系较完善的省份表现出较强韧性；而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供应链整合型产业则显示出较好的抗冲击能力。
边缘地带既是地理空间的末梢，也是国家间制度与治理体系的交界带。受区域发展“核心—边缘”化影响，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在各自国家空间发展中出现了人口流失、经济发展滞后等边缘化现象，两区域间的跨境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文章以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的投资为例，探讨了边缘区域海外投资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5—2021年黑龙江省对俄投资流量波动显著，对俄投资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年际差异较大，投资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且多采用绿地投资方式。②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合作园区主要集中在与中国毗邻的几个州区，产业类型以加工制造、资源开发和农业生产为主。大型投资项目多布局在中俄边境地区，少量延伸至远东外围地区，涵盖石油、矿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③投资时序上，2002—2005年投资数量较少，资金主要来源于牡丹江市；2006—2011年投资数量明显增加，投资主体由边境城市逐渐拓展至黑龙江省腹地；2012—2016年投资热度持续，犹太自治州和阿穆尔州成为投资新兴区域；2017—2021年园区及项目数量有所减少，但外围地区如萨哈共和国和萨哈林州开始吸引投资。④黑龙江省在俄罗斯远东的投资空间格局，主要受地缘关系、政策制度、跨境社会资本与空间基础设施等因素共同作用，各因素交织影响其演变过程。
文章从信息消费需求、信息消费供给和信息消费环境3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中国信息消费水平，并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Dagum基尼系数、尺度方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了2004—2023年中国信息消费水平差异时空演变特征及多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信息消费水平整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其中省域尺度表现为“示范—追赶”的梯度发展格局，市域尺度则呈现“多点开花”的点域发展模式。②在区域差异来源上，北方与南方地区信息消费水平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差异，而四大板块的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且其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持续增加。③在尺度效应上，中国信息消费水平差异的尺度方差呈现明显的层级特征，按市域、省域、区域尺度依次递减，且各尺度差异均表现出扩大态势。④在影响因素上，人口密度、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和政策冲击对信息消费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支出则表现出抑制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北方与南方地区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较为接近，但四大板块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青藏高原地区是中国生态环境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特殊的区域，具有环境恶劣、生态脆弱、发展滞后等特征。文章在采用熵值法测度青藏高原地区人口、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发展指数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PVAR模型等方法探析了青藏高原地区“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各子系统间的互动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青藏高原地区整体人口和社会经济评价指数呈上升趋势，资源环境评价指数保持平稳，多数地市州人口、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处于中下水平。②青藏高原地区的“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耦合互馈效应愈加强烈，其中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市州主要位于东部和南部地势相对低平且水资源丰富的区域。③青藏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对人口具有正向冲击作用，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相互之间的效应初期均为正，但均会逐渐减弱直至变为负向。
文章构建了增长极内聚性与外联度统一于综合能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测度指标体系，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视为中国经济重要增长极的重点评估对象之一，利用基于中国上市公司1000强及66300家企业联系的2000—2020年全国285个城市网络数据，定量测度和比较分析了其在全国城市网络和十大增长极中的作用、位次及演变。结果表明：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内聚性及相对中心性稳步攀升，双核引领下的外联广度、外联深度及其表征的辐射带动能力均持续增强，正逐步深入地参与塑造、拓展中国菱形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能级排名在考察期内高于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城市群，超过山东半岛城市群位居全国第四，具备成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的基础与潜能。③与现有三大国家级增长极相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内聚性、外联度和综合能级上差距仍较大，且存在内部空间结构不平衡和中小城市发展不充分等问题，并制约综合能级进一步提升。未来，应从优结构、强内聚和扩外联三方面协同着力，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成为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文章以黄河流域9省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综合评价模型、相对发展度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等解析2010—2020年黄河流域省际医疗服务供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耦合协调演化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的医疗服务供给水平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区域差距逐渐缩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但仍存在较大区域差距。②黄河流域大部分省区的耦合协调度还处于不稳定状态，仅山东和陕西的耦合协调度较为稳定，且一直处于极高协调阶段。③城镇化水平与财政自主度对医疗服务供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知黄河流域医疗服务供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态势，可为实现二者耦合协调进而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文章基于“港—产—城”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为例，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了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运用核密度估计法、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探究了时空演化和区域差异特征，使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剖析了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总体呈向好发展趋势，但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②随着临空经济示范区的设立，省份间两极分化现象凸显，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区域发展不平衡较为显著；③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异持续存在，省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造成发展不平衡的主因是区域间差异；④基础设施是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主导影响因子。据此，现阶段应从优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坚持区域分异治理手段和加大政府引导扶持力度等方面持续推进中国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检验了2011—2018年数字经济及其分解后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路径对流动人口就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就业集聚。②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可以分解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二者对劳动力就业集聚影响存在冲突。其中数字产业化对流动人口就业集聚表现出了正向的影响，而产业数字化则展现出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去集聚特性，且该结果存在动态连续性。③数字经济及其不同发展路径都展示出了极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中心—外围”的地理格局。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文章基于中国282个城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应用时空地理加权模型（GTWR）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及其“降碳”效应与“增效”效应的变化，并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了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降碳—增效”的影响，探讨了我国各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与变化。结果表明：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但中西部的空间集聚性逐渐提升，同时数字基础设施重心出现向西迁移的趋势，与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战略布局吻合；②理论上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降碳”和“增效”均有积极作用，但在“降碳”达到较高水平后存在边际递减效应；③数字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降碳”效应，随时间呈逐渐递增趋势，空间上表现为区域间差距缩小；④数字基础设施“增效”效应显著，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空间上表现为区域间差距扩大，呈现南高北低格局。
