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经济地理 >

2025 , Vol. 45 >Issue 12: 247 - 25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12.025

旅游经济与管理

SES视域下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演进过程与机制——以阳朔县渔村为例

  • 徐雨利 , 1, 2 ,
  • 龙花楼 , 2, 3, ※ ,
  • 姜棪峰 2 ,
  • 王坤 2 ,
  • 简代飞 2
展开
  • 1.曲阜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 中国山东 日照 276826
  • 2.广西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广西 南宁 530004
  • 3.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 北京 100101
※龙花楼（1971—），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E-mail：

徐雨利（1995—），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E-mail:

收稿日期: 2025-09-01

  修回日期: 2025-12-01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2-04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4&ZD145)

收起

Resilience Evolution of Tourism Communities in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from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Yucun in Yangshuo County

  • XU Yuli , 1, 2 ,
  • LONG Hualou , 2, 3, ※ ,
  • JIANG Yanfeng 2 ,
  • WANG Kun 2 ,
  • JIAN Daifei 2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26，Shandong， China
  •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Guangxi， China
  •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9-01

  Revised date: 2025-12-01

  Online published: 2026-02-04

Fold

摘要

文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结合韧性理论与适应性循环模型，在界定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以阳朔县渔村为案例地，系统梳理了渔村社区韧性的演化过程、演进路径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①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是由社会、经济与生态子系统相互嵌套、动态耦合而成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韧性体现为“缓冲—适应—转型”三重能力。②渔村已经历了一个完整的适应性循环（1973—2014年），并正处于第二个适应性循环（2015年至今）的稳定守恒阶段，其韧性演进路径表现为“农业—旅游”耦合发展构筑缓冲能力、治理重构与基础设施完善强化适应能力以及绿色科技等创新要素推动转型能力突破。③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演进机制表现为多元生计构筑韧性演进的基本支撑，集体行动奠定韧性演进的组织基础，创新转型生成韧性演进的内驱动力，治理有效提供韧性演进的制度保障，共同推动了社区韧性的持续提升。

关键词： 社会—生态系统; 自然保护地; 旅游社区; 韧性; 适应性循环; 乡村治理; 阳朔

本文引用格式

徐雨利 , 龙花楼 , 姜棪峰 , 王坤 , 简代飞 . SES视域下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演进过程与机制——以阳朔县渔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25 , 45(12) : 247 -25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12.025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SES)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integrating resilience theory with the adaptive cycle model, this study takes Yucun Village in Yangshuo County as a case to clarify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of resilience in natural protected tourism communities and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its evolutionary process, pathway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Natural protected tourism communities are composite systems formed by the nested and dynamically coupled interactions among soci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subsystems, and their resilience is manifested through the integrated capacities of buffering,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2) Yucun's resilience evolution has undergone a complete adaptive cycle (1973-2014) and is currently in the conservation phase of the second cycle (2015-present). Its resilience trajectory is characterized by buffering capacity constructed through agriculture-tourism coupling, adaptive capacity strengthened by governance restructuring and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and transformative capacity advanced by green technologies and other innovative factors. 3) The resilience mechanisms of natural protected tourism communities involve multiple interacting dimensions: diversified livelihoods provide the basic foundation, collective action form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generates internal dynamism,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offer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Together, these factors jointly promote the continuous enhancement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Key words：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tourism community; resilience; adaptive cycle; rural governance; Yangshuo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新时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制度载体[1-2]。作为自然保护地生态景观资源的主要利用方式，生态旅游被视为联结生态保护目标与社区福祉提升的重要纽带[3-4]。但旅游业具有高敏感性[5]，自然保护地旅游资源又是典型的“公地资源”[6]。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容易引发生态破坏、文化冲突与利益分配失衡等多重问题[7]，使旅游社区的演化呈现出显著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与脆弱性特征[8]，对自然保护地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峻挑战[9-10]。
学界围绕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治理问题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脉络。早期研究多将旅游者与当地社区视为自然保护地的潜在外部威胁，主要聚焦严格保护政策下“保护—发展”二元张力所引发的资源利用冲突与生态环境破坏，并强调通过行政管控与生态补偿机制来缓解社区不满情绪[11]。然而，以外源性干预为主导的治理路径难以从根本上化解深层冲突，其对社区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忽视逐渐引起学界反思[12]。随着社区参与理论的引入，学者们开始转向对社区居民权利结构及其制度基础的深入剖析[13]。多数研究指出，构建以利益共享与多主体协同为核心的治理机制，是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相协调的重要前提[14-16]。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在纠偏早期“强保护”取向的同时，研究重心过度集中于社区的治理结构与参与机制等方面，而对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与社区行为主体之间的耦合关系关注略显不足。
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S）理论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耦合与双向作用，是当前人地关系跨学科研究领域最具解释力与影响力的理论框架之一[17]。韧性（Resilience）是指系统在面对外部扰动与冲击作用下，维持其关键结构与基本功能，并通过适应性调整实现螺旋式演进的能力[18]。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与韧性理论应用于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的发展演化研究，具有天然的理论适宜性，有助于从系统论视角揭示生态保护、旅游开发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进而为高韧性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4]。现有研究中，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与生态多维指标体系的量化测度、综合评价及障碍因子识别等静态截面分析[19-23]，而回归到韧性的本质内涵，从动态演化视角探讨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的演化过程、演进路径及其内在机制的研究仍显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渔村地处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与漓江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域，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屏障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自1970年代以来，渔村已开始发展旅游，在旅游业快速扩张与生态保护高强度约束的双重作用下，其社会—生态系统逐渐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复杂化与系统脆弱性并存的特征，其发展历程以及应对外部约束的适应性策略具有突出的个案研究价值。基于此，本文在厘清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概念内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与韧性理论，构建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演进分析框架，并以阳朔县渔村为实证案例，系统刻画其韧性演化的阶段特征，深入揭示其韧性生成路径与演进的内在机制。研究旨在从理论层面丰富自然保护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体系，并从实践层面为类似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的韧性提升与治理优化提供可操作的参考路径。

