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土地与生态

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适配的影响因素及情景预测

  • 金声甜 , 1 ,
  • 徐余菲 2 ,
  • 梁宗正 , 3,
展开
  • 1. 安徽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中国安徽 蚌埠 233030
  • 2. 安徽财经大学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中国安徽 蚌埠 233030
  • 3.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 中国 北京 100081
※梁宗正(1992—),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空间分析、区域治理等。E-mail:

金声甜(1993—),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25-02-10

  修回日期: 2025-07-08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1-20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22CJY048)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cenario Prediction of the Adaptation Between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nd Residents' Well-being in the Dabie Mounta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 JIN Shengtian , 1 ,
  • XU Yufei 2 ,
  • LIANG Zongzheng , 3,
Expand
  • 1.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chool of Finance, Bengbu 233030, Anhui,China
  • 2.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Bengbu 233030, Anhui,China
  • 3.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Global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Beijing 10008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2-10

  Revised date: 2025-07-08

  Online published: 2025-11-20

摘要

文章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研究对象,探讨2006—2022年大别山革命老区47个县(市)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适配的时空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并利用SD模型对乡村人居环境和居民福祉及其适配度进行了仿真预测。结果表明:①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水平持续提升,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②大别山革命老区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水平的适配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鄂豫皖三省之间发展存在差异。③基础设施完善是提升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和居民福祉水平的核心驱动力,经济发展、生态建设及公共服务优化可协同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居民幸福感。④经济发展型和资源发展型路径表现突出,稳定发展型和文化发展型在居民福祉上保持高水平,而人口发展型表现较弱,且三省最优路径选择存在分化。据此,建议强化农业机械化水平,完善文化福利设施,实施差异化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发展路径选择,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助推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全面振兴。

本文引用格式

金声甜 , 徐余菲 , 梁宗正 . 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适配的影响因素及情景预测[J]. 经济地理, 2025 , 45(10) : 160 -16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10.017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Dabie Mounta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as its research object, analyzing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adaptation between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nd residents' well-being in 47 counties (cities) within the area from 2006 to 2022. A system dynamics (SD)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and predict the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residents' well-being, and their adaptation degre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The qualit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nd the level of residents' well-being in the Dabie Mountains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have continuously improved, but regional development disparities persist. 2)The adapt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the level of residents' well-being in the Dabie Mounta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generally shows an upward trend, though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exist among Hubei, Henan, and Anhui provinces. 3)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is the core driver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nd the level of residents' well-being in the Dabie Mountains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can synergistically promote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sidents' well-being. 4)Economic development-oriented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oriented pathways perform prominently, while stable development-oriented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oriented pathways maintain high levels of residents' well-being. In contrast,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oriented pathway performs relatively weakly. Furthermore, there is differentiation in the optimal path selection among the three provinc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strengthen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mproving cultural and welfare facilities,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ptimizing development pathway selections, increasing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the Dabie Mountains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居民福祉的持续改善是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与人类的共同追求。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已成为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基本指标。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对策,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18)、《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等,旨在通过加强环境监管、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等措施,综合整治农村环境,提高居民生活品质,进而促进乡村振兴和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本质是乡村环境供给条件与居民生活需求意愿状态的匹配[1],只有乡村人居环境供给能有效满足居民日常需求,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乡村居民福祉。因此,亟需深入分析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的适配特征及影响因素,建设能有效满足居民日常需求的乡村人居环境,以持续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观的进步,乡村人居环境持续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聚落形态、人文地理、人文景观以及舒适性发展等方面,而国内学者则侧重于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路径、舒适性评价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2-3]。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乡村发展的核心目标与价值归宿,与人们生活环境密切相关[4]。国外学者对福祉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认为福祉是人在主观感受上的愉悦,这类研究多数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人类的主观福祉[5-6]。②从客观角度上理解福祉,对福祉进行客观上的测度与分析。在相关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立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并在其基础上对福祉展开研究[7-8]。此外,也有学者在福祉的客观研究中加入主观满意度等指标,从主客观结合的角度研究人类福祉[9]。国内学者对居民福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福祉的测度、福祉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以及以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居民的主观福祉展开探析[10-12]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人居环境或居民福祉单一维度分析及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等方面[13-14],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多数研究将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割裂开来,既缺乏对两者适配关系的深入探讨,又未能揭示两者适配关系的长期演变规律及区域异质性。大别山革命老区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革命老区,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兼具生态屏障功能与乡村振兴示范意义,其发展模式对同类地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研究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的适配关系提供了典型样本。基于此,本文选取大别山革命老区47个县(市)2006—2022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深入探讨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的时空适配特征及影响因素,并运用系统动力学仿真预测揭示其演变趋势,以期为促进大别山革命老区实现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的协同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1 理论框架

