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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 Vol. 46 >Issue 1: 1 - 1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6.01.001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区域战略叠加的经济地理机制及效应最大化途径

  • 樊杰 , 1, 2 ,
  • 李淦 1, 2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 北京 100101
  • 2.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中国 北京 101408

樊杰（1961—），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会士，《经济地理》主编。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综合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6-01-08

  修回日期: 2026-01-20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2-1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2230510)

收起

Economic Geographic Mechanism and Maximization Pathway for Regional Strategy Superposition

  • FAN Jie , 1, 2 ,
  • LI Gan 1, 2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1408， China

Received date: 2026-01-08

  Revised date: 2026-01-20

  Online published: 2026-02-12

Fold

摘要

“区域发展”问题是国家发展规划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目前，我国已形成“3+N”的区域战略体系，即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3个战略，外加新型城镇化战略等“N”个区域发展战略。文章梳理了我国区域战略体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分析区域战略叠加的内在机制，并探寻其效应最大化的实现途径。研究认为，区域战略叠加所形成的地域经济系统具有地域差异性、联系性、尺度嵌套性、功能传导性与综合集成性五大特征。通过区域战略叠加调控优化地域经济系统的经济地理机制在于：基于比较优势引导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借助系统间的联系获得正外部溢出效应、将区域战略尺度和功能尺度耦合实现不同尺度间战略功能的有效传导，以及通过战略协同产生涌现效应，共同作用使得区域战略叠加之后的效应获得强化。研究提出，在区域战略升级中实现战略叠加效应最大化、发挥主体功能区的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系统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探索综合功能区和国土空间新体系是实现区域战略叠加效应最大化的途径，为“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和“十五五”时期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关键词： 区域战略叠加; 经济地理机制; 主体功能区; 区域经济布局; 区域协调发展; 因地制宜

本文引用格式

樊杰 , 李淦 . 区域战略叠加的经济地理机制及效应最大化途径[J]. 经济地理, 2026 , 46(1) : 1 -1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6.01.001

Abstract

The issu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has been a core theme throughout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economic geography study. Currently,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3+N" regional strategic framework,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core strategies—th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major regional strategies, and the major function zoning strategy—alongside "N" additional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ch as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China's regional strategic framework,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regional strategy superposition from an economic geography perspective, and explores pathways to maximize its effect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regional economic system shaped by superposing strategies exhibits five key characteristics: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interconnectedness, scale nesting, functional transmission, and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The economic geographic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superposing regional strategies regulate and optimize the regional economic system lies in: guiding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leveraging positive external spillover effects through inter-system linkages, achieving effective transmission of strategic functions across different scales by coupling regional strategy scales with functional scales, and generating emergent effects through strategic synergy. Together, these factors amplify the overall impact of superposing regional strategi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maximizing the effects of superposing strategies requires enhancing strategic synergy during regional strategy upgrades, leveraging the overarching and foundational role of major functional areas, systematically optimizing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Regional Major Strategy, and exploring comprehensive functional zones and new territorial spatial systems.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formulat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and optimizing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s while improving spati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Key words： regional strategy superposition; economic geographical mechanism;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MFOZ);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dap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五年发展规划”是我国规划体系的上位规划。在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土空间治理板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有3个显著特点：①“十一五”规划以来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高度重视得以传承和延续，充分说明我国跨入新世纪后的“区域发展”问题已成为战略指引和宏观治理层面的重要领域。这无疑是符合区域发展规律的战略抉择。②自党的二十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中，“布局”和“因地制宜”两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不断提高，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其中，“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具体体现，“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已成为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③继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之后，再次强调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并把其作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根本举措，这不仅符合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基于此，本文从经济地理学视角，探讨区域发展战略叠加的机制，进而针对如何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提出建议，旨在为“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和“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提供参考。

