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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6: 90 - 99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6.009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测度、时空演化与区域差异

  • 梁姗姗 ,
  • 舒晨
展开
  • 山西财经大学 国际贸易学院，中国山西 太原 030006

梁姗姗（1982—），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资源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24-10-23

  修回日期: 2024-12-05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8-07

基金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项目(23ZKJC053)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2YD082)

收起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Measuring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Levels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China

  • LIANG Shanshan ,
  • SHU Chen
Expand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Shanx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0-23

  Revised date: 2024-12-05

  Online published: 2025-08-07

Fold

摘要

产业链韧性是刻画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能力的有效维度，测度与提升产业链韧性是精准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选取2005—2022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数据作为样本，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演化能力、引领能力和可持续能力五大维度构建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其产业链韧性水平，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探究了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区域差异及来源。研究发现：①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有所提高，但进程缓慢且总体水平偏低。②四大区域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发展不均衡，2005—2018年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2019年之后则表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的特征，且东部和中部地区差距增大，区域间差异是主要差异来源。③再生型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城市，且差距在不断扩大。④从空间格局看，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未呈现明显空间集聚性，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产业链韧性的带动作用不明显。据此，建议从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绿色发展等方面提高资源型城市的产业链韧性。

关键词： 资源型城市; 产业链韧性; 动态演进; 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 创新链; 产业结构

本文引用格式

梁姗姗 , 舒晨 .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测度、时空演化与区域差异[J]. 经济地理, 2025 , 45(6) : 90 -9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6.009

Abstract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serves as a pivotal metric for gauging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daptability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Measuring and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emerges as a crucial strategy to effectively driv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fost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Based on the data of 114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2,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ssess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five dimensions: resistance ability, resilience ability, evolution ability, leadership 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ability. It uses the entropy method to quantify the resilience level of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to explor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ources of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in different types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t's found that: 1) The resilience level of industrial chain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has improved, but the process is slow and the overall level is low. 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level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across the four major regions is unbalanced. From 2005 to 2018, the ranking was "eastern region > central region > northeastern region > western region". However, after 2019, the pattern shifted to "eastern region > central region > northeastern region = western region", with the gap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widen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remain the primary source of inequality in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3) The resilience level of industrial chain in renewable resource-based citie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cities, and the gap is constantly widening. 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attern, the resilience level of industrial chain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has not shown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the driving effect of central cities on the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in surrounding areas is not obvious. Based on the above, it is recommended to improve the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by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source-based cities;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dynamic evolu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een development; innovation chain; industrial structure