1.1 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内涵解析

人居环境的概念最早起源于Doxiadis,将人类住区界定为由自然、人、社会、建筑和文化构成的复杂系统[15],这一观点被联合国《温哥华宣言》进一步拓展,强调人居环境应包含社会、物质、组织、精神和文化等多维要素[16]。中国学者吴良镛借鉴道氏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人居环境由自然、人类、社会、居住和支撑五大系统所构成[17]。部分学者基于地域空间规划的原则,提出了“三生空间”(生产、生活、生态)的功能区理论[18]。其中,人居环境的自然系统支撑着居住区的生产力和生态功能,与生态空间功能相一致;人类系统解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与生产空间功能相对应;居住和支撑的社会系统迎合了社会关系和公平等高级需求,优化生活空间功能。因此,基于“三生空间”理论框架解析人居环境系统具有显著优势。乡村人居环境呈现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有机耦合的复合系统,三者既各有侧重又协同共生,构成了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的生存与发展载体。
福祉作为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概念,反映人的幸福生活状态。居民福祉水平的增进以居民需求的实质性满足为根本条件,相关学者从需求层次理论出发,认为居民福祉反映了人类从基础生存到高级发展的多层次需求满足状态,其内涵包括基本收入、物质资源、资源安全、文化教育、健康保障和良好社会关系等方面[19-21]。这一概念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具有内在一致性,都强调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核心价值取向。

1.2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适配的理论分析

马斯洛需求理论提出人类需求呈现出从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和自我实现5个层次,呈现出从基础生存到精神实现的递进关系[22],能够应用于居民整体需求层次的满足程度研究[23]。基于需求层次理论,不同层次需求的满足分别对应不同层次的福祉水平。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依托以人口、土地、产业、环境、文化为核心的物质与非物质要素,通过系统内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信息传递[24],重构“三生空间”载体,实现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生产、生态、生活功能全面提升,从而满足居民对环境不同层次的需求。因此,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的适配性,本质是环境供给与需求层次的动态匹配。
然而,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基础改善→功能提升→品质升级”的阶段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动态变化会通过影响居民需求进而影响福祉水平,形成“环境改善→需求调整→福祉响应”的链式反应。据此,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划分为初始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旨在深入探究不同阶段下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适配的动态演变规律及其内在逻辑。
①初始阶段(环境质量较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以满足“生存必需”为核心,重点推进危房改造、道路修缮、基础医疗及小型农业设施建设。居民的需求集中于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与安全保障。通过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消除环境中的潜在威胁,使居民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此时,人居环境质量的微小改善便能显著超出居民预期,使居民物质层面的需求得到较大满足,从而推动居民福祉快速上升。
②发展阶段(环境质量中等)。随着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建设从“生存保障”向“发展支持”转型,具体包括产业融合、传统村落保护、公共服务完善、生态保护与修复、社区技能培训等。相应地,居民需求从“基本功能满足”升级为“发展机会与社交连接”,追求情感联结、被尊重与认可。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通过增强居民与环境、他人的情感联结以及赋予居民能力感和社会价值感,使居民归属与爱需求和尊重需求得到满足。此时,人居环境建设从满足居民物质需求逐渐转向满足精神需求,若人居环境建设仍停留在基础层面,未能匹配需求升级,居民预期会从“满足感”转向“失望感”,导致福祉增速放缓甚至停滞。
③成熟阶段(环境质量较高)。人居环境建设逐渐从“发展支持”向“品质提升”跃迁,包括打造乡村特色品牌、发展高端公共服务、完善自治机制、支持返乡创业、保护自然与人文生态等。相应地,居民需求从“外部认可”转向“内在价值实现”,追求自我尊重与社会尊重的统一以及发挥潜能、实现个人理想。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通过强化居民的主体地位和文化自信、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满足其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此时,人居环境建设主要满足居民精神需求,若能精准匹配居民需求,居民福祉将进入高水平区间;反之,若过度追求面子工程,未能满足居民较高层次需求,则可能因为居民预期过高而导致福祉下降。

