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在归纳我国“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新趋势和值得借鉴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应我国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的四条经济地理学定律：①国家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共生的,不存在区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国家现代化。②区域地域功能的结构特征和区域之间经济收益的再分配过程,决定着城乡和区域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状态。③实现现代化时期与小康建设时期不同的是,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已成为主导和决定性因素。④依托比较优势的区域差异化发展是提高国家现代化整体效能的基石,提升生态产品的价值化水平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改革的重点。最后,文章还对“十五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适应性策略进行了初步讨论。

人力资本为理解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空间协同演变对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地区发展潜力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京津冀地区处于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期,文章在县（区）级尺度对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及二者的协同关系展开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京津冀地区：①人力资本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断提升,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由初级协调过渡到中级协调,约17%的县（区）级单位已进入高级协调水平,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及河北各市市辖区;②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变化呈“核心—边缘”模式,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的空间相互作用,但受行政壁垒影响,空间集聚关系呈现出“南强北弱”的态势;③尽管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幅度较大,但空间极化现象严重,教育人力资本与产业发展的空间错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矛盾。

文章基于2006—2020中国30个省份数据量化评估减污降碳协同水平,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马尔可夫链等方法分析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中国减污降碳协同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全国及三大区域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空间差异均表现为下降态势。②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环境规制与政府财政支持在绿色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③能源消耗强度揭示了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减污降碳协同水平的机制途径,环境规制和政府财政支持分别在此影响路径上起负向与正向的调节作用。④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协同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不显著。

文章基于2002—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其经济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整体上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组成的网络密度不断增强,等级属性弱化,网络结构日益稳定。②粤港澳大湾区的网络中心性均不断上升,且广东和香港的上升幅度明显高于澳门。③进一步对网络成员中心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济规模、贸易开放程度、研发投入、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心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广东、香港所在的核心层来说,经济规模、贸易开放程度和研发支出是中心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动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注重科技研发,加快建设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文章基于2000—2020年全球82个国家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指标体系,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测度了其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IGGI）,并对测度结果进行了时空演化和区域异质性分析以及耦合协调度评价。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82个国家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都有提升。各国IGGI的平均值从2000年的0.226上升至2020年的0.302,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空间布局。②从空间分布看,各国的IGGI存在空间关联关系,表现出明显的“高—高”聚集和“低—低”扎堆现象。其中,位于“高—高”集聚区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位于“低—低”集聚区的主要是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③从区域异质性看,高收入和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和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其中,2020年高收入国家IGGI的均值为0.379,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IGGI的均值为0.328,低收入国家IGGI的均值为0.229,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IGGI的均值为0.251。④从分维度指数看,经济增长指数（EGI）和社会公平指数（SEI）的变化趋势总体呈上升趋势,且SEI明显高于IGGI的变化趋势,发展态势良好;环境可持续性指数（ESI）的变化趋势则比较平稳,且明显低于IGGI、EGI和SEI的变化趋势,发展状况不佳,仍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⑤从耦合协调度评价结果看,整体上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性三大维度的耦合协调状况仍处于低水平,且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文章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省会城市撤县（市）设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和影响。结果表明：①省会城市撤县（市）设区显著促进了自身的产业升级,但对省内其他地级市的产业升级产生负向影响;②省会城市撤县（市）设区对周边城市产业升级的抑制作用,随距离的增加呈现出先增后降的倒“U”型趋势,且多中心布局模式下的抑制作用更强;③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省会城市撤县（市）设区对周边地级市产业升级的抑制作用更强,且更高的行政级别抑制作用更明显;④要素挤占、引资竞争和创新削弱等是省会城市撤县（市）设区影响周边地级市产业升级的重要渠道。研究结论可为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南北差距逐步拉大，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现象。文章使用1992—2020年夜间卫星灯光数据分析了我国南北差距及其动态演变特征，评估了其全局和局部收敛性，并探究了影响南北差距收敛性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样本期内南北差距呈现出下降—上升的反复波动趋势，但2013年以后呈现出新一轮加速扩大趋势。②南方和北方地区间经历了从不存在俱乐部收敛到俱乐部收敛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南方发散和北方收敛。③南方和北方地区内部均存在明显的局部收敛特征，但不同地区收敛的稳态水平存在分化。④营商环境和创新水平的差距是造成南北方发展加速分化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和创新水平是导致南方地区内部分化的主导力量，而产业结构变迁对缩小北方地区内部差距具有积极作用。研究结论为缩小南北差距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建议。

