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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 >

2026 , Vol. 46 >Issue 1: 67 - 7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6.01.007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网络时空演化特征与优化路径

  • 宗会明 , 1, 2, 3 ,
  • 王楚雯 , 1, ※ ,
  • 张大鹏 1 ,
  • 张雪 1
展开
  • 1.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中国 重庆 400715
  • 2.西南大学 陆海新通道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 重庆 400715
  • 3.自然资源部 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重点实验室， 中国 重庆 401147
※王楚雯（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区域经济。E-mail：

宗会明（1982—），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区域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25-05-29

  修回日期: 2025-09-04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2-1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47119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4304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U25A20800)

重庆市教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研究阐释专项(24SKZDZX01)

收起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Urban Networks Along the New International Land-Sea Trade Corridor

  • ZONG Huiming , 1, 2, 3 ,
  • WANG Chuwen , 1, ※ ,
  • ZHANG Dapeng 1 ,
  • ZHANG Xue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 2. Research Center for New Land-Sea Rout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 3. Key Laboratory of Monitoring， Evaluation and Early Warning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mplementation，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Chongqing 40114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5-29

  Revised date: 2025-09-04

  Online published: 2026-02-12

Fold

摘要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正持续发育，其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尚待探索。文章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162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上市公司总部—分支机构数据构建2003—2023年城市关联网络，系统解析其网络结构演化特征与节点功能分配规律。研究发现：①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整体从离散型网络向强交互性复杂网络系统转变；②网络层级结构日益完善，由“双核驱动”向“多核并驱”转变，初步形成以省会城市联系为主导的轴辐式网络，核心—边缘结构与路径依赖特征明显；③多数城市在重要性与控制力上表现一致，大部分省会城市长期居于核心高控制力地位，战略枢纽城市与新兴产业城市的功能提升显著；④网络社区空间形态逐渐从高度碎片化向边界清晰的板块化演化，空间融合趋势加强，陆海联动格局正逐步深化。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协同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 西部陆海新通道; 城市网络; 企业关联; 社会网络分析; 城市功能; 陆海联动; “一带一路”倡议

本文引用格式

宗会明 , 王楚雯 , 张大鹏 , 张雪 .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网络时空演化特征与优化路径[J]. 经济地理, 2026 , 46(1) : 67 -7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6.01.007

Abstract

The urban network along the New International Land-Sea Trade Corridor (NILSTC) is undergoing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t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ary patterns remain under explor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urban network in the NILSTC reg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structs a urban association network from 2003 to 2023 based on the headquarters-branch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t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network structures and the functional allocation dynamics among nodes. It's found that: 1)The network has transitioned from a dispersed network system to a strongly interactive complex network system. 2)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network is constantly being refined, evolving from a "dual-core-driven" model to a "multi-core-driven" model. It has initially formed a hub-and-spoke network dominated by provincial capital city linkages, with a prominent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and path-dependent characteristics. 3) Most cities exhibit consistency between their importance and control capacity, provincial capitals have maintained long-term dominance in core, high-control positions, while strategic hub cities and emerging industry-oriented cities have shown significant functional upgrades. 4) The spatial form of network community have evolved from extreme fragmentation to a segmented structure of distinct territorial blocks, with reinforced spatial integration and progressively deepening land-sea connectivity.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poses pathways to optimize the urban network along the NILSTC, providing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governance.