1 我国区域战略体系的形成和演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在探索如何建立和完善区域战略。早期，毛泽东主席针对“沿海—内陆”关系阐述了区域经济均衡布局的战略思想，而后又探索在国家和省区之间通过设立“大经济区”构建相对完整和相对独立的工业经济体系[1]。进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按照“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战略构想，谋划和推进形成了“四个经济特区—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开放城市—沿海开发地带—内陆开放”的区域开放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为我国新时期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空间布局的顶层谋划、统筹部署，并推动全面实施。目前，我国已经形成“3+N”的区域战略体系，即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3个战略，加上新型城镇化战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关于区域战略叠加效应没有包括新型城镇化战略，在过去某些五年规划中也未将城乡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纳入其中，因此这里把包括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归为“N”个战略）等“N”个战略。我国区域战略不断丰富、不断完善，我国的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1.1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度也被称为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从1999年开始提出到2006年正式形成，自“十一五”规划之后一直是每个“五年规划”的主要内容，且每个“五年规划”都赋予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时代内涵和新的战略任务。
按照邓小平的战略部署，2000年前后区域战略应转向“先富带后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地区切入，是世界各国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采取的共同策略，我国也是如此。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从经济最落后的西部地区入手，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旨在通过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2]，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而后战略重点调整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两大任务。与此同时，具有雄厚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也受经济结构及管理体制的影响，经济发展放缓并逐步落后于沿海省份[3]。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2003年《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标志着东北振兴战略的正式启动[3]。国有企业改革、资源型城市转型、国家粮食安全等始终是东北振兴的关键问题。
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部地区崛起。2006年《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将其提升为战略，并指出中部地区是全国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三基地、一枢纽”）。至此，在2006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将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归纳为西部、中部、东部、东北四大战略区域，提出“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补充明确了东部地区在现代型经济、高技术产业、服务业等具有领先地位，要充分发挥其对全国发展的带动作用（图1）。
图1 我国四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空间分布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3）276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3同。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four major regions of China

此外，我国还十分注重特殊类型地区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早在1986年“七五”发展计划就专门编列了“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2016年“十三五”规划中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困难地区统称为特殊类型地区，不断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支持力度。海洋经济的发展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战略价值，2003年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是首次在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海洋经济”。我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坚持陆海统筹，强调对海洋生态的保护、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海洋权益的维护。

1.2 主体功能区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四大板块”区域单元过大，不利于战略落地和政策精准。因地制宜扭转我国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填补我国长期缺失一张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体化发展蓝图的空白，成为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空间治理问题。2002年起，人文地理学者同国家相关部门协力，探索构筑以地域功能空间分异为基础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区域发展格局[4]。提出并科学诠释“空间结构”“空间均衡”和“生态产品”等概念，逐步建立并完善地域功能理论、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双评价”方法，形成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推动了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规划工作的有序开展[5]。
2010年由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有两套重要的成果（图2）。其一是明确了全国尺度上城镇化、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三大战略格局，形成“全国一盘棋”。其二是通过科学分析各地在全国一盘棋中的比较优势，将我国国土空间以县为单元明确了主体功能区定位。按开发方式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按开发内容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按层级分为：国家级和省级[6]。2011年，“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要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并高度概括了主体功能区战略，核心要点包括：①要遵循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相统一的原则，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②各地区要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三大战略格局；③实施的手段应当是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④战略目标：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此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为“主体功能区制度”。可见，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核心价值和突出贡献在于：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超前体现了生态文明尊重自然的理念；提出的三大战略格局解决了绘到底、干到底的“一张蓝图”问题，提出的主体功能区类型明确了各地的发展定位、解决了“一刀切”和差异化发展的问题；明确了“生态产品”概念，为进一步探讨“生态产品价值化”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出了方向性命题，提出了“三区三线”深化主体功能区划方案，以及健全资源环境监测预警机制，实现对战略规划的动态管理，为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出了改革指向；同时，还提出了“9+1”政策体系和基础制度方案。
图2 全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及三大战略格局空间分布

注：图2a由自然资源部监制，审图号为GS（2016）1600号；图2b、图2c、图2d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0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

Fig.2 Draft of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of China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hree major strategic patterns

