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整合地缘经济“战略流派”（国家作为经济权力代理人）与“经济地理流派”（经济要素流动与空间重构）理论，围绕2009—2023年IMF跨国投资及多源异构地缘数据，综合运用HM指数、社会网络、空间分析与Mantel检验等方法，系统揭示了全球投资的时空格局、依赖关系、网络拓扑结构及地缘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全球投资规模呈“快速增长—动荡介稳—小幅衰退”阶段演化态势，与经济周期基本吻合；投资格局经历权力转移与空间重构，西欧、北美等传统投资中心的支配地位趋于弱化，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位势上升，投资格局由欧美主导演进为北美、西欧、东亚三极并立。②投资网络拓扑特征深刻映射地缘经济权力分布与重组，全球投资网络具有一定“阵营化”与“碎片化”倾向。投资依赖强度总体增强，投资竞合关系映射区域社团敛合与分裂并存，对外投资与外资流入的“供需”分离空间扩大。全球投资网络进入“阵营化”与“碎片化”并存的结构性调整阶段。③投资依赖关系受主体相对优势与多维邻近性等多重地缘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缘因素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投资环节中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其中，经济、贸易和资源禀赋差距呈正相关，劳动力差距与企业差距呈弱相关；地理距离的负向约束由显著趋于平缓，共同语言与历史殖民的边际贡献递减，制度环境差异影响方向漂浮不定，投资政策环境影响趋弱，组织邻近性呈显著正向驱动。

文章在解析新质生产力与居民福祉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二者耦合协调理论分析框架，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揭示了2013—2022年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与居民福祉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多重并发驱动路径。结果表明：①中国新质生产力与居民福祉两系统发展呈“阶梯递进”与“空间极化”并存特征，新质生产力呈现“由东向西北逐级递减”格局，居民福祉则表现为“自东向西依次高低交替”分布。②耦合协调关系由轻度失调跃升至勉强协调，形成沿长江经济带与沿海轴线叠加的“T”字形高值连绵区；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并呈现“俱乐部趋同”现象，高值集群以长三角为中心梯度扩散，低值洼地锁定在东北、西北、西南及黄河下游地区。③经济基础、产业结构、政府调控等单变量因素均不能构成新质生产力与居民福祉耦合协调的必要条件，存在市场主导双轮驱动发展模式、传统动能协同升级发展模式、资本驱动三元共生发展模式以及城镇引领多元适配发展模式4种组态路径。

文章基于2006—2022年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关联网络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模体分析方法和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梳理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解构微观模体形态与宏观联通模式的内在关联，探究空间关联网络动态演化进程中的内生与外生驱动力。研究发现：①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关联网络内部连线不断增多、可达性高，空间整合度上升，具有显著的“小世界”网络特性。②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出“净溢出”板块↔“经纪人”板块↔“净受益”板块的宏观联通模式，微观联通模式则以链式结构驱动为主、闭合式结构驱动为辅。③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非随机性和路径依赖性，以互惠性和传递闭合性为主的网络自组织结构内生驱动作用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强度等外生动力驱动作用减弱；地理邻近空间网络、数字经济空间网络与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关联网络共生互促。

