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战略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部署。人民健康问题始终受到党中央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健康中国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发展的动态系统工程,理论建构与实践行动的不断发展促成了人民健康的中国实践取得重大成就。但学理层面的铺垫与实践层面的建设衔接仍不强,以动态变化的眼光看待健康中国战略仍待补充。文章认为应从“观念健康—饮食健康—身体健康—环境健康”四康模式多维度视角出发,构建实现全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的生命共同体,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保障为基的路线方针,以倡导居民进行植物性饮食结构与健康意识及其行为方式的适当调整为基础实践抓手,以期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全面实现。

立足食物种类和食物营养双视角审视区域食物供需平衡是践行大食物观,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尝试。文章采用食物种类核算方法和食物营养转化模型测算了沿海地区11省份8类食物和3种营养成分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在此基础上探究食物种类和食物营养的供需平衡状况,并融合对比2种视角差异,进一步探索沿海地区食物供给和需求结构调整的路径。研究发现：①生产方面,沿海各省份均有生产量较大的食物种类,山东、江苏和河北营养生产量较大,福建、海南、天津和上海营养生产量较小。②消费方面,广东、山东、江苏、河北和浙江的食物种类消费和营养消费量均较大,人口是带动食物消费量的第一大因素。③种类供需平衡上,沿海地区蔬果和水产品产量充足,食用油则严重不足;山东、河北和辽宁在多种食物上有大量盈余,广东则大量缺额。营养供需平衡上,沿海地区蛋白质供需状况好于热量和脂肪,但总体来看,营养自给能力并不乐观且叠加营养不平衡问题;营养盈余主要集中在山东和江苏,缺额主要集中在广东。④沿海地区要在供给端遵循“固强补弱”和需求端“提倡健康饮食与减少食物浪费相结合”的原则来调整食物供需结构。

地缘经济权力日益成为维护国家安全、辅助国家地缘战略决策、明晰国家地缘环境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国家实力、国际贸易、投资、援助、贷款等数据和指标,从权力实施和权力实施有效性两个方向,搭建地缘经济权力分析框架与定量模型,并以21世纪以来的中美印与“泛南亚”国家为例,研究其地缘经济权力的实施、有效性、演变及时空分异。研究发现：①权力实施方面,中美印与“泛南亚”国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流露出明显现实主义色彩,不同年份对泛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和“营建”度各有侧重和选择。②权力实施的有效性方面,“泛南亚”国家对中美印施加权力的反应和响应程度不一,其依赖度与仰仗度存在“大国平衡和多双边下注”的倾向。③权力演变方面,中美印对各自权力区的构建和固化差异明显,权力变化态势与形态复杂异化多样。文章从权力来源、施动过程与有效性及地缘经济的经世致用作出讨论。

空间结构不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也会影响区域科技创新,目前相关文献大多关注前者而后者亟待进一步探讨。基于2005—2020年我国19个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区域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在解决了模型的内生性之后,总体上单中心结构有利于城市群的科技创新。②异质性分析表明,单中心结构城市群在发达地区抑制了科技创新,而在欠发达地区则有利于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多中心结构的城市群在发达地区可以促进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而在欠发达地区则不利于科技创新。③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我国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城市群,多中心结构有利于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而对于中部、西部或东北地区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市群,则是单中心结构促进了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

文章采用熵权法和SBM-DEA测算了2006—2021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金融水平与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耦合协调、空间自相关和空间滞后的Tobit模型对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耦合协调状况及其驱动因子进行识别分析。研究发现：①时间序列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金融和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关系虽有波动但整体仍呈稳定上升趋势,近年来出现了上升状态疲软的趋势。②空间特征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金融和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水平由低到高、由混乱到稳定,区域差异表现为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都市圈。③驱动因素上,正向驱动因子的影响强度表现为人力资本>地区科技支出>政府干预>经济基础,负向驱动因子为产业结构。研究提出,要筑牢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增长的动力系统、联动各地区核心区域带动周边区域和建立绿色产业联盟等对策建议。

