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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 >

2025 , Vol. 45 >Issue 3: 32 - 4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3.004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评价、区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 李加林 , 1, 2, 3 ,
  • 沈杏雯 1 ,
  • 田鹏 1, 2 ,
  • 龚虹波 , 2, 4, ※
展开
  • 1.宁波大学 土木工程与地理环境学院，中国浙江 宁波 315211
  • 2.宁波大学 东海研究院，中国浙江 宁波 315211
  • 3.宁波大学 陆海国土空间利用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浙江 宁波 315211
  • 4.宁波大学 法学院，中国浙江 宁波 315211
※龚虹波（1972—），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学。E-mail：

李加林（1973—），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陆海统筹与可持续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3-11-26

  修回日期: 2024-11-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5-1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623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6209)

宁波市科技局重大项目(2021Z104)

收起

Evaluatio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 LI Jialin , 1, 2, 3 ,
  • SHEN Xingwen 1 ,
  • TIAN Peng 1, 2 ,
  • GONG Hongbo , 2, 4, ※
Expand
  • 1. School of Civil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Geography Science，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Zhejiang，China
  • 2. Donghai Academy，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Zhejiang，China
  • 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Land and Marine Spatial Utilization and Governance Research，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Zhejiang，China
  • 4. Law School，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Zhejia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1-26

  Revised date: 2024-11-10

  Online published: 2025-05-13

Fold

摘要

文章以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公共服务共享、物质经济、精神人文、生态环境、社会和谐等维度构建了浙江省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从省域和市域层面探究了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1990—202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由42.36%增长到76.06%。2005—2020年，浙江省各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均呈现稳定上升趋势。②2005—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整体差异有所增大，但共同富裕发展趋势向好。③收入分配差距逐渐取代物质经济成为浙江省共同富裕准则层的主要障碍因子，生态环境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大，公共服务共享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小。基尼系数是浙江省地级市影响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共同富裕指标层障碍因子。据此，应实施健全公共服务机制，使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促进居民收入增加，拓宽先富带后富路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走绿色发展道路；鼓励地区争先创优，将优良经验总结推广等措施，以推动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

关键词： 共同富裕; 指标体系; 收入分配差距;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公共服务共享; 生态环境; 绿色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

李加林 , 沈杏雯 , 田鹏 , 龚虹波 . 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评价、区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5 , 45(3) : 32 -4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3.004

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the aspect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gaps, disparities in regional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hared public services, material economy, spiritual and humanistic nee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harmony. This system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at provincial and prefectural lev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1990 to 2020,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increased from 42.36% to 76.06%. From 2005 to 2020,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showed a stable upward trend at prefectural level. 2) From 2005 to 2020, the overall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mproved acros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5 to 2020, regional disparities among these cities also widened. 3) Income distribution gaps gradually replaced the material economy as the primary obstacle at the criterion level for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influenc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while the impact of common public services has decreased. The Gini coefficient emerged as the most extensive and profound obstacle factor at the criterion level for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it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public services to ensure high-quality common services, boosting residents' income to broaden the path from the well-off to the less privileged, advanc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firmly establish a path for green development, and encouraging regions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and disseminate exemplary experiences.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system;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urban-rural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public service shar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reen development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旨在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共同富裕是由价值观、制度和社会政策综合而成的动态系统，因而共同富裕的内涵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价值观、制度政策模式、历史时代进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2-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定义为：“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4]。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代表性发展政策和方向，备受政府和学界关注。
共同富裕思想根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以整体性和集体式发展内涵奠定了共同富裕的文化根基[5]。共同富裕思想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发展和沉淀，尤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得到了广泛且充分的探索和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率先指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中国共产党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推动了共同富裕思想的初步萌芽（1921—1949年），如土地革命和党的纲领等都是对共同富裕思想的积极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探索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5-6]。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初步探索了共同富裕思想，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等方面有着积极的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1978—2012年是共同富裕思想的升华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共同富裕的发展逻辑，解释了社会主义本质，从分配领域（多种分配方式）升华了共同富裕的内涵，而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统筹兼顾和全面协调可持续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的思想内容[6]。2012—2021年作为共同富裕的初步实现阶段，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推动共富战略实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共享理念成为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础，脱贫攻坚战略解决了中国绝对贫困的难题，为共同富裕初步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共同富裕的具体实现措施也陆续推出，表明共同富裕建设已经走上实质性推进阶段。近年来，不同学科学者以共同富裕为主题，积极探究了其演化进程和发展路径，为推动共同富裕建设出谋划策[7-8]。
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贫困与福利[9-10]、理论构建梳理[7-8]、评价体系创建和模型测度[11-12]等方面。从理论分析看，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关键要义集中表现为全民、全面、共建、渐进富裕等[3]，但目前我国在推进共同富裕发展过程中仍面临城乡差距太大、农村相对贫困、区域发展效率与公平不平衡等难题[12]。不同学者探究了基于共同富裕路径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方向，认为可从税制改革、数字经济优化、法律保障等方面推动共同富裕发展[13⇓-15]。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尚未形成统一、公认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对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评价尚处于起步阶段[16-17]。提高选取指标的代表性与认可度、验证评价结果的信度是相关研究的难点。此外，共同富裕的评价测度主要从“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两大维度来展开划分，并接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与共同富裕理念的推进程度[18-19]。早期学界多关注经济和社会民生领域，而后有学者逐渐将生态、精神富裕、可持续发展等纳入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并考虑评价指标的过程性与结果性的差别和取舍[20-21]。
目前，共同富裕的评价单元大多集中于全国、省、市等尺度层面，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莫兰指数等多种方法，开展共同富裕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分析[22-23]，而直接面向共同富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如共同富裕内涵中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此外，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也有待进一步补充[18,24]。综上梳理发现，我国共同富裕研究逐渐兴起，理论层面已较为成熟，但实证研究略有不足，尤其是共同富裕仍需不断完善评价指标体系、丰富评价单元、延长评价时间尺度、科学提出发展路径等。
浙江省作为全国共同富裕的先行示范区，在共同富裕建设中具备典型性和代表性[25]。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为例，探索区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设立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测度标准、分析共同富裕发展特征和影响因素，以利于客观全面评估浙江省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与趋势走向，明确其优势短板，为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提供评价指标体系与动态数据参考，并为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案例借鉴。