文章以2012—2022年为研究时段，选取中国31个省域为研究样本，在测度人口老龄化与养老资源空间适配水平的基础上，借助空间自相关、灰色预测、空间滞后模型等方法系统研究了其时空演化特征、未来发展趋势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人口老龄化逐渐加深，大部分省域逐渐转变为深度老龄化。同时，养老资源配置水平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配置水平较高，中部与东北地区配置水平较低。②人口老龄化与养老资源空间适配水平整体“稳中向好”，呈现“东—西”向为主的空间格局，并伴有局部集聚分布特征。③以2023—2035年为周期预测发现，人口老龄化与养老资源的空间适配将延续以往发展趋势，未来适配水平持续下降的省域值得重点关注。④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财政支出与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与养老资源空间适配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厘清财政透明度如何影响共同富裕进程对政府弥补现行制度“短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3—2022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本地—邻地视角实证评估了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的多维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从本地视角看，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切实加快了辖区共同富裕进程，具体体现在富裕度和共同度的双重提升，其中共同度的提升效果优于富裕度；异质性效应分析发现，财政透明度提升在富裕度高、共同度低的地区发挥着更为明显的积极作用。②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通过促使政府加大民生支出规模和提高效率来推动“发展效应”，通过加强资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发挥“共享效应”，进而加快共同富裕。③从邻地视角看，财政透明度提升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显著性主要体现于邻近地区，对非邻地区存在地理和经济距离衰减效应。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范式转型的深化，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求解最优取值区间的妥协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中国282个城市2006—2021年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调发展度，并利用子系统贡献分解、局部空间马尔可夫链等方法细化识别了中国城市协调发展度及其贡献引领类型的时空转移动态。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不断上升，实现由“低度协调”向“中度协调”的发展进程转化，且呈现出由东部沿海“集群连片”到自东向西“梯度扩散”的空间演化特征。②中国城市的协调发展进程经历由单一“降碳”“减污”引领向“降碳减污”协同引领的转变，但不同区域城市的子系统贡献引领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分区域看，中部、中南部地区城市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东北、西北与西南地区城市需重点关注“减污”，长三角、粤闽浙沿海地区城市已实现“增长”引领，长江中游与辽中南地区的部分城市需警惕协调发展进程的波动反复。③中国城市协调发展的“路径锁定”与“俱乐部趋同”效应明显，空间邻域带动作用有限，推进协调发展需聚焦城市自身贡献引领结构的长期优化。

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实现橄榄型分配格局，关键在于减少低收入群体比重。文章基于低收入内涵以及减低扩中需求，提出低收入群体测算框架，据此对2000—2021年全国与31个省份低收入群体进行了测算，分析了其时空演变、城乡分布及群体构成等特征，并从数字经济和脱贫攻坚政策切入探究了减低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低收入群体比重具有东低西高的分布特征，但呈现东增西减的演变趋势；②低收入群体经历了由相对贫困为主导向相对低收入群体演变的过程，但中西部地区仍存在规模较大的相对贫困群体，而东部地区存在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动力不足的问题；③提高经济发展动力，持续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仍是降低低收入群体比重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对于城镇低收入群体而言，有力推动了其结构升级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而收入结构恶化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更强；④脱贫攻坚政策的减低扩中效应较为突出，而数字经济发展则更能提高相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但在数字鸿沟作用下存在一定贫困风险，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强化了这一分化作用。

文章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改进的假设抽取法以及莫兰指数，首先利用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建筑业能源消耗数据，分析其能耗变化的空间关联效应；然后依据2012—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作为数据基础，测算其贸易隐含能源消耗量，探究其流动网络与空间特征；最后构建出贸易隐含能源流动拉动力系数模型，并对各省份的建筑业拉动力类型进行划分。结果表明：①东部和中部地区各省份的建筑业贸易隐含能源消耗量整体高于东北和西部地区，且除吉林、黑龙江、北京、上海、甘肃以及江苏之外，其余省份的建筑业贸易隐含能源消耗量均呈现上升趋势；②中国各省份的建筑业贸易隐含能源流动路径数量年均高达400条以上，有263条流动路径呈现出增长趋势，343条流动路径呈现出下降趋势，其中重庆流入至广西、重庆流入至新疆、浙江流入至河南的路径位列前三，且各省份的建筑业能源消耗变化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性；③中国各省份建筑业在经济系统中的角色各有不同，贸易隐含能源供给型和接收型行业均为15个；④中国各省份的建筑业对于经济系统的贸易隐含能源流动存在不同类型的影响，具有拉动力作用的10个省份多集中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其中重庆、宁夏和江苏为拉动力最大的3个省份。

