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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3: 246 - 25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3.025

第二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学术论文

目的国贸易政策对中国绿色产品出口格局的影响实证研究

  • 朱向东 , 1 ,
  • 朱晟君 , 2, ※ ,
  • 陈伟 3
展开
  • 1.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中国广东 广州 510053
  • 2.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 北京 100871
  • 3.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101
※朱晟君（1984—），男，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区域发展。E-mail：

朱向东（1990—），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3-08-18

  修回日期: 2024-06-2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5-1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011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22006)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课题(2023GZGJ22)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重大攻关课题(XYZDGG202402)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一般课题(XYYB202310)

收起

Impact of Destination Countries' Trade Policies on the Export Pattern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Goods

  • ZHU Xiangdong , 1 ,
  • ZHU Shengjun , 2, ※ ,
  • CHEN Wei 3
Expand
  • 1. Department of Societ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Party School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Guangzhou 510053，Guangdong，China
  •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18

  Revised date: 2024-06-26

  Online published: 2025-05-13

Fold

摘要

各国基于环境目标推动绿色产品贸易自由化，基于经济目标实施贸易保护，两者共同塑造中国绿色产品外贸环境。文章基于2009—2023年中国海关数据，呈现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目的国格局，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探究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的影响，并在省份、产品、目的国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①2009—2023年，中国绿色产品出口规模先升后降，自2021年起呈下降趋势；发达国家市场占中国出口总额的63.7%，发展中国家市场占新增出口的58.1%；②贸易自由化利好绿色产品出口，贸易保护则抑制出口；③省份创新能力强助力绿色产品出口，且能够缓和贸易保护的负面影响；④贸易自由化促进低技术复杂度产品出口，贸易保护对不同技术复杂度产品的影响未有明显差异；⑤贸易自由化未能提升向发达国家出口，贸易保护则抑制向不同国家出口；⑥目的国碳排放强度低、市场规模大，能够放大贸易自由化的正面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产品出口面临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和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巩固中国在绿色产品领域的优势地位。

关键词： 绿色产品; 贸易自由化; 贸易保护; 碳排放强度; 出口技术复杂度; 贸易政策; 技术创新

本文引用格式

朱向东 , 朱晟君 , 陈伟 . 目的国贸易政策对中国绿色产品出口格局的影响实证研究[J]. 经济地理, 2025 , 45(3) : 246 -25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3.025

