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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4: 178 - 187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4.017

旅游经济与管理

中国旅游度假区发展回顾、驱动机制与模式

  • 陈敬复 , 1, 2 ,
  • 保继刚 , 1, 2, ※ ,
  • 邹梓楠 1
展开
  • 1.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中国广东 珠海 519082
  • 2.中山大学 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中国广东 广州 510275
※保继刚（1964—），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E-mail:

陈敬复（1985—），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流动、旅居养老、度假区开发。E-mail:

收稿日期: 2024-09-03

  修回日期: 2025-04-11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6-24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3YJCZH015)

收起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rts in China: Trajectories, Mechanisms and Patterns

  • CHEN Jingfu , 1, 2 ,
  • BAO Jigang , 1, 2, ※ ,
  • ZOU Zinan 1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Zhuhai 519082，Guangdong，China
  • 2. Center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Research，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9-03

  Revised date: 2025-04-11

  Online published: 2025-06-24

Fold

摘要

旅游度假区高质量发展对我国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综合运用二手数据搜集、半结构访谈和文本分析等方法，系统地阐释国内旅游度假区发展动力和模式。研究发现：①市场、资本和政府是影响旅游度假区发展模式的核心维度；②1990年代以来，国内度假区经历了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规范化建设和快速扩张、高质量发展与路径创新等发展阶段。③市场、资本和政府三者相互作用，塑造了我国度假区独特的发展路径，催生需求引导型、投资引导型和政策引导型3种发展模式。研究结论深化了对中国旅游度假区演化机理的认识，有助于国内度假区的高水平开发，阐释了非西方情境下度假区发展驱动机制。

关键词： 旅游度假区; 发展模式; 政府; 资本; 市场

本文引用格式

陈敬复 , 保继刚 , 邹梓楠 . 中国旅游度假区发展回顾、驱动机制与模式[J]. 经济地理, 2025 , 45(4) : 178 -18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4.017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r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uild the world-class tourist destinations and meet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in China.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secondary data collecti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textual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riving forces and models of domestic tourism resort development. It's found that: 1) Market, capital and government are three key dimensions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tourism resorts. 2) Domestic tourism resorts have experienced three phases of development since 1990s: policy incentive and market cultivati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rapid expans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3) The interaction of market, capital and government prompts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qu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tourism resorts, and further facilitates three development types: demand-led type, investment-led type and policy-led type. This paper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tourism resorts in China,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resorts. It puts forward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tourism resort development in non-Western contexts.

Key words： tourism resort; development mode; government; capital; market

人民日益增长的休闲度假需要是新时代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表现。1990年代以来，我国假日制度逐步完善，国民休闲权益得到有力保障，以体验为中心的旅游度假需求增长势头强劲。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的度假区供给体系，但很多度假区仍存在定位不清、产品质量不高、品牌建设滞后、管理机制不顺等问题[1-2]，难以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旅游度假要求。《“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强调要“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以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建设为契机，推动我国度假区高质量发展，顺应休闲消费升级趋势、促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提升。
本文拟从整体视角审视我国度假区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度假区的不同发展方向、策略和影响因素。具体而言，首先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揭示市场、资本和政府对旅游度假区发展路径构建和演变的关键作用；继而进一步探究中国度假区发展路径演变，提出需求引导型、投资引导型和政策引导型3种发展模式。旨在深化中国旅游度假区发展理论，助力度假区高水平开发。

1 旅游度假区研究综述

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某种类型度假区分析或个案研究，重点探究4个议题：①度假区建设和治理，如规划、管理等[3-4]；②发展现状和特征，如空间、景观、土地[5-6]；③演化规律和影响因素，如生命周期、衰落等[7-8]；④外部影响，如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9]。此外，也有少数研究关注中国度假区发展初期的开发建设、市场策略和发展趋势[2,10]，以及现阶段的空间分布[11]。