文章基于2010—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刻画了企业财务风险的时空格局演化趋势，并借助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智能制造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智能制造示范项目显著降低了上市企业财务风险，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检验、更换企业财务风险的度量方式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从异质性看，智能制造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信息技术行业企业、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③从作用机制看，智能制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增强经营稳定性3条内部渠道有效缓释企业财务风险，同时邻近企业实施智能制造政策也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降低本企业的财务风险。文章丰富了智能制造经济后果与财务风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防范化解企业财务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建设是落实西部大开发、构筑全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国家战略安排，战略意义凸显。文章基于2013—2023年县级GDP数据，通过Dagum基尼系数、FW指数、σ收敛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建设的空间均衡效应进行了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建设加剧了“经济圈一体化区域”与“非经济圈一体化区域”的发展差距及其空间分异情况。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驱动了经济圈一体化区域的分化发展，存在σ收敛，但成效有限。造成经济圈一体化区域发展差异与空间极化的主要成因是内在“核心—外围”两极分化发展。③经济圈之核心区与外围区分组呈现出更强的区间差异，经济圈之重庆部分与四川部分分组表征出更强的区内差异，侧面映射出行政区划的隔离作用依然凸显。④研究期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建设的空间均衡效应并不理想，其中上位规划对于“双核引领”的着重强调和对外围区域的较轻着墨可能是其一个重要原因，其他诸如历史发展基础差异、区域行政壁垒引发的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产业与资源分配失衡、生态保护约束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核强圈弱等亦是其重要影响因素。最后，文章从战略定位、打破行政区划阻隔、统筹示范区建设、提高交通可达性和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层面提出具体建议，以期实现服务国家战略、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也在此呼吁广大学者对此予以关注。

碳排放是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挑战。区域路径创造作为区域发展动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内涵及驱动因素已受到广泛关注，但其对碳排放的影响仍缺乏系统研究。文章基于区域路径创造影响碳排放的理论框架，以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中国海关出口数据构建城市出口新产品占比指标以测度区域路径创造，并在测度城市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不均衡水平的基础上，探索区域路径创造对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不均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碳排放呈现总量增长与空间集聚强化的趋势，同时城市内碳排放不均衡呈现“东部收敛、中西部发散”的演变特征；②区域路径创造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总量，且这一效应在初始碳排放水平较高、产业基础较好及非资源型城市中尤为突出；③区域路径创造可以通过能源效率优化、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等实现碳减排，其中产业转型是区域路径创造促进碳减排的核心渠道；④区域路径创造会加剧城市内部碳排放不均衡。提升政府关注度和市场化水平有助于缓解这一不均衡效应，而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则可能放大碳排放不均衡，文章深化了演化经济地理学与环境经济学的对话，同时为制定兼顾碳减排与碳公平目标的在地化产业政策提供了实践启示。

文章基于2013—2024年中国337个城市的低空经济专利数据，综合运用LDA主题模型、区位商指数、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地理探测器，揭示了中国低空经济创新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低空经济创新形成了五大技术簇群融合结构，低空感知与飞行控制体系、低空智能与数据处理体系占主导；②技术创新从高度集中演化为多中心网络，北京、深圳、上海形成“双核心+均衡枢纽”格局，西安、南京、杭州等城市在特定技术领域形成比较优势，呈现“东部引领研发、中西部特色深耕”的空间分工格局；③城市协作网络经历了规模扩张与效率提升的双重演化过程，识别出综合枢纽型、场景驱动型、技术专精型、协同支撑型4种城市协作演化模式，拓扑结构从单点集聚演化为多极化发展态势；④低空经济创新网络的形成是创新驱动、产业生态、市场环境与制度政策非线性协同作用的结果，驱动机制从“要素设施依赖”演进为“系统协同驱动”，政策因素的角色从外部供给逐步内嵌为网络协同的核心枢纽。最后，据此提出了匹配资源配置、完善功能协同、实施分类政策和推动系统赋能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低空经济的空间优化布局与网络结构演化提供科学支撑。

空间经济结构对区域协调发展有重要影响，但相关机制研究较为薄弱。文章基于中国2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用省域内中心和外围城市配对的方式测度发展差距，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双核结构对省域“中心—外围”发展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双核结构比单核结构更有助于缩小省域“中心—外围”发展差距，结论得到系列稳健性检验支持。②双核结构具有双辐射源和外围靠近中心城市等空间优势，使中心城市能更好带动外围城市增强发展动力、优化经济结构、减缓发展水平距离衰减，从而缩小省域“中心—外围”发展差距。③双核结构的缩差效应在省域中心城市更强大、双核关系更协调、交通体系更发达、市场体制更完善时将得到更大助力。研究结论可为新阶段下优化省域发展空间结构提供有益启示。