1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共同富裕的内涵与规划预期，在现有共同富裕发展基础上考虑可行性后，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6]及胡鞍钢、李金昌等的研究[27-28]，确定2035年共同富裕评价指标的目标值。遵循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可实践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参考现有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与国务院[4]、省[29]、地级市[30]等各级相关政策文件，将共同富裕的统计含义定义为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公共服务共享、物质经济、精神人文、生态环境、社会和谐7个方面的协调统一，构建7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54个三级指标的区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表1），以期全面评估浙江省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和演变特征。
表1 区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common prosperity and its explanation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方向 目标
收入分配差距 收入差距 基尼系数（X1） 适度 0.3~0.4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X2） 正向 55%
分配格局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X3） 正向 53%
MT指数（X4） 正向 0.03
慈善捐赠额占GDP比重（X5） 正向 1%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城乡差距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X6） 正向 75%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X7） 逆向 2
地区差距 地区人均GDP最高最低倍差（X8） 逆向 2.5
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X9） 逆向 2
最低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区平均比（X10） 正向 0.75
公共服务共享 基本公共服务 每万人口铁路及公路里程（X11） 正向 40 km/万人
每万人口邮路及农村投递线路长度（X12） 正向 120 km/万人
电话普及率（X13） 正向 150部/百人
社会公共服务 普通中学生师比（X14） 逆向 12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X15） 正向 70%
每千人口拥有医疗床位数（X16） 正向 7张/千人
每千人口拥有医生数（X17） 正向 4人/千人
人均预期寿命（X18） 正向 80岁
每千老年人口养老床位数（X19） 正向 50张/千人
住房保障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X20） 正向 48 m2/人
房价收入比（X21） 逆向 6
社会保障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X22） 正向 100%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X23） 正向 100%
物质经济 发展质量 人均GDP（X24） 正向 160000元/人
全员劳动生产率（X25） 正向 250000元/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X26） 正向 65000元/人
产业创新 三、二产业占比比重（X27） 适度 120%~130%
高新技术产业比重（X28） 正向 15%
专业技术人员比重（X29） 正向 30%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X30） 正向 45件/万人
结构优化 恩格尔系数（X31） 逆向 25%
居民消费比重（X32） 正向 40%
外贸依存度（X33） 适度 30%~40%
精神文明 文化产业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X34） 正向 15%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比（X35） 正向 7%
文明程度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X36） 正向 1.5册/人
人均受教育年限（X37） 正向 12年/人
生态环境 环境保护 空气质量评价指数（X38） 正向 93%
地表水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重（X39） 正向 95%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X40） 正向 20 m2/人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X41） 正向 100%
生态优化 人均粮食作物播种面积（X42） 正向 1.3亩/人
耕地用地质量（X43） 正向 6000 kg/hm2
人均森林面积（X44） 正向 0.16 hm2/人
自然保护地面积比重（X45） 正向 10%
节能减排 单位GDP能耗（X46） 逆向 0.38 t标准煤/万元
单位GDP碳排放（X47） 逆向 700 kg/万元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X48） 正向 100%
社会和谐 法治社会 律师万人比（X49） 正向 5人/万人
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X50） 逆向 20件/万人
平安社会 亿元生产总值安全事故死亡率（X51） 逆向 1.5%
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人数（X52） 逆向 1.5人/万车
稳定社会 社会不安定指数（X53） 逆向 5%
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X54） 逆向 100（1/10万）