文章以中国城市可达性为研究对象，以公路网数据为基础，构建了3种衡量时间可达性的指标，并根据指标的经济地理含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1980—2019年中国334个城市的公路可达性特征和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1980—2019年各城市的地理可达性均值从47.60 h缩短至17.92 h。其中，旅行距离缩短和旅行速度加快的贡献率分别为8.7%和91.3%。②地理可达性和整体经济可达性2个指标的分布特征均呈现以中部地区为中心的“核心—外围”特征；不同时期这2种可达性改善最快的地区，跟整体经济增长潜力增加较大的地区呈现出一致性，但可达性最优区域的具体分布与经济发达区域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③区域经济可达性的分布特征显示，具备该可达性优势的地区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带状区域和多个分散的内陆区域，其分布基本上跟各地区的经济发达区域重合。研究结果说明，在分析公路交通网络对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时，需根据分析的目的来选择适宜的可达性指标。

文章基于2006—2021年中国城市的绿色发明专利合作申请数据构建绿色创新网络，剖析绿色创新网络结构特征，通过地理探测器揭示绿色创新合作的城市驱动因素，并利用断点回归评估区域协同战略的绿色创新合作促进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合作申请的绿色发明专利和参与合作的城市数逐年上升，呈现典型的集聚特征与社区分布趋势。城市角色和联系路线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和地理区位性，北京、南京、上海等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这些城市间的关联搭建了绿色创新网络骨架，并主导形成了六大绿色创新社区；②中国城市绿色创新网络的形成是双边城市属性、多维邻近性和网络效应等因子协同交互后增强的产物，网络效应的影响最强，城市间环境、技术邻近性也起着重要作用；③区域重大协同战略是形成现有城市绿色创新网络的重要外部力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显著促进了区域内城市间的绿色创新合作。此外，文章还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城市绿色创新网络、促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探究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及其效应，有利于提升地区经济自我恢复和动态调节能力。文章依据2008—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省域经济韧性指数，并基于税制结构优化视角，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模型、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税制结构优化、直接税比重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强省域经济韧性，而间接税削弱了省域经济韧性；②财政分权削弱了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产业结构调整则进一步提升了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③进一步分析表明，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在税收竞争、要素禀赋、人口结构和地理区位上存在异质性；④基于经济发展水平视角分析显示，税制结构优化与省域经济韧性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提升省域经济韧性水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是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提升企业碳绩效是推动“双碳”战略目标实现、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文章基于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建设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机制和效应。研究发现：①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碳绩效提升，边际效应为0.232。②低碳城市试点对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碳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③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以及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等路径机制，推升企业碳绩效。地理位置在低碳城市试点与企业碳绩效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调节效应。为了全面推动企业低碳转型和碳绩效提升，除了要进一步优化环境政策，还应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并平衡政策执行的地域行业差异。

经济地理空间的不均衡分布和集聚是常态，核心区域的集聚优势使得核心区创新研究成为主流，边缘区域创新则往往被忽视和低估。然而，近年来，边缘区域创新活动日益频繁，引起学术界关注并对其进行解释。现有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对边缘区域创新进行探讨，但对其概念界定、路径探讨等尚未形成统一理解，且未形成系统性文献梳理和机制解释。文章在对边缘区域创新进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边缘区域”内涵，界定了“边缘区域创新”行为，并创造性地构建了理解边缘区域创新途径的“内部、外部和系统创新”分析框架；同时指出边缘区域创新需要区域能动性、外部环境和区域能力的协调匹配，在挖掘自身需求和潜力、发挥能动性获得内部创新时，也需要建立外部联系获得外部创新和嵌入系统，才能实现多尺度系统创新。

