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回顾并比较了中美不同社会背景下对职住空间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总结了中美针对职住问题所提出或实施的政策。结果表明：①美国在1960年代，1960民权运动的背景下，劳动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少数族裔群体由于住宅的种族隔离导致的就业机会不可达，进而带来的失业和低收入等问题，即“空间失配假说”；1980年代出现道路拥堵问题，促使城市经济学家进一步关注通勤和“职住平衡”之间的关系。②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地理和规划学者融合并发展了这两个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通过强调空间要素发展了职住空间关系的理论和测度方法。③针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多承袭地理与规划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并根据数据特点发展了本土化的职住空间关系测度方法。未来研究应重点探索符合中国城市空间布局的职住空间关系理论模型，利用城市数智化的发展成果探索更准确的职住关系测度指标，以及结合新兴城市发展理念科学评估政策的有效性等。
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32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度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收敛等方法全面探析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区域差异以及空间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高于中西部地区；较高水平和高水平工业高质量发展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一定的收缩集聚态势且该态势不断强化。②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差异虽存在缓慢增长趋势，但仍小于东部地区的区域差异，不过东部地区的区域差异在不断缩小。③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均具有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工业高质量发展增速逐渐趋同；全国及三大区域加入影响因素的收敛速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文章运用变异系数法、Dagum基尼系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10和2022年人身保险发展水平，分析其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并对影响因素作用强度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2000年以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人身保险发展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总体水平较低但呈上升趋势；人身保险发展水平由沿海向内陆递减，城市规模等级与人身保险发展水平呈较强的正相关。②中国城市人身保险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整体呈上升趋势，区域间、城市规模间差异是差异的主要来源；城市规模等级相差越大，人身保险发展水平差异越大。③人身保险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是多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人身保险密度、专利授权数、人身保险深度、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常住人口是主导作用因素。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因城制宜地实施多元驱动的差异化发展是未来主要战略取向。
文章基于2013—2021年“一带一路”121个参与国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在构建共享效应指标的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识别了研究区数字服务贸易网络的格局变化；同时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其共享效应，进一步分析了异质性特征与门槛效应。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参与国共享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成果，“一带一路”数字服务贸易的共享效应对其出口有显著正向影响。②“一带一路”中低收入国家、与中国非邻近国家、沿海国家、亚洲和非洲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在其共享效应作用下受益更为明显。③“一带一路”数字服务贸易共享效应通过技术溢出和产业升级途径作用其出口，且受到文化距离双重门槛的影响。当文化距离适中时，数字服务贸易共享效应对其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大。据此，文章提出了建立“一带一路”数字贸易高标准规则、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政策沟通与合作、拓展与中低收入国家及非邻近国家合作等对策建议。
