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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4: 1 - 1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4.001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的时空演变及机理

  • 李希雅 , 1, 2 ,
  • 杜德斌 , 1, 2, ※ ,
  • 胡志丁 1, 2 ,
  • 夏启繁 1, 2 ,
  • 张强 1, 2 ,
  • 江紫薇 1, 2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 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中国 上海 200062
  • 2.华东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中国 上海 200241
※杜德斌（1963—），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地理与科技创新政策。E-mail：

李希雅（1997—），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E-mail：

收稿日期: 2023-09-13

  修回日期: 2024-02-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6-24

基金资助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人才团队引进重大专项(GML2019ZD0601)

收起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of Geopolitical Relations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 LI Xiya , 1, 2 ,
  • DU Debin , 1, 2, ※ ,
  • HU Zhiding 1, 2 ,
  • XIA Qifan 1, 2 ,
  • ZHANG Qiang 1, 2 ,
  • JIANG Ziwei 1, 2
Expand
  • 1. Institute for Global Innovation Studi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13

  Revised date: 2024-02-10

  Online published: 2025-06-24

Fold

摘要

RCEP的签署生效催化全球经济版图的重组，其在空间上连通起印、太两大洋，是我国经略海洋、通往世界的必由之路和外循环的前沿阵地。厘清RCEP成员国间的地缘关系演化和机理不仅能够为推动中国与RCEP成员国间地缘关系良性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同时也能够丰富地缘关系相关研究。文章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构建RCEP成员国的地缘关系网络，依从主体—关系—结构的逻辑揭示了区域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的演变，并运用fsQCA分析了地缘关系的空间机理。研究发现：①RCEP成员国地缘亲和力水平整体呈现东盟亲和、澳新日韩疏离的空间态势。②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网络最初呈现出中国—东盟亲和团状和日澳新亲和三角并存的空间结构，团状结构紧密发展随后收缩至东盟内部，日澳新亲和三角结构降级后消失，地缘关系呈现出日趋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③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社团结构受到美国因素和地理因素的作用，中缅始终稳定存在于主社团中，次社团由中南半岛集聚向马来群岛集聚演化，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盟友始终分别构成具有排他性质的社团。④地理邻近是形成亲和地缘关系的普遍前提，邻国间的贸易依存也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地理距离和制度差异是阻碍地缘关系发展的重要因子。

关键词： RCEP; 地缘关系; 地理邻近; 亲和与疏离; 制度差异; 东盟; 社会网络分析

本文引用格式

李希雅 , 杜德斌 , 胡志丁 , 夏启繁 , 张强 , 江紫薇 . 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的时空演变及机理[J]. 经济地理, 2025 , 45(4) : 1 -1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4.001

Abstract

The signing and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has catalyzed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Spanning two oceans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Indian Ocean), RCEP serves as a critical gateway for China to engage with the world and a frontier for its external circulation. Clarifying the evolution and mechanisms of geopolitical relations among RCEP member countries not only provides academic support for promoting healthy development of geo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CEP member countries but also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geopolitical dynamics. Based on the voting data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his study conducted a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revealing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geopolitical relations and structures through the logic of "subject-relationship-structure". Additionally, it analyzes the spatial mechanisms of these relations using fsQC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mong the RCEP member countries, ASEAN has a high level of geopolitical affinity, while Australia, New Zealand,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are low. 2) The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initially showe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a-ASEAN affinity cluster and Japan-Australia-New Zealand affinity triangle. Over time, the group structure first expanded and then contracted, centering on ASEAN. While the Japan-Australia-New Zealand affinity triangle structure weakened and eventually dissolved, reflecting an increasingly polarized trend in geopolitical relations. 3)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regional relations among RCEP member countries is influenced by both American geopolitical factors and geographical proximity. China and Myanmar have consistently remained stable within the core community, while sub-communities have evolved from an Indo-China Peninsula cluster to a Malay Archipelago cluster. The US alli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Southeast Asia have always formed exclusive communities respectively. 4) Geographic proximity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formation of friendly geopolitical relations, and trade interdependence among neighboring countrie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re important factor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geopolitical relations.