海运服务是实现贸易流通和经济全球化的纽带，准确辨析世界各国在海运服务贸易中的实际地位，对促进贸易良性循环和海运业稳定发展，量化识别海运服务贸易的格局及特征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利用社会网络方法，探究了全球海运服务贸易网络的拓扑特征和演化规律。研究发现：①从网络结构特征演变看，样本期内网络密度由0.143增长到0.241，海运服务贸易网络趋于复杂化稠密化，具有核心边缘层级结构、小世界性和极化特征，而无标度性不明显；度和强度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在-0.4780~-0.3930及-0.0206~-0.0155之间，海运服务贸易网络是典型异配网络；GCX、F8X、FKX 3种模体在各年出现频次均较高，出口结构和互惠结构是海运服务贸易的重要模式，高度集中化贸易模式则并不突出。②从各国网络地位和承担角色看，美国、德国、日本等核心国家在网络中具有绝对引领作用，南亚为贸易低值集聚区，空间上呈现以欧洲、亚洲、北美为主导的格局；中国、印度的节点度中心性逐渐提高，新兴经济体网络地位明显增强；新加坡是海运服务贸易枢纽中心，德国和美国是海运服务贸易的重要输出国，日本、英国和泰国倾向于承担进口发起国角色，中国作为核心国和中间节点起着重要的传输作用。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首先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北京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并在更新和补充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测度了北京参与双循环水平；然后对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互动机理进行剖析；最后利用2002—2022年北京38个行业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北京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年均增长率逐步趋于稳定。②北京以参与国内循环为主，尤其2007年之后所占比重不断提升，参与国际循环比例变动趋势相反。③北京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助于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其中技术进步起到积极作用；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未能促进北京进一步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其中环境规制起到阻碍作用。④从行业异质性来看，高技术服务投入占比较高的行业通过深化国内循环会对绿色低碳循环水平产生较强的积极影响。⑤从时间异质性来看，党的十八大之后北京参与国际循环对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提升。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以县域为载体推进共同富裕并构建支撑共同富裕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对于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文章通过构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的县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以浙江省为研究区，探讨了各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发展格局方案和多层次推进共同富裕的策略。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及各维度水平均有所提升。其中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和共享性水平差距扩大，发展性水平差距有所缩小，可持续性水平波峰形态由“单峰”向多极分化演变。②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呈北高南低的阶梯状特征，其中山区26县共同富裕水平与浙江省其他区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是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短板。③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存在一条明显的非均衡线——临象线。为破解非均衡线两侧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建议构筑支撑浙江省区域均衡发展的主轴线——慈庆线，并基于临象线与慈庆线构建浙江省“两线四区四核”的共同富裕发展新格局，为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空间支撑。

利用2011—202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OLS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影响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①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三大省会城市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向周边地区辐射的空间格局，各区域间发展差距显著。②新型城镇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金融发展水平、经济聚集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信息化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的提升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③新型城镇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对本地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强于对邻近地区的影响。

文章运用多种复杂网络方法,从长时序尺度刻画了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时空演化,剖析了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拓扑结构,揭示了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韧性。研究发现：①全球锂资源贸易规模总体上呈现出先平稳发展、后快速增长态势,碳酸锂贸易规模明显高于氢氧化锂。②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规模和密度持续提升,逐步形成少数核心国主导、等级特征清晰、空间不均衡态势明显的贸易格局。③智利和阿根廷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锂资源出口国,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德国、荷兰、比利时、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国长期占据核心地位。④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骨干结构不断丰富与拓展,呈现出以少数国家为核心节点、连通区域贸易集团的发展态势。⑤全球锂资源贸易网络韧性呈下降趋势,少数国家和贸易联系对锂资源贸易网络结构连通性具有决定性作用,遭受冲击后锂资源贸易网络存在崩溃的危机。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一些促进我国锂资源贸易合作、保障锂资源供应安全的政策建议。

