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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 Vol. 46 >Issue 2: 244 - 25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6.02.024

旅游经济与管理

贵州“村超”促进乡村居民幸福感生成的机制与路径

  • 高维 , 1 ,
  • 陈宇 , 2, ※
展开
  • 1.澳门城市大学 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中国 澳门 999078
  • 2.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传播艺术与科学学院，中国 北京 100192
※陈宇（1989—）男，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治理与政策执行。E-mail:
高维（1988—），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及文体旅融合。E-mail：

收稿日期: 2025-06-06

  修回日期: 2025-12-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4-10

基金资助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资助项目(24SRC026)

收起

How the Guizhou "Village Super League" Promotes the Gener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 GAO Wei , 1 ,
  • CHEN Yu , 2, ※
Expand
  • 1.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Management，City University of Macau，Macao 999078，China
  • 2.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rts and Sciences，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Beijing 100192，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6-06

  Revised date: 2025-12-28

  Online published: 2026-04-10

Fold

摘要

文章聚焦具有自组织性与数字传播特征的乡村新型节事，以贵州榕江“村超”为例，运用扎根理论构建“生成场域—资源激活—多元转换—幸福反馈”的四阶段生成机制模型，探析了新型节事活动如何促进乡村居民幸福感生成的多层次路径。研究发现：①在地方文化资源禀赋、政策支持与媒介扩散的协同作用下，“村超”实现了从日常性赛事向具有公共性、仪式性与动员力的节事活动转型；②文化、数字与社会资源在节事平台中被系统激活与整合，推动了社区增权、权力再配置与空间正义实践；③在数字、经济与文化3个维度，居民完成了认同重构与身份转换，表现为从“沉默他者”到“传播主体”、从“劳务输出者”到“文旅创业者”、从“边缘民俗感知”到“文化价值重估”的多元转换；④居民在物质获得感、精神尊严感与治理效能感3个维度实现幸福感生成，并在风险与机遇的张力中展现出个体化、多样化的生成路径。

关键词： 乡村振兴; 新型节事活动; 贵州“村超”; 居民幸福感; 文化认同; 传播; 数字认同

本文引用格式

高维 , 陈宇 . 贵州“村超”促进乡村居民幸福感生成的机制与路径[J]. 经济地理, 2026 , 46(2) : 244 -25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6.02.024

Abstract

With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Digital China strategy, enhancing residents' well-being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driving spatial restructuring and moderniz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is study examines new forms of rural festivals characterized by self-organization and digital dissemination, using the "Village Super League" in Rongjiang, Guizhou as a case. Drawing on the grounded theory, a four-stage mechanism model was developed, comprising field formation, resource activation, multi-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well-being feedback. It explores how emerging festival events promote the gener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cul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policy support, and media diffusion, ordinary football match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a festival space with public, ritual, and mobilizing functions. 2) Cultural, digital, and social resources were systematically activated and integrated, enabling community empowerment, power reallocation, and practices of spatial justice. 3) In terms of digit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residents' identities were reconstructed and transformed, shifting from "silent others" to "expressive actors", from "migrant laborers" to "cultural tourism entrepreneurs", and from "marginalised perceptions of folklore" to "revalued cultural assets". 4) Ultimately, well-being was enhanced across material gain, cultural dignity, and governance efficacy, while diverse individual pathways emerged under the tension between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This study extends the process-based understanding of how festivals enhance well-being, and highlights their role as platforms for rural spatial reproduction and spatial justice. It offers fresh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local identity build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era.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emerging festival events; Guizhou "Village Super League (Cun Chao)"; residents' well-being; cultural identity; communication; digital identity

