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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6: 9 - 2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6.002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专栏

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及关键对策

  • 杨永春 , 1, 2 ,
  • 张旭东 1 ,
  • 穆焱杰 1 ,
  • 张薇 1, 3
展开
  • 1.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中国甘肃 兰州 730000
  • 2.兰州大学 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甘肃 兰州 730000
  • 3.内蒙古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中国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杨永春（1969—），男，陕西白水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与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19-12-18

  修回日期: 2020-05-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5-1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9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55)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8MS04002)

收起

The Basic Logic and Core Strategie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 YANG Yongchun , 1, 2 ,
  • ZHANG Xudong 1 ,
  • MU Yanjie 1 ,
  • ZHANG Wei 1, 3
Expand
  • 1.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Gansu，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al Systems，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Gansu，China
  • 3. College of Tourism，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Hohhot 010022，Inner Mongolia，China

Received date: 2019-12-18

  Revised date: 2020-05-28

  Online published: 2025-05-14

Fold

摘要

黄河上游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期发展阶段和区域经济的起飞发展阶段，其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关系到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黄河上游的自然条件特殊性、良好用地的限制性、发展阶段约束性及强烈的平行竞争趋势、弱化的国家重工业基地及其延续的“孤岛效应”决定了其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必存在内在的基本逻辑，迫切需探索“反常规”的发展路径。因此，关键对策包括：①基于生态保护和治理需求，持续探索基于承载力且适合国家需求和地方特色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重点推动中心城市/城市群的快速成长，重构生产力空间，构建适合国家战略的生态体系和区域空间结构；②基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基地建设要求，着力建构资源型、战略性、绿色化的现代产业集群，推动传统重工业基地转型，建设地方性、特色化的农产品和服务休闲基地；③基于国家政策、地方情景和流域协同发展需求，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和全球化进程，争取国家的有力和持续支持，逐步建立适应一体化发展的支撑体系，如建立跨省区的综合性、多元化的治理框架，建设流域性基础设施，积极开展相关的制度创新等。

关键词： 黄河上游; 生态保护; 高质量发展; 绿色产业; 重工业基地; 流域管理; 协同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

杨永春 , 张旭东 , 穆焱杰 , 张薇 . 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及关键对策[J]. 经济地理, 2020 , 40(6) : 9 -2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6.002

Abstract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s at the beginning of middl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regional economy,and its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related to China's cological security and Socio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The specificity of natural conditions,scarcity of high-quality land,restriction of developing stage,intense parallel competing trend,weakened heavy industry and its extending "Islanding Effect" has formed the basic logic that must be faced when the region explores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se urge the scholars,policy makers and others to explore 'unconventional' pattern of development.Therefore,the key countermeasures include: 1)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the scholars,policy makers and others should continuously explore the developing path which is based on the capacity and is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national requirements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Focus on promoting the rapid growth of central cities / urban agglomerations,reconstruct the space of productivity and build the ecological system and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fitting national strategies. 2)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industrial base construction,it is also needed to construct modern industrial clusters which contain these characters: resource-based,strategic and greening. Also promoting the transforming of traditional heavy industries and constructing the bases that provide leisure activities and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necessary for the above requirements. 3) Based on the national policies,local situation and the need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whole region,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need to integrate into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get support from nation continuously and gradually found the system that could adap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 system should include these aspects: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ified governance framework among provinces,constructing Watershed infrastructure, actively carrying out related system innovations,etc.

Key words： the Upper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ecological protec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reen industry; heavy industry base; river-basin managemen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社会整体的法治、民主、文明等建设都将有较大提升，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是国家整体转型的关键。高质量发展以要素质量、创新动力等为基础条件，受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环境、政策法律环境等的约束[1]，表现为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以及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协同发展和演化[2]。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18日在郑州市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和10月16日在《求是》发表的《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3]的主要目标任务。黄河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河口镇以上为其上游，流经青川甘宁蒙等省区，河道长3 472 km，流域面积42.8万km2，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1%。黄河上游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居住人口较少，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和国家战略枢纽地，其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可促进国家生态安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改革开放以来，黄河上游的社会经济总体处于较高的增长区间，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逐渐完善，特色或优势产业发展较快，而且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逐步遏制，应巩固水土资源调控成果，持续深化环境污染治理工作[3-4]。近年来，学者们关注了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议题，如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评价[5]，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胁迫及其限制性因素[6]，能源综合效率的驱动因素及其影响力[7]，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条件和核心策略[8]等。针对黄河上游空间尺度，学者们进行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如从城市群整体、县、乡（镇）和栅格尺度分析了兰州—西宁城市群人口时空特征[9]，黄河源区生态保护与草牧业发展关键技术及优化模式[10]、流域减贫[11-12]、生态环境评价与保护[13-17]等。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需化解结构性矛盾和突破资源环境瓶颈[18]。迄今，黄河上游取得了较大成就且发展速度比较稳定，但GDP总量小，利润低，社会经济地位仍相对在衰落；产业偏向资源/生态消耗型，结构偏重、国有企业多，转制缓慢，经济活力相对不足，几乎很难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4,8]。因此，黄河上游高质量发展需协调好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尤其要识别限制性的发展因素。因此，这个地区的生产力布局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农耕（牧）经济对流域发展的推动力有限，水土流失仍较严重，生态系统脆弱乃至退化风险将长期存在[3]。基于发展现状和国内外情景，尤其是2020年5月17日新华社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我们当前需明晰新时代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探索适合地方的高质量发展模式，阐明针对性的关键对策。本文以黄河上游24个地级市（州/盟）为研究对象，且保留其行政范围完整；相关数据来自于各城市2005、2010、2017和2018年的统计年鉴。

