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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4: 188 - 197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4.018

旅游经济与管理

区域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的耦合协调及驱动机制

  • 郭向阳 , 1, 2 ,
  • 穆学青 1 ,
  • 杨春宇 , 1, 2, 3, ※ ,
  • 明庆忠 4 ,
  • 吴玉清 1
展开
  • 1.贵州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中国贵州 贵阳 550025
  • 2.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旅游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中国贵州 贵阳 550025
  • 3.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绿色发展战略高端智库，中国贵州 贵阳 550025
  • 4.云南财经大学 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221
※杨春宇（1977—），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与管理。E-mail：

郭向阳（1990—），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3-04-09

  修回日期: 2023-12-19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6-2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610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6103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2YJCZH040)

贵州省教育厅普通本科高校科学研究项目(黔教技〔2022〕167号)

贵州财经大学创新探索及学术新苗项目(2022XSXMB04)

收起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Between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Ecosystem Function

  • GUO Xiangyang , 1, 2 ,
  • MU Xueqing 1 ,
  • YANG Chunyu , 1, 2, 3, ※ ,
  • MING Qingzhong 4 ,
  • WU Yuqing 1
Expand
  •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 550025，Guizhou，China
  •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Guizhou Tourism Economy and Management，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 550025，Guizhou，China
  • 3. Guizhou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y High-end Think Tank，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 550025，Guizhou，China
  • 4. Institute of Tourism and Culture Industry，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Kunming 650221，Yun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4-09

  Revised date: 2023-12-19

  Online published: 2025-06-24

Fold

摘要

厘清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动态交互关系及驱动机制，对于推动生态脆弱型旅游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地关系耦合理论建构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框架，采用集对分析法测度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得分，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分别揭示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长期存在的动态交互关系、耦合协调类型，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二者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互动响应关系，旅游开发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冲击作用程度要大于生态系统对旅游发展的馈赠效应。②研究期间，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是长期的，结构上具有相对稳定性；研究区耦合协调等级呈现持续提升态势，内部差异先收敛后扩散；耦合协调等级的热点集中在“贵阳—遵义—黔南”一带；邻域间耦合协调度存在“近朱者赤”的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耦合协调等级之间存在向上跳跃式转移现象。③研究区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类型整体趋势向好，耦合亚类总体由失调衰退类转向勉强协调类和协调发展类。④自然静态因子对耦合协调度解释力相对较小，社会、经济和政府动态因子对耦合协调度解释力较大。

关键词： 旅游开发强度; 生态系统功能; 交互响应; 耦合协调; 喀斯特生态旅游地; 贵州

本文引用格式

郭向阳 , 穆学青 , 杨春宇 , 明庆忠 , 吴玉清 . 区域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的耦合协调及驱动机制[J]. 经济地理, 2025 , 45(4) : 188 -19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4.018

Abstract

Clarifying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and driving mechanisms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ecosystem function is crucial for foster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tourism destinations. Taking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area, an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upling research framework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nsity (TDI) and ecosystem function (EF), and uses the set pair analysis method to measure the scores of TDI and EF. It uses the methods of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model to reveal the long-term dynamic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DI and EF.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There exists a stable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TDI and EF in Guizhou Province. The impact degree of TDI on EF surpasses the bestowal effect of EF on TDI. 2)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DI and EF is long-term and relatively stable in structu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in the study area showed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rend, internal disparities initially converged before diffusing again. Hotspot area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s are primarily located in the "Guiyang-Zunyi-Qiannan" region. Furthermor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exist among neighboring areas with observable jump transfer phenomena across varying level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3) The overall trend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s between TDI and EF is good in the study area, the coupling subtypes have transitioned from disordered or declining states towards barely coordinated or full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al stages. 4) Natural static factors exhibit limited explanatory power regarding degree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Social, economic and government dynamic factors demonstrate significantly greater explanatory power to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Key words：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nsity; ecosystem function; interactive response; coupling coordination; karst eco-tourism destination; Guizhou Province

