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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 >

2025 , Vol. 45 >Issue 6: 67 - 78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6.007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评价及其时空格局

  • 王家庭 , 1, 2 ,
  • 王浩然 , 1, ※ ,
  • 孙荣增 1
展开
  • 1.南开大学 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中国 天津 300071
  • 2.南开大学 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中国 天津 300071
※ 王浩然（2000—），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E-mail：

王家庭（1974—），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土地与房地产经济、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等。E-mail：

收稿日期: 2024-05-29

  修回日期: 2024-08-21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8-07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JL057)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专项基金项目(H0123702)

收起

Measurement and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in China

  • WANG Jiating , 1, 2 ,
  • WANG Haoran , 1, ※ ,
  • SUN Rongzeng 1
Expand
  • 1.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e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 2. The Laboratory for Economic Behaviors and Policy Simulation，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5-29

  Revised date: 2024-08-21

  Online published: 2025-08-07

Fold

摘要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抉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对新质生产力内涵进行深刻阐释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的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11—2021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稳步提升，总体上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空间格局和“南快北慢”的演进趋势；②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由高到低可以划分为引领型、突破型、成长型、发育型和薄弱型5个等级，各等级城市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格局；③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差异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小，其中东部城市的区域内差异最大，东部—东北的区域间差异最大；④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东热西冷”空间分布相对稳定，热点区域“南进北退”及冷点区域向北扩张的态势明显；⑤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扩散力量整体上大于空间回波力量，高水平邻域对本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据此探讨了差异化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路径，可为制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测度评价; 城市等级; 自主创新; 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 产业升级

本文引用格式

王家庭 , 王浩然 , 孙荣增 . 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评价及其时空格局[J]. 经济地理, 2025 , 45(6) : 67 -78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6.007

Abstract

Developing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 crucial choic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is the only way to advance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a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t the municipal level, and depict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278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The study shows that: 1) The level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in China presents a steady upward trend, showing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east, flat in the middle and low in the west" and an evolution trend of "fast in the south and slow in the north"; 2) The level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levels from high to low: leading, breakthrough, growth, development, and weak.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ach level presents a significant "center-periphery" pattern; 3)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in China gradually decrease over time, with the largest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in eastern cities and the largest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northeastern cities; 4) The level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correlation, with a relatively stabl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er in the eastern of China and lower in the western of China". Areas with the higher value move from the north of China to the south of China, areas with lower value expands towards the north of China; 5) The spread effects of the level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in China is generally greater than the backwash effects, and high-level neighborhoods have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local area.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easurement; city hierarchy;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igital economy; green development; industrial upgrading

