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经济与管理

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

  • 牛文涛 ,
  • 董安洞 ,
  • 张凯霞 ,
展开
  • 郑州大学 管理学院,中国河南 郑州 450001
※张凯霞(1997—),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休闲农业。E-mail:

牛文涛(1984—),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E-mail:

收稿日期: 2024-10-09

  修回日期: 2025-01-2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6-24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4BJY163)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Convergence of Leisur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 NIU Wentao ,
  • DONG Andong ,
  • ZHANG Kaixia ,
Expand
  • School of Management,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He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0-09

  Revised date: 2025-01-20

  Online published: 2025-06-24

摘要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法、核密度估计法、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识别和分析了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空间收敛性特征。结果表明:①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均值从2013年的0.318上升到2022年的0.411,年均增长率达2.89%,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四大经济区域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地区分异特征,并且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休闲农业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均值。②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总体基尼系数从2013年的0.110上升至2022年的0.113,上涨幅度达到27.27%,呈波动上升态势。其中“区域间差异”是我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这一指标的贡献率在59.35%~69.81%之间波动,平均贡献率达63.44%。各影响因子中,财政支出因子对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影响力最大。③从分布动态来看,东北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基本不变,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呈现扩大趋势。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则呈现多极分化趋势,而东北地区不存在极化现象。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等级状态较为稳定,存在所谓“俱乐部趋同”现象,并且发展水平受到空间效应的影响。④从收敛特征看,仅东北地区存在σ收敛,全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不存在σ收敛。全国和西部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而东部地区则存在绝对β收敛。

本文引用格式

牛文涛 , 董安洞 , 张凯霞 . 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J]. 经济地理, 2025 , 45(4) : 168 -17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4.016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hina, this paper identifies and analyz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distribution dynamics, and spatial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isur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level (LADL) in China by the means of the entropy method, Dagum Gini coefficient metho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 and optimal parameter geographic detec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average LADL in China rose from 0.318 in 2013 to 0.411 in 2022, with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2.89%, showing an upward trend year by year. The LADL showed a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 in four major economic regions, which was the highest in eastern region, followed by central region, western regio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 respectively.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was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2) The overall Gini coefficient of the LADL in China rose from 0.110 in 2013 to 0.113 in 2022, with an increase of 27.27%, showing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were the main sourc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LADL in China, its contribution rate fluctuated between 59.35% and 69.81%, with an average contribution rate of 63.44%. Among the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fiscal expenditure factor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leisure agriculture. 3) In terms of distribution dynamics, the absolute difference of the LADL in northeastern region was basically unchanged, while the absolute differences of the LADL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howed an expanding trend. The LADL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hows a multi-polarization trend, whereas it had no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in northeastern region. The grade status of the LADL in China was relatively stable, with a phenomenon of "club converg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was affected by the spatial effect. 4) From the point of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it had the phenomenon of σ convergence in northeastern region, but it had no phenomenon of σ converg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t had the phenomenon of absolute β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al β convergence in China and western region, and absolute β convergence in eastern region.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围绕“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推进乡村旅游集聚区(村)建设”等进行了顶层设计。实际上,如何立足当地特色资源,依托“融合农文旅”工程,积极培育休闲农业等乡村新业态,持续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壮大,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下“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自2012年以来,党和政府围绕休闲农业发展先后发布了诸多政策文件,推动这一产业业态在乡村空间获得了快速发展,其经营收入从2013年的2700亿元持续增长至2023年的8400亿元,目前已成为农民群体就业创业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尽管如此,伴随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其在全国层面的空间布局有何特征?发展水平的省际差距如何演化?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休闲农业作为一种产业形态,发源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并大致经历了如下3个演化阶段:萌芽阶段(1860年代至1950年代)、发展阶段(1950年代至1980年代)和扩展阶段(1980年代至今)[1]。其中,西方学者围绕休闲农业的理论内涵进行了长期争论,对这一产业形态的经济、社会、文化三重核心基本功能已形成基本共识[2-3];国内学者则围绕乡村振兴语境下休闲农业发展的实践意义、评价体系和政策供给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尽讨论。①实践意义。国内学者持续聚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4]、农村三产融合[5]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6]等学术维度,普遍认为休闲农业是城市休闲消费外延扩张和农业功能转型下的衍生产物,构成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载体[7]。同时,也有学者从农业高质量发展[8]、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拓展[9]、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10]等角度切入,通过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1],识别乡村空间农文旅融合与休闲农业协同发展的实际效应。伴随休闲农业示范县创建等外部政策创新,目标区域内的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12],进一步推动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②评价体系。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切入,构建关于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一是侧重于农业多功能性的深度挖掘与内涵拓展[13],致力于全面揭示农业在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等多个维度上的综合价值;二是以规划设计为核心[14],重点探讨景观的吸引力评估、景观资源的综合评价以及景观规划方案的优化策略;三是以产业发展为着眼点[15],对休闲农业的产业结构、农业资源利用状况等进行系统评价。③政策供给。碳税政策的确立和实施,通过强化休闲农业主体之间的协同参与过程,将对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正向激励[16],这一过程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从政策主体、政策工具以及政策内容等方面深化合作与联动,确保政策精准落地[17]。此外,休闲农业在我国台湾实现了较快发展。1960年代以来,台湾农民群体之间逐步自发形成了休闲农业发展组织,后在台湾相关部门的直接推动下,这一区域的休闲农业获得了较快发展[18]。尽管如此,当前我国休闲农业发展总体上依然呈现不平衡、不充分态势[19],特别是省际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亟需从政策角度建立休闲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致富之间的联动机制[20]以及跨区域协同发展机制。
总的来讲,国内学者普遍认同休闲农业发展之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诸多研究工作已围绕休闲农业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进行了讨论。尽管如此,关于休闲产业发展水平的实证测度及其空间布局规律的讨论实则相对缺失。因此,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首先运用“情景—行为—结构—结果”分析框架,从休闲农业资源供给、休闲农业服务水平、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社会关联效益5个维度切入,构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继而运用熵值法测度休闲农业发展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识别休闲农业总体及其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差异来源;最后使用Kernel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和空间收敛性分析方法揭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规律,以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下我国休闲农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指标体系、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指标体系构建