文章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运用Dagum基尼系数、三维核密度估计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2011—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工智能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空间格局上，人工智能水平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并沿轴线扩散的“核心—边缘”结构，总体差异经历快速上升、波动调整至相对稳定3个阶段，区域间差异为主要来源，超变密度贡献率持续上升，地区间发展交叉重叠显著，格局呈动态收敛。②动态演进上，人工智能水平分布从单极集聚经离散化向宽顶收敛转型，分布曲线右移、右尾延伸与左尾收敛。③影响机制上，其空间分异是多因子非线性协同驱动结果，各因子交互均呈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效应，驱动机制随发展阶段演化：历经多元协同萌芽、广度深度拓展、结构重塑深化，最终趋于系统格局成熟。据此，提出构建多层级空间治理框架、完善多要素集成创新生态系统、实施因时因地动态政策策略，为优化人工智能空间布局、赋能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厘清流空间视域下多维要素流动对碳排放的空间关联与异质性影响，是支撑减污降碳的有效路径。文章以人口、资本、技术、数据和创新多维要素流动为切入点，基于长三角地区2008—2023年碳排放量数据，采用引力模型、探索性数据分析及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辨析其空间关联特征和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碳排放由2008年2.146亿t波动增长至2023年3.234亿t，增幅高达50.716%；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整体上呈现“以中心城市为高值集聚区向周边城市扩散”空间格局。②多维要素流动愈加活跃且空间分布呈现出“中部密集、南北稀疏”非均衡发展特征，并构建“沪宁杭择优相链、多中心流动”的链式网络和形成“以强联弱”发展模式。③多维要素流动对碳减排效应具有时空差异性，其中数据流动的减排效应最为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理解多维要素流动与碳减排内在关系，为畅通要素流动助推城市群低碳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文章回顾并比较了中美不同社会背景下对职住空间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总结了中美针对职住问题所提出或实施的政策。结果表明：①美国在1960年代，1960民权运动的背景下，劳动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少数族裔群体由于住宅的种族隔离导致的就业机会不可达，进而带来的失业和低收入等问题，即“空间失配假说”；1980年代出现道路拥堵问题，促使城市经济学家进一步关注通勤和“职住平衡”之间的关系。②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地理和规划学者融合并发展了这两个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通过强调空间要素发展了职住空间关系的理论和测度方法。③针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多承袭地理与规划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并根据数据特点发展了本土化的职住空间关系测度方法。未来研究应重点探索符合中国城市空间布局的职住空间关系理论模型，利用城市数智化的发展成果探索更准确的职住关系测度指标，以及结合新兴城市发展理念科学评估政策的有效性等。

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32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度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收敛等方法全面探析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区域差异以及空间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高于中西部地区；较高水平和高水平工业高质量发展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一定的收缩集聚态势且该态势不断强化。②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差异虽存在缓慢增长趋势，但仍小于东部地区的区域差异，不过东部地区的区域差异在不断缩小。③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均具有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工业高质量发展增速逐渐趋同；全国及三大区域加入影响因素的收敛速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文章运用变异系数法、Dagum基尼系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10和2022年人身保险发展水平，分析其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并对影响因素作用强度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2000年以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人身保险发展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总体水平较低但呈上升趋势；人身保险发展水平由沿海向内陆递减，城市规模等级与人身保险发展水平呈较强的正相关。②中国城市人身保险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整体呈上升趋势，区域间、城市规模间差异是差异的主要来源；城市规模等级相差越大，人身保险发展水平差异越大。③人身保险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是多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人身保险密度、专利授权数、人身保险深度、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常住人口是主导作用因素。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因城制宜地实施多元驱动的差异化发展是未来主要战略取向。

文章基于2013—2021年“一带一路”121个参与国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在构建共享效应指标的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识别了研究区数字服务贸易网络的格局变化；同时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其共享效应，进一步分析了异质性特征与门槛效应。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参与国共享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成果，“一带一路”数字服务贸易的共享效应对其出口有显著正向影响。②“一带一路”中低收入国家、与中国非邻近国家、沿海国家、亚洲和非洲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在其共享效应作用下受益更为明显。③“一带一路”数字服务贸易共享效应通过技术溢出和产业升级途径作用其出口，且受到文化距离双重门槛的影响。当文化距离适中时，数字服务贸易共享效应对其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大。据此，文章提出了建立“一带一路”数字贸易高标准规则、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政策沟通与合作、拓展与中低收入国家及非邻近国家合作等对策建议。