生态旅游的核心内容是旅游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统筹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协调提供了基本遵循。因此，正确辨识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之间的长期互动关系与驱动机制，对生态脆弱型旅游地实现生态系统保护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人类经历环境决定论、人地关系或然论与征服自然论之后，受“环境友好意识觉醒”和“绿色发展浪潮”影响，“生态旅游”被认为是21世纪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旋律。国外关于旅游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可追溯到1920年代，早期研究涉及旅游与生态环境伦理[2-3]、旅游开发对生态系统影响[4-5]。随着旅游业快速发展，诸多学者使用旅游容量、旅游承载力、旅游生态足迹与旅游生态效率衡量旅游发展对生态建设绩效及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6-8]，为我国开展旅游和生态问题关系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国内关于旅游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上虽起步较晚，但研究内容日臻丰富，主要围绕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互动机制[9-10]、旅游生态化水平[11]、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交互胁迫关系[12-13]、旅游生态补偿路径[14]、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15]等方面开展。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资源环境硬约束的趋紧，人们逐渐认识到旅游活动虽然是提升国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但更是人类活动直接介入、干扰和打破生态系统功能完整性的主角之一，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逐渐受到学者关注[16-17]。
综上，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对旅游与生态系统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为深入探究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动态交互关系及耦合协调类型提供了逻辑起点与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以往文献鲜有涉及喀斯特生态脆弱区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动态交互关系与驱动机制，这与“两山理论”的内涵相背离；二是考虑到局部地理环境的异质性与空间非均衡性，以往文献较少关注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规律及耦合类型测度与划分。鉴于此，本文基于人地关系耦合理论建构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研究框架，采用集对分析法测度旅游开发强度（TDI）与生态系统功能（EF）综合得分，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和耦合协调模型分别揭示贵州省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的交互关系及耦合协调状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旅游开发强度和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的驱动机制，以期为贵州省及同类地区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和谐共生提供重要依据和经验借鉴。

1 旅游开发系统与生态系统互动机理

人地关系耦合是指人类活动与地球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过程，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产生的影响不是单向作用，地球环境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或约束人类活动。人地关系耦合包括人类活动、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18]。人地系统可持续性与联合国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密切相关，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19]。从耦合定义来看，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是典型的人—地系统互动过程，且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性、相互反馈性、非线性与复杂性特征，二者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图1）。
图1 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互动机理

Fig.1 Coupling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DI and EF

旅游开发对旅游地生态系统具有正向与负向影响效应。首先，合理的旅游经济开发活动不仅能提升当地居民福祉水平，而且可以带来相关产业链拓展，为旅游地生态环境状态维持带来资金支撑与技术溢出支持，进而有助于提升旅游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景观连通性与景观多样性水平。其次，生态旅游具有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友好的多重属性，能够相对降低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程度，进而优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提升旅游地生态环境响应水平。再次，旅游业及其关联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的比较优势，旅游地政府部门为发展旅游业和吸引更多游客集聚，必然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包含建立较高环境准入标准、增加绿地面积等）抑制了“污染避难所假说”效应。最后，旅游产业过度集聚与无序开发可能较大程度上对生态系统造成威胁（如交通拥堵、大气污染、水污染、废弃物污染等），在一定程度上对旅游地景观及生物多样性产生负向影响。
生态系统功能是旅游活动开展的物质凭借。优美的生态环境可以保持旅游地生态服务功能完整，为旅游客源市场拓展、旅游经济效益释放与旅游产业集聚提供持续动力。随着现代化旅游生产方式和游客需求方式转变，加之公众生态旅游环境意识自觉与环境友好理论践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旅游者绿色消费行为方式。旅游产业具有以生态环境为依托的特性，优良的生态环境状态（S）往往更能吸引游客前往开展旅游活动[20]，相反，旅游地景观结构改变与野生动植物消失将会导致其旅游吸引物逐渐减少，游客旅游体验也呈现负面反馈。此外，旅游地生态环境压力（P）过高（粉尘污染、雾霾、空气含氧量较低）会扰乱旅游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响应水平（R），抑制游客旅游动机和“重游率”，迫使旅游地环保部门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应性管理对策（M）。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地处中国云贵高原东部，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发育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喀斯特面积约占全省面积的61.9%），且其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公园”优势，持续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旅游强省。截至2023年2月，贵州省拥有5个世界遗产地、9个5A级旅游景区、143个4A级旅游景区、42个省级度假区、18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32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正在形成串珠成线、连线成片集群式发展势头。厚植生态是贵州省旅游发展的基底，其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与因果反馈性较强，但由于贵州喀斯特地貌发育覆盖面积较大，依托于生态环境发展的旅游活动开发易与生态系统保护产生对立矛盾。因此，将贵州省作为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互动关系的研究案例地具有较好代表性。

