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将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第11版GTAP数据库，构建内嵌中国31省份的全球CGE模型，系统评估了关税冲击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及中国的区域经济影响。研究发现：①在宏观层面，美国GDP下降显著，中国凭借国内大循环和出口多元化展现出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而欧盟、日韩及东盟等第三方经济体因贸易转移效应普遍获益。②在区域层面，沿海出口导向省份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而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依托内需和要素成本优势保持稳定增长。③美国加征关税虽在短期内对其部分重点产业（纺织服装业、电子产品制造业等）具有保护作用，但在长期将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中国相关产业在短期内虽受冲击，但随着国内供应链调整，长期呈现增长趋势。④从空间上看，多数省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出下降，并呈现向边疆省份转移的趋势；技术密集型产业虽在外向型省份受冲击较大，但在工业体系较完善的省份表现出较强韧性；而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供应链整合型产业则显示出较好的抗冲击能力。

边缘地带既是地理空间的末梢，也是国家间制度与治理体系的交界带。受区域发展“核心—边缘”化影响，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在各自国家空间发展中出现了人口流失、经济发展滞后等边缘化现象，两区域间的跨境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文章以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的投资为例，探讨了边缘区域海外投资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5—2021年黑龙江省对俄投资流量波动显著，对俄投资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年际差异较大，投资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且多采用绿地投资方式。②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合作园区主要集中在与中国毗邻的几个州区，产业类型以加工制造、资源开发和农业生产为主。大型投资项目多布局在中俄边境地区，少量延伸至远东外围地区，涵盖石油、矿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③投资时序上，2002—2005年投资数量较少，资金主要来源于牡丹江市；2006—2011年投资数量明显增加，投资主体由边境城市逐渐拓展至黑龙江省腹地；2012—2016年投资热度持续，犹太自治州和阿穆尔州成为投资新兴区域；2017—2021年园区及项目数量有所减少，但外围地区如萨哈共和国和萨哈林州开始吸引投资。④黑龙江省在俄罗斯远东的投资空间格局，主要受地缘关系、政策制度、跨境社会资本与空间基础设施等因素共同作用，各因素交织影响其演变过程。

文章从信息消费需求、信息消费供给和信息消费环境3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中国信息消费水平，并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Dagum基尼系数、尺度方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了2004—2023年中国信息消费水平差异时空演变特征及多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信息消费水平整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其中省域尺度表现为“示范—追赶”的梯度发展格局，市域尺度则呈现“多点开花”的点域发展模式。②在区域差异来源上，北方与南方地区信息消费水平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差异，而四大板块的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且其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持续增加。③在尺度效应上，中国信息消费水平差异的尺度方差呈现明显的层级特征，按市域、省域、区域尺度依次递减，且各尺度差异均表现出扩大态势。④在影响因素上，人口密度、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和政策冲击对信息消费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支出则表现出抑制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北方与南方地区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较为接近，但四大板块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青藏高原地区是中国生态环境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特殊的区域，具有环境恶劣、生态脆弱、发展滞后等特征。文章在采用熵值法测度青藏高原地区人口、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发展指数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PVAR模型等方法探析了青藏高原地区“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各子系统间的互动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青藏高原地区整体人口和社会经济评价指数呈上升趋势，资源环境评价指数保持平稳，多数地市州人口、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处于中下水平。②青藏高原地区的“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耦合互馈效应愈加强烈，其中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市州主要位于东部和南部地势相对低平且水资源丰富的区域。③青藏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对人口具有正向冲击作用，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相互之间的效应初期均为正，但均会逐渐减弱直至变为负向。