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成为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家持续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强调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增强乡村居民的幸福感。节事活动作为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由节庆与特殊事件组成，融合休闲、社交与文化体验[1]，并通过参与、表演与象征实践，促进情感共享、社会互动与群体身份的建构[2]。因此，相较于传统文化活动，节事活动能够突破形式单一、参与度低的局限，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和情感共鸣。此外，它还能促进旅游开发和经济振兴，提升目的地形象，并推动文化传承和社区动员，是连接个人体验与社会结构的重要文化实践[2-3]。近年来，贵州等地涌现的“村超（BA）”等新型乡村节事呈现出区别于传统节事的显著特征：一是村民自发组织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实现草根性与制度化的融合；二是数字媒介深度嵌入，使节事突破线下时空限制；三是体育竞技与乡土文化等多元内容融合，展现更强的包容性和创新性。
现有关于节事活动的研究不仅探讨了其特征及功能[4]，还揭示了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5-7]等层面的实践效应，尤其关注了节事活动对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作用[8-10]。然而，这些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在研究方法上，相关成果大多依赖定量的静态评估[11]，对幸福感生成机制缺乏过程性与动态性分析。从研究对象上，学界主要聚焦政府主导的城市大型节事[11-12]，对乡村内部尤其是村民自发组织的日常性节事关注不足，城市经验主导的分析框架难以解释乡村语境下居民幸福感生成的独特逻辑[13-15]。此外，随着数字乡村建设推进，节事活动呈现“节事+数字传播”的融合趋势，短视频、直播等形态正在重塑村民的参与方式与情感表达路径[7,16]。但现有节事活动数字化方面的研究多停留在对外部传播功能的关注[17]，缺乏对数字媒介在幸福感生成中作用机制的深入剖析，也较少从居民个体体验出发探讨其影响路径。
为回应上述不足，本文以贵州榕江“村超”为案例，探讨新型节事活动如何促进乡村居民幸福感生成。“村超”是一项具有高度在地性、社区性、自组织性与数字传播特征的新型乡村节事活动，为本研究提供了典型情境。本文引入程序化扎根理论，从经验资料出发系统识别概念并建构过程性解释模型，以弥补现有研究对复杂新兴社会实践缺乏机制分析的不足。通过这一研究，期望丰富节事研究的过程机制理论，拓展乡村幸福感生成的研究视角，并为文化振兴与数字化治理背景下的乡村发展实践提供参考。

1 文献综述

1.1 乡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学界已从多个维度对乡村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具体聚焦于物质保障、制度环境、社会文化认同与数字技术等方面。在物质方面，乡村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加与基础设施改善是基本支撑，乡村旅游显著提升了居民的收入与生活便利，从而增强主观幸福感[18]。在制度层面，研究普遍认为制度安排对乡村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民主治理通过公平参与增强农民的主体感与满意度[19]；同时，乡村旅游空间正义框架强调，唯有在资源分配公正、社区参与和权益保障的制度环境下，幸福感才能实现可持续生成[20]。在社会文化维度，地方依恋、文化认同和社会网络是幸福感的重要基础。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主要源于场所感知、互动仪式与真实性获得，并通过情感依附与心理认同的形成得以实现[14]；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强化了情感寄托与集体认同[21]；而主客互动与地方依恋在其中发挥中介与调节作用[22]。由此可见，幸福感的形成依赖于地方依恋、空间重构与社会互动的协同作用。在数字技术维度，学者发现技术赋能不仅缓解地理限制、促进创业创新提升居民经济能力[23]，还通过社交平台和地方性内容生产强化文化认同与社区联结[24]，但数字鸿沟使部分群体因接入或技能不足而被边缘化，凸显数字包容性的重要性[25]。此外，幸福感具有动态演化特征，返乡从业者的幸福感在返乡前、中、后因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不断变化，体现出鲜明的过程性[15]。综上，乡村居民幸福感是在物质、制度、文化与技术等多维度综合作用下生成并动态演化的心理结果。

