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空间品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机理，完善空间品质引致人才区域迁移的作用机制，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现有新空间经济理论。文章构建了一个新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以阐释“品质”溢价的形成机理，即空间品质通过工业品溢价推动总价格指数上升，然后实证探讨了“品质”溢价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存在基于门槛效应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①空间品质显著提高了地区价格水平，即“品质”溢价现象成立。②“品质”溢价存在基于经济发展、人才规模和城镇化的门槛效应，且均表现为“品质”溢价逐渐增强的趋势。③生态环境、公共服务、文化娱乐和基础设施的“品质”溢价趋势存在差异。
城市间经济增长是否收敛，是判断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准。文章基于2003—2022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马尔可夫链和核密度估计法，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检验。研究发现：①城市经济增长率存在绝对收敛趋势，在进一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财政状况、经济结构、经济开放度和公共服务水平，并加入空间误差项后，城市经济增速的收敛速度加快；②城市经济水平的离差呈现逐渐减小之势，但此趋势主要来源于对省外城市的赶超，部分省份内部城市间存在经济差距扩大之象；③城市经济收敛具有全局性，东中西部三大收敛俱乐部不仅在各自内部具有收敛趋势，而且在俱乐部之间具有共同收敛趋势；④城市经济收敛具有动态性，将2003年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四分位数分成低水平、较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和高水平5类，在经历100次状态转移后，不同水平的城市比例收敛于5%、12%、17%、41%和25%的稳态。研究表明，政府财政行为和市场要素流动共同影响城市经济收敛；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互补嵌合，有助于在经济地理学的意义上促进更高水平的动态性和全局性共同富裕。
绿色创新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双赢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2010—202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专利数据，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等方法，系统揭示了该区域绿色创新的空间异质性演化规律及其收敛特征。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空间分布呈现显著集聚特征，下游地区形成创新高地，区域间关联效应突出；②动态演进显示整体水平持续提升且存在路径依赖特征，相邻城市创新演进呈现协同效应；③区域差距呈收敛趋势，上游地区收敛速度最快，且收敛强度沿上游至下游梯度递减。据此，提出应实施区域差异化政策并加强跨区域协同创新，以促进长江经济带全域绿色创新均衡发展。
文章以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公共服务共享、物质经济、精神人文、生态环境、社会和谐等维度构建了浙江省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从省域和市域层面探究了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1990—202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由42.36%增长到76.06%。2005—2020年，浙江省各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均呈现稳定上升趋势。②2005—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整体差异有所增大，但共同富裕发展趋势向好。③收入分配差距逐渐取代物质经济成为浙江省共同富裕准则层的主要障碍因子，生态环境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大，公共服务共享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小。基尼系数是浙江省地级市影响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共同富裕指标层障碍因子。据此，应实施健全公共服务机制，使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促进居民收入增加，拓宽先富带后富路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走绿色发展道路；鼓励地区争先创优，将优良经验总结推广等措施，以推动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
文章利用百度指数度量省域企业算法合谋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2018—2023年中国31个省域企业算法合谋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东部沿海及中部地区的企业算法合谋指数相对较高，合谋现象更为明显和集中，并呈现出从沿海向西部和东北地区梯度递减的态势。②中国企业算法合谋指数总体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局部上表现出“高—高”和“低—低”型集聚的两极分化特征，且“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区则集中于西部地区。③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对企业算法合谋指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空间因素后，本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对本地区企业算法合谋指数的影响仍显著为正，但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未来，应加强东部沿海地区的监管与防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人力资本指数，减少企业算法合谋行为的发生。