文章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渗透性要素4个维度构建区域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基于2012—2022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以及制度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保持快速增长，但各地区存在较大差距。②金融科技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且表现出区域异质性。③金融科技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④制度创新在金融科技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供给端金融监管沙盒试点政策的推进，需求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政策的实施，均使得金融科技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增强。因此，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科技发展策略，聚焦资源配置与产业升级路径，深化制度创新，构建与金融科技发展适配的监管与服务体系。
文章基于VAR Granger因果检验、社会网络分析法和指数随机图模型的组合研究方法，利用长江经济带63个城市2006—2024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整体、三大城市群内部、三大城市群之间的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及时间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2006—2024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保持持续增长状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上升幅度存在明显的城市群差异，增长率波动较大。②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呈现“中心—边缘”结构特征，形成以苏州市为代表的聚集式发展和重庆市为代表的内生式发展两种典型模式，网络结构从单一核心向多核心转变。③通过块模型划分四大功能板块，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存在“核心引领—增长极辐射—中介传导—边缘吸收”的层级化互动机制。④长江经济带以及三大城市群的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非随机性以及城市群差异性，内生结构效应呈现“U”型或“倒U”型演变，高素质人才、产业结构等因素在不同城市群呈现随时间演化的“阶段性双刃剑效应”，经济地理矩阵对网络形成的正向影响随时间逐渐减弱。⑤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整体空间关联网络中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相互溢出，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对成渝城市群产生空间溢出，带动成渝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
文章选择浙江省为研究区，基于“五普”“六普”“七普”和相应面板数据进行“省域—市域—县域”多尺度分析，刻画人口收缩的空间过程及其类型特征；在此基础上，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引力模型，识别人口收缩的影响机制和潜在问题，并提出了响应对策。研究发现：①2000—2020年浙江省人口大幅增长，市域尺度的人口收缩不明显，县域是体现人口收缩的主要空间单元尺度，且具有显著的区域联动特征。经济、社会、环境维度共同构成了影响人口收缩的县域层面“推力”以及区域中心层面“拉力”。②县域尺度人口收缩类型主要分为持续收缩型、波动收缩型两种，其中波动收缩型又分为“上升—下降”型收缩和“下降—回升”型收缩。③不同类型县域人口收缩的主要成因存在差异，其中持续型收缩县域受到以生态保护为主的长期“推力”作用较大；波动收缩型县域所受到“推力”和“拉力”的叠加作用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且县域自身产业发展影响较大。在发达地区的国土空间规划过程中，应重视差异化的县域人口收缩特征并进行针对性的资源配置，同时开展区域内县域经济、生态环境以及国土资源的互补性调配，以实现人地资源的适应性配置。
文章提出一种融合多源时空数据的动态可达性测度模型，以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城区为案例，在住宅小区尺度上量化老年人紧急就医的时空差异。模型整合老年人口分布、医疗急救资源、道路网络及实时车速数据，计算工作日与非工作日的早高峰、晚高峰、平峰及夜间老年人紧急就医的可达性，并采用多阶段Moran's I分析与改进的区位商模型评估空间公平性。结果表明：①可达性呈现显著时空分异，工作日聚集性低于非工作日，早晚高峰呈阶梯式衰减；②商品房与中等房价小区可达性最优，拆迁安置房与高房价小区老年人存在紧急就医服务缺口；③城市核心区、工作日及非高峰时段公平性更优。该方法为城市医疗急救资源动态优化与适老化改造提供了可推广的技术框架。
文章基于直接和间接碳排放测算模型，对武汉城市圈2013—2019年县域尺度的土地利用碳排放进行估算，并利用空间探索性分析工具、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以及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分析了40个县域土地利用碳排放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13—2015年武汉城市圈的土地利用碳排放逐年小幅下降，而在2016年略有上升，自2017年开始呈逐年大幅度增长趋势；②在空间上，武汉城市圈的土地利用碳排放整体表现为中部高、四周低的格局，武汉、黄石和孝感市为主要碳排放来源；③研究区各县域土地利用碳排放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且关联强度逐年增大，形成了以武汉市主城区为中心高高集聚、以黄冈市为中心低低集聚的空间特征；④在影响土地利用碳排放的4个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建设开发程度呈正向影响，而能源效率和人口密度呈负向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以就业为目的的跨国人口流动逐渐在中国大城市中兴起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就业型国际移民聚居空间。如何解释这类新兴聚居空间与迁入地城市之间“融合—响应”的互动过程是来华国际移民研究的重要议题。文章构建就业型国际移民聚居空间“融合—响应”的分析框架，对南京市两类典型的就业型国际移民聚居空间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多情境诠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就业型国际移民聚居空间的“融合—响应”主要包括“空间—经济—社会—制度—心理”5个解析维度；这5个维度的“融合—响应”程度在时间截面上呈现出依次递减的规律；不同择居方式的就业型国际移民聚居空间具有差异化的演化特征和内在机理。