休闲农业发展是政府、村集体、农业经营组织等多主体参与、基层治理体系与休闲农业政策体系多维交互以及劳动力、资本、数据等多要素支撑下的综合演化过程,其在本质上属于农业多元化发展的集体行动。1980年代以来,用于解释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逐步构建,这一框架包含了外部变量、行动舞台、关联结果等关键元素[21];而后国内学者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包含情景、行为、结构、结果的一般性分析框架[22],用于乡村空间复杂系统中相关工作机理的识别[23]。本文采用“情景—行为—结构—结果”分析框架来揭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机制。其中,“情景”是指休闲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及自身禀赋资源特征,“行为”是指主体在情景驱动下参与休闲农业发展过程的行动偏好(诸如服务行为、生产行为),“结构”是指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治理结构和产业结构,“结果”则是通过休闲农业发展所实现的综合效益。通过“休闲农业资源供给(情景)—休闲农业服务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行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结构)—农业社会关联效益(结果)”等多维传导路径,推进休闲农业发展系统获得正向激励,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根基不断强化。
①休闲农业资源供给。休闲农业资源供给反映了政府保障休闲农业发展的政策力度。政府通过休闲农业示范县评选等政策行动,引导外部资源向休闲农业聚集,有助于休闲农业基础设施强化[23]。例如,田野景观再生及其与文化元素的融合构成了休闲农业发展的资源基础[24],这一过程持续赋能乡村空间生产、生态、生活和谐共生以及经济、社会、生态价值有机统一[25]
②休闲农业服务水平。休闲农业服务水平反映了主体参与休闲农业发展的服务行为偏好。适度规模的旅游机构、从业人员和旅游产业,以及乡村空间治理逻辑的“适应性”调整,构成了乡村空间综合服务接待能力赋能休闲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13]。其中,高水平的导游服务和游客体验的全面优化,则是休闲农业品质改善与品牌形象重建的核心载体。
③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反映了主体参与休闲农业发展的生产行为偏好。通过“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以及农村“三产”融合,休闲农业发展过程帮助传统农业“提质增效”,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属性显著改善。通过强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机械化生产等方式,休闲农业发展过程夯实了“现代农业”根基[26]
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形态、农业绿色转型以及农业资金结构等在一定意义上表征了农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直接效果[27]。通过市场指向的生产—加工—技术—销售—服务一体化经营范式,以及依托农业产业形态优化和农业生产绿色转型等路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赋能休闲农业发展过程[28],推动农村经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⑤农村社会关联效益。休闲农业发展是多因素共同支撑下的综合演化过程,这一过程对农村生态治理绩效、农村社会保障效应、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质量改善等产生持续正向激励。休闲农业发展通过驱动农业多重功能实现和价值再生过程[29],也将赋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30]。农村社会关联效益是休闲农业发展的综合体现,是评估休闲农业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方面贡献的重要维度[31]
因此,本文基于休闲农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2022—2030年)》等政策文本为依据,借鉴现有研究成果[6,11],构建休闲农业资源供给、休闲农业服务水平、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社会关联效益5个维度(一级指标)的休闲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包含14个二级指标和27个具体指标(表1)。根据具体指标属性建立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正向指标数值与休闲农业发展水平正相关,而负向指标则负相关。
表1 区域休闲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regional LADL and its explanation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指标(单位) 属性