2.2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参考已有相关文献[2-3,12-13,15-17,31-32]、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旅游发展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并结合贵州省发展实际，构建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DI and EF and its explanation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含义（性质） 单位
旅
游
开
发
强
度		 旅游客流规模
（T）		 国内游客接待人次（T1） 反映国内旅游市场发育状况（+） 万人次
入境游客接待人次（T2） 反映国际旅游市场发展规模（+） 万人次
旅游经济效益
（E）		 旅游总收入（E1） 反映旅游产业经济效益规模（+） 亿元
游客人均消费额（E2） 反映旅游客流流质优劣度（+） 元
旅游收入占GDP比重（E3） 反映旅游发展的经济规模贡献度（+） %
旅游收入占第三产业产值比重（E4） 反映旅游产业关联效应与贡献度（+） %
旅游产业集聚
（A）		 星级饭店集聚度（A1） 采用区位商法计算（+） -
旅行社集聚度（A2） 采用区位商法计算（+） -
A级旅游景区集聚度（A3） 采用区位商法计算（+） -
旅游空间承载
（C）		 游客密度指数（C1） 游客接待总量/国土面积（+） 万人/km2
旅游经济密度指数（C2） 旅游总收入/国土面积（+） 元/km2
旅游交通路网密度指数（C3） （高速公路里程+高铁里程）/国土面积，表示路网扩张密度（+） km/km2
旅游景区开发指数（C4） A级旅游景区总数/国土面积（+） 个/km2
旅游空间开发指数（C5） 旅游空间开发指数= ( T / A ) · ( P / A )，其中，T为旅游收入，P为区域总人口，A为区域总面积[22]（+） -
生
态
系
统
功
能		 生态系统压力
（P）		 人均旅游废水排放量（P1） 反映废水对环境的压力（-） t/人
人均旅游SO2排放量（P2） 反映废气对环境的冲击（-） t/人
人均旅游粉尘排放量（P3） 反映粉尘对环境的扰动（-） t/人
人均旅游生活垃圾产生量（P4） 反映生活垃圾对环境的影响（-） t/人
旅游PM2.5平均浓度（P5） 反映旅游地空气质量（-） μg/m3
生态系统状态
（S）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S1） 参考谢高地等[23]构建基于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计算（+） 元
景观破碎度（S2） 反映旅游地景观结构特征（-） -
景观连通性（S3） 反映景观对生态流的便利或者阻碍程度（+） -
景观多样性（S4） 反映一定时空范围内景观生态系统类型的丰富性与多样化（+） -
森林覆盖率（S5） 森林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率，亦表征当地调节气候、净化空气、保持水土和碳汇能力（+） %
生态系统响应
（R）		 植被覆盖指数（R1） 反映生态系统功能和稳定性（+） %
水土保持率（R2） 区域内水土保持状况良好的面积（非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 %
人均完成造林面积（R3） 反映人工造林面积均值水平（+） hm2/人
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R4） 反映生活垃圾处理水平（+） t/人
生态系统管理
（M）		 地州市政府工作报告环境保护词频统计（M1） 各市州政府网站包含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保护”相关词汇出现频数（+） 次
环保资金占GDP比重（M2） 政府环境保护资金支持度（+） %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M3） 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管理水平（+） %
居民受教育程度[24]（M4） 当地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占当地户籍总人数的比重（+） %