1 概念阐释与研究框架

1.1 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概念内涵

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指分布于自然保护地范围内，依托独特自然景观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以旅游业为主要经济驱动力，同时兼具生态保护、社区发展与文化传承等多重功能的社区类型[24-25]。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此类社区可被视为由社会、经济与生态三大子系统相互嵌套、动态耦合而成的社会—生态系统，通常具有资源依赖性强、利益关联度高和系统结构复杂等特征。其发展过程受生态环境条件、政策制度安排、市场力量变动与多元主体互动等多重要素的共同作用，呈现出高度开放性、敏感性与持续演进的复杂系统特征。
韧性概念源于生态学，最初用于描述生态系统在外部干扰下维持结构与功能稳定的能力，后逐渐拓展至社会—生态系统领域。相较于生态学研究中强调“恢复原状”的抗冲击能力，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韧性更强调系统在扰动下的“缓冲—适应—转型”三重能力，突出复杂系统的非线性、自组织性与动态演化性特征[26]。在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情境中，缓冲能力是社区在短期扰动下保持基本功能的能力；适应能力指社区通过制度、资源与行为策略的调整来应对持续变化的能力；当既有发展路径难以维系社区可持续发展时，转型能力使社区得以避免陷入锁定（Lock-in），通过模式创新、治理重构和价值转向实现变革[27]。这三重能力相互联结，层层递进，共同支撑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应对复杂外部环境与长期发展压力。

1.2 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的韧性演进是一个高度复杂且动态变化的过程，既受到全球化、城镇化、旅游化等外部扰动的持续影响，也受到资源分配、区位条件、治理能力等内源张力的共同塑造[28-29]。系统论强调将研究对象视为由多要素、多层级构成的有机整体，关注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整体功能的影响[30]。因此，对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的分析，有必要突破静态与要素分割的研究视角，从整体性与动态性出发，在厘清韧性概念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演进路径与内在机制。
在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研究中，Gunderson与Holling[31]提出的适应性循环模型（Adaptive Cycle）指出，系统通常经历“初始生成—稳定守恒—释放保护—更新重组”4个阶段，并通过内部多元主体持续的自适应调整与各子系统结构重组增强其对外部扰动的响应能力。将该模型应用到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可清晰刻画社区在旅游开发、生态保护与多主体互动共同作用下的韧性演进逻辑。具体而言，初始生成阶段对应旅游业初始发展阶段。随着旅游要素和外来资源的介入，“人—地—业”多元要素被激活，生态景观资源被赋予新的价值，社区内部资本、信息与政策资源快速汇聚，治理结构初步成型，居民生计与产业格局出现积极调整，系统韧性在旅游业快速扩张中呈现上升态势。进入稳定守恒阶段后，此时社区产业体系不断完善，治理制度趋于稳定，社会网络更为紧密，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暂时平衡，系统整体表现出高度秩序性。但资源利用、产业结构与治理体系在快速固化的同时也逐渐丧失灵活性，使系统对外部扰动更为敏感，从而导致韧性下降。当外部冲击或内部矛盾累积至某一临界点，社区进入释放保护阶段，原有制度安排与产业结构开始瓦解，社区功能开始衰退，治理危机逐渐爆发[32]。但这种“破坏”也打破了既有结构的锁定，为系统的重构与创新释放了空间。随着关键要素重新组合，系统进入更新重组阶段，逐步形成新的治理结构与功能模式，若重组成功，系统将进入下一轮初始生成阶段，形成新的稳定发展轨迹实现韧性稳态跃迁；若重组失败，则系统韧性稳态被破坏，可能退化至低级稳定甚至走向失序与解体（图1）。
图1 社会—生态系统视域下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演进分析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volution of resilience in natural protected tourism communities from a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perspective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收集

2.1 研究区概况

渔村位于阳朔县兴坪镇西南部，距县城25 km，总面积8.7 km2，2024年全村共有560户，2400人，耕地面积约153.33 hm2。渔村地处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与漓江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地带，自然景观资源极佳。然而，在生态保护政策与区位交通条件的双重约束下，渔村旅游产业发展几经波折，社区韧性提升一度受阻。一方面，《桂林市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及世界自然遗产地管理规范对渔村的建设行为实行严格管控，高强度的生态保护政策虽在维系漓江流域生态系统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压缩了渔村旅游产业发展空间，导致其只能依托现有自然资源禀赋发展低环境负荷的生态旅游。另一方面，地理区位相对封闭亦对该村旅游发展构成限制，受漓江水体与周边峰林阻隔，村内多数自然村对外交通仍主要依赖水路摆渡或崎岖的山地土路，游客通达性受水位变化与渡运条件影响较大，交通不便削弱了该村的可进入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外来资本进入与当地产业升级的可能性。近年来，在政策引导、村集体统筹和外部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该村旅游产业发展取得了新突破，社区韧性水平显著提升。到2024年，该村有53家民宿，其中外来经营户25家，接待游客100万人次，本村4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旅游相关行业，人均纯收入达1.6万元，旅游业已成为村庄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图2）。渔村也被确立为阳朔县首个重点打造的“全生态美丽宜居”旅游示范村，成为融合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样板。
图2 1990—2024年渔村旅游年接待人次与旅游从业人员占比