文章以山东机场群为研究对象，利用航空旅客移动用户在线值机大数据，对其客源空间分布、区域市场组织、市场竞争格局等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发现：①山东机场群客源分布总体呈现“城市依赖逐渐增强”与“区域需求加速衰减”叠合的特征，航空旅客出行景观的统计特征呈现单中心圈层模式和多中心辐射模式。②大部分机场腹地客源集中分布在100 km范围内，近2/3的旅客分布在50 km范围内。③市域及县域维度下的机场客源市场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尺度效应，但市场整体呈现较高的集聚特点。市域首位市场份额大多在80%以上，大部分机场的市域客源集中度都在0.5以上，县域客源集中度都在0.15以上。④机场客源市场结构未表现出空间尺度效应差异，市域及县域维度下机场间的客源区域结构差异指数基本都在0.80以上，各机场客源腹地市场互动水平较低。⑤青岛和济南两大枢纽主导山东机场群腹地优势区域市场，县域合计数量占比超过60%；客源县域市场垄断程度较高，寡头垄断型和垄断竞争型市场县域数量合计占比超过90%。
文章采用2010—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环境3个维度构建了中国新消费发展指数测度体系，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核密度估计、时空演化过程等方法深入剖析了中国新消费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结果表明：①中国新消费发展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域间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发展格局，各省份之间新消费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②中国新消费发展的不均衡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其中贡献率最高的是“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其次为“东部—中部”，而“东部—中部”区域间差异在2015年后有明显缩减。③分维度看，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环境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全国及各地区消费主体维度发展水平相对更高。④中国新消费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特征，同时时空演化呈现“东部辐射中西部”特征，未来中国中西部地区新消费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和潜力。本研究系统评估了中国新消费发展水平，为中国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新消费发展鼓励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文章基于2011—202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样本数据，采用空间动态核密度、GIS等方法分析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实证检验了工业智能化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逐级递增的空间趋势特征，且区域内部差距也同步扩大，相邻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的相互作用导致长期内的差距逐渐缩小。②工业智能化显著促进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优化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③工业智能化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下游城市、工业化水平低的城市以及经济联系强的城市更能有效提升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④快速采用人工智能的城市存在一定的优势，工业智能化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绩效的影响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
文章以武汉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客户—供应商”关联数据，构建了涵盖制造业、“光芯屏端网”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大健康和生物医药产业四类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在此基础上，以鄂州花湖机场建设为发展情景，运用复杂网络适应性模型模拟了5年后产业链供应链网络的演化趋势，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识别关键节点与联系廊道。结果表明：在枢纽经济效应影响下，武汉都市圈制造业总体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呈现多方向拓展特征，其中天河机场与花湖机场之间的轴带联系最为紧密，武鄂黄黄地区成为产业联系核心区域。模拟识别出光谷流芳光电子信息产业园、华中金融城、庙山装备制造组团等关键节点，以及“孝感—武汉—鄂州—黄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走廊、“武汉—黄石”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廊道和“潜江—武汉”生物医药发展廊道等重要联系通道。最后，文章提出了三大主导产业沿交通要道布局产业轴带、强化枢纽区域辐射能力、推动跨区域协同分工的空间优化布局建议，可为都市圈产业空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支持。