休闲农业
资源供给
休闲农业田园景观 农业观光采摘园 国有农场数量(个) +
果园面积与农业播种面积之比(%) +
休闲农业文化资源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个) +
休闲农业基础设施 休闲乡村风貌 休闲农业示范点(个) +
交通运输效率 旅客周转量(亿人·km) +
旅游饭店规模 星级饭店数(家) +
休闲农业
服务水平
服务接待能力 旅游从业机构 旅行社数(家) +
旅游从业人员 旅游景区从业人数(人) +
农村治理能力 农村每万人拥有的村委会单位数(个/万人) +
乡村环境状况 公共卫生条件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旅游产业规模 人均旅游收入(元/人) +
旅游接待总人数(万人) +
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
农业发展效率 蔬菜园艺发展水平 蔬菜园艺产值占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亿元) +
农林牧渔发展水平 第一产业增加值指数(上年=100) +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之比(%) +
农业现代化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元/人) +
农业机械化生产 平均每千公顷农业机械动力(万kW/千hm2 +
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
农业产业形态 经济作物种植 蔬菜播种面积占比(%)(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100) +
瓜果类播种面积占比(%)(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100) +
农业绿色转型 有机农业 平均每千公顷农用化肥施用量(万t/千hm2 -
平均每公顷地膜使用量(kg/hm2 -
农业资金结构 财政支持 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亿元) +
农村社会
关联效益
农村生态治理 农村绿化 农村绿化率(%) +
农村社会保障 减贫效应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与乡村人口之比(%) -
农村经济发展 农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
农民生活质量改善 农民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人) +
农民消费结构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注:“+”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

1.2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内容,本文采用了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转移矩阵[24]、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收敛性分析等方法。

1.2.1 熵值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对中国30个省份2013—2022年的休闲农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对正向、负向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计算指标信息熵、冗余度和单个指标得分,其分值越高,表明该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1.2.2 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

传统地理探测器在对空间数据离散化处理上存在主观判断的不足,而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OPGD)能够筛选出q值最大时的最优分析参数,使探测效果显著提升。因此,本文选用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并应用自然断点法、几何断点法、相等间隔法、分位数法等离散方法,统计出q值最大时的离散分类区间组合作为最优参数,分析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公式详见参考文献[32]

1.2.3 收敛性分析

本文利用σ收敛模型,判断休闲农业发展水平是否存在σ收敛。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利用包含空间因素的绝对β收敛模型与条件β收敛模型,识别我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收敛特征,公式见相关文献[33]。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旅游产业规模、交通运输水平为控制变量。

1.3 数据来源

因我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数据不齐全或缺失,本文以其余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中简称“省份”)为研究范围,2013—2022年为研究时期。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EPS数据库等。部分指标的个别年份数据缺失,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此外,对于国有农场数量、旅客周转量、乡村旅游景区从业人数等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以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