文章重新调整了劳动收入占比中分子分母的计算口径,对1978—2017年我国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进行测算,使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出各省份技术进步偏向各项参数,对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进行趋势分析;采用Dagum基尼系数描绘了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省际差异的演化格局,并对其来源进行了分解分析;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要素收入空间分配格局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①劳动收入占比整体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空间分配格局,经济愈发达的地区劳动收入占比愈低,折旧、生产税净额占GDP比重的空间分配格局与之相反,混合收入占GDP比重的空间分配格局与之相同。②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总体均值的变化趋势呈倒“U”型,所有省份中北京和上海上升趋势最为明显,西藏下降趋势最为明显。大部分省份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这是导致其劳动收入占比显著下降的重要原因。③劳动收入占比省际差异的基尼系数仍然较大,从地区内部差距来看,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最大,并且呈显著下降趋势。从区域间的基尼系数来看,东—中、东—西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中—西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④空间计量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对劳动收入占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融合生产网络和价值链理论构建城市供应网络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01—2022年上市公司与供应商交易数据构建中国城市供应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和面板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其时空演化特征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供应网络密度总体位于0.010~0.018之间,呈现波动增长的变化特征,网络呈现明显的小世界特征,且网络的可达性在增强;②网络联系集中在少数核心城市,北京是唯一的权力—威望型城市,权力型和威望型城市数量在增加并具有明显的集聚指向,权力型城市以上海、杭州、武汉、成都、深圳等中心城市为主,威望型城市以唐山、太原、芜湖、中山、大同等资源型和传统制造业城市为主;③城市供应网络空间联系呈现由沿海点轴结构向多轴线空间结构转变的特征,整体上呈现尚未闭合的“菱形”空间结构;④影响机制上,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强度、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等是影响城市供应网络的主要因素,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区域的影响机制具有差异性。

老年失能照护是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巨大挑战。文章结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刻画了老年失能分级照护机构的空间格局及密度差异,并揭示了其供需适配性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老年失能照护机构数量总体呈现以北京、上海、广州为高值中心的分布格局,且高值区随照护分级的提升而逐渐收缩。②老年失能照护机构密度在不同区位、等级和规模的城市类型中有所差异,东部城市、直辖市和超大城市在所有失能分级下的发展优势均十分突出。③中国老年失能照护机构供需适配水平的空间分化迹象明显,总体表现为“东部繁荣、西部发展、中部塌陷”,且随着照护分级的提高,适配区向东部地区与省会城市集中。④供需适配格局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社会经济、支付能力和人口结构为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其中人口结构与社会服务、医疗资源与交通条件的因子交互解释力最强。⑤各因素的影响效力存在区域差异,未来中国老年失能照护建设应充分考虑地区失能人口规模及结构特点,提供差别化的资源增补以弥合发展差异、实现社会公平。

文章基于2012—202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数智发展水平与碳生产率的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2012—202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数智发展水平与碳生产率的耦合协调表现出稳步提升态势,其中2012—2020年“分布沿中值集中”,2021—2022年“发展向两端扩散”,右拖尾趋势比左拖尾趋势更明显,整体峰值向更高的协调度发展。②长江中游城市群数智发展水平与碳生产率的耦合协调形成以“两个优质协调城市”武汉和长沙、“一个中级协调城市”南昌为中心的“多核心”地理特征增长极,实现整体失调“脱贫”,协调度差异逐渐缩小。③长江中游城市群数智发展水平与碳生产率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科技支持和产业结构对其呈现不同程度影响,其中金融发展、科技支持与产业结构发挥正向驱动作用,人力资本具有负向影响。

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是指主要依靠市场和政策手段构建的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平等交换、公平共享、共同富裕的通用范式。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是关系着中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成败的关键。文章在系统总结国际国内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实地调研，结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试点的典型案例解析，提出了城乡产业融合的延链固链模式、城乡建设用地融合的同价同权模式、城乡基础设施融合的统建统配模式、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融合的同标同惠模式、城乡文旅体融合的村超共享模式、农村宅基地改革的三权分置模式6种典型实践模式，分析了这些实践模式推广应用后取得的显著成效。这些典型实践模式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范式，但理论上不存在亘古不变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地区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只可借鉴、不可复制。