注：1.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相关指标及其指标目标均按照2020年可比价格计算。2.参考张培丽等对产业合理性的判断标准[31]，中国仍将长期处于工业化时期，为警惕中等收入陷阱、出现过早去工业化与过早服务业化的现象，目标年三、二产业比重应在适度范围。

共同富裕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目标，具有多维度和广泛性。其中，收入分配差距直接影响人民的经济福祉，缩小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内容；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影响地区间公平发展的重要因素，协调城乡区域均衡发展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空间平衡；公共服务共享关乎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是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的重要方面；物质经济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确保经济增长能够惠及各阶层，支撑长期的共同繁荣；精神人文强调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和文化认同感，是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生态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保障良好的生态条件是共同富裕中不可忽视的内容；社会和谐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是共同富裕实现的社会保障。

1.2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从省级行政区和地级及以上城市（文中统称“地级市”）尺度开展共同富裕评价，全面揭示共同富裕的时空分异特征。鉴于2005年前部分地级市数据缺失明显，仅选取浙江省1990—2020年及地级市2005—2020年作为研究时段。数据来自历年的《浙江统计年鉴》和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碳核算数据库、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等。此外，对于少量缺失数据，采用临近年份推算或插值法补齐。

2 研究方法

2.1 共同富裕测度模型

本文按照各项指标属性划分为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和适度指标，对数据进行进程监测处理，将指标原始值和目标值进行比较得到各指标实现程度[28]，方便后续计算。为避免单一权重计算方法可能存在的缺陷，采用组合客观赋权法，使各指标的权重更为合理。经计算比较后，有专家发现CRITIC权重法相比于其他多种客观赋权法更为全面客观，然而单一的CRITIC权重法没有考虑到指标间的离散性，熵值法则可有效弥补该不足[32]，故采用两种方法组合赋权。根据该权重确定方法，计算得到浙江省（1990—2020年）、浙江省各地级市（2005—2020年）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权重。

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分析事物协调发展水平[33]。其中，耦合度 C值可以反映数个系统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程度，协调指数 T值可以体现协调状况的好坏。耦合协调度 D值介于0~1，其值越大说明协调状况越好。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与之对应。

2.3 Dagum系数分析

Dagum基尼系数是传统基尼系数的升级，可分解为组内系数、组间系数和超变密度系数[34]。其中，组内基尼系数表示各区域内部水平差距，组间基尼系数表示各区域之间水平差距，超变密度基尼系数表示各区域交叉重叠现象[35]。
参考浙江省相关分区研究[36]，根据浙江省经济地理条件与研究需要，将浙江省按区域划分为浙东（绍兴、宁波和舟山市），浙中西（金华和衢州市），浙北（杭州、嘉兴和湖州市）和浙南（温州、台州和丽水市）。

2.4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估计概率密度函数的非参数方法，是对直方图的进一步抽象化。设观测数据 X 1 , X 2 , … X N，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f，核密度估计的计算公式为[22]：
f h x = 1 / N h ∑ i = 1 N K X i - x / h
式中： K为核函数； h为带宽； X i为数据的观测值； x为数据均值。

2.5 Markov链方法

传统马尔可夫链以时间和状态皆为离散的状态为前提条件，以已知数据进行预测。本文构建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 M。 T p q为 t年份共同富裕综合度为类型 p的地区在下一时期转移到 q类型的第一步转移概率，其计算公式为[22]：
T p q = S p q S p 0 ≤ T p q ≤ 1 ; ∑ p = 1 n T p q = 1
式中： S p q为研究期内 t年份为共同富裕综合度类型 p的地区在 t + 1年份转移到 q类型的次数之和； S p为所有年份中类型为 p的总次数[22]。