1.3 区域重大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出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图3、图4）。着眼人文与经济地理视角，区域重大战略有3种类型：一是按照区域经济地理发育阶段，适时调整区域发展战略，为发达地区在全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指明方向。按照区域经济地理发育规律，协同、一体化等是区域发展步入较高级阶段的战略重点，也是承载区域经济体系中“领头雁”作用的战略选择。因此，也被称为“动力源”地区，主要包括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地区，尔后推出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大体也可归纳到这个区域类型。二是按照区域发展格局演进的阶段，及时推出区域发展战略，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明确任务重点。按照区域发展格局演变规律，区域之间在生态、经济和社会要素的相互作用愈来愈密切，突出系统性治理、整体性发展谋划，实现区域之间的负外部性影响作用之和最小化，而正外部性影响作用之和最大化。结合我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大江大河流域为空间单元，特别是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统筹保护与发展，协调上中下游、左右岸和干支流，对我国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三是具有改革探索价值的试验示范区。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依然是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选择较小尺度的空间单元开展创新性改革探索，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变革。
图3 区域重大战略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jor regional strategies

图4 区域发展战略发布时间和内容

Fig.4 Release timeline and content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①培育和壮大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区域。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个重大区域发展战略，2015年出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出发点，推进区域内交通网络一体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公共服务共享共建。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18年被提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战略定位是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于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将大湾区建设为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和优质生活圈。此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2021年发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战略定位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②统筹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2016年出台《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样板。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长江大动脉，构建东西双向、海陆统筹的对外开放格局。黄河流域在2021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中战略定位为：大江大河治理的重要标杆、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验区和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构建良好的生态保护空间布局和发展动力格局，建设黄河文化彰显区。
③探索并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包含雄安新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区域。雄安新区是国家级新区，2019年发布《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强调系统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样板。海南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2020年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强调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实际行动，目标在于探索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2 区域战略叠加的经济地理机制

地理学研究的着眼点在于不同地理现象之间的联系，应将自然、经济、社会等要素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7]。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着眼于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发展战略相叠加共同构成一个对未来展望或规划的地域经济系统，成为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以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涵盖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完全覆盖国土空间的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图5）。
图5 地域经济系统

Fig.5 Regional economic system

2.1 地域经济系统的特征

地域经济系统涵盖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关要素[8]，其具备一般系统的整体性、联系性、有序性、动态性的基本原则[9]，也具备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地域性、尺度性等特征[10]。综合而言，区域战略叠加生成的地域经济系统具有5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是同一层级的系统间具有地域差异性。同一层级的不同地域系统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生产要素、历史演化、现状基础和未来潜力通常是不相同的，进而产生区域的功能定位、发展战略重点与经济组织结构上的差异性[5]。区域差异性是地理学的核心价值依托，科学理解这种差异性、掌握地域分异规律，并制定因地制宜的区域发展战略，无疑是包括区域战略、空间规划和区域政策等空间治理的意义所在。亦即，差异性塑造了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决定着区域发展战略的路径指向。例如，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多样但生态脆弱，文化多样性突出但基础设施较为薄弱，适宜坚持生态优先的策略，并需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中部地区工农业资源丰富，交通枢纽地位突出，应注重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和综合交通枢纽能力的提升；而东部地区经济基础雄厚，对外联系密切，创新、发展要素集聚，具备率先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内生优势与战略条件。
二是地域经济系统具有联系性。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一个系统只有与外界保持物质交换，才能完成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11]。地理学的空间相互作用规律表明，一个区域的特征往往是在与其他区域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每个区域的发展均具有正负外部性以及对其他区域反馈作用的适应。特别是在当今“双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之下，保持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在“流空间”中将国家整体系统与全球经济体系实现深度融合的必要前提。流空间重塑了要素配置的逻辑，使网络连通性逐步取代地理邻近性，成为影响生产要素组织与布局的关键[12]。随着数据、信息、技术、人才等在“流空间”中的联系强度不断增强，基于联系所构筑的“同城化”“协同化”甚至“一体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作用在不断增加[12-14]。通过要素在不同子系统之间的流动，从而将不同的子系统集合成为一个综合系统。
三是地域经济系统具有尺度性。国土空间从国家尺度到地方尺度，无论是行政层级还是地域经济系统、城镇体系等均可划分为不同尺度。针对不同空间尺度制定的区域战略也具有了尺度性。不同区域发展战略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并不相同，每个子系统内部均有其特有的社会经济活动过程及行动主体[15]。实现不同空间尺度的经济空间结构有序化，根据行政事权和资源操控权等的划分以及空间治理体系科学化要求，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战略目标、战略对象、精准程度和保障举措具有显著的分异。一般而言，在多层级地域系统中，宏观尺度地域系统具备全局主导性和承担顶层设计功能，在经济活动上呈现较强的可预知性与稳定性；而微观尺度则随系统内容的具体化和功能的多元化，表现出更强的灵活调适能力，同时也因多重复杂要素影响而更具不确定性[16]。
四是地域经济系统具备传导功能。不同尺度之间系统的相互联系是集成综合系统的关键，需要有参量对参与其中的要素起到上下贯通的作用，才能够将系统有序组织起来[11]。功能传导是分级管控与落实规划的重要手段，能够为不同尺度的行为主体明确其分配与管理的重点[17]，有利于不同尺度子系统间的相互衔接。传导方式包括指标传导、政策传导、功能传导等[18]，效果受社会经济、管理水平、国土空间利用现状等因素的影响[19]。在地域经济系统内，顶层的战略制定者对基层的执行者具有管辖权，借助行政体系的垂直结构可保障传导功能的有效性。
五是地域经济系统是综合集成的。纵向有尺度转换和传导过程、横向有差异性和外部关联，由此构成的地域经济系统是综合的，区域战略叠加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坚持系统观，从整体上统筹谋划地域经济系统，使之在安全与发展、中央与地方、国内与国外等多个维度实现利益权衡和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生态文明的新形态下，地域经济系统能够科学统筹人地关系，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化新背景下，适应自然承载力和“双碳”目标的约束，适应智能化、数字化的技术变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人文与自然和谐发展[8]。