1 基本逻辑

1.1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至少应包括以下涵义：一是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变革和智能社会的要求，以及后疫情时代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我国倡导的“包容性全球化”可能转向“有限全球化”的背景，位于内陆地区的黄河上游的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二是中国社会全面脱贫，于2020年达成小康社会目标后，下一步将力图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因而将大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乡村振兴；三是考虑到黄河上游的发展水平在整个流域乃至我国处于较低位置及生态环境较脆弱的现实情景，其高水平发展的窘境更明显，实现的难度更大；四是自计划经济以来，黄河上游已成为我国部分矿产资源供给、国防工业、农产品等的生产基地。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全球化背景下，这些基地的高质量发展转型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也是黄河上游生态保护的重要经济支撑和动力。因此，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本质不但要基于全球化背景，适应新时代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市场变化等需求，更要在区位相对较差、发展水平落后、产业转型迫切、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态环境脆弱和治理压力大等前提下实现持续、绿色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并实现生态保护目标。也就是说，新时代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特指提升要素投入质量和转换创新动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产业创新升级，建立集约型的持续经济增长模式，走绿色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区域均衡协调，环境优美舒适，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生态文明和人的现代化。
今后的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期，黄河上游的核心任务是基于我国“三步走”战略目标，持续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以及实现经济增长前提下的生态保护，并应以黄河为纽带，以交通干线为骨架，以创新为动力，通过整合和优化流域内的各种资源，沿岸各地建立分工/协作机制，进行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促进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发展[19]。生态化的工业文明主要体现在：在成本维度增加生态成本，在生产维度（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增加生态生产要素，在分配维度增加生态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分配[20]。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黄河上游需达到基于生态保护前提下的持续经济增长，以及坚持中/高速经济增长背景下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迄今，源于国际、东/中部的外来投资或高质量的产业转移在黄河上游依然非常稀缺，况且还面临着研发、管理人才等高级发展要素的持续流失，这意味着传统产业升级缓慢、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难以发展、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缺乏相应的经济支撑等关键难题。那么在后疫情时期，黄河上游特别需要国家力量支持，才可能走出这个“战略困境”，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需较长时间的系统工程。