资源型城市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开采和初加工，担负资源型产品生产与输出的主要职能的城市。作为重要的资源战略保障基地，资源型城市为国家（地区）工业化进程、区域协调发展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得益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其经济在一定时期快速增长，但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导致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内传统产业与新型产业“长短腿”现象严重，产业链脆弱性凸显。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资源型城市发展，深刻把握资源型城市发展规律，对新时代新阶段资源型城市工作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推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因此，准确测度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深入探究其演变过程与区位差异，助力政策精准发力增强产业链韧性是释放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潜力、扎实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韧性城市的重要举措。
韧性（Resili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意为“受到外部冲击时恢复到原始状态的能力”[1]。Reggiani首次提出“经济韧性”解释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Martin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更新能力和再组织能力4个维度界定经济韧性的内涵。此后，韧性概念逐步拓展到“生态韧性”“组织韧性”“城市韧性”等[2-5]。在“逆全球化”持续蔓延和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的双重冲击下，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6]，产业链“卡链”“断链”等问题频发，产业链脆弱性凸显，产业链韧性研究成为研究热点。产业链是基于各产业之间一定的客观经济技术联系，“涵盖产品或服务生产的全过程，从原材料生产，到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中间品制造、终端产品装配乃至流通、消费和回收循环等许多环节”的有机链条[7]。产业链韧性是产业链面对内外部市场、环境等冲击扰动时维持链条稳定、防止断裂、调整适应恢复至受冲击前的运行状态，甚至转危为机实现链条升级的能力[8]。
科学测度产业链韧性水平，是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重要前提。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链韧性研究的持续深入，其关于产业链韧性的内涵界定、测度与评价等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目前，学界关于产业链韧性水平测度的研究多以省域层面和具体产业为研究对象，主要有核心变量法、综合指标法和网络结构法。部分学者把进口集中度[9]、产业链增加值与总投入比值[10-11]等指标作为产业链韧性的核心变量；另有学者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演化能力、引领能力、可持续能力等多个维度评估了产业链整体及单一产业链韧性，诸如海洋船舶产业链、铜资源产业链等[1,12-14]。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大多是对我国产业链韧性做出整体评价，对具体细分行业的产业链进行测度的研究虽有增加，但以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的仍鲜见于文献。同时，国内外学者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主要围绕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城市绿色转型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展开[15-17]，对资源型城市进行产业链韧性的研究相对较少。资源型城市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实现产业链补链、延链与建链，构建产业链上下游的有机连接，形成供需关联，推动协同创新与整合，从而提升区域层面产业链韧性水平，实现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本文采用2005—2022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数据，深入探究其产业链韧性水平及时空演变特征。具体而言，本文首先从产业链韧性理论内涵出发，综合考虑资源型城市发展特点，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科学测度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继而系统分析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类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总体及区域的动态演进，并采用ArcGIS软件的自然断点分级法分析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时空特征；最后基于Dagum基尼系数分解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区域差异，分析产业链韧性的区域差异及来源，并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1 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1.1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认为产业链韧性是产业链面对内外部风险冲击和干扰时能够维持链条稳定、修复断链甚至实现演化升级的能力。遵循指标体系构建遴选的政策导向、理论依据和现实情景3个原则，依据党和政府文件中涉及产业链韧性的相关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学术界关于产业链韧性的内涵界定等理论成果，考虑资源型城市发展模式的现实情境，参考已有研究[1,12]，同时考虑指标体系的全面性、科学性、系统性和数据可得性，本文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演化能力、引领能力与可持续能力五大维度构建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共涵盖21个具体指标（表1）。
表1 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and its explanation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属性 权重
产业链
抵抗能力		 资源依赖度 采矿业从业人数占比（%） 反向 0.00011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高度化（%） 正向 0.04526
产业结构多样化（%） 正向 0.00536
产业链延伸 二产内部转型（%） 正向 0.00633
三产贡献率（%） 正向 0.00612
产业链
恢复能力		 金融协同 银行各项贷款余额占GDP比重（%） 正向 0.01526
银行各项存款余额占GDP比重（%） 正向 0.01789
产业集聚 区位熵 正向 0.01240
人力资本 每万人大学生数量（个） 正向 0.04209
产业链
演化能力		 创新辐射 技术创新度数中心度 正向 0.09368
技术创新中间中心度 正向 0.04716
技术创新接近中心度 正向 0.24212
创新能力 发明专利授权数（个） 正向 0.14053
产业数智 互联网普及率（%） 正向 0.04034
产业链
引领能力		 高端引领力 高新区工业总产值占GDP比重（%） 正向 0.22451
链条控制力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个） 正向 0.05456
产业链效益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正向 0.00107
产业链
可持续能力		 污染排放 单位工业增加值SO2排放量（t/亿元） 反向 0.00055
单位工业增加值固体废物排放量（t/亿元） 反向 0.00008
能源效率 单位GDP耗电量（kW·h/万元） 反向 0.00107
绿色治理 建成区绿地覆盖率（%） 正向 0.00350
①产业链抵抗能力。指资源型城市产业链抵御风险和冲击的能力，代表资源型城市产业链的稳健性。资源型城市往往以自然资源开采和加工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脆弱。因此，本文选取资源依赖度、产业结构、产业链延伸作为产业链抵抗能力的二级指标。其中，资源依赖度以采矿业从业人数占比衡量，资源依赖度越低，说明资源型城市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模式正在改变，抵抗风险和冲击的能力就越强。产业结构包括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多样化。产业链延伸包括二产内部转型、第三产业贡献率。高水平、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链条由采矿业向制造业、第三产业的延伸使得资源型城市在面临冲击或变化时具备更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②产业链恢复能力。指资源型城市产业链在受到内外部冲击后的恢复能力，选取的指标为金融协同、产业集聚、人力资本。产业链在遭到破坏后，其主体要依靠金融机构的支持及时修复断链。因此，本文选取银行各项贷款余额占GDP比重和银行各项存款余额占GDP比重来衡量金融协同。选取区位熵来评价产业集聚程度，区位熵越高，说明产业越集聚，产业内部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和关联效应越大，越能促进产业良性发展，从而能更快从冲击中恢复。选取每万人大学生数量衡量人力资本，高水平人力资本更能为应对产业链扰动提供人才支撑，使产业链内部调整适应速度更快，恢复能力更强。
③产业链演化能力。指产业链实现演化升级的能力，其受创新辐射、创新能力和数字化水平因素的影响。创新辐射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度数中心度越高，表明该节点的连接程度越高；中间中心度越高，表明该节点在网络中越发挥“桥梁”的作用；接近中心度越高，表明该节点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越接近中心。3种中心度越高，该资源型城市在网络中的影响力越大，创新辐射力度越强，范围越大，更能带动周边协同发展，共同实现产业链突破与升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要实现跃迁，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因此选取发明专利授权数衡量创新能力。参考黄林秀等[18]的研究，选取互联网普及率衡量产业数智。宽带是链接产业数智两大关键要素——数据要素和载体平台的主要桥梁，能有效反映产业数智化水平。而相较于总量指标，人均指标能更准确衡量产业数智化程度。提高产业数智化水平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组织模式变革，为传统产业转型提供新动力，激发产业链潜能，实现产业链改造升级。
④产业链引领能力。该能力体现资源型城市主体对产业链的领导权和控制力，选取高端引领力、链条控制力和产业链效益为二级指标。首先，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不断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19]，高新区工业总产值占GDP比重越高，表明资源型城市产业竞争力越强，在产业链中引领力就越大。其次，企业规模深深影响其在产业链上的话语权，资源型城市主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越多，其对产业链的控制力越强。最后，产业链中龙头企业往往不仅处于链上的关键核心位置，还占据大部分产业链附加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越高，表明资源型城市主体创造的附加值越高，产业链效益越好。
⑤产业链可持续能力。该能力是产业链实现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的能力，选取污染排放、能源效率和绿色治理为二级指标。资源型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减少工业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加大污染绿色治理力度。污染排放程度通过单位工业增加值SO2排放量、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来衡量。考虑到电力消费的记录更加准确，借鉴林伯强[20]的研究，电力消费与能源消费存在高度相关性，本文采用单位GDP耗电量来衡量能源效率。资源型城市长期开采和破坏自然资源，通常面临矿山治理恢复问题，本文选取建成区绿地覆盖率作为绿色治理的考核指标。建成区绿地覆盖率越高，一定程度上表明采后矿区的环境修复治理越到位。

