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经济地理 >

2025 , Vol. 45 >Issue 3: 64 - 7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3.007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效应及交互响应

  • 李志远 , 1 ,
  • 冯学钢 1 ,
  • 杨瑜 , 2, 3, ※ ,
  • 夏赞才 4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 上海 200062
  • 2.上海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中国 上海 200234
  • 3.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酒店与烹饪学院，上海 201418
  • 4.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杨瑜（1984—），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产业管理。E-mail：

李志远（1997—），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韧性与旅游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4-07-20

  修回日期: 2024-10-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5-13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4&ZD212)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19WTA11)

收起

Synergistic Effect and Interactive Response Between Urban Resilienc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 LI Zhiyuan , 1 ,
  • FENG Xuegang 1 ,
  • YANG Yu , 2, 3, ※ ,
  • XIA Zancai 4
Expand
  •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 2. School of Tourism，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 3. School of Hospitality and Culinary Arts，Shanghai Institute of Tourism，Shanghai 201418，China
  • 4. College of Tourism，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20

  Revised date: 2024-10-28

  Online published: 2025-05-13

Fold

摘要

谋求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协同，厘清二者内在响应关系，可为产城融合推进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及逻辑遵循。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协同与交互响应双重视角切入，借助哈肯模型、PVAR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剖析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的协同演化特征、交互响应状况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及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但区域非均衡发展突出；中小规模城市的“追赶效应”表征明显。②沪、杭、苏等经济发达、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占领协同水平高地，协同水平在时间维度表现为优质协同城市数量稳步增加，在空间维度具有“空间锁定”与“路径依赖”特征。③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自身均具有正向累进效应，城市韧性对旅游产业呈现正向响应趋势，旅游产业对城市韧性存在一定交互胁迫效应。④协同演化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产业结构、人口城镇化呈现正向驱动作用，人力资本、交通条件呈现促进与抑制交错的空间分布格局，政府干预、科教保障具有一定抑制作用。

关键词： 城市韧性; 旅游产业; 协同效应; 交互响应; 路径依赖; 长三角城市群

本文引用格式

李志远 , 冯学钢 , 杨瑜 , 夏赞才 .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效应及交互响应[J]. 经济地理, 2025 , 45(3) : 64 -7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3.007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resilience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aiming to clarify their intrinsic interaction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nteractive respons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resilience and tourism industry with the help of Haken model, PVAR model and spatio-temporal weighted regression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synergy and interactive respon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Both urban resilience and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levels have improve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yet regional disparities remain pronounced, with a notable "catch-up effect" observed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2) High synergy levels are concentrated in economically advanced cities like Shanghai, Hangzhou, Suzhou, the synergetic level shows a steady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high-quality collaborative cities in the time dimension,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ce locking"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3) Both urban resilienc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have positive progressive effects, with urban resilience showing a stronger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tourism industry. However, the tourism industry has a certain interactive stress effect on the urban resilience and its contribution rate is relatively low. 4)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evolu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show a positive driving effect, human capital and traffic conditions show an alternat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promotion and inhibitio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guarantee have a certain inhibiting effect.

Key words： urban resilience; tourism industry; synergistic effect; interactive response; path dependenc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促进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协同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动力，也被视为深入贯彻产城融合理念、谋求新旧动能转换及重构经济动力系统的重要抓手[1]。城市与旅游产业可视为相互独立却又关系密切的两大复合系统，二者存在天然的共生效应与协同机制[2]。但不容忽视的是，囿于区位可达性、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等要素的差异，可能引致韧性城市建设与旅游产业失衡现象凸显。为此，亟需以城旅高质量协同为目标导向，厘清二者的复杂关系，探寻优质协同的可持续路径。协同演化及冲击响应通常发生在不同层级内部，而特大城市群地区既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也是构建高质量旅游支撑体系的重要空间载体[2-3]。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下简称“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不仅是中国平均城镇化率最高的地区，且区域内旅游资源禀赋多元，旅游产业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城市群内部非均衡发展、彰显旅游经济动能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已成为现实困境。因此，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性探析韧性城市建设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协同演化与交互响应关系，这对于促进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良性互动、助推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高质量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 文献综述与逻辑分析框架