文章构建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5—2020年高质量发展水平,结合空间自相关性分析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识别市场整合、对外开放及二者交互作用对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呈现出以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为关键节点的均质化发展态势,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②市场整合与对外开放对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均有显著推动作用,其中,子要素对外贸易开放是长三角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③市场整合与对外开放的交互作用对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呈现出非线性增强作用,对外贸易开放对其他要素的影响起到催化剂效应。

基于GMM-SL-SAR-RE模型对中部地区478个县2008—2020年度的经济韧性进行测度,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其空间分异格局及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中部地区县域经济韧性在空间上呈现“东西部较高—中部较低”的凝聚分布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9年新冠疫情引发了研究区县域经济韧性的波动。②县域经济韧性主要受产业结构方面的影响,随着县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其主要驱动因子出现从“效率性”要素向“综合性”要素转变的规律,政府支出、资金获得、人力资源等因素的驱动作用逐步增强。③县域经济韧性是以土地流转、制造业发展水平为基础,固定资产投资、资金获得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等多重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产业优化、政府协同、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支持等对提升县域经济韧性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三维指标体系和长三角4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指数,使用Kernel密度法和Markov转移概率矩阵等方法,揭示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动态演进规律和发展等级变动特征,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子系统间相互关联性。研究发现：①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子系统指数大小次序为：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上海市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最高,其后的排名依次是浙江、江苏和安徽。②长三角41个城市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表现为从中心城市向边缘城市辐射,带动边缘城市逐步提升的变动规律;41个城市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有多等级跨越的可能,其变动刚性不强,不易产生“马太效应”;长三角省际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差距较小,但城市间差距有扩大趋势。③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耦合度高,但耦合协调度水平低,最高等级仅为临界协调。基于上述结论,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区域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需着力弥补绿色发展短板,优化政府生态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和加强区域生态治理高效协同。

文章基于2014─2021年中国1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Shapley值法,描绘了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地区差距的演化格局,并对其来源进行了分解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地区差距总体呈波浪式上升趋势,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呈倒“U”型演变趋势,二线城市呈下降趋势,三线、四线及五线城市呈上升趋势。②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在不同等级城市间存在较大差距,城市等级跨度越大,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明显。③Kernel密度估计表明,三线城市内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地区差距扩大最快,二线城市与四线及五线城市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呈现出两极或者多级分化态势。④Dagum基尼系数分解表明,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地区差距更多来源于不同等级城市之间。⑤Shapley值分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流动是造成城乡居民养老金地区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基于湖南省2005—2021年1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数字技术影响湖南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2005—2021年湖南省城市绿色发展和数字技术都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差异,其中长株潭地区发展水平最高,衡阳、益阳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发展迅速,邵阳、怀化等经济欠发达地区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且数字技术与城市绿色发展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②从直接效应来看,湖南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外商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当地的绿色发展水平,但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起到抑制作用。③从间接效应来看,数字技术水平、人口规模、人力资本水平和外商投资都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数字技术和外商投资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此外,产业结构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基于此,提出了相应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文章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2007—2019年全国20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环境治理绩效,并从流域视角出发,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非参数Kernel核密度考察黄河、长江和珠江三大流域的区域差异和动态演进特征,同时运用变异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其空间收敛性。研究发现：①时空分布上,全国环境治理绩效整体较低,但依旧低幅度波动式上升,三大流域呈现“珠江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格局;空间变化上全国环境治理绩效呈现“离散零星”到“多极核”的分布格局变化,其中珠江流域的连片分布态势最为明显。②区域差异上,虽三大流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组间差异波动式缓慢下降,但组内差异持续扩大,组内差异和超变密度是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③动态演进上,全国及三大流域均存在明显左拖尾和极化现象;除黄河流域外,全国及其他两大流域的内部绝对差异逐渐缩小。④收敛性上,除长江流域存在σ发散外,全国及其他两大流域普遍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此外,经济发展、技术支持、财政压力、外商投资和政府偏好等对不同流域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