文章构建了增长极内聚性与外联度统一于综合能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测度指标体系，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视为中国经济重要增长极的重点评估对象之一，利用基于中国上市公司1000强及66300家企业联系的2000—2020年全国285个城市网络数据，定量测度和比较分析了其在全国城市网络和十大增长极中的作用、位次及演变。结果表明：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内聚性及相对中心性稳步攀升，双核引领下的外联广度、外联深度及其表征的辐射带动能力均持续增强，正逐步深入地参与塑造、拓展中国菱形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能级排名在考察期内高于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城市群，超过山东半岛城市群位居全国第四，具备成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的基础与潜能。③与现有三大国家级增长极相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内聚性、外联度和综合能级上差距仍较大，且存在内部空间结构不平衡和中小城市发展不充分等问题，并制约综合能级进一步提升。未来，应从优结构、强内聚和扩外联三方面协同着力，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成为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文章以黄河流域9省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综合评价模型、相对发展度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等解析2010—2020年黄河流域省际医疗服务供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耦合协调演化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的医疗服务供给水平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区域差距逐渐缩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但仍存在较大区域差距。②黄河流域大部分省区的耦合协调度还处于不稳定状态，仅山东和陕西的耦合协调度较为稳定，且一直处于极高协调阶段。③城镇化水平与财政自主度对医疗服务供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知黄河流域医疗服务供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态势，可为实现二者耦合协调进而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文章基于“港—产—城”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为例，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了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运用核密度估计法、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探究了时空演化和区域差异特征，使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剖析了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总体呈向好发展趋势，但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②随着临空经济示范区的设立，省份间两极分化现象凸显，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区域发展不平衡较为显著；③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异持续存在，省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造成发展不平衡的主因是区域间差异；④基础设施是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主导影响因子。据此，现阶段应从优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坚持区域分异治理手段和加大政府引导扶持力度等方面持续推进中国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检验了2011—2018年数字经济及其分解后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路径对流动人口就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就业集聚。②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可以分解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二者对劳动力就业集聚影响存在冲突。其中数字产业化对流动人口就业集聚表现出了正向的影响，而产业数字化则展现出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去集聚特性，且该结果存在动态连续性。③数字经济及其不同发展路径都展示出了极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中心—外围”的地理格局。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文章基于中国282个城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应用时空地理加权模型（GTWR）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及其“降碳”效应与“增效”效应的变化，并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了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降碳—增效”的影响，探讨了我国各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与变化。结果表明：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但中西部的空间集聚性逐渐提升，同时数字基础设施重心出现向西迁移的趋势，与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战略布局吻合；②理论上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降碳”和“增效”均有积极作用，但在“降碳”达到较高水平后存在边际递减效应；③数字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降碳”效应，随时间呈逐渐递增趋势，空间上表现为区域间差距缩小；④数字基础设施“增效”效应显著，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空间上表现为区域间差距扩大，呈现南高北低格局。

文章以海洋绿色经济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海洋保护地规模、海洋保护地模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基于沿海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了1996—2020年中国省级海洋绿色经济效率，揭示了海洋保护地扩张与海洋绿色经济效率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各省份海洋保护地建设的适度规模。研究发现：①中国海洋绿色经济效率平均值为0.635，地区间差异较大，多数省份具有较大提升空间。②海洋保护地规模与海洋绿色经济效率呈稳健的倒U型相关关系，倒U型曲线顶点对应的海洋保护地规模阈值为22.6%。③以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严格保护模式对该倒U型相关关系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驱动海洋保护地规模阈值左移，并强化了海洋保护地规模对海洋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沿海地区在平衡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的过程中，海洋保护地应适度扩张，不宜超过其适度规模阈值，而严格保护模式匹配较小的海洋保护地规模或非严格保护模式匹配较大的海洋保护地规模将是两条可选路径。

文章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居民需求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经济带为样本，综合运用组合赋权法、ESDR指数法，测度2010—2022年长江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度，并运用核密度估计、冷热点聚簇、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其差异产生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居民需求指数保持相对平稳状态，空间上呈现“上游>中游>下游”的梯度格局；供给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空间上呈现下游地区领先于上中游地区的格局。②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ESDR值小于0，但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供给盈余区在明显扩大；供需空间关系以LL型空间错配集群为主，但LH型空间错配区域正小幅上升。③影响供给赤字区和供需平衡区的主导因素是地形起伏度，影响供给盈余区的主导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自给率。供给赤字区和供需平衡区地形起伏度因子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均较强，而供给盈余区则是政府财政自给率因子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均较强。研究表明，地形条件是导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水平产生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将消除地形条件产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匹配差异纳入现行转移支付体系，不仅能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差异，也是提振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文章从科技创新能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要素创新配置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运用莫兰指数、核密度估计、Markov链转移矩阵、Dagum基尼系数和收敛模型揭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地区差异与收敛性特征，并进一步借助障碍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随时间推移稳步上升，存在明显的“东高西低”递减式分布格局。②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邻接高水平地区对本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积极促进作用。③从区域差异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差距较大，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占首位、区域内差异次之，且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④从影响因素看，科技创新能力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因素，对外开放、信息化、劳动力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是导致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新质生产力空间分异特征的主要驱动因子。