1.1 概念界定

旅游度假区是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提供休闲度假产品和服务的体验空间[2,12]。在广义上，它是指拥有较强度假功能的旅游地[13]，即度假目的地。虽然该定义强调度假是旅游地构建的核心吸引力，但并不否认观光、探险等其他业态和休闲形式。因为不同群体对旅游度假的认知不同，所以度假旅游地的边界和感知范围有较大差异。狭义的旅游度假区是指休闲设施和产品高度集聚的空间，注重科学规划、集约化建设和精细化管理，拥有相对明确的物理边界[14]。根据《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GBT 26358—2022），旅游度假区是以提供住宿、餐饮、购物、康养、休闲、娱乐等度假旅游服务为主要功能，有明确空间边界和独立管理运营机构的集聚区。
现代度假区有3个重要特征：一是注重商业化运作。高消费能力和体验要求的休闲群体增长为度假区的集约化发展创造条件。这种开发模式既考虑经济效益，也是减少度假区发展的负面环境和社会文化影响的积极尝试[14]。二是政府、资本等外部干预提供重要保障。旅游度假区发展涉及土地征用、社区关系协调、环境保护等多方面，需要有力的外部支持[1]。三是投资与运营并重。旅游度假区既高度依赖重资产投资，也需要高水平管理[15]。

1.2 度假区发展演化和驱动因素

现代旅游度假是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呈现出大众化和产业化发展趋势。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旅游度假逐渐成为不同群体追求现代生活方式和高生活品质的重要方式。欧美国家以及日本、韩国、中国等许多非西方社会的需求市场持续壮大。大众度假需求增长和多样化也与供给侧发展紧密联系。过去几十年，全球旅游度假区发展路径变化有3个特征：一是空间扩张。资本投资和商业化运作加速度假区的品牌化和国际化扩张。现代度假区最早出现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延伸至地中海、加勒比、东南亚等地区[2]。供需两端全球化发展加剧了不同地区度假区空间竞争[16]。二是差异化发展。全球度假区的产品结构日益多元。不同类型的旅游度假区的资源条件、市场规模、品牌影响力和发展策略存在差异[13]。三是从自由演化向预见性干预转变。早期度假区发展主要受需求驱动，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善产品和业态。随着行业发展成熟、竞争加剧和度假经济潜力释放，政府和企业普遍加强干预[1]。
生命周期理论为旅游度假区发展提供了一个历时态的分析框架[17-18]。根据该理论，度假区包含6个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探索期、参与期、发展期、巩固期、停滞期、衰退期或复苏期。Prideaux[19]认为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关注游客需求分析而忽略基础设施、物价、承载能力等供给要素，强调供需关系变化是塑造度假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并提出度假区发展谱系；Smith[12]则通过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案例研究，概括了滨海度假区从旅游发展到高度城市化的8个时期，揭示了度假区景观和发展路径演化的空间过程。
度假区发展路径是多元的，与国际需求和供给变化以及本地社会经济文化紧密联系。例如，一些新兴度假区在开发初期就重点开拓国际市场[8]；另一些度假区由于资源禀赋、开发水平等限制难以实现国际化。基于发达国家和国际市场情境的理论构建虽然深化认识度假区发展路径，但是对中国度假区开发的解释力仍然有待检验。
除了自然和文化资源，度假区发展策略和模式既受市场需求、目的地竞争、地缘政治、投资等外在因素影响，又受规划建设、产品质量、营销能力、管理水平等内在因素制约[12-13,20]。本文归纳了市场、供给和外部环境等3类主要因素，具体如下：
①市场要素包括度假需求、游客行为、市场竞争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度假区发展方向和状况。例如，产品更新缓慢[8]、体验下降[21]、需求结构变化[20]等是导致度假区衰落的重要因素。需求规模、特征和变化则是度假市场核心维度。
②供给要素涉及度假区选址、资源条件、基础设施等。稳定的资金投入为度假区建设、更新、转型升级等不同发展阶段提供坚实保障。跨地方资本流动、投资和资源配置改变全球度假区供给，对度假区竞争力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18,22]。资本在度假区管理水平提升、市场拓展、品牌培育等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1,3,12-13]。
③外部环境要素指度假区发展的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其中以政府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影响尤为突出。政府既是行业管理者，也是度假区开发的主要参与者，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支持、税收优惠、投资指引等干预度假区发展[8,15,23-24]。很多新兴度假区在发展初期高度依赖国有资本推动建设和市场培育[25]。政府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度假区转型和危机应对[7]。除了活跃投资和经济，促进就业、公共利益等也是政府干预度假区发展的重要动机。
尽管现有研究为度假区发展路径及影响因素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和理论解释，却鲜有对度假区发展模式进行系统反思。发展模式涵盖相对稳定的管理、运营和决策等机制，与度假区发展路径紧密联系。理论上，市场是旅游度假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然而，不同的生命周期、开发目标、外部环境等使得度假区发展模式存在阶段性、地域性差异。本文认为市场（需求）、资本（投资）和政府（政策）是影响度假区发展模式的关键维度。

