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经济地理 >

2025 , Vol. 45 >Issue 10: 204 - 21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10.021

旅游经济与管理

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

  • 田里 , 1, 2 ,
  • 闫子豪 1 ,
  • 张鹏杨 , 1, 2, ※ ,
  • 隋普海 1
展开
  • 1. 云南大学 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中国云南 昆明 650091
  • 2. 中国旅游研究院 边境旅游研究基地， 中国云南 昆明 650091
※张鹏杨（1989—），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边境旅游。E-mail:

田里（1961—），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跨境旅游。E-mail:

收稿日期: 2025-02-17

  修回日期: 2025-07-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1-20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JY023)

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项目(C6213001226)

收起

Co-evolution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Resilience in Chinese Border Provinces

  • TIAN Li , 1, 2 ,
  • YAN Zihao 1 ,
  • ZHANG Pengyang , 1, 2, ※ ,
  • SUI Puhai 1
Expand
  • 1. School of Business and Tourism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China
  • 2. Research Center for Border Tourism， China Tourism Academy， Kunming 650091， Yun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2-17

  Revised date: 2025-07-06

  Online published: 2025-11-20

Fold

摘要

明确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的协同演化机制，对促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屏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构建中国陆地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和生态安全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线性加权法、哈肯模型、GTWR模型探究了其旅游经济和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机制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在时序演变上，边境省域旅游经济指数快速增长，生态安全韧性指数“稳中向好”；在空间分布上，西南边境地区、东北边境地区旅游经济水平较高，西藏生态安全韧性遥遥领先。②旅游经济是主导系统协同演进的序参量，系统协同演化机制尚处于初级阶段；研究期内，边境省域系统协同度不断提高，2019年各边境省域均脱离系统失调等级，辽宁、云南、广西率先进入优质协调等级。③在影响因素上，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政府干预、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对系统协同演化以正向影响为主，环境规制以负面影响为主。

关键词： 边境地区; 旅游经济; 生态安全韧性; 协同演化; 高质量发展; 哈肯模型

本文引用格式

田里 , 闫子豪 , 张鹏杨 , 隋普海 . 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J]. 经济地理, 2025 , 45(10) : 204 -21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10.021

Abstract

Clarifying the co-evolution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resilience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order area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barrier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of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resilience in China's land border provinces, and explores their co-evolution mechanism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using the linear weighting method, Harken model, and GTWR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ourism economy index of the border provinces grows rapidly, and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resilience index is stable to good. The tourism economy is higher in the south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border areas, and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resilience of Tibet is far ahead of the others. 2) Tourism economy is an ordinal parameter that dominates the co-evaluation of the system, and the co-evaluation mechanism of the system is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The system synergy of the border provinces has been improving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and all the border provinces will be out of the system dysfunction level in 2019. Liaoning, Yunnan, and Guangxi will be the first to enter the high-quality coordination level. 3) In terms of influential factor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ve a predomin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ystem co-evaluation, whi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predominantly negative impact.

Key words： border area; tourism economy; ecological security resilience; co-evolu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rken model