1.2 数据来源与指标测算

本文剔除2011年设立的毕节市、2019年撤市改区的莱芜市和大兴安岭地区及少数民族自治州，最终选取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城市层面数据可得性，选择研究时期为2005—2022年。相关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EPS全球数据库、CNRDS数据库、各省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对于缺失数据，利用平均3年增长率预测法和线性插值法补齐。
其他相关指标测算说明如下：
①产业结构高度化。借鉴干春晖等[21]的研究成果，以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
②产业结构多样化。参考夏铭璐等[22]的研究成果，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衡量资源型城市产业的多样化水平。计算公式为： I n d v = 1 H H I = 1 ∑ j = 1 3 S j 2，其中Indv代表城市产业多样化程度， S j表示j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③二产内部转型。借鉴孙晓华等[23]的研究，采用第二产业与采矿业从业人员数的差额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比值进行衡量。
④产业集聚。选取区位熵衡量资源型城市产业集聚情况。区位熵数值大小与集聚水平正相关，其数值越大，代表集聚水平越高。计算公式为： A r i = S g d p g d p / S G D P G D P，Ari代表区位熵，Sgdp代表某资源型城市第二产业生产总值，SGDP代表全国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⑤创新辐射。参考谷城等[12]的研究方法，利用基于空间地理距离的引力模型构建矩阵，借助UCINET6.2软件中Centrality工具，测算各资源型城市间发明专利授权数联系强度的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与接近中心度。
⑥互联网普及率。以万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作为衡量指标。