Key words： New International Land-Sea Trade Corridor; urban network; enterprise association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urban function; land-sea linkag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1990年代，全球价值链重构推动城市网络拓扑结构趋于扁平化，催生网络空间组织的多尺度嵌套特征。进入21世纪后，中国城市化快速扩张，财富、信息等要素的加速流动正重塑城市关联模式，形成复杂交织的城市流动网络。在此背景下，城市网络已成为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核心议题。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串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纽带，其发展经历3个关键阶段：2003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加速推进，区域互联互通初具雏形；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推动向国际开放格局转型；2023年，通道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其覆盖区域正逐步构建起跨越制度边界的弹性网络。
城市网络研究从古典区位论发展至今，已实现由“场所空间”向“流空间”的转变[1]。城市网络的早期研究主要基于3个概念——Hymer的全球城市等级预测、Friedmann的“世界城市假说”和Sassen的“全球城市”[2-4]。这些概念的提出是以“场所空间”下的城市属性数据为支撑，难以精准反映城市之间的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互联网飞速发展，Castells提出“流空间”概念，采用“要素流”表示的关系数据克服了这一局限，能够测度城市间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层面的多维联系。当前，以流数据为支撑的城市网络实证研究大量涌现，包括基于航空、铁路和公路的交通流[5-8]，采用手机信令、互联网数据的信息流[9-10]，基于专利数据、人才数据的创新流[11-12]，以及企业流[13]等。有学者认为，作为资本、信息、人才的重要载体，企业的跨区域布局已成为塑造城市网络的关键力量，企业联系才是要素流动的根本原因[14-16]。因此，在区域经济与空间布局研究中，基于企业组织机构关联的网络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从研究对象来看，聚焦生产性服务业[17]、上市公司百强企业[18]、跨国公司[19]等标志性企业的学术成果丰富。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从细分行业类型视角开展微观层面的研究，如金融业[20]、物流业[21]、战略性新兴产业[22]等。此外，链锁网络模型与隶属联系模型[23-25]作为计量企业联系的常规模型在学界认可度较高，其中隶属模型结构灵活，多应用于全行业企业关联网络的构建。
目前，城市网络研究成果涌现，但受制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性，在互联网大数据的长时序演化分析上仍有一定局限。同时，现有研究多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26-30]网络发育较为完全的地域，而西部地区除成渝城市群[31]外，城市网络的微观组织规律与动态机制研究相对薄弱。就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而言，既有成果多围绕物流效率、通道效应等宏观议题展开[32-33]，从城市网络视角解析其空间重构过程的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此外，现有研究对网络节点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功能分异与权力分配机制的关注度也有待提高。
在此背景下，本文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以企业大数据为支撑，综合运用隶属关系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2003—2023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关联网络；在此基础上，从企业关联视角揭示通道沿线城市网络时空演化特征，并基于多维框架解析城市功能异质性，进而系统探索政策与市场双重机制下内陆开放型通道的网络重构规律，以期为城市关联网络研究创造边际贡献，为推动沿线各城市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引。

1 研究区域、研究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区概况

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我国新时期推进西部大开发、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以西部陆海新通道“13+2”跨省际共建格局范围内162个行政单元（地级市、自治州、盟、地区、省级直辖县，下文统称“城市”）作为研究区域（图1），其中三沙市数据缺失率超过95%，已被剔除。截至2023年底，研究区GDP占全国比重约为25%，面积覆盖我国国土面积72%以上。
图1 研究范围与空间单元分布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0）461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3~图4同。

Fig.1 Study area and distribution of spatial units

1.2 研究数据与处理

本文基于“天眼查”大数据平台（https://www.tianyancha.com/）以及CSMAR数据库（https://data.csmar.com/）获取A股上市公司总部—分支机构数据，采集字段包括上市公司与分支机构的名称、地址、成立日期、注册资本、证券代码、登记状态、统计截止日期等（截止时间为2023年12月）。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对原始数据进行多轮筛选、清洗与补充校正工作，将存在缺失数据字段的样本进行查询补充，剔除数据缺失率大于90%的样本，筛选出总部与分支机构均位于研究区内的样本。最终形成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上市公司总部—分支机构关系数据库，共包含10519条上市公司与87635条分支机构数据。在此基础上，以2003、2013和2023年为关键时间节点，分别构建截至该年12月的总部—分支机构关系累计数据集。各时间节点的数据涵盖此前所有经营状态正常的企业联系，样本量分别为2385、7592和17841条。根据上市公司与分支机构的注册地址，将其精准匹配到相应的地级行政单元，引入隶属关系模型的概念[24]，将上市公司设立分支机构的投资行为抽象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每设立分支机构则赋值1，未设立则赋值0，进一步构建邻接矩阵并汇总到地级尺度，最终得到不同年限的城市关联网络矩阵[34]。