Abstract

Countries promote trade liber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goods (EG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goals while implementing trade protection measures driven by economic objectives. These dual forces collectively shape the trade environment for China's EGs. Based on the China Customs data from 2009 to 2023,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port patterns of China's EGs to destination countries, employs a panel data model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rade protection, and conducts heterogeneity analys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provincial level, product, and destination countr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From 2009-2023, the export scale of China's EGs initially increased but subsequently declined, with a noticeable downward trend emerging from 2021. Developed countries accounted for 63.7% of China's total EGs export, while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resented 58.1% of incremental export growth. 2) Trade liberalization positively impacts the export of EGs, whereas trade protection exerts a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export of EGs. 3) Provinces with stronger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demonstrate higher export competitiveness and can effectively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trade protection. 4) Trade liberalization promotes the EGs export with lower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whereas trade protection shows no differential impact across EGs. 5) Trade liberalization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 exports to developed countries, while trade protection negatively affects exports to all types of destination countries. 6) Lower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larger market size in destination countries amplify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dvocating trade liberalization policies are essential strategies for China to sustain its glob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EG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goods; trade liberalization; trade protecti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trade polic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近年来，气候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叠加国际地缘局势剧烈变动，给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1]。新形势要求经济地理学者从空间视角深入探讨环境治理和绿色转型议题[2]，重新审视生态环境的角色，不再将其简单视为经济发展的外生条件，而是将其嵌入到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3-4]。然而，即便在学科内部已经形成重视环境经济地理的共识，但实际的研究工作仍显滞后，基于细分领域的深入分析尤为迫切[5]。
绿色产品又称环境产品，是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议题。绿色产品是指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或多个环节有助于降低污染、碳排放，减少资源、能源消耗的产品，主要包括环境监测、污染治理、清洁能源等类别[6-7]。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为经济社会可持续转型指明了方向。绿色产品是推动可持续转型的关键，随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绿色产品成为产业升级的重点，受到世界各国青睐。新世纪以来，全球绿色产品贸易额显著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绿色产品出口国[8]。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绿色产品贸易格局除了受要素禀赋、产业基础等因素影响以外，还涉及贸易政策、国别特征等的作用。从贸易政策视角审视中国绿色产品，能够丰富当前环境经济地理研究，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可持续转型提供知识储备[1] 。
贸易自由化是绿色产品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可分成三类：①概念理论。绿色产品具有公共物品属性，需要外部力量推动，从1990年代开始各国就致力于绿色产品贸易自由化，进而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替代非绿色产品[9]。围绕哪些产品应被视为绿色产品，有学者就绿色产品目录展开探讨，指出包容性目录有助于增加市场规模，扩展贸易格局，助力全球环境保护与治理[10]。②经济效应。自由贸易在显著提升绿色产品贸易规模的同时，可能带来不小的关税损失[11-12]。贸易自由化推动绿色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对不同国家绿色产业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利于后发国家相关制造业的兴起[13]。③环境效应。自由贸易情形下，各国依托自身优势加大创新投入，推动技术升级[14-15]，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贸易中，获取绿色产品和技术，应对本国环境问题[16-17]。然而贸易自由化也会引起国家间不平等的环境损害格局，已经实施严苛环境政策的国家更有可能通过绿色产品贸易改善环境质量[18-19]。
贸易保护在绿色产品贸易中亦有重要作用。受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条件、资源环境等的限制，绿色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实际效果在中短期充满挑战，不同国家的贸易地位并不对等，出口国收益往往大于进口国，导致部分国家竖起贸易壁垒[20- 21]。De Melo等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绿色产品目录制定中参与度较低，发达国家则倾向于选取自身优势产品，把发展中国家的优势产品排除在外[22]。现实中，绿色产品出口常遭受进口国的认证说明、产品测试、支付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等多种形式的障碍[23]。目前，从贸易保护视角剖析绿色产品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在细分领域，Lewis等指出2008年经济危机后，各国针对风电产品的贸易保护现象显著增加[24]；Zhu等发现源自欧洲和美国的贸易保护抑制了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导致中国光伏出口格局的显著变化[25]；何文韬等聚焦贸易保护对中国光伏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发现明显的产业震荡现象[26]。可见，贸易保护在绿色产品贸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参与塑造了贸易格局。
综上发现，绿色产品贸易政策由两种观念驱动，一是环保观念，促使各国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贸易自由化；二是竞争观念，绿色产品作为出口升级方向之一，是各国产业竞争的重点，贸易壁垒层出不穷。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在绿色产品贸易现实中同时存在，然而已有研究侧重剖析贸易自由化的影响[27-28]，未能结合中国产业升级与地缘关系大背景，考察后发国家遭受贸易保护的真实情形。本文在厘清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目的国格局的基础上，探究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并在省份、产品、目的国维度展开异质性分析，立足中国实际，将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纳入分析框架，剖析省份、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异质性，丰富当前研究的同时有望为中国绿色产品贸易政策的优化提供知识储备。

