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是跨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变量。厘清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的作用机制，是增强中国与RCEP国家经贸韧性与区域协同的路径。文章基于2008—2023年RCEP成员国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系统考察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RCEP国家营商环境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阶段性波动；国别差异显著，新加坡、日本等发达国家稳居第一梯度，而柬埔寨、缅甸等欠发达国家虽处于末位，但近年呈上升势头。②地缘经济联系整体趋于强化，但2014与2016年出现短期回落，其空间格局与营商环境特征相似。③营商环境优化显著促进地缘经济联系，其主要通过改善政务、要素、人力、开放、创新和治安环境，从而增强经贸合作吸引力。④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强化地缘经济联系，而过高的制度距离与产业同构等形成抑制，部分控制变量对地缘经济的影响尚未显现。促进效应在RCEP成立后，发达国家、人口大国及伙伴国家更显著。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从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3个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2010—2023年中国31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考察了新质生产力的时空演进及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增长速度较缓，产业形态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短板。②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处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东强西弱、东北滞后”的空间分异格局，但各省份新质生产力水平逐渐向更高等级进阶。③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差距贡献率最大。④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新质生产力发展呈“俱乐部趋同”特征，且存在路径依赖，跨等级跃迁概率较低。⑤新质生产力发展受经济、制度、教育和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化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和交通便利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和法治化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基于2014—2020年中国823个省际边界县域面板数据，刻画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并运用STIRPAT模型、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2014—2020年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整体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碳排放强度呈现下降趋势，西部地区省际边界县域是高碳排放强度的主要集聚地。②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并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③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发展对本地碳排放强度呈抑制效应，但会增加扩大相邻县域碳排放强度，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④省际边界县域数字金融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技术创新效应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最后，文章提出了以数字金融促进碳减排的核心战略及优势驱动、因地制宜与协同合作的发展策略。
文章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方位，探讨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区域发展规划应该重点确立的五个“坚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证，确保规划方向不偏、执行有力，服务于全国“一盘棋”发展大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核心价值，确立规划服务于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目标导向，通过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与比较优势原则，优化空间治理，提升规划的科学性与实效性；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全过程，从战略层面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现实基石，将安全发展观贯穿规划编制与执行全过程,重点保障粮食、水、能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信息安全等关键领域安全。文章据此框架，系统阐述了各维度的理论逻辑、现实成效与实践路径，为优化区域政策空间、健全实施机制，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引。
文章以2012—2022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进程中地区间基金征缴在协调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方面的重要影响，并分析了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表明，省域间征缴水平差异明显，且差异主要来自不同区域之间。②较高的征缴水平将显著抑制地区经济增长，并扩大地区间经济差距，不利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③上述影响受发展经济压力与社会养老压力共同作用，发展经济的压力激励地方政府采取放松降低水平的逐底竞争策略，加剧经济差距；社会养老压力构成硬约束，限制了征缴政策调节经济均衡的弹性空间。④征缴水平与地区间经济差距呈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极值点为1.171。研究结论为优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制度可持续性矛盾提供实证参考。