1.3 研究方法

1.3.1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定量模型[35]，主要基于图论构建关系拓扑模型，运用介数中心性、模块化指数等指标解析资源扩散通道与权力涌现机制，从而阐释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规律。本文利用Gephi实现网络指标计算，具体指标见表1。
表1 网络结构分析指标及说明

Tab.1 Index and definition of network structure analysis

指标 计算公式 含义与解释
网络密度 $D=\sum _{i=1}^{n}\sum _{j=1}^{n}{d}_{ij}/n\left(n-1\right)$ 反映网络中各节点城市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其中，n为节点数量；dij表示城市i与城市j之间的联系量
全局聚类系数 $C=\frac{1}{n}\sum _{i=1}^{n}\frac{2{e}_{i}}{{k}_{i}\left({k}_{i}-1\right)}$ 用于对网络成员的聚集程度进行测度。其中，ki表示与节点i相邻的节点数
平均路径长度 $L=\frac{2}{n\left(n-1\right)}\sum _{i\ne j}{l}_{ij}$ 主要用于测度网络整体联系的连接效率和联系成本。其中，n为节点数量；lij表示与节点i与节点j之间的路径长度
加权度中心性 ${C}_{Di}=\sum _{i=1}^{n}{w}_{ij}(i\ne j)$ 既反映连接该节点的数量，也反映这些联系的强度和重要性。其中，${\sum }_{i=1}^{n}{w}_{ij}$为城市i、j之间的联系权重
介数中心性 ${C}_{Bi}=\sum _{j=n}\sum _{k=n}\frac{{g}_{jki}}{{g}_{jk}}$ 反映节点对网络中经济联系的控制程度。其中，gjk为城市j与城市k之间的最短路径数量；gjki为节点i穿过城市j与城市k之间的最短路径数量
模块化指数 $Q=\sum _{i=1}^{m}\left[\frac{{n}_{i}}{N}-{\left(\frac{{O}_{i}}{2N}\right)}^{2}\right]$ 用于测度网络社区划分质量。其中，ni为第i个社区内部联系数量；Oi为社区i对外联系数量

1.3.2 节点功能识别方法

首先，本文采用节点外向性指数[18]测算各节点间不同尺度下的内外联系强度情况，判断各节点的内外职能分类。将省级行政单元作为地方尺度，西部陆海新通道“13+2”格局覆盖区域为全局尺度开展计算。公式如下：
$O{I}_{i}=\frac{I{N}_{i}}{O{N}_{i}}-\frac{\sum _{i=1}^{n}I{N}_{i}}{\sum _{i=1}^{n}O{N}_{i}}$
式中：OIi为城市i的节点外向性指数；INi为城市i与同省内其他所有城市之间的总联系量；ONi为城市i与研究区内其他所有异省城市之间的总联系量。当OIi>0时，城市i为内向型城市；当OIi<0时，城市i为外向型城市。由于怀化和湛江在研究区域内较为特殊，结合实际将其判别为内向型。本文将整个重庆市视为一个节点进行功能识别。随后，改进现有节点功能识别标准[36]，结合各城市加权度中心性与介数中心性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对各城市在网络中的重要性与控制力进行判断，将其细分为“核心高控型”“核心低控型”“边缘高控型”“边缘低控型”4个次类型。具体划分标准见表2。
表2 节点功能划分标准