文章基于长株潭都市圈19个县域的POI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深入探究了其2012—2022年商贸流通业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长株潭都市圈商贸流通业空间发展模式实现了从核心—边缘结构向功能—网络结构的深刻转型，具体表现为：空间格局由单核圈层结构演进为多中心共生网络结构，沿西北—东南主轴持续拓展，形成“核心引领—次级中心支撑—节点扩散”的多层级体系。②商贸流通业的细分行业呈现差异化演进特征，空间关联由同质集聚转向功能协同。其中批发零售业沿发展轴扩散并趋于多向均衡，餐饮业向核心区集聚且空间范围收缩，住宿业则呈去中心化分布。同时，各行业间空间关联出现分化，其中批发零售业与餐饮业保持强协同，而住宿业关联性显著弱化。③时空演化由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政府通过制度供给引导空间结构转型，市场主导因素由供给侧的经济基础转向需求侧的城镇化，形成供需互动的复合机制。据此，应进一步优化长株潭都市圈功能布局，加强区域行业联动，完善市场与政府协作，以推动其商贸流通业质效提升与都市圈整体协调发展。
自然的商品化研究聚焦资本与自然关系的演变，旨在揭示自然被纳入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过程、机制及其引发的社会—生态后果。地理学作为该领域的先行学科之一，始终以人地关系为立足点，批判性地剖析资本在不同尺度上对自然进行支配的复杂逻辑，并深入考察随之而来的生态问题、社会不公以及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转型。文章系统梳理了近三十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关于自然的商品化的研究脉络，凝练出五大关键议题：生态系统服务的商品化与市场化、商品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与正义博弈、动植物的生命政治与商品化、自然商品链的去拜物教和自然作为能动者的“抵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国内相关研究可关注与深化的方向，以期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与案例启示。
在新疆干旱绿洲区，特色林果西梅快速扩张并逐步形成种植加工冷链电商一体化产业链，已成为乡村振兴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2023—2024年调查获取的发生点（主要来自栽培果园和引种试验点），选取生物气候、地形、土壤、土地利用、人类活动与人口经济指标等13个变量，构建并优化MaxEnt模型，同时结合XGBoost与SHAP解析关键因子的边际作用，系统分析和预测了西梅在新的潜在分布格局与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西梅原产地与引入地生态位变化的比较分析，刻画了其产业空间优化类型，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结果表明：①模型AUC均大于0.9，预测性能良好；新疆高生产适宜性栽培区主要集聚于南疆绿洲带，喀什、和田、克州一线，及阿克苏部分区域。②人口密度与最冷月最低温等因子贡献较高，表明自然气候约束与绿洲基础设施水平及市场可达性共同驱动西梅栽培扩张。③结合伽师县产业链发展实践，进一步采用县域生产适宜性分区统计与现状套合识别产业空间类型，其中伽师、莎车、疏勒、英吉沙、叶城为核心发展区；伊宁、霍尔果斯、哈密伊州及阿克苏等地，具备一定规模的中高生产适宜性但现状推广偏弱，为优先扩张区；库尔勒与于田以中等生产适宜性为主；乌鲁木齐水磨沟、沙雅、新和、新源、昭苏，阿勒泰、塔城等地，中高生产适宜性不足或与点位不匹配，可划为限制发展区并开展核验。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任务。文章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对两者衔接的科学内涵、联系框架与衔接机理、实践模式进行了探析和总结。研究发现：①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键在于不断破解乡村发展难题、补齐发展短板，既提升农村居民个人能力，又增强村庄整体发展实力。②应从主体、客体、载体、方式和渠道5个方面构建两者的衔接框架，以激发乡村内生动力。③结合我国区域差异，根据各地区的衔接重点、难点及特色，可凝练出城乡融合模式、产业经济模式、环境先行模式、文化发展模式和区域协作模式。④各地区应在构建地方衔接框架的基础上，依据资源禀赋和现实基础选择差异化发展路径，从而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文章基于城乡协同发展视角，构建城乡关联与乡村振兴耦合分析框架，运用哈肯模型和自组织映射网络技术（SOFM）识别大别山区县域发展系统的序参量，并据此进行了大别山区61个县域的发展类型划分及乡村振兴路径选择。结果表明：①2013—2023年大别山区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呈缓慢增长趋势，不同子系统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其中乡村子系统增长最为迅速。②大别山区河南省和安徽省县域发展系统序参量分别由乡村子系统和城镇子系统转变为城乡交互子系统，而湖北省县域发展系统序参量保持外源驱动子系统不变。③大别山区县域发展可划分为城乡交互子系统主导和外源驱动子系统主导2种类别，分别形成城乡融合型、农旅融合型、特色农业型和城镇引领型、要素聚集型、旅游开发型6种发展类型，并据此提出了针对性的差异化乡村振兴实践路径。