注：由于1990年以前渔村旅游接待人次较少且村级统计资料不够完整，故以1990年作为统计起点；为避免新冠疫情对旅游业造成的异常扰动，以2019年替代2020年进行统计。

Fig.2 Annual tourist arrivals and proportion of tourism employment in the labor force in Yucun

本文选取渔村作为案例地主要基于以下两点：①渔村是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的典型样本。渔村生态区位优势显著，自1973年起便率先发展旅游业，是我国生态旅游起步较早的区域之一，其旅游发展历程较完整地覆盖了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是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的典型代表。②渔村展现出突出的自组织能力与社区韧性。在长期面临严格生态管控政策与不利区位交通条件的双重制约下，渔村的发展一度受到外部冲击与制度约束的双重作用，出现阶段性锁定，但该村在多重限制情境中仍能探索出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旅游发展路径，通过内生动力实现治理调整与产业适应，对于深入理解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的韧性演进机制与可持续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2.2 数据收集

本文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获取一手资料。第一阶段调研于2022年1月与2023年3月开展，通过对渔村进行不定期、非正式的参与式观察，并结合与村民日常交流、拍摄照片、收集相关新闻媒体资料，初步建立对案例地发展背景与村民生计方式等方面的整体认知。同时，与阳朔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农业农村局、兴坪镇政府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及漓江景区公司管理者和渔村村干部共计10人分别组织开展座谈会，重点围绕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等主题，从多维视角了解渔村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可持续发展措施及挑战。第二阶段于2024年9月与2024年12月两次前往渔村进行为期8天的驻村调研，选择本地旅游经营户、外来旅游经营户以及非旅游经营户共计15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涉及生态保护政策实施带来的影响与生态补偿措施、旅游经营发展、社会文化融入等方面。两阶段共获得访谈文本约8万字。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除一手访谈资料外，还系统收集了与案例村相关的规划文件、统计年鉴、政府及官媒报道、微信公众号推文等二手资料，以作为重要补充，确保数据来源的多元与完整（表1）。在分析阶段，研究采用过程—事件分析、历时性分析等质性方法进行深入剖析。
表1 访谈对象及主要内容

Tab.1 Interview subjects and main content

数据来源 编号 受访对象类型 主要访谈内容
一手访谈资料 I01-I06 政府工作人员 渔村发展历程与规划、可持续发展措施及挑战
I07-I08 漓江景区公司管理者 与渔村的合作模式
I09-I10 村委会 渔村发展历程与现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I11-I25 村民 生态保护政策实施的影响与生态补偿措施、旅游经营发展、社会文化融入等
现场观察 以非正式参与的形式了解案例地发展概况、村民生计方式等
二手数据资料 规划文件、统计年鉴、政府及官媒报道、微信公众号推文等

注：此处编号以“人员类型+受访排序”方式进行编号，为确保受访者的匿名性，使用编号代替真实姓名。

3 渔村社区韧性演化过程与演进路径

3.1 渔村社区韧性的演化过程

基于适应性循环模型，结合渔村旅游发展的历史脉络，本文选取1973年作为渔村旅游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的起点，并以社会、经济与生态发展相关的关键事件时间节点为划分依据，将其系统演化划分为两个适应性循环阶段。整体来看，渔村已完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适应性循环，并正处于第二个适应性循环的稳定守恒阶段（表2）。
表2 渔村社会、经济与生态各子系统演化过程与特征

Tab.2 Evolution proces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subsystems in Yucun