2.6 障碍度模型

共同富裕指标权重体系构建后，在分析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引入障碍度模型来研究各指标因子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影响[33]。引入因子贡献度 F j、指标偏离度 P j和障碍度 O j，其中因子贡献度为单一指标对共同富裕总目标的贡献量，用各指标权重 W j表示；指标偏离度为各指标实际值与最优目标值之间的差距，用1与各指标标准化值 X j之差表示；障碍度的大小可以表示子系统或各指标对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影响的高低。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F j = W j
P j = 1 - X j
O j = P j · F j ∑ j = 1 n P j · W j · 100 %

3 结果分析

3.1 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特征分析

3.1.1 浙江省共同富裕综合度

整体来看，1990—202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图1）。研究期内共同富裕综合度从42.360%发展至76.062%，后者约为前者的增长17.96倍。具体来看，根据共同富裕综合度变化趋势可划分为5个发展阶段：①波动平缓期（1990—1994年），浙江省经济处于改革初期，城乡差距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②匀速增长期（1994—1997年），民营经济兴起，经济逐渐发展，公共服务有所提升，但城乡差距仍存在。③震荡上升期（1997—2010年），该时期时间跨度最长，进入2010年后浙江省共同富裕综合度明显加快，如综合度在2010—2020年增长了20.42%。浙江省经济持续增长，但贫富差距扩大，政府加大对农村和弱势群体支持，推动城乡一体化，逐步改善公共服务。④加速上升期（2010—2014年），该时期内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保障扩展，推动共同富裕水平大幅提升。⑤缓加速期（2014—2020年），随着数字经济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福利提升，推动浙江省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图1 1990—202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综合度变化特征

Fig.1 Comprehensive degree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1990 to 2020

3.1.2 浙江省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分析

1990—202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整体趋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由失调逐步向协调转变（表2）。其中，199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最低，仅为0.228，为中度失调程度；2019年浙江省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最高，达到0.953，为优质协调程度。分阶段看，1990—1996年浙江省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程度较差，其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公共服务共享、物质经济和生态环境内部差异均较大。1996—2009年为浙江省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程度的关键转变期，收入分配差距和城乡发展差距得到了有效改善，公共服务共享水平不断提升，为后期的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帮助缩小了不同区域和群体之间的差距，促进了协调发展的初步实现。2009—202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程度较优，7项核心指标均呈现增长趋势，协调度由2009年的初级协调转向2020年的优质协调。这一阶段，浙江省加大了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力度，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加强公共服务和区域协调，推动构建了全面和谐的共同富裕格局。
表2 1990—202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耦合协调度

Tab.2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1990 to 2020

年份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年份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年份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1990 0.228 3 中度失调 2000 0.513 6 勉强协调 2010 0.658 7 初级协调
1991 0.299 3 中度失调 2001 0.583 6 勉强协调 2011 0.683 7 初级协调
1992 0.338 4 轻度失调 2002 0.542 6 勉强协调 2012 0.705 8 中级协调
1993 0.298 3 中度失调 2003 0.485 5 濒临失调 2013 0.746 8 中级协调
1994 0.285 3 中度失调 2004 0.369 4 轻度失调 2014 0.776 8 中级协调
1995 0.394 4 轻度失调 2005 0.613 7 初级协调 2015 0.834 9 良好协调
1996 0.454 5 濒临失调 2006 0.485 5 濒临失调 2016 0.839 9 良好协调
1997 0.508 6 勉强协调 2007 0.525 6 勉强协调 2017 0.851 9 良好协调
1998 0.522 6 勉强协调 2008 0.579 6 勉强协调 2018 0.927 10 优质协调
1999 0.541 6 勉强协调 2009 0.679 7 初级协调 2019 0.953 10 优质协调
2020 0.902 10 优质协调

3.2 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特征分析

3.2.1 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综合度

2005—2020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共同富裕综合度在整体上均呈现比较稳定的上升趋势（图2）。总体上，研究期内宁波和杭州市的共同富裕综合度在11个地级市中居于前列，共同富裕综合度分别增长31.700%、27.304%，增长幅度分别为67.791%、55.988%。温州、湖州、绍兴和台州市的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发展较快，共同富裕综合度分别增长30.847%、28.966%、29.254%、25.210%，增长幅度分别为73.746%、65.698%、67.782%、59.076%，其中温州市为11个地级市中共同富裕综合度增长幅度最高的。嘉兴、金华、衢州、舟山和丽水市的共同富裕综合度排序有所下降，共同富裕综合度分别增长19.461%、21.532%、19.333%、18.707%、20.510%，增长幅度分别为40.361%、47.560%、41.403%、41.844%、43.780%，其中嘉兴市为11个地级市中共同富裕综合度增长幅度最低的。综合来看，宁波和杭州市的共同富裕发展基础好、增长幅度较大，为浙江省内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的第一梯队；温州、湖州和绍兴市的共同富裕发展基础一般，但增长幅度大、发展动力强，为浙江省内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的第二梯队；嘉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和丽水市为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的第三梯队，虽然增长幅度相对较小，但其保持稳步增长的发展趋势不容忽视，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
图2 2005—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综合度(%)