Tab.2 Criteria for node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主类型 次类型 划分标准
外向型 核心高控型 外向性指数>0，加权度>加权平均数，
介数中心性>加权平均数
核心低控型 外向性指数>0，加权度>加权平均数，
介数中心性≤加权平均数
边缘高控型 外向性指数>0，加权度≤加权平均数，
介数中心性>加权平均数
边缘低控型 外向性指数>0，加权度≤加权平均数，
介数中心性≤加权平均数
内向型 核心高控型 外向性指数≤0，加权度>加权平均数，
介数中心性>加权平均数
核心低控型 外向性指数≤0，加权度>加权平均数，
介数中心性≤加权平均数
边缘高控型 外向性指数≤0，加权度≤加权平均数，
介数中心性＞加权平均数
边缘低控型 外向性指数≤0，加权度≤加权平均数，
介数中心性≤加权平均数

2 城市网络时空演化特征

2.1 整体网络发育特征

由表3可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逐渐从离散型网络向具有较强交互性的复杂网络空间转变。从网络拓扑结构发育来看，城市间联系规模与强度显著提升。2003—2023年，网络节点从135个增加到162个，增长率达20%；联系对数量在20年间增长3.7倍，表明网络覆盖广度与深度的同步拓展，网络发育逐渐完善。同时，网络密度与平均加权度显著提升，也进一步印证了各城市联系强度与交流频次的持续增强。从网络联系的紧密程度来看，“小世界”特征逐步彰显。研究期内网络直径从5缩短至3，平均路径长度由2.730缩短至2.002，表明各城市建立经济联系的效率提高，联系更加便捷；平均聚类系数由0.488增长到0.631，反映出局部聚类效应的增强；模块化指数均大于0.3，表明网络社区结构划分清晰，各城市与邻近城市的联系趋于紧密。
表3 整体网络指标

Tab.3 Overall network indicators

2003 2013 2023
平均度 6.607 12.397 18.630
平均加权度 35.333 97.333 220.259
网络直径 5 5 3
网络密度 0.049 0.080 0.116
平均聚类系数 0.488 0.563 0.631
平均路径长度 2.730 2.257 2.002
模块化指数 0.493 0.475 0.385
节点 135 156 162
联系对 380 880 1409

2.2 网络层级结构演化特征

本文在采用自然断裂法获取初始分级结果的基础上，结合数据分布特征与分析需求，对不同年份等级阈值进行统一，最终将节点与联系轴线分别按加权度中心性与联系强度分为4个等级。
①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网络层级结构展现出显著的发展潜力，但网络强联系培育亟待加强（图2）。节点层面，研究期内一、二级节点占比由2.96%上升至9.87%，四级节点比重由90.37%下降至62.34%，反映出节点整体强度显著提升，高低层级节点比重失衡问题有效缓解，层级结构发展潜力良好。轴线层面，研究期内尽管三四级轴线所占比重始终高于95%，但高等级轴线比重提升明显（表4），其中一级轴线比重从0.00%增长至0.42%，二级轴线比重由0.53%提升至3.90%，说明网络联系呈增强趋势，通道网络层级化特征显著增强，但强联系培育仍需持续发力。
图2 网络节点等级结构统计

Fig.2 Statistical of network nod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表4 网络层级轴线数量统计

Tab.4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network hierarchical axes

等级 年份 轴线数量（条） 轴线比重（%）
一级 2003 0 0.00
2013 2 0.23
2023 6 0.42
二级 2003 2 0.53
2013 12 1.36
2023 55 3.90
三级 2003 10 2.63
2013 66 7.50
2023 107 7.59
四级 2003 368 96.84
2013 800 90.91
2023 1241 88.09
②空间格局由“双核驱动”向“多核并驱”转变，省会城市普遍实现层级跨越。2003年，一级节点尚未成型，成都、重庆、西安和海口的首位度较高，其他城市与之相比差距悬殊（图3a）。2013年，成都和重庆首位度显著提升，成渝“双核”格局基本确立，其他省会城市同步发育（图3b）。2023年，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加速衔接，一级节点增加至6个省会城市，布局相对均匀，西北、西南、华南地区均有分布（图3c）。其中，乌鲁木齐和昆明层级提升跨度最广，20年间实现从三级节点到一级节点的转变。多核并驱格局下，省会周边中小城市节点强度提升明显。
图3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网络层级结构演化