考察县城人口变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是因地制宜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文章构建中国式城乡现代化进程中县城人口变化的“格局—规模—功能—机理”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式城乡现代化进程中县城人口变化与城乡发展的内在逻辑，并综合运用位序规模、专业化指数和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等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县城的人口变动现状并探讨相关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县城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下降，人口流失县城北多南少，且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和省际交界地带；②县城人口规模体系呈扁平化，不同主体功能区类型的县城人口变化差异并不显著，其中城市化地区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的人口增长与距离中心城市远近密切相关；③经济发展是影响县城人口变动的关键性因素且影响程度不断提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影响变化不大且趋于减弱，政策、区位对县城人口变动的影响相对有限，各因素对不同区域县城人口变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空间异质性。
谋求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协同，厘清二者内在响应关系，可为产城融合推进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及逻辑遵循。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协同与交互响应双重视角切入，借助哈肯模型、PVAR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剖析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的协同演化特征、交互响应状况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及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但区域非均衡发展突出；中小规模城市的“追赶效应”表征明显。②沪、杭、苏等经济发达、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占领协同水平高地，协同水平在时间维度表现为优质协同城市数量稳步增加，在空间维度具有“空间锁定”与“路径依赖”特征。③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旅游产业自身均具有正向累进效应，城市韧性对旅游产业呈现正向响应趋势，旅游产业对城市韧性存在一定交互胁迫效应。④协同演化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产业结构、人口城镇化呈现正向驱动作用，人力资本、交通条件呈现促进与抑制交错的空间分布格局，政府干预、科教保障具有一定抑制作用。
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是近年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然而极少有研究从地理空间视角分析疫情前后个体经济存亡的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文章基于2019—2023年天眼查网站个体工商户数据，使用描述性统计刻画疫情对南京市个体经济规模的影响，并运用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了个体经济存亡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最后通过相关性分析检验了影响个体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疫情造成南京市个体经济规模增长减速，活力总体下降，并且传统行业个体经济受冲击更突出。②注册和注销个体工商户均集中在城市三级商圈，疫情并未改变个体经济“强核心、多层级”的空间结构特征。中心城区个体经济增长活力相对偏弱，但稳定性较强；郊区个体经济具有增长潜力，但脆弱性明显。③个体经济高度依赖于公共交通可达性，因而高等级商圈恢复更快。为促进个体经济恢复发展，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应创造适宜个体工商户可持续发展的营商环境。
优化城市消费竞争力空间格局，对激发消费潜力和推动城市群消费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消费现实竞争力和消费潜在竞争力两个维度刻画消费竞争力，测度了中国2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消费竞争力水平，借助莫兰指数和引力模型重点分析了最具代表性的五大城市群消费竞争力空间格局，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对消费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消费竞争力水平不断提升，并呈现“东高西低”的区域格局和“由沿海向内陆扩散、由高消费竞争力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演变趋势。②五大城市群内部消费竞争力关联性逐渐增强，但城市群内部城市的关联性各有特点。③消费竞争力存在空间集聚和空间正相关，其中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消费竞争力主要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中西部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消费竞争力主要具有虹吸效应。④金融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和数字产业发展水平是影响消费竞争力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不同影响因子两两之间交互作用对消费竞争力空间分异的影响均表现出增强关系。
协同推进数字化与智能化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在对数字化与智能化协同发展内涵解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多维数字化与智能化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11—2020年中国284个市域数智协同发展的进程状态、时空格局及聚集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市域数字化与智能化协同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区间，数智协同发展态势良好的市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协同较为迟缓的市域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区。②中国市域数字化与智能化协同发展水平由高至低可分为协同发展、趋向协同、协同失调与协同滞后4种类型，其中后3种类型间转化较为活跃。③中国市域数字化与智能化协同发展态势呈现由基础到规模维度递减规律，数智效率发展进程呈现出一定区域分异特征。④中国市域数字化与智能化协同发展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空间分布有聚集的趋势。最后，通过对不同协同发展类型区域的问题识别，提出了中国市域差异化数字化与智能化协同发展的提升路径。