文章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渗透性要素4个维度构建区域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基于2012—2022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以及制度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保持快速增长，但各地区存在较大差距。②金融科技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且表现出区域异质性。③金融科技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④制度创新在金融科技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供给端金融监管沙盒试点政策的推进，需求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政策的实施，均使得金融科技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增强。因此，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科技发展策略，聚焦资源配置与产业升级路径，深化制度创新，构建与金融科技发展适配的监管与服务体系。

“区域发展”问题是国家发展规划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目前，我国已形成“3+N”的区域战略体系，即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3个战略，外加新型城镇化战略等“N”个区域发展战略。文章梳理了我国区域战略体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分析区域战略叠加的内在机制，并探寻其效应最大化的实现途径。研究认为，区域战略叠加所形成的地域经济系统具有地域差异性、联系性、尺度嵌套性、功能传导性与综合集成性五大特征。通过区域战略叠加调控优化地域经济系统的经济地理机制在于：基于比较优势引导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借助系统间的联系获得正外部溢出效应、将区域战略尺度和功能尺度耦合实现不同尺度间战略功能的有效传导，以及通过战略协同产生涌现效应，共同作用使得区域战略叠加之后的效应获得强化。研究提出，在区域战略升级中实现战略叠加效应最大化、发挥主体功能区的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系统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探索综合功能区和国土空间新体系是实现区域战略叠加效应最大化的途径，为“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和“十五五”时期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文章以全球153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将人口老龄化扰动下的经济脆弱性分解为老龄化暴露度、敏感性与适应能力3个维度，基于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框架构建其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函数评估模型、空间异质性指数和面板有序Logit回归模型等方法，定量刻画2010—2020年全球经济脆弱性的空间分异格局及演变趋势，并分析脆弱性演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10—2020年全球老龄化暴露度呈上升趋势，其中低暴露度区域主要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欠发达国家，高暴露度区域主要是欧洲、大洋洲及北美、东亚等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国家。②研究期内全球经济脆弱性显著提升，2020年49.67%的国家处于脆弱态势。其中低脆弱国家主要分布于非洲、亚洲和大洋洲，高脆弱国家主要分布于欧洲和南北美洲。③老龄化暴露度与经济脆弱性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低暴露高脆弱国家主要分布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高暴露低脆弱国家主要是欧洲、大洋洲及北美等区域的发达国家与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④卫生健康支出、储蓄水平、财政负担、劳动参与率等敏感性因子以及产业结构、产业多样化、基础设施连通度、对外开放度、劳动力素质、就业不稳定性、科技创新能力与财政依存度等适应能力因子是脆弱性演进的重要影响因素。

县域要素集散能力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综合运用加速遗传算法投影寻踪模型（RAGA-PPC）、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等方法，探究了2010—2022年中国1735个县域要素集散能力的格局及多维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①县域要素集散能力整体呈稳定上升趋势，八大经济区之间存在显著梯度差异，东部沿海经济区持续领先，而东北经济区发展动力相对不足。②在空间分布上，县域要素集散能力呈现“核心—边缘”结构，热点区稳定集中于沿海和长江中游经济区，冷点区则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和大西南经济区，且范围逐渐缩小。③县域要素集散能力的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为主要来源，其中东北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的差异更为显著，而大西北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④要素集散能力具有较强稳定性，且相邻县域间存在长期的空间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低—低”集聚现象逐渐缓解，向上流动趋势增强。其中高水平县域对低水平县域的虹吸效应明显，而对中等及其他水平县域则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研究结论为优化县域要素配置、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如何精准识别新质生产力，准确研判新质生产力布局的地理空间特征，是现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问题。文章融合文本分析与Skip-Gram模型，结合2000—2022年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对新质生产力进行分类识别，分析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整体趋势、布局、演化与集聚特征。研究发现：从整体趋势看，相较于传统生产力企业，新质生产力企业虽然整体规模较小但始终保持高增速水平，具备较好发展前景；从生产力布局看，2000—2022年东北、东部与南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城市新质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至2022年各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已具备一定规模，且呈现协调增长趋势；从企业动态演化看，各区域企业新质生产力存在频繁增衰演替，企业进入与退出顺差是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的关键；从行业间地理共聚看，技术创新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服务配套。研究结论为精准把握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以及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政策参考。