Key words：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geopolitical relations; geographic proximity; affinity and alienation;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SEA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冲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①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丰富内涵开创了区域经贸合作的新范式[1]。RCEP的签署生效标志着约占全球经济总量30%、覆盖全球1/3人口（35亿）、拥有全球近50%制造业产出的最大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启动[2]，催化全球经济版图重组。中国作为传统陆上强国和海陆复合型大国，具备跨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地缘优势，但周边日趋复杂的地缘环境尤其是面临守成大国的岛链封锁和海上围堵，使得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阻力重重。RCEP在空间上连通起印、太两大洋，将欧亚大陆东缘和南太平洋西岸整合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海陆经贸复合体，是我国经略海洋、通往世界的必由之路，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及中国双循环战略布局的前沿阵地，为我国突破地缘政治封锁与遏制、保障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在世界经济逆全球化、复苏乏力的挑战下，RCEP一经提出便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涌现的文章多集中于经济价值和经济效应研究上。RCEP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自由贸易协定，被普遍认为可以显著驱动成员国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贸易效应和经济利益[3-4]。同时，持续互惠的经贸合作也会成为地区政治稳定与国家理性博弈的压舱石，为区域内关于领土领海争端、军事安全的分歧斡旋提供畅通的沟通渠道，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政治生态和地缘安全的稳定[5]。由此可见，RCEP不能被简单归于经济逻辑之下，经贸合作可以外溢至政治、安全、文化、话语权等诸多领域并在区域系统内不断互动[6]，地缘关系恰可给予区域研究以综合视角。在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背景下，地缘关系的亲疏深刻影响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与稳定性，地缘关系的系统化研究对区域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也能够拓宽RCEP区域研究边界。
近年来，空间转向特别是大尺度国际空间的结构演化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思潮，空间意识和空间话语缺失在当今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限制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7]，地理学恰能为解释国家间关系提供空间视角，地缘关系研究作为一个重要板块为地缘政治学者所关注。早期研究将地缘关系拆分为地理上的空间位置关系、国力上的强弱对比关系和战略上的利益交织关系[8]。20世纪末，靖学青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关系[9]，随后我国地缘关系研究逐渐涌现，多立足于城市或省域尺度来刻画次区域地缘关系，或依据历史脉络和地缘现实对地缘关系做出判断和展望[10-11]。近年来，基于GDELT数据库的事件数据分析法[12]被引入地缘关系的评价中来并逐渐成为主流[13]，地缘关系的定量研究随之大规模展开，研究范围囊括东南亚[14]、中亚[15]、北极[16]、亚洲水塔[17]等众多区域。国外地缘关系研究紧随批判地缘政治思潮，呈现出“去中心化”转向，质疑国家中心主义，将尺度下放至组织、阶级、种族等非国家行为体层面，关注文化、价值、情感等非物质层面的因素，如地缘政治想象（Geopolitical Imagination）对地缘关系的影响[18]，但对国家间地缘关系的量化分析关注较少。从研究对象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互动是已有研究的重点，也是未来研究的首要方向；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研究侧重国家间经贸关系而对政治关系不够重视，且停留在地缘关系测度和刻画层面，对地缘关系机制的探究较少；从研究方法来看，融入空间视角的地缘关系定量研究逐渐受到青睐且稳步发展，但尚未形成系统科学的定量测度方法，GDELT数据库很难避免信息冗杂性问题，记载国家行为的数据库是未来研究的优选，由于其具有的空间交互属性，社会网络分析具有良好的适用性[19]。鉴于此，厘清RCEP成员国间地缘关系的亲疏冷热及地缘结构，窥探其背后的空间机理，一方面能够丰富地缘政治的空间维度解读，充实地缘关系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为中国与RCEP成员国间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和战略制定提供学术支撑。
联合国大会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绝大多数国家就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集中利益表达的场所[20]，是各国维护自身地缘利益、进行地缘战略决策和体现地缘互动关系的重要舞台[21]。联合国大会表决议案分为6个类别，分别为中东问题、核武器与核材料问题、军控与裁军问题、人权问题、殖民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一国在与本国直接相关的议题上的投票行为直接受到国家地缘利益的驱使，在不直接相关议题上的投票行为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投票行为的影响，跟从或非跟从的投票行为背后是主动或被动的地缘博弈，是国家间地缘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关系的综合表征，也受到全球及区域地缘结构的影响。据此，本文构建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网络，依从主体—关系—结构的逻辑，探究RCEP成员国的地缘亲和力水平、国家间地缘关系和区域地缘结构的演变，并试图从组态的视角解读地缘关系的空间机理。

1 分析框架、方法与数据

1.1 分析框架

“地缘”即地理空间上的联系和关系，“地缘关系”被解读为以地理位置、综合国力和距离等地缘要素为基础所产生的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关系[13]，表现为地缘要素的相互作用、物质流动和能量转换[22]。在外部地理环境的塑造下，地缘行为决定地缘关系的走向。国家利益是制定对外战略的最终目标和进行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23]，而利益的实现要以国家实力为支撑和根本保证。在利益和实力的驱动下，国家对外交往的能力—意愿驱使着地缘关系的形成。能力是指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承担成本和获取收益的条件和力量[24]，受到国家实力的制约，实力越强的国家在交往中保持自主决断以及影响他国决策的能力越强。意愿指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承担成本和收获收益的愿望[24]，国家利益构成其对外交往的直接意愿，同时意愿的施行受制于国家的交往能力。

1.1.1 系统论视角下的地缘关系格局

系统论认为主体、关系和环境三要素构成一个系统，地缘系统则由地缘体、地缘关系和地理环境构成。其中，地缘体是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多尺度空间实体，本文选取国家尺度的地缘体为研究对象。地缘关系是地缘体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纽带，以地缘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维度的空间流为基本表征[19]。地形、资源、人口、行为模式等要素在时空上的分布构成地缘体生存发展的基底，地理环境塑造着地缘体对外合作与竞争等行为决策。地缘体和地缘关系交织成网络，地缘体依其所处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以及这一位置关系网络中其他地缘体的相对关系进行判断和决策[25]，形成复杂的地缘结构。地缘结构又影响着地缘体的行为与选择[26]，从而影响着地缘关系的变化。
图1 分析框架