在构建新基建发展水平与经济韧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标准差椭圆与重心迁移模型、空间计量模型方法,探讨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域新基建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呈逐年攀升的时序演化特征;中国经济韧性水平呈“逐年增长—短期下降—延续回升”的时序演化特征。②观测期内中国新基建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攀升;在空间上,二者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由东向西递减的空间演化特征,发展渐趋均衡化,且二者耦合协调度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③虚拟集聚、投资规模、教育禀赋均正向驱动本地区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政府干预、人力资本对本地区二者耦合协调度起到负向作用;投资规模、政府干预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虚拟集聚、人力资本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教育禀赋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显著。

文章采用敏感性指数法测算市域经济韧性,利用Shift-share法对经济韧性进行结构分解,并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冷热点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动态演变、结构分解及创新驱动机制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市域经济韧性空间差异呈现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的演变趋势。类型转移具有“路径依赖”效应,在考虑空间滞后时,不同类型市域演化路径分异明显。热点区和次热点区呈现分散扩张的趋势,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呈现集聚收缩的趋势。②整体经济韧性主要由竞争力韧性主导,但是竞争力韧性在整体经济韧性中的结构主导作用逐渐减弱。③创新链效率对经济韧性具有驱动作用,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是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韧性的创新驱动机制主要是通过作用于竞争力韧性完成的。

使用长江经济带78个地级市2005—2020年面板数据,从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低碳、对外开放以及成果共享5个方面构建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使用熵权TOPSIS法对其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随后运用交互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差异效应,探讨了异质型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波动上升的态势,但上中下游高质量发展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②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的直接影响,强制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中强制命令型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倒“U”型,市场激励型影响呈“U”型;公众参与型仅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对高质量发展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此外,强制命令型与市场激励型,强制命令型与公众参与型存在交互效应,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③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存在区域差异性。

生态风险的持续累积使得城市越来越脆弱,城市更新所带来生态系统抵抗力、适应力和恢复力的变化,成为生态韧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梳理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6—2020年环长株潭城市群8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运用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TOPSIS模型、因子分析等方法,探究政府主导型与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2006—2020年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区域差异整体减小,空间分布呈现聚集态势。②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对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有抑制作用,加强环境规制、增大科教投入、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生态韧性的提升。③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城市更新社会行动和城市更新社会认可是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的主要因子,高密度、高强度的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将抑制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的提升,而城市更新社会行动则有助于提高生态韧性,城市更新对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影响作用尚不明确。

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文章基于多维度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水平,分析二者的区域特征,并从非线性角度考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中部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压力最大;②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正“U形”关系,即城镇化初期抑制绿色发展,而后期促进绿色发展,拐点为30.22%;③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渠道,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④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构建省级行政区尺度的发展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从政策状况、法规状况、服务状况、管理状况、人员素质状况5个维度出发,对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软环境水平进行测度,结合Dagum基尼系数结果对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并从经济发展维度探究我国发展软环境经济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我国发展软环境建设水平呈现整体上升态势,空间上总体格局与经济发展格局相似,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②基于空间差异系数,四大地区之间,东北与西部地区两者发展软环境水平差异性最强,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其他地区最为明显,整体上各区域间及区域内差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缩小。③经济发展下经济增长、经济稳定、经济结构和质量效益4个维度因素均对我国发展软环境建设起负向作用。