旅游产业作为践行“兴边富民”行动的重要途径，具备环境友好和资源消耗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旅游产业依赖边境省域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通过旅游经济效益推动边境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屏障建设；另一方面，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会出现旅游人数激增、旅游开发加剧、产业无序扩张等情况，增加了边境省域生态环境压力，可能引发生态安全问题。边境地区既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承担着国家生态屏障建设的重要职能，其生态安全问题事关全国大局[1-2]。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安全系统性提升，是边境省域正在面临并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要“促进边境地区繁荣稳定”，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通过推进边境旅游等特色产业发展提升边境发展内生动力；同时，指出要“推进生态退化地区综合治理”，而边境地区是生态退化地区综合治理的重要空间载体。因此，探究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的协同演进机制，对实现边境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安全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随着我国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与生态的矛盾逐渐突现，旅游与生态的关系开始引起学界关注，出现旅游环境承载力[3]、生态旅游[4]、旅游可持续发展[5]、旅游生态安全[6]等研究方向，其中旅游与生态的协调关系是研究的重要内容[7]。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一是研究内容上以旅游与生态双系统的协调关系研究为主，并逐步向多系统协调关系[8]拓展，同时旅游与生态复合系统的协同演化[9]也开始受到学界关注；二是研究方法上以定量研究为主，耦合协调模型是研究的主流方法，能揭示系统间的协调关系；三是研究尺度上由省域[10]、市域[11]等中宏观尺度向特殊区域拓展，包括黄河流域[12]、长江经济带[13]、自然保护地[14]、乡村旅游地[15]等。其中，旅游发展与生态安全的关系问题是旅游与生态研究的重要方向。“韧性”概念自20世纪末引入生态学领域以来，长期应用于生态系统修复、可持续发展、抗灾减灾等领域，为生态安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韧性”概念起源于物理学[16]，经历了工程韧性、生态韧性[17]和演进韧性的发展过程。其中，演进韧性作为描述复杂系统应对外部压力与自身限制而形成的改变、适应、提升能力[18]，常应用到“社会经济系统”研究中，如旅游韧性[19-21]研究。“韧性”作为一种抵御风险的状态，在“安全”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如城市安全[22]、数据安全[23]、生态安全[24]、国家安全[24]等。
综上，旅游与生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本研究开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更多聚焦系统间的协调关系，对复合系统内部要素的交互机制关注较少，尤其缺乏将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视为一个复合系统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相关研究主要采用耦合协调方法，耦合虽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思路，但在探究研究对象内在机制方面存在局限，相较而言，协同演化方法更能揭示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9]。在研究区域上，缺乏对生态脆弱性较高的边境地区的关注，而协调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对促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完善生态屏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选取中国边境省域作为研究区域，构建中国陆地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和生态安全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线性加权法测度2009—2019年边境省域旅游经济指数和生态安全韧性指数；同时，依托哈肯模型分析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机制，并运用GTWR模型进行影响因素探究，以期为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中国陆地边境省域涉及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广西、云南9个省、自治区（以下简称“省域”），面积560万km2，约占我国总面积的62%；陆地边境线总长2.28万km，边境线90%的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区[25]。独特的自然资源和多彩的民族文化赋予边境省域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业成为边境省域“兴边富民”的重要途径。中国陆地边境省域承担着国家生态屏障的重要职能，是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等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的重点区域，对边境地区生态系统质量改善提出了较高要求。
本文以中国陆地边境省域作为研究区域，研究时间为2009—2019年。同时，结合前人研究将陆地边境省域划定为东北边境省域、西部边境省域和西南边境省域三大区域[26]。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边境省域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部分数据通过基础数据计算获得，个别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进行补充。

1.2 指标体系构建

1.2.1 边境省域旅游经济指标体系

中国陆地边境省域旅游经济水平反映了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体量与质量，边境省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旅游经济的繁荣。依据相关研究[9,27-29]，从旅游经济规模、旅游经济效率、旅游经济支持3个维度共11项指标构建边境省域旅游经济指标体系（表1）。其中，旅游经济支撑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基础，旅游资源禀赋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引入旅游资源丰度指标表示边境省域旅游资源禀赋[28]。相较内地旅游经济而言，边境旅游是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学界尚未对边境旅游的定义形成共识，且各边境省域统计维度存在差异，无法直接获取原始数据表现边境旅游发展水平，而边界屏蔽效应水平作为衡量边界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边境旅游发展的潜力，故引入边界屏蔽效应水平表征边界开放程度，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30]，选择边境省域国内贸易量和国际贸易量之比作为各边境省域边界屏蔽效应水平，即边界开放程度。
表1 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resilience in border provinces and their explanations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权重 属性
旅游
经济
（TE）		 旅游
经济
规模		 国内旅游收入 亿元 0.124 正
旅游外汇收入 万美元 0.129 正
旅游总人次 万人次 0.117 正
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 % 0.082 正
旅游总人次与常住人口之比 / 0.080 正
旅游
经济
效率		 旅游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0.079 正
旅游人均创汇收入 元/人 0.075 正
旅游经济密度 元/hm2 0.209 正
旅游
经济
支撑		 旅游资源丰度 - 0.051 正
星级酒店数量 个 0.046 正
边界开放程度 - 0.008 负
生态
安全
韧性
(ESR)		 压力
韧性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t 0.009 负
工业SO2排放量 t 0.027 负
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万t 0.013 负
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亿元 0.010 负
突发环境事件 件 0.007 负
状态
韧性		 人均水资源储量 m3/人 0.412 正
人均森林面积 hm2/人 0.256 正
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 % 0.024 正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011 正
城市绿地园林面积 hm2 0.024 正
响应
韧性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0.033 正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023 正
污水处理率 % 0.018 正
环保支出占GDP的比重 % 0.048 正
人工造林面积 hm2 0.085 正

