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问题是国家发展规划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目前，我国已形成“3+N”的区域战略体系，即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3个战略，外加新型城镇化战略等“N”个区域发展战略。文章梳理了我国区域战略体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分析区域战略叠加的内在机制，并探寻其效应最大化的实现途径。研究认为，区域战略叠加所形成的地域经济系统具有地域差异性、联系性、尺度嵌套性、功能传导性与综合集成性五大特征。通过区域战略叠加调控优化地域经济系统的经济地理机制在于：基于比较优势引导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借助系统间的联系获得正外部溢出效应、将区域战略尺度和功能尺度耦合实现不同尺度间战略功能的有效传导，以及通过战略协同产生涌现效应，共同作用使得区域战略叠加之后的效应获得强化。研究提出，在区域战略升级中实现战略叠加效应最大化、发挥主体功能区的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系统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探索综合功能区和国土空间新体系是实现区域战略叠加效应最大化的途径，为“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和“十五五”时期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文章以全球153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将人口老龄化扰动下的经济脆弱性分解为老龄化暴露度、敏感性与适应能力3个维度，基于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框架构建其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函数评估模型、空间异质性指数和面板有序Logit回归模型等方法，定量刻画2010—2020年全球经济脆弱性的空间分异格局及演变趋势，并分析脆弱性演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10—2020年全球老龄化暴露度呈上升趋势，其中低暴露度区域主要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欠发达国家，高暴露度区域主要是欧洲、大洋洲及北美、东亚等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国家。②研究期内全球经济脆弱性显著提升，2020年49.67%的国家处于脆弱态势。其中低脆弱国家主要分布于非洲、亚洲和大洋洲，高脆弱国家主要分布于欧洲和南北美洲。③老龄化暴露度与经济脆弱性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低暴露高脆弱国家主要分布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高暴露低脆弱国家主要是欧洲、大洋洲及北美等区域的发达国家与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④卫生健康支出、储蓄水平、财政负担、劳动参与率等敏感性因子以及产业结构、产业多样化、基础设施连通度、对外开放度、劳动力素质、就业不稳定性、科技创新能力与财政依存度等适应能力因子是脆弱性演进的重要影响因素。
县域要素集散能力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综合运用加速遗传算法投影寻踪模型（RAGA-PPC）、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等方法，探究了2010—2022年中国1735个县域要素集散能力的格局及多维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①县域要素集散能力整体呈稳定上升趋势，八大经济区之间存在显著梯度差异，东部沿海经济区持续领先，而东北经济区发展动力相对不足。②在空间分布上，县域要素集散能力呈现“核心—边缘”结构，热点区稳定集中于沿海和长江中游经济区，冷点区则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和大西南经济区，且范围逐渐缩小。③县域要素集散能力的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为主要来源，其中东北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的差异更为显著，而大西北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④要素集散能力具有较强稳定性，且相邻县域间存在长期的空间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低—低”集聚现象逐渐缓解，向上流动趋势增强。其中高水平县域对低水平县域的虹吸效应明显，而对中等及其他水平县域则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研究结论为优化县域要素配置、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如何精准识别新质生产力，准确研判新质生产力布局的地理空间特征，是现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问题。文章融合文本分析与Skip-Gram模型，结合2000—2022年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对新质生产力进行分类识别，分析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整体趋势、布局、演化与集聚特征。研究发现：从整体趋势看，相较于传统生产力企业，新质生产力企业虽然整体规模较小但始终保持高增速水平，具备较好发展前景；从生产力布局看，2000—2022年东北、东部与南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城市新质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至2022年各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已具备一定规模，且呈现协调增长趋势；从企业动态演化看，各区域企业新质生产力存在频繁增衰演替，企业进入与退出顺差是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的关键；从行业间地理共聚看，技术创新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服务配套。研究结论为精准把握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以及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政策参考。