1.3 研究方法

1.3.1 熵值法

为避免个人主观因素对产业链韧性的测度带来的偏差，本文采用客观赋值法中的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进而将其与对应指标的标准化值相乘后求和，所得综合得分即为产业链韧性的度量指标。

1.3.2 Dagum基尼系数

本文根据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分组，采用Dagum提出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对样本城市产业链韧性的区域差异进行分解[24]，深入考察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的总体差异，各分组的组内、组间差距及差距贡献率。
参考谷城等的研究[12]，总体基尼系数进一步分解组内基尼系数（G w）、组间基尼系数（G b）及超变密度贡献（G t）。

2 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

2.1 总体产业链韧性水平分析

本文运用熵值法测度2005—2022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综合指数，得出其描述性统计结果，并据此刻画产业链韧性及五大子系统水平发展趋势（图1）。在样本期内，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均值总体呈现波折式上升，从2005年的0.0814上升至2022年的0.119，增长率为46.16%，年均增速仅为2.72%，说明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朝着稳定、强韧的方向转型升级，但进程缓慢且总体水平仍然偏低。同时，聚焦产业链韧性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对比，发现二者差值由2005年的0.3365波动增长至2022年的0.4868，表明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区域差距增大。另外，通过比较均值与中位数的发展趋势可知，前者始终大于后者，且二者之间差距逐年扩大。
图1 2005—2022年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及子系统水平发展趋势

Fig.1 Development trend of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level and subsystem level in 2005-2022

从子系统水平来看：①产业链演化能力水平较高，对产业链韧性的贡献始终保持在首位。我国从2006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到党的十八大明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将创新定位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20]，创新战略助力增强资源型城市产业创新力，助推其产业链演化能力保持在高水平。②产业链引领能力增长幅度最大，是产业链韧性增强的重要推动力。从2005年的0.0061提升至2022年的0.0360，年均增幅达28.79%，其中2012年提升明显，可能原因在于2012年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倡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此期间，多个资源型城市设立了高新技术开发区，培育了更多本土企业发挥产业链引领能力。③产业链抵抗能力和恢复能力水平较为相近，前者在小范围区间内上下波动，但整体无明显变化。产业链恢复能力从2005年的0.0097缓慢增长至2022年的0.0176，发展较为疲软。由于我国逐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门类齐全，为资源型城市产业链抵抗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资源型城市过度依赖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单一，同时产业链条各个环节的横向延伸不充分，可替代性差，导致无法为产业链强度和风险抵抗能力提升提供充足动力，在受到外部冲击时也无法快速恢复，易对整个产业链产生“连锁效应”[7]。④产业链可持续能力增长平缓且整体水平偏低，由2005年的0.0029提高至2022年的0.0039，年均增速仅为1.94%。资源产业是资源型城市的主导产业，初期粗放式工业化模式导致了资源浪费与生态破坏，长期依赖自然资源形成“路径依赖”，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降低了生态环境韧性，出台的环境保护政策存在行动不到位、效果不理想等问题[21]。

2.2 区域产业链韧性水平分析

现有114个资源型城市样本可进一步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分别测算其2005—2022年产业链韧性综合指数均值并绘制变化趋势图（图2）。
图2 2005—2022年中国四大区域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发展趋势

Fig.2 Development trend of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level in four regions in 2005-2022