1.1 文献综述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国内外对城市韧性研究的主要脉络表现为：①早期研究聚焦于城市韧性的概念及内涵，尽管学界对城市韧性概念的界定仍莫衷一是，但关注城市系统的综合性特征并考虑城市的抵御力、适应力及恢复力，构成了城市韧性的核心内涵[4]。②从研究分类看，学界主要将其划分为子系统韧性及城市综合韧性两大类，前者包括城市工程韧性、经济韧性等[5]，后者则将城市视为集自然、人文、经济、社会、制度于一体的复合系统[6]。③从研究重点看，学界重点关注城市韧性分析框架[7]、韧性水平测度[8]、城市韧性的影响[9]、驱动机制[10]等方面，呈现理论研究与定量测度交织、多研究尺度共同推进的研究格局。旅游产业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及富民效应，相关研究主要聚焦3个方面：①旅游竞争力。旅游竞争力被视为复杂而多维的概念，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研究视角包括指标体系梳理[11]、空间分布规律剖析[12]、区域旅游竞争力对比[13]等。②旅游经济水平。构建科学合理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和空间格局引发学界思考，研究内容由旅游经济差异分析[14]延伸至旅游经济效率[15]、旅游经济网络结构[16]等方面。③旅游高质量发展。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基于中国步入新发展阶段的要求而提出，在内涵上，强调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17]，以高质量增长取代高速增长为发展形式；在测度上，基于五大发展理念[18]、产业运行及结构优化[19]等视角的成果不断涌现。
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的关联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发展态势：①研究视角丰富，主要沿“单向作用—协同演化—提升路径”等多主题展开。如关注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的关联效应[20]，聚焦城市韧性与区域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复杂效应[21]，对城市旅游环境系统韧性进行动力学研究[22]，剖析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空间效应的单向作用等[23]。②研究尺度多样、研究方法多元，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特征。研究对象涵盖宏观、中微观多个层面，重要战略区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长三角[23]、长江经济带[21]、成渝城市群[24]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对特定省域[20]的研究也有所呈现，形成省域、城市群、特定区域等多尺度并存的研究格局。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借助经济学模型分析二者的单向效应[23]，借助耦合协调模型[24]、哈肯模型[20-21]等方法对二者的交互关系进行测度，借助地理学方法刻画其时空演化特征，城市学、旅游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态势持续增强。
由是观之，学界针对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的关联进行了丰富而有益的探索，但仍存以下问题待思索：①既有研究多从耦合协调视角切入，忽视了二者作为两个复合巨系统存在发展不同步、协同与胁迫并存的复杂关系，无法反映在资源互馈、政策共享、产业共融等内外部要素驱动下所呈现的互惠共生与冲击扰动并存的复合效应。②已有研究多将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视为两大同步发展的理想系统，忽视了在资源分配、产业支撑、经济动能等要素的差异下两大系统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非线性协同演化过程，更是鲜有针对二者内在响应关系的相关研究，致使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发展的互动机理及演化过程尚未被系统梳理。③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区域，从复合系统及动态演化视角全面评估其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有待丰富完善。
鉴于此，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的综合指标体系，借助哈肯模型及PVAR模型对二者的协同演化效应及交互响应关系进行测度分析，运用GTWR模型对协同水平的潜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一方面，尝试厘清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发展的逻辑体系与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刻画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演化及交互响应特征，并探寻潜在因素的影响，为长三角城市群城旅高质量融合提供思路与建议。

1.2 逻辑分析框架

从城市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作为两个复杂系统，既有积极的良性互动，也受制于区域经济水平、资源分配、政策倾斜、区位可达性等要素非均衡分布，存在冲突与胁迫效应。
从协同效应来看，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在经济发展、资源交换等要素循环累积因果影响下，持续形成由序参量支配、快变量配合的非线性演化关系，推动系统由各美其美的“孤岛式”发展向美美与共的高级有序阶段演进[25]。就演化特征而言，二者的协同演化遵循自组织（两大系统的正向互馈驱动整个巨系统迈向有序化与精细化发展）、开放性（复合巨系统会与外界保持密切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非线性（两大系统非理想化的同步发展状态，在达到一定阈值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非平稳性（整个巨系统运行存在起伏跌宕的过程，在不同临界点形成新的有序结构）。从运行轨迹看，通过集聚、扩散、空间溢出等综合效应驱动两大系统的资源、人才、生态、政策等要素相匹配，这一过程存在冲击扰动、防御抵抗、改善创新等多元路径[21]。从具体协同内容看：①在经济层面，城市韧性水平优越的地区往往资源禀赋丰富、经济基础雄厚，为推动旅游经济增长、促进旅游产业提质升级提供重要保障；旅游产业则为区域韧性城市建设提供经济资本，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②在社会层面，韧性城市建设通过升级公共服务转型、完善保障体系、创新治理模式等途径，为旅游产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旅游产业则具备社会层面的幸福增进效应，助推韧性城市建设进程中实现空间公平与正义。③在生态层面，韧性城市建设着力提高城市绿化程度、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进而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优质的生态保障；良好的旅游产业发展注重提升经济产出与减少资源消耗的统一，并为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提供资金支持。
从交互响应关系看，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在相互赋能、共生演化的同时，也必然存在约束与胁迫效应。韧性城市加速建设不可避免会出现人口扩张、资源需求增加、能源消耗增长、政策供给倾斜等现象，可能引发资源分配不均、生态环境恶化、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由此造成旅游发展动能不足、旅游产业结构落后、旅游运行效率低下等现实困境。旅游产业在支撑韧性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等不同层面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因自身的脆弱性及低效无序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加剧对城市韧性的冲击，对于经济水平相对滞后且依赖旅游产业发展的城市而言，还可能存在分割城市建设资源、争夺政策扶持等现象，进而对城市生态韧性、社会韧性、经济韧性产生胁迫。从现实发展看，长三角城市群内部非均衡发展现象尤为突出，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直辖市及省会城市在经济发展、区位交通建设等方面优势明显，城市发展速度快、韧性强，但也伴随旅游产业发展地位滞后，旅游产业高排放、高能耗的潜在风险；而苏、浙、皖部分地级市经济发展及资源禀赋相对落后，韧性城市建设与旅游产业均处于奋力爬坡阶段，可能存在一定资源互夺现象，二者是否形成互促互融的高质量协同模式亟待进一步验证。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在利益博弈、资源争夺、政策倾斜及环境约束多维冲击影响下，需进一步探索二者内在的交互响应关系，厘清二者在复杂巨系统中的角色关系。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本文对城市韧性水平与旅游产业发展的交互关系进行逻辑框架绘制（图1）。
图1 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交互关系的逻辑分析框架

