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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2: 91 - 10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2.009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近百年来华北县域村级人口的演变——以山西省平遥县为例

  • 李庆鹏 ,
  • 周宏伟 , ※
展开
  •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中国陕西 西安 710119
※ 周宏伟（1965—），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文化遗产保护。E-mail：

李庆鹏（1997—），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文化遗产保护。E-mail：

收稿日期: 2024-04-26

  修回日期: 2024-10-07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5-12

基金资助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2019YFD11009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9XZS033)

收起

Evolution of Village-level Population in North China in 1920-2010 ： A Case of Pingyao County in Shanxi Province

  • LI Qingpeng ,
  • ZHOU Hongwei , ※
Expand
  • 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26

  Revised date: 2024-10-07

  Online published: 2025-05-12

Fold

摘要

文章基于民国以来平遥县7期村级人口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位序—规模模型、地理探测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从空间分布、规模结构、人口变化3个维度分析了1920—2010年平遥县人口的时空演变特征，定量探究了人口演变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表明：①在城镇化的驱动下，研究期内平遥县人口由“双核两翼”分布模式向单核分布模式演变，乡村人口热点主要分布在县城及周边地区，冷点主要分布在丘陵和低山地区，其中1982年以来冷热点逐渐减少，乡村人口的空间集聚性减弱。②人口等级结构由“金字塔”型变为“橄榄”型并向倒“金字塔”型演变，人口规模分异程度呈波动变化，1990年以来人口规模分布趋于集中。③平遥县村级人口经历了负增长—中速增长—负增长的周期性演变，不同地形区人口演变顺序相似，但具体的演变过程并不同步。④平遥县人口分布是地形条件、地理区位、耕地面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的影响方式和方向、影响程度的变化以及作用的空间差异不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耕地面积的影响具有减弱趋势，受距县城、乡镇以及道路远近等区位因素的影响具有增强趋势。在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需尊重县域人口在较长时段的演变规律，通过调整县域产业结构与布局增强县城和乡镇对乡村的辐射能力，通过改善县域道路系统密切县—镇—村之间的联系以延缓乡村人口下降速度，避免乡村人口空心化。

关键词： 村级尺度; 人口结构; 时空演变; 长时段; 乡村; 城乡融合

本文引用格式

李庆鹏 , 周宏伟 . 近百年来华北县域村级人口的演变——以山西省平遥县为例[J]. 经济地理, 2025 , 45(2) : 91 -10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2.009

Abstract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data of Pingyao County for 7 periods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the village-level population in Pingyao County of North China in 1920-2010 from three aspect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scale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change by the means of GIS spatial analysis, rank-size model, Geodetector, and 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Driven by urbanization,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Pingyao County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a "dual-core two-wing" pattern to a single-core pattern in 1920-2010. Hotspots of rural population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county seat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while coldspot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hills and low mountain regions. The cold and hot spot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have gradually decreased,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has weakened. 2)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has changed from "pyramid" structure to "olive" structure and then gradually evolves to "inverted pyramid" structure, with fluctuations in population size differentiation. Since 1990,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size has tended to be concentrated. 3) The village-level population in Pingyao County has undergone a cyclical evolution from negative growth to medium growth and then to negative growth. While the sequence of population evolution across different topographic regions was similar, the specific evolutionary processes were not synchronized. 4)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Pingyao County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opographic condition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arable land area, etc.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mode and direction, the change of influence degree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the effect are differ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influence of arable land area has shown a weakening trend, while the influence of location factors such as the distances from county, township and road has strengthened.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county, it is necessary to respect the evolution laws of the county population in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structure and layout of county industries should be adjusting to enhance the radiation capacity of county towns and townships to the countryside. The county road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and county-town-village linkag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to slow the decline of rural populations and avoid the hollowing out of rural population.

