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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 Vol. 46 >Issue 2: 253 - 26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6.02.025

旅游经济与管理

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游客地方感生成过程及机制——以G219国道广西段为例

  • 谭华云 ,
  • 黄太伟
展开
  • 南宁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中国广西 南宁 530001
谭华云（1981—），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乡村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5-08-04

  修回日期: 2026-01-20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4-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61033)

收起

Genera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s of Tourists' Sense of Place in Border Highway Tourism Corridors： A Case Study of the Guangxi Section of National Highway G219

  • TAN Huayun ,
  • HUANG Taiwei
Expand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Guangx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8-04

  Revised date: 2026-01-20

  Online published: 2026-04-10

Fold

摘要

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是交旅融合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然而，既有研究对旅游廊道这类流动场域中游客地方感的动态生成过程关注不足。文章基于移动性理论，以G219国道广西段为例，综合运用网络民族志与移动民族志，探究了边境公路旅游廊道中游客如何通过移动性实践生成地方感。研究发现：①游客在行前、进入、磨合、交互和巩固5个阶段中，通过行前想象、具身感知、自我调节、意义赋予、行为延续等实践，沿着“地方印象—地方感知—地方依赖—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的动态路径，生成地方感。此过程中部分游客可能因负面地方感的出现而中断该路径。②游客在“游前—游中—游后”的移动实践中，从惯场环境出发，经由旅游“前台”跨越“帷幕”，深入“后台”空间，并最终返回的空间循环，其地方感的动态转化与旅程的时空轴线紧密交织。③游客地方感的生成，是空间基础、移动实践、主体过程性融入、权力规训和文化差异等协同作用的结果。文章旨在从移动性视角深化对流动性场域中地方感动态生成的理论认知，为边境公路旅游廊道的空间治理与场景营造提供学理依据。

关键词： 风景道体系; 游客地方感; 旅游廊道; 移动性; 边境公路; 具身实践; 文化差异

本文引用格式

谭华云 , 黄太伟 . 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游客地方感生成过程及机制——以G219国道广西段为例[J]. 经济地理, 2026 , 46(2) : 253 -26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6.02.025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as well as cultural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border highway tourism corridors have receive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in existing research regarding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ourists' sense of place generation in such mobile contexts. Based on mobility theory and taking the Guangxi section of National Highway G219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employs a combination of netnography and mobile ethnography to explore how tourists generate a sense of place through mobility practices in tourism corridorsof border highway.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Across five stages—pre-trip, entry, adaptation, interaction, and consolidation—tourists progressively develop a sense of place through practices including pre-trip imagination, embodied perception, self-regulation, meaning attribution, and behavioral continuation.This process follows a dynamic path from "place impression" to "place perception," "place dependence," "place attachment," and finally "place identity," which may be interrupted for some tourists due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gative sense of place. 2) In the mobile practices of "pre-trip", "during-trip" and "post-trip", tourists in undergo a spatial cycle, starting from their habitual environment, crossing from the tourism "front stage" through the "curtain" into the "backstage" space, and eventually returning. The dyna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sense of place is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spatiotemporal axis of the journey. 3) The generation of tourists' sense of place in border tourism corridors results from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spatial foundations, mobility practices, procedural subject involvement, power disciplin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This article aims to deepen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 generation of sense of place in mobility fields from a mobility perspective, providing a scholarly basis for spatial governance and scene construction in border highway tourism corridors.