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①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深刻揭示并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命题，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破方向，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空间分异性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1]。当前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存在显著的不均衡、不充分问题，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尚处于探索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入认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状、问题与方向。地级区域是国家方针政策与区域发展战略落实响应的核心空间载体，对于塑造和优化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布局具有尤为关键的作用[2]。在当前县乡级统计数据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市域尺度的新质生产力水平量化评估有助于精准识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短板，为深入探索更加精细尺度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突破路径提供衔接机制与参考依据。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市域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新质生产力在市域尺度下有何特征?不同地区间新质生产力水平有何差距?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演变趋势如何?这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亟待回答。
从既有文献来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关的定性分析可以分为3条主线。第一条是聚焦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内涵、概念界定、战略意义和政策方向[3-5]；第二条是聚焦特定区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围绕东北振兴等具体议题展开探讨[6-7]；第三条则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某一具体方面，从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资本市场等多个方面拓展延伸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机制[8-10]。在其基础上，有部分学者对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11-13]。然而，囿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解读和研究视角差异，加之数据获取等方面限制，现有成果仍存在以下有待改进之处：①在空间尺度上，现有文献的研究尺度较为宏观粗放，多以国家、区域或省域为研究对象，对中观市域尺度下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现状、时空分异和演进特征的刻画分析相对欠缺；②在评价体系上，既有研究大多基于生产力要素来界定新质生产力内涵，鲜有文献从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出发，从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等角度刻画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鲜明标识与时代特征；③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偏重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综合评估，对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效应和不同维度时空演进规律的探究则相对单薄。
结合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在明晰新质生产力形成机理、典型特征和实践要求的基础上，尝试构建科学、有效且可行的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刻画2011—2021年我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Dagum基尼系数、热点分析、空间Markov转移矩阵等方法揭示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时空分异、演进规律和空间效应，并针对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路径，以期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为新时代新征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1 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1.1 内涵诠释与理论框架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3]。从理念上看，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生产力。从载体上看，新质生产力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产业形态为具体体现，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14]。从路径上看，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强调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数字赋能和绿色转型[15]。以新质生产力理论来指导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与实践要求，坚持以自主创新为“新引擎”，以产业升级为“新阵地”，构建绿色发展“新模式”，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16]。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17]。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科技在生产力构成要素中发挥着愈加突出的主导作用。自主创新能够推动关键技术，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突破，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模式，推动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的生产力，新技术牵引新资本和新劳动的形成与配置，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机制。自主创新带来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促使生产力基本要素重塑，从而推动生产力向更高级、更先进的形态演进。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承载主体。现代化产业体系承接科技成果向实际应用转化，是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践场域与成果展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就是主导产业、支柱产业迭代升级的过程[18]。生产力的变革直观体现在产业发展上，而产业体系的系统性重塑，是实现生产力质变的关键机制[19]。自主创新的潜力释放需要存在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即新质生产力需要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后的传统产业为主要载体，实现生产力的具象化。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与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
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价值追求。绿色可持续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作为指导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必然具有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内在属性[20]。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以新技术和新要素的优化组合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同时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环境绩效的先进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产业绿色化转型，促进绿色低碳新材料、新能源持续涌现，从根本上转变了传统生产力所依赖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体现出中国在低碳约束下通过创新实现绿色转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道路。
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支持。数字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主导性的技术创新，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发展，就是在数字技术创新的驱动下，通过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渗透融合，促进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实现生产力三要素的深刻变革，催生新的先进生产力形态[21]。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不断推动劳动者的高素质化、劳动对象的高科技和虚拟化、劳动资料的数智化，并由此形成数字生产力。数字生产力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核心，通过数字技术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实现生产力的跃升，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过渡，使现代化的生产力基础发生深刻变革。
基于上述内涵诠释，本文提出区域新质生产力评价测度的理论框架（图1）。框架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要求，从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数字经济4个维度充分体现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丰富内涵与特质。
图1 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逻辑

Fig.1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egion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1.2 评价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阐释与实践要求，结合相关文献的做法[15,24]，本文将自主创新“新引擎”、产业升级“新阵地”、绿色发展“新模式”、数字经济“新动能”作为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4个一级维度，并进一步根据各维度的发展要求，分析具体评价指标的选取。
①自主创新“新引擎”：新质生产力是科技进步的产物，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带来了劳动对象范围的拓宽、新材料的应用和新产业的出现，为新质生产力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创新成果的产出离不开创新资本和创新人才的持续投入。一方面，基础研究蕴含着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是自主创新的源泉，基础研究投入是自主创新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人”是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高质量人才是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石。据此，本文从基础研究投入、创新人才资源、创新成果产出3个方面选取自主创新“新引擎”的评价指标。
②产业升级“新阵地”：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适配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产业智能化，加速传统产业现代化转型；二是统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二者深度融合以应对新产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和产业交叉融合发展趋势；三是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有序培育新质生产力产业集群。据此，本文从产业智能化、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新质产业部门、新质产业集群4个方面选取产业升级“新阵地”的评价指标。
③绿色发展“新模式”：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特征，发展绿色生产力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应有之义。从动力来源看，绿色生产力源于绿色低碳循环技术的突破。从承载主体看，绿色低碳的产业和能源体系是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的鲜明特征。从价值追求来看，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绿色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目标。据此，本文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能源效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生态环境改善4个方面选取绿色发展“新模式”的评价指标。
④数字经济“新动能”：作为数字时代的经济新形态，数字经济是实现关键性技术突破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重要动力。从基础保障看，依托算法、算力、数据深度融合的数字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从动力看，数字经济是基于数字技术发展起来的全新经济形态。从载体看，数字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业态，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据此，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4个方面选取数字经济“新动能”的评价指标。
综上所述，本文共选取25个具有较高代表性和可比性的指标构建了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egion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基础指标 单位 属性
自主创新“新引擎” 基础研究投入 基础研究政府关注度 - +
科学支出/总人口 元/万人 +
创新人才资源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人/万人 +
每万人高等院校数量 所/万人 +
创新成果产出 每万人专利申请数 件/万人 +
每百人新创企业数 个/百人 +
产业升级“新阵地” 产业智能化 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 台/万人 +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 基于专利共分类方法的城市数实融合指标 - +
新质产业部门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总额/GDP % +
每百人人工智能企业数量 个/百人 +
新质产业集群 开发区数量 个 +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个 +
绿色发展“新模式” 产业绿色转型 单位气体污染排放产出 万元/t +
碳生产率 万元/t +
能源效率提升 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 - +
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专利申请数/全部专利申请数 % +
生态环境改善 PM2.5年均浓度 μg/m3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数字经济“新动能” 数字产业化 数字经济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总额/GDP % +
数字经济政府关注度 - +
产业数字化 电子商务交易额 万元 +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
数字基础设施 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户/万人 +
每万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户/万人 +
数字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全部专利申请数 % +