1.2 自然条件的特殊性与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矛盾

黄河上游山脉众多、东西高差悬殊，气候条件多样且年、季变化大，区内差异显著，自然条件特殊；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岩石多已变质，谷深坡陡，断裂构造发育，稳定性较差。青铜峡下游至河口段的银川盆地、呼和浩特盆地以及六盘山西侧的陇西盆地均属于灾害性地震带[21]。即使近期出现了暖湿的新动向，但黄河上游的干旱气候仍长期主导，即近50年来，黄河上游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降水变化空间差异突出，整体暖干化趋势明显，局部出现暖湿现象[22]。同时，黄河上游是众多生物种群栖息的地区，但在干旱半干旱区域复杂的地理环境背景下，其生态脆弱性较为显著。近年来，由于气候暖干化、人类放牧、矿石开采、地质构造作用等因素影响，水源地湖泊面积、地下水位、径流量、山体积雪面积及冻土层厚度等多项指标趋于下降，进一步导致区域生态和高寒环境发生深刻变化[23-26]。而且，宁蒙河段易出现冰凌洪水及悬河灾害，如暴雨导致兰州以上的一些流域城市在7月和9月发生地区性的洪水灾害；宁蒙河段严冬季节易形成冰凌洪水灾害；兰州河段防洪标准达到百年一遇，但宁蒙河段水沙关系有所恶化，河道淤积抬高、主槽淤积萎缩、行洪能力下降[23-26]，威胁了人民群众生活安全和工业农业生产安全。总体来看，黄河上游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对地方的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内在约束以及特殊的生态保护要求。
农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指农产品质量，同时涵盖农业生产体系效益和生产条件基础等。黄河上游是我国西部重要的农畜产品的生产区之一，但因科技水平限制、经济支撑不足以及环境变化等的影响，存在着诸多矛盾或内在冲突。首先，黄河上游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力或能力有限。从河源至贵德多系山岭及草地高原，属青藏高原，源头河谷地海拔4 200 m，河源段河谷两岸有面积不等的沼泽地和湖泊；贵德以下江段是兰州谷地等的黄土高原，海拔一般在1 000~1 300 m，坡陡沟深，沟壑地面坡度15°~20°，沟谷面积占40%~50%，沟道密度3~5 km/km2，切割深度100 m以上。兰州、白银 ① 等城市位于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区和典型的内陆干旱气候地带的地区，往往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地退化、土壤盐渍化等决定了生态环境的严酷性、脆弱性及其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同时，黄河上游地区是我国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75—2007年土地荒漠化面积共增加了3 499.76 km2，其中沙质荒漠化面积增加3 407.62 km2，盐碱质荒漠化面积增加了92.14 km2[27]，且由于区域西南部地区分布有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等山系，海拔相对较高；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河东沙区，黄河上游的土壤以草甸土、草毡土、寒漠土、栗钙土、灰褐土等为主，植被类型以草地为主[16]。迄今，黄河上游的农业现代化虽有很大进步，但整体仍是依靠资源的不断开发和投入的粗放增长，表现为农业资源减少、粮食安全无法保障及农产品结构单一等[12]。此外，黄河上游需关注因为农药、化肥使用所引起的面源污染对黄河干流的影响。其次，黄河上游仍存在农业用水效率不高等问题。在远离黄河干流的区域，农业生产基本靠天吃饭。因此，黄河上游（不包括源区） 大部分虽属国家农产品的主产区和重点开发区，但又存在生态脆弱、水资源贫乏，生态与生产用水矛盾极为突出的关键问题[14]。例如，白银市是一个水资源极为短缺的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甘肃省和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2.3%和6.2%，亩均占有量为甘肃全省和全国亩均占有量的12.4%和2.9%，人均可开发利用水资源量605m3，为甘肃省和全国人均占有量的50%和25%。目前，白银市国民经济社会缺水量7 042万m3左右，缺水程度6.5%。全市大部分地区的生产、生活用水靠高扬程提灌来解决。最后，在超负荷利用、鼠虫害频发、群落物种数减少、不合理的开矿、人为破坏或保护与管理意识不强等因素影响下，黄河上游的草地退化/荒漠化导致草地环境日益恶化，生产力逐年下降，生态系统和畜牧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威胁。因此，黄河上游的农业发展条件存在很强的特殊性或地方性，即已形成了青藏高原的农牧业系统、甘青的黄土高原/盆地农业系统、宁（内）蒙的干旱区农业系统和牧业系统。这些农业系统已形成了带有各自地方特征的人地关系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独特的路径依赖和历史演进的基本特征，任何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和模式改进，都需遵循系统演进的内在规律[8]。
源于地貌条件的影响、环境容量的限制和水土资源的匹配等，黄河上游存在良好用地的有限性与建设用地需求日益扩张的内在冲突。由于人类活动受气候、地形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黄河上游大部分土地实际上并不适合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河谷、盆地、滨水地带等适合建设城市和人类居住的良好用地一方面总规模相对于国土总面积而言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这些用地往往也是高质量农田和城乡用地的集中地。事实上，黄河上游的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越来越向黄河干流—兰西沿线—宁夏和内蒙沿黄地带的河谷、盆地、平原集聚（图1），这也基本决定了黄河上游的发展格局。这些城市发展及建设用地扩张导致宝贵的耕地资源的大量丧失。例如，兰西城镇群的河谷盆地集聚了城市群内部约30%的人口，高质量社会生活呈“极化”现象，扩散效应弱[28]，其中兰州、临夏、白银、西宁等4个盆地的面积都较小，但其经济基础较好，就业能力较强，人口大量集聚和人口密度大[29]，如兰州盆地达到了惊人的7 838人/km2，已呈过度集聚现象，城市空间重构的关键驱动力是开发区、郊区化、枢纽建设、城市更新及其容积率大幅提升等；西宁市城区受河谷走向和地形限制，2001—2016年总体向东南和西北的地势平坦的河谷川地扩展[30]；宁夏和内蒙的沿黄城镇群，因为地势平坦，城市扩张主要占用了周边的耕地或草原，蔓延式或组团式地向外扩张。因此，在黄河上游人口、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土地利用矛盾仍在不断激化。另外，因为黄河上游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干旱区和半干旱区等区域，其环境容量相当有限，尤其是兰州、西宁等重要城镇所处的河谷盆地的环境治理近20年来虽已得到了幅度很大的改善，但因重工业集聚和人口集中所引致的环境污染治理仍面临较大压力。总体上，黄河上游的工业呈粗放发展模式，资源利用率较低，工业污染加重了生态环境污染；而且，流域内工业清洁作用较弱，对流域内生态空间产生了不可逆的损害[20]。
图1 黄河上游各地市的人口密度及其空间差异性[31]

Fig.1 Population density and its spatial differences in cities acros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reaches