1.2.2 边境省域生态安全韧性指标体系

边境省域生态安全韧性是衡量边境生态安全的重要尺度，也是边境省域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PSR模型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率先提出，广泛应用于生态安全评价的相关研究中。PSR模型以因果关系为基础，反映生态系统受到外来压力（Pressure）影响后，内部状态（State）发生变化，进而引起相关主体的响应（Response），促使生态系统向好的方向发展。依据相关研究[1,6,9]，从压力韧性、状态韧性和响应韧性3个维度共15项指标构建边境省域生态安全韧性指标体系（表1）。

1.3 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机制

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是旅游经济和生态安全韧性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结果。基于系统论视角，可以将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视为两个保持动态变化的系统，在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共同演化成旅游经济—生态安全韧性复合系统。在复合系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系统内部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或从低阶有序向高阶有序的转变，并在要素间协同演化到一定程度时突破结构突变临界点，实现复合系统向更高阶系统的发展[31]。根据协同学理论，复合系统作为自组织系统，其协同演化机制具备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随机涨落性等特征[9]。在开放性上，旅游经济—生态安全韧性复合系统需要接受系统内部、子系统间、系统与外界等主体间的信息交流、资源置换、要素分配，是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实现相互作用、协同演化的基础条件；在非平衡性上，复合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各要素都处于动态变化中，各要素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复合系统处于非平衡的状态；在非线性上，表现为复合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是存在密切联系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如旅游经济规模既能影响压力韧性也能提升响应韧性；在随机涨落性上，各个变量的随机变化使复合系统保持协同演化的内驱动力，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都可能促使系统突破结构突变临界点，实现复合系统向更高阶系统的发展（图1）。
图1 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机制

Fig.1 Co-evolutionary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resilience in border provinces

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通过协同演化，实现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韧性提升，促进旅游产业与生态安全共同发展。生态安全韧性是生态环境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基础条件，为生态环境资源向旅游资源转化提供了系统保障，较好的生态安全韧性有利于扩大旅游经济规模、提升旅游经济效率、完善旅游经济支撑。旅游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两山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论支持与政策导向下，通过经济效益、环境规制、产业治理等方式反哺生态安全韧性，如通过降低旅游产业污染排放增强压力韧性、引导旅游者低碳行为改善状态韧性、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升响应韧性等。在旅游经济—生态安全韧性复合系统中，旅游经济、生态安全韧性作为系统的状态参量，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受自组织特征影响，会在系统演化的过程中形成主导系统发展的序参量，驱动复合系统突破结构突变临界点，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其有序结构越高，协同度也越高。由此，本文引入哈肯模型对旅游经济—生态安全韧性复合系统的状态参量进行分析，识别出复合系统中的序参量，探讨序参量、状态参量的相互作用及复合系统发展阶段，以探究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的协同演化机制。

1.4 研究方法

1.4.1 熵值—线性加权法

在对边境省域旅游经济指标体系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通过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再使用线性加权法测度旅游经济指数。同理得出边境省域生态安全韧性指标权重与生态安全韧性指数[32]。

1.4.2 哈肯模型

哈肯模型能通过绝热近似假设方法消去快变量对系统的影响，找出序参量及演化方程，进而通过有序度探究自组织系统的演化阶段和协同机制[33]。由于旅游经济指数和生态安全韧性指数是通过年度社会经济数据测度得出，需要对哈肯模型进行离散化处理[34]，将其转变为经济学分析上的运动方程。

1.4.3 GTWR模型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在地理加权回归的基础上加入了时间维度，同时考虑时间和空间的非平稳性，提高了回归关系时空特性的准确度[35]。基于GTWR模型，参考已有研究[9,28-29]，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ECON）、城镇化水平（URB）、政府干预（GOV）、环境规制（ENV）、人力资本（HUM）、科技创新（CREA）作为探究影响旅游经济—生态安全韧性复合系统协同度的主要因素。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指数分析

由图2a可知，边境地区的旅游经济指数快速上升，呈现西南高、东北次之、西部较低的分布格局。在时间上，边境省域整体的旅游经济指数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由2009年的0.113提升至2019年的0.451，各边境地区的旅游经济指数也均呈不同程度的上升态势。说明伴随“兴边富民”政策的不断推进，我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规模、旅游经济效率、旅游经济支撑得到一定发展，旅游经济持续提升。在空间上，边境省域旅游经济指数也呈现西南高、东北次之、西部较低的分布格局，2019年西南边境地区旅游经济指数为0.806，远超东北边境地区和西部边境地区。
图2 边境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指数变化趋势