整合区域要素市场是释放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环节之一，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至关重要。文章采用价格法测算2009—2022年省际市场整合指数，基于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供应链信息披露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检验了区域要素市场整合对企业供应链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区域要素市场整合显著促进了企业供应链信息披露，市场整合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企业披露的供应商和客户数量增加约0.9个，披露金额占比提高约0.03个百分点；②机制检验表明，市场整合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发挥作用：一是降低企业面临的需求不确定性，缓解供应链“牛鞭效应”；二是提高客户集中度，强化大客户对供应链透明度的要求；③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以及地方政府干预程度大（经济增长压力较大）的地区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微观证据支持。
文章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5—202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NNGAIID）试点政策对“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的机理及路径。研究发现：①空间上，城市雾霾污染与碳排放地域特征鲜明，“煤炭三角区”的“污染锁定效应”显著；时间上，城市雾霾污染与碳排放总体趋缓，呈现向西北地区迁移的态势。②NNGAIID试点政策赋能“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通过系列稳健性检验方法，研究结论仍成立。③推动技术进步、抑制城市蔓延和促进经济集聚是NNGAIID试点政策赋能“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的重要渠道。④在非资源型城市和中心城市，NNGAIID试点政策对减霾降碳的作用存在“本地—邻地”双重效应。文章为“双碳”目标下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对“本地—邻地”城市减霾降碳的精准施策提供了理论和经验借鉴。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正持续发育，其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尚待探索。文章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162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上市公司总部—分支机构数据构建2003—2023年城市关联网络，系统解析其网络结构演化特征与节点功能分配规律。研究发现：①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整体从离散型网络向强交互性复杂网络系统转变；②网络层级结构日益完善，由“双核驱动”向“多核并驱”转变，初步形成以省会城市联系为主导的轴辐式网络，核心—边缘结构与路径依赖特征明显；③多数城市在重要性与控制力上表现一致，大部分省会城市长期居于核心高控制力地位，战略枢纽城市与新兴产业城市的功能提升显著；④网络社区空间形态逐渐从高度碎片化向边界清晰的板块化演化，空间融合趋势加强，陆海联动格局正逐步深化。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网络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新通道沿线地区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协同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文章在识别区域创新韧性概念基础上，采用核心变量法、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法以及空间计量模型，测度与剖析了中国城市创新韧性的时空交互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创新韧性呈现整体水平不高且波动起伏的特征，在空间上表现出低韧性城市从西北和西南边境向东北地区蔓延，中等韧性城市从东部和南部沿海向长江中游地区扩散的特征。②城市创新韧性的抵抗力与恢复力呈负向关联，邻近城市间创新韧性的空间关系呈现从竞争态势向协同发展转变，但低韧性城市间的空间关系表现出惰性和路径依赖特征。③城市创新韧性存在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消极的时间滞后效应，政府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合作对城市创新韧性分别有负向和正向直接影响，集聚效应和外商投资分别有消极和积极的溢出影响，产业结构有积极的直接与溢出影响，金融发展水平则对本地与邻近城市的创新韧性均有显著抑制作用。
文章基于2000—2023年长三角地区41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核密度估计法分析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演化格局。在此基础上，结合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运用空间面板模型揭示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其空间分布逐渐从两极分化转向空间均衡格局。②顶部老龄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明显的负向效应，而底部老龄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明显的增益效应。③顶部老龄化和底部老龄化的人力资本效应均显著，人力资本效应是人口老龄化影响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④空间分析表明，顶部老龄化具有“本地—邻地”的空间溢出效应，其对空间邻近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激励作用。⑤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在绿色创新低水平城市中更显著，而其空间溢出效应在绿色创新高水平城市中更显著。此外，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影响具有长期性特征，但这种影响效应正逐渐减弱。
优化国土空间分区开发策略是支撑成长型都市圈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文章以长株潭都市圈为例，构建经济—生态系统韧性和耦合协调评价体系，结合生态源地和生态安全格局评价分析，探究多维度交互的都市圈国土空间功能适配特征，并基于此提出都市圈分区开发优化策略。研究发现：①长株潭都市圈经济韧性和生态韧性呈现出明显的“核心—外围”与南北分异格局，经济—生态系统韧性则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而都市圈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明显的“逆核心—外围”的空间分异特征，中部核心城区面临低协调与低耦合的双重压力（CCD<0.5），东部的醴陵、浏阳则形成高协调与高耦合的良性互动（CCD>0.68），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和生态协同发展的互馈和约束效应越明显。②长株潭都市圈生态安全格局指数以“中”“高”等级为主，“沿江蔓延—绿心为核—外林筑屏”的三级生态网络构型进一步印证了生态源地“东部主导、南部支撑”的空间分布特征，彰显出区域生态本底的显著优势，是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关键空间基础。③分区优化结果将长株潭都市圈国土空间重构为9类功能区，分析了各功能区特征，明确了都市圈未来东向融城发展、西向协调提升等主要方向及分区优化策略。