1.2 节事活动的多维实践效应

已有研究从多层面揭示了节事活动对居民的综合影响。在社会心理层面，节事活动通过非日常时空的建构与密集的文化互动，为社会心理体验的生成提供了重要情境基础[26-27]；数字平台的传播进一步推动节事活动转化为表演性文化实践，促进乡村认同与空间意义的再生产[28]。在空间运行层面，研究指出，大型节事活动对交通秩序、公共设施与服务供给形成阶段性压力，需通过强化管理加以调适，从而影响公众的参与体验与空间感知[1]。在文化层面，节事以仪式化展演强化了居民的认同与文化自豪感[4,6]。在经济与治理层面，节事的媒介化传播通过流量变现带动经济收益与村民返乡，并在治理效能和社会关系重组方面展现出积极作用[7]。此外，相关研究还从社会互动、社区归属、文化参与及经济收益感知等维度揭示了节事活动促进居民幸福感生成的多重路径[8-10]。
尽管已有研究证明节事活动能够积极影响居民幸福感，但相关成果多基于定量的静态评估，缺乏对幸福感生成机制的过程性与动态性分析。从研究对象来看，学界主要聚焦于政府主导、城市空间中的大型节事，而对基层社会中由居民自发组织、深度嵌入地方生活结构的节事实践关注较少。基层节事具有显著的社区嵌入性与自组织特征，其运行逻辑更依赖地方日常社会关系[29]，聚焦这类在地性强、自下而上生成的乡村节事，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节事活动促进幸福感生成机制。特别是在数字乡村建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数字平台正逐步成为联结社区、传递地方文化、增强居民参与感的重要媒介[7,16]，但现有研究对数字媒介介入乡村节事过程中所引发的社会心理体验及其作用机制关注不足，尤其缺乏从居民个体体验出发的探讨。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鉴于新型乡村节事在经济发展、社会互动、文化建构和数字参与等多维要素中的复杂交互，传统线性、单变量的研究路径难以充分揭示作用机制。因此，本文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该方法强调基于原始资料的系统分析，通过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3个阶段，对概念进行逐步抽象和范畴整合，最终提炼出能够解释研究现象的核心范畴和理论模型，特别适用于机制过程复杂、理论基础相对薄弱、需要从实地经验中建构理论的新兴社会文化实践研究。
本文选取贵州“村超”（榕江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作为案例。“村超”是由村民自发组织、融民族文化展演、社区互动与短视频传播于一体的新型乡村体育赛事，展现出鲜明的草根性、自组织性和媒介融合特征，打破了行政主导的文化供给逻辑，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乡村节事新范式[4,30]。截至2024年8月，累计吸引游客超142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0.43亿元，全网话题浏览量突破800亿次[30]，已成为国家级文化品牌案例，被誉为“乡村振兴的催化剂”。因此，贵州“村超”可为探究乡村节事如何促进居民幸福感生成提供重要的现实基础与理论价值。

2.2 数据收集与整理

本文的研究数据收集分为3个阶段：2023年9月30日至10月5日主要在贵州榕江县及周边村寨开展参与式观察并进行少量探索性访谈，记录居民参与“村超”活动的真实情境；2024年4月1日至4月6日集中开展深度半结构式访谈，系统获取居民对“村超”影响及其生活幸福感变化的详细叙述；2024年12月31日至2025年1月3日则进行补充性访谈以验证理论饱和度，确保研究模型的完备性与解释力。当新增访谈已不再产生新的重要见解或概念时，即视为数据达到理论饱和。
本研究以榕江县城为中心，调研范围覆盖周边的忠诚镇、乐里镇、寨蒿镇和平永镇等多个乡镇村寨，以增强研究的异质性与理论代表性，捕捉不同地理与社会经济背景下居民的多样化体验。访谈对象为年满18岁的本地常住居民，采取理论抽样，优先选择在“村超”活动中担任不同角色（球员、观众、摊贩、组织者等）的个体。理论抽样强调以理论建构为导向，允许研究者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动态调整样本，以丰富范畴。访谈多在居民熟悉的场所进行，尽量贴近日常生活情境；所有访谈均基于知情同意并录音转录，每次持续30~50min，主要聚焦“村超”前后的生活变化、情绪体验与社会关系。同时为弥补样本有限的不足，本文还辅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权威报道、社交媒体文本（短视频评论、地方论坛帖子）及参与式观察记录，实现多源交叉验证。最终形成22份深度访谈（IE01-IE22）、3篇核心新闻（NS01-NS03）、5篇补充新闻（NS04-NS08）、10份社媒资料（MA01-MA10）及1份观察笔记（NE01），合计约17.6万字，作为扎根理论分析基础。

3 分析过程与结果

3.1 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是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的首要步骤，旨在系统拆解与概念化资料。本文以贵州榕江县“村超”深度访谈为核心数据，并结合参与式观察、权威新闻与社交媒体文本，实现多源交叉验证，提升资料的真实性与多样性。研究团队使用NVivo 14软件对约17.6万字材料逐行分析，具体做法如下：首先，生成约152个初始节点，在不断比照、归类和属性聚合的过程中，提炼出51个理论概念；随后，通过持续对比和跨文本验证，将这些概念整合为17个子范畴，包括资源禀赋条件、组织与政策支持、传播与市场机会、文化资源激活、数字资源激活、社会资源激活、沉默他者、传播主体、劳务输出者、文旅创业者、边缘民俗感知、文化价值重估、边缘化参与者、节事化在场者、物质获得感、精神尊严感、治理效能感。这些子范畴构成了幸福感生成机制的初步概念体系（表1）。
表1 开放编码示例