2 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解

2.1 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分析

表2可知,考察期内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在0.196~0.647区间浮动,均值为 0.379,年平均增长率达2.89%,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首先,2014年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增幅最大,达到7.84%;2015、2017、2018、2019和2021年增幅均超过3%。其次,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均值高于全国均值(0.379)的15个省份中,有7个位于东部地区。其中浙江(0.601)、北京(0.500)、广东(0.469)、山东(0.468)、福建(0.451)、江苏(0.449)的休闲农业发展水平位居前列,而黑龙江(0.298)、宁夏(0.295)、内蒙古(0.293)、吉林(0.292)、青海(0.233)的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则落后于其他省份。最后,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增速14个省份中,贵州(5.19)、云南(4.64)、广西(4.58)、江西(4.52)、重庆(4.02)、四川(4.02)等省份年均增速较大。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全国均值(0.399)低于2019年(0.408),其主要原因是2020年初公共卫生事件之于旅游市场的负面影响。
表2 中国省域休闲农业发展水平测度结果(2013—2022年)

Tab.2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LADL in China (2013-2022)

省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地区均值 增速(%)
北京 0.403 0.440 0.467 0.477 0.504 0.542 0.572 0.548 0.531 0.519 0.500 2.85
天津 0.299 0.324 0.337 0.335 0.324 0.325 0.329 0.329 0.335 0.325 0.326 0.93
河北 0.367 0.398 0.419 0.405 0.417 0.433 0.446 0.427 0.440 0.438 0.419 1.98
山西 0.298 0.316 0.323 0.316 0.319 0.333 0.342 0.316 0.315 0.316 0.319 0.65
内蒙古 0.253 0.274 0.286 0.284 0.296 0.300 0.311 0.306 0.312 0.305 0.293 2.10
辽宁 0.349 0.373 0.394 0.383 0.390 0.398 0.406 0.391 0.393 0.384 0.386 1.07
吉林 0.250 0.265 0.281 0.283 0.286 0.305 0.308 0.303 0.320 0.319 0.292 2.75
黑龙江 0.246 0.260 0.286 0.294 0.300 0.311 0.321 0.314 0.325 0.323 0.298 3.07
上海 0.312 0.344 0.344 0.353 0.366 0.380 0.393 0.385 0.404 0.408 0.369 3.03
江苏 0.376 0.395 0.417 0.427 0.452 0.473 0.481 0.470 0.498 0.503 0.449 3.29
浙江 0.511 0.544 0.570 0.580 0.609 0.632 0.632 0.638 0.647 0.644 0.601 2.60
安徽 0.283 0.303 0.325 0.342 0.346 0.367 0.384 0.366 0.388 0.395 0.350 3.77
福建 0.397 0.419 0.433 0.432 0.447 0.466 0.475 0.470 0.482 0.488 0.451 2.32
江西 0.319 0.344 0.358 0.366 0.394 0.411 0.429 0.429 0.457 0.475 0.398 4.52
山东 0.406 0.432 0.461 0.461 0.469 0.483 0.495 0.480 0.499 0.497 0.468 2.27
河南 0.336 0.351 0.368 0.385 0.400 0.415 0.437 0.416 0.431 0.441 0.398 3.07
湖北 0.322 0.354 0.379 0.389 0.400 0.415 0.428 0.411 0.432 0.434 0.396 3.37
湖南 0.368 0.401 0.416 0.419 0.437 0.445 0.454 0.473 0.492 0.498 0.440 3.42
广东 0.399 0.428 0.444 0.453 0.465 0.490 0.505 0.499 0.508 0.495 0.469 2.42
广西 0.312 0.347 0.369 0.380 0.409 0.437 0.453 0.447 0.464 0.467 0.409 4.58
海南 0.301 0.315 0.327 0.342 0.366 0.379 0.396 0.402 0.415 0.418 0.366 3.72
重庆 0.263 0.284 0.299 0.307 0.325 0.338 0.343 0.337 0.361 0.375 0.323 4.02
四川 0.298 0.322 0.349 0.355 0.382 0.407 0.433 0.428 0.429 0.425 0.383 4.02
贵州 0.262 0.294 0.323 0.336 0.356 0.391 0.412 0.398 0.408 0.413 0.359 5.19
云南 0.270 0.311 0.328 0.343 0.367 0.382 0.392 0.378 0.395 0.406 0.357 4.64
陕西 0.338 0.361 0.374 0.367 0.390 0.402 0.420 0.398 0.413 0.415 0.388 2.31
甘肃 0.265 0.287 0.303 0.298 0.307 0.318 0.339 0.327 0.341 0.339 0.313 2.77
青海 0.196 0.216 0.228 0.226 0.232 0.245 0.256 0.246 0.246 0.238 0.233 2.18
宁夏 0.262 0.284 0.297 0.296 0.296 0.303 0.307 0.304 0.306 0.297 0.295 1.40
新疆 0.278 0.299 0.303 0.310 0.309 0.318 0.330 0.325 0.336 0.341 0.315 2.30
全国均值 0.318 0.343 0.360 0.365 0.379 0.395 0.408 0.399 0.411 0.411 0.379 2.89
基于表2结果,计算四大经济区域休闲农业发展水平(表略)。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处于0.377~0.476,高于全国均值;中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自2017年亦高于全国年平均值(0.379)。相较之下,西部和东北地区与休闲农业的全国平均水平尚有差距。从年均增长率来看,四大经济区域年均增速均大于2%,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西部地区(3.30%)>中部地区(3.18%)>东部地区(2.58%)>东北地区(2.36%)。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较低,但年均增速最高;而东北地区的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及其增速均最低。
表3可知,中国休闲农业服务水平与农村社会关联效益子系统发展态势优于其他子系统。其中,2020—2022年农村社会关联效益子系统开始超过休闲农业服务水平子系统。分经济区域来看,四大地区休闲农业服务水平均领先于其他子系统,休闲农业资源供给得分处于低位。从子系统来看,东部地区在所有5个子系统中均处于优势地位,中部地区仅在农村社会关联效益方面稍显劣势,西部地区5个子系统发展水平均为中等,而东北地区仅在农村社会关联效益方面呈现相对优势,但其他子系统发展水平相对低下。
表3 中国四大经济区域休闲农业子系统发展水平(2013—2022年)