Fig.1 Log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resilience and tourism industry

2 指标构建及研究方法

2.1 城市韧性水平指标体系

城市韧性水平可理解为城市系统面临内外部冲击时，诸要素系统所呈现的防御抵抗能力，修复受损功能维持城市稳态发展的恢复能力，以及通过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等路径持续推动城市系统优化韧性的再生能力。本文从经济、社会、生态、设施4个维度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表1）。其中，经济韧性是韧性城市建设的基础动力，为城市的有序运行及发展活力提供保障；社会韧性是城市有序发展及韧性建设的核心表征，体现了城市“以人为本”的核心构念；生态韧性是韧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体现城市对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与推进；设施韧性是韧性城市推进的重要载体，反映了城市发展的基础建设与保障体系。
表1 城市韧性及旅游产业综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xplanation of urban resilience and tourism industry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释义及表征 指标权重及属性 参考文献
城市
韧性
水平		 经济韧性 GDP总值（元） 城市宏观经济基础 0.0327（+） [8]
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元/人） 城市经济运行活力 0.0370（+） [8]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经济系统运行效率 0.0330（+） [26]
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元/人） 城市经济保障能力 0.0509（+） [27]
非农产业比重（%） 经济结构合理程度 0.0184（+） [26]
实际外商投资（亿元） 吸引外来经济的能力 0.1611（+） [4]
生态韧性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城市生态环境基底及健康状况 0.0209（+） [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人） 0.0744（+） [8]
空气达标及好于二级率（%） 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及污染防治效率 0.0291（+） [4]
生活垃圾处理率（%） 0.0105（+） [4]
污水处理率（%） 0.0199（+） [4]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率（%） 0.0154（+） [8]
社会韧性 人口集聚度 城市运行基本活力 0.0497（+） 计算所得
失业率（%） 城市就业状况 0.0140（-） [5]
人均发明专利（个/人） 城市科技创新能力 0.0436（+） [26]
科学支出占GDP比重（%） 城市科技创新投入 0.0476（+） [5]
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张/万人） 城市医疗保障能力 0.0563（+） [8]
基本医疗参保率（%） 医疗保障的普及效果 0.0328（+） [8]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辆/万人） 城市交通保障能力 0.0341（+） [4]
设施韧性 用水普及率（%） 供水设施保障能力 0.0097（+） [27]
燃气普及率（%） 燃气设施保障能力 0.0109（+） [8]
电话普及率（%） 通信设施保障能力 0.0454（+） [4]
互联网普及率（%） 信息化设施保障能力 0.0184（+） [8]
人均道路面积（km2/人） 道路设施保障能力 0.0884（+） [5]
排水管道长度（km） 排水设施保障能力 0.0434（+） [8]
每万人照明灯数量（盏/万人） 照明设施保障能力 0.0327（+） [4]
旅游
产业
综合
水平		 旅游规模 旅游总收入（亿元） 旅游经济规模 0.1334（+） [19]
旅游总收入增长率（%） 旅游经济运行水平 0.0553（+） [28]
旅游总人次（万人次） 旅游市场规模 0.1154（+） [19]
旅游总人次增长率（%） 旅游市场运行水平 0.0542（+） [28]
旅游资源 旅游景区综合得分 旅游核心资源吸引力 0.0684（+） [17]
星级旅游饭店数量（家） 旅游接待资源水平 0.1101（+） [17]
旅游固定资产（万元） 旅游基础资源投入 0.0567（+） [28]
旅游专利授权量（项） 旅游创新成果产出 0.0808（+） [17]
旅游结构 旅游从业人员占就业人数比重（%） 旅游人才结构状况 0.0575（+） [28]
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旅游经济对经济的支撑 0.0649（+） [19]
旅游产业区位熵（%） 旅游产业集聚程度 0.0766（+） [29]
旅游产业增长弹性系数（%） 旅游增速对经济的支撑 0.0761（+） [17]

2.2 旅游产业综合水平指标体系

旅游产业综合水平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综合性概念。对旅游产业综合水平的测度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侧重于经济学视角的单一指标分析，主要围绕旅游经济收入和旅游效率等；二是采用综合指标体系，从旅游发展不同维度展开测度。考虑到单一指标难以客观反映旅游产业综合性特征，故采取综合指标体系测度旅游产业水平，从旅游规模、旅游资源、旅游结构3个维度进行指标构建（表1）。其中，旅游规模反映旅游产业的经济规模及市场吸引力状况；旅游资源反映旅游产业依托的传统资源禀赋及创新成果产出；旅游结构反映旅游产业人力资本及经济产出的比重情况。