2.2 地域经济系统调控优化的机制

一是同级系统间的地域差异有利于各系统比较优势的发挥，为实现系统效益最优提供物质基础。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因地制宜进行生产是一种高效配置资源的手段。劳动地域分工理论认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会影响生产力的类型、数量、质量的空间组合方式[12]，并进一步影响区域的社会经济生产结果。因此，为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可以引导生产力向适宜区域转移与集中，增加单位投入产出比，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以局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带动全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二是不同系统间的相互联系能够产生溢出效应，使得系统整体因正外部溢出而获益。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网络的不断完善促进了要素的跨界流动，密切了区域间的互动合作关系，有效促进了异质性知识的交换与融合，加速了区域间创新网络的形成，有利于知识、人才等创新要素的生产与流动[20]。知识溢出效应是驱动内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21]，技术进步的外部性会通过创新网络的带动与扩散作用，促进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不同区域发展战略的科学叠加为创新、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提供了“管道”，全要素生产率高的区域带动其他区域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不同区域间发展质量的协同。
三是综合系统的多尺度分级顺应了生产要素发展的要求，能够释放系统的发展潜力。生产要素有其特有的地域属性，而生产要素的流动会通过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的形式重构地域空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区域内部以及区域间生产要素的变革与流动对上层建筑的组织结构产生影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认为这一影响推动了尺度的形成与重组[22]。地域系统也随尺度变化而分化，不同系统间产生了上下位的尺度关系。在发展进程中，下位尺度政府易受短期经济效益、政治绩效以及局部具体问题所影响，可能做出为了短期利益而损害长期可持续发展，或利于本地发展而对其他地区产生负外部溢出效应的行为。而上位尺度政府能立足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可从根本上统筹和支撑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多尺度嵌套的地域经济系统中，依据生产要素的尺度变化相应地对地域经济系统进行多尺度分级，实现区域发展战略所覆盖的行政空间与生产要素流动形成的功能空间的多尺度耦合，同时利用传导功能兼顾上位系统的宏观视野优势与下位系统的灵活调度能力，上通下达、科学合理地把握地域经济系统的发展方向，激发地域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潜力。
四是子系统综合集成能够产生系统的协同效应，使得系统综合性能超越个体之和。顺应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子系统间相互关联产生协同，能够产生涌现效应，使地域系统整体在整体效能和综合韧性方面具备了单个子系统所不具备的综合收益。
效能增加表现为地域系统的综合效能大于各子系统的效能之和。定义地域经济综合系统$F=\left\{{f}_{1},{f}_{2},\cdots,{f}_{n}\right\}$，令Ei为各子系统fi独立运行时的基础效能，则：
${E}_{t}={\sum }_{i=1}^{n}{E}_{i}+\alpha {\sum }_{i\ne j}{\theta }_{ij}\sqrt{{E}_{i}{E}_{j}}$
式中：Et为各子系统在进行叠加之后的综合效能；${\sum }_{i=1}^{n}{E}_{i}$为各子系统fi独立效能之和，能够线性加和的部分；θij（0≤θij≤1）表示子系统i与j之间的效能协同系数；$\sqrt{{E}_{i}{E}_{j}}$表明两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效能，会受发展水平较弱的子系统的限制；α（α0）为协同效能的全局调节参数，代表着将潜在协同转变为现实协同的能力；$\alpha {\sum }_{i\ne j}{\theta }_{ij}\sqrt{{E}_{i}{E}_{j}}$代表在进行系统叠加之后所带来的涌现效能。当存在至少一对系统对（fi，fj）相互之间的协同效能系数θij＞0且Ei＞0,Ej＞0时，Et＞∑Ei，即总体效能大于部分效能之和。
各子系统叠加后的韧性变化表达式为：
${R}_{t}={\sum }_{i=1}^{n}{R}_{i}+\beta {\sum }_{i\ne j}{\phi }_{ij}\sqrt{{R}_{i}{R}_{j}}$
式中：Rt是子系统叠加之后的总韧性；Ri是子系统fi独立运行时基础韧性；${\sum }_{i=1}^{n}{R}_{i}$为各子系统独立韧性的线性之和；${\phi }_{ij}$（$0\le {\phi }_{ij}\le 1$）是子系统i与j之间的韧性协同系数；$\sqrt{{R}_{i}{R}_{j}}$表明两子系统之间的协同韧性，受限于发展水平较弱的子系统；β（β0）为调节参数；$\beta {\sum }_{i\ne j}{\phi }_{ij}\sqrt{{R}_{i}{R}_{j}}$表示耦合带来的额外韧性增益。
进一步，分析综合系统的抗风险能力（$\Psi $）：
$\Psi =1-exp\left(-\frac{{R}_{t}}{{\sigma }^{2}}\right)$
式中：σ2为环境扰动强度；$\Psi $∈[0，1）。当Rt≪σ2时，$\Psi $→0，表明综合系统韧性小，风险对抗能力弱；当Rt≫σ2时，$\Psi $→1，表明综合系统几乎不受波动的影响。
当各子系统叠加达到效能和韧性的双协同后，系统的综合性能表现为：
$\prod ={E}_{t}·\Psi \left({R}_{t}\right)$
因此，不同的子系统进行叠加之后，相互间不论是产生效能协同、韧性协同，抑或是其他类型的协同，能够实现综合性能的提升幅度大于单项提升的幅度。