2 研究区、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区概况

大别山革命老区地处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以大别山区为主体,包括湖北、安徽、河南的6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县、县级市、市辖区),总面积10.86万km2。具体为:安徽有11个县(市)、6个市辖区,河南有19个县(市)、3个市辖区,湖北有17个县(市)、5个市辖区。该区是全国原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之一、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之一,拥有丰富的革命历史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具有典型的经济发展落后、民俗风情浓郁与生态环境良好等地理复合特征。截至2022年末,大别山革命老区常住人口3698.76万人,GDP为20774.57亿元。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扶贫开发与振兴工作,2021年《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中提出优先支持将革命老区县列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助力革命老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持续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发挥特色优势推进高质量发展。

2.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大别山革命老区47个县(市)作为研究对象(因数据缺失剔除14个城镇化特征显著的市辖区) 。经济数据来源于2007—2023年各省市县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及政府网站,涵盖人口、经济、农业等领域,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处理;行政区划、PM2.5数据及遥感数据来源见表1。样本区域覆盖皖豫鄂三省交界主要县域,具有良好代表性。
表1 数据来源及描述

Tab.1 Data source and description

数据名称 数据描述 数据来源
行政区划数据 用于提取研究边界 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http://211.159.153.75/
PM2.5数据 基于2000—2023年全国范围1km分辨率的逐年PM2.5栅格数据,依据行政边界数据,合计行政边界内每年PM2.5的平均值所得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https://data.tpdc.ac.cn/home
NDVI数据 采用MOD13Q1数据,利用 MRT软件对影像做镶嵌、投影、转换格式等预处理,再使用 ArcGIS10.6软件解析而成 NASA(https://www.earthdata.nasa.gov/

2.3 指标选取

2.3.1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乡村人居环境的内涵,参考现有研究文献[25-27],本文遵循系统性、区域性和动态性原则,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3个维度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表2),共19个指标。具体而言,为响应乡村振兴战略中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从生产效率、经济活力与城乡均衡角度,选取农业机械化水平、粮食生产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地均生产总值、耕地灌溉面积和人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7个指标来表征乡村生产空间。选取农村家庭规模、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乡村电力设施水平、师生比、医疗情况、从业人口密度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个指标来表征构成乡村人居环境中的生活空间。选取人工造林面积、水文指数、农村居民人均农用化肥施用量、农村居民人均农药使用量和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5个指标来表征乡村人居环境中的生态空间。
表2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xplana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quality

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属性 权重







生产空间 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业机械总动力/播种面积 kW/hm2 + 0.0518
粮食生产率 粮食总产量/播种面积 T/hm2 + 0.0166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反映农林牧渔生产能力 亿元 + 0.0614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 反映城乡差距 % - 0.0013
地均生产总值 GDP/区域土地总面积 万元/km2 + 0.0873
耕地灌溉面积 反映水资源管理能力 千hm2 + 0.0451
人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反映居民储蓄能力 元/人 + 0.1150
生活空间 农村家庭规模 乡村人口/乡村户数 人/户 + 0.0438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人 + 0.0627
乡村电力设施水平 反映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kW·h/人 + 0.1166
师生比 反映地区教育水平 % + 0.0368
医疗情况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人/万人 + 0.0532
从业人口密度 从业人口/区域土地总面积 人/km2 + 0.0417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人口 元/人 + 0.0903
生态空间 人工造林面积 反映乡村生态维持情况 hm2 + 0.0910
水文指数 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 - + 0.0431
农村居民人均农用化肥施用量 农用化肥施用量/乡村总人口 t/万人 - 0.0151
农村居民人均农药使用量 农药使用量/乡村总人口 t/万人 - 0.0100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 衡量植被光合作用效率 kgC/(m2·a) + 0.0172