2.3 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考虑到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在中国“十一五”规划期间被首次纳入国家规划框架，而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启动元年，城市韧性建设与旅游产业政策开始系统性布局，因此，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由于温州市在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才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范围，为保证研究样本在时间维度上的一致性，未包括温州市），样本时间跨度为2006—2021年。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2007—202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2006—2021年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极少数缺失数据利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对于部分难以直接获取的指标，其计算方法说明如下：人口集聚度采用地区常住人口与地区总面积的比值计算得出。景区综合得分是根据景区等级分类，分别对其赋值5.00、2.50、1.75、0.50、0.25加权计算得出[17]。城市旅游产业固定资产借鉴吴丹丹的研究成果，采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资本存量乘以旅游总收入与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旅游固定资本要素投入[28]。旅游专利授权量是依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搜索库（http://cpquery.cnipa.gov.cn/），以“旅游、游览、度假、旅行、酒店、会展、景区”分别作为检索关键词，进行筛选汇总而得。旅游产业区位熵采用相应城市旅游总收入与GDP的比值除以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总收入与GDP比值进行测度[29]。旅游产业增长弹性系数为旅游收入增长率与地区GDP增长率的比值[17]。

2.4 研究方法

2.4.1 综合水平指数

本文运用综合水平指数测算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综合水平，步骤如下：①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②运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包括归一化标准计算、熵值计算、差异系数计算；③借助加权法，计算综合水平指数得分，计算公式见相关文献[27]。

2.4.2 哈肯模型

哈肯模型是基于协同论思想判断系统有序度与所处演化阶段的重要模型。该模型首先寻找出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两大系统中的快变量与慢变量，再利用绝热近似原理得到参量方程和演化方程组，从而勾勒出复杂系统的协同演化过程，计算公式见相关文献[20]。根据哈肯协同水平测度结果，将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水平划分为4种类型：优质协同（0.7≤协同值≤1.0）、中级协同（0.5≤协同值<0.7）、初级协同（0.3≤协同值<0.5）、系统失调（协同值<0.3）。

2.4.3 PVAR模型

PVAR模型能排除变量内生性和外生性的约束，可用于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预测随机扰动对变量的冲击效应。因此，运用PVAR模型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的交互响应关系，计算公式见相关文献[13]。

2.4.4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可以有效识别具有时间和空间特征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该模型是基于地理加权回归考虑时间要素构建的时空依赖的局部模型。本文借助该模型对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计算公式见相关文献[30]。

3 结果与分析

3.1 城市韧性及旅游产业综合水平测度分析

运用热力图反映长三角城市群2006—2021年城市韧性及旅游产业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演化特征（图2）。
图2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及旅游产业发展综合指数

Fig.2 Comprehensive index of urban resilienc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从城市韧性水平看，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上城市韧性水平呈现“平稳上升”的态势；细分上大致以2012年为拐点，韧性水平先提升后波动下滑。其中，上海的城市韧性水平处于绝对“领头羊”地位，杭州、南京、宁波等副省级城市也具有较高的城市韧性水平，这表明上述城市在政策支持、经济保障、区位可达性等维度的突出优势。就时间维度看，区域内城市韧性水平非均衡性特征减弱，主要体现为中小规模城市对沪、宁、杭等经济人口发达城市的追赶。
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看，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水平均值由2006年的0.238增长至2021年的0.303，且以2011年为节点，旅游产业水平实现快速攀升，充分彰显出自“十二五”以来，长三角城市群抢抓旅游发展机遇、树立旅游目的地形象等方面的良好成效。研究期末，整体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翘尾”迹象，这是旅游业遭受外部冲击，致使旅游经济产出下降的真实写照；镇江、台州、金华、芜湖等城市在研究中后期旅游产业水平快速提升，反映出中小规模城市借助旅游发展东风助力旅游经济提质增效、促进区域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客观成效。

3.2 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效应分析

3.2.1 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水平分析

基于哈肯模型检验流程，城市韧性水平为序参量，是驱动城市与旅游复合系统向高效有序发展阶段演化的主要动力，图3反映了协同水平的演化过程。
图3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水平箱型图

Fig.3 Synergistic level between urban resilienc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从整体尺度看，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水平呈现出“快速提升—平稳运行”的演化特征。研究前期，长三角城市群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旅游产业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出台则进一步发挥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优势，加速了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共生协同格局形成；进入“十三五”以来，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制约胁迫等原因，致使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遭受较大的承载压力，加之部分城市旅游产业粗放式发展的弊端逐渐显现，役使协同水平有所下滑。
从城市尺度看，协同水平均值排名前5位的依次是：上海（0.890）、杭州（0.863）、宁波（0.807）、南京（0.789）、苏州（0.788），上述地区均为超大型或大型城市，占领资金、技术及人才高地，城市化进程快且经济实力强，旅游产业起步早、发展成熟，已率先由资源依赖迈向集约化发展路径，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发展具有较好的协同基础。协同水平滞后的城市集中于安徽省及江苏省北部，上述地区囿于经济基础、区位可达性等主客观因素，城市建设及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3.2.2 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的协同类型及时空演化