Fig.2 Comprehensive degree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20 (%)

3.2.2 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时空分析

选取时隔相同的2005、2010、2015、2020年作为观测年份，将浙江省11个地级市共同富裕综合度按降序排列且以相同间隔分为5个等级，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从图3看出，浙江各地级市共同富裕综合度在各阶段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尤其自2015年后差异性进一步加剧。2005年，浙江省各地级市的共同富裕综合度普遍较低，处于Ⅰ级水平。此时，地级市之间差距较小，整体发展水平较均衡。到2010年，各地级市共同富裕综合度开始呈现差异化发展，尤其在浙江北部和中西部的宁波、嘉兴、湖州、杭州、衢州和丽水等城市表现突出，提升至Ⅱ级水平。这一时期，浙江省经济发展开始由沿海城市向内陆扩展，区域间差异逐步显现。
图3 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变化

Fig.3 Evolution of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20

进入2015年后，浙江省各地级市共同富裕综合度空间分异特征尤为突出，尤其是杭州和宁波市，成为明显的高值区，达到Ⅳ级水平。这两个城市凭借强大的经济基础、科技创新能力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推进了共同富裕的发展。而金华和嘉兴市的共同富裕发展则相对较为迟缓，依然停留在Ⅱ级水平，形成低值区。到2020年，浙江省各地级市的共同富裕水平普遍提升，所有城市均达到了中等以上的水平。整体来看，浙江北部的共同富裕评价等级最高，尤其是杭州和宁波市的优质发展带动了周边区域的提升。而浙江的西南地区，尤其是部分经济基础较弱的地级市，仍处于较低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显示出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温州市的共同富裕发展势头迅猛。2010年前，温州市的共同富裕综合度一直处于Ⅰ级水平，但到2020年，温州市已经跃升至Ⅴ级，成为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亮点。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温州市大力推进经济转型、加强社会保障、促进城乡融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显著缩小了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3.2.3 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分析

由图4可知，浙江省11个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均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2010年之后，发展步伐加快。2005—2020年，各地级市耦合协调度普遍从较低水平逐步提升，表现出各项核心组成要素间的协同发展特征。2010年之前，浙江省各地级市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大多集中在0.2~0.5，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一时期，各地级市在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差距较大，导致共同富裕发展的协同效应不显著。到2011年后，各地级市耦合协调度明显提升，大多集中于0.7~1.0，显示出各组成要素的协调水平显著提升，尤其在收入分配、城乡一体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协同发展势头良好。
图4 2005—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耦合协调度变化

Fig.4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20

具体而言，宁波市在共同富裕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上一直名列前茅，至2020年其耦合协调度达到0.903，成为浙江省内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的标杆。这反映出宁波市不仅在经济实力上具有优势，还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形成了较高的协同发展水平。而温州市的共同富裕发展耦合协调度提升尤为显著。从2005年的0.260提升至2020年的0.845，是浙江省内耦合协调度提升幅度最大的城市。温州市近年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城乡一体化水平以及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措施，有效缩小了城乡和区域差距。特别是在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和加快绿色经济转型方面，温州市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3.2.4 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区域差异分析

由表3看出，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的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0.027上升至2020年的0.035，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整体相对差异有所增大。这一变化反映出不同区域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发展速度不均衡，导致区域内及区域间的相对差距进一步加大。
表3 2005—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Dagum基尼系数及贡献率