2.3 区域战略是优化调控地域经济系统的工具

国家战略在我国的政策体系中是最高层级的，具有统领性、基础性的地位，起着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其本身作为一种行政资源与工具，具有引导生产要素流动的作用。地域经济系统作为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包含的内容广泛，非平衡状态往往是常态[23]，因此需要国家战略统筹与引导，促进我国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
首先，各区域战略是能够刻画区域差异性特征的，在全国一盘棋的总体格局中体现区域比较优势、明确区域功能分工，为区域发展提供“定制”“特制”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任务。我国不同地域在资源环境条件、产业基础、发展阶段和功能定位上存在显著差异，区域战略的制定应在有效认知所在区域的本底条件的基础上，考虑与其他区域的竞合关系，遵照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为区域明确发展方向，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路径。以发展战略为指引，发挥要素禀赋优势，支持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以差异化发展的方式避免区域间产业发展同质化、产能过剩、“内卷式”竞争等问题的发生，为不同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功能互补等创造前提条件。
其次，各区域战略不能是孤立的，应在区域战略和上位区域战略中对区域间的相互联系给予顶层设计或适应性统筹应对，为区域发展提供“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战略路径。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为追求效率的最大化，会引导生产要素向更具优势的区域和领域流动，现代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及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不断完善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发生。区域战略的制定与落实通过向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的“动力源”地区的要素流动与扩散提供相应的政策与制度接口，降低经济要素流动的成本，加速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发生，为深化区域协同、提升整体竞争力提供动力支撑。
再次，区域战略有大小之分，随地理范围大小不同其战略内涵和作用是不同的，应该为区域发展提供“大小适中”“粗细适合”的战略指引。具体而言，上位区域战略应对下位区域战略实施顶层统筹乃至约束指引的作用，下位区域战略应成为上位区域战略的深化及补充完善，区域战略的功能传导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宏观清晰”“微观具体”的规划和行动依据。而尺度具有特定的空间范围，地理范围的不同意味着不同的人口规模、经济活动等，对应着不同的权力关系、功能定位和治理逻辑。从空间治理分工看，宏观尺度战略的核心应在于解决微观尺度无法解决的外部性问题，即宏观尺度战略应凭借其全局性和主导性特征，发挥顶层设计作用；微观尺度则借助其功能多元与管理精细的特征，灵活应对局部不确定性[24]。上下位战略在功能传导的过程中应确保不同尺度战略目标的一致性和战略边界的清晰性原则[25]，即根据区域的范围大小、功能定位与实际诉求匹配相应区域战略，兼顾全局性与针对性，为构建层次分明、协同高效的经济发展格局提供支撑。
区域战略必须通过体系化才能充分发挥叠加效应，对区域发展提供“劲往一处使”“合力最大化”的新动能。区域本身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任何单一战略都只是作用于该系统的局部。若各区域战略间缺乏统筹、各自为政，不仅难以形成正向合力，甚至可能因产业同构竞争或资源错配而产生“系统性内耗”。体系化构建区域战略在于打破不同尺度、不同类型战略的壁垒，将上位统筹目标与下位落地路径有机结合，建立同一层级区域的联动关系，避免各区域战略相互独立或趋于同质化现象的发生。各区域战略所对应的子系统通过相互协作实现协调，系统能够从无序走向有序，并产生涌现效应。要使区域战略的体系化能够通过战略互补、功能联动获得增益，实现地域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3 区域战略叠加的效应最大化途径

3.1 在区域战略升级中实现战略叠加效应最大化

2022年党的二十大指明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2025年中共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无论是从1999年开始逐步形成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还是“十二五”规划以来明确梳理的主体功能区战略，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推出的区域重大战略，都应该按照党的二十大指明的方向，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目标和新要求，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中赋予战略新内涵，在战略升级中实现叠加效应的最大化。