Fig.1 Analysis framework

在RCEP区域地缘系统中，15个成员国基于各国实力差距及不同程度的利益共享产生不同水平的地缘关系，进而形成多个区域组团构成的复杂地缘结构。本文遵循“主体—关系—结构”的路径，首先基于RCEP成员国的亲和水平表征主体性质，然后依据成员国间的亲和程度解释关系嬗变，最后利用成员国集团化现象总结结构特征。

1.1.2 组态视角下的地缘关系空间机理

本文聚焦于地缘关系的空间逻辑，从多重距离的角度探讨地缘关系的形成机制。①经济距离：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牵动着地缘关系的发展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经济水平的同配性和异配性在不同时空组合条件下会对地缘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既是地缘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平衡力量[27-28]。②制度距离：跨越不同制度环境进行国家间交往需要一定的距离成本，成本的高低影响着地缘关系建立的难度，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间交往成本较低且往往能够规避不必要的摩擦和风险，易于建立起较为亲和的地缘关系。③文化距离：国家的对外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文化是影响世界结合、分裂、冲突等地缘关系模式的核心因子[29]。④军事距离：RCEP成员国所在的区域是军事战略地位重要、军事活动活跃之地，军事实力在外交政策制定和地缘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间的军事实力差距影响着其地缘关系。⑤地理距离：空间距离影响事物间联系强度，邻近国家间各要素流通的空间阻滞效应较弱，密集的空间交互也为“区域集团”的形成提供天然基础；除距离外，边界被描述为最明显的政治地理现象，国家间的拓扑结构是地缘政治版图的关键变量[30]。
地缘关系的形成具有系统性和非对称性特点。系统性表现为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距离等多维要素的共同作用，单一要素的多寡并不能决定地缘关系的亲疏。非对称性表现为某一要素与地缘关系间不存在统一对称关系[31]，单一要素并非永恒对地缘关系存在正向作用或负向作用，如密切或松散的经济联系在与其他要素的组合作用下均可能产生亲和或疏离的地缘关系。不同空间要素间相互依赖、共同作用，对地缘关系的形成是多重并发的。区别于传统定量分析对单个变量净效应的关注，组态分析基于整体与系统的逻辑，关注变量影响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关注多个条件如何相互组合并共同作用[31-32]，对于地缘关系这类具有因果复杂性的现象具有更优的解释度。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探究形成亲和与疏离地缘关系的空间要素的组合（“组态”）。

1.2 研究方法

1.2.1 地缘亲和度模型

投票一致性算法（Index of Voting Consistency，IVC）广泛用于分析各国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是衡量国家间地缘关系的重要指数。本文在地缘关系语境下将其定义为地缘亲和度（Geo-affinity Degree）[33]，作为测度地缘关系的代理变量，计算如下：
G A i j = f + 0.5 g t · 100 %
式中： f是i、j两国做出相同投票行为的决议数；g是非对立的不同投票行为（即赞同—弃权、反对—弃权）的决议数；t是两国共同参与投票的总决议数。国家间地缘亲和度分布在[0,1]区间内，1代表两国的投票行为完全相同，0代表完全相悖。运用自然断点法对地缘亲和度进行分类，通过0.703、0.823、0.918三个断点将地缘关系划分为高度疏离、低度疏离、低度亲和、高度亲和4个等级。

1.2.2 地缘关系网络构建

将地缘体及其之间的地缘关系构成的集合定义为地缘关系网络，设点集V为研究区内国家，边集E为国家间的地缘关系，边的权重W为地缘亲和度，构建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的无向加权网络G（V，E，W）。
在区域地缘系统中，一国与域内各国地缘关系的平均水平构成该国的总体亲和程度，被定义为国家的“地缘亲和力”，用节点的加权度中心性与其连接节点数的比值 D ( i )来表征。根据自然断点法并结合数据特征，通过0.79、0.85、0.88三个断点将RCEP成员国划分为低亲和力国家、中低亲和力国家、中高亲和力国家和高亲和力国家。同时，运用Gephi中的模块度算法识别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社团结构和国家集团，揭示区域地缘关系集团结构特征。