Tab.1 Open coding example

范畴化 概念化 资料原文（节选）
资源禀赋条件 足球文化传统 我们这里的足球文化已有80多年，我们这里的人从小就爱踢球
民族文化与自然资源 榕江素有“风情浓郁、璞玉浑金、无迹不古、山水独秀”的美称
组织与政策支持 政府引导与协调 政府的参与扶持既有所为又有所不为，既未置身事外也未越俎代庖，扮演着引导、策划和协调的角色
社会动员与共建 当地政府转变思路……把队伍组织、赛程安排、规则制定、节目统筹等交由民间，让他们自主决定、自主实施，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乡村振兴战略 2021年，国家乡村振兴局从已经脱贫的县中遴选出160个县重点帮扶，榕江县是其中之一
文化价值重估 外部积极反馈 原来我们的少数民族服装可以那么火！现在“村超”现场好多外地人都穿着我们少数民族的服装拍照，说我们这很有特色
族群身份接受 你看每次“超级星期六”我们都要展现出我们的这种文化、这种服饰，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底蕴，我对我们的文化刮目相看
青年代际文化回流 孩子们也开始学唱侗歌、学说苗语、学写水族文字
地方文化品牌化发展 现在你在外面根本不用去跟别人多宣传什么，他们就知道榕江，知道我们的足球文化了，现在政府还把“村超”和苗寨、雷公山都串起来当品牌推广
节事化在场者 观看行为公共化 火爆以后，周末几乎场场爆满，哪个村的踢球，村里的人都想去加油助威
参与身份多元化 原先可能都没看过比赛的群众，现在可能是观众，可能是啦啦队，可能在里面表演，还有不少人在外面摆摊，都算是一种参与吧
参与心态转变 以前看球是一种消遣，现在看球是一种骄傲，也长了不少见识
仪式性体验与情感联结 现在吃完饭就想去看看，像过节一样，和大家一起喊加油很兴奋也很感动
物质获得感 收入提升 接待外来游客真的也挺多的，特别是去年和今年，经常都满房，收入确实有所提升的
资产升值 这两年外面的人来得多了，我们自己的房子也想看看能不能做成民宿
就业机会丰富 “村超”带动了当地的旅游、餐饮、住宿、民俗体验等经济收入，同时吸引了一些外来企业的进驻，带来了很多就业岗位
精神尊严感 文化自豪感 “村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外来的游客嘛，游客对我们的评价很不错，说贵州人民很热情，很喜欢这里，所以越来越觉得我们家乡很不错，感觉很乐观
被社会看见 我们这里一个小小的县城现在居然有这么多外地人来看我们，感觉就是很幸福的
治理效能感 全民参与感 从刚开始到火爆，我们全程都是参与的，可以说是全民齐心协力去做这么一件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看到家乡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很有成就感
协商参与感知 有了“村超”之后，感觉官民之间配合相当默契，没有那种隔阂感，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是从没体验过的和谐

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编码基础上进行的系统性整合和分析阶段，旨在明确不同子范畴之间的联系，形成更高层次的抽象范畴，并构建概念之间的逻辑结构。在开放编码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团队继续运用 NVivo节点矩阵与关系查询功能，通过多轮比较与跨文本验证，系统检验不同子范畴的属性、关系和边界。最终将17个子范畴进一步归纳整合为7个主范畴：节事活动生成、在地资源激活、数字认同重构、经济认同重构、文化认同重构、参与身份转换和幸福感。这些主范畴呈现了“村超”背景下乡村居民幸福感生成机制的多维路径与逻辑关系（表2）。
表2 主范畴与对应范畴