为此，区域发展战略的升级，要关注以下5个方面：①要竭力适应全球变化与“双碳”目标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与以往实现现代化国家的不同点之一是，我们是在生态文明新形态下的现代化，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工业文明时期实现的现代化。生态文明要求，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变化正在深刻地改造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必须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要符合“双碳”目标的约束，这不仅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与责任，也是提升我国深入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竞争力所在。②要加快实现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型。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显然，全球面临的资源环境困境——多项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程度已经超出地球行星边界，在全球步入需求大于供给的经济发展周期变化的阶段，无论是具有发展优势地区产业升级，或是欠发达地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科技创新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目前面临的科技创新对产业现代化贡献力度不足的问题，也反映出体制机制存在障碍以及创新文化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因此实现科技创新链与产业化链条的无缝衔接，关键还在于体制和文化的创新。③要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科技驱动、绿色低碳和数字化智慧化的基本特点，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定海神针”。新质生产力的区位偏好，有可能是科技创新策源地指向的，因科技创新孕育新产业而形成新质生产力；也有可能是产业基础指向的，因具有相当的产业基础、通过科技创新改造传统优势产业而成为新质生产力；还有可能是特色资源优势指向的，因资源在新发展阶段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引擎、对其采用新生产方式进行开发利用而生成的新质生产力。因此，我国区域之间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必须深入研究其指向特征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④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发展取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色，未来人民消费需求能否牵引经济社会发展，应当成为衡量经济健康发展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要根据大众消费需求升级方向和基本需求的高质量满足作为产业培育的重要切口，要通过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之间人民生活水平均衡和区域之间公平发展作为新时期区域战略的重要内涵，要通过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布局来实现让人民群众安心和快乐生活的美好愿景。⑤要努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区域发展一定是在开放合作的大网络系统中的发展，要通过共同做大“蛋糕”实现全球共赢，在共赢中解决发展中的难题、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要关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变化对我国不同区域影响的效应差异及应对策略的差别，实现安全与发展的空间统筹。
着眼以上5个方面战略升级的讨论，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升级重点要实现以保护为主的战略指向，升级为高水平的保护和安全同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统筹，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引导产业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中城市化地区、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涉及的动力源区和发达地区，应把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和高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集中布局、提升人居环境和国土品质作为战略要点。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涉及的欠发达地区要重新审视评价资源优势和发展机遇，在适应大众消费升级和低碳绿色转型中打造新经济增长点，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总之，区域战略在统一目标和要求下实现升级，在升级中彰显不同战略的价值和作用，这才是充分发挥战略叠加效应的必要前提条件。

