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的签署生效催化全球经济版图的重组，其在空间上连通起印、太两大洋，是我国经略海洋、通往世界的必由之路和外循环的前沿阵地。厘清RCEP成员国间的地缘关系演化和机理不仅能够为推动中国与RCEP成员国间地缘关系良性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同时也能够丰富地缘关系相关研究。文章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构建RCEP成员国的地缘关系网络，依从主体—关系—结构的逻辑揭示了区域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的演变，并运用fsQCA分析了地缘关系的空间机理。研究发现：①RCEP成员国地缘亲和力水平整体呈现东盟亲和、澳新日韩疏离的空间态势。②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网络最初呈现出中国—东盟亲和团状和日澳新亲和三角并存的空间结构，团状结构紧密发展随后收缩至东盟内部，日澳新亲和三角结构降级后消失，地缘关系呈现出日趋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③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社团结构受到美国因素和地理因素的作用，中缅始终稳定存在于主社团中，次社团由中南半岛集聚向马来群岛集聚演化，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盟友始终分别构成具有排他性质的社团。④地理邻近是形成亲和地缘关系的普遍前提，邻国间的贸易依存也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地理距离和制度差异是阻碍地缘关系发展的重要因子。
文章基于中国沿海11个省份，首先从“要素结构”与“效益实现”视角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测度了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随后引入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海洋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强度，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可视化其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最后基于扎根理论厘清海洋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的动力机制，并通过QAP回归法实证分析了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②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性和溢出效应显著，呈现复杂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从整体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看，关联性和稳定性不断增强；从个体网络特征看，东部海洋经济圈的上海长期处于网络中心地位，而北部及南部海洋经济圈多数区域处于边缘位置，但随着海洋经济发展边缘区域的地位逐步提升。③从网络角色和功能看，可划分为净受益、净溢出、经纪人和双向溢出4个板块，板块内部和板块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且板块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梯度传递特征。④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主要受绿色技术进步差异、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和地理空间邻近性等因素影响。
劳动力资源充分流动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环节。文章通过2011—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并且在替换自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②从城市层面看，数字经济发展主要显著促进了胡焕庸线以西地区和大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在个体层面，数字经济对男性和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流动促进作用更强。③数字经济主要通过降低个体搜寻成本、地区交易成本、增加就业机会和降低地区间壁垒等渠道促进劳动力流动。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新的论据，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基于2006—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数据，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网络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剖析了时空动态格局，并基于地理探测器探讨了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2006—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静态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差异显著，存在不平衡现象。其中效率较高的城市包括温州、池州、绍兴等，而盐城、芜湖等城市效率较低。②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动态效率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Dagum指数分析显示总体基尼系数下降，但三省一市间效率差距波动大。③财政分权度、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化与市场规模、财政分权与金融发展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在特定年份对绿色发展效率提升起关键作用。
提升乡村系统自身韧性能力建设，促进乡村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重庆市“一区两群”29个区县为例，基于2006、2011、2016和2021年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模糊物元模型，研究了乡村系统城镇化的韧性及可持续性。研究发现：①研究区城镇化发展过程符合Northam的城市化发展S型曲线的变化特点，在初期（T1）、中期（T2）和后期（T3）分别呈现快速、中速、缓慢发展的特性，各县域城镇中江津区与合川区出现逆城镇化的现象。②乡村系统的变化速度和方向差异显著，在不同时段部分县域乡村系统出现衰退现象。③各县域的乡村城镇化韧性分布在象限图中呈现分时段集中趋势，且出现不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④各县域的城镇化韧性冷热点分布情况存在时空差异。前期热点区集中在渝东北及渝东南地区，冷点区位于大都市区；后期热点区开始向大都市区转移，热点区面积不断减小，冷点区面积不断增加，极显著冷热点区都出现在大都市区。
文章基于2006—2021年中国文化企业的工商注册数据，运用LISA时空跃迁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实证分析了文化企业时空的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中国文化企业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企业布局的地理集聚程度显著增加。②文化企业空间分布的稳定性和路径依赖性较高，城市内部因素在文化企业空间结构形成中起主导作用，而邻域溢出效应相对较小。③经济水平、服务业占比、高等教育资源和文旅资源等因素对文化企业空间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文化企业的空间选择逐渐从依赖传统文旅资源转向追求经济活力、创新能力和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研究结果为理解文化企业空间分布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对促进文化产业的均衡发展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文章基于G20的贸易救济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G20贸易摩擦网络格局特征及中国的地位。研究发现：①G20贸易摩擦网络聚类系数较小，内部联系较为松散，存在一定的“抱团”现象；②美国、中国、印度和巴西4国的中心度及结构洞指数较大，与G20其他成员国存在频繁的贸易摩擦，贸易风险较大，对其他成员国影响大，但均具良好独立性，受限小，发挥着“中介”和“桥梁”作用；③中国、美国和印度3国的贸易摩擦强度远大于其他成员国，位于贸易摩擦网络的核心位置；④中国加入WTO后，出口应诉比例高，中国出口贸易环境不断恶化；⑤中国在贸易摩擦网络中的“桥梁”作用在减弱，节点控制力在下降，国别贸易矛盾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中国应更积极主动地识别并防范贸易摩擦可能引发的各类风险，健全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完善贸易摩擦应诉机制，积极融入全球贸易治理新模式。