从区域整体看，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总体呈现波折下降，从2005年的0.0901小幅降低至2022年的0.0796，主要原因是产业链演化和引领能力的下降。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辽宁省人口流出187万，吉林省流出241万，黑龙江流出393万，劳动力流失严重。一方面，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过于倾向重工业，难以吸纳大量就业人口；另一方面，营商环境不利于吸引投资，难以支撑资源型经济产业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人口外流。劳动力的流失导致本地劳动力结构失衡，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缺乏足够的智力支持，难以提升产业链抵抗风险和冲击的能力。另外三大区域产业链韧性水平总体均呈现上升态势，其中，东部地区涨幅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涨幅最小。同时，图2还显示了四大区域的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存在一定的梯度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产业水平显著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且区域非均衡性程度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在研究初期，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链韧性水平相近，之后中部地区明显优于东北和西部地区；在2019年之前，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链韧性水平强于西部地区，之后二者韧性强度相近。
从区域内部看，总体上四大区域产业链韧性增强的最主要助力均为产业链演化能力，资源型城市在注重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同时，城市间也形成了创新联系网络，如东部地区的徐州、淄博、唐山，中部地区的马鞍山、洛阳，西部地区的咸阳和东北地区的鞍山等城市成为网络的核心城市和关键节点，有力促进了知识、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在区域内的流通，增强了区域创新联系和协同进步。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数字技术在产业中持续渗透，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不断变革产业体系，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形成新的增长极，实现经济增长的倍增效应。

2.3 资源型城市类型产业链韧性水平分析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将资源型城市划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大类[22]。从总体上看，四类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总体均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再生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始终保持较高程度上领先于其他资源型城市，且差距在不断扩大，如图3所示。其中，成长型资源型城市的韧性水平基本处于最低水平，且年均增幅最小，仅为0.75%；成熟型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基本高于衰退型城市，但二者之间的差距不大且在逐步缩小。从子系统水平来看，成长型资源型城市在产业链恢复能力、引领能力和可持续能力维度上的均值水平始终处于落后水平，但其在产业链可持续能力维度上的增幅位列第一；衰退型资源型城市在产业链引领能力维度上增速最大，年均增速达40.89%；再生型资源型城市在产业链抵抗能力、演化能力和引领能力维度上的均值水平一直保持领先状态，且在产业链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演化能力维度发展速度优于其他城市。
图3 2005—2022年中国四类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发展趋势

Fig.3 Development trend of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level in four types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2005-2022

由此可见，再生型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各子系统发展水平较高，产业链韧性较强，其余城市较薄弱。因为再生型资源型城市整体上已经具备较好的资源再生、内部循环能力，基本摆脱了资源有限性和过度依赖带来的发展阻碍，劳动、技术、资本密集型等产业快速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能够较好应对外部威胁和冲击[23-24]。而成长型城市资源储备丰厚，为响应加强能源供应能力建设号召，提高能源自主保障能力，进一步加大了资源开采的投资与力度，导致当地经济和就业更为依赖资源产业，进而对其他产业形成挤出效应。产业结构单一、接替产业规模较小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其面对外部冲击的抵抗和调整能力。成熟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都处于逐渐多元化产业体系阶段，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巩固，二者产业链韧性不断增强，差距也逐渐缩小。

3 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空间特征

本文选取2005、2011、2017及2022年截面数据，采用ArcGIS10.5软件的自然断点分级法对样本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进行分级处理，划分为低值水平、较低值水平、较高值水平及高值水平，对应范围区间分别为（0.022，0.077]、（0.077，0.145]、（0.145，0.262]、（0.262，0.526]，并绘制各市产业链韧性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化图（图4）。表2为研究期内产业链韧性分区统计结果。
图4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空间分布演变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4）0650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level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表2 不同年份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区间统计结果（单位：个）

Tab.2 Inter-zonal statistical results of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China in different years （unit）

