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城市群由3个区域级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和4个地区性城市群（兰西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组成“3+4”的空间组织格局，其人口及主要经济指标占中国城市群的比重大致在20%~25%之间，但占黄河流域9省区的比重高达60%~70%以上，是黄河流域人口高密度的集聚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心区、传承黄河文化弘扬中华文明的重载区，也是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与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因而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目前，黄河流域城市群呈现出集聚程度低、发育程度低，高端高新产业比重低、建设用地扩张速度慢、越往上游城市群发育程度越低的发育特点，不少城市群尚处在发育雏形阶段。未来城市群的发展要按照分级分类发展原则，以生态保护为先导，以流域一体化为主线，以创新为动力源，以文化传承为灵魂，以9大都市圈为鼎，不断提升黄河流域7大城市群发展“颜值”、发展能级、发展质量和文化品质，推动黄河流域城市群在错位分工中互补协调发展，把黄河流域城市群建成生态型、创新型和文化传承型城市群。
黄河上游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期发展阶段和区域经济的起飞发展阶段，其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关系到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黄河上游的自然条件特殊性、良好用地的限制性、发展阶段约束性及强烈的平行竞争趋势、弱化的国家重工业基地及其延续的“孤岛效应”决定了其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必存在内在的基本逻辑，迫切需探索“反常规”的发展路径。因此，关键对策包括：①基于生态保护和治理需求，持续探索基于承载力且适合国家需求和地方特色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重点推动中心城市/城市群的快速成长，重构生产力空间，构建适合国家战略的生态体系和区域空间结构；②基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基地建设要求，着力建构资源型、战略性、绿色化的现代产业集群，推动传统重工业基地转型，建设地方性、特色化的农产品和服务休闲基地；③基于国家政策、地方情景和流域协同发展需求，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和全球化进程，争取国家的有力和持续支持，逐步建立适应一体化发展的支撑体系，如建立跨省区的综合性、多元化的治理框架，建设流域性基础设施，积极开展相关的制度创新等。
以黄河流域省区为实证区域，在测度区域工业结构转型水平和类型的基础上，探讨地市工业结构转型的时空特征及其对专业化、多样化等空间集聚方式的响应。研究表明：①黄河流域工业结构整体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主导，技术密集型工业比重相对较低。中上游和下游地区的工业结构及转型特征差异显著。②工业结构类型和转型水平在不同地市的差异明显，相同类型城市在空间上呈现集中分布。③工业结构转型水平依城市规模而变化，大城市转型水平高于中小城市。④依据工业结构演变方向，存在连续式、跳跃式、均衡式和逆向式四种转型类型。⑤专业化对工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不显著，多样化集聚的产业结构更有利于工业结构转型；与非相关多样化相比，相关多样化集聚更有利于区域工业结构的转型。⑥促进工业结构转型，需要推动产业的多样化发展、强化产业间的关联水平，引导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根据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转型策略。
文章首先梳理了产业维度、区域维度、产学研合作维度和国际经济维度的知识溢出国内外研究动态和学术争议。在此基础上，判识知识溢出研究呈现“空间性”转向和“中心—外围”互动溢出研究态势。最后，提出知识溢出研究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范式：以空间和区域为载体，紧扣“知识生产的集聚性—知识流动和溢出—区域均衡发展”这一研究主线，始终将“知识流动和溢出的空间性、尺度性和互动性”作为研究核心，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综合集成分析知识溢出“空间性”机制、“中心—外围”互动溢出机制和知识的多尺度网络溢出机制。知识溢出研究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范式有助于区域创新和均衡发展政策的科学制定。
欧洲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我国对欧盟OFDI增长迅速并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利用2007—2016年中国对欧盟OFDI的数据，检验发现我国对欧盟OFDI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进一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我国对欧盟OFDI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道国的经济规模（GDP）、技术水平、贸易关系和投资自由度等因素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均有明显的影响。其中东道国GDP和投资自由度对我国在欧盟各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以专利为指标的东道国技术水平也对中国在欧盟OFDI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是与前两者相比作用较小；双边贸易额则与我国对欧盟各国OFDI存量显著负相关，说明我国对欧盟的投资和贸易总体呈现替代效应，而非互补关系。