Key words： village level; population structur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long-term; rural area; urban-rural integration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城乡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强，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突出[1]。城乡融合发展成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的重要路径[2]。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3]，县域内部人口的发展规律是选择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的重要依据。村是县域最小的行政单元。在城乡人口流动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从村级尺度探讨较长时段县域人口的时空演变，对准确认识县域人口发展规律、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区域人口的时空变化，既受制于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区域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自1935年胡焕庸提出中国人口分布的瑷珲—腾冲线[4]，学者们从省[5]、市[6]、县[7]、乡镇[8]等不同尺度揭示了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对人口分布的尺度效应研究也日益加强[9]。目前，相较于乡镇及其以上尺度的人口时空演变研究，县域内部村级等微观尺度的研究较少[10-12]，需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研究以显示其中的突变现象和细节差异[13]。同时，当代村庄是历史村庄发展、演变的产物，研究历史时期县域村级人口的演变过程有助于从长时段分析人口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而揭示地域人地关系。但是，历史文献一般不记载各村人口数量，少数记载清代或民国时期各村人口数量的县志、户口调查表成为从微观尺度了解历史时期乡村人口问题的重要资料。
已有研究利用这些资料探讨了清代和民国时期村庄的人口规模[14]、村庄人口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15]，部分研究将历史与现代对接[16]，利用GIS空间分析、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从长时段探讨了村庄人口的空间分布、规模结构等特征[17-18]。县域人口空间分布、规模结构的演变与村庄人口变化的空间分异密切相关，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有必要从这3个维度出发开展进一步的综合性研究。
近代以来，华北乡村的社会经济转型及其背后的人地关系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19]。利用多源资料将历史与现代对接，建立多截面的人口时空演变序列，多维度复原县域人口时空演变过程，有助于加深对华北县域人口演变阶段性、区域差异等现象以及人地耦合系统的认识。民国时期在推行村政改革时开展的人口调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成果是研究近100年来华北县域村级人口时空演变的重要资料。
鉴于此，本文以新旧方志、古旧地图、地名录、人口普查数据等多源资料为基础，选取山西省平遥县为研究区，从空间分布、规模结构、人口变化3个维度分析近100年来华北县域村级人口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准确认识当代华北县域人口发展规律、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1 研究区、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平遥县位于太原盆地中南部，总面积1253.53 km2，从东南向西北由基岩山地向冲积平原逐渐过渡，山地、丘陵和平原所占比重分别为46%、21%和33%[20]，其中平原区以汾河为界，包括汾东平原、汾西平原两部分。2022年，平遥县辖5镇8乡211个行政村、3街道16个社区，2022年常住人口45万人，是山西人口第三大县，城镇化率为49.24%。
本文选取平遥县作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①平遥县具有平原、丘陵、山地3种地形，且所占比重相对均衡，便于从村级尺度考察地形条件与人口时空演变的关系。②平遥县具有1920、1949年两期村级人口资料，能够与现代人口普查资料衔接，且近100年来县域范围基本稳定，可以从微观尺度以多时段呈现近100年来县域人口时空演变的细节差异。③近100年来平遥县人口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变化显著，村级人口增长速度差异明显，村级人口时空演变具有典型性。④平遥县的人口变化情况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在河北、山西、河南等华北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53—2020年平遥县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88%，这与河北、山西、河南各县（县级市）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平均值较为接近（分别为0.96%、0.87%、1.01%）。同时，2020年平遥县的城镇化率为47.99%，也接近河北、山西、河南各县（县级市）城镇化率的平均值（分别为49.25%、48.02%、46.48%）。⑤平遥县的村庄历史比较悠久（共有13个“中国传统村落”），人口分布的随机性较小。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1920、1949、1964、1982、1990、2000和2010年共7个时间截面来反映民国以来平遥县近100年的人口演变过程。根据清代以来的《平遥县志》[20-23]、《平遥县地名录》 ① 、民国1∶5万地形图 ② 以及平遥县地图 ③ [24]等资料，利用Bigemap建立民国以来平遥县村庄空间分布数据库。
近100年来，平遥县城不断向外扩展，难以进行村级尺度的长时段比较，因此将原城关镇（今城东、城西、古城3个街道和东城、西城、南城、北城4个城中村）视为一个特殊的空间单元——县城。相比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更能准确反映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25]，因此本文人口主要指常住人口。其中，1964年以来的人口数据来源于第二至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④ [26-28]，1920年人口数据来源于当时的人口调查资料——《山西省各村户口调查表》 ⑤ 。1949年乡村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较少，用当时各村农业人口[23]指代各村常住人口，用非农业人口与4个城中村人口指代县城人口。
分辨率为30 m的DEM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s://www.gscloud.cn），利用ArcGIS对DEM数据进行裁剪、投影变换后，计算坡度、起伏度[29]和地形位指数[30]并进行1 km×1 km重采样。行政区数据来源于山西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s://shanxi.tianditu.gov.cn），河流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https://www.webmap.cn）1∶100万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不同时期的道路（国道、省道、县道）根据县志和地图资料绘制。
1949年各村耕地面积来源于1999年《平遥县志》，1982、2010年各村耕地面积分别采用《平遥县地名录》中的耕地数据、《平遥县志（1997—2011）》中的2011年耕地数据。对于一些被拆分或合并的村庄，在计算人口年均增长率时对其人口数量做相应调整。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密度分析方法[31]，本文用于测度人口的空间格局。