Fig.2 Trends i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resilience index in border areas

由图3a可知，云南、广西旅游经济水平较高，西藏、甘肃、新疆相对较低；云南、广西呈现快速发展态势，2019年旅游经济指数较2009年提升超过0.6，旅游经济快速发展；吉林、内蒙古、甘肃、西藏呈现持续上升态势，虽然发展速度不及云南、广西，但旅游经济持续增长；辽宁、黑龙江、新疆呈现波动上升态势，旅游经济指数在2014、2015年前后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总体仍然处于上升趋势。
图3 边境省域旅游经济指数变化特征

Fig.3 Change of tourism economy index in border provinces

由图2b可知，边境地区生态安全韧性指数“稳中向好”，呈现西部边境地区领先、东北和西南边境地区相近的分布格局。在时间上，边境省域整体生态安全韧性指数基本稳定，2019年边境省域整体生态安全韧性指数较2009年小幅度上升；各边境地区虽出现波动变化情况，但总体上基本保持稳定。生态安全韧性“稳中向好”，是由于状态韧性受资源总量、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影响变化幅度较小，同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通过增强压力韧性、提升响应韧性促使生态安全韧性提升。在空间上，2009—2019年西部边境地区生态安全韧性指数年均值为0.489，而东北、西南边境地区分别为0.191、0.206。
由图3b可知，2009—2019年边境各省域生态安全韧性指数均呈现波动变化趋势，整体变动幅度较小，但各省域整体水平差别较大。其中，西藏生态安全韧性指数遥遥领先，年均值为0.772；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生态安全韧性良好，年均值位于0.190~0.270；辽宁、吉林、甘肃生态安全韧性相对欠佳，年均值低于0.180。

2.2 协同水平测度及分析

2.2.1 协同演化模型构建

根据哈肯模型基本原理，将旅游经济（TE）与生态安全韧性（ESR）作为状态变量构建演化模型（表2），通过绝热近似假设方法判断演化模型是否成立。分别将2009—2019年的旅游经济（TE）与生态安全韧性（ESR）作为序参量，构建运动方程进行回归以判定模型是否成立。
表2 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模型及说明

Tab.2 Co-evolution model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resilience in border provinces and their explanations

假设条件 运动方程 参数信息 模型判定
q1=TE
q2=ESR		 ${q}_{1}(t+1)=1.1274{q}_{1}\left(t\right)+0.1064{q}_{1}\left(t\right){q}_{2}\left(t\right)$，R2=0.9704
${q}_{2}(t+1)=0.9903{q}_{2}\left(t\right)-0.01{q}_{1}^{2}\left(t\right)$，R2=0.9908		 γ1=-0.1274，γ2=0.0097
a=-0.1064，b=-0.01		 满足绝热近似假设；
模型假设成立
q1=ESR
q2=TE		 ${q}_{1}(t+1)=0.9943{q}_{1}\left(t\right)-0.0395{q}_{1}\left(t\right){q}_{2}\left(t\right)$，R2=0.9908
${q}_{2}(t+1)=1.1404{q}_{2}\left(t\right)-0.0074{q}_{1}^{2}\left(t\right)$，R2=0.9703		 γ1=0.0057，γ2=-0.1404
a=0.0395，b=-0.0074		 不满足绝热近似假设；
模型假设不成立
根据检验结果可知，在2009—2019年旅游经济为序参量，对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生态安全韧性复合系统协同演化起主导作用，协调演化模型各参数：γ1=-0.1274，γ2=0.0097，a=-0.1064，b=-0.01。可得演化方程和势函数：
${\dot{q}}_{1}=-0.1274{q}_{1}-0.1098{q}_{1}^{3}$
$V=-0.0637{q}_{1}^{2}+0.0274{q}_{1}^{4}$
当 ${\dot{q}}_{1}$=0时可以得到三个解，分别为 ${q}_{1}^{\text{'}}$=0， ${q}_{1}^{\text{'}\text{'}}$=-1.0773， ${q}_{1}^{\text{'}\text{'}\text{'}}$=1.0773。由于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均为正值，故势函数q>0，即解应为1.0773，此时可得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生态安全韧性复合系统协同演化的稳定点（1.0773，-0.037）。可得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度，协同度是通过计算各参量点与稳定点的距离判断参量点位于系统协同演进的具体阶段。d值越大，表明系统偏离平衡状态越远，协同程度越低。参考相关研究[32]，对协同度进行正向归一化处理。
通过协同演化模型构建，发现在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生态安全韧性复合系统中旅游经济为序参量，主导系统演化。从控制参量看，a<0说明生态安全韧性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b<0说明旅游经济对生态安全韧性具有抑制作用；γ1<0说明旅游经济对复合系统协同演化具有正反馈作用；γ2>0表明生态安全韧性对系统有序度提升具有负反馈作用。|a|>|b|说明生态安全韧性对旅游经济的促进作用强于旅游经济对生态安全韧性的抑制作用，b的绝对值相对较小表明旅游经济对生态安全韧性的抑制作用较弱，可以通过旅游经济绿色发展实现抑制作用向促进作用的转变，|γ1|>|γ2|说明在复合系统中旅游经济的正反馈强于生态安全韧性的负反馈机制。子系统交互存在抑制作用和负反馈机制，表明复合系统协同水平还处于较低的初级阶段，要积极引导生态安全韧性建立正反馈机制以推动系统协同演进。
综上，可以推断在“兴边富民”等政策支持下，边境省域通过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强旅游市场监管、支持边境旅游试验区建设等措施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生态安全韧性通过多样的地形地貌、优质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旅游经济在复合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撑，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系统演化程度。然而，快速发展的旅游产业也难以避免的对生态环境带来压力。在生态文明建设等政策导向下，边境省域的生态安全韧性受到关注，在边境省域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和广泛分布的生态退化综合治理区域，要求旅游产业绿色发展。在此背景下，旅游经济虽通过经济效益、环境规制、产业治理等方式增强生态安全韧性，但在客观上抑制了旅游经济发展，进而也延缓了复合系统演化进程。可见，边境省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立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韧性提升的良性互动关系，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2.2.2 边境地区协同演化时空分异特征