图4反映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水平聚类特征。
图4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类型空间演变

Fig.4 Synergistic types between urban resilienc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从时间演化趋势看：①研究期内，失调地区数量逐步减少，中级协同及高级协同城市基本保持稳定，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在强化城市韧性、彰显旅游产业活力、推进城旅协同模式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成效显著。②随时间推移，区域内中小城市协同水平对沪、宁、杭等大型城市具有明显“追赶效应”，反映出长三角一体化等协同战略的贯彻实施，能有效借助政策调控、扩散示范等路径学习核心城市先进的城市建设理念与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并助力跨区域资源要素的流动。但不容忽视的是，长三角城市群协同等级始终存在明显分异，持续探寻城旅融合路径、弱化区域极化效应是未来应坚持的着力方向。
从空间演化趋势看：①协同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锁定”与“路径依赖”特征，沪、宁、杭、苏、甬5个城市的协同水平处于“翘楚”地位，城市群东部及中轴线诸城市基本维持在中级协同水平，城市群南北两翼为初级协同及系统失调区，反映出经济水平、地理区位、产业基础的发展差距，致使城市发展质效与旅游产业动能存在明显区域分异。②舟山、滁州、盐城、泰州4城市的协同水平产生向上跃迁，协同类型具有等级上的跨越，系统向高效协同持续演化；扬州、无锡、马鞍山、铜陵4个城市协同水平产生等级上的下滑，意味着当前长三角城市群在城旅协同方面尚未形成最大合力，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正向溢出与反向虹吸交织的复杂过程。

3.3 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交互响应关系

协同水平测度证实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存在复杂的竞合关系，本文运用PVAR模型进一步探究两系统间的动态发展关系。

3.3.1 平稳性及Granger因果检验

为规避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引致伪回归的问题，本文采用ADF、LLC及IPS3种方法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证实 ① ，城市韧性（Urban）和旅游产业（Tourism）综合水平均为平稳序列。同时，为揭示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综合水平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验证，二者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地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之间呈现双向交互的Granger因果关系，二者存在突出的协同关联特征。

3.3.2 基于PVAR模型的GMM估计

采用GMM模型探析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综合水平的交互影响，基于AIC信息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1。进一步对面板数据进行GMM估计（表2），结果显示：
表2 基于GMM方法的PVAR模型估计结果

Tab.2 PVAR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based on th GMM method

变量 城市韧性系数 旅游产业系数
L1.h_Urban 0.322（5.08）*** 0.050（0.96）
L1.h_Tourism -0.057（-1.98）** 0.342（3.05）***
N 390 390

注：括号内数值为t值；***、**分别表示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L1.h代表滞后1期。

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滞后1期对当期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322和0.342，反映出韧性城市建设与旅游产业发展均在时间维度上存在正向累进效应及自我优化机制。因此，在实践中需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及行为路径夯实韧性城市建设基础、提升旅游产业综合水平，进而发挥各自的累进效应。韧性城市建设既要着眼在经济发展、生态治理、社会福祉及基础设施等维度形成最大发展合力，也需合理规避因空间集约利用对城市容量及资源环境阈值的制约；旅游产业发展既要着力完善旅游设施建设、提升资源开发水平，也要合理调整旅游发展模式，协调好经济产出与环境治理的关系。
城市韧性滞后1期对旅游产业的影响呈现正向促进作用，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韧性城市建设有助于旅游产业综合水平的提升，反映出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及经济水平的持续优化，区域内旅游接待能力及旅游吸引力也会得到增强，但这一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旅游产业滞后1期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呈现负向抑制作用，系数为-0.057，表明旅游产业发展可能会对韧性城市建设产生交互胁迫效应。可能的原因在于，长三角城市群内部旅游产业非均衡发展现象突出，部分地级市旅游产业尚未形成成熟的发展路径，在资源利用、资金分配及政策扶持等方面会与城市建设产生竞争与争夺现象。

3.3.3 基于P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为揭示标准差大小的随机扰动冲击对分析变量和未来值的动态作用轨迹，本文进一步对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进行脉冲响应分析。通过蒙特卡罗模拟1000次，探寻未来10期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的动态交互作用与响应趋势。
由图5a、图5d可知，城市韧性及旅游产业对于自身的脉冲响应整体呈现正向响应趋势，最大值出现于第1期，随后正向响应逐渐减弱。其中，城市韧性自我增强机制延续至第3期，随后95%的置信区间下限降为负值；旅游产业自我增强机制则延续至第5期。上述结果反映出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具有自我增强机制与路径依赖并存的特征，韧性城市建设与旅游产业发展在前期容易产生突出成效，但后劲不足、发展瓶颈的问题也会更早出现。
图5 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的脉冲响应分析结果