Tab.3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20

年份 基尼系数 贡献率（%）
全省 区域内 区域间 超变密度 区域内 区域间 超变密度
2005 0.027 0.005 0.015 0.007 18.616 56.083 25.300
2006 0.028 0.006 0.011 0.012 21.851 37.587 40.562
2007 0.031 0.007 0.012 0.012 21.118 40.222 38.660
2008 0.033 0.006 0.015 0.011 19.558 46.500 33.942
2009 0.034 0.006 0.021 0.008 17.263 59.894 22.844
2010 0.033 0.005 0.020 0.008 16.057 60.869 23.075
2011 0.042 0.007 0.023 0.011 17.507 55.807 26.686
2012 0.037 0.008 0.016 0.013 21.219 43.835 34.946
2013 0.035 0.007 0.017 0.011 20.762 48.932 30.306
2014 0.033 0.007 0.011 0.014 22.451 33.516 44.034
2015 0.032 0.007 0.010 0.015 22.305 31.207 46.488
2016 0.032 0.007 0.010 0.015 22.087 32.365 45.548
2017 0.034 0.007 0.010 0.017 20.791 28.161 51.048
2018 0.033 0.007 0.012 0.014 21.174 35.876 42.950
2019 0.038 0.008 0.015 0.015 20.066 39.451 40.483
2020 0.035 0.007 0.016 0.012 19.493 45.416 35.091
从区域内基尼系数、区域间基尼系数和超变密度基尼系数的变化来看，各类差距对全省基尼系数的贡献有所不同。2005—2020年，区域内基尼系数由0.005上升至0.007，显示出同一地级市内部不同群体在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差距有所扩大；超变密度基尼系数由0.007增至0.012，反映出较富裕地区与较贫困地区的分化加剧。这两类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增加，分别从18.616%增至19.493%、25.300%增至35.091%，表明区域内差距和局部差异逐渐成为推动整体不平衡的更重要的因素。然而，区域间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从56.083%减至45.416%，尽管其仍然是影响全省基尼系数的主要因素，但其主导作用有所减弱。这说明尽管不同地级市之间的共同富裕差异依然突出，但随着全省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各地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杭州和宁波等发达地区在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缩小了区域间的差距。
浙江省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区域间差异主导地位的逐步减弱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但区域内部差距和局部超变的扩大提示出均衡发展仍面临挑战。特别是在资源分配、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绿色转型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区域协同和政策协调，确保共同富裕目标能够在各地实现更为均衡的推进。

3.2.5 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动态演进特征

①共同富裕核密度估计。以2005、2007、2009、2011、2013、2015、2017、2019和2020年9个年份作为观测年份，结合核密度分布趋势描述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发展特征和动态演进过程。由图5可知，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核密度估计曲线变化明显。具体来看，核密度估计曲线总体位置呈现出明显的右移趋势，表明在此期间浙江省地级市在共同富裕进程中持续取得进展，整体实现程度逐步提升。同时，曲线的形状发生显著变化，表现为横向跨度逐渐增大，峰度从最初的尖峰逐步过渡为较为平缓的宽峰，说明不同地级市间共同富裕差距在扩大。曲线的双峰现象首次出现在2017年，这反映了当时浙江省地级市在共同富裕发展上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说明部分城市如杭州、宁波等发达地区在共同富裕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而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则进展较为缓慢，导致在这一年份形成了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两极分化。
图5 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核密度分布变化特征

Fig.5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20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化逐渐得到缓解。至2020年，虽然地级市间的共同富裕差距依然存在，但核密度曲线趋于更加均衡的单波峰形态，表明浙江省各地的共同富裕发展正在朝着更均衡的方向演进。特别是在后期，政府通过一系列平衡区域发展的政策与措施，尤其是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协调发展，逐步缩小了区域间的共同富裕差距。尽管各地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在某些年份仍有差异，但总体而言，浙江省的共同富裕进程在不断向前推进，区域间差距逐步缩小，且呈现出相对平衡的动态演进特征。
②共同富裕Markov链分析。将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平均值划分为4个等级：较低（<80%）、中低[120%]、较高（>120%），由此得到2005—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Markov链转移矩阵（表4）。
表4 2005—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Markov链转移矩阵

Tab.4 Markov chain transfer matrix of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20

类型 频数 概率（%）
较低 中低 中高 较高
较低 13 69.23 30.77 0.00 0.00
中低 85 0.00 85.88 14.12 0.00
中高 55 0.00 1.82 83.64 14.55
较高 12 0.00 0.00 0.00 100.00
从不同类型的概率来看，位于对角线上的概率较高，且均为每一行中概率的最大值，表明浙江省地级市在共同富裕发展的过程中，上升到更高实现程度类型的难度较大，其对自身原有的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发展水平的依赖性较强。其中，较低类型保持不变的概率为69.23%，发展至中低类型的概率为30.77%；中低类型保持不变的概率为85.88%，发展至中高类型的概率为14.12%；中高类型保持不变的概率为83.64%，发展至较高类型的概率为14.55%；跌落至中低类型的概率为1.82%，较高类型保持不变的概率为100.00%。表明浙江省地级市在共同富裕发展的过程中，不存在跨越类型的发展，中低类型、中高类型的进一步发展相对于较低类型的进一步发展要更艰难，即发展的“平台期”。而在发展至中高类型后，存在类型跌落的可能，即发展的“攻坚期”。在发展至较高类型后，则能继续保持在该发展水平，摆脱跌落的风险。
根据初始概率和转移矩阵，按照0.001的收敛条件，经过转移矩阵迭代计算，得到稳态概率。初始概率下，较低类型占比63.64%，中低类型占比36.36%，中高类型占比0.00%，较高类型占比0.00%。稳态概率下，较低类型占比0.00%，中低类型占比0.26%，中高类型占比0.58%，较高类型占比99.16%。表明浙江省各地级市基本能够到达较高的实现程度，共同富裕发展动力较足，共同富裕发展趋势向好。