2 中国旅游度假区的发展历程

我国现代旅游度假区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以北戴河、庐山等地作为避暑型休闲地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休闲度假行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纳入公共福利体系，直到1970年代末，盈利性的度假区开发才重新进入政策视野，作为促进入境旅游、外汇创收和外商投资的重要举措[26]。到1992年，国务院设立11个国家旅游度假区，标志着度假区市场化转型。30多年来，国内度假区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即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规范化建设和快速扩张、高质量发展与路径创新。
①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是发展初期的重要特征。1990年代，中央政府将度假区建设纳入入境旅游发展的整体布局，推动建设以接待海外旅游者为主的度假区，鼓励外商投资和经营。首批国家旅游度假区在某种意义上是以服务创汇导向的特殊经济技术开发区[9,26]。然而，这些度假区开发缓慢；不少项目甚至以停建、待建、改建等状态收尾[1]。即便在对外经贸活跃的广东省，阳江、茂名等地经历短暂的滨海度假区开发热潮后，也很快陷入停滞[27]。该阶段的困境源于市场发育和供给能力不足[1]。虽然以吸引外资和国际游客的发展策略符合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也充分考虑了彼时国内旅游和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状况，但当时入境旅游市场规模小，对全国度假区发展贡献有限。而且，首批国家旅游度假区在设计、建设、运营等方面落后于国际知名品牌，缺乏国际竞争力。
到1990年代末，地方政府逐渐成为推动度假区发展的关键力量。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亟需发展本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度假区开发被视为新的投资和消费增长点。2000年以来，国内度假区数量持续增加、产品体系不断丰富。除了滨海和山地，温泉、草原、森林等资源依托的度假区得到发展[2]。大中城市周边也出现了许多城镇型度假区[28]。亚龙湾等部分高水平旅游度假区崭露头角。这种变化主要得益于宏观社会经济环境改善：一是国民休闲时间和人均GDP增长释放旅游度假需求；二是伴随中国经济腾飞，国有和民营企业成为推动旅游业的重要力量[24,29]，资金不再是度假区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三是旅游业的重要性提升，从出口创汇和拉动内需的重要抓手发展为新兴战略性支柱产业。
②经过十几年发展，国内旅游度假市场规模和供给能力取得长足进步，进入规范化建设和快速扩张阶段。受国家旅游度假区开发停滞影响，度假区发展议题一度淡出国家政策视野。2010年后，中央政府才逐渐加强度假区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一是建立健全旅游度假区评价标准和管理条例（表1）；二是构建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的分级管理体系。2015—2024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从17家增加至85家（图1），省级度假区数量同样增长迅速。旅游度假区空间分布从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拓展。
表1 我国旅游度假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政策和事件

Tab.1 Important policies and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ourism resort development

年份 重要政策/事件
1992 《国务院关于试办国家旅游度假区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92〕46号）
1992 设立国家旅游度假区
1996 中国度假旅游年“96中国：崭新的度假天地”
2001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通知》（国发〔2001〕9号）
2009 广东成为推行国民旅游休闲计划首个试点
2011 《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GB/T 26358-2010）
2013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
2015 《旅游度假区等级管理办法》（旅办发〔2015〕81号），设立首批17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2015 《关于开展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评定工作的通知》
2018—2024 设立第二批（9家，2017年）第三批（4家，2019年）、第四批（15家，2020年）、第五批（15家，2022年）、第六批（3家，2023年）、第七批（22家，2024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2019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
2021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2022 《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GB/T 26358-2022）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图1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数量和分布演变