Fig.5 Results for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of urban resilience and tourism industry

由图5b可知，城市韧性对旅游产业的脉冲响应呈现显著的负向响应趋势，且负向关系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非线性走向，进一步佐证了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发展对城市韧性的胁迫效应。在发展前期，二者在资源、资金及政策供给等方面的分割竞争现象尤为突出，故负向响应程度不断拉大；第3期之后，二者的胁迫效应减弱，在资源共享、人才共用等方面产生较好的协同效应，负向冲击持续削弱。由图5c可知，旅游产业对城市韧性的脉冲响应经历了先增后降的演化趋势，反映出长三角韧性城市建设为旅游产业带来良好的发展环境，具有明显的产业拉动效应，但这一正向响应具有边际递减效应，未来需进一步在资金、制度、结构等方面探寻城市新发展路径，进而为旅游产业提供不竭动力。

3.3.4 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能够有效揭示随时间积累的变量受其他变量冲击影响的程度。结果显示（表3），城市韧性和旅游产业发展对于自身的影响随时间积累均呈现持续下滑趋势，其中城市韧性下滑趋势较弱，旅游产业下降尤为明显，旅游产业亟待向可持续发展新路径转化。城市韧性对旅游产业的贡献度和旅游产业对城市韧性的贡献度均逐渐增加，在第1期，旅游产业对城市韧性的贡献率为0.0%，城市韧性对旅游产业的贡献率为2.1%；至第10期，旅游产业对城市韧性的贡献率为1.9%，增长幅度小且贡献率有限，城市韧性对旅游产业的贡献率达到33.4%。上述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对旅游产业的驱动效应要远高于旅游产业对城市韧性的作用，这一结果呼应了前文城市韧性是主导长三角城市群“产城协同互动”的序参量结论；同时，也侧面反映出在长三角一体化有序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的导向下，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的稳步提升以及与区域旅游产业联动效应的彰显。
表3 方差分解结果(单位:%)

Tab.3 Variance decomposition results(unit:%)

期数 城市韧性方差分解 旅游产业方差分解
城市韧性 旅游产业 城市韧性 旅游产业
1 100.0 0.0 2.1 97.9
2 99.8 0.2 8.3 91.7
3 99.4 0.6 15.2 84.8
4 99.0 1.0 21.2 78.8
5 98.7 1.3 25.7 74.3
6 98.5 1.5 28.8 71.2
7 98.3 1.7 30.9 69.1
8 98.2 1.8 32.1 67.9
9 98.1 1.9 32.9 67.1
10 98.1 1.9 33.4 66.6

3.4 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水平的影响因素

3.4.1 影响因素选取

从系统学视角看，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的协同演化受综合因素的掣肘与协作，呈现出由冲突到适应、由拮抗到共融的复杂演化过程。本文从经济保障、宏观政策、社会文化、产业发展4个方面选择产业结构（IND）、人力资本（HUM）、政府干预（GOV）、人口城镇化率（URB）、交通条件（TRA）、科教保障（EDU）6个影响因素。同时，考虑本研究样本横跨年限较长，以2006—2013、2014—2021年2个时间段各因素的均值展开分析。
产业结构优化为城市转型提供动力，也被视为推动旅游产业平稳运行的利器，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进行衡量[28]。人力资本是城市建设及旅游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竞争力，以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量进行衡量[31]。政府干预力度是助力城市化韧性提升、旅游产业动能优化的重要驱动力，以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进行衡量[28]。人口城镇化率是城市规模的重要体现，也反映了城市旅游产业的经济发展活力，以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进行衡量[27]。交通条件是城市对外联系的命脉，是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前提，选取等级公路里程作为表征[30]。科技及教育投入影响着城市发展要素的流动与配置，为旅游产业的创新优化及可持续模式转变提供潜在保障，以人均科学技术及教育支出进行衡量。为规避潜在异方差的影响，对数据均取对数化处理。