1 数据与描述

1.1 数据来源

绿色产品尚无统一的目录，世界银行、APEC等国际组织以及一些学者各自提出了绿色产品目录。在已有目录基础上，有研究将不同机构和学者的目录进行整合[10]。然而，不同目录的理念、标准、用途各不相同，汇总固然可以涵盖较多产品，但也可能泛化绿色产品内涵，减弱研究针对性。已有目录中，APEC绿色产品目录旨在推动绿色产品贸易自由化，促成相关产业兴起，同时APEC绿色产品目录得到WTO采纳，在全球范围内实际推动了关税水平降低。本文聚焦中国绿色产品出口，采纳APEC绿色产品目录。以2007年HS代码为标准，APEC绿色产品目录共有6位数绿色产品46个 ① 。
贸易数据源自两处，其中计量分析所用贸易数据源自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该数据库详细记录了中国省份进出口数据，包括出口额、贸易类型、目的国、产品代码、年份等信息。描述性分析所用数据源自UN Comtrade数据库，该数据库记录了各国间相互贸易数据，包含国家、产品、年份等信息，本文以APEC绿色产品代码与之匹配，获取世界各国绿色产品贸易数据。
各国对中国绿色产品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政策从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GTA）获取。GTA数据库收录了2008年以来各国的贸易政策，并划分为红、黄、绿三类，红色为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贸易保护政策；黄色为可能造成贸易保护效果的政策；绿色为有助于目标国家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贸易自由化政策。GTA数据库包含政策发起国、目标国、作用时段等信息，以HS代码为产品分类，可与UN Comtrade数据库直接匹配，由此本文得以在目的国—产品层面测度贸易政策。
各国碳排放数据源自全球碳预算数据库（Global Carbon Budget）；各国人口和人均GDP数据源自世界银行；产品技术复杂度数据源自哈佛大学发展实验室；省份专利申请数、人均GDP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文中发达国家是指世界银行国家分类中的高收入国家。

1.2 描述性分析

1.2.1 主要国家绿色产品出口特征

图1呈现全球绿色产品出口前三位国家的出口额演变，以及中国绿色产品占全球比重的情况。
图1 2009—2023年中国、德国、美国绿色产品出口演变

Fig.1 Environmental goods export of China，Germany and the US from 2009 to 2023

图1显示，相较于德国和美国，中国绿色产品出口增长势头更为明显，从2009年的270.05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922.47亿美元，年均增速10.78%。受新冠疫情影响，2021年后中国绿色产品出口走低，2023年降至574.82亿美元。2010年中国出口超过美国位列全球第二，2019年超越德国，位列全球第一，直至2023年再次被德国反超。新冠疫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供应链受阻、国际需求下降、贸易保护加剧、产业链重构等[29]，抑制了中国绿色产品出口。对比绿色产品和全部产品，2009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但直到2019年才成为全球第一大绿色产品出口国，表明随着出口产品的不断升级，中国逐步取得了绿色产品竞争优势，也印证了绿色产品是出口升级方向之一。

1.2.2 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目的国格局

以2009—2023年中国年均绿色产品出口额呈现目的国空间格局，同时以2009—2021年出口增长和2021—2023年出口减少，反映空间格局的动态变化（图2）。
图2 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目的国格局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6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2 Export pattern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goods

从年均出口额看（图2a），2009—2023年中国绿色产品出口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美国、日本、印度、德国、荷兰，共占出口总额的37.3%，除印度外均为发达国家。全部发达国家进口占中国绿色产品出口总量的63.7%，与已有研究一致，经济发展水平高、环境规制严苛的发达国家是绿色产品的主要市场[30]。从出口动态看，图2b显示，2009—2021年中国绿色产品出口增加最多的5个目的国为美国（60.4亿美元）、越南（53.6亿美元）、荷兰（53.2亿美元）、印度（37.5亿美元）和巴西（37.0亿美元），越南、印度、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位列其中，与出口绝对量最多的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图2c中，2021—2023年从中国进口减少最多的5个国家为荷兰 （-64.5亿美元）、印度（-37.5亿美元）、越南（-30.8亿美元）、巴西（-30.4亿美元）、日本（-20.4亿美元）。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和消费需求下降，使得许多国家从中国进口绿色产品有所降低，荷兰和印度前12年的进口增长甚至与疫情后2年的进口减少绝对量相当。总体来看，2009—2023年发达国家仅占中国绿色产品出口增量的41.9%，发展中国家则为58.1%。
上述分析表明，发达国家是中国绿色产品的主要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在增量市场中占比更高。对于出口格局和增长格局不一致的现象，其原因一是中国部分绿色产品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消费，具有需求导向特征。随着发达国家市场逐渐饱和，引发了激烈的竞争，甚至出现贸易壁垒。由此，中国绿色产品开始寻找新市场，拓展到印度、越南等国。正如Zhu等指出的产能过剩导致全球范围内光伏企业的激烈竞争，推动中国光伏转向“一带一路”国家市场[31]。二是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后发国家开始注重环境保护，对绿色产品需求与日俱增。由此，中国绿色产品出口格局的变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2.3 绿色产品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