2.3.2 居民福祉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居民福祉的内涵,居民福祉评价指标体系从物质与收入福祉、安全与健康福祉、社会与文化福祉三个维度构建。其中物质与收入福祉涵盖基本收入与物质资源,安全与健康福祉包含资源安全及健康保障,社会与文化福祉则由文化教育和良好社会关系共同体现(表3)。首先,在物质与收入福祉维度方面,选择农村与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反映居民的基本收入水平和经济稳定性;选取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用机械总动力和人均住房面积来衡量居民的物质资源富足程度。其次,在安全与健康福祉维度方面,选取人均粮食产量和植被指数指标,以全面评估居民资源安全状况;选取PM2.5降低率、医院卫生机构床位数以及医院卫生机构技术人员数来衡量居民的健康保障水平。最后,在社会与文化福祉维度方面,强调了基础教育对居民自身发展的重要性[28],选择普通中小学教师数、普通中小学学生数以及公共图书馆藏书量等指标来衡量居民文化教育福祉水平;选取农村低保人数保障金额、低保人数、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以及床位数[29]衡量居民的社会关系福祉状况。
表3 居民福祉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3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xplanation of residents' well-being level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权重



物质与收入
福祉
基本收入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0.0631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0.0317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0.0751
物质资源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03hm2 0.0544
农用机械总动力(万kW) 0.0932
人均住房面积(m2/人) 0.0242
安全与健康
福祉
资源安全 人均粮食产量(t/人) 0.0421
植被指数 0.0187
健康保障 PM2.5降低率(%) 0.0317
医院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0.0657
医院卫生机构技术人员(人) 0.0435
社会与文化
福祉
文化教育 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数(人) 0.0345
普通中、小学在校学生数(人) 0.0554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千册) 0.1349
良好社会
关系
农村低保人数保障金额(元) 0.0745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人) 0.0389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个) 0.0744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张) 0.0441

2.4 研究方法

2.4.1 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

从适应性和匹配性两个维度来构建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30]。参考现有研究[23],本文以耦合协调度模型衡量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水平的适应关系,以基于数列的匹配度模型衡量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指数的匹配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①适应性量化模型。公式如下:
$D=\sqrt{C·T}$
$C=\frac{2\sqrt{xy}}{x+y}$
T=αx+βy
式中:D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指数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二者的综合评价值;xy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水平系统的评价值;α、β为系统权重。两个系统在协调演进过程中同等重要,故系统权重令α=β=0.5。
②匹配性量化模型。公式如下:
${M}_{j}=1-\frac{\left|{n}_{j}-{m}_{j}\right|}{U-1}$
式中:Mj为第j年匹配度, $j=1, 2, \dots,U$njmj分别为x值序列和y值序列从小到大的排序;U为研究单元个数。当nj=mj,即Mj=1时,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水平系统完全匹配,Mj越接近1,匹配性越好,越接近0,匹配性越差。
③适配度综合加权计算公式如下:
Aj=aDj+bMj
式中:Aj为第j年适配度;ab为适配度加权计算时适应性和匹配性所占权重。参考麻学锋等对事物在系统中重要程度的划分方法[31],对a取值为0.6,b取值为0.4。
由上述公式可知,0≤A≤1,A越接近于1,适配度越高,越接近于0,适配度越低。参考基尼系数划分方法,以0.6为分界线,0.8为较好适配标准,并结合实际情况加以修正,将适配度划分为5个等级:0≤A0.5为极不适配,0.5≤A0.6为不适配,0.6≤A0.7为较适配,0.7≤A0.8为相对适配,0.8≤A≤1.0为高度适配。

2.4.2 SD模型

系统动力学模型(SD模型)作为一种研究系统反馈结构与动态行为的方法,可用于处理非线性、多层次、多反馈的复杂系统问题。其主要变量包括状态变量、速率变量和辅助变量[32]。其中,状态变量描述了系统的当前状态,反映了信息的积累;速率变量可直接改变状态变量,反映状态变量的变化速度;辅助变量是系统中的信息量,由其他变量计算得到。

3 结果与分析

3.1 大别山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演变特征

图1a展示了大别山革命老区47个县(市)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在2006—2022年的分布特征。其中,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由2006年的0.145上升到2022年的0.422,年均增长率为6.889%;居民福祉水平从2006年的0.154增至2022年的0.375,年均增长率为5.709%,两系统均呈箱状集聚,保持动态增长趋势,数据离散程度较低。通过比较各年份极值发现,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极值差在后期呈现扩大趋势,居民福祉水平相对平稳,表明随着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等政策效力的叠加释放,人口规模持续拓展,但部分县域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薄弱等问题限制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改善,从而影响居民的福祉水平。
图1 2006—2022年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和居民福祉水平的变化特征