Fig.3 Evolution of network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n cities along the NILSTC

③网络发展呈现出路径依赖与“核心—边缘”结构并存的显著特征。由图3可知，2003—2023年网络中高等级轴线主要串联各省会城市或以省会城市为端点链接其他次级节点，如重庆—成都、西安—宝鸡。这种枢纽导向下的关联模式通过发展路径固化，使成都—绵阳等既有强联系持续强化，西安—海口等战略联盟更加稳固，最终导致资源始终在固定节点间流动。这进一步加剧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扩大区域发展差距。具体来看，通道核心覆盖区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城市长期保持节点强度优势，西北地区凭借辐射延展带的区位优势以及与主通道的强化衔接，研究期内新增8个高级节点；而滇藏边境民族地区，如西双版纳、昌都等，因资源集聚能力不足，研究期内未实现层级提升，仍处于较低水平。这种路径依赖和资源固化不仅导致成渝等核心节点持续吸聚资源，也使得西双版纳、昌都等边缘区域长期处于低层级，形成“核心—边缘”结构，这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存在显著矛盾。
④网络空间结构逐步由局部放射状网络向以省会联系为主导的轴辐式网络演变。2003年（企业联系发育初期），仅有成都与重庆之间一条强联系，西部各城市企业多处于建设初期，趋向于本土投资，基础设施连通性不足，跨城联系较弱，低层级轴线覆盖面积广（图3a）。2013年（企业联系成长阶段），西南地区互联互通初见规模，高层级轴线以成渝为中心向南部实现跨省扩张，强化与滇黔等毗邻地区的联系；同时，受政策引导，川藏之间企业联系较强，各省份内部形成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放射状网络（图3b）。2023年（企业联系成熟阶段），成都—贵阳—南宁、重庆—海口、重庆—贵阳—南宁等南向通道网络实现提档升级，成渝地区与西北省份受益于新通道与“丝绸之路”的紧密衔接，联系强度显著增强，整体上形成以省会间联系为主导的轴辐式网络，跨省长距离联系显著增加，资本、技术等要素突破行政界线加速流动重组；周边城市在共享枢纽节点辐射红利的同时，亦承受其资源集聚带来的虹吸压力，形成“双刃剑”效应（图3c）。

2.3 节点功能演化特征

①整体来看，2003—2023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以内向型城市为主，多数城市在重要性与控制力上表现出一致性。由表5可知，研究期内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城市中，内向型城市总量占比均高于60%，这表明多数城市对外辐射与吸引跨省投资能力较弱，依赖本地资源与市场。与此同时，多数城市加权度中心性与介数中心性表现出一致性，表明发挥关键作用的城市同时也在网络中居于控制与桥梁地位，而实力较弱的城市在网络中的参与度也较低。少数城市重要性与控制力呈负相关，其原因可能与地理位置、产业基础等特殊区位有关。
表5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节点功能演化