注：数据来源于文化和旅游部官网。

Fig.1 Distribution and number of national-level tourism resorts

全国度假区的供需两端保持快速发展。2018年，26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接待9667.54万人次，总收入626.86亿元；456家省级旅游度假区接待10.84亿人次，总收入4878.98亿元 ① 。度假项目与房地产项目联合开发是一种较为流行的模式。雄厚的房地产资金解决了度假区建设的融资问题；度假区的大量土地供应则为旅游地产扩张提供了发展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全国度假区的数量和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许多中小城市和偏远地区也出现了度假区建设热潮[30]。新技术应用和市场需求也催生了度假区的数字化转型、滑雪度假区发展等新变化[31-32]。不过，同质化竞争、品牌意识弱、环境破坏、土地资源消耗等问题突出[33]。
③在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发展与路径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度假区开发的重要任务。首先，以创新和绿色发展引领国际化发展，促进度假区从粗放型扩张转向内涵型增长，是建设旅游强国的必然要求。其次，旅游业在国民社会经济的地位发生深刻变化，既是战略性支柱产业，也是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高水平建设旅游度假区对活跃消费市场、提高人民休闲品质和生活质量有积极意义。再次，国内外发展环境加速度假区开发路径转换。地产资本退潮促使很多国内度假区探索新的融资渠道。理性消费、多样化需求等市场变化也将推动度假区创新产品和服务、重塑发展路径。
总体上，国内度假区发展经历了目标市场从入境旅游和高端度假向大众旅游度假消费转变，伴随着产品多样化、度假区空间扩张、市场竞争加剧等。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发展环境使度假区供给侧和需求侧变化在较短时间实现。庞大的国内市场、积极的政府干预和多元化的资本投资是支撑我国度假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量。

3 研究方法和数据

本研究选取三亚市亚龙湾旅游度假区（简称亚龙湾）、林芝市鲁朗小镇旅游度假区（简称鲁朗小镇）、河源巴伐利亚庄园（简称河源庄园）作为案例并进行多次调研，包括亚龙湾（2022年3月、2023年8月和9月）、河源庄园（2022年6月）、鲁朗小镇（2022年7月和2023年3月）。具体如下：
第一，搜集二手数据：①1992—2022年我国旅游度假区相关的法律法规，涵盖管理、土地、金融、税收等；②我国度假旅游的市场数据，如企业年报、统计数据、统计年鉴；③旅游度假区开发、问题和挑战等议题的相关报道。
第二，半结构式访谈：15名度假区高级管理者、10名主管旅游的政府工作人员、23名酒店管理人员和12名民宿经营者。访谈平均时间超过1 h，内容涉及：①度假区发展历史、重大转折、经营策略、影响因素等；②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度假区的政策指引、管理措施等；③度假区经营主体的运营、投资、管理、发展困境和未来规划。
第三，采用文本分析法。首先，系统地整理文本数据，通过词频分析、内容梳理等，萃取文本中的关键词；然后，围绕关键词和上下文语境，提炼关键主题，进一步总结文本传递的核心要义，挖掘深层意义。

4 中国旅游度假区的驱动机制分析

4.1 市场维度

市场需求的时空特征和变化极大地影响我国度假区发展路径。第一，相对清晰的国内外市场边界构筑独特的发展环境。尽管中央政府持续推进对外交流，但签证制度、文化差异等因素降低了外国游客到中国度假的便利。中国出境度假旅游在相当长时间里也受到政策、经济等因素制约。这与许多发展国家依赖国际需求的度假区发展模式形成鲜明对比[9,34]。市场边界虽然对我国度假区国际化产生负面影响，但也减少了国际竞争，为其赢得发展时间。国内度假区在很多方面落后于众多国际品牌，却有效地承接了国内市场扩张期大量的休闲消费，并且在庞大的国内需求支撑下逐步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积累行业经验、实现规模扩张。近年来，我国度假区市场边界发生深刻变化。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背景下，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延长免签停留期限、高水平度假区建设等促进国内度假区开拓国际市场，而出境旅游发展迅猛又提高了其国际竞争压力。
第二，度假市场结构的阶段性变化改变中国旅游度假区发展模式。在过去30多年，国内度假区的目标市场从发达国家向国内发达地区和本地核心城市转变。国内休闲消费的规模增长和结构变化是支撑度假区供给侧建设的重要力量。度假区的空间分布、建筑景观、产品结构等深受中国游客行为特征和需求影响[1,27,35]。
第三，不均衡的跨境旅游流动影响中国度假区的国际竞争格局。与出境旅游相比，我国的入境旅游度假发展缓慢。跨境旅游流动的非均衡性提高了国内度假区维护核心市场的难度。例如，海南的度假酒店管理者普遍担忧后疫情时代高端度假游客外流。“其实中国很多出境的人是不具备自由行能力的，他一定要大家给他安排好，然后给个包价……所以说（出境团队游恢复）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的”（HG酒店经理助理K）。不过，出境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国居民的休闲度假认识水平，促进他们对度假区产品、服务质量、管理水平等提出更高要求，倒逼国内度假区的改革和创新，有利于提升全行业竞争力。
近些年，跨境旅游流动的不均衡性也在悄然变化。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速推动入境旅游发展，为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如“打开国门之后，很多高净值人群肯定会出国……不过，大家现在也在看自贸港的机会，未来有很多国际公司在海南设立总部，外国人多起来，商贸活动也会增加，相应的需求也会增长”（BY酒店营销总监F）。