Fig.1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quality and residents' well-being level in the Dabie Mounta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from 2006 to 2022

分省来看(图1b图1c),安徽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相对处于滞后水平,近年来增幅明显,且其县域居民福祉水平年均增速保持领先;河南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稳步推进,居民福祉水平始终占据领先地位,说明研究区乡村道路日益畅通,卫生设施不断完善,生态绿化持续向好,彰显出政策推动与资金投入的成效,推动居民福祉水平提升;湖北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增幅稳定,居民福祉水平后期增速放缓。

3.2 大别山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适配度分析

3.2.1 基于时间维度的演变分析

图2可以看出,2006—2022年,大别山革命老区及安徽、河南、湖北三省在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水平适配度的综合得分上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反映出两者协调程度不断改善。这一趋势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实施密切相关。该规划通过提升粮食安全水平,优化农村产业、环境、社会与文化服务,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有效推动了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的协调发展。分省来看,河南县域群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水平的适配度综合水平最高,且自2016年后优势更加突出;其次是湖北县域群,尽管2010和2015年增速有所放缓,但整体得分仍在增加;安徽县域群的综合得分最低,但其整体呈上升态势。
图2 2006—2022年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水平适配度的变化特征

Fig.2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apt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quality and the residents' well-being level in the Dabie Mounta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from 2006 to 2022

3.2.2 基于空间维度的演变分析

图3可知,2006—2022年大别山革命老区47个县(市)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适配度显著提升。分省来看,安徽从2006年5县“不适配”逐步优化,至2022年除岳西县、霍邱县分别处于“较为适配”和“高度适配”等级外,其余均达“相对适配”。河南2006年仅有新县“不适配”,其余18个县(市)处于“较适配”等级,到2022年,已改善为6县(市)“高度适配”,13县(市)“相对适配”。湖北从2006年5县(市)“不适配”,发展至2022年,仅孝昌县“不适配”,13县(市)“相对适配”,3县(市)“高度适配”。总体来说,2006—2022年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水平的适配状况在3省均呈现出向好的趋势,表明其通过政策支持、基建完善及生态优化,持续推动了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协同发展。但是,省域之间发展也存在差异,其中河南在后期的发展中表现较为突出,实现了多个县域向“高度适配”等级的跃升;安徽和湖北发展相对缓慢,在高适配等级的突破上稍慢于河南。
图3 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水平适配度空间分布演变

Fig.3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adapt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quality and residents' well-being level in the Dabie Mounta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3.3 大别山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适配关系障碍因素分析

表4展示了各指标对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水平适配关系的障碍度,从中可识别出阻碍二者协同发展的具体因素。具体来看,影响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主要障碍因子包括乡村电力设施水平(14.44%)、人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1.96%)和人工造林面积(10.14%),表明基础设施完善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建设是影响该地区人居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而影响居民福祉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则是公共图书馆藏书量(14.42%)、农用机械总动力(8.24%)和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7.48%),表明社会福利和文化设施的完善对于提升居民福祉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表4 障碍因子及障碍度结果

Tab.4 The results of obstacle factors and obstacle degrees

区域 乡村人居环境 居民福祉
障碍因子 障碍度(%) 障碍因子 障碍度(%)
大别山
革命老区
乡村电力设施水平 14.44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14.42
人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11.96 农用机械总动力 8.24
人工造林面积 10.14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 7.48
安徽 乡村电力设施水平 14.01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14.07
人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11.48 农用机械总动力 10.16
人工造林面积 10.54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 8.63
河南 乡村电力设施水平 14.88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18.20
人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12.15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 8.83
人工造林面积 9.96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8.77
湖北 乡村电力设施水平 14.23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15.89
人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12.05 农用机械总动力 10.58
人工造林面积 10.09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 8.07
分省来看,安徽、河南和湖北3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和居民福祉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基本一致,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化特征:安徽适配度提升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1.38%),但农用机械总动力(10.16%)和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8.63%)的障碍度较高,反映出农业现代化和社会福利是其主要短板;河南适配度综合得分最高,但公共图书馆藏书量障碍度(18.20%)远超其他地区,文化教育资源不足问题尤为严峻;湖北则在乡村电力设施水平(14.23%)和人工造林面积(10.09%)方面面临较大挑战,同时公共图书馆藏书量(15.89%)的障碍度也较高,显示其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均需加强。这些差异源于3省的地理区位、产业结构与政策执行力的不同。河南毗邻中原经济区政策辐射强,安徽山区基础设施覆盖成本高,湖北需平衡生态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压力。