Tab.5 Evolution of urban node function in cities along the NILSTC

主类型 次类型 2003 2013 2023
外向型 核心高控型 包头市、北海市、成都市、德阳市、鄂尔多斯市、贵阳市、海东市、海口市、昆明市、拉萨市、兰州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西安市、银川市、重庆市（16个） 包头市、昌吉回族自治州、成都市、贵阳市、海口市、昆明市、拉萨市、南宁市、乌鲁木齐市、西安市、银川市、重庆市（12个） 北海市、成都市、贵阳市、海口市、酒泉市、昆明市、拉萨市、南宁市、乌鲁木齐市、西安市、西宁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银川市、重庆市（14个）
核心低控型 泸州市、梧州市（2个） 北海市、柳州市（2个） 包头市、柳州市（2个）
边缘高控型 河池市（1个） 海东市（1个） 白银市（1个）
边缘低控型 柳州市等（共36个） 梧州市等（共36个） 海东市等（共32个）
内向型 核心高控型 昌吉回族自治州、赤峰市、呼和浩特市、绵阳市、南宁市（5个） 德阳市、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兰州市、绵阳市、石河子市、西宁市（7个） 昌吉回族自治州、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兰州市、绵阳市、三亚市、遂宁市（7个）
核心低控型 宝鸡市、桂林市、乐山市、内江市、遂宁市、西宁市、宜宾市（7个） 宝鸡市、桂林市、乐山市、泸州市、攀枝花市、遂宁市、宜宾市（7个） 德阳市、桂林市、乐山市、泸州市、石河子市、宜宾市（6个）
边缘高控型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南充市（2个） 阿克苏地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三亚市（3个） 阿克苏地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2个）
边缘低控型 酒泉市等（66个） 南充市等（88个） 内江市等（98个）
非节点 那曲市等（27个） 临高县等（6个） （0个）
②大多数省会城市在网络中居于对外联系的关键地位，但呼和浩特与兰州的辐射能力有待提升。2003—2023年，成都、重庆、海口、西安等10个省会城市（直辖市）长期为外向核心高控型城市，其对外联系职能已超过省内辐射带动职能，是网络中内外经济联系的关键载体。这些城市拥有长安汽车、新希望乳业等龙头企业总部，具有资源支配、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是区域性的门户城市和枢纽城市。呼和浩特与兰州由于地方政策主要聚焦省内资源整合、交通网络优先服务省内需求、产业基础具有区域集中性等因素，对外辐射能力有待提升。
③部分资源型城市或重工业城市节点功能衰退明显，战略枢纽城市与新兴产业城市功能提升显著。通过分析2003—2023年节点功能动态变化发现，泸州、德阳、包头、石河子等资源型城市或重工业城市在网络重要性与控制力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对外辐射能力降低。这些城市因资源依赖与技术攻关瓶颈等问题，产业转型相对滞后，在环保战略约束下陷入发展瓶颈。与此同时，酒泉、伊犁、遂宁、三亚等城市功能提升明显，这些城市或受益于国家战略成为重要枢纽节点，或基于新兴产业转型与特色专业化集群培育发展支撑转变较明显。例如，酒泉与遂宁依托新通道建设，加速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形成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集群，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

2.4 社区结构演化特征

①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网络社区遵循地理邻近性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融合趋势。本文基于Gephi软件内置的Louvain算法进行网络社区划分发现，2003—2023年网络社区数量从7个缩减到4个，单个社区的成员数量与规模呈增长趋势，社区内各成员空间邻接特征显著（图4），表明社区网络逐渐从小规模松散结构向大规模集群结构转变。地理邻近性作为核心驱动力，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分工协作深化以及资源信息交流共享，推动成都、昆明、贵阳等枢纽城市从“竞争”关系向“竞合”关系转化，同时引导非枢纽城市融入社区。
图4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网络社区结构演化

Fig.4 Evolution of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he urban network along the NILSTC

②社区整体格局实现从“高度碎片化”向边界清晰的“板块化”演化。2003年，阿里、玉树等边缘地带尚被孤立，社区呈高度碎片化分布（图4a）。2013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度实施，核心城市主导社区重组，吸引周边中小城市融入其辐射腹地，孤立城市数量减少（图4b）。2023年，“孤岛”城市被消除，集中连片格局发育成熟，按照西南与西北地区清晰划分板块（图4c）。具体而言，西南板块主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核心，依托主通道建设与扶持政策引导，辐射滇黔与西藏地区，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开展密切协作，广西因区内合作仍占主导，尚未完全融入。西北板块以西安、兰州和乌鲁木齐为枢纽，聚焦能源开发与通道物流实现区域联动。这种动态演化过程表明企业投资策略逐渐从分散投资向区域集中型投资转变，反映出企业在整合资源、降低成本等方面的考量。
③在跨区域协同机制的驱动下，陆海联动格局正逐步深化。2003—2023年，我国部分内陆核心城市主导社区与沿海港口城市形成“跨区域集聚”关系，这是国家协同政策驱动、资源要素互补以及多式联运建设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西安和海口为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实施与海南自贸港建设，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日益增强；重庆与湛江两地政府在铁海联运与产业互补方面具有较多的合作联系。截至2023年，新疆与广西仍处于相对独立的发展态势，但其首府城市的外部联通能力持续提升。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持续推进，两地未来深度融入陆海联动格局的潜力正在加速释放。