1.3 经济发展阶段约束性、平行竞争趋势严重与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冲突

基于钱纳里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以2005、2010和2017年的人均GDP数据对黄河上游24个城市进行工业化阶段划分（图2），可知黄河上游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较低。2005年，约30%城市的人均GDP水平低于1 000美元，与工业化初期重叠最多；2010和2017年人均GDP水平虽逐年增长，但城市工业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出现了明显的“马太效应”，即接近中游的呼包鄂等城市工业化水平较高、发展迅速，而黄河源头的城市工业化水平较低且发展缓慢。显然，黄河上游的绝大多数城市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此外，与我国2010、2018年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49.68%和59.58%相比，黄河上游同期分别为39.67%和55.51%，一直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年来，黄河上游城市尺度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增幅缓慢且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图3），即处于黄河源头的玉树州、果洛州等的城镇化水平较低，且绝大部分处于10%~40%之间。此外，黄河上游的多种工业设备制造、特大型与重型设备制造、电气工程设备制造、新型材料研制等，均有相当的优势[4]，同时城乡发展的差距甚大，许多地区实际上仍处工业化初期阶段，多数乡村地区几为传统农村状态。因此，结合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划分理论等，可证实黄河上游在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期发展阶段，大致进入到经济起飞发展阶段。
图2 城市尺度的黄河上游“钱纳里”工业化阶段划分

Fig.2 Division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stage of “Chenery industrialization stage theory”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reaches at the city scale

图3 黄河上游各地市的城市化水平及其分化

Fig.3 Urbanization levels and differentiation in cities across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reaches

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意味着黄河上游处于缺乏真正协同的内部竞争阶段，即事实上存在空间开发失调和开发强度失度等问题，以及缺乏相互沟通和合作，部分存在分散开发和无序开发的特征，导致农业空间、工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失衡发展及区域不协调，影响了整体经济的进步[20]。例如，黄河上游重工业的发展演化路径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存在一定冲突。作为我国水能和有色金属等资源的集中之地，黄河上游不仅是1949年以来我国一次能源（煤炭）与二次能源（电力）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和供应基地[4]，矿产资源开发促进了矿产开采、加工等相关产业及其链条的发展，而且国有企业迄今居于核心地位等因素决定了白银、包头等资源型城市的兴衰。黄河上游各地级市的经济总量虽处于增长状态，但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尤其是偏重的资源型产业比例居高不下（图4、图5），2005年第二产业比重大于第三产业比重的黄河上游城市占比高达50%，2005年后，第三产业比重虽逐年增长，但超过50%的仅有兰州、呼和浩特等7座城市。此外，黄河上游的绝大多数城市的工业仍是以能源、原材料等为主的化工、冶金、电力、建材等传统工业，产业层次较低，资金、技术短缺，资源加工转化能力不高、产品初级低端化[32]。1990年以来，在国有企业设备老化、自身积累减少、经济效益下降及环保投入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下，黄河上游部分城市的“三废”排放长期不能达标，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例如，密集于白银地区周边的国有大中型冶炼和化工企业，自1950—1960年建成以来，没有进行过大的技术改造，老化的生产系统工艺装备陈旧落后，以SO2为主的城市空气污染、以重金属为主的水污染、以废渣堆放为主的土壤和粉尘污染等结构性污染问题突出。另外，传统产业及其企业的利润空间狭小和各级政府环境保护预算投入低和意志不坚决是城市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33-34]，工业废水即使经过专业的排放，对黄河的水资源仍有很大的危害。黄河上游城市人口密集和工矿企业众多，加之其生态环境脆弱，导致了上游地区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尤其是兰州、西宁、白银等河谷型城市。黄河兰州—白银段的污染源以重点工业污染源为主，兼有企业原辅材料中的有机化合物排放，如黄河兰州段水体污染的沿流程污染加重，尤以有机污染较突出，如造成了2003年兰州段油污染事件。另外，随着区内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对水资源的需求持续加大，区内的资源环境处于高负载状态，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水质性缺水或因灌溉等降低了农产品的质量[35]。因此，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遇到了程度不同的困难或挑战。黄河上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这些企业的重组或重振，否则区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困难将更加严峻。
图4 黄河上游各地市的第二产业产值占各自总产值的比例

Fig.4 The ratio of the output value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ies to the total output value in the cities acros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图5 黄河上游各地市的第三产业产值占各自总产值的比例