1.3.2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用于衡量空间单元属性值在空间上的关联性，本文分别利用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8]和冷热点分析（Getis-Ord G i *）[1]测度人口在整体和局部上的集聚性。

1.3.3 人口重心

人口重心是衡量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指标，利用其轨迹反映人口分布及演变的基本态势[9]。

1.3.4 位序—规模模型

在城乡规模分布研究中，常用城乡规模或累积规模与城乡位序之间的关系来测度城乡规模的分布情况，如用城镇位序—规模法则[32]和位序累积规模模型[33]测度城镇规模的分布，用乡村位序—规模法则测度乡村规模的分布[34]。有学者认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乡村逐渐融入城镇体系，可以用城镇位序—规模法则分析乡村规模的分布[17,35]。同时，乡村位序—规模法则对河南周口乡村聚落规模分布的拟合效果优于城镇位序—规模法则[36]，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对河湟地区乡村聚落具有良好的适用性而乡村位序—规模法则却不适用[37]。这些研究表明，3种模型在不同地区的适用性存在差异。
本文利用3种模型分别计算平遥县域人口与乡村人口的规模分布，分析其适用性，最终选用拟合程度最好的模型分析人口规模分布的演变特征。

1.3.5 人口年均增长率

本研究时间跨度较长，各截面时间间隔不一致，最长为29年，最短为8年，利用人口年均增长率衡量不同时期村庄人口的变化速度[38]。

1.3.6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的工具[39]。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各因素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1.3.7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

相比经典地理加权回归，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数据的空间异质性以及影响因素作用的尺度效应[12]。本文利用MGWR 2.2选择二次核函数和AICc准则构建回归模型分析人口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作用的空间差异。

2 人口时空演变特征

2.1 人口空间分布

2.1.1 空间格局

利用ArcGIS计算1920—2010年平遥县人口核密度（图1a~图1g）。总体来看，近100年来平遥县人口呈以县城为核心、岳壁乡为次核心的双核分布模式。同时，在核心区南北两侧分布有带状的人口高密度集聚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平遥县人口不断向县城及周边地区集聚，除县城以外的人口高密度集聚区逐渐缩小，“双核两翼”分布模式向单核分布模式演变，至2010年以县城为中心呈单核高密度分布。与平遥县的几何中心相比，人口重心始终偏向西北，并具有由东向西、先南后北的移动趋势（图1h）。1982年以来平遥县人口在城镇化驱动下不断向县城及周边地区集聚，人口空间格局变化显著。
图1 不同时期平遥县人口核密度分布和重心变化

Fig.1 Kernel density and gravity center of population in Pingyao County in different periods

2.1.2 空间集聚性

研究期内平遥县人口的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值且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说明1920—2010年平遥县人口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从整体上看，1920—1949年，受战乱等影响，乡村人口的空间集聚性减弱；1949—1982年，乡村人口逐渐增多，空间集聚性增强（1949—1964年略有减弱）；1982以来乡村人口的空间集聚性在波动中减弱。进一步分析平遥县乡村人口的冷热点分布规律（图2），发现其乡村人口的热点主要分布在县城周边地区，冷点主要分布在丘陵和低山地区。其中，2002年撤并村组，丘陵和山区人口较少的村庄被合并，2010年冷点显著减少。对比图1、图2发现，近100年来平遥县乡村人口的热点区对应人口高密度区，而冷点区对应人口低密度区，地形条件、县城的区位优势对平遥县乡村人口的空间分布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奠定了平遥县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同时，1982年以来乡村人口的全局莫兰指数和冷热点占比逐渐减小，平遥县乡村人口的空间分异程度逐渐增强，乡村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
图2 不同时期平遥县乡村人口冷热点分布