演化周期 系统阶段 子系统状态
社会子系统 经济子系统 生态子系统
第
一
个
适
应
性
循
环		 初始生成阶段（1973—1999年） 传统农业社会，农业为主要生计来源，乡村聚落布局相对集中，农业生产空间主要为村后及山上的果树山林；传统文化传承与古建筑保存较好；村庄较为封闭，外来人口较少 耕地破碎化，农业发展受限，以种植水稻、沙田柚、柑橘等果树为主；旅游业开始发展，但由于村庄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村民旅游发展能力较弱，旅游产品种类匮乏，市场化程度低，旅游收入较低 自然生态环境方面，这一时期开荒毁林种果导致石漠化与水土流失严重；由于游客人次较少，对人居环境的干扰不明显
稳定守恒阶段（2000—2007年） 农业仍然为本村主要生计来源；部分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谋求发展机会，村内空废宅基地逐渐增加；由旅游发展引发的村民利益冲突开始凸显 因严格的生态保护致旅游开发受限，主要收入来源门票与船票；虽游客激增，但仅少数先锋农户靠农家乐获益，多数村民收益有限；部分村民利用自家竹筏在江面经营竹筏漂流获得较高收入；雨季内涝频发致粮食作物种植减少，村民逐步转向沙田柚等果树的专业化种植 实行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等自然生态环境修复工作；人居环境随着游客人次的增加开始恶化
释放保护阶段（2008—2012年） 因农业收益相对较低，务农人口逐渐减少，外出务工人口增多，耕地开始出现撂荒；随着村民生活水平提高与对高品质生活质量的追求，部分古建被拆除改建为现代楼房，渔村古村整体风貌受到破坏 村民自主经营竹筏漂流，恶性竞争频发，旅游投诉集中爆发，负面舆情严重；农家乐与民宿发展缓慢，截至2010年全村仅有15户从事住宿和餐饮服务；因道路修建、门票收益分成等多重因素影响，地方政府与渔村自然村在开发管理过程中的矛盾激化 山体植被恢复较好，但江面水质因污水排放下降；人居环境恶化，民居乱搭乱建严重，生活、餐饮垃圾污染漓江；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始推行
更新重组阶段（2013—2014年） 村委会治理能力开始增强，带领村民实行生态环境修复与成立经济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村落整体建筑布局由于生态保护政策约束变动较小，但这一时期较多房屋进行了扩建与重建 农业仍是本村主要收入来源之一，部分村民将沙田柚水运至兴坪古镇摆摊售卖，拓宽了增收渠道；竹筏经营权收归漓江景区公司，村民通过应聘筏工参与竹筏漂流经营，有效解决了竹筏经营的恶性竞争问题 “漓管委”成立，对漓江沿岸生态环境实行严格治理；在地方政府和外来精英能人的带动下，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得到较好完成
第
二
个
适
应
性
循
环		 初始生成阶段（2015—2018年） 社区管理逐步规范，村民参与村庄旅游发展决策意愿增强；外来经营户与投资者逐渐增多，村委会通过组织节庆活动等方式，使得外来人员与本村融入较好 随着生态环境改善，逐步有外来投资进入，开发高品质民宿等业态，为本村旅游发展起到示范带动作用；本村部分村民完成了初始资本积累与技能学习，开始开办自家的民宿与餐饮等旅游业态，并逐渐形成民宿发展集群 果树更多使用农家肥，农药化肥的使用减少，生态化种植降低了农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漓江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开始发放，村民环保意识增强
稳定守恒阶段（2019年至今） 村委会治理能力提升，动员推进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和生态保护建设，并承担“舞草龙”“彩调”等文化传承组织工作；外出务工人数减少，宅基地空废与耕地撂荒状况有所缓解；村民积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自愿腾让自家田地用于产业路和游步道建设 农业仍是重要收入来源，生态化种植提升了沙田柚品质，并借助电商与社交平台拓宽销售渠道，收益增加；旅游业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精品民宿、文化体验与生态度假成为主流业态；虽受新冠疫情冲击，但在生态环境改善与交通等基础设施完善带动下，大河背自然村旅游人次与收入持续增长，并带动黄泥田、镰刀湾、元宝榨等周边自然村共同发展 “漓管委”对漓江沿岸村域实行严格监管，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加大，渔村自然生态环境保持较好的状态；村民主动维护本村人居环境，推行使用绿色能源，降低因旅游发展造成的碳排放污染

3.1.1 第一个适应性循环（1973—2014年）

在第一个适应性循环中，渔村经历了从传统农耕经济向旅游主导型经济的初步转型。依托桂林对外开放带来的外源性要素输入，旅游业快速扩张并成为社区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但随着游客规模激增，生态环境压力与治理成本不断累积，逐渐触及社区承载阈值，系统稳定性与适应能力开始削弱。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强化生态保护与旅游秩序整顿等制度性调整，推动社区进入更新重组阶段，为后续进入新一轮适应性循环奠定了基础。
①初始生成阶段（1973—1999年）。1973年，随着桂林市成为首批对外开放入境旅游的城市，少量国际徒步游客沿漓江进入渔村，旅游产业开始萌芽。1998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造访渔村古村落，渔村的国际知名度显著提升。然而由于区位偏僻、交通受限等因素制约，游客数量增长相对缓慢，系统仍处于资源积累与要素激活的初始阶段。
②稳定守恒阶段（2000—2007年）。1999年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将渔村的元宝山作为20元人民币背景图案，使渔村迅速进入国内大众游客视野；2000年漓江景区推出的“总统之旅”旅游线路进一步强化了渔村的旅游形象，游客规模由此迎来快速增长。在此阶段，渔村呈现出要素集聚、知名度提升和客流扩张等特征。但由于基础设施薄弱、接待能力有限以及收益渠道单一，旅游规模扩张未能同步转化为经济增长，系统虽达到一定稳定性，但内在灵活性与适应性开始下降。
③释放保护阶段（2008—2012年）。随着旅游快速扩张积累的矛盾持续显现，渔村社区治理进入失序状态。竹筏漂流经营混乱、筏工向游客索要小费、游客安全事故频发等问题集中爆发，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与舆论压力。政府因与村集体在利益分配、发展模式与治理责任方面难以达成一致，作为外部管理主体逐渐淡出，治理体系趋于碎片化。文化景观功能衰退、社区秩序混乱，系统结构迅速瓦解并陷入低韧性状态。
④更新重组阶段（2013—2014年）。2013年“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成立，2014年漓江列入“中国南方喀斯特二期”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渔村作为漓江流域核心景观受到高度关注。在强有力的政策介入下，政府推动生态修复、违建整治与市场秩序规范，逐步重建旅游管理体系，恢复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社区治理协调性。该阶段的外部制度嵌入为渔村旅游社会—生态系统的重新组合与功能更新创造了条件，系统由此进入新的适应性循环周期。