Fig.5 The ratio of the output value of the tertiary industries to the total output value in the cities acros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黄河上游各城市因处于强烈集聚发展阶段而导致区域内部的发展竞争十分激烈，区域内部的协同发展十分困难。实际上，黄河上游的社会经济内部联系松散，呈现自组织的“多中心”的区域空间结构，如各城市经济产业组织并未按流域建构，产业未形成良好的互动交流[36]，即流域内的分工体系不足导致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关联和互补性较弱，不利于实现专业化效率的提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治理形成了比较大的阻碍[20]。改革开放以来，黄河上游的外部产业动力尤其缺乏，即我国东部沿海的产业开始了内陆化转移，但在产业转移的“梯级层次”中，黄河上游城市主要承接来自环渤海或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且多为被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吸引而来的中低端产业[37]。因此，黄河上游城市在国家层面上整体处于落后状态。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质量报告2018》，在城市综合发展质量排名上，兰州、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包头、银川、西宁等城市位于40~100名之间，海东市、中卫市位于倒数行列，在环境质量方面没有一座进入前50名，前100名内也仅有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38]。此外，虽然通过西部大开发、资源型城市转型等中央的政策支持，黄河上游正发育或已形成兰西、宁夏沿黄、呼包鄂榆三大城市群，这些增长中心承担了国家任务，承接了外部的产业转移，吸纳大量的农村人口，成为区域的工业化/城镇化的龙头，但其辐射力无法覆盖整个上游区域，更难带动区域参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分工与协作[39-40]。同时，黄河上游对外社会经济联系呈现“多向性”，域内不同的增长中心间不能相互呼应、形成联动效应，且城市经济结构多以初级产品为主，但其丰富的资源、资产并没有以输送至中下游区域，而是大多数服务于京津冀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如兰西地区与京津冀、长三角联系密切，宁夏沿黄经济区多与关中城镇群、京津冀联系，呼包鄂城镇群多与京津冀联系[41-42]。
事实上，黄河上游内部的产业分工不明确，形成了平行竞争趋势，未能有效避免同质化发展，这影响了地区间的分工合作与资源配置和生态保护，如各城市虽拥有丰富的矿物、煤炭等自然资源，但城市内部、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群之间未能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及特色产业簇群，从而出现平行竞争趋势[36]。在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相互之间缺乏明确分工，经济联系松散，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产业前后关联效应弱，主导产业产品链条短，支柱产业缺乏跨市发展的企业，如在呼包鄂榆城市群的内部，产业同质现象也十分突出[20]。产业同构势必会造成区域内竞争加剧且互补不足，违背劳动地域分工规律，造成过度竞争。现实中，黄河上游在生态保护和新兴生态产业培育中，各地虽投入了大量资源，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大多是“应急”性治理，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以白银现有生态企业为例，生态治理的专项技术成为短板，受过系统专业培训的专门人才很紧缺，核心技术缺失、高端人才匮乏、创新能力不足等是制约生态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由于白银地处西北，位置相对偏僻、经济实力比较有限、工作环境比较艰困，对人才缺乏吸引力，虽然和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高校进行了相关合作，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有效解决技术和人才短板问题。

1.4 国家重工业基地弱化、“孤岛效应”与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矛盾

国家基地建设是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计划经济时期，黄河上游多因石油、有色金属、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加工和维护国家安全等，得到了国家重点项目支持而发展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兰州、包头等成为国家级的资源型产业的生产、加工、制造的基地，并有力推动了区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点—轴”空间结构的形成。然而，黄河上游的产业空间组织具有明显的重工化特征，并因“移植”模式而形成了“孤岛效应”，其影响延续至今。计划经济时期，黄河上游是我国重点项目、“三线”建设和重点开发项目的重点地区，这导致超前发展的重工业——国营大中型企业或军工企业星罗棋布，表现为重工业城镇或企业点，例如“一五”时期，“兰炼”“兰化”和“兰石”奠定了兰州市腾飞的经济基础和技术能力。这些企业“落户”在工业化初期发展阶段的黄河上游，虽然促使众多城镇兴起，却明显形成了隔离状态的“孤岛效应”，即植入性很强的先进产业与地方经济的联系较少，难以带动区域经济尤其是传统乡村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矿产资源等的供给和加工基于市场经济的日益全球化、我国东中部地区重工化进程加速及其竞争力大幅度提升，以及部分矿产的日渐枯竭，这些重工业中心或国家基地发展遇到了“瓶颈”，在国家的地位逐渐降低或弱化，甚至白银等成为第一批国家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试点城市，导致了黄河上游社会经济发展在整个国家的地位或影响逐步式微。这要求这些国家基地在全球尺度审视资源配置、要素流动、产业升级、生态治理等关键问题，增强创新能力，适应市场需求，成为推动区域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动力发生了改变。基于地方特色农产品、旅游休闲等特色资源，黄河上游也正形成特色化产品的生产、加工、旅游、休闲的中心或基地，如“高原夏菜”基地。这样，经过转型的重工业基地，逐步形成的轻工化、特色化的产品和旅游中心，正成为支撑黄河上游较快发展的新的增长极或成长中心，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促进了地方的高质量发展，提升了生态保护和治理能力。
不过，黄河上游多数地市虽然制造业“轻工化”显著，服务业发展迅速，以及通过城乡统筹和企业经营模式改变加强了域内城市之间联系和城乡融合，但因企业管理模式和技术落后，资金和人才等短缺，产业链延伸较困难，“孤岛效应”依然显著[43]。而且，黄河上游依然是国有资产存量重地，国有企业占比高，行政壁垒问题严重[43]。域内兰西、宁（内）蒙沿黄地区等地布局了大量的资源型企业和重工业以及重要的国有轻工业，国有企业占比高。虽然大量的国有企业已被私有化或下放到城市管理，但行政壁垒问题依然严重，尤其是以矿产资源发展的包头、白银等资源型城市[36]。国有企业多属资源依赖型，虽努力进行转型升级，但因方向不明、资金不足、人才缺失等问题仍面临很大挑战。此外，行政壁垒难以破除，跨区合作思想仍较保守，实质性的跨区域制度安排发展缓慢，如兰西城镇群仍处于一种松散的状态，企业间缺乏应有的合作，生产要素流动存在障碍，各自独立相向发展，无法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36]。