Fig.2 Cold and hot spots distribu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in Pingyao County in different periods

2.2 人口规模结构

2.2.1 人口等级结构

目前，划分村庄规模等级的方法有自定义分级[40]、自然间断点分级[41]、按平均值倍数分级[42]等，参考相关文献[16]以及自然间断点分级和平均值倍数分级结果，将平遥县的村级人口分为≤250人（Ⅴ级）、250~500人（Ⅳ级）、500~1000人（Ⅲ级）、1000~2000人（Ⅱ级）、>2000人（Ⅰ级）5个等级（图3）。
图3 不同时期平遥县人口等级结构

Fig.3 Population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Pingyao County in different periods

从同一时期不同等级所占比重来看，1920年Ⅴ级占比最大，人口≤500人的Ⅳ级、Ⅴ级占比达54.62%，这与晚清华北数户至数十户小村较多的情况一致[14]。1949年以来，Ⅲ级占比增加，除2000年占比略低于Ⅱ级外，其他时期占比均最大。1920—1982年，Ⅰ级占比最小，1990年以来Ⅴ级占比最小。从不同时期同一等级所占比重来看，Ⅳ级、Ⅴ级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1990年以来山区人口逐渐减少，Ⅴ级占比略有增加。Ⅰ级、Ⅱ级占比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1920—1949年受战乱等影响，占比略有下降。1920—1949年，Ⅲ级占比从24.37%增至30.15%，1949年以来一直在30%左右波动。1949—2010年，高等级村庄占比逐渐增加，低等级村庄占比不断减小，人口等级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其中，1949－1982年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1982－2010年由“橄榄”型向倒“金字塔”型转变。同时，1990－2010年Ⅴ级占比略有增加，Ⅰ级占比的增长速度快于Ⅱ级，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未来有可能出现人口规模分布“极化”发展态势。

2.2.2 人口规模分布

计算1920—2010年平遥县域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变异系数，利用城镇位序—规模法则、乡村位序—规模法则和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分别拟合平遥县域人口和乡村人口的规模分布，发现：3种模型的拟合系数a均与乡村人口变异系数呈显著正相关（拟合优度R2分别为0.9863、0.6982、0.9485），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拟合系数a与县域人口变异系数呈显著正相关（拟合优度R2为0.9435），而城镇位序—规模法则、乡村位序—规模法则的拟合系数a与县域人口变异系数的相关性较弱（拟合优度R2分别为0.1153、0.1394），两者反映的人口规模分布变化与实际情况并不一致，这说明城镇位序—规模法则和乡村位序—规模法则并不适用于平遥县域人口规模的分布，而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对县域人口和乡村人口均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在平遥县乡村人口规模的拟合中，1920—2010年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指数拟合曲线的拟合优度R2均高于线性拟合曲线，说明平遥县乡村人口规模分布为帕累托系数大于1.20225的分布[37]。从拟合优度来看，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拟合优度R2在0.9725~0.9807之间，拟合优度最好；乡村位序—规模法则的拟合优度R2在0.9030~0.9843之间，虽然个别时期拟合优度高于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但整体拟合效果比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差；城镇位序—规模法则的拟合优度R2最高也仅为0.8241，拟合效果最差，这与广东省村镇聚落规模分布的研究结果[43]一致。由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拟合结果（图4）可知：①大多数村庄人口的实际值与理论值相差较小，只有头部和尾部的实际值明显小于理论值，这与河湟地区的研究结果[37]一致，说明高位次村庄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17]，同时需对人口较少的尾部村庄进行合并调整。②拟合系数a呈“增—减—增—减”波动变化，1990年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较差的村庄特别是位于东南部山区的村庄逐渐荒废，同时自然条件、区位条件较好的村庄不断发展壮大，加之撤并村组，乡村人口分布趋于集中。这与河南巩义[17]、山西孝义[10]的情况相同。③拟合系数b在1920—1949年减小，1949年以来逐渐增大，首位村庄与其他村庄的人口差距逐渐增大。④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拟合曲线不断向内推移，村庄人口规模体系逐渐发育。此外，拟合系数b与首位村庄规模呈显著正相关，而拟合系数a与首位村庄规模、拟合系数b与人口变异系数的相关性不显著，这与河湟地区拟合系数b与变异系数呈显著正相关的实证结果[37]不同。
图4 不同时期平遥县乡村人口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拟合曲线