3.1.2 第二个适应性循环（2015年至今）

在第二个适应性循环，渔村通过生态强管控、旅游规范化治理与乡村振兴政策共同推动，实现了系统重建与韧性提升，呈现出以治理强化、生态修复与产业稳步提升为主导的演化特征。
①初始生成阶段（2015—2018年）。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治理体系的重构与旅游秩序的重建。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针对竹筏经营混乱、沿岸乱搭乱建等问题开展全面整顿，通过规范竹筏漂流运营、安全监管与生态管控，初步恢复了渔村旅游市场的秩序与形象。这一时期，尽管规范化治理增强了系统的基础韧性，但受制于地理区位封闭与交通方式单一等结构性约束，旅游业发展速度仍相对缓慢，系统处于重新积累资源与逐步激活要素的新一轮初始生成阶段。
②稳定守恒阶段（2019年至今）。2019年后，渔村的大河背自然村率先开展生态修复工程，申请到了生态维护资金，沿江修建了青石板步道，显著改善了村庄景观环境与旅游可进入性。此外，还将村口渡船经营权收归村集体统一管理，以规范化的运营机制提升了游客体验与社区治理能力。尽管随后经历新冠疫情冲击，但渔村的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收入仍保持增长，表明系统已进入结构日趋稳定的守恒阶段。在这一时期，生态条件优化、治理体系完善与旅游业稳步增长相互促进，推动渔村的社区韧性达到新的稳定状态。

3.2 渔村社区韧性的演进路径

渔村社区韧性的演进呈现出由缓冲能力构筑、适应能力强化向转型能力突破逐级递进的路径。依托资源禀赋、治理机制与技术赋能的协同作用，渔村在生计稳固、治理优化与产业瓶颈突破方面实现螺旋式上升，逐步形成具有自然保护地特征的韧性演进范式。

3.2.1 “农业—旅游”耦合发展下的缓冲能力构筑

渔村位于漓江风景名胜区特级保护区与世界自然遗产地严格保护区，虽拥有优越的喀斯特景观资源，但严格的生态管控政策限制了旅游设施建设与大型项目开发，使其难以依靠常规景区化路径实现经济增长。然而，该地沙质土壤、适宜气候与充足水源为沙田柚等果树种植提供了优越条件，使其成为当地最重要的传统农业生计。旅游发展后，农业不仅未被挤压，反而在村民生计体系中发挥“兜底”功能，保障了基本经济收入与家庭生活稳定。“我白天去帮人家民宿做卫生，下班回来去地里。家里面的一老一小可以照顾到，出去打工不比那些年轻人合适。”（I12）村民既能在旺季通过民宿、餐饮等获得务工收入，又保留果树种植作为基本的生计保障。
近年来，随着渔村旅游发展逐步向好，农业与旅游业的关系也由并行发展转向互促共生。过去村民主要将沙田柚运往兴坪古镇销售，如今游客数量增加，果园采摘、农事体验等休闲活动亦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方式，促进了当地农业向体验型、互动型方向转化。此外，社交媒体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联系，村民通过微信等平台直接向游客销售柚子，从而形成持续消费，同时也提升了游客对当地的情感依恋，促进了游客与当地社区的持续互动。“我们有个湖北的客人，每年都会来我家住几天，（今年）十月份就联系我们让给他留点柚子寄过去，都说我们这边柚子好吃，其他地方吃不到。”（I17）渔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构建起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发展模式，既维持了低环境扰动，实现生态保护约束下的可持续收益，也通过农业的稳定性弥补了旅游市场的周期性波动，构建起应对外部扰动的强大缓冲能力。

3.2.2 治理重构与基础设施完善驱动适应能力强化

长期以来，渔村受限于区位封闭与生态管控，村民个体在资源与能力上的不足使得单一主体难以独立突破发展瓶颈。在此背景下，村集体逐渐成为资源整合和治理协调的核心主体，通过一系列适应性重构行动推动社区从被动受限转向主动治理，显著提升了系统的适应能力。
首先，优化渡船管理，打破对外交通瓶颈。渔村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只能通过渡船与狭窄山路进出，交通受限成为制约村民日常出行和游客进入的主要障碍。早期渡船由私人运营，管理失序，不仅影响了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也成为制约该村旅游发展的突出瓶颈。“当时渡船收费混乱，本地人收5毛钱、1块钱，游客过来就收10块、20块甚至50块；我们这边每天有小孩要8点上学，都是在兴坪镇上读书，因为渡船属于‘半义渡’，小孩去读书坐船是不用给钱的，但好些时候8点了船也没开，家长天天打投诉电话。后来村里面开会商量，虽然船是你们的，但码头是我们村集体所有，村里面必须统一管理，不然我们生产生活都不能保证。”（I09）村集体主动作为，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并联合地方物价部门、航管所等多方力量，多轮协商后将渡船经营权收归集体统一管理。改革后，渡船仍由原船主负责驾驶，但售票、秩序维护等事务由经过培训的本村人员负责，并实行轮班值守以确保安全运营。票价统一为5元，收益由船主与村集体各分成2.5元，后者作为码头值班补贴和村庄公共发展基金。“我们不是考虑赚钱，是保证村民生产生活有序。刚开始压力也很大，船长不太配合。我天天在河边值班，每天安排村里和政府还有航管所一起负责码头的安全秩序。一开始每天安排5个人才能维护好秩序，后期渡船运营才慢慢稳定下来”（I09）码头渡船的管理机制改革显著改善了社区发展的交通条件，村民的出行需求得到了保障。同时，规范化的渡船服务也显著增强了游客体验，使游客更加愿意进入渔村游览，带动旅游消费增长。
其次，整合资源并动员集体力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破解长期困扰发展的道路瓶颈。受生态保护政策严格限制及资金不足影响，渔村2019年之前始终未能完成道路硬化，雨天泥泞难行，不仅影响村民运输沙田柚等农产品，也使游客望而却步。“以前都烂烂的（泥）路，车子开不进来，果子全靠背出去，游客也不想进来。”（I12）为此，村委会向上级部门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最终获得“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修复专项资金，用于漓江岸线整治与道路改善。同时，村委会组织村民共同筹资修路，形成“人人出力、家家出地”的集体共识。其中旅游发展较好的大河背每人集资800元，经济较弱的镰刀湾每人集资600元，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完成了村内产业道路硬化工程。“大家都明白，路不修都不能发展……像中间那一条路都是村民全部免费让地的。”（I15）道路修建完成后，曾经江边泥泞的小路被整洁的青石板步道取代，显著提升了农产品运输效率和村民日常出行便利，也改善了游客体验。过去游客多为“一日游”，如今越来越多选择留宿，民宿开始集聚发展，村民收入明显提高，为村庄发展创造了新的可能。