Tab.3 DevelopmentlevelofleisureagriculturesubsystemsinfourmajorregionsofChina(2013-2022)

子系统 地区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休闲农业资源供给 东部 0.296 0.319 0.339 0.336 0.354 0.352 0.355 0.351 0.363 0.349
东北 0.244 0.252 0.288 0.288 0.299 0.297 0.293 0.280 0.285 0.273
中部 0.253 0.272 0.294 0.299 0.325 0.323 0.323 0.325 0.338 0.330
西部 0.238 0.267 0.292 0.281 0.303 0.307 0.314 0.318 0.328 0.321
休闲农业服务水平 东部 0.451 0.489 0.500 0.519 0.543 0.589 0.609 0.563 0.529 0.513
东北 0.300 0.337 0.365 0.376 0.384 0.416 0.440 0.423 0.407 0.390
中部 0.420 0.462 0.480 0.494 0.521 0.552 0.590 0.530 0.540 0.559
西部 0.319 0.358 0.367 0.389 0.417 0.454 0.482 0.434 0.441 0.445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东部 0.389 0.403 0.420 0.400 0.405 0.410 0.415 0.412 0.432 0.429
东北 0.267 0.276 0.301 0.266 0.272 0.280 0.276 0.276 0.306 0.308
中部 0.340 0.349 0.358 0.349 0.345 0.364 0.361 0.356 0.393 0.387
西部 0.290 0.307 0.319 0.306 0.310 0.312 0.313 0.306 0.318 0.311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东部 0.395 0.405 0.420 0.423 0.425 0.445 0.455 0.472 0.480 0.486
东北 0.248 0.248 0.248 0.249 0.226 0.238 0.244 0.248 0.249 0.259
中部 0.309 0.317 0.328 0.336 0.321 0.332 0.349 0.359 0.360 0.374
西部 0.291 0.296 0.304 0.313 0.306 0.319 0.333 0.338 0.333 0.338
农村社会关联效益 东部 0.394 0.448 0.472 0.498 0.525 0.558 0.585 0.580 0.635 0.656
东北 0.372 0.414 0.425 0.446 0.469 0.488 0.508 0.489 0.526 0.530
中部 0.318 0.361 0.383 0.406 0.432 0.458 0.484 0.480 0.513 0.534
西部 0.239 0.278 0.301 0.318 0.345 0.374 0.397 0.388 0.422 0.434