Key words： scenic byway system; tourists' sense of place; tourism corridor; mobility; border highway; embodied practice; cultural difference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全国风景道体系，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自然风景线和文化旅游廊道[1]。作为适应全域旅游发展的新型线性游憩空间，旅游廊道正成为交旅融合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兴边富民”“交通强国” 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G219（新疆喀纳斯—广西东兴）、G331（辽宁丹东—新疆阿勒泰）与G228（辽宁丹东—广西东兴）共同构成 “三线联动” 的陆海边境交通主动脉。其中G219（新疆喀纳斯—广西东兴）已实现主体贯通，成为世界最长边境公路。在交通强国建设与文旅融合背景下，东兴、瑞丽、霍尔果斯、黑河等主要陆地口岸跨境旅游人数近年持续高增长，边境地区正日益崛起为跨境交流与旅游消费的重要节点。G219、G331、G228共同构筑的陆海边境主动脉，既承担国家战略通道功能，也为边境公路旅游廊道奠定了物质基础，被纳入“国家旅游风景道”体系，成为融合交通、景观与文化的国家线性空间载体[2]。随着20世纪后期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兴起，学界逐渐突破将旅游廊道视为静态景观载体的传统理解，转而将其概念化为一个兼具时间性、社会性和开放性的“流动场域”[3-4]，人地关系的互动不再依附于固定地点，而是在持续的移动实践中被动态建构。
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理解人地关系的核心概念，长期以来用于解释个体或群体对特定地方的情感联结与认同[5-6]。Massey提出的“全球地方感”（Global Sense of Place）[7]，推动了地方感研究范式从“栖居”为核心的静态视角转向动态建构。地方感被重新理解为一种在实践中生成的经验[7]，其形成依赖于行动、体验与互动[8]。尤其在旅游情境中，资源价值需经游客解释与意义赋予，地方感的生成特征更为凸显[9]。近年来，旅游地方感研究逐渐由对静态景观要素的关注，转向对体验过程与人地关系演化的探讨[10-11]，地方感所承载的价值、意义与象征，既源于个体的思想与体验，也在其与物质环境及社会世界的持续互动中逐步生成[12]。在当代旅游活动中，这种生成实践愈发发生于持续的空间移动之中。旅游不再视为以目的地为中心的停留行为，而是一种以身体位移为基础的过程性实践，个体对地方的理解、情感反应与意义建构，常在行进、停泊等移动过程中逐步展开[13]。地方感和移动性（Mobility）相互生成，双向影响，移动性并未消解地方，而是重塑了地方的性质，影响着人的地方感，地方感又触发了（非）移动性[14] 。
随着“社会性的社会”向“流动性的社会”的转变[15]，“新移动性范式”[3]为理解当代地方感的生成提供了适切视角。新移动性范式促使学界重新审视移动的本体论价值：移动不仅是物理位移，更是通过具身实践构建、感知和生产意义的过程[16]。Urry从身体、物体、虚拟、人际信息与想象等维度阐释移动能力的不平等性[17]；Cresswell等进一步整合了移动实践、空间和主体3个维度[18]。有别于Bauman以“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指代不确定与流变的现代社会，侧重从宏观层面对现代性社会及权力结构的批判性分析[19]。新移动性范式聚焦具体情境中人、物与信息的移动实践，关注移动所引发的社会文化意义、情感体验与身份表征[13]，将移动视为社会生活和关系构成的基础，强调移动性对空间、时间和地方的重塑[3]。游客地方感的生成依赖于身体与地方在移动中的直接对话，是主体、移动实践和空间的有机结合。在新移动性范式视角下，地方感的形成不仅源于主体与场所的情感互动，还受时空感官体验[5,18]、权力关系[20]及行为意愿[21]等的影响。综上，相较于以静态空间或单一地点为分析前提的研究路径，移动性视角更能揭示地方感如何在移动与停泊的动态实践中持续生成、调整甚至中断，从而为理解旅游廊道这一流动性场域中的地方感的生产与重构，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工具。
既有研究常将地方感拆解为多维情感结构，采用二元（地方依恋、地方认同）或三元框架（地方依赖、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分析人地关系[22]，从情感联结、功能满足与自我认知等维度，揭示个体如何与特定地方的积极稳定关系[23]。然而，这一研究传统往往将地方感默认为一种正向情感经验，对疏远、厌恶等消极情绪的关注相对不足，甚至被排除在概念范畴之外[24]。“地方感”本质中性且多向，其构成未必正面或积极[5-6]，也包含疏离、排斥甚至厌恶。在地方感的生成过程中，负面地方感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既有研究过度聚焦积极维度，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旅游者真实而复杂的情感体验。因此，有必要将负面地方感纳入分析框架，从过程性视角重新审视地方感的态生成与时空交织。
边境公路旅游廊道作为一种关乎国家安全的特殊旅游空间，其情感生成机制尤为值得关注。相较于一般旅游廊道，边境空间叠加了鲜明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意涵，其空间属性本身具有高度的张力与不确定性[25]。Foucault等提出与纯想象性“乌托邦”不同的“异托邦”概念，意指真实存在的、却与社会常规空间完全异质的“他者空间”[26]，为理解边境旅游廊道提供了思考启发。作为一种兼具“他者性”的空间形态，边境既是通道也是屏障，既开放又封闭，其矛盾性既体现于物理界限（如实体屏障与制度规定），也体现在文化差异、地缘政治叙事与风险感知共同强化的心理边界与身份区隔。在旅游情境中，边境异托邦所蕴含的边缘性、差异性与边界感，常被转化为独特的旅游吸引力[27]。界碑、口岸、边防设施等地标，成为游客凝视、拍摄与体验象征性“越界”的重要场所；冲突记忆、爱国主义教育叙事也被纳入边境旅游的地方叙事之中。然而，这种高度符号化与政治化的空间体验，未必导向稳定的积极地方感。在持续移动、短暂停留与多重叙事交织的旅游实践中，游客的情感反应更易呈现出矛盾性与不确定性[28]，负面地方感亦在移动实践的不同阶段被触发、放大或重构。
有鉴于此，本文从移动性视角切入，强调移动与地方感生成的过程性与动态性[29]，以G219国道广西段及其沿线区域为案例地，利用网络民族志和移动民族志析出质性数据，聚焦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游客地方感的生成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试图解答：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游客如何通过移动性实践生成地方感?这一生成过程遵循何种机制?旨在从移动性视角深化流动性场域中地方感动态生成的理论认知，为边境公路旅游廊道的空间治理与场景营造提供学理依据。