3.3 浙江省共同富裕影响因素分析

3.3.1 浙江省共同富裕障碍因子分析

由图6可知，199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排序前三的准则层障碍因子分别为公共服务共享、物质经济、生态环境，其障碍度分别为31.79%、19.19%、17.13%。随着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公共服务共享的障碍度逐渐减小，至2020年其障碍度为16.53%，从而转变为浙江省共同富裕排序第3的准则层障碍因子。表明在浙江省发展早期，公共服务共享程度较低，严重制约了共同富裕发展，而随着公共服务的逐年落实，这种制约作用逐渐减小。但仍不可忽视公共服务的影响，各区域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物质经济的障碍度先增大后减小，至2020年不再作为浙江省共同富裕标准层主要障碍因子，表明物质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前提，且随着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逐渐减小。生态环境的障碍度逐渐增大，至2020年达到35.22%，成为浙江省共同富裕准则层最主要的障碍因子。表明浙江省共同富裕建设重心需要向生态环境转变，在省域层面上既需要重视对生态资源的节约、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更需要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做到全省统筹协调发展。
图6 1990—202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准则层障碍度

Fig.6 Obstacle degree at the criterion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1990 to 2020

1990—2020年，收入分配差距的障碍度呈现增大趋势，至2020年达到29.26%，在浙江省共同富裕准则层障碍因子中排序第2。这表明在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较高水平时期，缩小收入差距越来越成为影响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因素，这与共同富裕内涵中“先富裕、后共同”的一般发展顺序是相符合的，需要逐步落实“先富带后富”的历史承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总体来看，研究期间收入分配差距逐渐取代物质经济成为浙江省共同富裕准则层的主要障碍因子，生态环境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大，公共服务共享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小。

3.3.2 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障碍因子分析

运用障碍度模型对浙江省11个地级市共同富裕评价准则层（一级指标）和指标层（三级指标）进行分析，识别影响2005—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主要障碍因子。限于篇幅，仅选取2005、2010、2015和2020年作为主要观测年份，分析最大障碍因子分布特征，并对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展开进一步分析。
①准则层障碍因子。由图7可知，2005—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准则层最大障碍因子包括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服务共享、物质经济、生态环境4项。总体来看，2005—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准则层最大障碍因子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变化趋势，即“公共服务共享→物质经济→收入分配差距→生态环境”，且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从浙江北部和东部向浙江中西部和南部转变。表明在共同富裕发展早期，公共服务共享为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这一时期公共服务共享较为落后，在经济方面尚未形成资本积累，亟需提高公共服务共享水平。而后物质经济成为制约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因素，表明拥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后，亟需为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发展至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的重点在于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表明在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后，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的发展重心出现从物质富裕到“先富带后富”的转变，这一时期需要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发展成果共享。同时，以杭州市为代表，生态环境成为制约其共同富裕发展的最大影响因素。这主要源于浙江省尤其是杭州市是人口大量流入地区，而浙江省本身自然资源并不丰富，这就既需要在省内把控资源调度，挖掘自然资源的深度利用，更需要同其他资源丰富的地区保持积极紧密的联系。在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层次较高的地级市，这种变化趋势一般较为领先，亦存在如湖州和宁波这类在物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保持较好的地级市，以及温州这类共同富裕发展势头较足且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地级市。
图7 2005—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准则层最大障碍因子分布图

Fig.7 Distribution of the biggest obstacle factors at the criterion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20

②指标层障碍因子。由表5可看出，基尼系数一直是浙江省地级市影响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共同富裕指标层障碍因子，浙江省地级市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限于贫富差距问题。从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指标层排序前5的障碍因子来看，比重较大的依次为：自然保护地面积比重，占比18.18%；基尼系数，占比16.36%；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占比14.55%；人均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14.55%。可能原因是，浙江省自身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作为人口资源大量流入地区，对保证粮食安全存在较大压力，且贫富差距问题较大地限制了浙江省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迫切需要转型升级，而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尚存在核心技术“卡脖子”、科技创新基地不足、科技领军企业缺乏、创新人才团队短缺等问题。
表5 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指标层主要障碍因子障碍度