选取2012—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相关数据,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分别构建省域共同富裕政策强度和共同富裕水平量化评价体系,并通过ArcGIS刻画两者的时空分布特征,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省域共同富裕政策对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而为破除区域协调发展壁垒、实现整体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①在空间格局上,省域共同富裕政策强度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空间关联性。②随时间推移,省域间共同富裕政策强度差距不断缩小,共同富裕水平“高—高”集聚地区不断扩大,“低—低”集聚地区不断缩减。③当地共同富裕政策通过府际政策学习和涓滴效应产生空间溢出影响区域共同富裕水平。④地理区位、制度阶段、经济效率和资源错配4种因素对共同富裕政策的空间效应产生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针对性意见以期对构建区域政策协调发展机制助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近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的经济增长迅速,已成为国家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要承载地和发展引擎,创新创业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选取长江中游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实证评估2013—2021年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及其空间分布情况,同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匹配探讨长江中游各地级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3—2021年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均有所上涨,区域间、城市间的空间差异显著,主要以高创业活跃度的环长株潭地区为核心,集聚效应较强,且有向周边地区逐渐扩散的特征。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交通条件、信息水平是造成城市间创业活跃度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来源。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采取经济和科技竞争压制的背景下,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趋于放缓,很多企业就出现了脱实就虚趋向的风险问题。文章通过构建企业脱虚就实趋势的相关指标,基于2017—2022年国内各地区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2018年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国内各地区企业是否会改变原先脱实就虚趋势,从而更加聚焦实业发展。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涉及的上市公司企业脱虚向实有促进作用;同时,中美贸易摩擦这一事件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脱虚向实影响更为显著。通过改变样本区间和变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涉及行业中的企业会对未涉及行业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国有企业和机构持股的企业脱虚向实外溢效应明显。中美贸易摩擦同样也会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程度和企业研发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脱虚向实程度,研究发现这两者作用机制都对企业脱虚向实程度显著。

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时间节点,采用Martin等的测度方法,研究了中国地市尺度上的区域经济韧性时空格局特征。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构建了区域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于区域经济韧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2008—2020年,中国区域经济韧性整体表现为中西部高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区域经济韧性水平不断提升,但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明显降低,且在2015年后最为显著。②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空间相关性较强,集聚类型以高—高和低—低为主,且高—高类型区逐步向黄河以南地区拓展,低—低类型区范围呈显著扩大趋势。③抵御期和恢复期,相关多样化和非相关多样化对中国经济韧性的影响显著为正;在调整期,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的影响显著为正。④对于副省级以上城市,在抵御期和恢复期相关多样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于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在恢复期和调整期专业化的影响均显著为正,非相关多样化在恢复期和调整期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于一般城市,在抵御期专业化的影响显著为正,非相关多样化在抵御期和恢复期的影响显著为正。

文章基于总体富裕和成果共享两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2007—2020年中国省域共同富裕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析其空间差异,通过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其分布动态演进,并借助Kaya恒等式与LMDI因素分解方法识别其动态变化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①全国总体和三大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均显著提升,整体呈“自东向西递减”的分布格局。②中国共同富裕发展的总体差异、地区内差异及地区间差异均呈缩小态势,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③三大地区的共同富裕发展均具有强烈的单峰聚集特征,而总体层面呈两极分化态势。④经济效应和均衡效应对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提升具有明显的正向驱动作用,社会效应和效率效应的驱动力演变趋势总体向好。

基于协同理论,构建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选取2013—2021年全国84个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其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复合系统的协同度进行实证研究,并在城市和地理区两个层面对城市基础设施中的相关序参量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2013—2021年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大多分布在[-0.2,0.4]范围内;各城市及地理区的协同发展情况和内在特征不一;城市基础设施有序度的变化是影响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关键因素。

基于我国2012—202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层面分析金融集聚影响居民消费升级的空间效应机理,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金融集聚影响居民消费升级的空间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①2012—2022年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特性,东部地区拥有绝对优势,西部地区发展迅速,中部地区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金融集聚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及空间集聚分布特征。②2012—2022年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和金融集聚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居民消费升级的空间相关性先增强后减弱,金融集聚的空间相关性持续增强。③金融集聚对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金融集聚对本省和邻近省份的居民消费升级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基于此,要构建多层次区域金融中心,优化金融资源的空间布局,缩小各地区之间金融系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我国居民消费持续升级。