注：+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法来消除变量量纲和变异范围的影响；P1~P5指标采用旅游总收入相对于GDP的比重进行折算[25]。

首先，旅游开发是人类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其中，旅游客流规模（T）反映了旅游地旅游市场活跃度和可能对环境形成的压力；旅游经济效益（E）是衡量旅游活动对当地经济贡献的重要标准，通过评估旅游经济效益可以判断旅游开发是否促进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增长；旅游产业集聚（A）反映了旅游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和资源整合能力，是衡量旅游开发强度的重要维度；旅游空间承载能力（C）是衡量旅游开发强度对自然和人文资源保护程度的重要指标。“TEAC”模型分别从4个维度集中反映了旅游地旅游开发的深度与广度。
其次，生态系统功能是生态系统所体现的各种功效和调节作用的效率。生态系统功能评价的目的在于科学地评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PSR）模型是生态环境学科中生态系统功能健康评价常用的一种评价模型，体现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考虑到近年来政府活动对生态系统影响越来越大，加之诸多学者[10-14]也认识到在生态系统功能综合评估中考虑管理决策（Management）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将政府决策和公众行为纳入PSR模型，构建了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管理（PSRM）的新生态系统功能综合评价模型，模型各维度互动关联形成了“发生了什么、现状怎样、如何处理、依据什么”的系统性逻辑关系。

2.3 研究方法

2.3.1 集对分析法

集对分析法（Set Pair Analysis，SPA）是由我国学者赵克勤[26]提出的一种针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同异反定量分析的理论。通过对不确定性加以客观承认、系统刻画，使其研究结果更加贴近实际，是解决多目标决策、多属性评价的有效途径[27]。本文采用集对分析法分别对旅游开发强度（TDI）与生态系统功能（EF）得分进行测度[28]。

2.3.2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为揭示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动态作用关系，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构建动态响应关系评价模型[29]。该方法兼具时间和面板数据的双重优势且能够有效避免内生性问题，便于通过正交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分离出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相互冲击的动态影响程度。模型设定参见相关文献[30]。

2.3.3 耦合协调模型

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科学评价旅游开发强度（TDI）与生态系统功能（EF）的耦合协调度，其计算公式见相关文献[31]。为直观解释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所处的时序空间，本文采用“十级划分法”[31]对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结果划分等级。考虑到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水平差异情况，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32]将二者耦合机制划分为3个大类、4个亚类和12个基本类型（表2）。
表2 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类型划分

Tab.2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 between TDI and EF

大类 耦合协调度（D） 亚类 TDI与EF相对大小 基本类型
协调发展类 （0.60，1.00] 协调发展类
（Ⅳ）		 TDI-EF>0.1 协调发展类生态功能滞后型（Ⅳ-1）
∣TDI-EF∣≤0.1 协调发展类旅游生态同步型（Ⅳ-2）
EF-TDI>0.1 协调发展类旅游开发滞后型（Ⅳ-3）
过渡类 （0.50，0.60] 勉强协调发展类（Ⅲ） TDI-EF>0.1 勉强协调类生态功能滞后型（Ⅲ-1）
∣TDI-EF∣≤0.1 勉强协调类旅游生态同步型（Ⅲ-2）
EF-TDI>0.1 勉强协调类旅游开发滞后型（Ⅲ-3）
（0.40，0.50] 濒临失调衰退类（Ⅱ） TDI-EF>0.1 濒临失调类生态功能滞后型（Ⅱ-1）
∣TDI-EF∣≤0.1 濒临失调类旅游生态共损型（Ⅱ-2）
EF-TDI>0.1 濒临失调类旅游开发滞后型（Ⅱ-3）
失调类 （0.00，0.40] 失调衰退类
（Ⅰ）		 TDI-EF>0.1 失调衰退类生态功能滞后型（Ⅰ-1）
∣TDI-EF∣≤0.1 失调衰退类旅游生态共损型（Ⅰ-2）
EF-TDI>0.1 失调衰退类旅游开发滞后型（Ⅰ-3）