3.4 大别山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适配度的情景预测分析

本文采用情景模拟方法,以2006—2035年为时间边界,构建了包含生产、生活、生态3个乡村人居环境子系统和物质收入、安全健康、社会文化3个居民福祉子系统的SD模型,模拟步长设定为1年。参考现有文献[33-34],以GDP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为核心参数,选取乡村电力设施水平和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作为关键模拟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6种发展路径情景模拟。
①稳定发展型路径:假设研究区的各项指标保持现状的增长速度,将各控制变量近10年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情景进行模拟。
②经济发展型路径:假设研究区注重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设定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设定为5%,2035年为4.5%进行模拟。
③人口发展型路径:假设研究区重视人口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设定2025年人口增长为-0.5‰,2035年人口增长为-1‰。
④资源发展型:假设研究区注重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全面巩固提升农村电力保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设定2025年电力资源增长预期为6%,2035年为6.5%。
⑤文化发展型:假设研究区注重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设定2025年文化增长预期为5%,2035年为5.5%。
⑥协同发展型:该情景强调不同政策间的组合效果,综合考虑经济发展、人口发展、资源发展和文化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以2006年数据为初始值,将参数导入模型后得到仿真数值和历史数值进行对比,结果误差率小于5%,能够较好地反映变量的变化趋势。整体上看,6种路径的适配度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经济发展型、资源发展型、文化发展型、稳定发展型、协同发展型、人口发展型,表明各发展路径在促进二者协调程度上存在差异(表5)。分系统来看,经济发展型在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方面表现突出,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建设协同效应显著,适配度最高说明经济发展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协同性较好。而资源发展型在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上并非最优,但在适配度上排名靠前,表明其对居民福祉与环境协调具有积极影响。稳定发展型、文化发展型在居民福祉水平、适配度上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说明这两种路径在保障居民生活质量和促进整体协调发展方面较为均衡。人口发展型在各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弱,表明人口因素是制约该地区发展的关键。
表5 SD模型的仿真预测结果