1.3 研究方法

1.3.1 熵值法

熵值法作为客观的权重计算方法，可以有效消除主观评价造成的偏差。本文利用熵值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计算公式参照王家庭等的研究[27]。为了增强可视化效果，本文将通过熵值法得到的综合得分扩大100倍。

1.3.2 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

Dagum[25]将总体基尼系数分解为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实现了对空间不平衡性来源的识别。本文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25]对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测算和分解。

1.3.3 空间相关性

为科学研判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本文分别利用全局Moran's I和热点分析法进行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计算公式参照王茜茜等的研究[26]。

1.3.4 空间Markov链方法

为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效应，本文利用空间Markov链考察邻域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对于本城市转移概率大小的影响，计算公式参照穆学青等[27]。

1.4 数据说明

因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剔除部分数据严重缺失的城市，对2011—2021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市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市域统计数据主要来自CEIC数据库、EPS数据库、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开发区网等。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 ① 。工业机器人累计安装量数据来源于国际机器人联盟（IFR）披露的数据。新创企业数据来自企查查数据库。碳排放量数据来自EDGAR数据库，采用ArcGIS软件对市域尺度的碳排放数据进行提取分析。PM2.5数据来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
部分指标需要进一步计算来获得。碳生产率通过GDP总量除以碳排放量来衡量。单位气体污染排放产出利用工业增加值与工业SO2排放量之比来衡量。利用城市快递业务占本省快递业务的比重，将省级电子商务交易额数据分解至地级市层面。参考王楚君等的做法[28]，使用政府工作报告中基础研究相关词频衡量基础研究政府关注度。参考周密等的做法[23]，利用专利共分类方法对城市数实融合水平进行测算。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来自PatentHub全球专利数据库，专利数据的检索和筛选方法参照刘鑫鑫等的做法[29]，其他专利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人工智能企业数据信息来自天眼查企业信息数据库，本文参照王林辉等的做法[30]，使用特征关键词提取法对人工智能企业进行识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31]。参考金灿阳等的方法[32]，利用Python软件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分词处理，统计数字经济相关关键词词频，作为衡量数字经济政府关注度的指标。

2 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时空演化与空间效应

2.1 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时序演化特征

2.1.1 总体水平的时序演进

本文从“四大区域”和“南北”两个维度刻画2011—2021年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时序演进特征（图2） ①
图2 2011—2021年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演进趋势

Fig.2 The overall evolution trend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in China in 2011-2021

从全国来看，首先，研究期内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呈显著上升趋势，全国平均水平由5.61上升至12.68，年均增速达8.50%，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表明中国新质生产力动能充足、发展态势整体向好。其次，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阶梯型特征。其成因在于，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布局具有明显技术指向性。东部城市科教资源丰富，对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要素的吸引力强，使其在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长期领先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
从四大区域来看，在“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重大区域战略引领下，中西部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增长较快，年均增速与全国基本一致，在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东北城市新质生产力平均水平的年均增速为7.5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东北地区仍处于产业转型和动能转换阶段，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新产业新动能及人才资源相对匮乏，未来仍需持续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的互动，激活新质生产力发展潜力。
从南北方地区对比来看，一方面，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南北分化态势逐渐加剧，表现为“南快北慢”的发展格局。其原因在于北方城市传统产业比重较高，创新驱动力相对缺乏，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较慢。另一方面，通过对比东西差距与南北差距，发现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东西差距远大于南北差距，表明新质生产力水平“东高中平西低”的结构特征未发生根本改变。主要原因是南北差距属于阶段性而非长期性格局[37]。在北方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推动下，未来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南北差距可能会趋于收敛。