年份 （0.022，0.077] （0.077，0.145] （0.145，0.262] （0.262，0.526]
2005 57 48 7 2
2011 62 39 11 2
2017 57 38 13 5
2022 49 38 19 8
从图4和表3可以看出，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呈明显提高趋势，产业链韧性处于较高水平的城市数量显著增多，但处于较低水平的城市仍占多数，整体水平依旧偏低。
表3 2005—2022年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

Tab.3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decomposi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2005-2022

年份 G 组内差异 组间差异 Gt
Gw 组内基尼系数 Gb 组间基尼系数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中部 东部—西部 东部—东北 中部—西部 中部—东北 西部—东北
2005 0.293 0.062 0.267 0.151 0.353 0.213 0.147 0.245 0.446 0.268 0.343 0.190 0.363 0.084
2006 0.268 0.062 0.275 0.135 0.336 0.223 0.104 0.247 0.389 0.280 0.278 0.185 0.310 0.103
2007 0.294 0.066 0.232 0.173 0.347 0.288 0.125 0.253 0.406 0.303 0.311 0.241 0.344 0.102
2008 0.297 0.065 0.259 0.141 0.361 0.293 0.134 0.260 0.427 0.319 0.307 0.230 0.356 0.098
2009 0.328 0.065 0.280 0.179 0.306 0.336 0.179 0.280 0.477 0.359 0.371 0.282 0.378 0.084
2010 0.332 0.065 0.275 0.182 0.297 0.357 0.182 0.288 0.478 0.386 0.362 0.303 0.369 0.085
2011 0.341 0.070 0.301 0.180 0.343 0.370 0.172 0.291 0.472 0.408 0.367 0.322 0.380 0.100
2012 0.342 0.071 0.316 0.193 0.329 0.376 0.174 0.302 0.466 0.413 0.358 0.331 0.374 0.097
2013 0.351 0.073 0.322 0.214 0.308 0.407 0.180 0.313 0.469 0.441 0.355 0.366 0.377 0.098
2014 0.355 0.075 0.325 0.229 0.302 0.428 0.175 0.316 0.460 0.451 0.352 0.384 0.387 0.105
2015 0.362 0.074 0.307 0.234 0.296 0.420 0.191 0.308 0.484 0.459 0.375 0.387 0.381 0.096
2016 0.351 0.075 0.299 0.258 0.293 0.354 0.186 0.311 0.469 0.431 0.371 0.356 0.337 0.089
2017 0.349 0.076 0.288 0.255 0.309 0.346 0.179 0.308 0.457 0.446 0.361 0.365 0.333 0.095
2018 0.337 0.072 0.297 0.258 0.254 0.320 0.185 0.314 0.454 0.442 0.345 0.350 0.296 0.081
2019 0.336 0.077 0.300 0.239 0.334 0.291 0.157 0.299 0.43 0.436 0.345 0.338 0.318 0.101
2020 0.336 0.074 0.303 0.276 0.267 0.264 0.177 0.311 0.441 0.429 0.358 0.346 0.268 0.084
2021 0.350 0.077 0.321 0.265 0.311 0.273 0.184 0.326 0.466 0.454 0.365 0.345 0.296 0.090
2022 0.363 0.08 0.312 0.285 0.318 0.271 0.194 0.335 0.485 0.469 0.382 0.356 0.298 0.089
2005年，中国资源型城市整体的产业链韧性水平较低，仅有9个城市产业链韧性具有较高及以上水平，分别为淄博、咸阳、大庆、洛阳、泰安、临沂、吉林、鞍山和邯郸，仅占城市总数的7.89%，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和东北地区；产业链韧性低值水平的城市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广西、云南、四川、陕西、甘肃等西部地区及部分东北地区。相较于2005年，2011年的低值水平城市数量反而有所增加，原因是阜新、本溪、盘锦、葫芦岛、鸡西、牡丹江等东北地区城市的产业链韧性水平出现倒退；产业链韧性较高及以上水平的城市数量增加至13个，新增城市为济宁、湖州、徐州、宝鸡、包头和唐山，均为成熟型和再生型资源型城市，淄博继续保持首位，而泰安和邯郸掉出其列。2017年，产业链高韧性城市数量上升至5个，分别为洛阳、淄博、济宁、徐州和湖州，其中洛阳的产业链韧性水平超越淄博成为榜首，徐州的产业链韧性提升幅度最大，为0.1286。产业链韧性低值水平的城市数量减少，主要是广东、江西、湖南、甘肃等地的城市产业链韧性增强。到2022年，产业链高韧性水平的城市增加至8个，较高水平的城市增长至19个，共占样本城市的23.68%，在空间上呈现分散式点状分布；产业链韧性低水平的城市数量下降至49个，降幅为14.04%，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南与陕甘宁地区。
出现上述现象的可能原因是，2003年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激发了东北地区经济活力，短期内明显推动了资源型地区发展。但由于缺乏内生增长的长期动力，仅靠国家专项补贴资金难以支撑东北地区重新腾飞，再加上重工业主要集中于钢铁、煤炭和石油等行业，不仅面临产能过剩的严峻形势，而且易受全球市场行情的冲击，造成了东北地区资源型产业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25]。而东部和中部资源型城市地理位置较为优越，铁路、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更便于资金和劳动力向城市聚集，促进生产力与产业竞争力提升，因此其产业链韧性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26]。目前，资源型城市在空间上呈松散的多中心结构，75%的中心城市为再生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基础较雄厚，产业结构更合理，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重视度高，因此产业链韧性水平普遍较高[27]。但中心城市之间产业分工合作尚不紧密，未形成良好的联动效应，限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由于乘数效应弱导致对周边地区产业链韧性带动作用不明显。