Fig.4 Fitting curve of rank-size model of rural population in Pingyao County in different periods

2.3 人口变化

2.3.1 总体特征

1920—1949年，平遥县的人口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其中乡村人口减少0.7万余人。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多次对平遥进行大扫荡，屠杀大量居民[23]。战乱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加速了人口迁移，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同时，人口减少还与当时低出生率和成年率有关[44]。1949年以来，平遥县的人口逐渐恢复并不断增加，人口年均增长率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变化（图5），与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的变化趋势[45]一致，但略低于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其中，1964—1982年人口年均增长率最高（1.74%），人口由30万增至40万。1982年以来，受计划生育政策等影响，人口年均增长率逐渐下降。从城乡人口年均增长率来看，乡村人口年均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与县域人口相同，县城人口年均增长率呈波动增长，除1949—1964年外，其余时期均高于乡村人口。2000—2010年，平遥县乡村人口减少而县城人口以3.69%的年均增长率增长，城乡人口格局发生重要转变。
图5 1920—2010年平遥县人口数量和年均增长率

Fig.5 The number of population and its annual average growth rate in Pingyao County from 1920 to 2010

2.3.2 时空差异

村庄人口空间分布、规模结构的演变本质上是由村庄人口变化的时空差异造成的。参考相关文献[11]，结合平遥县的实际情况，根据人口年均增长率将平遥县的村级人口划分为负增长（<0%）、低速增长（0%~1%）、中速增长（1%~3%）和高速增长（>3%）4种增长类型（图6）。
图6 不同时期平遥县村庄人口增长类型空间分布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llage population growth type in Pingyao County in different periods

1920—1949年负增长型最多且汾东平原负增长型占比最大（75%）。汾东平原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民国年间建成通车的太原—风陵渡公路、同蒲铁路均由此经过，乡村人口受战乱等影响较大。低速增长型在不同地形区的比重相差不大，中高速增长型主要分布在汾西平原和山地地区。1949—2000年大多数村庄的人口在增加，但其所占比重逐渐减小，负增长型主要分布在山地地区。山区人口承载力有限的局限在1949—1964年已经开始显现。1990年以来，城南、城西建设步伐加快[23]，平遥古城南侧小城、十九街、城南堡的人口高速增长。2000—2010年大多数村庄的人口在减少，增长型主要分布在县城及周边地区。
将每个时期占比超过60%的人口增长类型作为各地形区所处的人口增长阶段，如果4种类型均未超过60%，则将相邻类型占比最大的组合作为该地形区所处的人口增长阶段，以此判断不同地形区的人口演变过程（图7），分析平遥县域人口演变的阶段性和区域差异。从整体上看，平遥县的村级人口共经历了负低速增长、中速增长、低中速增长、负低速增长、负增长5个阶段。不同地形区的人口均大致经历了由负增长到中速增长再到负增长的周期性演变，但同一时期所处的阶段以及具体的演变过程存在差异。同时，不同地形区人口增长最快阶段持续的时间不同，丘陵和山地地区比平原地区短。不同地形区进入负增长阶段的时间也存在差异，山地地区最早，其次为汾西平原和丘陵地区，而汾东平原在2010年还处于负低速增长阶段。
图7 1920—2010年平遥县不同地形区人口演变过程

Fig.7 Population evolution process in different terrain areas of Pingyao County in 1920-2010