2.1.2 分维度时序演进

为了更加全面地把握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时序演进特征，本文绘制了2011—2021年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各维度水平的统计图（图3）。
图3 2011—2021年全国及四大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分维度的演进趋势

Fig.3 The evolution trend of each dimens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in China and each region from 2011 to 2021

总体上看，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的各维度水平均呈上升趋势，自主创新“新引擎”、产业升级“新阵地”、绿色发展“新模式”、数字经济“新动能”4个维度的年均增速分别为5.93%、10.14%、4.42%和12.90%。其中，数字经济“新动能”的提升速度最快，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于抢占数字经济的全球制高点的高度重视，推动了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等方面的持续进步，数字经济发展动能不断壮大。产业升级“新阵地”的提升速度相对较慢，并且在2017年后明显放缓。其原因在于，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进入攻坚期，基础研究能力的相对不足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制约逐渐加大，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更加加剧了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因此，未来应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升级内生动力。
分四大区域来看，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4个维度均呈现“东部整体领先、中部快速崛起、西部逐步提升、东北有待振兴”的时空格局。其中，东部城市在自主创新“新引擎”和产业升级“新阵地”方面领先幅度较大，与其他地区形成显著落差，其原因在于中国创新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平衡，东部地区凭借创新资源优势成为技术和产业策源地，而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模式仍然以模仿迁移为主，未来应将提升创新驱动力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方向。东北城市在绿色发展“新模式”方面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主要原因是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和重工业比重较大，经济发展长期依赖粗放型、高污染、高排放型产业。因此，未来东北城市应加快产业绿色化转型，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增强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力。

2.2 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空间演变格局

2.2.1 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空间分布

为刻画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空间分布，本文将新质生产力水平按照自然断点法由高到低分为引领型（28.10，52.01]、突破型（17.82，28.10]、成长型（11.36，17.82]、发育型（6.75，11.36]和薄弱型（1.86，6.75]。其中，“引领型”为新质生产力水平领先全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城市；“突破型”为新质生产力起步较早，逐步向引领型演变的城市；“成长型”为新质生产力动能较为充足，逐渐向更高水平跨越的城市；“发育型”为新质生产力具备一定基础，但仍需进一步优化提升的城市；“薄弱型”为新质生产力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城市。囿于篇幅限制，本文选取2011、2014、2017和2021年4个代表年份来分析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图4）。
图4 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类型的空间分布演变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0）4619号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图6同。

Fig.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in China in 2011, 2014, 2017 and 2021

从总体来看，2011—2021年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整体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以及“东部持续领先，中西部加速追赶，东北逐渐振兴”的演变趋势。一方面，引领型和突破型城市主要散布于创新能力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中心城市，其中大部分城市都属于超大或特大城市，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较大落差。这主要是由于中心城市具备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创新资源、人才存量、数字技术、新兴产业，是承载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而外围城市受限于人力资源和产业基础，全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相对欠缺。另一方面，随着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薄弱型城市数量不断减少，并逐步向发育型和成长型城市演变，其中新质生产力等级跃升在2014—2017年最为明显。在这一阶段，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了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
从空间格局演化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集群化”特征日益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关联性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引领型与突破型城市呈现“东部连片、中西部零星”的分布格局，在东部集中于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地区；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则主要分布于合肥、南昌、郑州、武汉、长沙、西安、沈阳等省会城市。这一现象的成因在于东部地区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程度较高，中心城市通过产业转移与技术外溢，与外围城市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合力，而中西部地区城市群还处于培育阶段，中心城市主要依靠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成为新质生产力核心区，但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仍然不足。

2.2.2 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差异

本文利用Dagum基尼系数揭示2011—2021年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结果如图5所示。
图5 2011—2021年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差异