1.2.3 组态视角下的地缘关系作用路径模型

从5个距离的视角探究RCEP成员国间地缘关系的空间逻辑。其中：①经济距离分为经济差距和经济联系2个维度，经济差距用两国GDP的比值表示，若比值小于1则取其倒数；经济依存运用两国间的贸易依赖表征，通过HM指数计算得到。②制度距离采用全球治理指数（WGI）中直接与政治制度挂钩的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监管治理、腐败控制4个维度，参照Kogut等的距离公式[34]计算而得。③文化距离无论是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数据[35]还是国家间语言邻近和种族邻近测度结果均不理想，分析结果显示文化距离缺失同时出现在地缘关系亲近和地缘关系疏远的所有组态中，该数据无意义且会影响其他变量，故剔除。④军事距离选取两国间军费支出的比值来衡量，计算方法同经济差距。⑤地理距离细分为物理距离和是否接壤2个维度。
对于地缘关系的组态分析，基于布尔运算和集合论的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能够提供整体系统的分析方法。基于本研究的数据类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究地缘关系的复杂机制。首先采用直接校准法[36]，设定数据描述性统计的上四分位数、中位数和下四分位数分别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3个锚点来校准原始数据，构成模糊集；继而对条件要素进行必要性分析，一致性超过0.9的要素采纳为必要条件；最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组态的充分性分析，得出构成高地缘亲和度和非高地缘亲和度 ① 的组态。

1.3 数据来源

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来源于UNGA数据库（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Data）[37]，经济和贸易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开放数据库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制度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数（WGI），军事数据来源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地理属性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

2 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演化

2.1 RCEP区域地缘亲和水平的时序演化

2000—2020年，RCEP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共同投票行为较为密集，国家对之间平均共同投票次数始终多于世界平均投票次数，由2000年的73次波动增加到2020年的93次，分别超全球平均水平38%和16%，成员国在国际舞台上参与互动的程度处于较高水平。伴随着投票密度的增加，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总体水平在下降，但始终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波动趋势与世界总体趋势大致呈平行态势。
迈入新世纪，亚太区域合作方兴未艾，RCEP成员国间的地缘关系水平处于研究期内高位，2000年平均地缘亲和度达0.88，高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0.85。随后几年，以“9·11”事件为代表的全球性冲突加剧，地缘分歧和国际挑战接踵而至，国家间的共识水平和互信程度下滑，RCEP成员国和世界的平均地缘亲和度波动下滑至2007年的0.84和0.82。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催化世界权力格局分化重组，国家间的竞合关系趋于复杂化，全球整体地缘关系水平略有下滑，而RCEP成员国间存在区域性“抱团取暖”的现象，总体地缘关系转暖。2010年金融危机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之初，RCEP成员国和世界总体地缘关系水平达到第二个高点，平均地缘亲和度分别为0.86和0.83。近年来，逆全球化进程甚嚣尘上，国家间、地区间分歧重重，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价值链的收缩和民粹主义的抬头更是加剧了全球冲突，世界总体地缘关系水平持续走低，平均地缘亲和度一路波动下滑至2020年的0.81；RCEP成员国的总体地缘关系水平在2010—2018年与全球同步下跌，平均地缘亲和度降至2018年0.81的低谷，但随着RCEP的加速推进和正式签署，2018—2020年成员国间的地缘关系总体水平逆势上扬，到2020年平均地缘亲和度回升至0.83（图2）。
图2 2000—2020年RCEP成员国和世界平均地缘亲和水平比较

Fig.2 Evolution of the geo-affinity level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in 2000-2020

2.2 RCEP成员国地缘亲和水平的空间演化

本文将本世纪伊始（2000年）和RCEP签署年份（2020年）作为重点研究截面，并依据等距原则增加2010年研究截面，捕捉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的空间特征。以地缘亲和力表征国家的亲疏属性，发现RCEP成员国地缘亲和力整体呈现出东盟亲和、澳新日韩 ① 疏离的格局（图3）。
图3 RCEP成员国绝对地缘亲和力空间演化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6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4、图5同。

Fig.3 Evolution of absolute geo-affinity level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在东南亚一体化和东盟共同体稳步推进的背景下，东盟国家的地缘亲和力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即便在最低的2020年东盟十国的平均地缘亲和力也达到了0.87，远超全球和区域平均水平，除缅甸外均为高亲和力及中高亲和力国家。东盟诸国对外政策相似性较高，多奉行“大国平衡”策略，寻求与域内外国家保持良好的地缘关系，投票行为的高度共识显示出其在区域地缘关系网络中的高度融入。中国在2000和2010年保持为中高亲和力国家，在2020年降级为中低亲和力国家，地缘亲和力由0.88降为0.80。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东盟等多数发展中国家亲和力水平较为接近，高于澳新日韩等发达国家亲和力水平。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日本4国地缘亲和力较低，2020年分别为0.64、0.74、0.78、0.79，距离全球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始终是区域内最为疏离的4个国家，除日本外均出现了地缘亲和水平的降级，是区域地缘关系网络中的“疏离”因子，是区域一体化道路上的阻碍。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伴随着逆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和国家中心主义的回归，全球整体的地缘亲和水平在不断降低。在此背景下，将RCEP成员国的地缘亲和力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进行比值运算得出各成员国相对地缘亲和力，以1为分界线划分国家的亲疏属性，并结合数据的自然断裂点可将RCEP国家划分为4个类型（图4）。
图4 RCEP成员国相对地缘亲和力空间演化