文章以合肥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Landsat影像数据、“类NPP-VIIRS”数据、土地覆盖数据、绿地公园数据和建筑轮廓数据等多源数据，借助GBRT模型改进DEMATEL-ISM模型探究2006—2020年合肥市中心城区城市形态各指标对热岛强度影响的梯度差异和边际效应。研究发现：①热岛强度均随城市的开发建设逐步增加，增加趋势逐渐放缓。②城市形态指标对城市热岛强度的影响梯度差异性明显，基于此归纳出6种不同发展梯度城市形态指标的关键优化路径，其中高发展强度梯度内根源致因阶多为建设用地格局指标，低发展强度梯度内根源致因阶多为绿地体系布局指标。③城市形态各指标对热岛强度影响的边际效应具有明显的梯度差异，关键指标随取值变化，影响程度和方向也会发生变化，作用强度的阈值点及作用的正负临界点也存在差异。
网红孵化企业（MCN）是网红经济产业链中连接网络红人、数字平台和生产厂商的关键环节，探究其区位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于构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选址行为理论、指导区域产业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抖音平台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剖析中国MCN的区位选择特征，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MCN具有规模差异大、分布范围广的特征，数量呈长尾分布且城市间差异显著，61%的企业集中于前20位大城市，部分MCN向中小城市及中西部地区下沉；②MCN呈现出“整体离散、局部集聚”的空间格局，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均有分布，同时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和成渝都市圈4个高密度集聚区，表现出“实体集聚”和“虚拟集聚”并存的特点；③MCN区位选择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能人才、制度厚度、生产邻近、信息邻近、公共服务设施、绿化覆盖面积和社会活力环境呈显著正向影响，产业基础呈显著负向影响。研究为中国网红经济产业布局和后发地区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提供了经验借鉴。
促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发展，是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文章从微观企业层面，挖掘中国2000—2022年284个城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数据，采用Mann-Kendall检验法、核密度分析法、标准差椭圆分析以及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了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发展呈现阶段性跃迁特征，以2011年为拐点，从“低速奠基期”转入“高速增长期”。数字核心产业企业结构同步分化，数字技术应用企业规模占比最大，而数字要素驱动企业增长最快。②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同时也呈现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性高度集聚特征。③从空间分布方向性和重心轨迹看，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发展呈现“西南—东北”的“收缩式”分布、重心呈现“先向东再向北”偏移的空间特征。④人才、创新环境和数字基础因素是阐释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发展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结合区域禀赋，差异化布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东部沿海应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和人才环境，提升其高端数字产业的辐射能力；中西部地区则应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并注重培育和引进与本地传统产业相结合的数字技术应用型产业，以缩小区域数字鸿沟，促进中国数字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文章基于总部分支数据及专利合作数据构建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链和创新链空间关联网络，运用多元网络耦合模型识别了其耦合特征，并通过系统引入特定城市间的加权链接，推动生产空间关联网络向帕累托最优状态趋近。研究发现：①在空间格局上，产业链呈现“沪—苏—浙”铁三角强联系格局，创新链则表现为以上海为核心的单极主导“核心—边缘”结构。②从耦合特征看，产业链内部以弱耦合为主，尤其在原料药与制剂制造环节存在区域割裂，创新链内部强耦合特征显著，但技术创新壁垒仍较高；“双链”链际耦合中，上游基础研究与原料创新脱节，中游临床转化与器械自主化存在“三低”瓶颈，下游市场准入与产能配置效率不高。③从优化路径模拟看，提升创新链内部耦合对网络效率增益最为关键，产业协同与创新融通需分阶段推进，而双链共轭的螺旋升维则需持续强化“以弱扶强”的链接培育模式，尤其需重点强化“双链”中游成品药环节的耦合强度。
文章基于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502个县域面板数据，利用ArcGIS空间分析、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和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基本实现了从中度失调向初级协调的转变。②长江经济带县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地区差异，且差距在不断扩大。其中，中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长期处于领先状态，而上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③农村绿色发展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逐年增强。④人口密度、公共预算支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经济贡献对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人口密度的影响程度最大。