1 案例地选取与研究方法

1.1 案例地选取

G219国道全长10065 km，是中国最长的边境公路。本文选取G219国道广西段及其沿线区域，即广西边境公路旅游廊道为研究范围（图1）。该廊道全长725 km，紧邻越南，纵贯防城港、崇左、百色3市的8个县区，既是中越跨境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的前沿阵地，也是我国首批“沿边旅游开发开放试验区”的试点区域。广西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沿线旅游资源禀赋突出，不仅串联起众多高品质景区，集中展现喀斯特风光，更融合了多元民族文化、边境风情与戍边文化。近年来，自驾、骑行、徒步等移动性旅游方式日益兴盛。游客在移动过程中经历密集的感官刺激、文化碰撞与情感体验。这一过程生动诠释了“道路空间如何通过移动实践被转化为游客的地方”，既呼应“移动性转向”的理论关切，也体现了廊道作为“流动的地方”（Place as Process）的本质特征。可见，广西边境公路旅游廊道在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移动性研究价值等方面的典型性。以之为案例，展开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游客地方感的生成过程及其内在机制，具有代表性。
图1 广西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概况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4）0650号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1 Location of tourism corridor of Guangxi border highway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2.1 数据获取与处理

G219国道广西段是典型的线性流动空间，游客的移动过程伴随着具身体验、情感流变与意义生产。鉴于单一访谈难以捕捉移动中的即时感受，而网络文本分析亦易遗漏现场的身体反应、瞬时情绪与场景氛围，本文综合运用网络民族志与移动民族志，系统考察游客在边境公路旅游廊道中地方感的生成过程与内在机制。具体来说，网络民族志将网络空间视为“田野”，用于捕捉游客游前互动与游后记忆；移动民族志则强调“与人同行”，适用理解移动过程中的具身经验和意义生成[30]，有助于实时捕捉游客的情绪波动与身体反应。两法并用，实现对旅游前、中、后阶段的完整覆盖，并通过线上与线下数据的三角互证，提升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本文数据涵盖线上与线下两部分。线上数据采集自马蜂窝（MF）、携程（XC）及哔哩哔哩（SP）平台（2018—2024年），以“广西边境”“G219广西段”等关键词组合检索，剔除无关、低质及非叙事性文本，保留40篇游记、30篇视频转录文本及研究者反思日志，约30万字的分析材料。线下数据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田野日志获取。研究团队于2024年6月20—25日、12月26—31日及2025年7月13—16日开展3次实地调研，在主要景区及交通枢纽通过偶遇、同行者推荐及定点等待等方式，获取14个有效访谈样本（表1），涵盖不同年龄、客源地及交通方式，以确保样本能够反映多元移动实践视角。访谈内容聚焦于游客动机、游前想象、实地体验以及情感变化，整理后形成约8万字文本。与此同时，通过与游客同行，在关键节点停留、观察与交流，记录田野日志，捕捉深层感受。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编号 性别 年龄 客源地 职业 出行方式、旅游动机及简要旅游经历/特征
FT1 男 76 上海 技术工人 组合交通。已退休，首次到访广西；过往偏好跟团游；受历史记忆与怀旧情结驱动
FT2 女 60 大连 教师 组合交通。退休后首次长途旅游；受熟人推荐；早年有桂林旅游经历
FT3 男 56 玉林 工人 自驾。短途周边游为主；主要享受驾驶乐趣与随性休闲；
FT4 男 63 南京 公务员 组合交通。与妻子共同出发；有丰富的国内外旅游经验；首次探访广西边境；受新媒体影响
FT5 女 30 遵义 护士 组合交通。家庭亲子游；为避开拥挤，寻找小众目的地
FT6 男 55 南阳 自由职业 长途自驾。长期旅居状态；采取“床车”方式，注重经济性；受朋友推荐
FT7 女 56 南阳 自由职业 长途自驾（FT6配偶）。长期旅居；计划进行环游
FT8 男 67 北京 公务员 自驾。已完成多圈深度环游；社群活跃；与配偶同行
FT9 女 66 北京 公务员 自驾（FT8配偶）。深度环游中国边境（第三圈）；社群分享意愿强
FT10 男 44 黄冈 企业员工 跟团游（出发地成团）。同事结伴；旨在游览与体验广西边境特色；曾因商务活动到访过南宁
FT11 女 27 广州 教育机构从业者 跟团游（落地成团）。高频出游；因距离近、假期短及过往良好体验，产生的重复旅游行为
FT12 女 63 南宁 公务员 骑行、火车。17年深度骑行者；属体育旅游/社群组织形式；骑行前往目的地后乘坐火车返回
FT13 女 25 桂林 学生 自驾。情侣出游；受口碑与距离影响，利用假期在偏好区域进行休闲游
FT14 男 22 南昌 网络维修员 组合交通。首次到访；离职后放松，受互联网旅游趋势影响，计划长线旅行