基于GTA数据中的绿色、红色、黄色措施，分析2009—2023年绿色产品面临贸易政策最多的5个国家（图3）。
图3 主要国家面临贸易政策状况(2009—2023)

Fig.3 Trade policies for major countries (2009-2023)

图3显示，2009—2023年中国绿色产品面临贸易保护措施（红色措施）6087项、贸易自由化措施（绿色措施）3850项、潜在贸易保护措施（黄色措施）1549项，均位列全球第一。图3结果揭示出双重悖论：①作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既是绿色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也是贸易保护的主要承受者；②国际社会虽在政策层面倡导绿色产品市场开放，但实际贸易保护措施总量仍超过自由化措施。从现实来看，绿色产品贸易自由化由发达国家主导，这些国家一方面希望放开市场，以发展中国家高性价比的产品满足本国绿色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标准壁垒、绿色补贴等措施强化产业保护，维持自身绿色制造业的竞争力。由此，中国绿色产品面临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共存的外部环境。

2 模型与变量

2.1 模型构建

以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析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对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模型设置如下：
Y i c p t = β 0 + β 1 R e d c p t + β 2 G r e e n c p t + β 3 C a r b o n c t + β 4 M a r k e t c p t + β 5 P a t i + β 6 P C I p + α ' X t + ε t
式中：Yicpt为被解释变量，是省份i在t年出口6位数绿色产品p到国家c的出口额；Redcpt和Greencpt分别为国家c在t年对中国绿色产品p的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化情况；Carbonct为目的国的碳排放强度，即单位GDP碳排放量；Marketcpt为目的国绿色产品市场规模，以国家c在t年进口绿色产品p的额度代理；Patit为省份创新水平，以省份i在t年人均专利数量代理。PCIp为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表征出口升级情况；β0~β6为回归系数；Xt为控制变量；α'为控制变量系数矩阵；εt为误差项。

2.2 变量设定

2.2.1 贸易政策

基于GTA数据库，参考吕建兴等的方法[32]在目的国—产品层面设置贸易政策变量。若国家c在t年对中国绿色产品p实施贸易自由化措施，则Greencpt为1，否则为0。相似的，以GTA数据库中的红色措施为观测，若国家c在t年对中国绿色产品p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则Redcpt为1，否则为0。在稳健性检验中，采取红色措施和黄色措施同时表征贸易保护政策，若国家c在t年对中国绿色产品p设置红色或者黄色措施，Red_Ameber为1，否则为0。

2.2.2 出口技术复杂度

对于PCIp，借鉴Hidalgo的方法[33]设定。出口技术复杂度常用于衡量出口升级，其原理在于仅能被少数国家出口的产品需要的技术水平较高。Hidalgo等[34]以国家为观测，计算年度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
K u , N = 1 K u , 0 ∑ p A u p K p , N - 1
K p , N = 1 K p , 0 ∑ u A u p K u , N - 1
A u p = 1 ,   R C A u p ≥ 1 0 ,   R C A u p < 1
R C A u p = E X P u p / ∑ p E X P u p ∑ p E X P u p / ∑ u p E X P u p
式中：Ku，0为国家u出口6位数产品数目；Kp，0为出口产品p的目的国数目；N为迭代次数；Aup为依据RCAup所设置的虚拟变量，若RCAup大于等于1则Aup等于1，否则Aup等于0；RCAup为国家u出口产品p的显著性比较优势；EXPup为国家u产品p的出口额。经过多次迭代计算以后，Ku，N和Kp，N趋于稳定，Hidalgo等指出Kp，N可以表征产品技术复杂度PCIp[34]。
对于控制变量，以省份i第t年出口绿色产品到国家c的数额控制贸易联系（Tradeict）；以国家c第t年人均GDP控制目的国发展阶段（GDPPCDct）；以省份i在t年人均GDP水平控制省份经济发展水平（GDPPCCit）。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贸易政策对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及省份和产品异质性分析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以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剖析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对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同时考察省份和产品层面的异质性（表1）。
表1 贸易政策影响下的中国绿色产品出口