Tab.2 Main categories and corresponding categories

主范畴 对应范畴 包含概念
节事活动生成 资源禀赋条件 足球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与自然资源
组织与政策支持 政府引导与协调、社会动员与共建、乡村振兴战略
传播与市场机会 新媒体赋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在地资源激活 文化资源激活 地方足球文化复兴、民族文化平台化、文化旅游共生
数字资源激活 媒体传播激活、数字意识提升
社会资源激活 社群网络协作、公共空间与治理参与、基础设施升级
数字认同重构 沉默他者 信息闭塞、话语缺席、边缘参与、负面刻板标签
传播主体 直播代言人、直播才艺展示、个人品牌建设
经济认同重构 劳务输出者 经济收入差距、就业机会缺乏、家乡资源限制
文旅创业者 在地即机遇、文旅市场信心提升、经济身份多元化、创业行为与身份高度结合
文化认同重构 边缘民俗感知 民俗边缘化、地方价值感消散、年轻人文化疏离、文化认同淡化
文化价值重估 外部积极反馈、族群身份接受、青年代际文化回流、地方文化品牌化发展
参与身份转换 边缘化参与者 零散观看行为、日常性与私人化、低象征性
节事化在场者 观看行为公共化、参与身份多元化、参与心态转变、仪式性体验与情感联结
幸福感 物质获得感 收入提升、资产升值、就业机会丰富
精神尊严感 文化自豪感、被社会看见
治理效能感 全民参与感、协商参与感知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扎根理论分析的高级阶段，旨在在主轴编码阶段明确的主范畴基础上，识别并发展核心范畴，整合所有类别，形成系统的理论故事线与解释模型。选择性编码阶段在主轴编码成果上进一步抽象与整合，识别出“新型节事活动驱动的乡村居民幸福感生成机制”作为核心范畴。本文构建“生成场域—资源激活—多元转换—幸福反馈”的生成机制模型，揭示“村超”作为新型节事活动如何通过带动在地资源激活，引导认同重构与身份转换，最终促进居民在物质获得、精神尊严与治理效能等维度的幸福感生成。图1展示了7个主范畴之间的典型关系路径，图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各主范畴下的对应范畴与概念，形成完整过程机制图。
图1 主范畴典型关系结构

Fig.1 Typical relational structure of main categories

图2 节事活动促进乡村居民幸福感生成的过程机制

Fig.2 Process mechanism model of festival events enhancing rural well-being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确保模型的系统性与解释力，研究团队在初步完成核心范畴建构后，新增3份访谈文本进行验证[31]。分析结果显示，新增样本中的概念与关系均被既有模型完整解释，未出现新的重要概念、属性或关系路径，也未发现矛盾之处。结合团队多次一致性讨论，本研究最终确认已达到理论饱和。

3.5 模型阐释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成果，归纳出节事活动生成、在地资源激活、数字认同重构、经济认同重构、文化认同重构、参与身份转换和幸福感呈现7个核心范畴，并由此构建了节事活动促进乡村居民幸福感生成的过程机制模型。在整体结构上，模型呈现出“生成场域→资源激活→多元转换→幸福反馈”四阶段生成机制（图2）。

3.5.1 节事活动生成

节事活动生成是机制分析的起点阶段，体现了乡村体育实践从日常化的活动向公共性、仪式性的节事活动转型。这一转型并非赛事自身自然发展所致，而是在资源禀赋、政策引导、媒介扩散等多重因素协同作用下实现的结构性跃迁。
首先，地方资源禀赋为节事转型提供了文化基础。榕江县长期存在群众性足球传统与多元民族文化，已构成村庄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纽带与组织经验，为赛事由零散实践跃迁为公共节事空间提供了现实基础。通过节事创建，原本功能单一的物理场地（足球场）和生产生活空间（村庄）被重塑为承载新型社会关系、文化价值和经济活动的动态场域。
其次，组织动员与政策支持构成节事生成的制度推动力。当地政府采取“赋权不包办”的治理策略，通过引导性资源投入，促使居民自主完成赛事规则制定与流程安排。这种治理下放推动了社区自组织与文化动员的形成，使节事不仅成为文化事件，也成为村民自主表达与协作的平台，标志着治理权力在空间中的重新配置。
最后，传播媒介与市场契机为节事品牌化扩张提供了外部驱动。数字平台的介入打破了信息传播壁垒，使“村超”获得跨地域关注和流量加持。同时，赛事与地方旅游资源、文化展演和摊贩经济深度融合，顺应“文旅融合”政策导向，逐步形成了多元参与、多维输出的节事型空间。
至此，一个融合物理、社会、经济和文化维度的新型复合空间被生产出来，为后续的资源整合与认同重构提供了平台基础，也成为理解幸福感生成机制逻辑的核心起点。

3.5.2 在地资源激活

在地资源激活是机制分析的第二阶段，承接节事活动生成所提供的平台基础，推动乡村内部资源整合与利用。通过文化、数字与社会三类资源结构性整合，构成乡村空间再生产的关键动力单元。
文化资源激活方面，“村超”将零散化的足球传统与民族文化整合进节事体系，实现了从日常实践到象征性公共文化的转化。这一转化重塑了地方文化的组织逻辑与表达方式，并通过旅游和媒介传播拓展了文化的外部通达性，推动了文化空间的再生产。
数字资源激活方面，节事活动的流量效应打破了乡村的信息壁垒，使地方文化在主流媒体与社交平台中获得更广泛的可见性。当地居民逐渐掌握新媒体工具并主动参与内容生产，从“被观看者”转变为“表达主体”，这一转变促进了话语权与收益机会的再分配，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增权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空间中的不平等问题[20]。
社会资源激活方面，赛事品牌和组织需求推动村际关系从竞争转向协作，形成以赛事为纽带的网络化结构。政府“赋权不包办”的治理理念为社区自组织提供了制度空间，居民在协商机制中获得更多参与权，公共设施配置在此过程中得到优化。社会关系与权力格局的重组增强了社区凝聚力，体现了社会空间在治理维度上的空间正义。
综上可见，在地资源激活通过三类空间的再生产与权力再配置，赋予“村超”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也为乡村认同重构与幸福感提升奠定了基础。