1.2.2 分析方法与过程

本文综合运用叙事分析和主题分析方法展开文本分析。叙事分析适用于研究旅游感知、体验和认同研究[31]，用于把握游客经验叙述的时间顺序与情节结构，构建地方感生成的过程框架。主题分析则通过多层级编码，识别和解释材料中的意义或“主题”[32]，归纳不同阶段游客的主体实践与情感意义。以游客地方感生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阶段性主体实践作为敏感性概念，在不预设具体编码内容的前提下，借助NVivo12进行系统分析（表2为部分编码示例）。具体过程为：①阅读叙事文本，梳理游客从“行前想象”到“游后认同”的故事线，识别出地方感生成的阶段性特征；②对反映地方感生成与流变的信息进行初步编码，形成31个初始编码；③对反复出现且有意义的主题进行归类，形成12个主题，并依据叙事时间、实践类型及意义指向，归纳出地方感生成的5个核心阶段；④在既有主题与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将叙事置于微观互动与宏观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理解，归纳生成机制；⑤编码完成后，将分析结果与团队成员进行一致性核查与审阅，最终归纳出游客地方感的生成过程与机制。
表2 主题编码过程示例

Tab.2 Examples of the theme encoding procedure

原始数据资料示例 初始编码 主题归类 生成阶段 机制要素
刷到好多摩旅博主骑行G219的视频，那种在山路和瀑布间穿行的经历太戳我了（SP16） 媒介激发的向往与期待 边境旅游动机 行前：边境想象与情感唤起 行前心理预期
对沿海人来说，喀斯特地貌远而少见，感觉这里无比独特、神秘；期待能感受不一样的异域文化魅力（XC2） 景观差异性的预期 边境异托邦想象 边境空间景观特殊与文化差异性
虽然听说边境有点乱，但那种神秘的边境氛围让我非去不可（XC10） 对边境独特印象
那时候经常提到这段历史，虽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但印象一直挺深的，有一种想感受的心态吧（FT1） 游客对边境独特记忆 集体/历史记忆的预置 历史与情感的连接
有我从小就向往的德天瀑布，还有我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对我来说是一次迟到的致敬和寻根（MF13） 与目的地的历史情感与羁绊

1.2.3 数据资料检验

为确保研究的严谨性与可靠性，本文采取以下措施：①三角互证。对网络民族志与移动民族志获取的多源数据进行交叉印证，增强信度与效度。②研究者反思。通过持续记录田野日志明确自身定位，降低主观偏见。③数据检验。对编码过程进行反复核查，当无实质性的新主题出现时，即可判断已达理论饱和。经由研究团队成员的交互核查与讨论，验证编码与主题，确保结果有效。

2 广西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游客地方感生成过程

广西边境公路旅游廊道以其自然风貌、边境文化与历史底蕴，形成国家主权表征与旅游景观交织的复合场域。在移动性理论视角下，游客在移动实践中，逐步将原本以政治边界和空间距离为主的边境空间，转化为具有个人记忆和情感意义的地方。这一转化过程以游客实践和空间位移为轴线，可概括为5个阶段。

2.1 行前：边境想象与情感唤起

旅游移动性研究涵盖物理、虚拟和想象旅行等多种形态[33]。在行前阶段，游客通过数字平台的影视作品、骑行博主和网络叙事产生了人地的相遇[34]，激发了到访兴趣，并由此对广西边境产生了理想化的想象，萌生了地方感。一方面，广西边境公路旅游廊道唤起游客对山水、小众与异域氛围的诗意想象：“想去人少的点”（FT11）、“仙侠剧《花千骨》拍摄地很仙”（MF9）、“寻找安静的角落”（MF15）。另一方面，界碑、边境线等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也成为游客前往的重要动因：“大清界碑，零点公路，都等着我；路虽远，行必至”（SP13）、“此生必驾G219”（SP2、XC20等）、“将来一定要去”（SP2）。这种行前想象多基于满足期待的正面信息，但也有部分游客受到相关报道与刻板印象影响，对边境环境产生一定担忧与犹豫：“看了很多视频后很向往，但想到负面报道，仍有些犹豫，最终是在反复做攻略的过程中决定前往的”（FT5）。
此外，广西边境地区承载的特殊历史记忆也吸引着特定游客。他们出发前便与目的地建立起明确的情感联系：“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对越反击战和法卡山，会更有感触”（FT1）。此类游客更易形成积极情感反馈：“我从小就向往这里，是我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来这里是我的梦想”（MF13）、“对我来说更像是纪念，到了这里心里会很肃然”（SP6）。此阶段，身体虽未启程，但游客已通过与博主、其他游客乃至先辈记忆的虚拟互动，初步形成地方印象并产生情感唤起。