2 关键对策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地区能跨过发展阶段的限制性，即在起飞时期，往往走向“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增长模式，或以资源开发为导向的资源型经济增长模式，或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低增长之路，并往往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高速度的增长，再基于经济积累、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从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向资本密集型，再转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探索出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新时代，我国传统产品已基本饱和，亟待高新技术产品、绿色产品或高附加值等新产品填补市场之需。因此，黄河上游在智能时代和现代化过程中很可能缺乏相应的条件支撑，无法适时转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这表明，黄河上游的生态保护/治理、重点产业发展、区内发展协调、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国家的大力支持。故而，黄河上游要积极响应国家战略，融入全球化进程，即争取国家的大力/持续支持，提升中心城市竞争力和加强城市群建设，主动融入京津冀、长三角经济区，合理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持续推动绿色转型和生态综合治理，即立足于绿色转型、全球化和地方特色，着力探索出一条适合地方情景、优势互补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模式，将黄河上游视为区域共同体，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角度出发，统筹规划、协调发展、保护生态、综合治理[4]，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质量提升的互促循环，探讨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2.1 基于生态保护和治理的需求，重构地方的生态体系和空间结构

黄河上游应着力贯彻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的思路，基于主体功能区的引导，争取国家支持，重构生产力格局，建构适合国家战略和生态文明要求的区域生态体系和空间结构。
首先，黄河上游需建立合理和适应未来需求的生态体系，持续提高生态服务能力。这个区域地貌类型较为齐全，穿越了干旱、半干旱、温带等气候区以及青藏高原、黄土高原、沙漠脆弱区等地域，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丰富但生态环境脆弱。同时，因为矿产资源的持续开采和加工，以及人口增加、耕地增加、用水量持续激增、旅游开发等活动，人地关系冲突依然是我国比较突出的地方之一，需严格执行《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规划大纲（2010—2030年）》等相关规划。因此，黄河上游需积极探讨地方性的生态保护和修复范式，以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生态脉络保护、生态功能提升为基本目标，根据不同典型自然区的生态系统的内在要求，通过扩大建立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严控盲目的土地开垦、樵采、畜牧、采矿等，尤其要保护生态敏感区和水源区，形成严密的、基本刚性的生态保护体系。因此，黄河上游应积极建设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沙漠公园等组成的国家公园体系，在不适宜人类活动开展的地区扩大和完善各级生态敏感区、水源保护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生态恢复区、无人干扰自然保护区等的建设，形成体系化、系统化的生态保护体系，建立生态安全体系；支持人口从不适宜地区（如高坡度区、灾害区、水土保持区、生态恢复区、水源保护区等）持续迁出，减少人类活动干扰，如通过实施生态移民、异地搬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和创业计划等政策，引导共和、贵德、同仁、海晏和贵南等高海拔县域的农牧民向县城和搬迁区适度集聚；围绕以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的生态功能定位，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及冰川、湿地、森林、草原等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试点工作；构建以黄河干流、大通河、湟水及洮河等水域为基础的生态廊道，做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工作，并推动区域治理由分散向集中、单一向综合转变。
其次，黄河上游具备适合农业文明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支撑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37]。黄河上游应基于承载力，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调整和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人口迁移和城乡融合，建构有利于生态保护和治理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空间结构，如维护或保护生态产品供给的生态涵养区的“黄河源地区”，农业产品供给粮食主产区的河套灌区和兰西湟黄谷地等。1990年以来，黄河上游的甘肃、宁夏等省区通过生态移民、“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等，尤其是经济发展支撑下的人口城市化，已部分改变了黄河上游的人口分布，也推动了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区内流动。不过，黄河上游今后仍应考虑到高原/山区/丘陵地区的人口密度相对过高问题，仍应坚持分阶段有步骤地把不适宜人居住的乡村人口彻底搬迁和有限适宜乡村人口部分搬迁，即区内人口向条件较好的河谷、川地、盆地、各级城镇的有序集中；产业向园区和城市新区、重点城镇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特色农业园区有序集中[44-45]，提升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保护力度。
最后，黄河上游应重点建设中心城市，培育和推动城镇群快速成长，促进区域空间重构。现阶段，区内典型的多中心竞争使竞争性远大于合作愿望，生产力布局应遵循“大集中，小分散”思路。因此，黄河上游应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及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总体杜绝粗放式大开发，加大对重点优势产业的投入和扶持，加强不同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合理接纳外来的产业转移，集中力量推动西宁、兰州、银川、呼和浩特、包头等中心城市的绿色转型，并沿黄河干流，培育和推动兰西城镇群/经济区、宁（夏）内（蒙）沿黄城镇群/经济带的成长[8]，提升竞争优势，助力地方脱贫，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因为中心城市建设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龙头[46]，黄河上游应依托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抓住门户效应，建设国际航空大通道、国际班列大通道和数字信息大通道，吸引优势资源集聚，形成区内有层次的分工协作体系，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转向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公园城市/智慧城市等的建设，增强辐射能力和带动城镇群乃至整个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兰州、包头、呼和浩特等中心城市应重点培育产业、产品技术的原创性开发基地和创新基地，以创新驱动引领上游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如兰州应力求成为国际资源型加工工业基地和国际物流中心[47-48]。