2.3.4 地理探测器模型

地理探测器模型是探测地理要素空间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工具[33]。本文运用其揭示旅游开发强度和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的驱动机制。计算公式见相关文献[33]。

2.4 数据来源与处理

植被覆盖指数依据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数据中心整理，通过林地、草地、农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计算。景观指数（景观破碎度、景观连通性、景观多样性）根据土地覆被数据，利用Fragstats V4.2计算。PM2.5浓度数据来自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DEM、河网数据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社会经济类数据和年平均气温数据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贵州省宏观经济数据库、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矢量地图源于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互动响应关系

在单位根检验、最优滞后阶数、因果关系和PVAR模型稳定性检验均通过的前提下，探究研究区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相互作用关系的长期动态变化规律，本文在采用蒙特卡洛方法（Monte-Carlo）模拟1000次基础上得到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的脉冲响应曲线图（图2）。
图2 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的面板脉冲响应

注：蓝色曲线代表旅游开发强度或生态系统功能受对方冲击曲线的变化轨迹。

Fig.2 Panel impulse response of TDI and EF

图2a显示，旅游开发强度对生态系统功能冲击具有积极的正向响应（除第3期外），第1期未产生响应，第2期出现正响应峰值（0.029），并在第4期达到第2个峰值后其响应程度随时间推移逐渐变弱，表明生态系统功能对旅游开发的影响具有持久效应。图2b表明，生态系统功能对旅游开发的冲击响应过程总体表现为倒“N”型特征。由于旅游地初期旅游开发规模小，其对生态系统功能呈现正向反馈影响（第1期），随着游客密度指数、交通密度指数和景区开发强度的几何式增长，旅游空间承载强度逐渐变大并达到阈值后，粗放式旅游开发对生态系统功能影响出现负向抑制效应（第2期）。旅游地在可持续发展政策引导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综合影响下，旅游经济增长方式趋于集约型与优质化（第3期后），旅游开发对生态系统功能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但旅游地生态系统功能很难再恢复到原始状态。

3.2 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分析

3.2.1 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化特征

为揭示贵州省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化特征，由峰峦图3a和三维核密度图3b可知：①分布位置上，耦合协调度分布曲线中心位置不断右移，表明研究期间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等级呈不断提升态势。②分布形态上，峰峦图波峰经历了“Λ”型→“M”型→“Λ”型→“M”型演替过程，核密度曲线波峰高度呈倒“V”型发展；主峰宽度总体先变窄后增宽，表明研究区内部各市州耦合协调度差异性呈先收敛后扩散趋势。③延展特性上，随着时间演进，峰峦图和三维核密度曲线出现左翼拖尾现象，耦合协调度低值区不断减少。④分布峰值上，峰峦图和三维核密度图分布波峰数量总体由单一峰值向多峰形态演化，表明耦合协调度由单极化向多极分化格局演替。
图3 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变化的峰峦和核密度估计

Fig.3 Peak diagram，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DI and EF

3.2.2 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化特征

为深入探究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特征，选取2011、2016和2020年为时间节点，绘制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图（图4）。
图4 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

Fig.4 Spatial evol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DI and EF

由图4可知，2011—2020年，总体上贵州省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等级由期初“相对均衡”演变为期末“以贵阳市、遵义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南州）为中心向东西两侧逐级递减”格局，耦合协调指数热点集中在“贵阳—遵义—黔南”一线，归因于该地带经济基础好、旅游资源集聚度和丰度高、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加之良好的生态系统本底优势，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互动性好。反观毕节、六盘水、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州）和铜仁等省域边缘市州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低，属于耦合协调指数冷点区。值得注意的是，2016—2020年，贵州省各市州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指数增长率提升明显，所有市州耦合协调等级均达到勉强协调及以上等级，尤其邻域间耦合协调度存在“近朱者赤”的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耦合协调等级之间存在向上跳跃转移现象。究其原因，“十三五”期间，贵州省以独特地形地貌、生态优势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为靶心，深入实施生态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之在此期间贵州省森林覆盖率连续增幅、综合治理石漠化面积、国家储备林建设融资和放款规模等多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促使贵州省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现“先强带后起”的区域联动发展态势。