Tab.5 The simulation prediction results of the SD model

区域 路径 乡村人居
环境质量
居民
福祉水平
适配度






稳定发展型 2025 0.4777 0.4235 0.8002
2035 0.7141 0.5844 0.9264
经济发展型 2025 0.4773 0.4235 0.8000
2035 0.7180 0.5844 0.9284
人口发展型 2025 0.4733 0.4210 0.7978
2035 0.6711 0.5655 0.9038
资源发展型 2025 0.4777 0.4235 0.8002
2035 0.7147 0.5844 0.9267
文化发展型 2025 0.4777 0.4233 0.8002
2035 0.7141 0.5930 0.9267
协同发展型 2025 0.4729 0.4208 0.7976
2035 0.6757 0.5741 0.9064
安徽 稳定发展型 2025 0.4683 0.4016 0.7905
2035 0.6918 0.5431 0.9091
经济发展型 2025 0.4676 0.4016 0.7901
2035 0.6960 0.5431 0.9114
人口发展型 2025 0.4661 0.4002 0.7893
2035 0.6826 0.5374 0.9042
资源发展型 2025 0.4691 0.4016 0.7909
2035 0.6834 0.5431 0.9046
文化发展型 2025 0.4683 0.4062 0.7905
2035 0.6918 0.5756 0.9088
协同发展型 2025 0.4661 0.4049 0.7893
2035 0.6785 0.5699 0.9018
河南 稳定发展型 2025 0.5013 0.4605 0.8198
2035 0.7230 0.6209 0.9373
经济发展型 2025 0.5008 0.4605 0.8195
2035 0.7264 0.6209 0.9389
人口发展型 2025 0.5008 0.4591 0.8194
2035 0.7212 0.6149 0.9359
资源发展型 2025 0.5014 0.4605 0.8198
2035 0.7262 0.6209 0.9388
文化发展型 2025 0.5013 0.4584 0.8195
2035 0.7230 0.6189 0.9371
协同发展型 2025 0.5004 0.4570 0.8189
2035 0.7278 0.6129 0.9386
湖北 稳定发展型 2025 0.4909 0.3877 0.7964
2035 0.7229 0.5276 0.9167
经济发展型 2025 0.4906 0.3877 0.7963
2035 0.7266 0.5276 0.9185
人口发展型 2025 0.4885 0.3866 0.7952
2035 0.7129 0.5228 0.9116
资源发展型 2025 0.4910 0.3877 0.7964
2035 0.7306 0.5276 0.9204
文化发展型 2025 0.4909 0.3864 0.7963
2035 0.7229 0.5320 0.9170
协同发展型 2025 0.4883 0.3853 0.7950
2035 0.7243 0.5272 0.9174
从分省仿真结果来看,各省发展路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但整体趋势与大别山革命老区总体情况基本一致。其中,安徽经济发展型和文化发展型路径的适配度分别为0.9114和0.9088,适配效果最为突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显著提升,但居民福祉水平相对较低,表明未来需加强文化教育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投入,以弥补发展短板。河南在3省中发展水平最高,其经济与资源发展型路径的适配度均接近最优水平,适配度分别为0.9389和0.9388,但该省在协同发展型路径上的表现相对欠佳,这说明需要进一步加强各发展要素的整合与协同。湖北在资源发展型路径上适配度最高(0.9204),但人口发展型路径下的适配度表现最弱,反映出人口结构问题可能成为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比较而言,河南文化发展型路径表现最佳,而各省协同发展型路径均较弱,表明区域协调发展仍面临挑战。因此,各省应因地制宜,优化发展策略,加强要素整合,以实现更均衡、可持续的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大别山革命老区47个县(市)为研究对象,探究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适配的时空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并运用仿真预测揭示了其演变趋势。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研究期内,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水平不断提升,但动态演进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地区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②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水平的适配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省域之间发展存在差异。③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适配的主要障碍因子包括乡村电力设施水平、人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人工造林面积,以及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农用机械总动力、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④适配度模拟结果显示,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发展型和资源发展型路径表现突出,稳定发展型和文化发展型在居民福祉上保持高水平,而人口发展型表现较弱。分省来看,安徽经济发展型和文化发展型路径表现最优,但居民福祉水平仍有提升空间;河南经济发展型和资源发展型路径的适配度均接近最优水平,但协同发展能力有待加强;湖北资源发展型路径优势突出,但人口发展型路径表现最弱,显示人口外流问题亟待解决。

4.2 讨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分类施策的差异化政策建议如下:对于经济发展型适配区域(如河南部分县域),应巩固经济驱动优势,推动特色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建立“产业—就业—收入”联动机制,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经济收益定向投入社会福利和文化设施建设,并试点“绿色GDP”考核以平衡发展与保护;对于资源发展型适配区域(如湖北生态富集县),需建立“生态银行”机制激活生态产品价值,发展“生态+”产业模式促进本地就业,并强化跨省生态协作,通过生态补偿等市场化手段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对于文化发展型潜力区域(如安徽部分县域),要重点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完善乡村文化设施网络,挖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展文旅融合产业,同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升居民发展能力;此外,需建立三省协同发展机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补偿、产业协作等方面深化合作,同时,构建适配度动态监测体系,将评估结果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范畴,通过精准资源配置和政策组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的高质量适配。
尽管本文在揭示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人居环境与居民福祉适配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空间分辨率有限,可能限制了对部分微观区域特征的精准刻画能力,特别是未包含的个别地区可能因生态保护或特色产业存在特殊适配模式;在分析适配影响因素时,未能充分考虑一些非量化因素的作用机制。此外,仿真预测模型的假设条件相对理想化,可能导致模拟结果与实际发展态势存在偏差。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细化数据收集,提高空间分辨率,通过补充数据或案例研究验证微观异质性;深入探究非量化因素对适配关系的作用路径。同时,结合实地调研,验证和优化仿真预测模型,使其更贴近实际发展态势。此外,还可拓展研究视角,对比分析其他类似革命老区或山区的发展模式与经验,为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广阔的视角和更全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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