Tab.1 Impact of trade policies on Chinese environmental goods export

变量 基准回归 东部 中西部 省份创新水平 产品技术复杂度
（1） Y （2） Y （3） Y （4） Y （5） Y （6） Y （7） Y （8） Y （9） Y
Red -0.0865*** -0.0484*** -0.138*** -0.106*** -0.509*** -0.106*** -0.112*** -0.0869*** -0.113***
（0.0110） （0.0135） （0.0182） （0.0120） （0.0355） （0.0120） （0.0109） （0.0287） （0.0109）
Green 0.0750*** 0.1110*** -0.0229 0.1030*** 0.1010*** 0.0693* 0.0888*** 0.0886*** 0.2140***
（0.0126） （0.0156） （0.0206） （0.0131） （0.0131） （0.0388） （0.0125） （0.0125） （0.0352）
Pat 0.00541** -0.00323 0.00479**
（0.00224） （0.00235） （0.00234）
Red·Pat 0.0573***
（0.00475）
Green·Pat 0.00473
（0.00511）
PCI 1.8180*** 1.8210*** 1.8260***
（0.0219） （0.0220） （0.0220）
Red·PCI -0.0213
（0.0228）
Green·PCI -0.1040***
（0.0274）

注：*、**、***分别表示在0.10、0.05、0.0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表2、表3同。

表1的模型（1）是基准回归结果，其中Red显著为负，表明贸易保护不利于绿色产品出口；Green显著为正，表明贸易自由化有助于绿色产品出口。该结果与理论预测一致，验证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共同影响中国绿色产品出口市场格局。不同于多数研究强调贸易自由化的作用，本研究与Fliess等的观点一致，发现贸易保护也是塑造绿色产品贸易的重要力量[23]。结合图3结果，当前研究多基于贸易自由化对绿色产品展开分析[19]，然而作为全球主要绿色产品出口国和产业持续升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逐渐挑战发达国家在绿色产品领域的优势地位，容易遭到发达国家“区别”对待，因而贸易保护是中国绿色产品面临的常态。
模型（2）（3）是分区域回归结果。模型（2）显示贸易政策在东部地区结果与全国一致，模型（3）中Red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为负，而Green则并不显著，认为中西部难以抓住目的国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市场利好。上述差异原因可能在于中西部与东部在产业基础和外向型经济等方面的不同。产业基础方面，东部地区的绿色制造业（如光伏、新能源汽车、节能设备等）已经形成完善生产体系，拥有较强技术积累和全球竞争力[35]。相比之下，中西部绿色制造相对薄弱，产业配套和技术水平不足。外向型经济方面，东部历经多年的对外开放，企业普遍具有丰富的国际化经营经验，与海外市场联系紧密，能够迅速抓住全球市场机会；反之，中西部企业国际市场开拓经验不足，反应相对迟缓。正如Zhao等人指出的，贸易自由化的利好更易在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得到体现[36]。
模型（4）~（6）考察省份创新水平的影响。模型（4）中Pat显著为正，表明创新水平高的省份，具有绿色产品出口优势。创新水平高能够推动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优化，对于绿色产品而言，创新还能确保其符合国际市场日益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模型（5）中，Red与Pat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创新水平的提升能够削弱目的国贸易保护对绿色产品出口的不利影响。贸易保护通过关税、技术壁垒或其他非关税壁垒增加出口产品的市场准入难度，而高水平的创新能力可以增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环境适应性，即便在贸易壁垒存在的情形下，仍具竞争力[37]。模型（6）中，Green与Pat交互项未见显著，认为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创新水平省份的出口促进作用无显著差别。
模型（7）~（9）引入产品技术复杂度。模型（7）中PCI显著为正，认为高技术复杂度的绿色产品更具出口优势。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高技术复杂度产品常嵌入更高端的国际分工体系。在价值链中的位置高意味着更稳定的市场需求和更强的议价能力[17]，因而具有出口优势。模型（8）显示Red与PCI的交互项不显著，表明贸易保护措施对不同技术复杂度的绿色产品并未有差异化影响。模型（9）显示Green与PCI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复杂度较低的绿色产品出口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一方面，技术复杂度低的绿色产品往往具有更大的供给弹性，关税降低、非关税壁垒减少等措施能够有效降低进口成本，显著刺激目的国需求；另一方面，技术复杂度高的绿色产品，其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全球布局往往更为固定，专业化程度更高，进入市场的空间与壁垒也较高，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市场扩展有限。