2.2 基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基地建设要求，建构特色、绿色的产业集群

黄河上游的生态系统相当脆弱，但生产力水平又亟待提升。而且，黄河上游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持续、绿色的经济增长。基于国家需求、生态文明建设和主体功能区引导，区域应着力进行传统重工业基地的发展转型，形成特色的产业集群，探索经济绿色转型的地方模式。一定意义上，黄河上游高质量发展其实是在国家支持下，基于生态保护、劳动生产率提升原则，主要在中心城市乃至城市群空间尺度，尽快进行足够的经济积累和产业升级，以支撑生态环境治理。基于高质量发展需求和现实情景，结合原有地方化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改造、提升、整合和延伸，引进适合地方需要的新产业，黄河上游总体应基于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特色建立特色化/地方化的产业集群/产业链[8]，合理推动产业组织的区域化/国际化以及地方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①立足于资源型产业链延伸，建构资源型、战略性的现代化产业集群，推动传统重工业基地转型或建设新的国家生产基地。黄河上游应立足于兰州、包头等中心城市，升级石油化工、矿产品、煤化工、有色冶金、化工等产业集群/产业链，推动清洁化改造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全球竞争力；针对国家命脉产业，应通过接纳国内外的产业转移，继续进行核工业等产业集群的升级/延伸，提升域内众多国有企业和多个重工业基地的竞争力，合理推动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的发展；利用特色资源，积极发展地方性的劳动/资本密集型的特色产业，如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科技产业研发试验平台，培育节能环保、中医中药、数据信息、通道物流等新型重点产业。例如，包头的产业主要依靠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鄂尔多斯依托其煤炭资源，其产业都高度集中在单个产业或产品上，应逐步提高城市原有产业的专业化水平，并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集群。
②发展地方性、绿色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形成地方的农产品基地。黄河上游应着力推动现代（休闲）农业及其加工业的快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绿色/生态化的特色农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塑造品牌，延伸/整合生态友好型的产业链。黄河上游是传统农区，现阶段有良好的种植业和畜牧业，集约型品质的农畜产品生产潜力巨大，其生态环境脆弱，应切实发展高效农业：优化农业种植、养殖结构，推行高效生态循环种养模式，促进养殖业与种植业有效对接，培育和引进优良品种；强化农产品品种、品质、品牌建设；构建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基础设施、产业支撑、公共服务、环境风貌，建设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① 。此外，黄河上游地区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与宽谷平原共存，一般地，中低山和山前冲洪积倾斜平原、地势开阔平坦，若临近黄河，可发展灌溉农业；低山丘陵和河谷川地，沿黄走廊的灌溉便利，成本低廉，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潜力较大；梁、峁、残塬相间的高原沟壑区，可适度建设国家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示范区域。
③积极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尤其是旅游休闲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建设地方的服务休闲基地。黄河上游文化凝聚了独特的地理空间与人文空间所塑造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审美情怀[49]，地方的旅游休闲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考虑：①以上游干流为主轴进行多元开发，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建设文化旅游中心和物流基地，合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如依托中阿（银川）博览会及青海环湖骑行赛等平台，推动黄河上游的国际合作和文化交流。同时，黄河上游以重点城市和核心区为中心，优化基础设施，突出地方特色，加强合作，实现区内优势互补。②可依托“交响丝路·如意甘肃”“丝路文化”“大美青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等，推动旅游合作开发，彰显甘青文明、关陇文化、塞上文化等深厚的文化特色，提升统筹和服务水平，重视个性化、主体化、差异化、定制化的文旅产品研制，将黄河上游的文明旅游打造成为世界知名旅游品牌；以黄河上游独特的高原峡谷等自然风光为依托，将其与黄河文化融为一体，建设生态公园；可塑造特色生态游、文明系列游、工业文化和景观旅游系列三大系列，以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建设等为契机，做好全域化的生态文化游[50]；青甘两省以青藏高原文化、游牧文化、史前文明、关陇文化、“一带一路”、红色文化等为主题，而宁夏和内蒙围绕草原文化、塞上文化、工业文化等主题。