传统村落是乡村振兴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对象。文章综合运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三时段理论，以重庆市262个传统村落为样本，研究了先秦—1970年代传统村落的演变特征、历史模式与当代振兴路径。结果表明：①自然因素对传统村落演变的影响力居主导地位，表现为村落主处温暖区，分布趋势呈丘陵向山地、缓坡至陡坡、阳坡到多坡向、近江河向远江河、少雨区向丰雨区演替；人文因素的影响力则呈先降低后增强再减弱的趋势，村落随人口和城市的波动发展而发展。自然、人文因素的制约和耦合，最终形成重庆市传统村落分布两大格局，即中西部以商贸型为主、东部以农耕型为主。②基于“人—生产—地”关系的“村落生产”模式是传统村落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力，自然经济及其支配下的物质、人口、社会关系生产确保了村落的生成和维续。此模式下“人地互嵌”历代叠合形成了村落地域性。③“村落生产”历史模式因近现代商品经济崛起而失效，对此应将传统生产重构为全面融入现代商品经济的“再生产”，产业化合理利用村落地域性资源，形成“人地融合”的“人—再生产—地”新型关系，推动实现“村落再生产”。据此，提出了重庆市中西部传统村落转型为“郊外型”、东部村落转型为“生态型”的建议。
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101个大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数据，揭示了中国六大地区主要城市旅游经济网络结构韧性类型及节点韧性的时空分异规律，并从多维度探究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华北和华南地区的网络结构较为立体，而华东地区则呈现出相对扁平的特征。东北和西部地区经历了从“同配性核心—边缘网络”向“韧性网络”的转型，而其他地区始终为“韧性网络”。②东北地区节点韧性分布由以长春和哈尔滨为韧性核心向以长春、哈尔滨和沈阳三大城市为韧性核心发展；华北地区节点韧性分布以北京为绝对核心城市；华东地区强韧性节点集中在沪、杭、宁、苏、合五大城市；华中地区节点韧性格局从“武汉单极核心”模式向“武汉—长沙双核驱动”转型；华南地区节点韧性分布格局始终以广州为强韧性核心；西部地区从重庆单核发展扩展至多核发展格局。③互惠性逐渐成为网络结构韧性强化的内生驱动因素；城市经济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和专业化程度通过“马太效应”强化网络结构韧性；地理距离网络是关键外生网络因素，数字连通网络能够提升旅游要素流动效率，空间邻近网络在华南、华中、华北和西部地区作用显著，但“过滤效应”弱化其在华东地区作用。
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农旅融合与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水平，并引入Dagum基尼系数分解与核密度估计方法，从差异结构与分布态势两个维度揭示其时空演化特征，最后采用面板Tobit模型识别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全国耦合协调水平整体稳步上升，系统耦合由“失调阶段”逐步迈向“过渡阶段”，区域间差异显著，其中东部协同基础领先，中部快速追赶，西部呈现提速收敛态势。②区域差异结构持续改善，其中超变密度是整体差异的主导来源，区域内部差距相对稳定，区域间差异呈现较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③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分布逐步右移、峰值上升、极化趋势减弱，区域协调性不断增强。④影响机制方面，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研发投入显著提升耦合协调度，而城镇化水平则呈现一定负向作用。
文章基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及临场感、心流体验、唤起等概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为例，对旅游目的地场景植入情境下，电子游戏玩家旅游意愿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电子游戏中植入旅游目的地场景可通过多维度触发玩家临场感，玩家旅游意愿的转化并非单一线性路径，可通过“临场感—心理状态—行为意愿”的复杂路径实现；②空间临场感与社会临场感对唤起与心流体验均有着驱动作用，唤起与心流体验在临场感与旅游意愿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得到验证，但心流体验的中介效应强于唤起，唤起作为单一中介的作用有限，心流体验作为旅游意愿的重要前置要素，体现出旅游决策相较于一般商品消费的特殊性；③社会临场感相较于空间临场感对玩家旅游行为的转化更具影响，玩家群体旅游意愿的转化依赖于深度的心理沉浸与情感联结。
文章聚焦具有自组织性与数字传播特征的乡村新型节事，以贵州榕江“村超”为例，运用扎根理论构建“生成场域—资源激活—多元转换—幸福反馈”的四阶段生成机制模型，探析了新型节事活动如何促进乡村居民幸福感生成的多层次路径。研究发现：①在地方文化资源禀赋、政策支持与媒介扩散的协同作用下，“村超”实现了从日常性赛事向具有公共性、仪式性与动员力的节事活动转型；②文化、数字与社会资源在节事平台中被系统激活与整合，推动了社区增权、权力再配置与空间正义实践；③在数字、经济与文化3个维度，居民完成了认同重构与身份转换，表现为从“沉默他者”到“传播主体”、从“劳务输出者”到“文旅创业者”、从“边缘民俗感知”到“文化价值重估”的多元转换；④居民在物质获得感、精神尊严感与治理效能感3个维度实现幸福感生成，并在风险与机遇的张力中展现出个体化、多样化的生成路径。
边境公路旅游廊道是交旅融合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然而，既有研究对旅游廊道这类流动场域中游客地方感的动态生成过程关注不足。文章基于移动性理论，以G219国道广西段为例，综合运用网络民族志与移动民族志，探究了边境公路旅游廊道中游客如何通过移动性实践生成地方感。研究发现：①游客在行前、进入、磨合、交互和巩固5个阶段中，通过行前想象、具身感知、自我调节、意义赋予、行为延续等实践，沿着“地方印象—地方感知—地方依赖—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的动态路径，生成地方感。此过程中部分游客可能因负面地方感的出现而中断该路径。②游客在“游前—游中—游后”的移动实践中，从惯场环境出发，经由旅游“前台”跨越“帷幕”，深入“后台”空间，并最终返回的空间循环，其地方感的动态转化与旅程的时空轴线紧密交织。③游客地方感的生成，是空间基础、移动实践、主体过程性融入、权力规训和文化差异等协同作用的结果。文章旨在从移动性视角深化对流动性场域中地方感动态生成的理论认知，为边境公路旅游廊道的空间治理与场景营造提供学理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