3 结论与讨论

3.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总部—分支机构数据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关联网络数据库，结合社会网络方法分析了2003—2023年通道沿线城市网络结构及演化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①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逐步从离散型网络向具有较强交互性的复杂空间系统转变。网络关联强度显著提升，网络覆盖广度与深度同步拓展，“小世界”特征逐渐显现，社区结构划分日益清晰，形成高度整合又相互渗透的网络结构。
②网络层级结构具有显著的发展潜力，但网络强联系培育亟待加强。网络结构实现由从成渝“双核驱动”向“多核并驱”转变，整体上逐步从局部放射状网络向以省会间联系为主导的轴辐式网络演变。与此同时，路径依赖与核心—边缘特征并存，随着通道建设逐渐成熟，省会城市普遍实现层级跨越，成渝与西北地区城市成长迅速，但边境城市发展滞后。主通道联系强度提升显著，但城市之间网络联系路径固化，不利于协同发展。
③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以内向型城市为主，多数城市在重要性与控制力上表现出一致性。研究期间，成都、重庆等10省会城市（直辖市），长期担任网络中内外经济联系的关键载体，呼和浩特与兰州辐射能力有待提升。产业结构调整与国家战略倾斜对节点城市功能的转变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通道枢纽城市与新兴产业主导城市的功能强化增速。
④社区空间形态遵循地理邻近性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融合趋势，逐渐从高度碎片化向边界清晰的板块化演化，其中西南板块主要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核心，西北板块以西安、兰州和乌鲁木齐为枢纽，反映出企业出于效率、成本等方面的考量而转向区域集中型投资。此外，在政策引导、资源互补以及物流建设等多因素共同作用下，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陆海联动格局正逐步深化。

3.2 讨论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研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本文基于企业的跨区域布局与网络联系数据，通过改进现有模型方法，从节点内外向职能、加权重要性与控制力3个层面开展节点功能精准识别，探讨了企业关联视角下网络权力空间分配的内在逻辑，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成果。同时，本文揭示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的多核心发展趋势及网络联系的枢纽指向性特征，这与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等经典理论相呼应。成渝地区城市在企业关联网络中表现出的强辐射能力与既有研究结论相吻合[37-38]。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以往基于物流运输体系本身或经济统计数据来构建关联网络[38-39]，本文引入企业联系大数据开展地市级尺度的长时序研究，从数据精度和研究视角上为理解市场与政策作用下的内陆开放型经济走廊微观组织规律创造边际贡献。此外，西北地区城市在企业网络中表现出显著实力这一论断与其在其他网络中的表现存在差异[40]，这可能与“一带一路”倡议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对内陆及边境城市产业发展带来的发展契机有密切联系。
基于研究结论，为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同治理，本文提出以下优化路径：①重视和加强边境城市的功能嵌入。政策引导核心城市与边境地区共建特色产业园区，同时鼓励央企或行业龙头在边境布局功能性分支机构，带动技术、资本和人才流动，促进边境城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释放外贸动能。②推动新通道沿线传统工业城市转型升级。通过建设物流枢纽、发展口岸经济和优势产业集群，深度融入通道走廊。③深化东西部地区及陆海联动格局。推动内陆制造业与沿海港口建立“前港后厂”协作模式，共建合作产业园区；优化多式联运网络，加密铁海联运班列频次，提升通道的多式联运效率，引导沿线城市深度融合接入主通道。
本文仅选择企业关联的单类数据进行城市经济联系的测度，未来将考虑采用多元流数据进行对比研究，比较不同数据所反映的特征差异，使城市联系网络研究结果更加全面。此外，多尺度下的城市节点功能演化与通道对沿线城市网络结构的影响机制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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