以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周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作为研究内容，采用2000—2016年中国277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促进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对工业水平中等的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效果最大，工业水平较高的周边城市效果次之，工业水平较低的周边城市效果最低。②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一体化促使周边城市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和提高第二产业就业比来增强其城市竞争力。③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不同工业水平周边城市的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具有异质性。
从“五大发展理念”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20个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广东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才能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益提升、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珠三角普遍较高，粤东西北落后”“沿海经济带较高，山区城市较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创新、绿色、共享发展的贡献率不高。鉴于此，实现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树立经济发展“量变与质变”并重思想，在做大经济规模基础上提质增效。其次，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加大创新领域投入，变革创新动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加强教育、医疗、环境等领域公共财政投入力度，补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短板，从而全面推进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结合引力模型、交通运输成本模型、网络中心度模型、块模型和QAP模型，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空间关联及其驱动因素得出：①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强度均高于环鄱阳湖城市群，且武汉城市圈与环长株潭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较为突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已经以武汉市和长沙市为中心形成了两个明显的城际经济联系密集区。②长江中游城市群三大城市群的综合运输成本存在差异。环长株潭城市群内部交通一体化程度最高，环鄱阳湖城市群最低。长沙市至武汉城市圈、武汉市至环长株潭城市群的交通运输成本明显低于长沙市、武汉市至环鄱阳湖城市群城市的交通运输成本。③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对外辐射能力整体较强，而整体的吸引能力相对偏弱，即三大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较弱，而其内部的城际经济联系则较强。环长株潭城市群对外辐射、吸引和中介能力整体最强，环鄱阳湖城市群相对最弱。④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关联网络可以划分为主溢出板块、净受益板块、经纪人板块、主受益板块四个功能板块。主溢出板块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关联网络的发动机，净受益板块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经纪人板块是主溢出板块和主受益板块之间联系的桥梁。⑤在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城市之间地理位置相邻、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相近、产业结构相近和外向型经济结构相近有助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关联网络发展，而外资利用水平、互联网开放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化发展促进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
以黄河上游的兰州—西宁城市群为例，基于DEM数据、乡镇尺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运用土地利用影响模型和GIS格网技术实现人口数据空间化，进而探讨人口分布格局与地形要素的关系，结果表明：①人口空间化结果达到精度要求，能反映兰西城市群人口分布的实际情况。②兰西城市群人口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基本稳定，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征；分布形态与黄河干支流水系形态高度相似，湟水谷地呈“鱼骨状”分布，东部黄河流域呈带状分布。③人口分布的非均衡性增强，极度稀疏区面积扩大，人口高度分散分布；稠密区的人口极化效应增强，兰州、西宁和临夏是3个人口集聚中心。④人口分布随地形变化呈现垂直梯度效应和中低海拔河谷盆地指向，随着地形起伏度、海拔和坡度增大，人口密度不断降低，人口主要分布于地形起伏度小于200 m、海拔低于2 500 m、坡度小于15°的河谷盆地内。