2.2 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解

表4可知,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总体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从2013年的0.110上升至2022年的0.113,涨幅为27.27%,总体差异持续扩大。总体上看,地区内基尼系数均低于0.100,地区内差异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西部地区的内部基尼系数呈现逐年上升态势,由2013年的0.066上升到2022年的0.100,年均涨幅达4.74%;东北地区区域内基尼系数逐渐缩小,中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小,但在观察期内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表4 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分解(2013—2022年)

Tab.4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decomposition of the LADL in China (2013-2022)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总体 0.110 0.107 0.106 0.105 0.110 0.111 0.110 0.113 0.112 0.113
地区内差异 0.021 0.022 0.022 0.023 0.025 0.026 0.026 0.027 0.026 0.027
地区间差异 0.077 0.072 0.069 0.070 0.069 0.068 0.067 0.069 0.068 0.067
超变密度 0.012 0.013 0.014 0.013 0.016 0.017 0.017 0.017 0.018 0.019
样本观察期内,东部—东北基尼系数最大,极值为0.166;西部—东北基尼系数最小,最小值为 0.077。从变化趋势看,东部—西部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中部—西部、中部—东北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其中2013和2022年东部—中部、东部—东北、西部—东北基尼系数基本保持不变。从降幅来看,东部—西部降幅最大(1.39%),东部—中部、东部—东北、西部—东北较为稳定,而中部—东北增幅较大(2.17%),区域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此外,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最高,平均贡献率达到63.44%,但整体呈现波动下降态势。

3 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与收敛性分析

3.1 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Kernel密度估计

3.1.1 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

图1显示了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分布动态演进特征。从分布位置来看,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分布中心明显右移,说明我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从分布形态来看,核密度曲线具有明显的右拖尾特征,说明各省份在休闲农业发展水平上存在高水平省份,如北京、上海。从波峰特性来看,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峰值在观察期内呈现波动下降,宽度拓宽,这说明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呈现扩大趋势。从波峰数量来看,2016年起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分布曲线出现明侧峰,形成一个主峰,多个次峰,说明我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呈现分化式发展结构。
图1 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2013—2022年)

Fig.1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LADL in China (2013-2022)

3.1.2 四大经济区域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

中国四大经济区域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特征图(图略)看出,四大地区主峰位置不断右移,说明四大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从分布形态来看,东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分布存在“右拖尾”现象,说明这一地区存在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从峰值特征来看,东部地区波峰由“尖而窄”向“宽而扁”变化,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说明东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绝对差异逐渐增大;中部地区峰值整体呈现先缓慢上升,在2021年呈现下降态势;西部地区峰值整体呈现下降态势,说明西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绝对差异逐渐增大;东北地区峰值与宽度变化不大。从波峰数量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分布曲线存在多个小侧峰,呈现多峰态势,说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呈现多级分化趋势。值得注意的是,2013—2022年东北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分布曲线均为一主峰一侧峰态势,并且峰值变化幅度不大,说明东北地区绝对差异基本无变化。

3.1.3 休闲农业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

图2可知,5个子系统主峰位置均出现右移,说明五大休闲农业子系统发展水平逐渐提高。从分布形态来看,5个子系统均呈现多个主峰形态,说明休闲农业子系统发展水平出现极化现象和收敛现象。从峰值特征来看,休闲农业资源供给分布曲线的主峰高度先上升后下降,分布曲线宽度呈现扩大态势,说明休闲农业资源供给绝对差异扩大;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和农村社会关联效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峰值加大,说明休闲农业服务水平和农村社会关联效益各省差异缩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分布曲线峰值降低、分布曲线宽度加大,说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各省差异变大。
图2 中国休闲农业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2013—2022年)

Fig.2 Dynamic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level of leisure agriculture subsystem (2013-2022)