3.2.3 绿色科技赋能实现发展转型能力突破

受漓江与周围山体阻隔，渔村早期基础设施薄弱，电力供应长期不足，严重制约了民宿运营与旅游发展。“我们村民宿蛮多的，但电压根本不够，一家房子开几台空调就跳闸了。游客带着一老一小过来，空调都打不开，怎么搞民宿?”（I10）为解决这一瓶颈，村委会多次向上级供电部门反映，最终引起政府部门重视。结合渔村世界遗产地与5A级风景名胜区的特殊区位，以及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的双重需求，政府启动了渔村清洁能源优化工程。2022年，桂林供电局在渔村的大河背自然村实施“绿电岛”建设，实现供电系统全面升级，为大河背的330户居民及其民宿、酒店和农业设施提供稳定绿色电能，使该村成为西南地区首个“零碳村”。同期，漓江兴坪段竹筏完成“油改电”，渔村成为沿线竹筏充电基站，为漓江流域减排和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本次“绿电”升级工程不仅优化了该村的供电网络，还对漓江两岸供电网架进行全面重塑，实现了电缆入地，新建电力设施与自然景观深度融合，最大程度保护了漓江原生态风貌。能源系统的现代化与绿色化显著改善了村庄环境质量与游客体验，增强了民宿、酒店等产业的承载能力，为渔村突破基础设施瓶颈、实现旅游业扩容升级提供了关键支撑。

4 渔村社区韧性演进机制分析

4.1 多元生计构筑社区韧性演进的基本支撑

对于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而言，多元生计方式不仅增强了个体抵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能力，也为社区在外部扰动下的灵活调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空间。渔村生计结构的演变同时受到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约束、市场需求变化以及制度规则与个体能力差异的共同塑造。在旅游业介入前，村民主要依赖传统农业与外出务工，生计结构单一，对自然资源高度依赖，加之基础设施薄弱，社区整体呈现低收益、低韧性的特征[33]。随着旅游业逐步发展，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被激活，自然资本由农业依托转变为旅游发展的核心载体，成为社区生计转型的重要支点[34]。在新的发展情境下，村民依据自身资源条件与能力禀赋主动调整策略，逐渐由农业依赖转向以旅游经营与就业为主，包括开办民宿餐饮、从事导游与交通服务等。尽管旅游业逐渐成长为新的生计支柱，但农业生计始终在社区中占据重要位置。一方面，农业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降低了旅游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部分村民通过发展休闲农业与生态采摘，实现了农业与旅游的深度耦合，进一步提升了农业资本的市场价值。村民在多重力量驱动下不断优化其生计组合，最终形成“旅游为主、农业兜底”的多元生计模式，在风险分散与资源整合中为社区韧性的持续演进构筑了基本支撑。

4.2 集体行动奠定社区韧性演进的组织基础

在渔村旅游发展进程中，村集体作为关键组织核心，通过联结社会网络、整合内外部资源，形成了具有稳定协同效应的集体行动能力，在信息共享、资源流动、规则协调和群体行为塑造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为社区应对外部扰动提供了组织保障[35]。这种集体行动主要体现在内部网络的巩固与外部网络的拓展两个层面。在内部网络层面，旅游发展重构了社区内部的利益关联，使村民在亲缘、地缘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以信任和契约为纽带的新型合作关系。村集体利用集体经济营收建设公共设施，并通过联谊活动、村联欢晚会等方式增强村民之间及本地居民与外来经营者之间的交流互动，扩大了内部网络的包容性。村规民约等制度工具有效规范了成员行为，提高了内部治理效率，使社区在外部变化面前具备更强的自我调适和组织应对能力。在外部网络层面，旅游发展推动渔村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形成跨层级、跨领域合作体系。政府提供制度支持与生态监管，企业促进旅游产品优化与品牌建设，科研与公益机构则注入知识与技术资源，引导社区迈向生态友好型发展。这些多元主体的嵌入构成了复杂的聚合体[36]，通过内外联动不仅提高了社区的风险应对能力，也为其韧性演进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制度与组织基础。

4.3 创新转型生成社区韧性演进的内驱动力

随着旅游业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单一依赖自然资源与传统观光旅游模式已不足以支撑社区韧性持续提升。此时，渔村通过技术升级、组织创新、文化再生产和数字传播等多维赋能，不断突破发展瓶颈，形成了推动社区韧性深化演进的内生动力体系，推动系统向更高水平的自我更新与转型发展。首先，技术创新为社区突破基础设施约束提供了关键支撑。清洁能源优化工程有效改善了电力短板，实现“全电岛”“绿电岛”建设，满足了民宿等旅游服务业的能源需求，为社区迈向绿色低碳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其次，合作模式的创新为社区提升知识输入与资源整合能力提供了平台。一方面，村集体对外来投资者与本地居民实行同等待遇，营造开放包容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通过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村庄在规划设计、景观提升和生态治理等方面获得专业支持，形成了持续创新的智力来源。再次，文化创新为社区提供了新的价值增长点。通过对“舞草龙”等传统民俗的创造性转化与旅游化呈现，本土文化得以延续和活化，不仅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认同，也拓展了旅游产品的文化深度与市场吸引力。最后，数字传播与新业态培育进一步拓宽了社区的外部市场嵌入空间。渔村打造“村咖”等生态友好型新场景，丰富消费体验；同时通过抖音等平台进行目的地品牌传播，突破了传统营销局限，推动社区形成更强的外部连接与市场竞争力。