Fig.5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从总体及区域内差异来看，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总体及四大区域内差异均随时间推移波动下降，这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的破除，深化了区域协同创新和产业合作，畅通了新质生产力在地区间的流动有关。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内部新质生产力不平衡的现象较为突出，基尼系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究其原因，东部地区内部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梯度特征，既存在长三角、珠三角等新质生产力高地，也存在鲁西、粤北、闽西等新质生产力洼地，从而导致东部地区内部新质生产力水平出现显著的空间分异。
从四大区域间差异来看，作为新型生产要素集聚的“塔尖”，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其中“东部—东北”的区域间差异最大。在演化态势上，除东部—东北的基尼系数在2016—2019年出现上升外，其他两两地区间的基尼系数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其中中部—西部和西部—东北的区域间基尼系数降幅较大，分别达到27.32%和26.09%。主要的原因在于东西部协作、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东数西算”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发挥了西部地区在自然资源、经济成本、跨境经济合作等方面的优势，使得西部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出强劲追赶态势。
从区域差异来源及贡献率来看，样本期内区域间差异、超变密度、区域内差异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38.69%、35.37%、25.94%。具体而言，区域间差异贡献率由2011年的31.15%上升至2021年的43.76%，并在2015年后成为新质生产力水平空间分异的最主要来源。超变密度贡献率逐年下降，但仍是新质生产力空间分异的重要来源，其原因在于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交叉重叠特征，即高水平地区存在相对落后的城市，低水平地区也存在相对领先的城市。同时，新质生产力水平在区域内部的分化仍然不容忽视，未来应以城市群、都市圈等区域一体化政策为抓手，完善城市间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协调机制，防止区域内部出现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塌陷区”。

2.3 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

为全面把握2011—2021年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本文对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

2.3.1 全域空间自相关

为检验空间相关性是否存在，本文计算了2011—2021年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莫兰指数（表2）。
表2 2011—2021年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莫兰指数

Tab.2 Moran's I index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年份 莫兰指数 Z值 P值 年份 莫兰指数 Z值 P值
2011 0.085 2.194 0.028 2017 0.249 6.276 0.000
2012 0.102 2.630 0.009 2018 0.255 6.422 0.000
2013 0.107 2.759 0.006 2019 0.233 5.873 0.000
2014 0.136 3.489 0.001 2020 0.241 6.069 0.000
2015 0.174 4.425 0.000 2021 0.217 5.495 0.000
2016 0.203 5.138 0.000
由表2可知，一方面，研究期内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莫兰指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显著的空间聚类现象，高水平城市之间的“强强联合”与低水平城市相互簇拥形成的“漏斗区”同时存在。另一方面，莫兰指数总体上呈波动上升态势，表明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空间集聚性逐渐增强，相邻城市之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

2.3.2 局域空间自相关

为进一步揭示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局部空间模式，本文通过热点分析法刻画2011、2014、2017和2021年中国278个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热点区和冷点区的分布格局（图6）。
图6 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冷热点的分布演变

Fig.6 Hot spot map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in China in 2011，2014，2017 and 2021

从冷热点的空间分布来看，样本期内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连块集聚特征，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陕西、甘肃等西部省份，山西、河南等中部省份以及吉林、黑龙江等东北省份；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的山东半岛和东南沿海两大热点区。
从冷热点的演进趋势来看，一方面，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冷点区与热点区范围均呈扩大态势，反映出其空间集聚性总体增强。另一方面，冷热点格局演变呈现出显著的规律性，突出表现为热点区的“北退南进”趋势和冷点区的向北扩张。冷点区的主要拓展方向为内蒙古、河北、山西、甘肃等北方和西北省份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东北省份；环渤海地区的唐山、秦皇岛、大连、朝阳、葫芦岛等城市逐渐由热点区变为不显著区域，山东半岛热点区小幅扩大，东南沿海热点区则向苏北、福建等地区延展。这一现象折射出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重心的南移及发展动能的南北失衡。加快北方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南北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应成为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的重点方向。