文章以中国272个市域为研究对象，使用两期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及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测度了市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中国市域工业绿色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非均衡特征显著。②中国市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其次是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较低但逐步加强。③技术进步、绿色动能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效率恶化、发展动能阻碍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技术和投入产出维度结合来看，技术进步既源于发展技术进步也源于绿色技术进步，效率恶化主要由发展效率恶化导致，且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更多来源于发展效率差距。据此，应重视工业绿色发展长期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的工业绿色发展策略，以缩小发展效率差距为重点协同提升市域工业绿色发展水平。

文章在明晰发展绿色经济必要性的基础上，首先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衡量绿色经济发展，采用复合网络DEA模型衡量工业产能利用率并进行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分解；然后，运用基于邻接矩阵、逆距离矩阵与经济地理嵌套矩阵的空间面板模型评价绿色经济发展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空间效应，并通过供给侧与需求侧进行机制分析；最后，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了区域异质性讨论。研究发现：①绿色经济发展能够通过集聚效应提升本地区工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扩散效应提升邻近地区工业产能利用率，有利于突破“胡焕庸线”对经济地理格局的束缚。②绿色经济发展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直接效应，在需求侧主要表现为溢出效应。③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非均衡态势，而绿色经济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提高能源效率可以缓解能源需求压力、推动经济低碳转型，进而实现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文章在计算200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基础上，将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合成控制法等方法探究了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①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全要素能源效率，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②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③用能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福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最大，四川次之，河南最小，对浙江虽短期出现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并为创新城市治理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参照。

文章基于中国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2011—2021年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过程和特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结构和时序影响。 结果表明：①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呈现多点零散分布，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南北分异。其中南方地区的城市经济韧性显著高于北方，显著高值集聚区整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再向西和北”的演化过程。②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③结构分析表明数字创新要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较大。时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逐年提高，其中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要素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也具有递增的时序性。

地理环境对政府和市场这两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力量起制约作用，导致两者作用的空间分异。文章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和地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0年湖南省12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从时空维度运用计量模型方法实证探讨了城乡融合发展中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空间分异特征。 结果表明：①政府和市场都显著地推动了湖南省各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但总体上政府作用大于市场作用，市场在推动湖南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②地理环境对湖南各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起制约作用，地理环境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发挥存在门槛效应，并表现出很强的空间分异特征：地理环境好的县域，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大于政府；地理环境差的县域，政府的作用大于市场。据此，文章提出了在城乡融合发展决策中有效实现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分别与各地区地理环境状况相匹配的对策建议。

文章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的5个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一是提高新型城镇化的现代化质量；二是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规划建设治理水平；三是城乡融合与生态环境问题；四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五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文章就新型城镇化提出了5个建议：①持续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建设，着力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构建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依托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新格局；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资源共享，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④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⑤走符合国情的健康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道路，注重生态保护，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

文章以新时期中国“三区”国土分类体系为统一空间标尺，基于多源时序数据定量解析欧洲2002—2022年三区空间转型过程，采用景观格局指数构建三区空间冲突模型，并在识别关键驱动因素的基础上模拟预测了欧洲三区空间冲突的未来演化趋势。结果表明：①欧洲城镇空间仍呈现全局性的持续扩张态势，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动态互演尤为显著，全欧农林格局正在进行深刻的空间格局调整，并在50°N~60°N之间形成一条明显的动态转型聚集带。②欧洲三区空间冲突呈现“南北低、中部高”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具有典型的周期性变化趋势和时序波动特征，不同地区转型演化进程对时间步长敏感性有所差异，以自然为主导的地区相较于城市化地区更为平缓。③自然地理基础和水文条件变化主导着欧洲三区空间转型及其冲突演化进程，大气水汽压、降雨、温度、坡度和纬度等非人为因素正在全局尺度持续、缓慢且小幅度地改变着三区空间冲突格局，并将在更大时间跨度下展现出更显著的驱动作用。④未来欧洲三区空间冲突整体水平极有可能经历一个上升周期，其中欧洲中部高冲突值聚集区有向东欧平原逐渐扩张，从而形成一条高冲突值延绵带的潜在趋势。未来，我国三区空间转型优化调控应重视气候水文条件变化对国土空间的动态影响，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对气候敏感区的科学判别与弹性管理策略制定，尽快从全局尺度摸清三区空间转型及其冲突的周期性演进规律。