3.3 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类型划分

如表3所示，研究期间贵州省9个市州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类型整体趋势向好，多数市州由失调衰退类转向勉强协调类和协调发展类，但基本类型有所不同。具体来看：
表3 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类型划分

Tab.3 Coupling types of TDI and EF

市州名称 年份 耦合
基本类型		 表例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贵阳市 Ⅲ-2 Ⅲ-2 Ⅲ-2 Ⅲ-2 Ⅲ-2 Ⅳ-2 Ⅳ-2 Ⅳ-1 Ⅳ-2 Ⅳ-3 协调发展类生态功能滞后型（Ⅳ-1）
六盘水市 Ⅰ-3 Ⅰ-3 Ⅰ-3 Ⅰ-3 Ⅰ-2 Ⅰ-2 Ⅱ-2 Ⅱ-2 Ⅱ-2 Ⅱ-3 协调发展类旅游生态同步型（Ⅳ-2）
遵义市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Ⅲ-2 Ⅲ-2 Ⅳ-2 Ⅳ-2 Ⅳ-3 协调发展类旅游开发滞后型（Ⅳ-3）
安顺市 Ⅰ-2 Ⅰ-2 Ⅰ-2 Ⅰ-2 Ⅰ-2 Ⅰ-2 Ⅱ-2 Ⅱ-1 Ⅱ-2 Ⅲ-2 勉强协调类生态功能滞后型（Ⅲ-1）
毕节市 Ⅰ-3 Ⅰ-3 Ⅱ-3 Ⅱ-3 Ⅱ-3 Ⅱ-2 Ⅱ-2 Ⅱ-2 Ⅲ-2 Ⅲ-3 勉强协调类旅游生态同步型（Ⅲ-2）
铜仁市 Ⅰ-2 Ⅰ-2 Ⅰ-2 Ⅰ-2 Ⅰ-2 Ⅰ-2 Ⅱ-2 Ⅱ-2 Ⅱ-2 Ⅲ-3 勉强协调类旅游开发滞后型（Ⅲ-3）
黔西南州 Ⅰ-2 Ⅱ-2 Ⅰ-2 Ⅰ-2 Ⅰ-2 Ⅰ-2 Ⅰ-2 Ⅰ-2 Ⅱ-2 Ⅲ-3 濒临失调类生态功能滞后型（Ⅱ-1）
黔东南州 Ⅱ-2 Ⅱ-2 Ⅱ-2 Ⅱ-2 Ⅲ-2 Ⅲ-1 Ⅲ-2 Ⅲ-2 Ⅲ-2 Ⅳ-3 濒临失调类旅游生态共损型（Ⅱ-2）
黔南州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Ⅱ-1 Ⅱ-1 Ⅱ-2 Ⅳ-1 Ⅳ-3 濒临失调类旅游开发滞后型（Ⅱ-3）
失调衰退类旅游生态共损型（Ⅰ-2）
失调衰退类旅游开发滞后型（Ⅰ-3）
①就耦合亚类而言：贵阳市由期初勉强协调类转向期末协调发展类，遵义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东南州）、黔南州由期初濒临失调类演替为期末协调发展类，六盘水市、安顺市由期初失调衰退类演化为期末协调发展类，毕节市、铜仁市、黔西南州由期初失调衰退类转向勉强协调类。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席卷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地区旅游业发展产生强烈冲击，诸多市州基本耦合类型由2019年的旅游生态同步型转变为2020年的旅游开发滞后型。
②就耦合基本类型而言（因2020年旅游业受新冠疫情冲击，本文以2019年为样例）：2019年，贵阳市、遵义市基本耦合类型均为协调发展类旅游生态同步型（Ⅳ-2），归因于两市州处在黔中城市生态功能区核心地带，区内贵阳—贵安都市圈、遵义都市圈是全省范围内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旅游资源种类多且旅游区基础设施功能相对齐全，且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相对较高，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互馈性好。毕节市、黔东南州基本耦合类型为勉强协调类旅游生态同步型（Ⅲ-2），得益于两市州分别处在赤水河生态廊道保护区和苗岭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得天独厚的生物多样性优势和陆域、水域生态廊道建设，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良性互动效应初露端倪。黔南州基本耦合类型为协调发展类生态系统功能滞后型（Ⅳ-1），得益于交通地理区位和自然景观优势，以及“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和“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两张世界级名片，促使其在旅游产业绿色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丰硕业绩。但黔南州94%国土面积属生态系统敏感型的石漠化山区，因岩溶地质环境本身的脆弱性和旅游开发人类活动叠加影响，导致其水土流失、生态保护空间、生态廊道与旅游空间冲突、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突出，呈生态系统功能滞后于旅游开发的错位态势。六盘水市、安顺市、铜仁市、黔西南州耦合基本类型为濒临失调类旅游生态共损型（Ⅱ-2），需重点关注。