4.4 治理有效提供社区韧性演进的制度保障

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的韧性演进深嵌于多层级治理体系之中。国家、区域与地方多尺度政策的纵向衔接，以及政府、村集体与居民等多元主体的横向协作，共同构成了影响社区资源利用方式、行为选择与风险应对能力的制度环境[37-38]。这一多层级、多主体交织的制度环境，决定了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的生成并非线性过程，而是在自上而下制度约束与自下而上适应性反馈的互动中不断重塑。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明确了社区发展的边界与秩序。国家层面通过生态保护红线、土地利用规划及旅游发展战略提供总体框架[39]；地方政府在政策指导下制定更具操作性的管理规章，并通过土地管控、环境评估、生态补偿与市场监管落实治理责任；村级组织和社区主体则通过村规民约、资源共管与行为规范实现制度的在地化实施。多尺度制度的联动有效避免了治理碎片化，使生态保护、旅游开发与社区治理得以在统一规则下协同推进。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适应性反馈为治理体系提供必要的灵活性。制度能否发挥效能，关键在于是否契合地方实际。居民的生计选择与资源利用方式既是制度执行的最终体现，也是重要的反馈信号。当政策与社区需求一致时，村民会主动调整行为以适应制度，从而增强系统稳定性；当二者出现偏差，基层实践所产生的压力与经验便会向上传导，促使管理部门修正规则或调整治理方式。通过这种反馈机制，多层级治理体系不断优化，提升了在复杂情境下的应对能力，为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的持续演进提供了稳定而灵活的制度保障。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当前，我国自然保护地体制的顶层设计已逐步完善，但在微观层面，对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的关注仍相对薄弱。本文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结合韧性理论与适应性循环模型，在界定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内涵的基础上，以阳朔县渔村为案例地，系统分析了渔村社区韧性演化过程、演进路径与内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①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本质上是由社会、经济与生态子系统相互嵌套、动态耦合而成的社会—生态系统，其演化受生态环境约束、政策制度安排、市场需求变化及多元主体互动等因素共同塑造，韧性表现为“缓冲—适应—转型”三类能力的综合体现，支撑社区在复杂扰动下维持功能稳定并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②渔村的社区韧性演化已经历了一个完整的适应性循环（1973—2014年），并正处于第二个适应性循环（2015年至今）的稳定守恒阶段，呈现螺旋式上升特征。总体演进路径体现为“农业—旅游”耦合发展构筑缓冲能力、治理重构与基础设施完善强化适应能力以及绿色科技等创新要素推动转型能力突破。
③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演进源于多维机制的协同作用。其中，多元生计为风险分散与资源整合提供了空间，构筑了社区韧性演进的基本支撑；集体行动通过内部社会网络的巩固与外部社会网络的拓展，为多元主体协同应对扰动与冲击奠定了组织基础；创新转型通过多维赋能为社区注入持续发展的内驱动力，有效突破了资源与制度约束；而治理有效则借助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与自下而上的适应性反馈，为社区韧性演进提供制度保障。

5.2 讨论

不同于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以维持系统稳定为核心目标，社会—生态系统的演进韧性并不回避不确定性，而是将扰动视为系统演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演进强调的不是避免风险，而是在外部冲击持续存在的情境下，社区主动吸纳扰动、缓解系统刚性累积，并通过结构调整与功能重组不断提升适应与转型能力的过程。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以渔村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了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演进的内在机制。研究不仅揭示了漓江流域在严格生态管控与特殊区位条件约束下社区所形成的独特适应性路径，为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在生态系统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提供了基层实践经验，也进一步丰富了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理论在中国自然保护地语境下的应用研究。但是，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深化完善：一是可在定性研究基础上引入长时间序列数据，更精细地刻画社区韧性演进的时空过程；二是进一步加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理论与中国自然保护地治理实践之间的对话，重点关注制度变迁、权力关系与利益分配等因素在韧性演进中的作用机制，避免将韧性简化为“适应能力”的技术性概念，而忽视其背后的政治经济与制度维度。此外，中国自然保护地多分布于老、少、边、穷地区，其内部具有数量众多、人口规模庞大的当地社区[40]，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外流与生计结构单一等问题，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薄弱，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脆弱性。未来应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问题的系统研究，以深化对其治理路径的认识。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蔡晓梅, 苏杨, 吴必虎, 等.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发展的理论思考与创新实践[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4):839-861.

DOI

[2]
张圆刚, 文彤, 吕兴洋, 等. 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资源保护与创新发展[J]. 自然保护地, 2021, 1(2):1-21.

[3]
Zhang Y, Hanna P, Vanclay F. Social impacts from tourism development in protected areas:Comparing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conservation zones of Wulingyuan World Heritage Site,China[J]. Land Use Policy, 2025, 158:107753.