文章从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3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三元引擎”耦合协调机理模型，采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计算了其最优权重；同时，运用模拟退火优化投影寻踪评估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2—2022年黄河流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三元引擎”耦合协调发展进行了测度分析。结果表明：①数据要素化水平、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和工业机器人渗透率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力；②黄河流域新质生产力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间仍存在显著的发展不平衡，形成了以山东为领先的三级梯度分布格局；③黄河流域新质生产力“三元引擎”协同效应逐步增强，反映出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协调发展，但区域差异明显。最后，文章提出了推动黄河流域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探究陆海经济复合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及其驱动机制对实现沿海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文章通过构建陆海经济复合系统适应性循环研究框架，对2007—2021年中国沿海地区的适应性循环阶段进行判别；在此基础上，使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了陆海经济复合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空间分异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07—2021年中国陆海经济复合系统适应性共经历释放—重组—释放、开发、释放—重组3个阶段。②三维属性空间演化差异性显著，其中潜力高水平区集中于广东和山东，关联度高值区呈现向长三角、珠三角集聚的空间格局，韧性呈现“北低南高”的分化倾向。③研究期内除福建和江苏始终处于开发阶段、广西始终处于重组阶段外，其余省份徘徊于开发、维持和重组阶段，尚未有省份处于释放阶段。④中国沿海地区陆海经济复合系统适应性演化的空间分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空间联动机制、生态导向机制、政府调控机制和内核提升机制是陆海经济复合系统适应性演化的主要驱动机制。

文章基于方向距离函数，将污染减排、降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进行统一分析，提出了一种潜力—倾向度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2006—2021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区域减污降碳经济增长潜力与倾向度。研究发现：①整体上我国减污降碳经济增长潜力不断下降。东部下降最多，其次为中部和西部，这表明减污降碳经济增长水平得到提升。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财政支出、外商直接投资、地方经济增长压力7个变量对减污降碳经济增长潜力均存在影响。③整体上我国经历了从经济增长倾向到减污倾向和降碳倾向转变，且减污倾向大于降碳倾向。东部和中部趋向于减污与降碳倾向，而西部趋向于减污与经济增长倾向。④基于倾向度结果，将我国城市划分为6类倾向区，并在主体功能区制度框架下，进一步讨论倾向区的定位与政策导向。

文章应用网络分析和栅格成本距离法从全局与局部视角系统评估了2004—2022年新疆综合交通可达性及其空间演化格局。结果表明：①新疆综合交通可达性水平空间差异明显，总体呈现“北疆>东疆>南疆”的空间分布特征；可达性优势区呈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向外围逐渐扩展的不规则环状分布，“核心—边缘”结构明显。②综合交通可达性时空变化率在不同阶段差异明显，其中2004—2010和2016—2022年，南疆地区可达性变化率普遍大于北疆地区；2010—2016年，东疆可达性变化率提高明显。③新疆各县市交通圈时空收敛效应显著，可达性高水平县市经历了从“点状极核式”和“轴带放射状”再到“点轴串联”的环状结构演化过程。④新疆各县市综合交通可达性水平空间集聚特征不断增强，空间邻近效应明显。