快速城镇化引发乡村社会空间重组和居住形态变迁，并伴随农村社会分化与空间失衡等现实问题，理解乡村居住形态变迁的逻辑机理成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文章探索提出了乡村居住形态变迁的概念框架，刻画了乡村居住形态变迁的过程、特征与机理，及其与乡村空间转型的耦合关系与互馈机制，进一步探讨了乡村居住形态管控策略及空间治理转型方案。结果表明：①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引致乡村人口流动和迁移模式变迁，并进一步导致乡村社会空间快速重组与居住形态的剧烈变迁。②新型城镇化进程驱动乡村居住形态历经居住格局改变、住房低效利用、住房居住功能偏离和房屋闲置4个演化阶段，经济、社会文化和城乡政策分别具有直接驱动、间接影响和宏观引导作用。③乡村居住形态变迁推动乡村生活、生产、生态和文化空间转型，耦合联动的互馈机制使得各类空间也会对乡村居住形态施加影响。④精明发展导向下科学编制村庄空间规划，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乡村跨界治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多元治理和健全乡村空间治理机制是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治理转型趋势。

随着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人口呈现出从农村向城市、从小城市向大城市、从城市外围向中心城区集中的趋势。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具有大国空间格局思维，在人口流入地深化以大城市为重点的户籍制度改革，改善以随迁子女教育和保障房为重点的公共服务供给；在人口流出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则需要实现减量发展，重点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顺应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的需要，盘活闲置的建设用地和宅基地。

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必然趋势；破除行政边界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是区域一体化的关键。文章选取省际交界区典型代表“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Barro回归模型，对2010—2020年四省交界区的边界效应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①从整体上看，四省交界区仍存在着边界效应，但呈现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从时空演变来看边界效应逐渐减弱，其中赣浙边界和皖赣边界的一体化趋向相对不明显；②四省交界区存在3种省际边界类型区，即一体化边界类型、边界效应趋向的边界类型和边界效应显著的边界类型；③城市间距离对于区域一体化有显著影响，地理空间相距较远的边界区一体化程度更加依赖于交通条件。据此，从制度安排、政策支持、合作机制建设和利益分配协调等方面，分区域、分层次、分类型提出了促进“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的交界区畅通循环发展与形成统一大市场的路径与举措，为推动省际交界区域跨地区合作提供经验借鉴。

数字经济时代，伴随信息、资本、劳动力和商品等各要素流动性的显著提升，技术知识流动网络越发成为区域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动力。文章采用专利引证大数据测度中国城际专利联系网络，并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了城际专利联系网络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中国城际专利联系网络趋向密集化演变，同时呈现邻近互动和远距离互动并存的多区位关联特征；②人力资本、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通过城际专利联系网络对关联区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且专利网络越紧密，溢出效应就越显著；③相较于地理邻近，城际专利联系网络显著扩大了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以及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溢出效应。研究结果为以知识网络溢出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内生增长路径提供了科学参考。

人力资本对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基于我国2014—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等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整体而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会显著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性别差异层面，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男性较女性更强，上述结论通过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②区域差异上，相较于西部地区，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力资本促进居民收入的作用显著性较强，性别差异也更大，但空间溢出作用较小；③收入结构方面，人力资本对居民转移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居民财产性收入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男性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显著性更强。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人力资本影响居民收入的内在机理、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并发挥其空间溢出作用，进而为新时代高质量推进人力资本改革、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依据。

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域的相关数据，从大数据政用、商用、民用和人民生活水平、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分别构建省域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测度和考察了两者的发展水平和时空分布特征；同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数据市场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本地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①在空间分布上，中国各省域数据市场水平呈东高西低空间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有明显空间相关性。②中国各省域间数据市场水平随时间推移呈收敛趋势，区域协调发展高水平俱乐部成员逐渐增加，低水平俱乐部成员不断减少。③数据市场水平提升既能促进本地协调发展，又能通过区际示范和业务关联作用于外地协调发展水平即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且本地效应大于溢出效应、长期效应超过短期效应。④数据市场发展的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和阶段异质性，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更明显，且2017年后空间效应显著增强。研究结论为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以及助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证参考。