2.4 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效应分析：基于回波—扩散效应的视角

Myrdal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分析了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对其他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和不利影响[34]。其中，扩散效应指新质生产力的高水平地区给低水平地区带来知识、技术、信息、管理等要素的溢出，对低水平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促进了低水平地区向更高水平的跃升；回波效应指新质生产力的高水平地区从低水平地区吸取人才、资金等稀缺资源，加剧了低水平地区新质生产力要素资源的短缺，阻碍了低水平地区向更高水平的演进。扩散效应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在区域间均衡发展的力量，而回波效应则是拉大新质生产力区域差距的力量。参考孙亚男等的做法[35]，本文依据分位数分级法将样本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划分为低、中低、中高、高4种状态类型，利用空间Markov链从“回波—扩散”效应的视角考察空间效应在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动态演进中的影响（图7）。
图7 2011—2021年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空间Markov转移矩阵

Fig.7 The Spatial Markov Transition Matrix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可以看出，空间因素对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动态演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状态转移概率会随着不同空间滞后条件而改变。总体而言，高水平邻域会提高本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向更高水平转移的概率。在不考虑邻域背景时，低水平地区向中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为13.7%，当其与中低、中高和高水平地区为邻时，向上转移的概率逐渐加大，分别增加至41.6%、44.8%和55.6%。与之类似，当中低水平地区、中高水平地区与高于自身水平的地区为邻时，新质生产力向更高水平转移的概率显著提升。由此可见，当前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扩散力量整体上大于空间回波力量，即高水平地区能够通过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优势资源的溢出促进区域新质生产力整体水平的提高。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文新质生产力空间分异趋于收敛的现象，还揭示出推动地区间新质生产力均衡发展的有效路径，即以高水平城市为增长动力源，加强地区间的协同联动，促进新质生产力增长要素在地区间的渗透和扩散。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对某一状态的城市而言，当其与更高水平的城市为邻时，保持自身状态不变的概率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大于向上转移的概率，说明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情况下，样本城市总体上仍然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不仅如此，较高概率值聚焦在对角线周边，表明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状态转移几乎发生在相邻类型之间，实现跨越式增长的概率极小。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未来应着眼长远，做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部署和任务分解。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论

本文从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出发，在市域尺度上基于自主创新“新引擎”、产业升级“新阵地”、绿色发展“新模式”和数字经济“新动能”构建了新质生产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度2011—2021年中国278个市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空间相关性分析和Markov链等方法揭示了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时空格局和空间效应，得出研究结论如下：
①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2011—2021年，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全国平均指数由5.61上升至12.68，整体上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空间格局和“南快北慢”的发展趋势，各维度水平存在显著的时空分异。
②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由高到低可划分为引领型、突破型、成长型、发育型和薄弱型，其中高水平城市在空间分布上散布于区域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新质生产力等级存在显著落差。
③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持续提升。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全国总体差异呈缩小态势，区域间差异贡献率逐年上升，超变密度贡献率持续下降；东部—东北的区域间差异最为突出，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最大。
④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冷点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热点区与冷点区均呈现扩张趋势，热点区“北退南进”和冷点区向北扩张的演变趋势较为明显。
⑤空间因素对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扩散效应整体上大于回波效应，高水平邻域能够对本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正向影响，总体上促进了地区间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共赢。

3.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3条促进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路径：
①充分发挥空间联动作用，推动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全面提升。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为此，需重点构建市域尺度下的协同发展机制，强化高水平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首先，中心城市应依托创新资源优势，加大基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创新动能；其次，后发城市需加强与先发城市的产业协作，在承接产业转移中优化产业布局，缩小与先发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差距；最后，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契机，破除区域合作壁垒，推动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的跨区域高效配置，畅通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流动渠道。
②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不同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和态势差异明显。为此，需针对不同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和需求精准施策。首先，要加强科技创新资源调研，梳理各地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明确各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依托本地优势走特色发展道路，选择适配自身条件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路径，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同时，要协调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地运用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升级，避免传统产业受到冲击、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出现泡沫化等问题。
③充分发挥城市群在生产力布局中的战略支撑作用，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显著的“中心—外围”结构，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存在发展落差，而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能够在新质生产力的区域联动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一方面要完善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政策协同机制，构建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引导城市有序发展新兴产业，实现共建共享共赢；另一方面，要加快培育新的创新组织形式，构建开放高效的城市群创新生态，畅通创新要素流动渠道，加快中心城市创新成果在周边地区孵化转化，避免中心城市要素过度聚集与结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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