伴随全球化进程推动国际资本、技术和服务等跨国流动，世界各经济体间逐步形成了复杂交错、多层嵌套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体系，从网络视角解析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空间流动及其结构性转变，对于深入理解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体系复杂性、推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化研究转向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外商直接投资流动性出发，构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数据集，综合运用多种网络分析方法，描绘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格局演化及其空间流动态势，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探究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的拓扑复杂性特征。研究发现：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壮大，逐步形成了层级特征明显、结构日趋复杂、空间分异显著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空间格局，外商直接投资流向北美、欧洲和东亚汇聚的趋势明显。其中，离岸金融中心在外商直接投资空间流动中承担着重要的枢纽作用。②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网络呈现稠密化趋势，网络连通性、可达性和传输效率持续增强，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结构和边缘结构具有清晰的层级界限。③中国、美国、荷兰、英国、卢森堡、德国、法国和瑞士等国家处于核心地位，加拿大、日本、爱尔兰、中国香港、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国家（地区）拥有重要的全球影响力，而意大利、泰国、韩国、新加坡和比利时等国家则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④2009—2020年，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一带一路”倡议、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等国际事件对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格局演化带来不同程度影响。

数字经济是驱动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赋能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的战略需求。文章采用计量回归模型和链式中介模型探究了2011—2022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均快速提升，两者皆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发展特征。②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城市合作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三者的并行中介路径和链式中介路径正向影响绿色发展效率，总中介效应系数为0.861，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分别占70.15%和29.85%。③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强度具有城市异质性，高等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更能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

文章在构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评价体系基础上，采用综合适配模型、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5—2022年长三角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适配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两系统呈波动增长趋势，国土开发强度由2005年的0.071上升至2022年的0.570，城市宜居性从0.087增至0.704。②适配类型由初期的较不适配转变为末期的相对适配，空间集聚特征显著，高值区存在一定空间锁定特征。③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对适配度的影响力较强，经济发展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显著，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适配度逐渐提升。

文章以黄河流域6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由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能力和数字普惠金融等维度构成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评价体系；继而运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二次指派程序对2011—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数字经济的网络关联程度和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探讨了数字经济网络关联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黄河流域呈现空间非均衡特征，网络关联强度表现为多核心圈层的空间分布结构，并由节点化城市向网络化布局方向发展。②创新科技、数字人才等数字要素资源在研究期内逐渐向流域内不同等级的城市扩散，数字经济的关联性与协同性在不断增强，空间网络结构也日趋稳定。③郑州、太原、西安等省会城市以及洛阳、临汾等枢纽性城市数字经济具有发展优势且形成了对周边城市的溢出效应；流域内数字经济的空间网络关联正逐步优化，对核心节点城市的依赖性有所下降。④城市距离、经济水平、科创能力、产业结构、财政投入等因素均会对流域内数字经济的网络关联产生显著影响，通过信息、资金、技术以及产业结构的互补发展，可以提升城市间数字经济的网络关联性。

RCEP的签署生效催化全球经济版图的重组，其在空间上连通起印、太两大洋，是我国经略海洋、通往世界的必由之路和外循环的前沿阵地。厘清RCEP成员国间的地缘关系演化和机理不仅能够为推动中国与RCEP成员国间地缘关系良性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同时也能够丰富地缘关系相关研究。文章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构建RCEP成员国的地缘关系网络，依从主体—关系—结构的逻辑揭示了区域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的演变，并运用fsQCA分析了地缘关系的空间机理。研究发现：①RCEP成员国地缘亲和力水平整体呈现东盟亲和、澳新日韩疏离的空间态势。②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网络最初呈现出中国—东盟亲和团状和日澳新亲和三角并存的空间结构，团状结构紧密发展随后收缩至东盟内部，日澳新亲和三角结构降级后消失，地缘关系呈现出日趋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③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社团结构受到美国因素和地理因素的作用，中缅始终稳定存在于主社团中，次社团由中南半岛集聚向马来群岛集聚演化，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盟友始终分别构成具有排他性质的社团。④地理邻近是形成亲和地缘关系的普遍前提，邻国间的贸易依存也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地理距离和制度差异是阻碍地缘关系发展的重要因子。