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进程中，绿色金融集聚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文章使用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度和分析了绿色金融集聚水平和碳达峰压力时空演变格局；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绿色金融集聚缓解碳达峰压力的本地和空间溢出效应，并验证了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从时空演变趋势来看，西北和东北地区碳达峰压力较大，东部地区压力较小，整体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②绿色金融集聚能够显著地缓解碳达峰压力，并存在空间效应。其本地降压效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和社会监督效应实现；而在溢出效应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③发展阶段和地理区位对绿色金融集聚的降压效应有重要影响：碳达峰概念提出后，政策保障和治污减排力度增强，进一步提升了降压效应。胡焕庸线东南半壁金融环境较好，降压效应明显；西北半壁金融基础薄弱，降压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为如何有效发挥绿色金融集聚在促进碳达峰与碳中和进程中的作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乡村社会空间是由乡村居民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所构建的空间，乡村集市是乡村社会进行商品交换和交易活动的场所，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文章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以陇中黄土丘陵区秦安县云山镇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社会网络模型，分析其演变过程与特征，进而解析乡村社会空间演变与乡村集市发展的互动关系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在传统社会阶段、城镇化阶段和信息化阶段，云山镇乡村社会空间变化显著，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②随着乡村社会空间的不断扩大，云山镇乡村社会网络结构及网络节点之间的互动关系渐趋复杂，乡村社会网络在不同发展阶段均具有显著的小世界特征，网络节点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③乡村社会空间演变对乡村集市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农村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空间不断扩大，云山镇乡村集市的传统功能逐渐消解并呈现日益衰退的趋势。
文章以福建省552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其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并精准施策。研究发现：①福建省传统村落呈现出“一轴三核交界”的空间集聚分布现象，具有沿东北至西南与海岸线平行的带状特征，其空间结构呈现出“依山就势”和“临水而栖”两大模式，具有鲜明的山水地域特色和景观建设基础。②平均海拔对传统村落分布的解释力最大，自然因子的影响力要普遍大于人文因子。③平均坡度、耕地占比、人均建设用地、城市可达性、交通可达性5个因子的影响程度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④自然生态对空间格局起着基础承载作用，人文生态对空间格局起着干预催化作用，并为此提出筑牢生态屏障，打造和美乡村，以及传承文化根脉，活化景观资源两条精细化施策建议。研究通过精准识别村落空间分布的异质性和关联性，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与片区内差异化协同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客观依据和方法路径。
文章梳理了中国农业智慧化变迁的典型事实，构建了数字经济赋能农业智慧化变迁的理论框架，并以案例验证了理论框架的可行性和实践性。研究发现：①农业农村信息化、智慧化农业机械使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国农业智慧化推动力等方面都显示，中国农业出现智慧化变迁趋势。②数字经济能够促进要素优化配置，增加数据信息供给，驱动农业装备智慧化，提升农业人力资本，促使农业全产业链智慧化升级等，从而赋能与推动农业智慧化变迁。据此，从四大实现路径、“一体两翼”的推进机制和四大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了数字经济赋能农业智慧化发展的政策体系，为持续推进中国农业智慧化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政策启发，对于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以石首市为研究对象，筛选2000—2022年共5期Landsat5、8、9遥感数据，基于谷歌地球引擎计算绿度、热度、湿度和干度4个指标，并以此构建遥感生态指数，用以动态监测石首市生态质量变化并识别生态修复优先区。同时，运用空间自相关等空间统计的方法以及景观格局指数，探究了石首市生态质量的时空变化与聚集特征。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石首市5个时期遥感生态指数的均值依次为0.682、0.746、0.769、0.765和0.753，均处于“良好”水平以上。②石首市5个时期的生态质量等级为“优”和“良好”的区域分布广泛、占比较大。③2000—2010年石首市生态质量改善多、退化少，2011—2022年石首市生态质量改善与退化基本一致。④石首市5个时期的莫兰指数依次为0.423、0.550、0.332、0.340和0.543，表现出空间正相关性，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为主。⑤近20年石首市生态质量景观斑块密度趋于减少，斑块形状趋于规则，同类斑块更加聚集。遥感生态指数与空间统计分析相结合，能够监测生态质量的时空变化情况，识别出生态修复优先区，该方法可以为区域生态安全与生态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为国定贫困县提供了减贫增收新契机，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范返贫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4—2022年中国815个原国定贫困县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及其实现路径。研究发现：①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原国定贫困县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强了减贫效果，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及推动脱贫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和优化资金分配机制，缓解财富集中，促进公平分配与减贫。③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路径主要依赖储蓄与保险金融服务的积极作用，而信贷服务在样本期内则显示出对贫困减缓的抑制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应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充分利用其涓滴效应改善收入分配，以及根据不同地区实际情况和需求实施“储蓄保险优先、信贷审慎推进”的差异化策略。