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人口红利期接近尾声,人口收缩现象在县域尺度上日趋明显。文章以“六普”“七普”数据为支撑,通过常住人口、劳动年龄人口等指标构建测度指数对我国县域的人口收缩状况进行考察,分析人口收缩的空间格局,并结合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影响收缩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①2010—2020年,常住人口收缩县域占比约53%,超70%的县域出现劳动年龄人口不同程度的减少,超96%的县域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少于常住人口增长率。②从空间视角来看,东北三省、山西等是我国常住人口收缩县域集中分布的地区,保持人口增长的县域主要集中在浙江、西藏、新疆等地。天津、北京、上海、江苏等为代表的一些东部发达地区同样面临劳动年龄人口收缩问题。③影响我国县域人口收缩的因素非常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出生率、地理位置、教育水平与行政等级都显著影响了县域人口收缩。

科学认知主体功能区定位要求与国土空间演化的内在关联与作用机制,是助力主体功能区战略传导、构建高质量国土空间支撑体系的关键。以主体功能区为空间参照,运用空间转换矩阵、Dagum空间基尼系数、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及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从“测度主体功能区内特征—对比主体功能区间差异—挖掘演化形成机制”3个方面,研究1990—2020年新疆地区“三区空间（即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近30年新疆地区城镇空间持续扩张,西北沿边地区“由牧转耕”“三山”及“两盆”边缘地区“由黄变绿”显著,主体功能区划具有显著区分效果,重点开发区内功能定位与空间演化最为吻合,但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有所错位。②全疆“三区空间”演化的主体功能区“内/间”差异显著,不同空间转换类型的差异来源分解各有区别,但主导变化方向仍以主体功能区内部差异为主。③国土开发政策、自然地理条件相较于新疆自身社会经济因素对整体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的驱动作用更显著,城镇扩张和道路交通建设对地区生态空间扩张具有正向作用,退耕还林、沙化土地治理、边境政策相较于主体功能区有更强的空间塑造动能。

如何优化区域制度环境和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从而实现绿色转型是环境经济地理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利用2010—2019年我国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得出城市尺度的工业碳排放效率,研究了工业用地出让结构倾向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偏向低端技术行业的工业用地出让结构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及中小城市更为显著;②绿色技术创新在工业用地出让结构倾向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③绿色技术创新传导机制具有非线性特征,即在不同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下,工业用地出让结构倾向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研究认为,为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调整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激励,不仅要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规模,更重要的是优化工业用地出让结构,从而为实现“双碳”目标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从系统和协同视角出发,构建“海洋实体经济—海洋科技创新—现代涉海金融—海洋人力资源”四位协同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理论框架,通过PVAR模型识别其敏感因素指标,采用序排列多边形面积法测度中国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运用马尔科夫链分析其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①经识别后确定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包括：海域集约利用指数、沿海地区货物进出口率、海洋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海洋科研经费总额、人均研究与试验（R&D）经费、每万人海洋科技活动人员数、沿海地区金融业布局密度、地区投资效率、保费收入占GDP比重、沿海地区人均教育经费额、地区涉海专业高校数量、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共12项;②2005—2019年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各维度发展水平呈明显上升趋势,随着时间演变各子系统整体差异逐渐增大,离散化程度增强;③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整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各省（区、市）间发展差距缩小,呈现“由点带面”演变态势,最终形成以上海和广东为增长极的“一带双核”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格局;④Markov链结果表明现阶段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状态较稳定,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保持现有发展水平概率逐渐下降,向更高发展水平演进概率增大,“跨越式”阶段演变成为可能,未来位于高水平的省（区、市）数量不断增加。