3.2 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马尔可夫链分析

3.2.1 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传统马尔可夫链分析

表5可知,对角线上的元素始终大于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其中,对角线元素最大为0.921,最小为0.742,休闲农业发展水平保持不变的概率远大于状态转移概率,表明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具有惯性发展态势,且高水平趋同现象更为明显。非对角线上的元素置于对角线两侧,说明在连续年份存在向更高等级类型转移的可能,但低水平向中低水平转移概率(0.211)远高于低水平向中高水平转移概率(0.000),说明休闲农业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较难实现“跨越式”发展。低水平、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在一年后向上转移一级的概率分别是0.211、0.229、0.242,中低水平、中高水平、高水平向下转移一级的概率分别为0.029、0.015、0.079,说明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等级下移风险较低。
表5 基于传统Markov链的休闲农业发展水平转移矩阵

Tab.5 Transfer matrix of the LADL in China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Markov chain

t/t+1 观测值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低水平 71 0.789 0.211 0.000 0.000
中低水平 70 0.029 0.743 0.229 0.000
中高水平 66 0.000 0.015 0.742 0.242
高水平 63 0.000 0.000 0.079 0.921

3.2.2 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

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测算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全局莫兰指数,建立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由结果可知,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与传统马尔可夫链结果存在差异,休闲农业发展受空间因素影响。诸如传统马尔可夫概率转移矩阵中低质量概率为0.743,引入地理距离空间权重后,相应概率变为0.714、0.842、0.688、0.714。不同空间滞后类型下的4个转移矩阵概率均不相同,说明在邻近省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省域内部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等级变化存在差异。不同空间滞后类型对于同一等级的影响有所不同。诸如,在中低滞后类型下,中低水平向中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为0.158,而在中高滞后类型下,中低质量向中高质量转移的概率为0.250。从空间马尔可夫链结果可知,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具有稳定性,存在俱乐部趋同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发展,且发展水平受到空间效应影响。

3.2.3 单因子对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影响作用

由休闲农业驱动因子探测q值结果可知,①休闲农业资源供给维度各驱动因子均值普遍较高,其中休闲乡村风貌均值达到了0.56,表明乡村风貌对休闲农业发展至关重要。②休闲农业服务水平维度各相关因子的均值也维持在较高水平,旅游从业机构和旅游从业人员均值分别为0.56和0.49,说明专业服务机构和人员之于游客体验和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③农村社会关联效益维度各因子均值处于中等水平,表明农村社会关联效益对休闲农业发展也有一定贡献。特别是农村绿化和减贫效应,其均值较高,可通过改善农村环境和提升农民生活水平间接促进休闲农业发展。④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2个维度的因子均值相对较低,其对休闲农业发展的影响相对有限。但财政支持因子的均值高达0.60,凸显政府在推动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3.3 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收敛性分析

3.3.1 σ收敛结果分析

总体来看,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变异系数未连续下降,不存在显著σ收敛(图3)。从四大经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收敛系数呈现“上升—下降”波动态势。其中,2013—2018年呈上升趋势,2018—2022年呈波动下降趋势,2018年达到峰值0.182,不存在明显σ收敛。中部和西部地区呈波动上升趋势,不存在σ收敛。2017—2022年,东北地区变异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存在明显σ收敛。2021年以前,东部地区σ系数高于西部地区,2021年之后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但中部地区发展水平的变异系数较小,其与前文基尼系数的区域内差异分析结果一致。
图3 中国及四大经济区域休闲农业发展水平σ收敛系数变化(2013—2022年)

Fig.3 σ convergence coefficient of the LADL in China and four major regions (2013-2022)