陆路交通发展对湘西地区经济联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可达性测度模型和区域经济联系量测度模型，定量分析了湘西地区1949—2017年长时间序列下，陆路可达性以及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区域陆路可达性空间格局逐渐由交通廊道扩展型，演变为不规则环状结构扩展型，总体呈现“核心—边缘”的结构特征。②各城市对外经济联系总量均有大幅度的增长，非均衡化发展趋势与地域分异特征明显。③区域经济联系显著增强，逐渐形成以怀化市、张家界市、武冈市为中心的多核心经济联系格局，组团结构明显，组团之间联系疏散，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④区域首位经济联系呈现组团式空间形态，首位经济联系中心城市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由水运影响向陆路影响的转变。鉴于此，湘西地区应加快构建布局合理、结构完善的陆路交通网络体系；加强中心城市及有潜力城市的发展与建设；重视水陆交通综合体系发展规划，依托内河水运振兴滨水城市，构建合理多元化发展的区域经济联系格局。
历史文化街区在开发中大多吸引了餐饮活动的进入，餐厅经营者只有适应区位特点、打造满足特定消费者需求的地方特色空间，才能更有效地提高投入产出效率。由此，在历史文化街区这一较小的空间尺度内，餐饮业态和地方营造策略也可能因为不同消费群体集中活动的区域不同而呈现出地域分异。为此，文章结合对屯溪老街街区餐饮业格局和若干代表性商家的实地调研，剖析验证了这一现象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在调研区范围内，由于当地不同居民群体和游客的主要活动空间存在分异，不仅造成了较明显的餐饮业态空间分异，也促使地处不同区位的同一业态餐厅经营者倾向于选择不同的地方营造策略，以更有效地适应所在区位主要消费群体的需求；而消费者则会通过对实体空间和文化氛围等的感知，选择能满足其地方性想象需求的餐厅。由此可见，在消费社会背景下，经济地理学的区位研究与文化地理学的地方营造研究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在利润目标的驱动下，消费空间的业态和地方营造策略选择，会较大程度地受到不同消费群体活动空间范围的影响。
住宿业空间结构的研究在大型城市、省会城市较多见，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靠前的普通地级城市很缺乏，常德市在上述方面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文章将常德市住宿企业发展时期分为5个阶段，采用ArcGIS中的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与标准差椭圆及相关系数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时间上，常德市住宿企业从2008年开始，整体呈增长趋势；②住宿企业重心向东南方向扩张，主要集中在武陵区与鼎城区，且住宿企业集聚程度不断加强；③住宿企业在已有或新成集聚区、片区中数量不断增加，密度不断加大，分布上整体呈现一“核”、多“点”、成“片”特征；④住宿企业整体上受交通站点、行政中心、商业中心、地区生产总值影响明显，但是A级景点、人口密度两个因素的影响有一定差异。未来的住宿业布局与经营应关注：①政府需加强对交通沿线住宿企业的布局规划力度；②加大在石门、桃源、澧县等旅游资源丰富的区域布局；③注重对现有住宿业的升级改造，适当增加高星级住宿企业数量，提升服务水平。
在实施适应性管理的过程中，管理绩效评价是适应性管理评估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压力—状态—响应”思想，选取33个指标构建海洋生态经济系统适应性管理绩效测度模型，以山东省为例的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5年该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适应性管理绩效明显提高，但是压力、状态和响应3个分项的适应性管理度及其变化趋势差异明显。障碍度诊断结果表明，影响海洋生态经济系统适应性管理绩效提升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压力层，即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引起海洋生态系统状态改变的外源性因素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干扰不容忽视。为了实现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要不断完善海洋生态经济系统适应性管理体系，创新适应性管理制度，引导各方利益相关者在政府的主导下，加强适应性学习，不断增加各种投入，持续提高适应性管理绩效。
剖析城市公园内游客时空行为特征对完善公园建设、提高公园管理效率、提升游客游园体验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六只脚”平台所爬取的武汉东湖风景区GPS轨迹及位置照片数据，结合OSM路网及POI数据，利用数据空间网格化、在离轨分析、近邻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城市公园游客时空行为特征。研究表明：①游客出行方式直接影响其活动空间及聚集区域，游客轨迹主要沿交通路网分布，使用交通工具游客多分布于公园主路，而未使用交通工具游客易受周围因素影响走小路。②游客位置照片分布与停留时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且游客具有明显亲水特征。③年内，受气候和节庆影响，游客分布季节性明显，以春秋为主，主要分布于郭郑湖沿岸绿道和磨山风景区内。④日内，旅游活动节奏呈现动静结合特征，游客多数时间在流动，但因睡眠、进食等生理节律及休闲娱乐需求的约束，会在餐厅、便利店、停车场及观景平台等地方停留。
旅游生态效率研究已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方向。以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方法，测度了研究区域旅游经济—生态效率，结果表明区域综合效率整体水平较低，两极分化严重，但非均衡性趋于逐渐减小；MI指数显示效率在研究期内整体处于较快发展阶段，时序形态呈现“S”形。采用ESDA方法研究要素时空分异特征，全局相关性显示为“聚集—随机—聚集过程”，呈“U”字型变化趋势；局部相关指数显示总体空间关联较弱，呈现从极化趋于均衡的变化趋势。构建了影响因子分析模型，结果表明研究要素受经济因子影响较大，生态环境因素影响较小；经济因子对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影响弱于欠发达地区，生态因子对经济较发达地区影响强于欠发达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