3 人口演变影响因素

3.1 指标选取

县域村级人口演变是自然地理条件、区域经济、交通网络、制度与管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根据长时段村级数据的可获取性，以海拔（X1）、坡度（X2）、起伏度（X3）、地形位指数（X4）、距河流距离（X5）、距道路距离（X6）、距县城距离（X7）、距乡镇距离（X8）、耕地面积（X9） ① 9项指标为自变量，以研究时段起始年份以及作为人口空间演变重要时间节点的1949、1982年的村级人口为因变量，利用地理探测器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探究1920—2010年平遥县村级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和机制。

3.2 影响因素的作用

3.2.1 因子探测

在地理探测器中，自变量X为类型量，如果是数值量，需通过分级或分类方法将其转化成类型量。根据平遥县的地形条件，将海拔分为≤800 m、800~1000 m、>1000 m共3个等级。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① ，将坡度分为≤2°、2°~6°、6°~15°、15°~25°、>25°共5个等级。参考中国1∶100万地貌制图规范[46]和相关研究[29]，将起伏度分为≤30 m、30~70 m、70~200 m、>200 m共4个等级。平遥县的地形位指数在0.22~1.01之间，以0.2为间隔分为≤0.4、0.4~0.6、0.6~0.8、>0.8共4个等级。距河流、道路距离以500 m为间隔划分，距县城距离以2.5 km为间隔划分，距乡镇距离以1 km为间隔划分，耕地面积按照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为9级。经过多次试验，上述划分方法能够得到较好的效果。
地理探测器对县域人口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探测效果较差，大多数影响因素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对乡村人口空间分布的探测效果较好，大多数影响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1）。这是因为县城作为县域最高等级聚落，影响其人口的因素与乡村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前3个时期村庄数量变化较小，对q值不会产生太大影响。2002年平遥县撤并村组，村庄减少77个。这些被合并的村庄主要位于地形、区位条件较差的山区。村庄合并相当于增加了地形、区位条件较差村庄的人口数量，导致2010年的q值偏低。但耕地面积随村庄合并统计，不会对q值产生太大影响。如果排除村庄合并的影响，2010年地形条件、距乡镇距离的q值应高于探测结果，但无法确定其与1982年q值的关系。因此，重点分析近100年来平遥县乡村人口分布影响因素总体的变化趋势。
表1 不同时期平遥县乡村人口分布因子探测结果

Tab.1 Factor detection results of rura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Pingyao County in different periods

影响
因素		 1920 1949 1982 2010
q值 排序 q值 排序 q值 排序 q值 排序
X1 0.192** 3 0.172** 4 0.214** 4 0.093** 7
X2 0.086** 7 0.108** 6 0.134** 7 0.089** 8
X3 0.202** 2 0.189** 3 0.233** 3 0.108** 5
X4 0.137** 5 0.146** 5 0.174** 6 0.103** 6
X5 0.021 - 0.057 - 0.045 - 0.022 -
X6 0.133* 6 0.110 - 0.118** 8 0.131** 4
X7 0.275** 1 0.208** 2 0.251** 2 0.344** 1
X8 0.139** 4 0.107** 7 0.181** 5 0.151** 2
X9 - - 0.554** 1 0.567** 1 0.150** 3

注：**、*分别表示通过0.01和0.1的显著性检验，只对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因素进行排序。

从表1可知，不同时期乡村人口受地形、区位、耕地等因素影响的强度存在差异：在不考虑耕地面积的前提下，距县城距离是影响1920年乡村人口分布最大的因素，其次是起伏度和海拔；1949、1982年耕地面积对乡村人口分布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距县城距离和起伏度；2010年，距县城距离成为影响乡村人口分布最大的因素，其次是距乡镇距离和耕地面积。1949、1980和2011年平遥县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77.49%、60.56%[23]、52.37%[20]。由于农业种植结构以及农民收入结构的调整，耕地面积对平遥县乡村人口的影响越来越小。这与平原农区[12]、欠发达山地地区[31]的情况相似。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县城和乡镇对周边乡村人口的辐射能力增强。
此外，平遥县的河流主要发源于东南山地，山地地区河网密度大但人口较少，平原地区河网密度小却集中了全县大部分人口，人们通过修渠、打井灌溉农田，使得河流对乡村人口空间分布的制约作用减弱。因此，河流对平遥县域乡村人口空间分布的作用不显著，但对某些具体村庄的发展会起关键作用。1949年距道路距离未能通过0.1显著性检验，可能与动荡年代道路在促进沿线物资和人员流动的同时也使得沿线地区易受到战乱波及有关。
总体来看，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耕地面积对平遥县乡村人口分布的影响具有减弱趋势，而距县城、乡镇以及道路距离等区位因素的影响具有增强趋势。