3.2 目的国异质性分析

前文分析显示，发达国家是绿色产品主要消费市场，后发国家则增长潜力较大。本节区分不同类型国家、考虑碳排放强度和市场规模，展开异质性检验（表2）。
表2 目的国异质性分析

Tab.2 Heterogeneous analysis of destination countries

变量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目的国碳排放强度 目的国市场规模
（1） Y （2） Y （3） Y （4） Y （5） Y （6） Y （7） Y （8） Y
Red -0.1580*** -0.1200*** -0.0597*** 0.1210 -0.0592*** -0.0735*** -0.2320 -0.0710***
（0.0145） （0.0173） （0.0114） （0.1270） （0.0114） （0.0111） （0.2120） （0.0112）
Green 0.0255 0.0556*** 0.0971*** 0.0973*** 0.3850** 0.0802*** 0.0812*** -0.5730**
（0.0172） （0.0190） （0.0130） （0.0130） （0.1620） （0.0126） （0.0127） （0.2290）
Carbon -1.1410*** -1.1340*** -1.1360***
（0.0310） （0.0313） （0.0311）
Red·Carbon -0.0359
（0.0252）
Green·Carbon -0.0576*
（0.0322）
Market 0.0311** 0.0304** 0.0293**
（0.0147） （0.0147） （0.0147）
Red·Market 0.00705
（0.00943）
Green·Market 0.0294***
（0.0103）
表2中模型（1）（2）分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其中Red在两类国家均显著为负，表明不同类型国家实施的贸易保护均不利于中国绿色产品出口；Green仅在发展中国家显著为正，在发达国家不显著，表明贸易自由化并未显著促进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绿色产品。可能原因是：①发达国家推动贸易自由化时间早，1990年代APEC和OECD就制定绿色产品清单，推动自由贸易，因而发达国家绿色产品贸易壁垒已经较低，进一步降低壁垒对中国出口的利好有限。②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下，欧盟经济增长乏力，传导至绿色产品消费领域，市场增长缓慢。③以光伏为代表的中国部分绿色产品的兴起源于发达国家需求[38]，中国绿色产品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占据较高市场份额，进一步增长空间受限。
模型（3）~（5）是目的国碳排放强度的回归结果，模型（3）中Carbon显著为负，表明目的国碳排放强度越高则从中国进口绿色产品越少。与已有研究相呼应，绿色产品倾向于出口到具有较高环境质量，并已经实施较为严苛环境政策的国家[39]。模型（4）中Carbon与Red的交互项不显著，意味着目的国碳排放强度的高低并不会显著影响贸易保护对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的负向作用。模型（5）中Carbon与Green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目的国碳排放强度降低，能够增强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正向影响，助力中国绿色产品出口。与Zhu等[31]研究结果相呼应，“一带一路”倡议降低贸易壁垒，促进中国光伏向沿线国家出口，推动这些国家绿色转型。
模型（6）~（8）汇报了目的国市场规模的回归结果。模型（6）中Market显著为正，表明市场规模大的国家更多从中国进口绿色产品。绿色产品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通常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以及更严格的环保法规，推动绿色产品市场需求。模型（7）中Market与Red交互项不显著，认为不同市场规模的国家实施贸易保护都能降低从中国进口。模型（8）中Market与Green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认为市场规模大的国家推动贸易自由化可释放更多的市场空间。这一结果反映了贸易自由化政策在大市场国家中的放大效应。此外，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通常拥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稳定的政策环境，使得贸易自由化红利能够更大程度地被释放。如21世纪初欧盟在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通过政府补贴、碳交易机制等措施鼓励绿色产品消费，使得中国的光伏产品能够顺利地进入欧盟市场[40]。
上述实证结果揭示了目的国贸易政策与中国绿色产品出口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绿色产品出口长期面临正反两个方向的贸易政策。主要原因是：①中国与后发国家合作的加深，以及后发国家自身发展需要，促使这些国家向中国绿色产品敞开大门[41]。由此，贸易自由化帮助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促成向碳排放强度高、市场规模大的国家出口。②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追求生态环境目标，推动绿色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同时[28]，出于产业竞争、碳泄露等考虑，设置多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妨碍中国产品出口。近期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和欧美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贸易壁垒就是典型案例。对此，环境经济地理学者已经敏锐觉察到环境产品、绿色产业等兴起过程中的政府角色[42]，本文聚焦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两类政策，尝试从目的国政策维度丰富相关研究。后续研究可纳入更多政策维度，厘清各国环境治理水平、环境政策实施情况等，进一步完善绿色产品贸易研究。