Fig.4 Evolution of relative geo-affinity level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从相对地缘亲和力来看，RCEP成员国呈现出东盟转暖、非东盟国家转冷的空间态势。在逆全球化的发展的背景下，东盟地区相对高亲和力国家范围在扩展，由2000年的1个增加到2020年的7个，形成一个越来越紧密的亲和集团。5个非东盟国家则呈现出相对地缘亲和力下降的趋势，其中中国的降级是源于与澳新日韩4国的分歧加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国家实力和话语权提升所带来的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决断力的增强，使中国在与这些发达国家利益相悖时勇于发出不一致的声音。澳新日韩相对地缘亲和力持续低迷且有下降趋势，与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的地缘关系水平在转冷。亚太地区作为世界增长的引擎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竞争的前线，美国“印太战略”与RCEP在空间上的交叠使地区卷入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从而引发国家间尤其是澳大利亚等美国核心盟友与中国间的利益分歧，给区域一体化进程带来阻碍。

2.3 RCEP成员国间地缘关系的空间演化

在揭示RCEP各国的地缘亲和力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国家间的地缘关系的空间演化。2000—2020年，东盟国家间的地缘关系始终保持在域内最高水平并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地缘关系最亲和的10个国家对全部从属于东盟内部。自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盟切实推进一体化进程和共同体建设，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元领域合作成效显著，地缘关系紧密发展。而最疏离的10个国家对无一例外地存在于中国/东盟与澳新日韩之间，尤其是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作为外交政策核心的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地缘关系，在2010和2020年均为域内最差且在不断走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而挑战现有秩序的担忧，也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通过澳大利亚推行“离岸平衡”战略以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博弈表征（表1、表2）。
表1 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最亲和的10个国家对

Tab.1 Top 10 pairs of countries with high-level affinity in geopolitical relations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序号 2000 2010 2020
国家对 GA 国家对 GA 国家对 GA
1 老挝—越南 1.00 文莱—马来西亚 0.99 泰国—菲律宾 0.98
2 老挝—印尼 0.99 文莱—印尼 0.99 马来西亚—文莱 0.98
3 马来西亚—文莱 0.99 马来西亚—印尼 0.99 马来西亚—印尼 0.98
4 柬埔寨—印尼 0.99 泰国—菲律宾 0.99 文莱—印尼 0.98
5 柬埔寨—老挝 0.98 柬埔寨—菲律宾 0.99 老挝—越南 0.97
6 柬埔寨—马来西亚 0.98 老挝—泰国 0.98 泰国—新加坡 0.97
7 柬埔寨—文莱 0.98 老挝—越南 0.98 柬埔寨—菲律宾 0.97
8 越南—印尼 0.98 老挝—柬埔寨 0.98 越南—文莱 0.96
9 缅甸—老挝 0.98 泰国—新加坡 0.98 泰国—老挝 0.96
10 缅甸—越南 0.98 文莱—新加坡 0.98 泰国—越南 0.96
表2 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最疏离的10个国家对

Tab.2 Bottom 10 pairs of countries with low-level alienation in geopolitical relations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序号 2000 2010 2020
国家对 GA 国家对 A 国家对 GA
1 缅甸—澳大利亚 0.71 中国—澳大利亚 0.62 中国—澳大利亚 0.53
2 中国—澳大利亚 0.72 缅甸—澳大利亚 0.62 柬埔寨—澳大利亚 0.58
3 越南—澳大利亚 0.73 越南—澳大利亚 0.64 印尼—澳大利亚 0.59
4 缅甸—日本 0.73 印尼—澳大利亚 0.64 越南—澳大利亚 0.59
5 老挝—澳大利亚 0.73 马来西亚—澳大利亚 0.64 老挝—澳大利亚 0.59
6 缅甸—新西兰 0.74 老挝—澳大利亚 0.65 缅甸—澳大利亚 0.60
7 缅甸—韩国 0.74 文莱—澳大利亚 0.65 文莱—澳大利亚 0.60
8 中国—新西兰 0.75 新加坡—澳大利亚 0.67 马来西亚—澳大利亚 0.61
9 印尼—澳大利亚 0.75 泰国—澳大利亚 0.68 菲律宾—澳大利亚 0.63
10 中国—日本 0.76 柬埔寨—澳大利亚 0.68 泰国—澳大利亚 0.64
2000年，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网络呈现出中国—东盟亲和团状和日澳新亲和三角并存的空间结构（图5）。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和平共处和经济互利的基础上形成的高度亲和团状网络结构，其中柬埔寨和老挝是亲和关系的2个核心，但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游离在外。在美国意欲构建的地区秩序中，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3国利益相近，从而形成了高度亲和的三角结构，稍疏离于中国—东盟，此时并未出现严重的区域地缘关系分化趋势。东亚中日韩3国间存在盘根错节的地区安全问题且缺乏安全合作机制，并未因为地理邻近而产生高度亲和的地缘关系。
图5 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空间格局演化