Tab.5 Obstacle degree of main obstacles at the indicator layer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2020

地级市 项目 障碍度排序
1 2 3 4 5
杭州市 指标 X1 X45 X42 X50 X32
障碍度（%） 15.07 10.75 8.38 7.49 6.82
宁波市 指标 X32 X42 X11 X29 X2
障碍度（%） 8.49 8.29 7.10 6.39 6.15
温州市 指标 X1 X42 X45 X28 X30
障碍度（%） 12.04 7.18 6.88 6.47 6.39
嘉兴市 指标 X1 X45 X50 X44 X29
障碍度（%） 19.20 9.06 5.37 5.27 5.27
湖州市 指标 X45 X28 X42 X50 X2
障碍度（%） 10.21 6.90 5.37 4.99 4.89
绍兴市 指标 X1 X45 X28 X32 X42
障碍度（%） 15.61 9.28 6.90 6.20 5.51
金华市 指标 X1 X45 X30 X42 X28
障碍度（%） 19.17 7.54 6.58 5.96 4.62
衢州市 指标 X1 X45 X30 X51 X28
障碍度（%） 18.60 6.76 6.72 5.57 5.18
舟山市 指标 X1 X45 X28 X42 X32
障碍度（%） 17.02 7.72 6.10 5.92 5.74
台州市 指标 X1 X45 X28 X42 X30
障碍度（%） 19.44 8.90 6.17 5.84 5.28
丽水市 指标 X1 X29 X45 X51 X28
障碍度（%） 19.44 8.24 6.82 6.66 6.50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本文全面构建了浙江省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综合评价，揭示了1990—2020年浙江省及2005—2020年地级市共同富裕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主要结论为：①1990—202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综合度从42.36%发展至76.06%，共同富裕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程度由中度失调转变为优质协调。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集中于0.7~1.0，耦合协调程度均达到初级协调及以上等级，其中宁波市是浙江省内唯一达到优质协调的地级市。②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整体相对差异有所增大，且这种差异对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主导作用随时间发展有所减弱。③收入分配差距逐渐取代物质经济成为浙江省共同富裕准则层的主要障碍因子。2005—2020年，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准则层的最大障碍因子表现出“公共服务共享→物质经济→收入分配差距→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从浙江北部和东部向浙江中西部和南部转变的特征。

4.2 对策建议

从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来看，浙江省共同富裕向好发展。公共服务保障与物质经济富裕是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与分配格局则是制约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关键因素，生态环境的限制是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压力来源。此外，需要重视共同富裕区域差异增大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对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健全公共服务机制，促使公共服务优质共享。①研究期内浙江省公共服务共享水平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公共服务共享的实现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②在浙江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达到中高水平时，公共服务共享对浙江省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虽有所减小，但仍不可忽视。这一时期对公共服务共享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对贫困的兜底和对社会收入分配情况的调节，需要通过公共服务共享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以增强公共服务的反贫困功能与再分配功能。
第二，促进居民收入增加，拓宽先富带后富路径。①收入差距是研究期内浙江省共同富裕影响程度最高的因素，计算发现浙江省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不足，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并没有起到足够的提高财富分配公平程度的作用，慈善捐赠额占GDP比重不足且近几年存在下降趋势。因此，应着力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充分发挥政府的二次分配调节作用，鼓励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组织、个人积极进行慈善捐赠。②随着浙江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提高，缩小收入差距越来越成为影响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重要因素，且需关注随着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提高而出现的区域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差异增大的情况，需要逐步落实“先富带后富”的历史承诺，实现区域之间协同发展。
第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走绿色发展道路。①浙江省作为人口大量流入的省份，在其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地理条件下，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更是匮乏。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浙江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提高至中高水平，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限制共同富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就需要探讨经济社会最大化发展和资源能源最小化消耗的实现方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走绿色发展道路。②浙江省是“两山”理念的诞生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便在于绿色发展，其根本落脚点在于解决生态价值观问题，应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提高绿色发展共识。
第四，鼓励地区争先创优，将优良经验总结推广。①根据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示范发展要求，需要地区积极探寻合适的发展路径，及时打造标志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②浙江省具有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其共同富裕发展的过程中，可从多种途径对其他地区的共同富裕发展提供经验启发。如山区县兴农强农富农的共同富裕示范的常山县、海岛地区的共同富裕特色道路示范的舟山市、依托红色资源助推共同富裕示范的平阳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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