3.4.2 影响因素测度与分析

GTWR模型检验结果证实，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演化时空异质性显著，各因素对协同效应的影响效果具有明显差异（图6）。
图6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演化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布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urban resilienc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①产业结构（IND）对系统协同演化经历了东弱西强—东强西弱的分布格局转化，且空间集聚特征明显。2006—2013年，城市群西部正向效应明显，东中部城市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爬坡期，产业结构优化速度滞后于城旅协同的速度（图6a）。2014—2021年，杭州、上海、常州等城市第三产业占比持续增加，并有效驱动周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激发出城旅协同的强大动力；安徽、浙江南部等的城市仍以传统性工业产业作为经济支撑，抑制了城旅高质量融合的驱动活力（图6b）。
②人力资本（HUM）对系统协同演化具有正负效应交错及由负转正的特征。2006—2013年，城市群中部各城市以负向作用为主，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特大城市及省会城市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力较为突出，符合上述城市具备资源与机会集聚的“内爆力”（图6c）。2014—2021年，城市群人才优势进一步彰显，区域整体人力资本激发了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发展的正向效应（图6d）。其中城市群北部城市人力资本呈现负向效应，其原因可能在于，大城市的虹吸效应降低了上述城市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力，产生人才外溢现象。
③政府干预（GOV）对系统协同演化主要起负向作用，佐证了超越市场作用力的政府干预会对地区发展起到抑制作用的研究结论。2006—2013年，政府干预仅对城市群东南部城市具有正向效应（图6e）；2014—2021年，政府干预对城市群北部城市的抑制作用突出（图6f）。一方面，政府“规制之手”在规范市场行为的同时，会对旅游资源利用、城市产业布局予以干预，进而对城旅协同演化产生掣肘。另一方面，长三角城市群中小规模城市存在发展活力欠缺、资本投入冗余等现实问题，过度的政府干预会进一步抑制城市建设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
④人口城镇化（URB）对系统协同演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图6g~图6h）。究其原因，人口城镇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引擎，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区域，城镇人口比重的持续增加不仅为城市设施建设、创新活力激发提供动力，也有助于旅游经营环境的优化。从测度结果看，正向效应自东向西逐渐削弱，与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城镇化率高度吻合，进一步佐证人口城镇化为城旅高质量融合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
⑤交通条件（TRA）对系统协同演化呈现正负效应交织且区域分异明显的分布格局。2006—2013年，仅上海、宁波、舟山、绍兴等东部城市呈现正向驱动作用，反映出东部城市在观察前期通江达海的交通条件有助于城旅协同活力（图6i）。2014—2021年，东部城市呈现负向抑制作用，城市群西部及盐城、金华呈现出正向驱动作用（图6j），可能原因在于长三角诸城市早年已经建成了较为完善的公路运输体系，近几年公路建设较少，甚至可能存在“过度投入”引致建设资金被分割的弊端，进而抑制城旅协同发展。
⑥科教保障（TEC）对系统协同演化以负向作用为主，且上海、杭州、宁波等经济发达城市负向效果愈发明显（图6k~图6l）。这一结果反映出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致使城市科教投入压力持续提升，上述经济发达城市表征尤为突出，但教育及科技作用的发挥具有时间滞后性，难以在短期内彰显对韧性城市建设及旅游产业发展的正向作用，反而由于大量资金的投入，产生一定负向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丰富的教育及科技资本积累可能会加速城市新旧动能转化、推动旅游产业量质齐飞。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着眼于长三角城市群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区，从协同效应及交互响应双重视角验证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的复杂关系，借助哈肯模型及PVAR模型分析协同演化及交互响应情况，运用GTWR模型对影响因素展开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城市韧性水平不断提升，旅游产业发展质效持续优化，但均在研究期末呈现波动下滑迹象。城市韧性及旅游产业综合水平非均衡特征明显，沪、杭、宁、甬的城市韧性水平处于“翘楚”地位，沪、苏、杭的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具有领先优势，研究中后期城市群中小规模城市的“追赶效应”表征明显。②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水平呈现“快速提升—平稳运行”的演化特征，沪、杭、苏、宁、甬等经济发达、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占领协同水平高地，安徽及江苏北部城旅融合水平较为滞后。协同水平在时间维度表现为失调数量逐步减少，优质协同城市数量稳步增加的趋势；在空间维度具有显著的“空间锁定”与“路径依赖”特征。③脉冲响应关系证实，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自身均具有正向累进效应，城市韧性对旅游产业呈现正向响应趋势，是驱动城市群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而旅游产业对城市韧性存在一定交互胁迫效应，需进一步强化旅游产业对城市的反哺。④产业结构、人口城镇化对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演化具有明显的正向驱动作用；人力资本、交通条件对系统协同演化作用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促进与抑制交错的空间分布格局；政府干预、科教保障对系统协同演化具有一定负向抑制作用。

4.2 讨论

长三角城市群肩负着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的重任，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协同是重要的发展新路径。①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具有明显的“空间锁定”与“路径依赖”特征，而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呈现出中小规模城市向发达城市的“追赶效应”。因此，谋求旅游产业“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高动能”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是众多中小规模城市提升经济发展效能、弥补城市建设不足的重要途径。对于长三角城市群非中心城市而言，深入挖掘特色文旅资源，打造旅游可持续发展新模式是重要的前进方向。②交互响应关系证实，区域整体旅游产业滞后于韧性城市建设，旅游产业对城市发展存在一定交互胁迫效应。因此，苏、杭等城市建设发达的地区需着力提升旅游产业发展地位，合理分配旅游产业建设资金，切实发挥区位、科技、人才等优势，引领旅游产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进阶；中小规模城市需树立城市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一体化”意识和“一盘棋”思想，借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契机，以城带旅、以旅促城，实现二者高质量互动。③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协同共生的因素多元，需着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坚持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打破行政交割、利益藩篱等“梗阻”。此外，应着眼于科技及教育的中远期效应发挥，贯彻“人才强国”战略，促进城旅高质量融合的发展成果充分涌流。
本文从协同与交互响应等视角切入，评估了城市韧性水平与旅游产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弥补了既有研究多注重耦合协调而忽视内外部综合因素引致的复杂效应的不足，为“城旅融合”测度提供了新的评估视角；同时，聚焦长三角城市群内部韧性城市建设与旅游产业发展的交互关系，探究了城旅协同推进的影响因素，为推动特大城市群实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目标、迈向“产城融合”的优化协同道路提供了经验证据，一定程度回应了城市与旅游产业是否协同共生的学术关切，促进了城市学、旅游学、地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但是，本文仍存一定不足：长三角城市群具有重要的战略发展地位，政策保障是引领韧性城市建设、驱动旅游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因素，限于指标表征及数据获取的困难，本文无法将其囊括其中；此外，对驱动机制与作用路径的探究也是后续尝试继续深化的方向。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赵磊, 陈衍, 刘颖. 旅游业、 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J]. 旅游科学, 2022, 36(6):20-44.