由图4可知，在时序演变上，2009—2019年边境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度出现明显涨幅，说明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的协同演化水平不断提升。具体来看，2009年各边境地区差距较小，其中东北边境地区、西南边境地区协同度水平相近；到2019年，各边境地区协同度差异逐渐拉大，西南边境地区协同度增加较快，始终高于边境省域平均水平，而东北边境地区在2015年协同度水平开始低于边境省域平均水平，表明各边境地区协同度差异逐渐拉大。在空间分布上，协同度呈现西南边境地区最高、东北边境地区次之、西部边境地区相对欠佳的分布格局。2009—2019年西南边境地区协同度均值为0.406，远高于东北边境地区的0.24和西部边境地区的0.111。西南边境地区依托“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通过国内旅游、出境旅游、边境旅游等促进旅游经济快速发展，同时积极探索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协同机制，助力系统协同度快速提升。东北边境地区各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生态安全韧性水平存在不同特征，内部差异限制了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西部边境地区虽然生态安全韧性较好，但受交通通达性影响旅游经济发展较慢，阻碍了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的协同演化，致使协同度水平相对较低。
图4 边境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度变化趋势

Fig.4 Trends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resilience in border areas

2.2.3 边境省域协同演化时空分布特征

为探究各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差异，根据哈肯模型协同度测度结果，将协同演化等级划分为优质协同[0.60，1.00）、中级协同[0.45，0.60）、初级协同[0.30，0.45）、濒临失调[0.15，0.30）和系统失调[0，0.15）5个等级，并通过ArcGIS绘制2009、2014、2019、2009—2019年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等级空间分布演变图（图5）。从整体来看，2009—2019年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水平相对较低，协同度均值位于初级协同及以下等级，未出现中级协同、优质协同，反映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的适配不足，系统尚未建立成熟的系统协同演化机制。具体来看：
图5 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等级变化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3）276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6同。

Fig.5 Evolutio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evolution level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resilience in border provinces