4.2 资本维度

国内度假区已经形成国有投资引导、多种类型资本协同促进的投资格局。第一，国际资本作用多样化。随着国内经济、资本市场和旅游业发展，外资对度假区发展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投资战略也发生变化。出于风险规避和比较优势等考虑，外资以投资酒店、娱乐设施等单体项目和品牌输出为主，较少整体介入旅游度假区开发和运营，对度假区提升管理水平、拓展营销渠道、产品创新等方面也发挥积极作用[12-13]。第二，民营资本加速我国度假区空间扩张和多元化[14]。私营企业高度重视风险和收益分析，善于捕捉度假市场动态，有灵活的投资和运营策略，在游乐项目、市场营销和产品创新等方面有较强的竞争力。
第三，国有资本扮演关键角色。大多数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度假区开发由国有企业主导。这既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有关，又受行业属性和宏观发展环境影响。具体而言，度假区开发的早期投资风险较大，私营企业和外资的投资意愿不强，亟需政府和国有企业等信用高的主体推动，并且通过成功项目的示范效应，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初期，各项制度和政策不完善。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相对紧密，在推进土地开发、行政审批等方面具有优势。不过，国有资本的主导地位不是既定的，而是随着国有经济壮大而逐步形成的。
房地产资本是过去十几年驱动度假区开发的重要力量。与旅游市场波动和度假品牌长周期建设相比，度假区的房地产建设时间相对较短且回报丰厚。以三亚亚特兰蒂斯为例，2017年水世界开业前，复星集团通过别墅销售等收回预售款54亿元，而该项目总投资为56亿元 ① 。然而，旅游地产和度假项目的联合开发模式也产生过度依赖房地产资金、大量占用土地资源、抑制度假区发展空间等负面效应。在全国房地产市场下行背景下，旅游地产占比高的度假区普遍陷入资金链紧张、建设停滞等困境。

4.3 政府维度

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利用财政政策、国有经济和土地政策引导国内度假区的供给侧改革。
第一，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和重点领域发展的重要工具，为旅游度假区吸引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开发产品和提升质量创造必要条件。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土地出让、税收激励等政策推进度假区建设，而中央层面则以指导性政策和纲领性文件为主。
第二，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增强了政府对度假区开发的集中决策、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首先，很多旅游度假区是计划经济时代福利性疗养基地经过市场化转型发展而来。其次，国有企业是我国现代度假区投资的中坚力量，有效地配合政府推动度假区的基础设施和产品建设。再次，政府投资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方面为度假区开发营造有利条件。
第三，我国土地政策赋予地方政府在度假区发展路径选择上较大的话语权。首先，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我国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和农民集体所有。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出让、规划、管理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其次，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推动度假区一级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保障，为后续招商引资和度假区建设创造条件。
本文强调系统地、辩证地审视市场、资本和政府的影响（图2）。
图2 中国旅游度假区发展的驱动机制分析