3.5.3 数字认同重构

数字认同重构是该模型第三阶段“多元转换阶段”的显性机制。在“村超”节事推动下，当地居民的数字认同由“沉默他者”转向“传播主体”。此前，乡村居民长期处于信息空间边缘，面临信息闭塞、话语缺席的困境；而“村超”的数字传播打破了封闭格局，使乡村嵌入主流平台，带来了表达机会与话语再分配。随着节事扩散，居民通过短视频、直播、电商等形式主动参与地方叙事，实现了从“数字在场”到“数字能动”的跃迁，推动其媒介素养提升与主体意识生成，体现了乡村数字空间的再生产与赋权。
节事初期，部分群体（如老年人）因技能与接入不足而陷入数字鸿沟。为此，当地政府开展针对性培训，如“银发学堂”，帮助老年居民提升数字技能，使其从担忧与不安逐渐转向积极参与，在新的数字场域中获得存在感与价值感。制度赋能与资源激活有效缓冲了潜在的不平等。
综上可见，数字认同的重构不仅是媒介使用的结果，更是一个以空间再生产为核心、以空间正义为导向的动态过程。它改变了居民的角色定位，强化了表达能动性与文化主体性，为幸福感的生成奠定了多维基础。

3.5.4 经济认同重构

经济认同重构是“多元转换阶段”的关键路径之一，体现为个体对地方经济机会的重新认知与职业角色的能动转型。在“村超”节事的带动下，部分原本外出的劳动力开始回流，由“离土谋生”转向“在地创业”，实现了经济身份的重塑。文旅热潮激活了乡村经济，使地方被赋予“在地即机遇”的新意义。返乡人员通过餐饮、民宿、民俗体验和自媒体传播等创业形式，不仅增加了收入，还重建了与乡土空间的劳动关系和情感纽带。这不仅是经济收益的创造，更是“人的再生产”的过程[32]，即劳动方式与情感归属的协同重构。经济空间的再生产改变了乡村的边缘地位，将其重塑为具有内生活力的消费与生产空间。
返乡创业虽伴随不确定性，但并未阻碍经济认同的重构。正如受访者所言：“回来前我也会担心，‘村超’如果哪天失去热度，我们这些返乡全身心扑在这上面的人，日子就很难”（IE04）。然而，节事带来的空间依附与身份转型为他们提供了现实支撑，重新嵌入乡土社会网络的过程也赋予了他们归属感与行动动力。同时，“村超”的品牌化、产业化与制度化发展创造了更多资源与机会，在地资源的激活也为地方经济注入了持续动力，共同对冲了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
综上可知，经济认同的重构在风险与机遇的张力中不断深化，不仅促使个体发展实现地方转向，也推动地方经济的本土化重组与社会网络的再链接，为居民的获得感提升奠定了基础。

3.5.5 文化认同重构

文化认同重构是“多元转换阶段”中的典型演进机制。“村超”节事活动推动了当地居民文化认同深刻转变，体现为从“边缘民俗感知”到“文化价值重估”的深化过程。在“村超”兴起前，本土文化长期处于地方发展的边缘，民族语言、服饰、技艺等文化要素有被弱化甚至隐匿的倾向，尤其对年轻一代而言，侗话、苗语被视为“落后符号”。“村超”兴起后，赛事将民族文化元素系统性嵌入各类环节，使原本隐退的文化符号获得了正式的展演空间，文化景观由边缘走向中心，实现了地方文化空间的再生产。
在这一过程中，居民的文化表达意愿与参与积极性显著提升。服饰、语言和歌舞逐渐由节事的附属展示转变为强化族群认同的核心资源，文化身份的呈现也由“羞于展示”转为“主动表达”。居民通过身体表演和自媒体传播参与文化生产，形成了“由下而上”的复兴路径。初期，尽管部分居民对外部评价存在一定依赖，但随着“村超”的持续发展，本地文化不断嵌入节事叙事与区域品牌建构之中，居民的认同基础由外部肯定逐渐转向自我建构，文化自信随之增强。由此，文化认同完成了从“被动被看见”到“主动自我表达”的转变，居民也从被动的文化空间使用者转变为积极的生产者与守护者。
由此可见，在政策引导、旅游开发与数字媒介的共同作用下，文化认同的重构推动了地方文化空间的再生产，强化了居民的主体意识。随着文化价值的提升，居民的文化自信与情感归属显著增强，转化为促进幸福感生成的内在动力。