①优质协同区域。该区域呈现“南北双高”分布格局和集聚化演化趋势。在空间上，辽宁旅游经济起步较早，云南、广西依托区位优势旅游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在旅游经济主导系统演化的情况下通过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相协调，率先带动系统协同演进至优质协同等级。在演化趋势上，云南、广西保持相对一致的发展速度共同进入优质协同水平，而辽宁也带动吉林进入中级协同水平，呈现集聚化发展趋势。
②中级协同区域。该区域主要分布在辽宁和吉林。辽宁、吉林先后进入中级协同水平，表明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的相互作用更加深化，推动协同演进机制不断优化。云南、广西从2014年的初级协同跨越式增长到2019年的优质协同，在较短时间内突破中级协同等级，反映边境省域在厘清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的关系后，通过协同效应摆脱系统失调、濒临失调的处境，在自组织系统的内部驱动下协同演化机制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能够较快突破中级协同等级实现协同演化的跨越式增长。
③初级协同区域。该区域呈现“先南后北”的演化趋势。初级协同意味着省域已经初步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机制，摆脱了系统失调的无序状态，系统有序度持续提升。辽宁、云南、广西在旅游经济的驱动下，协同演化较早进入了初级协同区域，而其他省域虽然生态安全韧性相近或优于这些省域，但旅游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致使协同演化水平发展较慢，2019年内蒙古、甘肃、新疆才进入初级协同阶段。
④濒临失调区域。该区域以北部省域为主。濒临失调是系统由无序向有序转变的“过渡阶段”，系统正在协调子系统的交互关系以建立协同演进机制。2009—2019年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以濒临失调模式为主，说明在研究期内厘清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的作用关系是这些省域的主要任务。与辽宁相邻的吉林、内蒙古较早进入濒临失调水平，表明辽宁对周边省域协同演进的带动作用。新疆、甘肃在2019年跨越濒临失调直接进入初步协同阶段，表明濒临失调“过渡阶段”属性。西藏、黑龙江也在2019年进入濒临失调阶段，系统协同演进的有序性逐步提升。
⑤系统失调区域。该区域以甘肃、西藏为主。其中，西藏生态安全韧性较强，但较弱的可进入性严重阻碍了西藏旅游经济发展；而甘肃旅游经济、生态安全韧性水平均相对较低，故甘肃、西藏系统协调度较低。2009年，除辽宁外各边境省域均为系统失调阶段，而到2019年已经没有边境省域位于该区域，意味着各边境省域系统协同演进已摆脱无序状态，旅游经济、生态安全韧性的正反馈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协同效应逐步显现。

3 影响因素分析

3.1 模型选择

在进行影响因素回归分析前，要通过极值标准化消除量纲影响并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VIF均小于10，即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将变量分别代入GTWR模型和OLS模型以检验模型适配度，GTWR模型带宽为0.115、AICc值为-319.26、调整后的R2值为0.996，而OLS模型AICc值为-67.36、调整后的R2值为0.377，表明GTWR模型能更好地反映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3.2 结果分析

根据GTWR模型回归结构，绘制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影响因素空间分布图（图6），探究影响因素对不同边境省域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政府干预、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对系统协同演化以正向影响为主，环境规制以负面影响为主。从整体来看，由于影响因素以社会、经济、政策等人文因素为主，受社会经济系统运行规律影响，各要素间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进而对系统协同演化产生影响。如城镇化水平提升通常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以增强政府干预与环境规制能力，同时城镇化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吸引人力资本，进而推动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系统协同演化进程，具体来看：
图6 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fluential factors on the co-evolution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resilience in border provinces