文章基于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Moran's I、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省域居民消费相关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居民消费空间差异的驱动力，同时探讨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省域居民消费空间均衡化发展的驱动力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总体上中国省域居民消费表现出正向空间相关性，省域居民消费差异在年份上的变化较小，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空间格局。②从全局阶段的平均值来看，代表数字经济的各因子能够起到促进省域居民消费空间均衡化发展的作用。③从交互分析来看，数字经济与传统因素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代表非数字经济的驱动因子在与其他因子两两交互后，对于居民消费空间差距的促进作用增大；代表数字经济的数字支付水平、数字个人信贷水平、人均邮电业务量、移动电话普及率等数字经济因子与其他变量交互后仍能保持很小的q值，说明它们作为区域居民消费均衡化发展的驱动力稳定有效。
文章基于六普、七普人口数据，从乡镇尺度上刻画重庆市人口收缩格局，运用多元线性回归、随机森林模型、夏普利值和偏依赖图等多种机器学习方法，分析了丘陵山区人口收缩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和边际效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重庆市88.47%的乡镇发生人口收缩，乡镇人口收缩的空间结构正不断重组，增长型乡镇呈“一中心、多片区”零散分布，收缩型乡镇呈“两带、五环”片状分布。②随机森林模型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明显优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结果显示规模经济子生态位对丘陵山区乡镇人口收缩贡献度最大，其中耕地面积指标影响最大；其次为公共服务子生态位，其中医疗设施贡献度最大；而人口结构与自然条件子生态位的贡献差异不大。此外，不同区域乡镇人口收缩的影响因素异质性和相似性并存。③通过偏依赖图发现影响因素与乡镇人口收缩之间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其中地形起伏度、GDP、科教设施数量、综合商店或超市数量、交通设施数量和公路密度等因素存在明显阈值。
文章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案例地，运用熵值法测算其2010—2020年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韧性指数，采用综合适配度和地理探测器探析两者适配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积极的发展态势，空间非均衡性特征显著，呈现“高—高”“低—低”的空间集聚特点；生态韧性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城市数量显著增加，整体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且生态韧性相对增速明显高于经济发展水平。②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韧性适配度明显提升，“中度适配”与“高度适配”类型城市逐渐增多，且中高适配水平类型呈现出从省会城市向周边地级市扩散的特点。③土地利用强度、人均GDP和产业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韧性适配度的主要因素，人均GDP与土地利用强度交互作用的解释度最高。
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中心地区和边界地区的理论框架，揭示了城市空间去中心化对居民工资的负面效应和作用机制。同时基于LandScan数据和参数方法构建了中国城市空间去中心化指标，并与CHIP收入数据相匹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空间去中心化会通过破坏集聚经济、增加通勤成本和加剧行业空间分化来降低居民工资。尽管部分城市已显现出去中心化趋势，但从整体来看，这一现象尚不普遍。加强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的空间均衡配置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可能成为应对相关风险的有效路径。
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实融合对地级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并引入TOE框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实融合能够显著提升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地理分布方面，数实融合对胡焕庸线南部资源型城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沿线城市的影响次之，北部城市则显现出负向影响；在资源禀赋方面，数实融合对煤炭类、非金属类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的强化效应显著，金属类城市次之，森工类和油气类城市未显现出统计显著性。②机制检验表明，数实融合通过信息赋能、劳动升级和公众驱动等路径提升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③数实融合对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较强的“中心—外围”特征。
文章基于房地产企业的股权投资数据，构建2003—2022年4个连续时段的长三角城际房地产有向投资网络，从微观节点、中观组团、宏观拓扑层面进行结构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从城市属性、城际邻近性、结构内生性角度探讨了长三角房地产跨城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际房地产投资网络具有层级鲜明的核心—边缘结构，沪宁杭合甬“Z”型廊道愈发显现。上海房地产资本流动规模始终居于首位，和苏州、南通、盐城形成单核放射状组团，与江浙皖3个省界社群并列为四大组团。②长三角城际房地产的投资规模与辐射范围逐年扩大，异配性先增后减、互惠性不断强化，垂直投资的弱化和双向投资的互馈推动着投资网络向多中心均衡化发展，城市间交互关系和依赖程度的深化推动着网络向社群化发展，网络演化稳中有变。③长三角房地产跨城投资及其演化由网络内生和外生动力双重驱动。其中城市化、地方化和全球化程度对投资城市和引资城市存在差异化影响；网络内生的结构依赖和时间依赖是重要动力，具体包括互惠性、扩张性、传递性、稳定性和变异性。
文章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选取制度这一对于产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生产要素，剖析了制度关联的含义，构建了产业尺度的制度关联量化指标。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制度关联对中国区域产业路径突破和路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中国区域产业间制度关联整体较强，且产业间制度关联分布较为均匀，但随时间推移出现产业制度分割趋势；②中国区域产业路径以依赖式演化为主，东部突破型产业占比较高，全国各城市路径升级过程从点到面逐渐扩散；③与区域现有产业集合制度关联较强的新产业更容易进入区域，这类产业通常是依赖型产业，不利于本地路径突破。但较强的制度关联可以通过推动区域内企业集体学习和产业协作，促进区域实现路径升级。