3.3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内生性、联立性等问题，本节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表3）。
表3 稳健性检验

Tab.3 Robust test

变量 因变量缩尾 变量滞后 替换变量
（1） YW （2） Y （3） Y
Red -0.0763*** -0.1040***
（0.0103） （0.0123）
Green 0.0765*** 0.0894*** 0.0708***
（0.0118） （0.0140） （0.0126）
L.Carbon -0.7570***
（0.0386）
L.Market 0.0995***
（0.0167）
Red_Amber -0.0411***
（0.00872）
表3中模型（1）对因变量进行缩尾处理，将高于95分位数的部分替换为第95分位数，低于5分位数的部分替换为第5分位数；模型（2）考虑到目的国碳排放强度和市场规模，两者与绿色产品需求之间的内生关系，将Carbon和Market滞后一期；模型（3）基于GTA数据库的红色和黄色措施，设置贸易保护变量Red_Amber。表3结果显示，核心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方向与前文一致，仅系数大小存在些许差异，认为回归结果稳健。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9—2023年中国海关数据，从贸易政策视角探讨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对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并在省份、产品和目的国层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2009—2023年，中国绿色产品出口总体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自2021年起出口规模逐步下降。发达国家是中国绿色产品的主要市场，占总出口额的63.7%，新增出口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占新增出口总额的58.1%；②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中国绿色产品出口，而贸易保护显著抑制出口；③省份创新能力强，能够助力出口，且缓解贸易保护的负面冲击；④贸易自由化对低技术复杂度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贸易保护则阻碍不同技术复杂度产品出口；⑤发达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对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而不同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均能产生负向影响；⑥贸易自由化在碳排放强度较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正面效应更为显著。各国基于环境目标推动绿色产品贸易自由化，基于经济目标实施贸易保护措施，两种倾向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中国绿色产品出口面临的外部政策条件。不难预测，随着中国在绿色产业领域的持续升级，海外市场也将不断分化。一些发达国家可能变本加厉实施贸易保护针对中国绿色产品，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可能降低壁垒进口更多的中国绿色产品。在后续研究中，更多细分政策维度值得深入探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尝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推动贸易自由化，积极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发展中国家绿色产品市场规模和需求增长潜力大，与中国绿色产品产业结构互补性强，日益成为中国绿色产品出口增长的关键市场。应主动参与和推动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产品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通过出口信贷、国际合作园区建设等举措，帮助发展中国家迈过高污染产业阶段，加快绿色转型，夯实中国绿色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②精准对接绿色低碳需求，稳固发达国家市场份额。发达国家制造业基础雄厚，对绿色产品设立了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及贸易壁垒措施（如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应及时跟踪发达国家绿色贸易新政动态，建立政策预警与应对机制，调整并优化绿色产品生产、认证和出口流程，确保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低碳合规性。针对贸易壁垒频发领域，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谈判与贸易争端应对机制，维护中国绿色产品的出口权益。③强化绿色技术创新，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鼓励企业加大绿色产品技术研发投入，支持重点省份和优势产业链的关键技术突破与商业化应用，培育高技术复杂度和高附加值的差异化产品，以降低国际市场上的替代弹性。完善创新激励政策、技术标准体系与市场监管措施，使我国绿色产品形成技术领先优势，增加其他国家对华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经济成本，维护中国绿色产品的全球竞争力。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基于GTA数据对贸易政策进行分类，未能对具体的政策类型、力度等进行深入识别和分析，后续研究可围绕贸易政策进行更为细致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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