2.3 基于国家战略和流域协同发展的需求，逐步建立适应一体化发展的支撑体系

基于流域生态系统、资源条件的前提或背景，推进区域的产业分工、专业化生产和产业高级化，形成区内产业的合理分布和协调机制，对黄河上游的社会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但这意味着需尽快建立适应流域一体化发展的支撑体系。
①采用网络治理模式，形成跨省区的综合性、多元化的治理框架，促进一体化进程。努力实现黄河上游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参与，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内在统一。黄河上游应基于流域尺度，跨省区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建立上游流域性生态保护和治理机制，产业发展和升级机制，形成合理竞争、优势互补的区域空间格局，进行设施建设的长远规划，增强区域发展的能力和潜力。区域应建立高级别的会议机制，进行内部协调，如通过成立跨区域领导小组，可更好地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合理配置资源，引导产业更合理的布局，如以兰州、呼和浩特、包头等中心城市为重点，构建跨省区的经济、技术、人才、资本联系通道，促进错位发展。此外，基于区域一体化的空间综合治理是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需要重视上游流域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其关键是从区域管理转向流域管理，尤其是统筹流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促进空间的可持续发展[20]。另外，基于各级中心城市的建设以及国家基地，黄河上游将依赖黄河沿线的高速交通、通讯网络形成新时代的“点—轴”空间结构体系，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区域/城乡发展的均衡性[41]。同时，黄河上游需建立必须的各类常态化、精细化监测平台，如生态环境治理和产业发展变化，并尝试开放基础数据，推动区域的生态修复和经济发展等工作。
②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逐步加强上游地区的流域性基础设施建设。黄河上游应基于前述的治理框架，协调和合理配置关键资源，提升效率和公平性。黄河上游多处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域，是域内城市的重要水源地[51]，应在考虑不同地区的客观差异和各城市对水资源质与量要求的基础上，调整水资源在农业灌溉用水、工业用水、城镇公共用水、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方面的比例分配[52]，加快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建设和储水设施的建设和统筹配置，提高水资源的集约利用水平[53]，以及加强域内水资源的管理，完善废水处理设施，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约束下使既定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率[54]。其次，区域应基于国家政策，在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采取重点投入的发展模式，提高集聚经济效益，进而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此外，黄河上游应进行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建设的长远规划，即大致以黄河干流为主线进行资源配置和联动发展，加强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使其更好地服务于资源要素、资金技术等在流域城市的高效流动。因此，黄河上游应根据国家的战略部署和要求，逐步完善和建立流域性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如高速铁路和公路以及航空、通讯、管道等基础设施；重新恢复部分河运，支持笨重产品的运输和旅游休闲产业发展。
③基于国家政策和地方情景，积极开展相关的制度创新。黄河上游应加强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区域内人口向各级城镇，尤其是城镇群的持续集聚，如建立城市群内基本自由流动的“新户籍管理体制”。同时，应建立系列化的以生态经济/生态化经济为突破口的政策体系，如通过高技术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支持循环经济和绿色发展，进行产业升级，降低成本和能耗以及污染物降的排放，获得生态化产品和提高经济利润。此外，黄河上游应构建和落实适合自身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绿色政绩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制度、生态补偿机制、水权交易和污染第三方治理制度、生态修复及综合治理工作，以及建立或完善重大项目建设生态评估听证制度、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公众环境权利司法救济途径等，逐步提升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法治水平。

3 结论

黄河上游总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期发展阶段，存在自然条件特殊，生态与生产用水矛盾突出，工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失衡发展，产业层次较低，国有企业转型困难，社会经济内部联系松散和内部竞争激烈，区域组织呈自组织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国家重工业基地地位弱化及“孤岛效应”影响延续等内在问题，并与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存在严重冲突或矛盾。而且，高质量的中/高速经济增长是其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这关系到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此为新时代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迫切需探索适合地方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关键对策：首先，基于生态保护和治理的需求，科学编制规划，重构地方的生态体系、推动产业升级/转型。黄河上游需建立合理和适应未来需求的生态体系，持续提高生态服务能力；同时应立足于资源型产业链延伸，建构资源型、战略性的现代化产业集群，推动传统重工业基地转型或建设新的国家生产基地。其次，基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基地建设要求，建构特色、绿色的产业集群。黄河上游具备适合农业文明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支撑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应发展地方性、绿色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形成地方的农产品基地。再次，黄河上游应重点建设中心城市，培育和推动城镇群快速成长，促进区域空间重构，积极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尤其是旅游休闲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建设地方的服务休闲基地。最后，面对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流域协同发展等需求，黄河上游应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和全球化进程，保证国家的大力支持，以保护流域生态系统、立足地方资源条件等为前提，通过采用网络治理模式、加强流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等，促进一体化进程，从而建立区内产业的合理分布和协调机制，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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