Fig.2 Driving mechanism of China's tourism resort development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环境变化认识3个维度作用机制的基本前提。首先，国内度假区发展是宏观社会经济繁荣的产物。度假区开发也是不少地方拉动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其次，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旅游休闲消费增长、资本市场繁荣等促进了旅游度假区供需两侧发展，有力地支撑其规模增长和空间扩张。中央政府从鼓励度假区投资转向推动市场制度建设，引领国际化发展。地方政府在度假区的融资、审批、建设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国内消费和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度假区数量增长和提质增效的中坚力量。开拓入境旅游度假市场、吸引国际资本是未来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要举措。
第二，市场、资本和政府相互作用，共同塑造国内度假区的发展路径。政府通过经济激励、政策引导等规范资本投资和旅游度假市场发展，同时约束投资行为和市场经营，进而促进度假区的健康发展。土地供应和开发是地方政府影响度假区建设规模、发展空间和投资的重要手段。类似地，市场需求波动影响资本流动和政府干预，改变度假区经营策略和发展战略。投资变化也作用于政府干预决策以及度假区开发进度和产品更新，间接影响多样化需求的满足。
第三，3个要素的交织作用具有时空动态性。受宏观环境、消费市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因素变化影响，市场、资本和政府在不同度假区开发中扮演的角色存在差异，其作用方式在不同发展阶段不断变化。根据某一阶段主导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本文提出需求引导型、投资引导型和政策引导型3种相互联系的发展模式。需求引导型发展并不否认投资和政策的重要性，但强调度假需求对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和战略的影响更加突出。同样地，投资或政策引导型强调在特定时期投资/政策在度假区开发中的关键作用，也关注需求等因素的影响。

5 中国旅游度假区的主要发展模式

5.1 需求引导型发展

该模式概括了以度假市场需求为核心指引的度假区发展路线和战略，主要特点包括：①度假区开发与市场发展阶段相协调。根据市场状况和趋势分阶段推进度假区建设和经营计划，一般开发周期较长。②注重品牌建设。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提升服务质量、改善度假环境等方式提高竞争力。③弹性经营。保持对行业变化和市场波动的敏感度，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和投资计划，减少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
亚龙湾是需求引导型发展的典型案例。1990年代，三亚市政府将亚龙湾纳入本地旅游和经济发展规划。经过短暂的政府主导建设，中粮集团取得亚龙湾的开发经营权，推动市场化进程[36]，坚持高端化路线，采用分阶段开发策略，先后建设凯莱、喜来登等国际高端度假酒店。凭借产品和运营优势，亚龙湾迅速打响知名度并实现盈利，成长为国内顶级度假品牌。
首先，国内度假市场迅猛发展为亚龙湾开发奠定坚实基础，影响其未来发展路径。①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亚龙湾加速推进工程建设和土地开发，在快速构建产品体系和竞争优势的同时，较早地消耗储备用地，压缩了度假区未来发展空间。市场繁荣也带动度假区外围土地开发和地价上涨，进一步制约其空间扩张能力。②激烈的市场竞争削弱了亚龙湾的领先地位。随着全国高端度假区数量增加，亚龙湾的相对优势不断减少。例如，海棠湾旅游度假区是三亚市政府重点打造的高端滨海度假品牌，增长势头强劲，在占地面积、投资规模等方面已经超过亚龙湾。③亚龙湾更新缓慢、发展后劲不足。历经近30年发展，亚龙湾面临建筑老化、设备陈旧等问题。根据实地调研，多数酒店在短期内没有翻修计划。随着大众对度假区产品和服务的预期不断提高，亚龙湾不再是国民旅游度假的首选。
其次，不同度假区的市场化路径与资源禀赋、市场结构、客源半径、发展机遇等紧密联系。亚龙湾代表了基于高品质资源和高水平建设的旅游度假区，品牌运营与市场化起步早，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吸引力。很多度假区虽然没有顶级的资源条件，但依托强大需求构建本土或区域性品牌。例如，佛山市南国桃园旅游度假区于1992年由地方政府推动建设，虽然管理模式几经变化，但是基本上遵循需求导向的发展路径。该度假区地处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本地客源占比高[28]。而且，佛山既是著名侨乡，也是重要的外资投资地，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对外交流渠道。因此，尽管南国桃园的资源等级不高，但是依靠产品开发和市场运营成长为广东省知名度假品牌。
然而，需求引导型发展对度假区企业的市场洞察力、运营管理能力、风险应对等提出了较高要求。实践中以度假市场为依托且实现稳定发展的国内度假区相对较少。为了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收益，许多企业没有单纯依靠度假市场拓展实现增长，而是多渠道探索发展道路。