在依托国际互联互通交通基础设施扩大内陆开放的大背景下，文章从敏感性和应对性2个维度构建开放型经济—出境交通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测算脆弱性，并运用泰尔指数、空间马尔科夫链及障碍度模型分析其空间差异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及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我国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出境交通复合系统脆弱性呈以中部地区为核心向边疆地区逐渐增大的圈层结构。低脆弱城市呈以城市群为中心的“群”状分布特征；中心城市脆弱性最低，沿边口岸城市脆弱性最高；且随时间演化系统脆弱性逐年降低。②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差异逐年上升，省内差异贡献大于省际差异，西藏、云南、黑龙江、四川等是差异主要来源地。③脆弱性类型趋向于保持不变，低脆弱性城市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④外贸和外资依存度、出境交通最短旅行时间、货运周转量、进出口贸易总额等是脆弱性降低的主要障碍因子。

文章基于中国1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市域面板数据，利用“宽带中国”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和“城市离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的最短距离”等工具变量，从宏观上探讨了信息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地区劳动力的就业率、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结果表明：①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地区就业。②互联网接入能够促进地区就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地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的提升；同时对地区新注册企业密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整体而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据此，提出应根据地区间互联网普及率的现实差距，进一步加强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广，以促进地区就业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文章在解析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机理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1—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与共同富裕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进行了测度，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对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缓慢波动上升，空间上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梯度格局特征；共同富裕指数呈稳步提升的演变轨迹，空间分布上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不均衡格局演进。②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呈阶段性波动上升趋势，空间上形成以省会城市为高水平协调中心的“中心—外围式”圈层结构；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具有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趋同效应，但空间自相关性趋于减弱。③金融发展、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城镇化水平是驱动黄河流域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影响因子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各因子交互作用后的解释力具有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特征。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1年地级及以上市域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估计、空间滞后模型等方法，探讨了普惠金融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时空效应与作用机制，并对其稳定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①从时序效应来看，发展普惠金融具有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效应，这种“降债”效应呈现出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加而减弱的特点，同时表现出人口流出地/流入地、城市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商业水平方面的异质性；②从空间效应来看，发展普惠金融既产生了降低本地政府债务规模的直接效应，还产生了间接降低相邻地区政府债务规模的溢出效应，且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③机制分析发现，发展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缩小地方财政缺口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未来，应强化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发挥普惠金融有效减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机制作用，共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并采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析其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梯度分异特征，且南北方向共同富裕水平优化均衡程度高于东西方向。②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日趋紧密，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呈现出复杂化、多线程与稠密化的特征，空间关联流动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格局；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在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控制和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对外辐射与空间溢出，而西藏、新疆、青海等省区在网络中的影响力较小，处于边缘位置，难以控制和影响其他地区。③空间邻接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城市化水平差异与对外开放程度差异共同驱动着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优化与演进。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文章根据共同富裕内涵、推动方向和路径，以2012—2020年中国31个省域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省域共同富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测算了中国31个省域的共同富裕进程。研究发现：2012—2020年中国共同富裕呈阶段性发展，全国共同富裕进程趋势积极向好。具体而言，从空间演进来看，共同富裕水平低的省域数量随时间推移明显减少，共同富裕水平中等的省域数量增长最快，共同富裕水平高的省域数量增长明显；从演进方向来看，共同富裕水平中等的省域发展方向由东南向西北方向发展，共同富裕水平高的省域首先以东部沿海省域向南拓展，2020年逐步向西北方向延伸；从地区差距来看，全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离散程度存在扩大趋势，东部地区呈显著缩小的状态，除西部地区两极分化现象加剧外，其他区域极化现象均明显缓解；从长期演进趋势来看，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各省域均会转向高水平共同富裕。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由竞速转向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文章基于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典型事实分析，提出竞争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并以2006—2021年中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熵权法测度竞争型城镇化水平，进而探究其格局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竞争型城镇化的竞争方式由土地竞争主导转向资本竞争主导。②高水平竞争型城镇化城市集聚于东部沿海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群。③长三角竞争型城镇化水平位于四大城市群之首，珠三角近期赶超京津冀，成渝居于末位。④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和苏州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常年位列前茅，西安和成都近年排名靠前。⑤经济增长压力、官员晋升压力、财政分权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加剧了竞争型城镇化程度，产业化水平的提升能够缓解竞争型城镇化的推进。研究结论为解析中国快速城镇化实践和推进高质量城镇化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借鉴。