文章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5—202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NNGAIID）试点政策对“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的机理及路径。研究发现：①空间上，城市雾霾污染与碳排放地域特征鲜明，“煤炭三角区”的“污染锁定效应”显著；时间上，城市雾霾污染与碳排放总体趋缓，呈现向西北地区迁移的态势。②NNGAIID试点政策赋能“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通过系列稳健性检验方法，研究结论仍成立。③推动技术进步、抑制城市蔓延和促进经济集聚是NNGAIID试点政策赋能“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的重要渠道。④在非资源型城市和中心城市，NNGAIID试点政策对减霾降碳的作用存在“本地—邻地”双重效应。文章为“双碳”目标下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对“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的精准施策提供了理论和经验借鉴。

营商环境是跨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变量。厘清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的作用机制，是增强中国与RCEP国家经贸韧性与区域协同的路径。文章基于2008—2023年RCEP成员国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系统考察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RCEP国家营商环境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阶段性波动；国别差异显著，新加坡、日本等发达国家稳居第一梯度，而柬埔寨、缅甸等欠发达国家虽处于末位，但近年呈上升势头。②地缘经济联系整体趋于强化，但2014与2016年出现短期回落，其空间格局与营商环境特征相似。③营商环境优化显著促进地缘经济联系，其主要通过改善政务、要素、人力、开放、创新和治安环境，从而增强经贸合作吸引力。④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强化地缘经济联系，而过高的制度距离与产业同构等形成抑制，部分控制变量对地缘经济的影响尚未显现。促进效应在RCEP成立后，发达国家、人口大国及伙伴国家更显著。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从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3个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2010—2023年中国31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考察了新质生产力的时空演进及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增长速度较缓，产业形态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短板。②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处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东强西弱、东北滞后”的空间分异格局，但各省份新质生产力水平逐渐向更高等级进阶。③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差距贡献率最大。④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新质生产力发展呈“俱乐部趋同”特征，且存在路径依赖，跨等级跃迁概率较低。⑤新质生产力发展受经济、制度、教育和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化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和交通便利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和法治化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基于2014—2020年中国823个省际边界县域面板数据，刻画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并运用STIRPAT模型、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2014—2020年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整体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碳排放强度呈现下降趋势，西部地区省际边界县域是高碳排放强度的主要集聚地。②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并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③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发展对本地碳排放强度呈抑制效应，但会增加扩大相邻县域碳排放强度，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④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技术创新效应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最后，文章提出了以数字金融促进碳减排的核心战略及优势驱动、因地制宜与协同合作的发展策略。

文章以2012—2022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进程中地区间基金征缴在协调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方面的重要影响，并分析了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表明，省域间征缴水平差异明显，且差异主要来自不同区域之间。②较高的征缴水平将显著抑制地区经济增长，并扩大地区间经济差距，不利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③上述影响受发展经济压力与社会养老压力共同作用，发展经济的压力激励地方政府采取放松降低水平的逐底竞争策略，加剧经济差距；社会养老压力构成硬约束，限制了征缴政策调节经济均衡的弹性空间。④征缴水平与地区间经济差距呈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极值点为1.171。研究结论为优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制度可持续性矛盾提供实证参考。

文章基于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Moran's I、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省域居民消费相关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居民消费空间差异的驱动力，同时探讨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省域居民消费空间均衡化发展的驱动力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总体上中国省域居民消费表现出正向空间相关性，省域居民消费差异在年份上的变化较小，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空间格局。②从全局阶段的平均值来看，代表数字经济的各因子能够起到促进省域居民消费空间均衡化发展的作用。③从交互分析来看，数字经济与传统因素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代表非数字经济的驱动因子在与其他因子两两交互后，对于居民消费空间差距的促进作用增大；代表数字经济的数字支付水平、数字个人信贷水平、人均邮电业务量、移动电话普及率等数字经济因子与其他变量交互后仍能保持很小的q值，说明它们作为区域居民消费均衡化发展的驱动力稳定有效。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地理学对该论题研究具有显著学科优势。针对当前共同富裕测度方法体系不完善、区域实证不深入的研究现状，文章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过程性、多主体等特征完善测度方法体系并进行了多尺度多维度长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共同富裕可从富裕和共同两大方面解构，富裕水平表现为经济、社会、资环、基建等维度的综合发展水平，共同水平表现为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与多维分异。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中国区域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升，整体表现为富裕水平和共同水平的双重增长，但存在一定的区域和维度异质性。其中全国富裕水平、共同水平显著提升，大区富裕格局发生显著重塑且主体功能化特征愈发明显，区域间差距相较于区域内愈发突出，省域富裕格局整体稳定但存在维度趋势性。③中国共同富裕演变具有显著的时空关联，共同富裕对富裕水平的演变响应强烈，集聚型共同富裕空间格局逐步显现，富裕主导型的共同富裕特征愈发凸显。最后，文章提出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核心逐步缓解区际差距、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建议，可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科学参考。