DOI

[4]
Strickland-Munro J K, Allison H E, Moore S A. Using resilience concept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protected area tourism on communiti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0, 37(2):499-519.

DOI

[5]
张鹏飞, 郭伟, 虞虎. 从脆弱性到韧性:旅游业何以转危为机?[J]. 旅游学刊, 2024, 39(12):45-60.

[6]
Ostrom E.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Science, 2009, 325(5939):419-422.

DOI PMID

[7]
张海洲. 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的关系研究:思想渊源与理论演进[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10):2383-2398.

DOI

[8]
吴承照, 贾静.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我国国家公园管理机制初步研究[J]. 旅游科学, 2017, 31(3):24-32.

[9]
方言, 吴静. 中国国家公园的土地权属与人地关系研究[J]. 旅游科学, 2017, 31(3):14-23.

[10]
张朝枝, 李子帅. 资源保护对景区内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以广东丹霞山为例[J]. 经济地理, 2024, 44(7):206-213.

DOI

[11]
蒋明康, 吴小敏.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与管理对策研究[J]. 农村生态环境, 2000(3):1-4,14.

[12]
宗雪. 我国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林业资源管理, 2016(1):14-18.

[13]
徐菲菲, 钟雪晴, 王丽君. 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4):902-917.

DOI

[14]
刘超.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环境私人治理机制的构建[J]. 中州学刊, 2021(4):48-55.

[15]
董茜, 邓毅, 高燕, 等. 中国国家公园的社区共管模式特征及管理分类——基于社会资本理论[J]. 环境保护, 2019, 47(24):45-49.

[16]
马思静, 张家荣, 张玉钧, 等.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4):1089-1103.

DOI

[17]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 4(1):1-23.

DOI

[18]
Folke C, Carpenter S R, Walker B, et al. Resilience thinking:Integrating resilience,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J]. Ecology and Society, 2010, 15(4):20.

[19]
Weis K, Chambers C, Holladay P J.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community-based tourism in the commonwealth of Dominica[J]. Tourism Geographies, 2021, 23(3):458-478.

DOI

[20]
Lacitignola D, Petrosillo I, Cataldi M, et al. Modelling socio-ecological tourism-based systems for sustainability[J]. Ecological Modelling, 2007, 206(1-2):191-204.

DOI

[21]
滕琳曦, 廖凌云, 叶妙君, 等. 国家公园社区韧性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武夷山为例[J/OL].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1-23[2025-11-24].

[22]
朱媛媛, 汪紫薇, 乔花芳, 等. 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规律及影响机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7):1748-1765.

DOI

[23]
马勇洁, 仲俊涛, 米文宝, 等. 青海湖国家公园不同类型牧户生计韧性评价[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5, 34(3):682-692.

[24]
张香菊, 钟林生, 虞虎. 近50年自然保护地旅游研究进展与启示——基于文献计量分析[J]. 旅游学刊, 2022, 37(5):45-56.

[25]
郭向阳, 明庆忠, 杨春宇, 等. 喀斯特生态脆弱区旅游生态系统韧性时空变化及多尺度障碍因素——以贵州省为例[J]. 经济地理, 2023, 43(10):190-200,230.

DOI

[26]
Gumming G S, Barnes G, Perz S, et al. An exploratory framework for the empirical measurement of resilience[J]. Ecosystems, 2005, 8(8):975-987.

DOI

[27]
Folke C, Hahn T, Olsson P, et al. Adaptive governa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2005, 30:441-473.

DOI

[28]
刘海朦, 胡静, 吕丽.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冲突的演变及形成机制——以湖北省神农架为例[J]. 经济地理, 2024, 44(7):214-222.

DOI

[29]
吴必虎, 盈斌, 杨秋风.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红线管控、旅游发展与文化表征[J]. 中国生态旅游, 2022, 12(2):208-219.

DOI

[30]
姜棪峰, 罗丹艺, 张英男.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促进村庄振兴的机制及启示——以浙江省德清县东衡村为例[J]. 资源科学, 2025, 47(1):97-109.

DOI

[31]
Gunderson L H, Holling C S. Panarchy: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03, 114(2):488-491.

[32]
耿艺伟, 李效顺, 陈伟强, 等. 乡村地域系统韧性类型识别与驱动机制研究——以豫东平原区商丘市睢阳区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9):1755-1768.

DOI

[33]
杨钊, 刘昌琪, 王盼盼, 等. 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变化过程与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5, 80(2):523-544.

DOI

[34]
张朝枝, 李子帅. 资源保护对景区内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以广东丹霞山为例[J]. 经济地理, 2024, 44(7):206-213.

DOI

[35]
王素洁, 李想.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可持续乡村旅游决策探究——以山东省潍坊市杨家埠村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11(3):59-69,90.

[36]
何艳冰, 杨怡然, 郭艳花, 等. 旅游型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韧性演化过程与机理——以苏州陆巷古村为例[J]. 人文地理, 2025, 40(2):128-137.

[37]
陈诚.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乡村政策演变与乡村地方重组及其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J]. 地理科学, 2020, 40(4):563-571.

DOI

[38]
吴文智, 许建波, 孔翔. 从嵌入到共生:SES视域下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研究[J]. 地理研究, 2024, 43(10):2763-2784.

DOI

[39]
蔡晓梅, 苏杨, 徐卫华, 等.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法制保障[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40(6):1429-1450.

DOI

[40]
黄宝荣, 胡学湉, 汤凌, 等. 建设人地关系和谐的自然保护地社区:“人与生物圈计划”带来的启示[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5, 40(9):1558-1571.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