①经济发展水平（ECON）对系统协同演化的影响以正向影响为主（图6a），对广西、新疆产生负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改善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发展环境，能更好地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安全改善。在空间分布上，云南、甘肃、西藏影响系数较高，说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促进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度的可行之策；广西的影响系数为负，可能的原因是广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反而可能导致资源的低效配置，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可能加剧了生态环境压力，进而对系统协同演进产生负面影响。
②城镇化水平（URB）对系统协同演化产生正向影响（图6b），西部边境省域影响系数相对较高。城镇化能通过集聚效应实现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聚集，通过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有效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相协调。相较于东部边境省域而言，西部边境省域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发展空间较大，通过城镇化的集聚效应能加快西部边境省域的资源注入，推动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水平快速提升。
③政府干预（GOV）对系统协同演化的影响以正向影响为主（图6c），辽宁、吉林、黑龙江影响系数相对较高，对广西、甘肃产生负向影响。政府干预作为“看得见的手”，可以通过提供旅游公共服务、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强旅游市场信息对称等措施改善旅游市场环境，激发旅游经济活力；同时，政府干预能处理旅游市场中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互关系，促进生态安全韧性提升，进而实现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共同发展。东北三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区、农业区，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干预以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应的共同发展。广西的影响系数为负，可能是因为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府过度干预会抑制旅游企业积极性、阻碍旅游经济效率提升，从而影响系统协同演化进程。
④环境规制（ENV）对系统协同演化的影响以负面影响为主（图6d），对广西、云南、内蒙古产生正向影响。环境规制通过限制旅游污染排放、降低旅游碳排放、加强环境治理等措施，降低旅游产业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倒逼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度提升。由于边境省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区域污染排放较低，过高的环境规制资源投入阻碍了旅游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系统协同演进提升。云南、广西、内蒙古系数为正，可能是由于区域旅游经济或生态安全韧性相对较高，环境规制抑制了旅游产业污染排放并增强了生态安全韧性，对系统协同演化产生积极作用。
⑤人力资本（HUM）对系统协同演化的影响以正向影响为主（图6e），对甘肃产生负向影响。人力资本是旅游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通过人才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促进旅游业态转型升级、旅游企业管理优化、旅游市场环境改善，推动旅游经济效应与生态效应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甘肃系数为负，可能是由于甘肃旅游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具备旅游产业专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较少，人力资本对协同演化的正向影响尚未凸显。
⑥科技创新（CREA）对系统协同演化的影响以正向影响为主（图6f），影响系数呈现自东向西逐渐减少的分布格局，对新疆、西藏产生负向影响。科技创新能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降低旅游产业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推动旅游经济绿色发展。需要说明的是，西藏和新疆影响系数为负，究其原因在于区域科技水平相对较低，对旅游产业的支撑与驱动不足，同时由于区域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过多的科技创新资源投入增加了区域发展负担，制约了旅游经济发展，故对系统协同演化产生负向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协同学原理，构建中国陆地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和生态安全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线性加权法测度了边境省域旅游经济指数和生态安全韧性指数，通过哈肯模型分析了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机制，并运用GTWR模型探究了影响系统协同演进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①边境省域旅游经济指数快速增长，呈现西南高、东北次之、西部较低的分布格局。边境省域生态安全韧性指数“稳中向好”，呈现西部边境地区领先、东北和西南边境地区相近的分布格局，总体保持稳定，西藏生态安全韧性水平相对较高。
②旅游经济是主导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进的序参量，子系统交互作用存在抑制作用和负反馈机制，表明系统协同演化机制尚处于初级阶段。研究期内，边境省域系统协同度不断提高，但各省域协同水平差距正在扩大。在空间上，协同度呈现西南边境地区高、东北边境地区次之、西部边境地区相对较低的分布格局，边境省域协同演化等级整体较低，2009—2019年各省域协同度年均值均位于初级协同及以下水平，但2019年各边境省域均脱离系统失调等级。
③在影响因素上，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政府干预、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对系统协同演化以正向影响为主，环境规制以负面影响为主，各影响因素对不同边境省域存在空间异质性。

4.2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进程度较低，各地区协同度存在较大差异，且各影响因素对不同省域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由此，为促进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①协调旅游与生态的关系，完善协同演化机制。应发挥旅游在系统协同关系中的主导作用，通过绿色发展转型降低旅游产业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使旅游经济对生态安全韧性的影响转变为促进作用。要探索生态效益向经济效应转化路径，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通过生态旅游、低碳旅游等业态转变实现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深度融合，推动建立生态安全韧性对系统协同演化的正反馈机制。此外，要加强跨境旅游合作，通过大力推进内蒙古满洲里边境旅游试验区、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等建设，以旅游合作撬动跨境生态安全治理。
②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西南边境地区系统协同演化水平较高，要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资本、人才等资源优势，在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推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东北边境地区各省域协同度差异较大，要发挥重要城市的带动作用，通过经验推广、产业帮扶、旅游合作等输出旅游与生态协同发展的先进经验。西部边境地区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快旅游产业升级，更好激发旅游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各边境省域可以通过联合共建边境旅游带、G318“最美公路”、G216“国之大道”等旅游廊道，实现边境省域旅游资源有效串联，促进边境省域共同发展。
③依据影响效应因地施策，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各边境省域区域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致使各因素对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的影响呈现空间异质性。要通过引导旅游产业绿色发展降低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改变经济发展水平对系统协同的不利影响。旅游经济发达区域应合理把握政府干预，激发市场活力驱动创新；旅游经济欠发达区域则需积极发展产业，降低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约束，通过转型升级方能有效释放人才资本与科技创新潜力，最终推动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提升。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田里, 闫子豪, 王桀. 边境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J]. 生态经济, 2023, 39(7):149-156.

[2]
田里, 孟帅康. 边境旅游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韧性视角[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2):80-89.

[3]
杨秀平, 翁钢民. 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综述[J]. 旅游学刊, 2019, 34(4):96-105.

[4]
杨桂华, 王跃华. 生态旅游保护性开发新思路[J]. 经济地理, 2000, 20(1):88-92.