5.2 投资引导型发展

该模式将度假区开发纳入更大的资本运作之中，重视与度假区相关的综合投资效率，有2个重要特点：一是资本逻辑超越市场逻辑。决定度假区发展方向的核心因素是整体投资回报而非度假市场经营状况。度假区运营收入只被视为总投资收益的一部分。二是多元化投资策略。除了度假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投资者也寻找其他相关的商业机会。很多投资者以度假区的土地、建筑等资产为基础，通过贷款、合资、股权转让等手段拓宽融资渠道、缩短投资回收期、撬动更大的项目资金投入。土地抵押的银行贷款是较为常见的方式。度假区企业也积极探索业务多元化，但是这种策略却未必促进度假区竞争力提升和长远发展。
河源庄园是由私营企业投资建设，围绕教育、健康、养老、商务、旅居等主题构建面向不同年龄群体的产品体系，试图培育多个营收增长点，为未来经营策略调整预留更大空间、分散投资风险，体现了务实的投资理念。该度假区着力强化休闲度假项目与房地产项目联合开发，推动解决融资问题、增加收益和客源。这种模式虽然帮助河源庄园在较短时间内打响知名度、提高了资金周转率和投资回报，但是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首先，旅游度假功能弱化。地产投资的高收益吸引大量的资金流向房地产项目，间接地减少了休闲度假项目投资，不利于庄园提升旅游度假功能、培育长期竞争力。而且，多元化策略虽然有助于拓宽市场渠道，但是过度多元化弱化度假区的独特性，导致其品牌定位和形象模糊，阻碍度假区高质量发展。其次，累积投资风险。庞大的地产资金和购房需求支撑了河源庄园的高周转模式。从长期看，房地产投资规模和资金需求大、行业风险不断累积。当前全国房地产市场下行拖累庄园的房地产销售，进一步影响度假区运营和后续投入。“之前地产板块比较好，赚的钱又投入下一期建设，滚动投资开发。现在地产行情不好，影响还是很大的。自有资金不足，银行贷款又比较困难”（部门经理H）。
综上发现，投资引导型发展有深刻的行业和时代背景。一方面，国内度假区数量不断增加，市场竞争加剧。另一方面，度假区开发涉及大量的重资产投资但融资困难。而且，度假品牌培育周期长，需要稳定的高水平投入和运营管理。与此同时，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催生了众多投资机会，如房地产业。于是，资本“趋利避害”的本性促使投资者将资源转向“更高”回报的旅游地产，而非专注度假市场。旅游度假区容易沦为投资者获取土地、贷款和优惠政策以开拓其他行业的跳板。过度追求高投资收益也可能使度假区开发被短期经济利益主导，削弱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5.3 政策引导型发展

该模式关注政府通过投资、管理、金融、行业等政策深度介入旅游度假区开发决策和发展路径构建，有2个特点：一是关注宏观发展效益。政府出于经济、民生、就业等多种目的，将度假区开发作为实现宏观战略愿景的重要手段。度假区发展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不完全依据度假市场状况而是以本地发展需要为基础。二是非市场行为。与营收相比，政府更关注度假区发展对地方形象、招商引资、就业等方面的促进作用[29,37]。在某种意义上，只要度假区对地方发展的正外部性足够大，即便盈利能力差甚至亏损，政府也会通过税收、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支持其继续运营。
鲁朗小镇由广东省援助建设，到2018年初，获得广东省政府13亿元财政资金投入，吸引了以保利集团、恒大集团和珠江投资为主的企业投资25亿元 ① 。该度假区有较高的综合效益。在国家层面，该项目是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彰显国家援藏工作成效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自治区层面，鲁朗小镇是西藏知名旅游品牌和重点工程，对壮大自治区旅游业和经济起促进作用。在地方层面，它是林芝旅游目的地建设的重要支撑，不仅有利于地方投资和经济发展，而且带动教育、医疗、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本地民生福祉[37]。
尽管如此，鲁朗小镇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第一，从“通道型”向“目的地型”度假地转变尚未完成。该度假区毗邻国道318，是进入林芝市区的门户，有较强的通道属性。许多过路游客在小镇观光游览但入住市区。近些年，鲁朗小镇积极打造目的地型旅游地，大力改善公共和旅游基础设施条件和度假环境。不过，其与林芝市的道路建设将缩短两地交通时间，进一步提高后者作为过境旅游地的风险。
第二，引资渠道亟待拓展，自身造血能力不足。鲁朗小镇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广东省援藏资金和其他政府投入。根据实地调查，受宏观经济变化影响，保利集团、恒大集团和珠江实业基本暂停对已建成酒店的投入，并且通过缩减雇员规模等方式减少酒店运营亏损。“集团不可能一直给这个（酒店）项目输血，希望我们能自负盈亏。……开源节流！编制不够，人手不足，不得不招实习生来顶替，服务质量下降也是没办法的事情”（ZJ酒店总经理P）。
第三，人力资源短缺。鲁朗小镇吸引、留住人才的能力有限，且本地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不高，导致企业人才短缺和用工成本居高不下。“本地人的能力还没跟上来，厨师等关键岗位得从其他省份招聘。很多人不来高原工作，所以要给得多。比如在四川招工，工资低不了，还得包职工的往返机票，成本太高”（KZ酒店副总经理Y）。
政策引导型发展对度假区的影响是多样的。从结构上看，单一政策和政策组合、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直接的行业政策和间接的经济政策等在内容和效力上存在巨大差异。从时间上看，政府在不同时期采用的政策工具不同。从功能上看，政府不单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能够在市场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承担高投资风险推进度假区前期建设。政策支持也是促进不少度假区发展转型、重塑发展路径的重要手段。不过，该模式过度强调社会效益可能忽视度假区盈利能力，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度假区如果不能有效利用政策支持逐步提升市场运营水平，将在激烈的竞争中被边缘化。现有研究还指出，强政府干预也可能产生过分追求招商引资的短期政绩、忽视市场机制等[4,38]负面效应。