3.5.6 参与身份转换

参与身份转换是“多元转换阶段”的关键环节。在“村超”节事空间中，居民的身份由“边缘观看者”转向“节事在场者”。这一转变伴随着社会角色认知的重构、群体归属的强化与情感投入的深化，体现了社会空间再生产在个体身份层面的微观实践。
“村超”兴起前，乡村足球多呈碎片化特征，观看行为随机且私人化，参与者多将其视为日常消遣，缺乏公共价值认同。随着赛事影响力扩张，节事场域逐渐营造出集体化的仪式氛围。观赛模式由“离散式个体观看”转向“组织化群体集结”，参与行为升华为归属认同的表达载体。节事的开放性与角色机会扩展，使居民从单一“观众”转变为多元“在场者”。许多原本不关注足球的居民进入啦啦队、表演队或摊贩组织，在“可进入、可扮演”的结构中生成新的社会身份，由此再生产了自身与节事活动的社会关系。
参与身份的转变也深刻影响了个体的情感体验。节事活动成为承载自豪感、归属感与幸福感的集体事件，村民在其中表达情感、产生共鸣，身份认同随之内化，成为幸福感生成的重要机制。

3.5.7 幸福感生成

幸福感生成构成理论模型的最终结果环节，揭示了“村超”如何通过在地资源激活、文化认同重构、经济认同重构、数字认同重构与参与身份转换等多重机制，推动经济、文化、治理等结构的重塑，进而带来物质获得感、精神尊严感与治理效能感方面的幸福体验。该过程中，不同个体在路径组合上呈现出显著差异，构成个体化、多样化的生成路径。
物质获得感主要源于经济层面的转型。“村超”推动基础设施改善，并通过赛事与文旅、餐饮、民宿等产业结合促进经济重组。部分外出劳动力回流本地创业，形成“在地即机遇”的逻辑，这是经济空间再生产带来的直接成果。精神尊严感主要源于文化与传播的再造。“村超”使边缘化的族群语言、服饰与技艺走向舞台中心，增强了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信。数字媒介为居民提供了表达平台，使其从“沉默他者”转变为内容创作者，文化与数字赋能为居民精神尊严奠定了基础。治理效能感源于治理模式的再配置。“村超”转向社区协商与共治共享模式，村民以多重身份参与赛事组织与资源管理，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决策参与者，回应了空间正义诉求。这标志着社会空间与治理空间的再生产取得了实效。
“村超”推动居民幸福感生成的整体效果虽然显著，但仍存在潜在限制因素。例如，部分返乡创业群体对节事流量高度依赖，加剧了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感知；部分群体因数字技能差异面临数字鸿沟风险；部分居民对外部评价表现出高敏感性，影响其情感体验的稳定性；节事高峰期赛场人流拥堵、游客不文明行为也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困扰。然而，这些问题并未显著削弱幸福感的总体生成。原因在于多重机制的作用。在数字认同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技能培训缓解了数字鸿沟；在经济认同方面，品牌化、产业化与在地资源激活为返乡群体提供了发展韧性；在文化认同方面，居民逐渐由外部评价依赖转向自我建构，文化自信得以提升。此外，居民普遍认为节事收益远大于日常不便，负面体验也被视为“可接受的代价”。与此同时，政府在安保秩序上的积极作为提供了制度保障，居民在节事过程中获得赋权、主体性得以强化，对环境压力的容忍度随之提升。这一过程展现了新型节事活动下乡村治理的韧性。
作为新型节事实践的典型，“村超”促进乡村居民幸福感生成的关键在于通过在地资源的激活与多元转化，推动了经济、文化与治理层面的空间再生产。这一过程不仅重塑了乡村空间格局，也带来了更公平的机会与更广泛的参与，使居民在物质、精神与制度层面感受到获得感、尊严感与效能感。