4 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区域差异

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区域差异。总体基尼系数G可分解为四大区域内部差异Gw、四大区域间差异Gb与超变密度Gt。
由表4可知，样本期内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的总体差异程度由相对合理上升至差距较大，具体数值由2005年的0.293扩大到2022年的0.363，提高了近1/4，与前文分析结论一致。具体来看，总体基尼系数发展趋势呈现为“急剧降低—稳定上升—轻微下降—翘尾增长”4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2006年，总体基尼系数由0.293降至0.268。第二阶段为2007—2015年，总体基尼系数大幅增大，于2015年达到峰值0.362。第三阶段为2016—2020年，总体基尼系数呈微弱下降之势，降幅仅为7.18%，表明资源型城市间产业链韧性差距缓慢缩小，具有收敛趋势。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总体差异由升转降的原因是，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优化产业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部和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部分转移产业，调整升级产业结构，增强了资源型地区产业链的“强链”与“补链”能力，从而样本城市产业链韧性整体差异减小。第四阶段为2020年以后，总体基尼系数又转呈上升趋势，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不平衡现象开始加剧。
研究期内，组间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基本与总体基尼系数一致。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基尼系数基本处于首位，在0.389~0.469区间波动起伏，可见两地区的产业链韧性差距过大，发展严重失衡。东部、中部与东北地区间的基尼系数涨幅明显，分别达0.201和0.166，表明东部、西部与东北地区间产业链韧性差距进一步加大，区域结构失衡严重。可能原因是，东部地区凭借经济基础、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优势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高级化转型升级，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增强，中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部分产业，增强其产业链“延链”“补链”的能力，西部和东北地区产业链低端化和同质化现象显露，使得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的整体差异扩大。
从表3还可知组内基尼系数发展平缓，由2005年的0.147缓慢增大至2022年的0.194，说明四大区域资源型城市内部产业链水平差异不大，各自发展较为均衡。研究初期，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最大，产业链韧性差异最大，其次为东部和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差距最小。随后，东北地区的基尼系数急剧增大，于2009年超越西部地区位居第一，继续攀升于2014年达到峰值，之后大幅下跌并于2022年成为内部差异最小的地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2007—2014年抚顺、鞍山等部分城市凭借丰富的资源储备或雄厚的工业基础不断提升其产业竞争力增强韧性，但因动力不足无法支撑后续发展导致韧性削弱，因此东北地区的差异呈先增后减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相近，均表现为震荡上升态势。此外，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增幅最大，由2005年的0.151上升至2022年的0.285，涨幅为88.74%，区域差异变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中部地区部分城市或承接了东部地区的移出产业，或重点构建先进制造业基地，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推动技术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而部分城市仍过于依赖资源产业，替代产业尚未形成规模，此外还存在缺乏技术人才、融资困难等众多难题，制约了抵抗外部冲击与风险的能力。西部、东部地区的涨幅分别位列第二、第三，造成其区域差异的原因在于两个地区内部存在个别产业链韧性较高的城市，如西部地区的铜川、延安、包头等市和东部地区的淄博、徐州等市与区域内其他城市易产生极化特征。
图5报告了2005—2022年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差异来源的演变趋势。首先，样本期内，组内差异、组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对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地区差异的贡献率变化幅度不大，整体较为稳定。其次，不同区域组间差异的贡献率最大，均值为50.32%；超变密度的贡献率次之，均值为28.30%；组内差异的贡献率最小，维持在20%左右，且较为稳定。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的整体差异主要来源于组间差异和超变密度，二者贡献率之和稳定在75%以上。这主要是因为不同资源型城市的基础设施、要素状况、创新能力等各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从而导致产业链的抵抗风险、恢复升级、引领及绿色发展能力有所差距。
图5 2005—2022年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区域差异及来源