3.2 发挥主体功能区的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

在区域战略融合叠加中，应充分体现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全局性”和“基础性”这两个突出的战略价值（图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既要促进地区间经济和人口均衡，缩小地区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也要促进地区间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缩小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间的差距。”主体功能区战略贯彻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是其战略的“基础性”价值，即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本条件、对各地在全国一盘棋中的主体功能进行定位。而实现地区经济和人口均衡则是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全局性”价值所在，即在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中，对城镇化、生态安全屏障和农产品主产区的战略格局的统筹谋划，分类实施人口和经济的合理布局。
图6 区域发展战略叠加的途径

Fig.6 Approaches for the superposi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一张蓝图绘到底”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我国长期缺失规划期10年以上的保护与开发布局蓝图，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又都是对区域或局域进行的战略部署。主体功能区填补了这一空白，主体功能区战略确定构建“三大战略格局”，即：“两屏三带”生态安全屏障、“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和“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三大战略格局”已经通过3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落实，目前又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的进一步细化落实，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空间基本形态，主体功能区在区域战略体系中作为顶层设计和总体统筹的战略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是今后形成国土空间战略格局、夯实生态屏障体系、优化城市化布局的基本依据。
不断涌现的区域战略以及多样化的空间规划形式，如果缺失了稳定的“空间底盘”，很容易导致朝令夕改、政出多门且相互不协调等战略决策方面的失误。这种决策的失误往往是根本性的失误。区域发展规律表明，空间结构具有自身的演变规律，较产业结构具有较大的惰性，遵循空间结构规律进行空间管制是实现“底盘”稳定的科学路径。面向可持续发展，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核心指标的主体功能区分类体系，以及建立其上的以县为单元的主体功能定位，为各类上位区域战略塑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底盘”。通过主体功能区管控的关键参数，如确定区域最大开发强度、三线占比及划定，进行刚性约束和上位战略确定的功能传导，确保空间结构有序演进和国土空间合理开发。