4 结论与启示

4.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构建了“生成场域—资源激活—多元转换—幸福反馈”的四阶段模型，揭示了新型节事活动促进乡村居民幸福感生成的多层次路径。在生成场域阶段，节事通过资源禀赋、政策支持和媒介传播，由日常化转向公共化与动员化平台；在资源激活阶段，在地资源经品牌化、组织化与外部传播被整合，形成文化、数字与社会资源的协同；在多元转换阶段，居民在数字、经济与文化维度发生认同重构，并通过从边缘化观看向公共化、仪式化参与的身份转换；在幸福反馈阶段，居民在物质获得、精神尊严和治理效能3个维度感受到幸福感。该模型展现了节事活动如何触发乡村经济、文化、社会与数字空间的再生产，并通过空间正义实践实现乡村居民幸福感生成。

4.2 理论启示

①拓展了节事与幸福感研究的边界。以往研究多聚焦政府主导的城市大型节事活动，本文以“村超”为案例，揭示了自发性、社区嵌入性节事如何通过文化、经济与数字认同的重构推动居民幸福感生成，凸显了节事作为乡村空间再生产的重要实践场域。
②深化了数字媒介与幸福感的理论对话。现有研究对数字媒介在乡村节事中的作用机制关注不足，尤其缺乏从居民个体体验出发的探讨。本文提出“数字认同重构”概念，揭示乡村居民在短视频、直播等实践中由“被观看”转向“主动表达”，获得表达权、社会可见性与情感满足。在理论层面，本文将媒介社会学关于“技术—身份”议题与地理学的“空间正义—地方主体性”相结合，凸显数字空间再生产在促进幸福感生成中的作用。
③构建了幸福感生成的动态机制模型。本文提出“生成场域—资源激活—多元转换—幸福反馈”的四阶段模型，揭示文化、经济与数字认同如何交织作用于幸福感生成。该模型突破了静态评估的局限，将“文化—经济—治理”三维空间生产理论与幸福感研究结合起来，揭示了幸福感作为空间再生产过程产物的动态性特征。

4.3 实践启示

①支持乡村节事活动的社区主导与共建共治，激发居民主体性。本研究发现，在地性与社区性能够激发居民参与和认同，促进幸福感生成。因此，乡村节事应从“自上而下”行政供给模式转向“政府引导、群众主导、多方协同”的共建路径。例如，可设立居民主导的节事委员会，赋予居民在策划、资源分配和推广中的决策权；推动“青年返乡创业”与“文旅达人”计划，鼓励青年通过节事平台开展文化创意项目或旅游服务项目，增强居民的参与感与归属感，提升整体幸福体验。
②深化乡村居民文化与数字认同建设，拓展居民的空间表达权与社会可见性。本研究发现，数字媒介能够助力居民从“被观看”转向“主动表达”，实现数字认同重构。因此，应推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开展针对性培训提升居民的数字表达能力。例如，可联合政府与平台开展“乡村文化数字达人”培训，鼓励居民分享节事文化与个人故事，增强社会可见性与文化自信，打破城乡信息壁垒，提升居民在媒介空间中的表达权，为促进幸福感生成提供稳定支撑。
③整合地方文化资源，推动节事活动品牌化与常态化发展。本研究发现，在地文化的挖掘强化了居民认同与精神归属，空间资源的激活为节事提供了物质支撑。在此基础上，要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需将节事品牌嵌入乡村产业体系，并依托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制度保障。具体而言，应推动文旅产业与空间规划深度融合，通过优化用地结构、强化“多规合一”，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与空间治理协同[33]；统筹布局节事场地与配套功能区，结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支持设施建设；建立品牌授权机制推动文化产业化，以增强居民收益与地方认同，提升乡村整体福祉。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虽为节事活动促进乡村居民幸福感生成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框架，但仍存在若干局限。在案例选择上，本文主要聚焦于贵州“村超”这一特定案例，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检验。未来可拓展至更多元的地域与文化情境，尤其是不同类型节事活动（如大规模城市节事和小规模乡村自发节事）的对比研究，以提升研究的外部效度。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的质性方法有助于深入剖析节事活动的内在机制，但缺乏大样本定量数据的验证。未来可结合定量研究方法，提升结论的普遍性与稳健性。在研究视角上，本文聚焦于节事对居民幸福感生成的影响，尚未系统分析幸福感如何反向作用于政府、媒体、企业等多元主体与地方之间的互动。未来应关注这一反馈机制的演变逻辑，进一步拓展节事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实践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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