3.4 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的驱动机制

贵州省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时空分异，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数据可获得性[15,25,27,35]，并在因子共线性分析基础上，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自然、经济、社会和政府维度选取相关指标，探究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影响因子（表4）。从中可知，所有探测因子均通过了1%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耦合协调度受到自然、经济、社会和政府因素的综合影响。总体上，研究时段内自然环境等静态因子对耦合协调度解释力相对较小（河网密度因子除外），社会、经济和政府等动态因子对耦合协调度解释力相对较大。以下对主要影响因子展开分析：
表4 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驱动因子及测算结果

Tab.4 Driving factor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DI and EF and their measurement results

维度 指标 指标选取依据与衡量 单位 q p值 q值排序
自然因素 高程 高程增加往往伴随着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增强，同时高程还会影响旅游开发的难度和成本。采用地理空间数据云中的DEM数据 m 0.524 0.000 9
河网密度 合理的河网密度为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提供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基础。采用干支流总河长与流域面积的比值表征 km/km2 0.891 0.000 2
气温 气温变化会直接影响旅游活动的安排和开展，同时气温也是影响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因素之一。采用年平均气温表征 ℃ 0.502 0.000 10
经济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为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提供了资金与技术支持。采用人均GDP衡量 元/人 0.637 0.000 6
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伴随着新兴服务业兴起和人们环保意识增强。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表征 % 0.568 0.000 8
社会因素 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不仅优化了旅游开发方式，而且增强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采用专利授权量衡量 件 0.780 0.000 4
交通便利度 交通是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协同发展的重要纽带。采用公路通车里程表征 km 0.612 0.000 7
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提升旅游开发强度和速度，同时可能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生态环境破坏。采用常住人口密度衡量 人/km2 0.929 0.000 1
城镇化 城镇化推动了旅游开发强度，也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机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 % 0.675 0.000 5
政府因素 政府调控力 政府通过综合施策能够平衡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的关系。采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衡量 % 0.814 0.000 3
①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扩大倒逼旅游企业积极投入资金和资源，促进旅游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同时，随着旅游市场规模扩大，旅游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逐渐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贵阳市、遵义市等城市以较大旅游市场接待规模吸引更多的旅游投资者，从而推动旅游资源的有效集聚和高效利用。同时，以上城市市场规模扩大往往伴随着游客数量增加，倒逼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②河网密度。河流是重要的水资源和生产原料来源，也是重要的交通通道。贵州省较高的河网密度不仅有利于旅游资源开发和生物群落的形成，而且河流和湖泊等水体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旅游业规模化与集群化发展。此外，较高的河网密度提升了人类活动污染排放路径的通畅程度。因此，河网密度对贵州中东部市州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的影响较大。
③政策调控力。政策调控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加强监管和执法、建立激励机制等措施，引导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贵阳市、遵义市、黔南州等地紧扣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主线，较强的环境规制对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④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充分考虑了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和保护需求。此外，科技创新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实现对旅游资源和生态资源合理承载量进行精准分析和评估，为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由于政策支持、资源投入、产业基础、人才聚集等原因，科技创新对黔中城市群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影响较大。
⑤城镇化。城镇化过程伴随着旅游市场需求的增长、旅游资源结构的优化与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同时，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保护成为重要议题，政府和企业加大了具有生态特色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开发，以确保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故城镇化对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起到了一定作用。
⑥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为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提供了强大的市场动力和投资支持，同时推动了先进技术手段和管理模式在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领域的应用。贵阳市、遵义市、黔南州经济发展水平在贵州省排名前四，经济发展因子有力促进了以上地区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协同发展，这也促成了耦合协调指数热点区在省域内部集中于“贵阳—遵义—黔南”一线。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喀斯特生态脆弱区——贵州省为研究对象，综合采用集对分析法、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分别揭示了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长期存在的动态交互关系及耦合协调类型，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的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①贵州省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存在长期的互动关系，生态系统功能对旅游开发强度冲击响应具有持久性，旅游开发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过程呈倒“N”型特征，旅游开发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冲击程度要大于生态系统功能对旅游发展的馈赠效应。
②贵州省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等级呈现持续提升态势。其中，以贵阳市、遵义市和黔南州增长幅度最为明显，研究区内部各市州耦合协调度差异呈先收敛后扩散趋势。
③贵州省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指数热点集中在“贵阳—遵义—黔南”一线，冷点指向于旅游开发等级较低和生态系统功能本底相对脆弱区；邻域间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耦合协调等级之间存在向上逐级晋升或跨级跳跃转移现象。
④贵州省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类型整体趋势向好，多数市州耦合亚类由失调衰退类转向勉强协调类和协调发展类。但是研究区耦合基本类型有所差异且总体耦合基本现状不容乐观。研究期末，六盘水市、安顺市、铜仁市、黔西南州为濒临失调类旅游生态共损型（占比44.44%），未来需要注重其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与调控。
⑤研究时段内自然因素静态因子对耦合协调度解释力较小，社会、经济和政府等动态因子对耦合协调度解释力相对较大。其中，市场规模、河网密度、政府调控力、科技创新、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解释力度显著高于其他驱动因子。