2.2 进入：身体在场与具身感知

随着游客逐步进入开放而连续的廊道空间，其地方印象从想象走向具象。喀斯特地貌、瀑布声响、环境气味及坡道骑行的体感反馈等，构成游客连续且立体的空间感知。移动方式深刻影响着感知的节奏与深度：自驾催生操控乐趣、速度刺激或紧张感；摩旅与骑行更容易激发自由与兴奋；徒步则有助于游客与环境建立紧密联结。虽方式各异，移动实践均通过身体与环境的持续互动引起情感变化。
在此过程中，地方感不仅源于自然审美，更受边境环境刺激而得以强化。广西及周边游客因文化与景观相似性更易产生亲切感与归属感，也能辨识景观细节：“有点像桂林，风景和那边差不多，米粉也很像”（FT3）；“你看那种是边民，我在网上看过介绍，他们每天在口岸来回‘带货’，赚点辛苦钱”（FT13）。而随着深入边境区域，检查站、铁丝网、警示牌等设施频繁介入并打断游客的移动节奏：“一路走走停停的，很多检查而且要排队，也算是一种特殊体验吧”（SP13）。这种物理上的相对迟滞削弱了流畅体验，但也强化了游客对边境真实性的感知。在景观差异与边境环境的综合刺激下，游客频繁拍照、情绪高涨，所形成的地方感混杂了身体受限与政治敬畏的双重情绪。正是这种“不完全自由”的移动体验，使游客更明确地体认到脚下国土的政治意涵。由此，廊道旅游通过身体的持续参与，将多感官感知、移动节奏与边境政治语义交织，推动游客形成更具体而尽责的边境地方感。

2.3 磨合：情绪波动与情感分化

旅程前中期，地方感受体验的影响反复波动。随着游客进入民族村寨、核心景区、口岸、边贸集市等社会文化空间，现实环境与理想化想象的落差逐渐显现，可能引发对异质文化的认知偏见、对过度商业化与边境安全的担忧和焦虑，以及频繁边检的不适感（FT8、SP11、MF11等）。
负面体验将游客引入情绪调整与重新理解地方的磨合过程。部分游客主动调节心态，通过赋予环境积极意义来缓解不满。例如，将设施的简陋视为“边境原生态”，或以“守边不易”的家国情怀来消解不便：“虽然经常停下来检查身份证，但能理解，毕竟是在边境地区，为安全考虑也是必要的（FT9）”；“警察也很辛苦的”（SP12）。这种自我调节使游客能够从消极情绪中逐步形成对地方的包容与理解：“虽然感觉设施一般般，但是人特别淳朴热心，还会再来”（FT2），形成更具韧性的地方依恋。也有部分游客的负面体验不断累积，最终导向对地方产生整体否定。表现为对交通条件（“只能多绕路，汽车也没有直达，交通很不方便”（FT1））、景区管理或旅游治理的系统性否定[“美景竟然被锁在收费酒店里，不会再爱”（SP11）、“管理太混乱了，好牌打得稀烂”（FT13）]，并促使游客缩短行程、提前离开，甚至情感断裂[“乏味、鸡肋之旅”（SP11）]。可见，磨合过程是游客在负面体验中重建认知的关键阶段，其结果决定了地方感是走向深层依恋还是彻底断裂。