文章基于中国沿海11个省份，首先从“要素结构”与“效益实现”视角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测度了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随后引入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海洋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强度，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可视化其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最后基于扎根理论厘清海洋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的动力机制，并通过QAP回归法实证分析了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②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性和溢出效应显著，呈现复杂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从整体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看，关联性和稳定性不断增强；从个体网络特征看，东部海洋经济圈的上海长期处于网络中心地位，而北部及南部海洋经济圈多数区域处于边缘位置，但随着海洋经济发展边缘区域的地位逐步提升。③从网络角色和功能看，可划分为净受益、净溢出、经纪人和双向溢出4个板块，板块内部和板块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且板块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梯度传递特征。④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主要受绿色技术进步差异、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和地理空间邻近性等因素影响。

劳动力资源充分流动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环节。文章通过2011—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并且在替换自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②从城市层面看，数字经济发展主要显著促进了胡焕庸线以西地区和大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在个体层面，数字经济对男性和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流动促进作用更强。③数字经济主要通过降低个体搜寻成本、地区交易成本、增加就业机会和降低地区间壁垒等渠道促进劳动力流动。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新的论据，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厘清空间品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机理，完善空间品质引致人才区域迁移的作用机制，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现有新空间经济理论。文章构建了一个新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以阐释“品质”溢价的形成机理，即空间品质通过工业品溢价推动总价格指数上升，然后实证探讨了“品质”溢价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存在基于门槛效应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①空间品质显著提高了地区价格水平，即“品质”溢价现象成立。②“品质”溢价存在基于经济发展、人才规模和城镇化的门槛效应，且均表现为“品质”溢价逐渐增强的趋势。③生态环境、公共服务、文化娱乐和基础设施的“品质”溢价趋势存在差异。

城市间经济增长是否收敛，是判断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准。文章基于2003—2022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马尔可夫链和核密度估计法，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检验。研究发现：①城市经济增长率存在绝对收敛趋势，在进一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财政状况、经济结构、经济开放度和公共服务水平，并加入空间误差项后，城市经济增速的收敛速度加快；②城市经济水平的离差呈现逐渐减小之势，但此趋势主要来源于对省外城市的赶超，部分省份内部城市间存在经济差距扩大之象；③城市经济收敛具有全局性，东中西部三大收敛俱乐部不仅在各自内部具有收敛趋势，而且在俱乐部之间具有共同收敛趋势；④城市经济收敛具有动态性，将2003年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四分位数分成低水平、较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和高水平5类，在经历100次状态转移后，不同水平的城市比例收敛于5%、12%、17%、41%和25%的稳态。研究表明，政府财政行为和市场要素流动共同影响城市经济收敛；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互补嵌合，有助于在经济地理学的意义上促进更高水平的动态性和全局性共同富裕。

绿色创新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双赢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2010—202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专利数据，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等方法，系统揭示了该区域绿色创新的空间异质性演化规律及其收敛特征。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空间分布呈现显著集聚特征，下游地区形成创新高地，区域间关联效应突出；②动态演进显示整体水平持续提升且存在路径依赖特征，相邻城市创新演进呈现协同效应；③区域差距呈收敛趋势，上游地区收敛速度最快，且收敛强度沿上游至下游梯度递减。据此，提出应实施区域差异化政策并加强跨区域协同创新，以促进长江经济带全域绿色创新均衡发展。

文章以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公共服务共享、物质经济、精神人文、生态环境、社会和谐等维度构建了浙江省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从省域和市域层面探究了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1990—202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由42.36%增长到76.06%。2005—2020年，浙江省各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均呈现稳定上升趋势。②2005—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整体差异有所增大，但共同富裕发展趋势向好。③收入分配差距逐渐取代物质经济成为浙江省共同富裕准则层的主要障碍因子，生态环境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大，公共服务共享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小。基尼系数是浙江省地级市影响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共同富裕指标层障碍因子。据此，应实施健全公共服务机制，使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促进居民收入增加，拓宽先富带后富路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走绿色发展道路；鼓励地区争先创优，将优良经验总结推广等措施，以推动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

文章利用百度指数度量省域企业算法合谋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2018—2023年中国31个省域企业算法合谋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东部沿海及中部地区的企业算法合谋指数相对较高，合谋现象更为明显和集中，并呈现出从沿海向西部和东北地区梯度递减的态势。②中国企业算法合谋指数总体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局部上表现出“高—高”和“低—低”型集聚的两极分化特征，且“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区则集中于西部地区。③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对企业算法合谋指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空间因素后，本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对本地区企业算法合谋指数的影响仍显著为正，但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未来，应加强东部沿海地区的监管与防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人力资本指数，减少企业算法合谋行为的发生。