提高系统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对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经济韧性指数,采用泰尔指数、空间冷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中国语境下区域经济韧性的时空关联特征及动态演化机制等进行了系统观测。结果发现：①1997—2020年我国区域经济韧性总体呈“W”型的动态波动上升轨迹,约65%的省区处于中等韧性状态,区域层面的非均衡特征渐趋强化,省际差异是经济韧性空间差异的主要构成;②区域经济韧性的空间相关性存在典型的阶段演变趋势,空间上经济韧性逐渐表现出由无到有且渐趋强化的正向集聚关联,局部相关的冷、热形态则受到冲击类型和范围等的直接影响表现出显著的省际异质性特征;③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变受到交互复杂因素的共同驱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主导的韧性演化格局逐步建立,地理区位等先天因素的导向作用渐趋多元,金融支撑和科技创新等是区域经济系统韧性提升的有效动能,城市发展和政府管理在作为主要路径的同时对多维联动效应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

在全球气候持续增暖和人类活动加剧的背景下,高温热浪将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文章通过梳理高温对经济的影响方式,基于劳动生产率的视角,构建了高温对经济间接影响的分析框架,提出了高温对经济损失量化的具体思路和方法,并以2018年中国295个城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①5~10月期间,中国除青藏高寒地区外,大部分地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热应力影响,在新疆地区和中东部季风区更为显著;②中国三次产业损失工作时间总量呈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特征,其空间分布格局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③高温对经济损失在23.47亿元以上的城市有深圳、东莞、广州、佛山、上海、重庆、苏州、杭州、成都和厦门,其中深圳市最高达到了72.12亿元;④中国东南地区大部分城市GDP受极端高温影响较大,尤其城市规模等级较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更为严重。研究成果为高温对经济损失评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人口收缩背景下缩小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实现二者协调持续发展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测度分析了2010—2020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以上市域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并对不同人口收缩类型市域进行差异性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析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市域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但总体水平较低,协调度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协调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呈现“人口增长型>轻度收缩型>中度收缩型>重度收缩型>严重收缩型”的发展演化特征。②协调度空间分异总体呈下降态势,人口增长型与严重收缩型、重度收缩型的组间差距较大,不同人口收缩类型市域组间差异是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成因。③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拉动、社会促进、科技支持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主导因子为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占GDP比重。

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2011—2019年,全国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均值呈先缓慢下降,后持续上升的两阶段特征;全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则呈持续上升的趋势。②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最大。同时,这个提升效果会受到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即企业战略柔性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强。③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强人力资源配置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④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区域的研究样本中更显著。因此,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培育双元复合型人才,发挥国有企业的“领头羊”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外资企业为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等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外资企业的空间演化及升级路径对于中国更好吸引高质量外资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企业动态演化的视角,以1992—2022年新加坡在华投资企业（以下简称“新资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估计、局域Getis-Ord G_i^*指数和Apriori数据挖掘算法分别探讨了新资企业在华的时空演化特征及产业升级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新资企业主要集中分布在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等沿海发达地区,演化方向上呈现出自北向南、由环渤海地区向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聚集的趋势。②新资企业进入热点向长三角地区集聚,而退出热点则集中在环渤海和福建沿海地区,同时投资趋势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高附加值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③长三角地区在批发零售、运输仓储、软件信息、科学研究、商业及法律服务和房地产的产业关联强度较为稳定且紧密度上升,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关联在整体上发展较为均衡但没有关联稳定且保持紧密的产业集群,而环渤海地区的产业集群稳定性较差。

国家在全球“能源权力金字塔”中的地缘位势,影响该国的能源安全和战略决策。基于2001—2020年多源异构数据,借助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和定性比较分析法等方法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地缘能权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驱动路径进行了全面探析。研究发现：①2001—2020年期间,“一带一路”地区的能源权力集中在少数国家,排名前10国家拥有沿线国家约1/3的权力,整体上呈现出“两极分化严重、动荡不稳定”的统计特征。②“一带一路”国家地缘能权由俄罗斯和荷兰主次双核心,逐步演变为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三足鼎立”格局特征,各时期均显现极少数的能源大国周边散布着大规模破碎地带的空间分布规律。③不同地缘要素相互依赖和联动,构成高水平地缘能权的差异性驱动路径。识别出3条驱动路径包括“军事力量型”,“军事—稳定型”和“稳定—融洽型”。据此,文章为中国能源权力的巩固和“一带一路”能源利益共同体的建立提出政策建议。