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背景下，推动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TFPDE）提升对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两期修正混合距离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2011—2021年中国275个市域的TFPDE，并对TFPDE的时空异质性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中国市域TFPDE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变化主要由技术进步单轮驱动。②TFPDE的总体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超变密度是四大区域TFPDE差异的主要来源。③经济发展水平、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区域一体化等因素对TFPDE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④中国市域TFPDE存在显著的β收敛特征，本地TFPDE及其变化率对邻近城市TFPDE变化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构建了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基本信息库，利用ArcGIS空间统计方法分析2011—2020年金融科技公司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了影响其布局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金融科技公司数量增速在时序上呈“倒U”型，空间分布的总体差异主要源于各区域内的差异，且东部地区差异最大。以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相结合的“T型”结构为轴线，公司分布呈“点—轴—网络”的扩散趋势。②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分布重心向西南小幅移动，以南扩为主，形成“东北—西南”方向的空间格局。③中国金融科技公司集聚程度提高，形成“两极一核多片”的格局，呈现集聚连片式发展态势，而不同技术类型公司的集聚区位存在差异。④中国金融科技公司的空间分布格局是多维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不同发展阶段来看，经济实力、财政金融、创新能力和政策环境始终是驱动金融科技公司发展的核心维度。创新孵化政策在各阶段均为最强因子，3个阶段的次强因子各不相同，不同技术类型公司的影响因素则呈现异质性特征。⑤各维度因子的交互作用均表现出显著增强关系，但存在较大差异。财政金融、基础设施和政策环境维度在各阶段都具有较强的催化作用。在全面深化阶段，创新能力维度不仅自身具有重要影响，还能显著增强其他因子的效力。
文章基于2022年12月—2023年6月中国地级市ChatGPT百度搜索指数，运用ArcGIS软件、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探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关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关注随时间呈“倒V”型演化趋势；②生成式人工智能关注度具有区域集聚特征，初期表现为以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巨型团块状，后期则缩减为分散型小板块聚集形态；③科技发展、企业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教育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数字基础设施和政府支持度均会对当地生成式人工智能关注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除数字基础设施因素外，其余影响因素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是造成生成式人工智能关注度区域聚集的主要原因。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应加大对高新技术型城市的科技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建立高精尖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相关法规和伦理标准，以推动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布局。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建立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以广西猫儿山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机制，重点检验了不同生态补偿模式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资本与其生态认知、政策参与意愿、生态保护行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农户生计资本对其生态认知产生积极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提升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政策意愿，且参与意愿的增强进一步促进了生态保护行为。②农户的生态认知和政策参与意愿在生态保护行为机制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生计资本可以通过农户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间接影响生态补偿政策参与意愿，且农户参与意愿在行为态度—生态保护行为、主观规范—生态保护行为关系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③生态补偿模式在农户生态保护行为机制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效应且具有异质性。其中实物补偿模式正向调节生计资本和农户行为态度的关系，技术补偿模式对感知行为控制与生态保护行为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补偿模式对生计资本和感知行为控制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货币补偿模式对生计资本和感知行为控制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