3.2.2 交互探测

为探究各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对平遥县乡村人口分布的影响，对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进行交互探测（图8）。结果表明，4个时期任意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均比单因素的作用强，距道路距离、距县城距离、距乡镇距离、耕地面积之间两两交互作用以非线性增强为主，而其余的交互作用以双因子增强为主。1920—2010年交互作用最强的两个因素分别为距道路距离与距县城距离（0.469）、距县城距离与耕地面积（0.681）、距道路距离与耕地面积（0.717）、距县城距离与耕地面积（0.671）。其中，1949、2010年交互作用最强的两个因素的q值排序比较靠前，1920、1982年距道路距离的q值排序并不靠前，但其分别与距县城距离和耕地面积以非线性增强的方式交互作用，从而扩大了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总体来看，距道路距离、距县城距离与耕地面积对平遥县乡村人口的分布发挥着重要作用。
图8 不同时期平遥县乡村人口分布交互探测结果

Fig.8 Interactive detection results of rura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Pingyao County in different periods

3.3 影响因素作用的空间差异

为进一步探究各影响因素作用的空间差异，利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对因子探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除1949年海拔的方差膨胀因子为9.57外，其他时期海拔、坡度、地形位指数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大于10，存在多重共线性，而其他因素各时期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因此，不对海拔、坡度、地形位指数进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4个时期模型校正后的拟合优度R2分别为0.356、0.878、0.914、0.652，除1920年外均具有较高的拟合度。
从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来看，起伏度由负向作用向正向作用转变，距县城距离、距乡镇距离以负向作用为主，耕地面积为正向作用，距道路距离的作用方向存在空间差异。从影响因素作用的空间差异及其变化来看，平原地区人口比山地地区受起伏度的影响更大。距道路距离对东泉镇、卜宜乡和段村镇部分村庄的人口为负向作用，而对县城周边村庄的人口为正向作用。这是因为县城及周边地区已经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而东泉—段村一线地处丘陵向山地的过渡地带，交通网络正在构建，乡村人口对道路的依赖性较强。
县城周边乡村受距县城和乡镇距离影响较大，距离县城越远，受县城和乡镇的影响越小，地处山区的嵩县[11]也有相似的现象。
1949—2010年各村的人口几乎全受耕地面积的影响，其中南部段村、卜宜及其周边乡村所受影响最大。这些地区因位于丘陵山区，耕地面积有限，人口对耕地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总体上看，各因素对平遥县乡村人口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起伏度对平原地区的影响大于山地地区，距道路距离对交通网络尚不完善地区影响较大，距县城和乡镇距离对县城周边乡村影响较大，而耕地面积对丘陵山区等耕地稀缺地区影响较大。由此可见，各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在阈值范围内对人口的影响更大，超出阈值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变小。