2.4 交互：意义赋予与空间符号化

游客通过移动将“空间”转化为“地方”，这一转化过程本质是地方意义的再生产，也是地方依恋形成的关键环节。边境廊道由承载特殊意义的停泊点（如界碑、里程碑、景区等）串联而成，游客通过在节点展开的仪式化互动，逐步塑造与道路的情感联结。界碑、路标、里程碑等在移动过程中被反复拍摄、标记与分享，演变为探索与抵达国家边界的象征：“沿着边境线寻找界碑合影极具意义。春天骑行边境的，专门去龙州逐卜看木棉花开。怒放的红木棉倚着连绵的喀斯特山群，辽阔且壮美。都说红木棉是南国边境的原住民，也是英雄的花。有那么一刻，因为骑行的累，因为守边的想象，会泪目”（SP20）。这些行为使抽象的边境线变得具体可感：“每到一个界碑拍照留念的时候，感觉像完成了一次小小的探险”（MF2）。通过身体的到达与仪式化行为，地理线条被转化为承载情感和身份指向的记忆载体。
边境公路沿线的乡野景观，也成为部分游客投射理想生活的载体：“这里很放松，（可以）逃离城市的压力”（FT11）、“春天的龙州逐卜，好像世外桃源。却不止于桃源。怒放的红木棉，倚着连绵的喀斯特山群，辽阔且壮美。火红的红木棉是南国边境的原住民，也是英雄的花”（SP14）。游客也将当地居民和其他游客“景观化”。劳作的村民和边境日常生活场景，被纳入满足“田园想象”的预期风景：“看见农民伯伯在种地觉得特别治愈”（SP27）、“这才是田园生活该有的模样，炊烟袅袅，慢悠悠的水牛，头戴斗笠的人……”（SP11）。其他移动主体的形象，如摩托车队伍，被固化为自由象征：“偶遇摩托车队伍，酷”（MF4）、“一路上，我们遇到的游客都在表达着对自由和远方的探索”（SP4）。在德天跨国瀑布等跨境区域，游客通过对异国风景与人的观察，觉察自身国家身份与空间位置，强化了自我认知与边境体验。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是游客由被动观赏转向主动参与地方意义生产的过程。通过在界碑、里程碑、国旗、民族村寨等节点进行的意义赋予与实践操演，游客将空间节点转化为承载家国记忆与情感价值的“地方”。这一阶段，游客空间轨迹从高度管理、专为演绎特定文化与政治符号的旅游“前台”，跨越兼具管制与互动功能的过渡性“帷幕”空间（如边境检查站、边贸集市），最终抵达表征边民本真生活的边境“后台”空间[35]。

2.5 巩固：身份认同与情感延续

地方认同体现游客对地方的深刻情感承诺与归属感[12]。当地方感趋于稳定，游客在情感上将自身视为地方的一分子，体现为情感的延续与身份的固化。旅游体验因此内化为个人认同，并在惯常生活中留存。通常表现为：①主动传播正面口碑。“我会推荐啊，这边骑车很有意思，她们好多都是我叫过来的”（FT12）。②代际传承与重游意愿。“我是第二次来这了，以后还会带儿女来这儿”（SP9）。③地方利益维护行为。“要保护好，多做宣传”（FT9）、“接驳车很不安全，有很大改进空间”（SP14）。④居留冲动。“这边太暖和了，我们那边都下雪了，这边还能穿短袖，想留在这边过年”（FT7）、“在此之前我都没到过广西，但是几天行程下来，对这里的印象大为改观，我甚至想过在这里买房养老”（XC9）。可见，边境公路旅游廊道不仅是短期停留的物理空间，更在记忆与情感层面获得持续意义，对个体后续出行选择与生活决策产生延续性影响。游客身体虽已回归惯常环境，但地方感通过记忆、叙述和行为得以延展，并可能引起重游行为。这标志着一次完整旅游体验的阶段性完成，也使此地在其生活中成为充满情感的存在。
基于游客在广西边境公路旅游廊道中的空间移动与体验过程的前述内容，可以构建出以游客地方感提升路径为核心、以空间位移和游客实践为基本线索的地方感生成过程框架（图2）。该框架揭示了广西边境公路旅游廊道中游客地方感生成的动态过程：游客地方感是经行前想象、在途感知、现实磨合、意义赋予与情感巩固5个阶段中不断调整、深化、趋于稳定的过程性结果。在此过程中，地方感发端于惯常环境，经由持续的身体移动与节点停驻，从旅游“前台”跨越“帷幕”抵达“后台”；将原本以通行和管制为特征的边境廊道空间，逐步转化为具有情感指向、身份意涵与个人记忆的具体地方。地方感亦从最初的地方印象与感知，逐步发展为地方依赖、地方依恋乃至地方认同，并在旅游结束后仍通过记忆、叙述与行为选择持续影响游客惯常生活。
图2 游客主体行为实践与地方感生成过程的时空轴线

Fig.2 Spatio-temporal axis between tourist practi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sense of place

3 广西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游客地方感生成机制

情感是地方内核，实践是生成关键[6]，本文借鉴移动性理论中的主体、实践与空间3个维度[18]，构建广西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游客地方感的生成机制（图3）。该机制以“空间基础”“移动实践”“过程性融入”“权力规训与文化差异”为核心要素，并在认知、情感与行为的交互逻辑下，整合主体特征[18]、移动能力、权力规训 [20]和行为意愿[21]等关键因素。具体表现为：①空间基础：边境作为特殊场域，其结构特性使游客体验到“内”与“外”的复杂交融，引发初始情感冲击；②移动实践：具身移动是联结游客空间认知与情感体验的关键环节，移动方式、节奏与能力决定认知深度，游客在移动中产生强烈而多样的情感体验，认知与情感也被持续重塑与深化；③过程性融入：从行前想象到现实体验，经由磨合、交互与巩固的过程性融入，地方感由波动走向稳定，并在持续实践中不断深化与延续；④权力规训与文化差异：通过制造行动限制与文化摩擦，在国家叙事与他者情境的意义转化中，持续调节游客的情感体验，影响地方感的形成与深化。
图3 游客地方感的生成机制