[5]
许涛, 张秋菊, 赵连荣. 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概述[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4(6):123-127.

[6]
穆学青, 郭向阳, 明庆忠, 等. 黄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的动态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J]. 地理学报, 2022, 77(3):714-735.

DOI

[7]
方叶林, 黄震方, 段忠贤, 等. 中国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J]. 经济地理, 2013, 33(12):195-201.

[8]
周成, 冯学钢, 唐睿. 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分析与预测——以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16, 36(3):186-193.

[9]
王松茂, 牛金兰. 山东省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协同演化研究[J]. 地理学报, 2023, 78(10):2591-2608.

DOI

[10]
贾垚焱, 胡静, 刘大均, 等. 中国省域生态—文化—旅游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 2021, 30(3):620-631.

DOI

[11]
崔峰. 上海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5):64-69.

[12]
张新成, 梁学成, 宋晓, 等. 黄河流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失配度时空格局及成因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12):201-208.

[13]
时朋飞, 李星明, 熊元斌. 区域美丽中国建设与旅游业发展耦合关联性测度及前景预测——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18(2):86-102.

[14]
李贵清, 刘俊, 解佳. 协调自然保护地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的新路径:基于知识转移视角[J]. 旅游科学, 2023, 37(6):24-41.

[15]
黄泰, 卫嫚, 席建超. 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差异及影响机理——基于长三角核心—边缘区比较实证[J]. 地理科学, 2024, 44(3):492-501.

DOI

[16]
Hosseini S, Barker K, Ramirez-marquez J E. A Review of Definitions and Measures of System Resilience[J].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and System Safety, 2016, 145(1):47-61.

DOI

[17]
王峤, 臧鑫宇. 韧性理念下的山地城市公共空间生态设计策略[J]. 风景园林, 2017(4):50-56.

[18]
Walker B, Hollin C S, Carpenter S R, et al. Resilience,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Ecology & Society, 2004, 9(2):5.

[19]
Dunning K H. Ecosystem services and community based coral reef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in post blast-fishing Indonesia[J]. Ecosystem Services, 2015, 16:319-332.

DOI

[20]
Jamaliah M M, Powell R B. Integrated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ecotourism to climate change in Dana Biosphere Reserve,Jordan[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9, 22(14):1705-1722.

DOI

[21]
Podhorodecka K. Tourism economies and islands' resilienc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J]. Island Studies Journal, 2018, 13(2):163-184.

DOI

[22]
万汉斌. 适应新常态的城市安全韧性评价及规划编制思考[J]. 规划师, 2021, 37(3):5-12.

[23]
邹纯龙, 马海群, 王今. 公共数据安全韧性治理体系的系统动力学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 2024, 68(3):3-14.

DOI

[24]
张高原. 韧性理论视阈下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路径探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3(7):28-34.

[25]
时雨晴, 钟林生, 陈田. 中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J]. 资源科学, 2014, 36(6):1133-1141.

[26]
田里. 边境旅游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研究[J]. 湖湘论坛, 2022, 35(2):66-77.

[27]
黄子璇, 史达, 马淑花. 中国旅游经济与生态系统服务协调效应及其障碍因素研究[J]. 旅游学刊, 2024, 39(4):93-108.

[28]
王金伟, 王启翔, 陆大道. 数字经济、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格局及影响因素——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24, 43(12):3301-3326.

DOI

[29]
王兆峰, 谢佳亮. 中国旅游产业组织的时空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3, 78(4):961-979.

DOI

[30]
柯蓉, 左安, 张娟.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边境贸易中介效应和屏蔽效应研究[J]. 新金融, 2023(12):50-57.

[31]
熊晓炼, 樊健. 金融科技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协同演化机制及区域协同差异——基于哈肯模型的实证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 39(11):63-73.

DOI

[32]
王金伟, 王启翔, 崔佳鑫, 等.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非农就业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 经济地理, 2025, 45(2):213-224.

DOI

[33]
李志远, 冯学钢, 夏赞才, 等. 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韧性与效率协同效应及空间特征分析[J]. 旅游科学, 2024, 38(3):1-23.

[34]
郑树旺, 边小涵. 旅游业与环境污染治理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基于哈肯模型的实证[J]. 生态经济, 2016, 32(9):122-125.

[35]
吴小影, 杨山, 尹上岗, 等. 基于GTWR模型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时空动态特征及其驱动机理[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1, 30(11):2594-2606.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