全球生产网络与区域发展是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而对于全球生产网络中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主导的地方企业网络的研究更应引起重视。文章基于郑州富士康的典型案例，通过构建“权力关系—制度安排—产业发展”的分析框架，研究了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对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富士康落地郑州后，发挥权力关系吸引了其原有部分供应商转移到郑州。地方政府依托富士康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的优惠政策及塑造的产业发展生态，吸引了大批非苹果手机企业在郑州集聚。②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智能终端（手机）形成了三重企业网络，分别为富士康权力关系主导的企业网络、富士康跨界企业网络、地方政府引导形成的非苹果手机企业网络。③苹果手机最大生产基地和全球智能终端（手机）制造基地的形成，加快推动了承接地的产业结构调整。④全球生产网络中领先企业的权力关系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深刻影响了智能终端（手机）企业集聚和企业网络的形成。研究结果刻画了全球生产网络中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在后发地区的地方企业网络特征，拓展了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权力关系研究视角。

近年来，需求侧视角的引入使演化经济地理学形成了“需求转向”的趋势。文章梳理和总结了需求侧视角下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实证进展，并结合研究的局限性及中国当下的经济建设要求提出了对未来研究议题的展望。研究认为：面向需求侧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重点探讨了市场的演化，以及需求对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产业集群演化和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等主要议题，但忽视了除出口市场外的其他市场的演化规律、需求对区域经济复杂度的驱动力、需求侧的微观机制以及宏观国家尺度的需求侧研究。从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和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要求出发，未来研究应重视探究需求对经济复杂度的塑造作用、基于演化视角的市场分割形成机制和内需对外需冲击的抵御作用。

探究国土综合整治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与模式，对于促进城乡关系健康演变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土地—产业”双转型视角，剖析了国土综合整治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构建了城乡融合评价体系，探索了国土综合整治模式识别思路，并针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土地利用和产业优化协调转型是城乡融合的关键特征，国土综合整治以工程组织和要素整合的优势促进“土地—产业”双转型，助力城乡融合发展；②基于“土地—产业”双转型视角的城乡融合评价结果，可明确“土地—产业”协调分区和障碍类型，耦合识别国土综合整治模式；③2000—2020年东部沿海地区城乡融合指数的南北差异较大，整体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以及福建地区的城乡融合态势较优；④结合国土综合整治模式识别框架，面向市域单元将东部沿海地区划分为16种国土综合整治模式，细化了分区特征、实施目标、组合策略等内涵。

文章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从“减排”与“增效”两个视角，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环境效应，并揭示了其内在实现机制及多重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①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具有“减排”与“增效”双重环境效应。②机制分析显示，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创业活跃度提升是自由贸易试验区释放双重环境红利的重要驱动因素。③进一步分析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环境效应并非通过污染转移或压缩经济产出实现。④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联动效应增强了双重环境效应，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减排”与“增效”双重环境效应在沿海与内陆地区以及不同批次的试验区中表现出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高质量发展与环境治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为探究建筑业、能耗和碳排三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其时空演变过程，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VAR模型和移动时间窗口sHMM（MV-sHMM）的组合研究方法，并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基于2005—2020年三变量指数数据，探究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分析了其时空特征变化。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建筑业发展对能耗和碳排有正向影响，能耗和碳排对建筑业的影响呈现由负向转变为正向再处于波动的趋势，能耗对碳排的影响呈现由负向转变为波动的趋势。②碳排相比建筑业和能耗，恢复稳定的时间较快，且在没有外界强干预时，3变量系统整体恢复至稳定的速度较为缓慢。③长江经济带建筑业、能耗和碳排的状态关联呈现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建筑业与能耗、碳排脱钩由上海和贵州逐渐扩展到江苏、浙江和湖北等省份。到2020年，长江经济带大部分省市建筑业发展与碳排放实现脱钩，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增速实现大范围下降，经历了由点到面的时空演化过程。最后，提出要动态科学施策、优化能源结构、加强多元合作等建议，为促进建筑业低碳、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