Fig.3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ourists' sense of place

3.1 边境异托邦空间是游客地方感生成的独特场域

边境地区具有异托邦特质，其特殊廊道结构为游客地方感的生成提供了兼具张力与意义的物质载体与社会情境。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承载了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与国家主权的政治力量，是地理、文化、政治与权力交汇的复合场域。喀斯特地貌、瀑布等自然景观为游客提供了地方依赖的物质基础；边境线、界碑、检查站、铁丝网等物理设施，不仅是视觉景观，更是国家权力的空间化表征。这些要素将国家、主权等宏大叙事植入游客的微观体验中，使抽象的“国家”概念具象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实体。在口岸、边境线、边贸集市等区域，游客感受到内（归属）与外（异域）的复杂交融。通过观看、触摸界碑等多感官接触，游客完成了对国家主权的身体化认知，强化了对国土的情感联结。作为文化过渡带，边境地区的多元民族文化与异域风情，既带来了异域吸引力，也可能因文化差异引发认知疏离。总体而言，广西边境公路旅游廊道空间以其边缘性、差异性与权力渗透性，为游客独特的神圣感、自豪感等的生成提供了独特场域。

3.2 游客具身移动实践是联结空间认知与情感体验的关键

移动实践联结了身体、情感与地方，并使得人与地方形成不稳定且持续变化的相互关系[13]，地方感亦在具身实践中得以重塑和深化。移动不仅是空间位移，更是游客与环境深度互动的方式。移动的方式、节奏与能力，影响着游客对空间的认知广度与深度。骑行、摩旅等高暴露度的移动模式，游客更容易感受到风、坡度与气候变化，体验到强烈的自由感与参与感。自驾等快速移动方式效率更高，但对环境的直接感知相对减弱，地方感更多依赖于景点停留与关键节点体验。移动的节奏同样影响情感反应，自主控制的停车拍照与慢游，可增强游客主体性与对地方的掌控感；而不可控的停泊（如因边检排队、道路拥堵）则干扰移动的流畅性，引发负面情绪。此外，交通可达性的差异（如公共交通与自驾的游客）也直接影响游客的空间认知与机会，导致地方感的差异。可见，伴随边境游客的移动实践，流动的具身、流变的情感与边境公路旅游廊道实现了深度联结，是游客地方感从抽象认知转化为情感体验的关键。

3.3 游客的过程性融入是地方感深化的核心环节

游客地方感的生成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动态变化的过程，经历由想象到现实的变化。行前阶段，游客大多通过社交媒体叙事，对广西边境公路旅游廊道产生异域、山水等诗意想象，形成初步的地方认知。旅程初期，复杂路况、边境管制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使部分游客难以快速适应，其地方感随在途体验与心理预期的波动而起伏，甚至产生疏离、不安或失望等负面情绪。随着行程推进，持续的身体在场与多感官互动逐渐增强游客对环境的熟悉度。通过在社交平台发布带有“此生必驾”标签的内容、在界碑前的影像等，将个体经验嵌入边境空间的象征性叙事中，地方感随之趋于稳定并加深。进一步形成的积极情感推动游客延长游程、深化互动、旅后传播与重游计划。跨越旅程的过程性融入，维系并强化了游客与地方之间的情感纽带，也使地方感得以超越单次的在场体验，实现跨时空的巩固与延续。