3.4 影响机制探讨

根据地理探测器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结果，可以对近100年来平遥县乡村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产生认识。近100年来平遥县乡村人口空间分布是地形条件、地理区位、经济条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对乡村人口施加影响，地形条件主要限制乡村人口发展，交通的便利性使得人口向道路两侧聚集，县城和乡镇对乡村人口具有辐射作用，耕地是传统农业社会乡村发展的经济基础。同一因素对乡村人口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地形、道路、县城和乡镇、耕地分别存在平原与山区、交通网络完善与否、距离远近、耕地面积多少的差异。
近100年来这种空间差异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但不同时期受同一因素显著影响的村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空间上均存在差异，如1949和1982年受起伏度影响显著的村庄明显少于其他时期。近100年来平遥县乡村人口分布的地形条件、距县城距离基本稳定，距道路距离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而缩短，距乡镇距离随乡镇调整而变动，耕地面积受建设用地、退耕还林政策等影响在波动中减少。影响因素自身的变化、作用的空间差异使其对平遥县乡村人口分布总体的影响程度发生变化。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平遥县1920—2010年7期村级人口资料，从空间分布、规模结构、人口变化3个维度分析了近100年来华北地区平遥县人口的时空演变特征，定量揭示了人口演变影响因素的作用及其空间差异。主要结论如下：
①在城镇化的驱动下，研究期内平遥县人口由“双核两翼”分布模式逐渐向以县城为中心的单核分布模式演变。乡村人口热点主要分布在县城及周边地区，而冷点主要分布在丘陵和低山地区，热点区、冷点区分别与人口高密度区、低密度区对应。1982年以来，乡村人口的冷热点逐渐减少，空间集聚性减弱。
②平遥县村级人口等级结构由“金字塔”型变为“橄榄”型并向倒“金字塔”型演变。乡村人口规模分布呈波动变化，1990年以来人口规模分布趋于集中。
③平遥县村级人口经历了负增长—中速增长—负增长的周期性演变，不同地形区人口演变顺序相似，但具体的演变过程并不同步，山区完成这一演变过程用时最短，汾东平原用时最长。
④平遥县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形条件、地理区位、耕地面积等因素共同作用，不同时期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方向存在差异。总体上看，耕地面积对平遥县乡村人口分布的影响具有减弱趋势，而距县城、乡镇以及道路距离的影响具有增强趋势。起伏度的作用由负向转变为正向，距县城距离、距乡镇距离以负向作用为主，耕地面积为正向作用。同时，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具有空间差异，起伏度对平原地区影响较大，交通网络尚不完善地区对道路的依赖性强，距县城和乡镇距离对县城周边乡村影响较大，而耕地面积对丘陵山区等耕地稀缺地区影响较大。

4.2 讨论

近10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华北县域村级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发生显著变化。不过，绝大部分县域囿于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或缺乏，对其时空演变特征以及影响机制的认识往往不够清晰、精细。本文通过对平遥县近100年来村级人口时空演变的分析发现：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城镇化发展，乡村人口不断减少且向县城及周边地区集聚，作为传统农业重要的指标——耕地面积对人口分布的影响逐渐减弱，而距县城、乡镇、道路距离等区位因素的影响有增强趋势。该现象在1990年代以来山西孝义[10]、河南嵩县[31]、河南柘城[12]等地区均有一定的体现。这也说明华北各县域的产业结构以及城镇化发展水平虽存在一些差异，但其近100年来的发展趋势以及村级人口时空演变总体趋势相似。同时，从研究结果中得到如下启示：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县域人口在较长时段的演变规律，加快县城及周边地区发展，提升县城人口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发展特色乡镇企业，增加乡镇就业岗位，稳定县域尤其是乡村常住人口数量，避免乡村人口空心化；充分评估县域内部不同区域村庄的人口增长潜力，优化县域尤其是山区的村庄布局，发展集约、高效的特色农业；进一步完善县域道路系统，密切县—镇—村之间的联系以延缓乡村人口下降速度，避免乡村人口空心化。
然而，本文仍有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①村庄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单个村庄因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而具有不同的人口规模；不同区域因发展过程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村庄规模体系。有研究表明，村庄人口规模与村庄的成立年代大致成正比[47]。但因无法准确获取村庄的成立时间，本文未能分析其与人口时空演变的关系。②本文将村和乡镇均视为乡村，未能体现两者人口演变的差异。实际上，乡镇连接着村和县城，是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纽带，需加强县域村—镇—县城人口层级结构、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的研究。③1982年以来村级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空间集聚性减弱而人口规模分异程度增强、高等级村庄所占比重明显增大，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因素更加多样，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加复杂。在后续研究中，这些都需加强其他影响因素的获取和量化，更加全面地反映县域人口受到的各方面影响，深化县域人口时空演变的机制，进而为尊重人口演变规律、因地制宜开展规划、推动县域城乡融合、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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