文章以海洋绿色经济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海洋保护地规模、海洋保护地模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基于沿海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了1996—2020年中国省级海洋绿色经济效率，揭示了海洋保护地扩张与海洋绿色经济效率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各省份海洋保护地建设的适度规模。研究发现：①中国海洋绿色经济效率平均值为0.635，地区间差异较大，多数省份具有较大提升空间。②海洋保护地规模与海洋绿色经济效率呈稳健的倒U型相关关系，倒U型曲线顶点对应的海洋保护地规模阈值为22.6%。③以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严格保护模式对该倒U型相关关系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驱动海洋保护地规模阈值左移，并强化了海洋保护地规模对海洋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沿海地区在平衡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的过程中，海洋保护地应适度扩张，不宜超过其适度规模阈值，而严格保护模式匹配较小的海洋保护地规模或非严格保护模式匹配较大的海洋保护地规模将是两条可选路径。
文章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居民需求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经济带为样本，综合运用组合赋权法、ESDR指数法，测度2010—2022年长江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度，并运用核密度估计、冷热点聚簇、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其差异产生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居民需求指数保持相对平稳状态，空间上呈现“上游>中游>下游”的梯度格局；供给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空间上呈现下游地区领先于上中游地区的格局。②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ESDR值小于0，但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供给盈余区在明显扩大；供需空间关系以LL型空间错配集群为主，但LH型空间错配区域正小幅上升。③影响供给赤字区和供需平衡区的主导因素是地形起伏度，影响供给盈余区的主导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自给率。供给赤字区和供需平衡区地形起伏度因子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均较强，而供给盈余区则是政府财政自给率因子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均较强。研究表明，地形条件是导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水平产生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将消除地形条件产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差异纳入现行转移支付体系，不仅能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差异，也是提振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文章从科技创新能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要素创新配置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运用莫兰指数、核密度估计、Markov链转移矩阵、Dagum基尼系数和收敛模型揭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地区差异与收敛性特征，并进一步借助障碍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随时间推移稳步上升，存在明显的“东高西低”递减式分布格局。②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邻接高水平地区对本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积极促进作用。③从区域差异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差距较大，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占首位、区域内差异次之，且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④从影响因素看，科技创新能力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因素，对外开放、信息化、劳动力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是导致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新质生产力空间分异特征的主要驱动因子。
文章以中国272个市域为研究对象，使用两期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及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测度了市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中国市域工业绿色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非均衡特征显著。②中国市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其次是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较低但逐步加强。③技术进步、绿色动能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效率恶化、发展动能阻碍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技术和投入产出维度结合来看，技术进步既源于发展技术进步也源于绿色技术进步，效率恶化主要由发展效率恶化导致，且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更多来源于发展效率差距。据此，应重视工业绿色发展长期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的工业绿色发展策略，以缩小发展效率差距为重点协同提升市域工业绿色发展水平。
文章在明晰发展绿色经济必要性的基础上，首先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衡量绿色经济发展，采用复合网络DEA模型衡量工业产能利用率并进行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分解；然后，运用基于邻接矩阵、逆距离矩阵与经济地理嵌套矩阵的空间面板模型评价绿色经济发展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空间效应，并通过供给侧与需求侧进行机制分析；最后，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了区域异质性讨论。研究发现：①绿色经济发展能够通过集聚效应提升本地区工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扩散效应提升邻近地区工业产能利用率，有利于突破“胡焕庸线”对经济地理格局的束缚。②绿色经济发展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直接效应，在需求侧主要表现为溢出效应。③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非均衡态势，而绿色经济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提高能源效率可以缓解能源需求压力、推动经济低碳转型，进而实现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文章在计算200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基础上，将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合成控制法等方法探究了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①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全要素能源效率，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②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③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福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最大，四川次之，河南最小，对浙江虽短期出现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并为创新城市治理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参照。
文章基于中国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2011—2021年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过程和特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结构和时序影响。 结果表明：①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呈现多点零散分布，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南北分异。其中南方地区的城市经济韧性显著高于北方，显著高值集聚区整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再向西和北”的演化过程。②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③结构分析表明数字创新要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较大。时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逐年提高，其中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要素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也具有递增的时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