文章基于长株潭都市圈2020年交通网络及土地利用数据，采用交通优势度模型、当量法分别测度长株潭都市圈各区县交通优势度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此基础上，使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同步发展模型度量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并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分析其制约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株潭都市圈交通优势度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②长株潭都市圈交通优势度表现为显著的“中心—外围”结构，具备行政指向性特征；③长株潭都市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马太效应”，中高值区远离市区且分布较为分散，低值区则聚集于市区；④长株潭都市圈交通优势度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协调水平较低，大多数区县是交通超前发展所致，表明交通对生态系统的制约作用较强，在空间上两者的协调程度和与市区的距离呈正相关。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探析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要和重要科学命题。文章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和系统论思维范式，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矩阵模型，并提出未来研究亟待关注与探究的重要议题。研究发现：①概念矩阵模型是一种用于组织和分析概念之间复杂关系的工具，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矩阵模型，为厘清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联提供了系统性、逻辑性、直观性的理论框架。②以新质生产力核心概念（技术突破、要素配置、产业升级）为行，以旅游业经典“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为列，构建3×6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矩阵模型，为探究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③未来相关研究需立足于文旅深度融合这一发展背景，关注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协同、创新主体和实现路径，为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网红打卡地作为新时代信息通信技术应用背景下的旅游开发产物，探究其虚实空间匹配关系及空间生产机制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城市网红消费空间的理解。文章从虚实空间交互视角出发，基于实证—结构主义混合方法论，利用网络文本挖掘、核密度估计与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了南京市虚实空间匹配的表层特征及其匹配机制。结果表明：①南京市网红打卡地的现实空间建设密度呈现显著的中心极核式分布，虚拟空间感知密度存在核心—边缘式延展特征，虚实空间匹配总体上呈圈层式分布特征，部分中心地区的现实空间建设与虚拟空间感知失调。②从机制上看，空间实践是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实践过程，平台与景区的利益合作及用户到游客的角色转变是虚实空间交互的桥梁；空间表征是权力系统内的虚实交互过程，表现为平台、景区、政府和游客的权力博弈；表征空间是文化脉络中的社会演进过程，是趋利化的消费文化、社交化的体验文化和标签化的网红文化的演进。
数字乡村建设是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的关键支撑。文章基于2015—202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数字技术创新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呈现波动增长但增速缓慢的态势，空间上呈现“东中部高、西部低”的显著分异特征，其中河南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最高，上海最低。②数字技术创新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和产业升级是主要影响机制。③数字技术创新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影响因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其中对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高水平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④数字技术创新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且省际溢出强于省内地区间溢出。据此，文章从要素投入、模式创新、协同治理3个方面提出了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对策建议。
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突发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呈现出高发态势，其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负面作用强的特性愈发显著。文章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退票事件”为案例，融合情感分析模型与空间统计方法，系统揭示了突发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舆情演化具有阶段性与空间极化特征，其中爆发期集中于东北三省，衰退期随空间距离衰减。②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地理邻近与文化认同共同塑造舆情扩散路径。③网络关注度、人口迁移规模、经济水平与空间距离等多因子协同驱动舆情分布，交互效应显著。文章通过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进行时空双维分析，为公共部门精准识别舆情风险、制定差异化空间治理策略提供了借鉴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