3.3 系统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

在主体功能区确定的全国一盘棋顶层设计和主体功能定位的刚性约束下，区域发展战略应贯穿“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区域发展战略的最新论断和最新思想，根据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优化生产力布局，在战略体系中系统优化区域战略定位、战略任务和战略举措。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地域经济系统功能的集中体现。作为国家地域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涵盖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是全国尺度下具有战略使命的子系统。四大区域内部结构完整、功能复合，承担着统筹区域内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维发展的综合职能。进入新时代之后，国家对于四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规划与部署，对于东北地区要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西部要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26]，深化拓展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中部地区要加强与其他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更好融入和支撑新发展格局，东部地区聚焦未来产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四大区域是仅次于我国总体地域经济系统的子系统，综合集成性和上位尺度是该系统的主要特征，相较于微观系统而言具备较强的发展韧性与宏观资源调度能力。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实以来，我国四大区域通过基础设施、城市建设、重大项目等投资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应更好利用其宏观视野，为内部子系统的发展提供战略指引，并发挥其统筹调度资源的作用，以相对较强的韧性为内部子系统的探索性发展提供保障。
区域重大战略是引导经济要素流动的“指向”与“桥梁”。区域发展的“动力源”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京津冀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长三角一体化要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尽管均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示范区，但是地域差异理论和生态位分化机制表明，其终究是差异化发展的。因此，区域重大战略系统的主要特征是差异性。同时，新发展格局要求“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人才要素是现代化发展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区域重大战略应响应“投资于人”的时代需求，以人才要素的集聚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关于地区经济和人口均衡的“全局性”作用的科学指引。此外，统筹两大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强调要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着力点，坚持共商、共治、共建、共享，推进生态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强调要突出黄河治理的系统性，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升流域生态系统稳定性。两大流域横跨东中西三大战略区域，联系性和上位尺度是其主要特征。因此，其系统优化的方向，一方面应为区域间的要素流动提供载体支撑，系统降低区域间的联系成本；另一方面发挥其本底特征以及跨区域联系的宏观优势，在“双碳”目标的要求下协调不同区域间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助力我国更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4 探索综合功能区和国土空间新体系

我国是自然环境、历史沿革、发展基础和增长潜力具有显著区域差异性的国家，又具有独特的行政管理体制和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目标要求。主体功能区主要解决了全国战略格局部署下的分类差异化发展的功能定位问题，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重点围绕着区域内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重大任务与关键举措给出了指引。如何形成战略体系、有效支撑空间治理体系，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命题。鉴于主体功能区对县域单元的功能定位以及空间规划对县域之下采用土地利用解决空间布局和具体功能落地已有较成熟的技术路线和政策途径，建构战略体系着力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应充分兼顾已有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确定的区域板块——通常都是具有综合功能的区域，另一方面应在主体功能区之上通过综合功能区、综合功能亚区等较大尺度的空间配置，形成全国空间战略体系。所以，综合功能（亚）区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实现区域发展战略叠加的效应最大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采用自上而下空间降尺度和自下而上空间升尺度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我国自然环境和人口经济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内外空间相互作用关系，结合区域发展规律、中央和地方政府战略意图，我国有两类综合功能（亚）区在打造国土空间新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从大区尺度看，未来有望形成10~12个综合功能发展板块。每个板块都要以科技创新中心为引擎，以城市群都市圈为核心，以多省区经济一体化为依托，打造比较优势突出、产业链相对完备的创新型区域经济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区域生态系统和生态安全屏障，形成较高农产品自给保障能力，成为支撑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空间单元。其中，长江带被划分为上中下游3个板块，黄河带被划分为2个板块，西部地区划分为青藏高原和西北地区2个板块，再加上东北、京津冀、粤港澳等板块。从跨地市尺度看，未来有望形成80~100个综合功能（亚）区。大概每个省区有3~5个综合功能亚区，其中2~3个综合功能亚区是跨省区的。综合功能亚区，一方面各区依然保持着比较突出的地域功能特色，除国家级的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区域之外，还有省级意义的副中心区域，此外就是以农产品提供为主要地域特色的区域或以生态保护占据重要地位的区域。另一方面，各区均在综合发展水平、地域功能复合化水平方面显著高于主体功能区的水平，无论各区在生态亚区的生态系统结构特征和地理特征、地域文化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方面功能强度如何，每个板块均拥有城市化区域作为内核，是承载经济人口集聚的核心区域，是较高服务业中心和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主要聚集地。
这样，我国未来国土空间新体系，应该由功能区系列、区域战略系列、空间治理系列共同构成（图7）。其中，功能区系列包括全国尺度一盘棋部署的战略格局，以及10~12个综合功能区、80~100个综合功能亚区、主体功能区、功能区4个层次：区域战略系列包括“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空间治理系列由国土空间规划系列和区域政策体系共同构成，国土空间规划应为5（国家、省区、地市、县、乡镇）+2（跨省、跨地市）级构成，区域政策体系则与功能区系列、区域战略系列和国土空间规划系列相配套，旨在提供以功能分异为基础的、支撑战略规划实施的配套政策。
图7 国土空间新体系不同系列对应关系

Fig.7 Correspondence between different series of the new national spat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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