4.2 讨论

尽管以往研究文献[2-7,10]已经探讨了旅游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但并未揭示旅游目的地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长期互动关系及耦合类型归属。从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来看：①本文可能是首次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探索喀斯特生态脆弱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贵州省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的交互响应关系；②本文考察了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互动关系与依赖特征，揭示了二者耦合协调的驱动机制；③以往关于旅游发展和生态系统关系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全国层面[10,17]、经济带[13,16]或大别山贫困区[15]，鲜有关于喀斯特生态脆弱区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交互关系的系统性探究。因此，本文系统揭示典型喀斯特生态脆弱区贵州省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长期存在的交互关系、耦合协调状态及驱动机制，不仅是对以往研究内容的拓展延伸，而且文中所呈现的研究方法论可以扩展到其他同类型生态脆弱型旅游地。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①由于旅游发展阶段和生态系统本底差异，相较于贵阳市和遵义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和铜仁市旅游开发和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基本类型为濒临失调类旅游生态共损型。未来应根据此类地区旅游发展基础与生态系统功能本底差别，积极培育绿色生态旅游模式，健全生态旅游保护补偿机制与市场化路径。②本文证实了邻域间旅游开发和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关系存在空间依赖性。考虑到邻域间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未来应主动承接上位规划并统筹制定本地跨流域、跨行政单元的生态旅游发展规划，特别是从耦合协调度较高的贵阳市转移新技术、先进管理模式和人才到邻域，建立与旅游基础设施发展、公共服务和生态系统功能改善相关的长效合作机制，避免出现类似“公地悲剧”困境。③地理探测结果表明，交通便利度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耦合协调度的解释力度相对较小，未来一方面，应积极发挥智能交通系统减少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的优势，同时处理好交通线性扩张与沿线生态安全关系；另一方面，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应通过科学规划、旅游产业结构升级和旅游产品创新等方式，实现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的耦合共生。诚然，本文评估指标体系构建还受到数据可及性限制，未来研究可适当丰富数据类型，以反映旅游开发强度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多维性和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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