蓝水资源主要用于维持人类生产生活和水生态环境，绿水资源则主要支撑陆地生态系统，综合分析流域内蓝绿水资源的状况及变化规律，对于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系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蓝水绿水视角，利用SWAT模型模拟浏阳河流域的水文循环过程，定量分析了1982—2018年浏阳河流域的降水量、蓝水量和绿水量的变化趋势、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丰枯年份的响应特征。结果表明：①浏阳河流域多年平均绿水量为蓝水量的1.25倍，其中绿水和蓝水的多年平均值分别为952.13 mm和759.56 mm。②蓝水绿水年内分布规律与降水规律相似，均在6月达到最高，分别占全年总量的19.54%和12.19%。③在空间分布上，蓝水呈现东北多、中部少的特征，两者差值为217.34 mm；绿水表现为东北多西南少，两者差值达364.21 mm。④蓝水资源对丰/枯年份的降水变化响应更为敏感，而绿水资源在平水年和枯水年间的差异不显著。最后，提出应加强湖塘的保护、加大营造绿水涵养林、强化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增加城市绿色空间等措施。研究以期为提升流域旱涝灾害防御能力、保障水资源安全提供参考依据。
增强生态韧性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提升生态韧性协调性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文章基于抵抗—适应—恢复三维框架构建指标体系，并借助动态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分析了2012—2021年长三角生态韧性内部子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长三角生态韧性三大指数呈缓慢上升态势。各子系统在时间上呈现增长趋势，在空间上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②长三角生态韧性协同水平不断提升。其中抵抗力和恢复力的演化方向由负转正，演化速度也有不同程度提高；而适应力的演化方向则由正转负，演化速度减缓。偏离协调度在长三角大格局上呈现东南低西北高的分布特征。③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和城镇化水平是影响生态韧性耦合协调度的主导因子，同时在外源扰动和内核驱动的双重作用下，生态韧性耦合协调度受到社会调控机制、经济动力机制和自然约束机制的综合影响。
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部分，对“双碳”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文章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政府审计对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边界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①政府审计不仅降低了本地碳排放量，还对相邻城市的碳减排起到促进作用，且这种溢出效应存在地理和经济边界，在400km地理距离处，溢出效应达到峰值，同时存在最优经济距离溢出区间。②异质性分析显示，低水平政府干预和高能源消耗会使政府审计的地理距离溢出边界更显著。③政府审计能够增强本地及相邻地区的公众环境关注度，发挥协同降碳的作用。最后，提出政府可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协调、缩减城市特征差异、增加公众参与监督、加强科技创新与绿色技术研发推广等措施，推动政府审计发展与碳减排双重目标的实现。
文章基于实体和虚拟两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核密度分析、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景区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从评价结果看，综合得分排名前十的典型红色景区大多位于革命老区的中心地带，且以金寨和新县的发展最为突出。虚拟水平最高的为金寨县革命博物馆（0.76），实体水平最高的则为中原军区旧址景区（0.73）。②从空间格局看，景区实虚综合发展表现为“中部高水平聚集，向外低水平分散”的空间态势，但景区的发展程度普遍较低，且在实体与虚拟水平上尚未形成良性循环和有效协同。③从空间集聚看，景区实虚综合发展整体呈现“两大核心区、多个增长极”的集聚效果，在新县及其周边形成了“主核”与主要增长极，在金寨县附近形成了“次核”及次要增长极。④从空间关联看，显著HH点主要集中于浉河区、平桥区和裕安区；显著LL点与显著LH点空间分散性突出，未呈现明显的集聚效应；显著HL点集中分布于新县与麻城市、英山县与岳西县的交界处。⑤从影响因素来看，地区景区建设和地区发展环境是主要驱动因素，红色景区占比与邮电业务总量的交互作用对景区的综合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文章采用空间分析与可达性分析等方法，揭示了喀斯特地区——贵州省乡村旅游资源禀赋与交通格局的关联特征与互动机制。结果表明：①贵州省乡村旅游资源整体上凝聚、均匀分布，空间上呈现出南聚北散、东密西疏的特点。公路交通则围绕黔中腹地与黔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呈现出区域规模效应。②贵州省乡村旅游资源与交通优势度呈现出双峰三谷与三峰三谷状态，资源优势集中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东南州”），交通优势集中在贵阳市、遵义市和铜仁市，黔东南州乡村旅游资源与交通路网的耦合协调度最佳。③贵州省乡村旅游资源与交通的空间非均衡性受人文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呈现出向东南部偏移的态势。其乡村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受地区社会发展影响较大，其中路网密度、地区GDP等是影响协同进程的重要因素。未来，应深入思考喀斯特地区交旅融合发展战略，赋能路衍经济旅游活力。
文章以长沙市主城区为例，首先基于小红书平台用户分享的打卡点位数据和高德地图的POI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城市网红游憩空间相对于城市实体游憩空间的空间分布差异；继而结合网络文本和访谈文本，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揭示了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长沙市主城区网红游憩空间分布呈东北—西南走向，与实体游憩空间西北—东南走向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网红游憩空间的集聚强度与尺度距离均小于实体游憩空间，且呈“极核多点”分布，“核心—边缘”特征明显，而实体游憩空间则呈“单核多中心斑块状”分布。②局部热点分布特征显示，与实体游憩空间相比，长沙市网红游憩空间具有显著性的高度聚集区域出现西移，主要热点分布于城市滨水区、近郊山地和城市商圈等高活力公共游憩场域。③城市网红游憩空间分布特征的形成是人—媒介—地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实体游憩空间特色和魅力展现为城市网红游憩空间分布特征的形成提供了物理基础，社交媒介的普及和影响力强化助推了城市网红游憩空间分布特征的形成，而游憩者心理与行为模式改变则是城市游憩网红空间特征形成的重要诱因。最后，据此分别从人、媒介、地等不同层面提出了长沙市网红游憩空间营造的具体措施。