3.3.2 β收敛结果分析

从全国来看,无论是否考虑空间因素,β系数均在统计上显著为负,全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存在绝对β收敛;分地区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存在绝对β收敛,而中部与东北地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全国及西部地区存在条件β收敛,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旅游产业规模、交通运输水平等控制变量的影响下,全国及西部地区的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差距将不断缩小;东部、中部、东北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不存在条件β收敛,考虑以上控制变量影响后,省际差距仍存在(表6)。从收敛速度来看,全国收敛速度在考虑空间地理因素后,由2.32%提升至3.25%。不考虑空间地理因素,各地区收敛速度从强到弱依次为东北地区(3.74%)>西部地区(3.36%)>东部地区(2.70%)>全国(2.32%)>中部(1.33%)。从控制变量来看,未考虑空间地理因素时,农业产业结构变量在东北地区显著为负,旅游产业规模变量在东北地区显著为正,交通运输水平变量则在全国层面显著为负;而考虑空间因素时,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则在全国层面显著为正。
表6 中国及四大经济区域休闲农业发展水平条件β收敛结果

Tab.6 Results of conditional β convergence of the LADL in China and four regions

变量 全国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经济权重 无权重 无权重 无权重 无权重 无权重
SDM SDM SDM SDM SDM SDM
β -0.2777***(-7.84) -0.2072***(-3.85) -0.2369**(-2.51) -0.1247(-0.87) -0.2856***(-2.97) -0.3117*(-2.05)
Cj 0.0628***(2.82) -0.022(-0.91) -0.0078(-0.20) -0.0414(-0.56) 0.0069(0.16) -0.0550(-0.84)
Cn 0.0129(1.07) -0.0569(-1.29) -0.0433(-0.60) -0.0348(-0.25) 0.0218(0.23) -0.1614**-2.230)
Cr 0.0176(1.42) -0.0355(-0.89) -0.0312(-0.59) -0.1254(-1.34) -0.0426(-0.36) 0.2883*(1.97)
Cx 0.0567(2.45) -0.0936*(-1.66) -0.0417(-0.48) -0.2947(-1.63) -0.0187(-0.16) -0.1893(-1.50)
Spatial rho 0.1809 0.8376 0.7880 0.0497 0.0536 0.9421
R² 0.6556 0.4708 0.4477 0.4296 0.5316 0.6935
收敛速度(%) 3.25 2.32 2.70 1.33 3.36 3.74
半程收敛周期(年) 21.31 29.85 25.64 52.04 20.61 18.56
样本量 300 300 100 60 110 30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Cj、Cn、Cr、Cx分别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旅游产业规模、交通运输水平。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休闲农业发展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识别休闲农业总体及子系统发展水平差异来源,使用Kernel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了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空间演化规律。主要结论如下:
①样本观察期内,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总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四大经济区域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地区分异特征,并且东部和中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均值。休闲农业子系统发展水平均为波动上升趋势,其中休闲农业服务水平领先,但增幅不尽相同。②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总体基尼系数波动上升,地区内差异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四大地区区域间基尼系数中,东部—东北基尼系数最大,西部—东北基尼系数最小。从总体差异分解来看,地区间差异贡献率最高。各影响因子对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力差异显著,其中财政支持因子的均值最高。③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呈现扩大趋势,说明极化现象有所增加,东北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基本不变,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出现扩大趋势。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呈现多极分化趋势,东北地区不存在极化现象。④全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不存在σ收敛,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存在σ收敛。2017—2022年,东北地区存在σ收敛。全国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存在绝对β收敛,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而中部和东北地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全国及西部地区存在条件β收敛,而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不存在条件β收敛。
此外,本文对推动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也有一定实践启示。发展休闲农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和美乡村的重要举措。在政府、市场以及农户多方参与下,我国休闲农业发展稳步推进,相关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为旅游强国和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现实基础。尽管如此,各地方政府仍需统筹开展休闲农业发展规划,充分结合地方禀赋资源优势,设计出符合潜在旅游者实际需求的特色产品,实现休闲农业的多元化特色化发展,最终赋能本地农民群体就业创业增收致富。实际上,传统旅游休闲方式已较难契合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文化需求,唯有充分重视旅游体验、强调旅游参与的“乡村性”旅游产品才能在乡村空间中持续衍生旅游流。因此,应积极打造以“参与式旅游”为核心产品符号的休闲农业业态,促使在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过程中始终彰显旅游者的参与价值及交互体验;积极引导旅游者参与体验农业全产业链的运行过程,强化农业生产的知识分享和农耕历史的价值认同,通过“价值共创”为休闲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所谓“主体”基础,最终不断赋能社会主义大国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和振兴的伟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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