土地利用变化是驱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的关键因素，而生态系统质量变化对服务功能的影响仍需深入探究。本研究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综合运用遥感解译、生态系统模型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等方法，揭示了2010—2020年县域生态系统类型与质量变化特征，并量化了二者对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变化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①德清县生态系统类型转换以农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为主（1969.10 hm²），占转型总面积的72.9%；②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提升，森林、灌丛和湿地生态系统中优良等级面积占比分别增加5.4%、2.2%和12.4%；③研究期间GEP增长363.01亿元（增幅44.9%），其中生态用地面积虽减少，但质量提升促使调节服务价值增长2.8%，贡献增加值25.98亿元。本研究在理论上深化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框架，强调除类型转换外，量化生态系统质量变化的贡献同样不可或缺；在实践上为优化生态管理策略、推动质量导向型生态保护与修复提供了科学支撑。
乡村振兴是内外动力联合驱动的结果，外部力量如何介入并影响乡村发展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以安徽省合肥市崔岗村为案例，在梳理乡村空间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乡村空间转型的新逻辑框架，深入剖析艺术介入下乡村空间转型的特征，进而探索了都市边缘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艺术家群体进入乡村后，崔岗村的人居环境改观且村民收入增加，乡村物质空间由传统人居空间转向商品化空间，社会空间由紧致的邻里关系空间转向多主体混杂、离散的复杂网络空间，文化空间由传统乡土文化转向符号化艺术空间。崔岗村“物质—社会—文化”空间转型重构了权力结构和治理机制，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导致物质空间分化严重、紧凑社会结构消解、文化去地化等问题。乡村社会空间转型需要新的乡村治理思路。乡村振兴应聚焦广义的社会空间，以空间正义为目标和价值导向，促进乡村发展内外动力的结合转化，推动乡村空间均衡发展，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构筑更具地方性的新乡村。
旅游度假区高质量发展对我国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综合运用二手数据搜集、半结构访谈和文本分析等方法，系统地阐释国内旅游度假区发展动力和模式。研究发现：①市场、资本和政府是影响旅游度假区发展模式的核心维度；②1990年代以来，国内度假区经历了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规范化建设和快速扩张、高质量发展与路径创新等发展阶段。③市场、资本和政府三者相互作用，塑造了我国度假区独特的发展路径，催生需求引导型、投资引导型和政策引导型3种发展模式。研究结论深化了对中国旅游度假区演化机理的认识，有助于国内度假区的高水平开发，阐释了非西方情境下度假区发展驱动机制。
厘清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动态交互关系及驱动机制，对于推动生态脆弱型旅游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地关系耦合理论建构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框架，采用集对分析法测度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得分，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分别揭示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长期存在的动态交互关系、耦合协调类型，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二者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旅游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互动响应关系，旅游开发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冲击作用程度要大于生态系统对旅游发展的馈赠效应。②研究期间，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是长期的，结构上具有相对稳定性；研究区耦合协调等级呈现持续提升态势，内部差异先收敛后扩散；耦合协调等级的热点集中在“贵阳—遵义—黔南”一带；邻域间耦合协调度存在“近朱者赤”的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耦合协调等级之间存在向上跳跃式转移现象。③研究区旅游开发与生态系统功能耦合协调类型整体趋势向好，耦合亚类总体由失调衰退类转向勉强协调类和协调发展类。④自然静态因子对耦合协调度解释力相对较小，社会、经济和政府动态因子对耦合协调度解释力较大。
文章在解构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采用“VHSD-EM”模型、耦合协调度方法、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揭示了2012—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识别其关键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新质生产力呈现稳步上升的时序特征，经济韧性呈现“逐年增长—相对放缓—快速上升—略微下降”波动上升态势。②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经历了“濒临失调—勉强协调”的演变历程；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冷热点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南—西北”走向。③地区间差异是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呈小幅增长态势。④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由创新转型力、新质劳动资料逐步向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与适应调整力因素拓展。
文章在解析城市创新空间“双重集聚”效应的基础上，构建了“两维四类”的类型谱系；并以南京市为例，基于专利申请数据识别城市创新空间并构建创新网络，定量判定南京市创新空间的类型，总结其类型跃迁的总体趋势和跃迁模式，进而归纳出城市创新空间的类型跃迁路径。研究发现：①南京市创新空间的主体集聚度和网络关联度均呈现持续提升的趋势，但主体集聚度和网络关联度居于较高层级的创新空间的区位分布不同；②南京市创新空间总体向高密强网型演变，并在类型跃迁的过程中呈现出从中心到外围的“梯度拓展”特征；③南京市创新空间的类型跃迁模式分为4大类18亚类，可以归纳为地理集聚驱动、网络集聚驱动、双重集聚驱动3种跃迁路径，且不同跃迁路径的创新空间呈现出差异化的区位分布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