红色资源优势度能够体现区域红色资源禀赋及相对优势，是红色资源整体保护利用的物质基础。文章以湖南省不可移动文物中的1227处红色资源为研究对象，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采用丰富度、品位度、集聚度以及可达度4项指标，构建红色资源优势度测度模型，对湖南省红色资源的优势度进行了综合测度，并分析了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①湖南省红色资源总体呈集聚型分布，且在桑植县形成了一个高密度核心区。②湖南省红色资源的丰富度和可达度总体水平较高，品位度和集聚度总体水平则较低。其中，可达度呈明显的“中心—外围”圈层状空间分布特征，丰富度、品位度和集聚度则主要呈零星状、团块状、条带状或片状分布。③湖南省红色资源优势度总体水平一般，且县域红色资源优势度等级的数量结构呈“梭形”特征。④湖南省红色资源优势度总体呈现出东、中和南部区域较高，其他区域较低的空间分异格局。
红色旅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层面的典型代表和独特符号，政府支持和多元效应是其科学发展的核心关注。文章从目的地竞争力理论出发，聚焦目的地特征与红色旅游发展的关联，从核心资源、支持性因素、目的地管理、目的地发展4个维度构建了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多维指标实证测度和分析了延安、吉安、遵义、嘉兴、临沂5个城市的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水平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12—2021年5个城市的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其水平从高至低依次为遵义、临沂、延安、嘉兴、吉安；②从分维度评价结果看，核心资源水平、支持性因素水平以及目的地发展水平都是遵义最优，目的地管理水平则是嘉兴居首；③从影响因素分析看，人才规模、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是提升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显著影响因素。文章从目的地竞争力理论出发展开实证测度，显化了目的地属性在红色旅游发展中的作用，识别了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希冀研究结论能够对新时代红色旅游稳步发展提供借鉴。
文章以邻近扩散、等级扩散等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为基础，关注空间距离和规模差异两个表征城市间相互关系的变量，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互补累积分布函数和边际效应分析等方法，对京津冀地区2000—2019年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和扩散特征进行综合比较，厘清了制造业空间扩散可能性和扩散强度的差异性，探讨了空间距离和等级距离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地区高强度制造业投资联系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石家庄市之间，投资来源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有助于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的转移和扩散，而投资目标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对制造业扩散影响较为复杂；②京津冀地区3类制造业的空间扩散受空间距离和等级距离双重约束，空间距离始终影响扩散可能性，等级距离始终影响扩散强度；③与空间距离的广泛影响不同，等级距离仅在特定阈值范围内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阈值范围介于0.6~4.4，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则均在0.2~2.5。
文章基于2006—2021年京津冀城市群面板数据，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影响效应，并在利用文本分析法识别产业协同发展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运行绩效。研究发现：①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分解项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技术进步变化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的影响则不显著。②产业协同发展对工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要高于服务业。③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模式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绩效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共建产业园区、总部基地经济和产业链整合3种模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绩效提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各国基于环境目标推动绿色产品贸易自由化，基于经济目标实施贸易保护，两者共同塑造中国绿色产品外贸环境。文章基于2009—2023年中国海关数据，呈现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目的国格局，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探究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的影响，并在省份、产品、目的国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①2009—2023年，中国绿色产品出口规模先升后降，自2021年起呈下降趋势；发达国家市场占中国出口总额的63.7%，发展中国家市场占新增出口的58.1%；②贸易自由化利好绿色产品出口，贸易保护则抑制出口；③省份创新能力强助力绿色产品出口，且能够缓和贸易保护的负面影响；④贸易自由化促进低技术复杂度产品出口，贸易保护对不同技术复杂度产品的影响未有明显差异；⑤贸易自由化未能提升向发达国家出口，贸易保护则抑制向不同国家出口；⑥目的国碳排放强度低、市场规模大，能够放大贸易自由化的正面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产品出口面临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和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巩固中国在绿色产品领域的优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