Fig.5 Spatial patterns of geopolitical relations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2010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势头更加强劲，高度亲和团状结构更加紧密，除中国和菲律宾外各国间均存在高度亲和的地缘关系，而日澳新三角结构降级为低度亲和三角结构。日韩间的地缘关系升级，但中国与日韩间的地缘关系转冷。澳大利亚与中国—东盟大部分国家间的地缘关系转向高度疏离，与东盟国家间的亲和地缘关系形成日趋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
2020年，亲和团状网络结构收缩至东盟内部，东盟在各领域合作和互联互通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程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地缘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利益的不对称性成为两者进一步发展良好地缘关系的阻碍，同时东盟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奉行“泛平衡战略”，拉域外大国入场以平衡中国日益强化的区域影响力，这使得在全球地缘关系转冷的背景下中国和东盟地缘关系降级，但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总体仍偏向亲和。日澳新亲和三角结构不复存在，中日韩3个东亚国家在一系列历史问题和地缘政治矛盾的发酵下，地缘关系持续转冷。

2.4 RCEP区域地缘关系集团的结构演化

通过对2000—2020年地缘关系网络进行社团划分，发现RCEP成员国始终存在4个社团，其内部的社团组织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整合重构（图6），其中美国因素和地理因素发挥着较大作用。
图6 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网络社团结构演化

注：节点大小与国家地缘亲和力成正比，连线粗细与国家间地缘关系成正比；虚线框内为稳定存在于该社团的国家。

Fig.6 Community structure evolution of geopolitical relation network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中国和缅甸始终稳定存在于国家数量最多的主社团中，维持着亲和友好的地缘关系，这缘于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战略位置，即是从陆上连接印度洋的重要战略通道，两国在邻国的地缘便利下开展了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密切合作：在政治上两国互访频繁，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倾力维护缅甸的政治独立，双边关系于2011年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经济上中国是缅甸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中缅油气管道的建成投产也为保障中国能源安全、促进缅甸现代化建设起着关键作用，两国在文化、禁毒以及科教等方面也维持着长久的合作关系。在与西方政治理念相似的民盟上台后，美国以遏制中国为目的与缅甸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互动频繁，中缅之间的地缘关系出现短期波动，但缅甸仍以国家利益为对外关系的核心，政治体制的差异并未影响到中缅间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天然存在的文化、种族纽带，中缅关系迅速回到友好合作的正轨之上，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稳定。主社团中的其他国家不停流动变换，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在2020年融入中缅社团中，形成中国＋中南半岛4国的睦邻社团，得益于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南半岛互联互通建设的切实发展，国家间进行需求互补型合作促进了地缘关系的良性发展。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盟友始终构成具有排他性质的澳新日韩社团，在东南亚的盟友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始终构成新泰菲社团。其中，澳新日韩作为RCEP地缘关系网络中的“疏离”分子孤立于区域网络，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地缘战略选择下的地缘结构反馈，4个西太平洋国家均存在于美国亚太安全同盟体系下，澳新是美国在西南太平洋的战略大后方，日韩对于美国发挥其在东亚和东北亚事务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具有核心作用。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形成了经济依靠中国、军事倚仗美国的独立社团，中国多年来稳居三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美国对三国提供安全保障以巩固其在东南亚的战略布局，三国在中美博弈的地缘大格局下保持着较其他东盟国家更为特殊的中立立场，促使三国在RCEP地缘关系网络中以相似的地缘选择而紧密团结成一个社团。
2000年文莱、马来西亚和柬埔寨构成空间上的三角形次社团，而2010和2020年的次社团呈现出空间上的集聚特征，并由中南半岛集聚（越南、老挝、柬埔寨）移向马来群岛集聚（文莱、马来西亚、印尼），愈发呈现出区域化特征。

3 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的空间机理

采用fsQCA方法探寻2000和2020年形成高/非高地缘亲和度的组态，发现地缘关系形成的空间机理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在RCEP成员国间，地理邻近是形成亲和地缘关系的普遍前提，邻国间的贸易依存逐渐成为发展良好地缘关系不可或缺的条件，邻近而非接壤国家间发展地缘关系逐渐显示出制度包容性。反之，遥远的地理距离是阻碍地缘关系发展的充分条件，同时制度差异也是导致地缘关系疏离的重要因子。

3.1 高地缘亲和度的作用路径

2000和2020年分别有3个和4个产生高地缘亲和度的组态（表5），其中2000年的S2a、S2b构成二阶等价组态，2020年存在2个二阶等价组态（S1a、S1b和S2a、S2b），即组态的核心条件相同。
表5 高地缘亲和度的实现路径

Tab.5 Paths of high-level geo-affinity

路径 2000 2020
S1 S2a S2b S1a S1b S2a S2b
经济差距 ⊗ $\centerdot $ ⊗ ⊗ ⊗ $\centerdot $
贸易依存 ⊗ $\centerdot $ ⊗ ⊗ $\centerdot $ $\centerdot $
制度距离 ⊗ ⊗ $\centerdot $ ⊗ ⊗ ⊗
军事距离 ⊗ $\centerdot $ ⊗ ⊗ ⊗ ⊗ $\centerdot $
地理距离 ⊗ ⊗ ⊗ ⊗ ⊗ ⊗ ⊗
是否接壤 $\bullet $ $\bullet $ ⊗ ⊗ $\bullet $ $\bullet $
一致性 0.89 1.00 1.00 0.89 0.89 1.00 1.00
原始覆盖度 0.40 0.07 0.05 0.31 0.38 0.07 0.07
唯一覆盖度 0.35 0.03 0.02 0.02 0.09 0.04 0.04
总体一致性 0.90 0.91
总体覆盖度 0.45 0.50