文章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的理论内涵和构成维度，构建乡镇创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评价体系，运用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变异系数、Theil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探讨了2012—2023年东莞市28个乡镇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水平、动态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东莞市乡镇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整体上呈现非均衡发展趋势。②东莞市乡镇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演变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逐渐从“东高西低”向“西高东低”演变，即创新创业活动在西部地区呈上升趋势，而在东部地区则呈下降趋势，且其演化趋势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明显。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性和产业结构是影响东莞市乡镇创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的主要因素，各影响因子两两交互之间只存在双因子增强关系。最后，针对珠三角乡镇创业生态系统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优化政府扶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人才机制等对策建议。
文章基于湖南省夜间灯光与土地利用数据构建碳收支核算模型，在分析2000—2022年县域碳平衡分区的基础上，融合主体功能区定位提出了差异化减碳增汇政策建议。研究发现：①2000—2022年湖南省碳排放总量从9239万t增至51387万t，增幅约4.56倍，空间分布呈“东高西低”特征；同期碳汇总量轻微下降，西部森林资源丰富的县域碳吸收量较高，空间格局保持稳定。②湖南省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ECC）和碳排放生态承载系数（ESC）时空特征显著，总体上碳生产能力与碳排放生态承载能力均有所下降，能源利用效率呈“点散状”分布，碳汇效率“西高东低”。③从经济与生态双视角，可将湖南省划分为低碳保持区、降碳攻坚区、经济发展区、综合优化区四大碳平衡区域，同时融合主体功能分区进一步细化为11类区域，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各区域的低碳发展策略。
提升县域农业产业链韧性对保障农业产业链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武陵山区71个县域为研究对象，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对2010—2023年农业产业链韧性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其区域差异、演进特征及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武陵山区农业产业链韧性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其空间格局呈梯度分异与空间极化并存的特征，“高者愈高、低者愈低”马太效应明显，路径依赖突出。②考察期内，区域不平衡程度逐渐减弱，超变密度是区域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跨区域协同仍显不足。③短期内难以实现全面平衡发展，在既定地理空间范围内表现出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农业产业链韧性水平的提升具有渐进性，需防范向下转移的风险。④协同提升抵御能力、恢复能力及再造能力，是提升武陵山区县域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关键突破口；同时应夯实人才与种业两大核心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未来应在县域差异化治理、省际协同联动、国家战略对接的多层次框架下，统筹推进武陵山区县域农业产业链韧性建设，进而实现乡村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机制构建与政策保障。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双向赋能（以下简称“双向赋能”）是破解乡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关键路径。文章首先基于“要素—产业—制度”协同视角，系统阐释其双向赋能的理论、制度和实践逻辑；其次，解构二者双向赋能的作用机理，提出以“要素激活产业、产业反哺要素、制度保障协同”为核心的动态机制；再次，剖析二者双向赋能的现实困境，包括要素转化梗阻、产业反哺低效和制度协同不足；最后，提出应打通“要素—产业”增值通道的资源转化路径、构建“经济—生态”良性循环的产业反哺路径和保障政策激励闭环的制度协同路径。文章提出的“双向赋能”机理，为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乡村产业绿色化转型，进而实现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系统性路径。
城市边缘区的土地混合利用（MLU）与乡村多功能是区域发展与国土空间治理的焦点。文章首先分析了MLU对乡村多功能的作用机制，继而融合手机信令、POI等多源地理大数据，构建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了徐州市边缘区412个村的MLU水平；最后借助空间杜宾模型（SDM）考察了其对乡村多功能的影响路径与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MLU对乡村综合功能有正向影响。MLU每提升1单位，综合功能会提升0.045单位。②MLU对经济、生产、生态和社会功能产生影响，其中对乡村经济、生产、社会功能具有促进作用，但对生态功能产生不利影响。③MLU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MLU主要作用于本地，跨区域效应有限。文章拓展了MLU的研究场景，发展了乡村多功能研究，为从土地资源配置视角优化乡村多功能发展、推动城市边缘区国土空间高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文章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指标体系，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测度2012—2022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地理探测器研究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2—2022年淮河生态经济带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变化趋势，GML指数的小幅增长主要源自技术进步。②淮河生态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的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格局存在显著差异。③农民生计保障、农业机械化水平是影响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因素，且各影响因子交互后的驱动效应得到显著提升。据此，提出应强化绿色技术攻关与数据赋能、采取差异化针对性的发展策略，健全农户保障机制与农机现代化体系、实施系统协同规划等对策建议。