海洋经济包容性与效率是高质量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二者间关系的探究对促进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TOPSIS-VIKOR模型和超效率SBM模型分别对我国沿海省域2008—2020年海洋经济包容性水平及其效率进行量化测度,然后应用哈肯模型探究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结果显示：①2008—2020年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的包容性水平总体呈波浪式上升的发展态势;②海洋经济包容性是主宰海洋系统演化的序参量,其与效率的相互作用具有中等偏强的协同增效应,且经历了从低级到中级再到高级阶段的系统演变;③沿海各省域间海洋经济包容性与效率的协同演化存在较大差异性,且根据其协同类型可分为集中型和分散型两大类;④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冲击,辽宁、江苏和广西三省区的协同水平明显下降且分别成为我国沿海三大区域的薄弱点。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是海南优化资本要素配置和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2011—2020年海南18个市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算结果,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空间网络,结合网络分析方法考察区域内效率的空间关联模式及其节点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测算并分解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此对效率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海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呈“簇状”分布的多线程网络结构形态,南北双向纵深分布,海口、儋州为关键节点,但整体网络密度仍较低。②各市县网络节点主要呈核心—边缘的非对称结构,主要包括核心型、中介型和边缘型三类节点,在空间上分别具备较强的控制性、中介性与被支配性。③考虑了地理与经济因素的效率关联网络能更显著地描述经济、金融资源的流动性,空间溢出效应测度结果表明,较多因素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以抑制作用为主,含金融业规模、金融集聚度在内的影响因素均为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则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优化营商环境是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实现新时代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需要。基于熵权TOPSIS法,从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商务环境、开放环境、法治环境、公共服务6个维度构建了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和评估了“十三五”时期中国省域营商环境综合水平,并对营商环境的区域分异进行了剖析。结果发现：①各省域营商环境综合评价等级的稳定性和波动性并存。②各省域营商环境综合水平存在较大的省际和区域差异,整体呈现出时空上的梯度演化特征。③各省域营商环境与理想营商环境之间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研究认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治理型评价体系,对标找差修复各省域营商环境短板,着力缩小东中西区域营商环境综合水平差距,是构建一流营商环境的可行思路。

文章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首先刻画了各城市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以及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发现数字经济与要素流动的交互影响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的又一重要力量。此后,文章借助于包容性增长框架,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强化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实现了区域的协调发展。但数字经济的这种调节效应主要与资本的迁入以及技术的扩散有关,通过劳动力迁移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尚不明显。就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异质性表现来看,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在基础设施水平、城市创新水平以及市场化水平偏高的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基于此,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以创新能力的提升为驱动,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保障,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畅通要素流动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文章构建了“中等收入陷阱”危机下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研究框架,借鉴耦合模型测算2004—2018年东北地区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驱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①人力资本水平的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哈大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的大部分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围绕沈阳、哈尔滨两市的“双核—外围”分布特征。②东北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波动上升,但上升幅度有限,轻度失调类型地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布特征,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大副省级城市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互动的优势较为明显,其协调级别主导区域整体协调互动级别。③从系统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来看,人口红利的正向驱动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因素,表明东北地区人口红利窗口并未关闭,经济可持续增长需由过去追求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科学费用支出、房地产投资额、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同样能够促进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但作用强度较小。

文章基于中东北非地区（即MENA地区）的20个国家2003— 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效应模型FGLS估计方法,实证研究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政治制度距离与中国对中东北非地区的直接投资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②经济制度距离并不是影响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③法律制度距离会显著反向影响中国在MENA国家的直接投资且其影响程度最深;④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投资并不具有自然资源寻求型动机,但劳动资源寻求型动机与战略资产寻求型动机较大,风险规避意识较强,市场规模对于中国在低收入水平的MENA国家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对优化中国在MENA国家的投资提出加强制度共建、投资多元化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