文章以RCEP15个成员国为研究对象，探讨RCEP双向直接投资网络生长特征、网络韧性演化过程和国别节点韧性格局，并运用随机指数图模型分析了网络韧性演化效应。结果表明：①RCEP双向直接投资网络生长相对立体且异配性特征显著，完备且多元的成员国类型组成是其网络韧性演化的关键。②整体投资网络发展具有明显的适应性演进特征，具体表现出以扩大投资规模来恢复与发展、以加强资金同步来调整与抵御的适应发展历程，最终呈现“核心强韧—边缘疏松”的网络韧性结构。③RCEP区域内“自我加速”效应与第三方效应共同内生驱动投资网络韧性演化；市场开放程度、制度环境和劳动力质量等为主要外生驱动力，国家身份认同、税负差异以及高科技出口差异为辅助外生驱动力；双边贸易协定关系、殖民历史关系正向耦合嵌入促进投资韧性演化，而不满足经济发展要求的低效投资关系将持续受到地理距离的限制。

文章构建了多维度地缘经济联系强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边形法、向量和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比较分析了中俄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演变,剖析了中俄两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整体强度呈波动增长态势,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整体联系强度基本保持稳定,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整体地缘经济联系强度高于中国。②地缘政治在中俄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中的作用下降,贸易和交通在中俄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中的地位上升。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由贸易、交通、地缘政治共同主导逐步转为贸易和投资共同主导,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地缘政治联系由旅游、贸易、地缘政治共同主导转变为贸易、旅游、交通共同主导。③中俄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均呈北高南低阶梯格局,但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以南4国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空间格局波动起伏较大。④资源禀赋是中俄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演变的共同重要驱动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比俄罗斯更依赖市场规模,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对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稳定性比中国更为敏感。

文章基于周期协调视角构建了区域协调网络,运用融合社会网络分析、ERGM模型及路径模拟方法探究了网络特征、传导机制及发展路径优化问题。研究发现：①网络特征方面,我国区域协调水平波动上升,呈现关系“南密北疏”、速度“南快北慢”的格局;京津冀等传递型城市群侧重“先富带动后富”的非均衡发展模式,珠三角等互动型城市群侧重“互惠互利”的均衡发展模式。②传导机制方面,行政区划作用优于经济区划,中央垂直治理优于地方分散治理,生产、投资及消费联动“以高带低”地促进协调互补。③发展路径优化方面,“供需互促的循环联动路径”具有长期持续性,“中心城市的引领发展路径”的先发优势较强,两者结合进一步提升稳定性;“城市群的载体依托路径”以群际层面的平台支撑作用为主,群内作用较弱。

“数字中国”与“美丽中国”建设背景下,解析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是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文章以黄河上游17个地级市为研究区,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与障碍度模型,剖析2010—2019年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时空演变特征及障碍因子,进而提炼不同类型区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的提升路径。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耦合协调度呈“V”字形态势,形成北部优于中、南部的空间格局,且多中心趋势明显。②影响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2个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集中于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与人才的投入以及对人民生活和环境的影响。③研究区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区可划分为高数字化—高绿色化区（H-H型）、高数字化—低绿色化区（H-L型）、低数字化—高绿色化区（L-H型）、低数字化—低绿色化区（L-L型）4类。④H-H型应以城市群或中心城市为发展核心,H-L型应以主导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导向,L-H型应以健全数字经济产业基础为发展手段,L-L型应以吸引外部投资与承接产业转移为发展关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结合回归分析与ArcGIS空间分析,实证检验了地理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本地企业数字化密度与企业—城市空间邻近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②CEO两职合一可以强化本地企业数字化密度与企业—城市空间邻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影响;③本地企业数字化密度与企业—城市空间邻近对数字化程度较高企业的影响更强,而对数字化程度较低企业的影响则较弱甚至不显著。此外,本地企业数字化密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显著为正,而企业—城市空间邻近的积极作用仅在东部地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