6 结论和讨论

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旅游度假区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强调市场、资本和政府是国内度假区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政府垄断土地和旅游资源供给，通过行政、金融和财政等政策干预影响度假区的空间布局和发展方向。②国内度假市场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推动度假区供给侧建设和转型升级。③度假区开发的资金来源从外资发展到国有资本为主的多种类型资本，融资渠道拓宽、投资规模壮大。
在此基础上，本文归纳了3种发展模式：需求引导型、投资引导型和政策引导型。其中，需求引导型依赖市场无形之手调节供需关系。市场竞争压力既是度假区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也迫使很多国内度假区采用多元化战略以分散风险、提高收益。投资引导型强调资本逻辑，虽然解决了建设资金问题，但是过度追求高投资回报可能加强投机行为、忽略度假区品牌建设和长远发展。政策引导型以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的，但也需要关注市场规律、度假区造血能力等议题，积极推动度假区市场化转型。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之间可能发生转换。例如，投资引导向需求引导的发展模式转换是现阶段地产投资比重较高的度假区摆脱发展困境的重要举措。同样地，需求引导度假区也可能由于政府干预（或大资本介入）而改变原有发展轨迹，服务于地方发展（或强调投资收益）。
在新发展格局下，准确把握度假区发展的市场、资本和行政环境动态，充分释放不同影响因素的正面效应，对引导我国度假区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政府是关键行动者。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政府应积极推进文化旅游金融产品创新，鼓励金融机构探索旅游度假项目融资，畅通度假区开发融资渠道。中央政府在重点领域建设、人才培养、土地利用等方面加强全国度假区发展谋划。地方政府促进度假区的重点项目落地和高水平开发。除了建设初期，政府也要考虑适当的政策倾斜以支持度假区转型升级，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世界级度假品牌构建。其次，度假区企业应当认真研究度假需求和资本市场变化，拥抱数字化战略和绿色发展，探索多渠道构建度假区资金保障体系，充分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
在理论上，本研究丰富了非西方语境下度假区开发的理论解释。我国度假区发展有3个特点：①相对封闭的市场边界使得度假区开发不以国际市场为依托，而是通过国内需求增长推动建设和提质升级；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得政府能够深度参与度假区建设和运营；③以国有资本为核心、多种类型资本参与的投资模式支撑中国度假区快速扩张。中国情境下市场、资本和政府在旅游度假区发展中的作用机制研究拓展了基于西方经验或国际案例的度假区理论构建。而且，不同于个案研究，本文从宏观层面上构建市场—资本—政府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我国旅游度假区的发展动力和驱动机制，深化了对非西方国家度假区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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