[2]
黄剑锋, 杨德才, 操彬. 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时空过程及交互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21, 41(6):213-222.

DOI

[3]
方创琳, 周成虎, 顾朝林, 等.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解析的理论框架及技术路径[J]. 地理学报, 2016, 71(4):531-550.

DOI

[4]
石龙宇, 郑巧雅, 杨萌, 等. 城市韧性概念、影响因素及其评估研究进展[J]. 生态学报, 2022, 42(14):6016-6029.

[5]
陈长坤, 陈以琴, 施波, 等. 雨洪灾害情境下城市韧性评估模型[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18, 28(4):1-6.

DOI

[6]
Giulia D. Implementing urban resilience in urban planning: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urban resilience evaluation[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2023:104821.

[7]
Ribeiro P J G, Gonçalves L A P J. Urban resilience:A conceptual framework[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19,50:101625.

[8]
孙阳, 张落成, 姚士谋.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度评价[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8):151-158.

[9]
Xun X, Yuan Y. Research on the urban resilience evaluation with hybrid multiple attribute TOPSIS method:An example in China[J]. Natural Hazards, 2020, 103(1):557-577.

[10]
Bristow D N, Mohareb E A. From the urban metabolism to the urban immune system[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2020, 24(2):300-312.

DOI

[11]
Fodness D, Murrayb. Tourist information search[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7, 24(3):503-523.

[12]
Kozak M, Rimmington M. Measuring tourist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Conceptual considerations and empirical finding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999, 18(3):273-283.

[13]
李维航, 张高军, 陈森, 等.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竞争力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3):701-717.

DOI

[14]
汪德根, 陈田. 中国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空间分析[J]. 地理科学, 2011, 31(5):528-536.

[15]
生延超, 刘晴. 人力资本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研究[J]. 地理科学, 2020, 40(10):1710-1719.

DOI

[16]
Zhang L, Marzuki A, Liao Z,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Guangdong tourism economic network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s[J]. Heliyon, 2023, 9(8):1-16.

[17]
李志远, 夏赞才.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失配度时空格局探究[J].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4(4):33-42.

[18]
时朋飞, 曹钰晗, 龙荟冰, 等. 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空间分异及障碍因子诊断[J]. 经济地理, 2023, 43(2):201-210.

DOI

[19]
王兆峰, 谢佳亮, 吴卫. 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变化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2, 42(3):172-181,221.

DOI

[20]
王松茂, 牛金兰. 山东省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协同演化研究[J]. 地理学报, 2023, 78(10):2591-2608.

DOI

[21]
李志远, 冯学钢, 左文俊, 等. 长江经济带城市韧性水平与旅游环境承载力交互胁迫及协同响应[J]. 地理科学, 2024, 44(4):660-669.

DOI

[22]
杨秀平, 贾云婷, 翁钢民, 等. 城市旅游环境系统韧性的系统动力学研究——以兰州市为例[J]. 旅游科学, 2020, 34(2):23-40.

[23]
方叶林, 苏雪晴, 黄震方, 等. 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2):214-223.

DOI

[24]
朱俊蓉. 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及障碍度研究[J]. 四川旅游学院学报, 2024(2):67-75.

[25]
熊晓炼, 樊健. 金融科技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协同演化机制及区域协同差异——基于哈肯模型的实证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 39(11):63-73.

DOI

[26]
陈晓红, 娄金男, 王颖. 哈长城市群城市韧性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动态模拟研究[J]. 地理科学, 2020, 40(12):2000-2009.

DOI

[27]
唐健雄, 何庆, 刘雨婧.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时空错位及影响因素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6(4):703-716.

[28]
吴丹丹, 冯学钢, 马仁锋, 等. 数字经济发展对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效应[J]. 旅游学刊, 2023, 38(2):47-65.

[29]
罗文斌, 楚雪莲, 高云红. 旅游产业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的关系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 旅游科学, 2022, 36(4):42-55.

[30]
郭建科, 梁木新. 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航运网络及经贸联系的耦合特征[J]. 地理学报, 2022, 77(6):1531-1545.

DOI

[31]
詹新宇, 刘文彬.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来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0, 36(3):23-39,77.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