注：$\centerdot $表示核心条件存在，$\bullet $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乏，⊗表示边缘条件缺乏。表6同。

具体来看，2000年S1组态的核心条件为地理距离、军事距离、制度距离和贸易依存的缺乏，辅以经济距离缺乏为边缘条件，越南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间亲和的地缘关系符合此路径，这些邻近的国家间经济、军事、制度差距较小，囿于经济发展水平，彼此间的贸易依存度也处于较低水平。S2组态中国家接壤是高地缘亲和度的唯一核心条件，同时地理距离的缺乏为边缘条件。其中S2a组态中的经济距离、军事距离的存在和制度距离的缺乏为边缘条件，邻近的接壤国家间经济和军事水平差距较大但制度相仿的国家间易形成良好的地缘关系，中国—越南—老挝亲和的三角关系便符合此路径；S2b组态的边缘条件为经济差距、军事距离缺乏和高贸易依存、制度距离存在，经济和军事水平相近但制度相异的邻国间能够通过扩大贸易依存发展良好的地缘关系，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印尼之间的地缘关系为该组态的典型代表。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20年形成高地缘亲和度的组态发生变化，可分为国家不接壤和国家接壤两类情况。在国家不接壤（S1）的情况下，地理距离、军事距离和贸易依存的缺乏为核心条件，制度距离缺乏退居边缘条件且只出现在S1a组态中，S1b互补经济差距缺乏为边缘条件，这说明军事水平相仿的邻近国家间，即便不存在高度的贸易依存，也能够在制度相仿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条件下产生良好的地缘关系，分别以缅甸—柬埔寨、柬埔寨—文莱等东南亚国家间的地缘关系为典型代表。在国家接壤（S2）的情况下，形成亲和地缘关系的边缘条件包括地理距离、制度距离缺乏和高贸易依存的存在，以及经济距离和军事距离的同时缺乏或存在，缅甸—泰国和中国—越南的地缘关系分别是S2a和S2b组态的典型代表。同2000年相比，高贸易依存在2020年作为边缘条件覆盖了S2的2条路径，相邻国家间亲和地缘关系的形成对贸易依存提出更高的要求。

3.2 非高地缘亲和度的作用路径

导致高地缘亲和度和非高地缘亲和度的影响因素并不具有对称关系，2000和2020年分别有4个和2个导致非高地缘亲和度的组态（表6），其中2000年存在2个二阶等价组态（NS1a、NS1b和NS2a、NS2b），2020年存在1个二阶等价组态NS1a和NS1b，地理距离存在始终以核心条件存在于所有组态中。
表6 非高地缘亲和度的实现路径