Fig.5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ources of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2005-2022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演化能力、引领能力和可持续能力五大维度构建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中国2005—2022年114个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并通过地理分布图、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探究了其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及来源。得到结论如下：①样本期内，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有所提高，但进程缓慢且总体水平仍然偏低，其中抵抗能力、恢复能力与可持续能力亟需提高。②从区域层面看，四大区域产业链韧性发展不平衡，存在明显梯度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产业链韧性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和东北地区最弱。③从城市类别看，四类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总体均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其中再生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始终保持较高程度上领先于其他资源型城市，且差距在不断扩大。④从空间格局看，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未呈现明显空间集聚性，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产业链韧性的带动作用不明显。⑤从区域差异及来源看，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水平总体差异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差距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最大，东部、中部与东北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最明显。
基于上述结论，为更具针对性地提高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①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加快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步伐。研究结论表明，产业链韧性的抵抗力、恢复力和可持续能力较低是影响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的主要因素。一方面，要引导生产要素向非资源产业流动，摆脱资源依赖，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应重视高水平技术人才培养与引进工作，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水平，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弥补产业链薄弱环节，增强产业链安全可控性，提高产业链抵抗风险和恢复整合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快资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完善资源型城市环境治理，发挥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关键作用，利用绿色技术促进资源的绿色开发和清洁生产，全面增强资源型产业的环境友好性，增强资源型城市产业链可持续发展能力。
②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不同区域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协同均衡发展。研究结论表明，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表现出不同的产业链韧性水平，因此在对其进行宏观整体调控的同时，也要基于自身发展现状进行分类发展。东部和中部地区应进一步发挥自身区位和要素等优势，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争取在未来产业发展中占得先机。适当对西部和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实施政策倾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引导适宜产业和要素流向这两个区域，帮扶其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缩小与东中部地区产业链韧性差异。同时，要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与周边城市达成产业配套、创新协同、生产要素协同、产业政策配套的发展模式，带动周边地区共同进步，实现均衡发展。
③分类精准施策，提高四类资源型城市产业链韧性。成长型资源型城市应构建规范有序的资源开发利用长效机制，通过创新推动资源产品深加工，提升产业链“延链”“补链”能力，实现合理有序发展；积极推动资源更多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打造多元支撑平衡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成熟型和衰退型资源型城市开辟新的发展路径，有效增强其分散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促进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再生型资源型城市需充分发挥科技和金融引擎作用，进一步优化经济和产业结构，增强接替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培育“链主”“小巨人”企业，提高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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