文章采用长江经济带2007—2021年107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传递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森林碳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①森林碳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初期因“资源诅咒”现象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后期逐渐转为正向促进。②森林碳汇通过生态产业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③绿色金融和数字经济能够加快森林碳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负转正的进程，且使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稳定。④初期森林碳汇增加可能会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但后期这种空间溢出效应会由负转正。⑤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森林碳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上游地区森林碳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为负，中下游地区则显著为正，且下游地区的正向促进作用强于中游地区。最后，研究提出：①积极推动生态产业化，形成林业“生态+”多元化产业体系；②鼓励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和数字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赋能森林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③建立和完善森林碳汇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区域合作，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文章以“东北文旅”为研究标签，获取抖音平台500条短视频和89849条评论文本数据及375个文旅目的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文本挖掘与情感分析方法，系统探讨了东北地区文旅短视频的空间关注格局及情感认知特征，并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东北地区文旅短视频整体关注度呈现“北部、东部偏高，中部偏低”的不均衡分布格局，高值区多集中于资源禀赋突出、城市功能完善的区域。②不同类型文旅目的地关注度存在显著空间差异，自然生态类呈头部极化，历史人文类形成“双核心”格局，现代体验类则以东部为主要区域集聚。③评论者情绪整体以正面为主，积极内容占比最高，体现出东北地区文旅良好的网络口碑，但亦存在如气候寒冷、价格偏高等负面感知内容。④短视频平台中的文旅目的地关注度由短视频内容、社媒平台、用户情绪反馈共同影响作用，反向建构关注地的网络形象，从而再次影响其关注度在网络上的传播效果。
文章基于2014—2023年安徽省县域面板数据，构建“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运用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从时空双维视角探析了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旅游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①安徽省县域乡村旅游TFP总体呈增长态势，但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地区差异逐年扩大。②高乡村旅游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归纳为4种模式：需求导向模式、环境驱动模式、综合协同模式、环境—基建双驱动模式。③安徽省内县域间受多维因素动态交互的影响，同一条组态路径的实施效果呈现阶段性分化。④各路径在县域层面的适用性存在明显空间分异，可划分为3类：高适用型、中适用型和低适用型。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多重复杂路径，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拓宽了研究视角。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不仅能够促进乡村经济转型升级，而且也能有效推动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文章以贵州省遵义市的典型乡村旅游地为案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游客的空间感知、地方认同、文化参与、主观幸福感以及遗产保护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空间感知显著正向影响文化参与、地方认同、主观幸福感和遗产保护行为。②地方认同显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同时主观幸福感又会显著正向影响遗产保护行为。③文化参与显著正向影响地方认同、主观幸福感及遗产保护行为。④文化参与和主观幸福感在空间感知与遗产保护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⑤旅游经历在游客文化参与与遗产保护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结合韧性理论与适应性循环模型，在界定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以阳朔县渔村为案例地，系统梳理了渔村社区韧性的演化过程、演进路径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①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是由社会、经济与生态子系统相互嵌套、动态耦合而成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韧性体现为“缓冲—适应—转型”三重能力。②渔村已经历了一个完整的适应性循环（1973—2014年），并正处于第二个适应性循环（2015年至今）的稳定守恒阶段，其韧性演进路径表现为“农业—旅游”耦合发展构筑缓冲能力、治理重构与基础设施完善强化适应能力以及绿色科技等创新要素推动转型能力突破。③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韧性演进机制表现为多元生计构筑韧性演进的基本支撑，集体行动奠定韧性演进的组织基础，创新转型生成韧性演进的内驱动力，治理有效提供韧性演进的制度保障，共同推动了社区韧性的持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