Tab.6 Paths of low-level geo-affinity

路径 2000 2020
NS1a NS1b NS2a NS2b NS1a NS1b
经济差距 ⊗ $\centerdot $ ⊗ $\centerdot $ ⊗ $\centerdot $
贸易依存 $\bullet $ $\bullet $
制度距离 $\bullet $ $\bullet $ $\bullet $ $\bullet $
军事距离 ⊗ $\centerdot $ ⊗ $\centerdot $ ⊗ $\centerdot $
地理距离 $\bullet $ $\bullet $ $\bullet $ $\bullet $ $\bullet $ $\bullet $
是否接壤 ⊗ ⊗ ⊗ ⊗ ⊗ ⊗
一致性 0.91 0.97 0.91 0.97 0.89 0.93
原始覆盖度 0.39 0.29 0.36 0.28 0.43 0.33
唯一覆盖度 0.09 0.05 0.04 0.03 0.21 0.10
总体一致性 0.91 0.89
总体覆盖度 0.61 0.54
具体来看，2000年NS1组态的核心条件为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存在，说明2个地理距离较远且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间可能会产生疏离的地缘关系，NS1a和NS1b 2个组态的边缘条件分别为经济差距和军事差距的同时缺乏和同时存在，即经济水平和军事水平差距均较小或均较大。中国和澳大利亚间疏离的地缘关系符合NS1a路径，老挝和澳大利亚间疏离的地缘关系符合NS1b路径。地理距离的存在和高贸易依存构成NS2组态的核心条件，其中NS2a辅以经济差距和军事距离缺乏为边缘条件，涵盖了澳大利亚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间的地缘关系，这些国家间经济规模和军事水平相近，但地理距离遥远，虽然有高度的贸易依存，但地缘关系仍较为疏离；NS2b辅以经济差距和军事距离存在为边缘条件，日本—柬埔寨、中国—新西兰间的地缘关系符合此路径，国家间存在着经济规模、军事水平和制度上的差异，贸易依存度较高但地缘关系较为疏离。
2020年形成非高地缘亲和度的组态出现了缩减，以地理距离存在和高贸易依存为核心条件的NS2组态消失，仅保留了NS1a和NS1b 2个组态，其核心与边缘条件均与2000年的NS1组态相同。NS1a组态对地理距离较远、制度差异较大但经济和军事水平相近的国家间疏离的地缘关系做出了解释，覆盖了新西兰—印尼、新西兰—马来西亚等国家间的地缘关系；NS1b组态解释了地理距离较远且制度、经济和军事水平差异较大的国家间疏离的地缘关系，以老挝—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的地缘关系为代表。可以看出，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的存在是地缘关系疏离的充分条件，物理上较远的距离阻滞着各要素的流动效率并增加着经济、制度、文化等各邻近性建立的成本；国家制度在大国博弈棋盘中常被当作追逐国家利益的利刃，与掌握制度主导权的国家集团之间的制度差距常常成为摩擦和风险的导火索。在RCEP区域内，中国以及老挝等东盟国家与大洋洲国家间较差的地缘关系背后的空间机理由此被映射。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构建RCEP地缘关系网络，依从主体—关系—结构的逻辑探讨RCEP成员国的地缘亲和水平、国家间地缘关系及其结构特征，并运用组态的视角探究了地缘关系的空间机理。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①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总体水平始终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成员国的地缘亲和力呈现出东盟亲和、澳新日韩疏离的格局。将其置于全球整体地缘亲和水平下降的大背景下，发现RCEP成员国的地缘亲和力整体呈现东盟转暖、非东盟国家转冷的空间态势，高亲和力国家在东盟范围内拓展，而非东盟国家越发孤立于区域地缘关系网络。
②从RCEP地缘关系的空间格局看，2000年地缘关系网络呈现出中国—东盟亲和团状和日澳新亲和三角并存的空间结构，2010年中国—东盟团状结构更加紧密随后在2020年收缩至东盟内部，日澳新三角结构也经历了亲和度降级随后消失的演化过程。以与美同盟为外交核心的澳大利亚与中国间的地缘关系极为疏离且在不断转冷，是地区主导权争夺的博弈表征。
③RCEP成员国地缘关系结构受到美国因素和地理因素的作用。中缅始终稳定存在于国家数量最多的主社团中，缘于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战略位置及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的密切合作。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盟友始终构成具有排他性质的澳新日韩社团，在东南亚的盟友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始终构成新泰菲社团，是美国地缘战略选择下的地缘结构反馈。2010和2020年的次社团呈现出空间上的集聚特征，并由中南半岛集聚移向马来群岛集聚。
④从组态视角看，发现RCEP成员国间地缘关系亲和与疏离的影响因素并不具有对称关系。地理邻近是形成地缘关系亲和的普遍前提，邻国间的贸易依存逐渐成为发展良好地缘关系不可或缺的条件，邻近而非接壤国家间发展地缘关系逐渐显示出制度包容性。反之，遥远的地理距离是阻碍地缘关系发展的充分条件，同时制度差异也是导致地缘关系疏离的重要因子。

4.2 讨论

RCEP的签署和生效可视为亚太地区加快打造共同市场、促进产业链与价值链重组、降低地缘政治分歧、实现互利共赢的良好开端，但美国介入、南海问题、中日韩三角关系等一系列地缘问题对其提出重重挑战，迈向区域一体化道阻且长。
中国作为区域性大国应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因地制宜地推动国家间政治和制度层面的合作和协商，将RCEP的经济效益外溢至各个层面，以打破美国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国际经济体系之外的一系列围堵。首先，中国应该继续稳固与东盟国家间较为亲和的地缘关系，聚焦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层面的共识并扩大现有合作机制和成果，充分尊重并支持东盟在RCEP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各国安全需求和经济需求的多样性，根据各国发展层次夯实并拓展在经贸、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互通。具体来说，要大力支持柬埔寨、缅甸、老挝等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通过深化贸易基础设施等层面的合作巩固友好关系；对于越南、文莱、印尼，中国应不断发掘新的合作增长点，呼吁各国搁置争议、凝聚共识，构建更加紧密的地缘关系；对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友，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利用地缘优势提升国家间的经贸依赖并增强政治互动，助力国家关系迈向新阶段。其次，面对与澳新日韩日渐疏离的地缘关系，中国应立场坚定地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减轻其因安全焦虑而强化与美同盟的动机，秉持对话而非对抗的立场推动在经贸、外交等领域的对话合作，推动开放包容的地区秩序。
地缘关系没有边界，RCEP成员国间地缘关系网络是全球地缘关系网络的子系统，构建于全球地缘结构基础之上，美国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影响着区域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未来的研究应把美国对域内国家的影响系统地纳入定量研究中。在数据上，依据联合国投票数据测度的投票一致性可以反映地缘关系的亲疏走势，但将其作为地缘关系的代理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且联合国大会决议包含政治、军事、经济等不同主题的议题，各国在不同领域的投票行为具有异质性，分析国家间在各领域的投票一致性格局不仅可以考察地缘关系的不同维度，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影响地缘关系的各种因素，是今后研究的可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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