文章以协调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2012—2021年黄河流域58个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了信息流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性水平呈上升趋势，其耦合协调值由2012年的0.503增加到2021年的0.579，存在“中下游高、上游低”的空间分布特征；②黄河流域信息流与技术转移网络均呈现“多中心”的空间格局；信息流每增加1个单位，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协同性提高0.102个单位，且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上游地区及非省会地区影响更为明显；③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流通过促进黄河流域城市间技术转移，进而影响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水平。未来应加快互联网等信息产业发展步伐，促进黄河流域各区域之间的协调联动发展，利用信息流赋能实体经济，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协同发展。

文章聚焦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协同关系，依据国家战略演进的关键时间节点以及长三角区域的政策跟进，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2—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构建绿色—富裕协同度指数（GPI）量化二者的协同状态；在此基础上，运用全局莫兰指数和热点分析刻画时空协同演化特征，并通过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了其驱动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时序上，绿色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波动上升，后者增长显著，区域差异逐步缩小；②空间上，苏北、皖北及宁波、嘉兴初期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后期整体向好；共同富裕水平呈现“东强西弱”格局，经济发达地区及其周边地带优势明显；③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时空协同演化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热点区集中于黄山、池州、宣城等生态优势突出但经济基础薄弱的城市，冷点区集中于宁波、嘉兴等经济活动干扰度高的城市；④低技术水平下的经济增长与高强度政府干预的产业结构会阻碍协同推进，对非共同富裕示范区和中心区影响尤为显著。

文章从产品风险、要素风险、市场风险和外汇风险4个维度构建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30个省份的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进行测度和评价。研究发现：①东部地区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较低且呈下降趋势；中部地区次之，但波动较大；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风险较高。②中国去工业化经济风险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分化的加剧，区域内部的差异相对平稳；东部地区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去工业化经济风险的差距最为显著，且呈扩大趋势。③中国去工业化经济风险呈现“经济相似主导、地理相邻次之”的空间集聚特征，人均收入水平、政府干预和交通基础等因素对其空间分布具有重要影响。④构建的去工业化经济风险预警系统能够对风险值和风险等级进行精准识别和预测。必须进一步巩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建立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以系统观念统筹产业发展与经济安全。

创造性破坏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市场主体进入与退出是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微观体现。文章基于工商企业注册数据，测算了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域创造性破坏水平，分析了创造性破坏的时空分异格局及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揭示其区域差异，使用σ和β收敛模型考察其收敛性，并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讨论了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中国创造性破坏率在2014年之前处于缓慢增长阶段，2014年之后呈现井喷式增长特征。不同区域的创造性破坏率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东部地区处于绝对领先位置。②全国层面创造性破坏率差异存在短期波动、长期收窄特征，东部—中部之间的差距是主要来源。③全国及各区域创造性破坏率存在σ收敛、绝对与条件β收敛特征。④不同城市群创造性破坏率存在明显分化，不同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创造性破坏率存在显著差异。

文章运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核心—边缘结构分析等方法，深入探讨了2010—2023年黄河流域97个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网络结构空间演化及关联特征，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稳态攀升态势，空间上呈现东南部引领、中西部追赶的异质性特征。②整体关联网络结构具有明显的空间邻近性，以郑州、青岛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空间网络跃迁明显，但仍以较低水平的五级网络为主，距离最佳空间关联状态还有较大差距。③整体网络密度先降后升，网络效率和网络等级数值较高，区域内部等级结构森严；空间网络形成9个凝聚子群，各子群总体上遵循地理邻近原则。④从异质性归因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宏观调控和对外开放水平等因素对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对中下游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城市规模较大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人力资本和城镇化水平对中下游地区和资源型城市的正向促进作用较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