3.4 边境权力规训与文化差异是游客地方感的重要调节

在广西边境旅游情境中，权力规训与文化差异持续调节游客的地方感。一是权力规训。国家通过行政管理与制度安排划定行动边界，边检站、管制区和警示标语，作为国家主权与治理秩序的空间化呈现，在旅游初期可能引发游客因行动受限而产生的不适。然而，当游客将其置于爱国主义叙事或国家安全话语框架下重新解读时，这种规训会被转化为对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认同。原本被视为麻烦的严格检查，转化为被赋予象征意义的参与体验。从被制约的焦虑到参与守护的崇高感与庄严感，成为边境旅游中地方感升华的重要路径。二是文化差异。边境地区多元民族特有的语言、饮食与风俗构成了高度差异化的文化场域，为游客提供了强烈的异域情境。对于寻求新奇体验的游客而言，强化了地方的神秘感与吸引力；而对异质文化适应力较弱的游客而言，这种差异可能不利于形成地方认同。在边境治理规训与民族文化场域的穿梭中，游客对边境公路旅游廊道的情感体验发生波动与重构，其地方感趋向调整与深化。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移动性理论，以G219国道广西段为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游客地方感的生成过程与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①游客地方感的生成是一个认知与情感动态交互的过程。在行前、进入、磨合、交互和巩固这5个阶段中，游客通过行前想象、具身感知、意义赋予、行为延续等实践，推动地方感沿“地方印象—地方感知—地方依赖—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的路径逐级演进。当然，该过程并非总是线性递进，也未必总能达到理想水平，部分游客可能因产生负面地方感而中断。在此过程中，地方感的转化与移动实践中的时空轴线交织，旅游廊道由此成为游客物理移动与意义生产的重要场域。游客在“游前—游中—游后”的移动实践中，伴随身体位移，从惯常环境的想象空间出发，从旅游“前台”跨越“帷幕”，深入“后台”空间，最终返回惯常环境。
②游客地方感的生成是空间基础、移动实践、主体过程性融入、权力规训和文化差异等多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边境异托邦空间构成游客地方感生成的独特场域，游客具身移动实践是联结空间认知与情感体验的关键，游客的过程性融入是其地方感深化的核心环节，边境权力规训与文化差异则持续调节游客地方感的走向与强度。总体而言，游客地方感的生成是主体实践、空间特质与时间累积三者协同作用、动态演进的结果。

4.2 讨论

本文从过程性、空间特殊性与移动性等方面，推进了地方感理论与边境旅游研究的交叉对话，为理解流动性场域中的人地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案例实证。具体来说：①深化了对地方感生成的过程特征与作用机制的动态性与复杂性的阐释。首先，基于移动性视角，识别出行前想象、进入感知、磨合调适、意义赋予、情感巩固5个递进阶段，勾勒出“地方印象—地方感知—地方依赖—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的演进路径，回应了Massey关于地方是过程而非实体的论断[7]。并指出该路径并非必然线性推进，部分游客因负面体验而中断地方感生成，甚至走向情感断裂，进而阐明负面地方感可通过主体自我调节转为积极地方感。从而突破了既有研究对地方感积极面向的单一聚焦[22-24]。其次，从流动性场域中的人地关系出发，分析游客地方感的生成是空间基础、移动实践、主体过程性融入、权力规训和文化差异等多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本质上是主体实践、空间特质与时间累积的协同演进。②深化了对边境异托邦空间特质的理解及其对游客地方感生成过程的理论阐释。借助异托邦概念[26]，将边境公路旅游廊道界定为兼具地理边界性与文化过渡性的特殊场域，揭示其如何通过物质设施、制度安排与文化符号共同作用于游客情感。阐释了权力规训既可引发受限不适，也能在爱国叙事框架下转化为神圣感与庄严感；文化差异既构成吸引力，也可能导致情感疏离。这一调节机制的揭示，深化了对Timothy关于边境旅游政治性本质的理解[28]。③验证了移动性与地方感的相互生成与双向影响，推动了新移动性范式在边境公路旅游廊道研究中的应用。新移动性范式强调移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构成，重塑着地方的性质与意义[3,13]。本文通过解析游客在“游前—游中—游后”时空轴线上的移动实践，证实了地方感与移动性的双向影响。同时，整合虚拟移动与想象移动，突破了对物理移动或虚拟移动的单一关注，回应了Urry关于移动能力多维性的论述[17]。
基于上述结论，结合《广西“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环广西国家旅游风景道总体规划（2021—2035）》，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①优化产品定位，打造主题化慢游路线。推动旅游产品从“快速通过”向“深度慢游”转型，设计分段式、多日制的自驾、摩旅、骑行、徒步等主题线路。提升沿线旅游驿站服务能力，增强旅行舒适度与体验感。②推进智慧廊道建设，提升游客移动体验。实时发布路况与边检信息，加强节点接驳，有效提升游客的移动能力与效率；运用数字化手段丰富游览体验，缓解因信息不畅或交通不便引发的负面情绪。③深化边境文化叙事与价值传达。强化界碑、口岸等节点的仪式感设计，强化边境文化符号的叙事功能，提升游客参与感，将边境意识与爱国主义教育自然融入廊道景观与交互活动之中。④推动社区参与与文化传承。活化民族村寨、边贸集市等资源，增强主客互动，提升边境“后台”真实性与吸引力。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①方法层面，质性数据侧重叙事文本与即时访谈，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偏向积极体验，难以全面捕捉地方感形成的复杂动态及个体差异。未来可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混合方法，更全面、立体地揭示地方感的生成过程。②内容层面。一是需要对不同主体类型和差异化出行方式的游客展开横向对比与纵向追踪分析，揭示地方感的群体差异与演变规律。二是加强签证政策、边境管制等结构性因素对地方感生成过程与影响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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