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与区域发展是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而对于全球生产网络中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主导的地方企业网络的研究更应引起重视。文章基于郑州富士康的典型案例，通过构建“权力关系—制度安排—产业发展”的分析框架，研究了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对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富士康落地郑州后，发挥权力关系吸引了其原有部分供应商转移到郑州。地方政府依托富士康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的优惠政策及塑造的产业发展生态，吸引了大批非苹果手机企业在郑州集聚。②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智能终端（手机）形成了三重企业网络，分别为富士康权力关系主导的企业网络、富士康跨界企业网络、地方政府引导形成的非苹果手机企业网络。③苹果手机最大生产基地和全球智能终端（手机）制造基地的形成，加快推动了承接地的产业结构调整。④全球生产网络中领先企业的权力关系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深刻影响了智能终端（手机）企业集聚和企业网络的形成。研究结果刻画了全球生产网络中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在后发地区的地方企业网络特征，拓展了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权力关系研究视角。
近年来，需求侧视角的引入使演化经济地理学形成了“需求转向”的趋势。文章梳理和总结了需求侧视角下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实证进展，并结合研究的局限性及中国当下的经济建设要求提出了对未来研究议题的展望。研究认为：面向需求侧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重点探讨了市场的演化，以及需求对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产业集群演化和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等主要议题，但忽视了除出口市场外的其他市场的演化规律、需求对区域经济复杂度的驱动力、需求侧的微观机制以及宏观国家尺度的需求侧研究。从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和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要求出发，未来研究应重视探究需求对经济复杂度的塑造作用、基于演化视角的市场分割形成机制和内需对外需冲击的抵御作用。
文章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从“减排”与“增效”两个视角，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环境效应，并揭示了其内在实现机制及多重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①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具有“减排”与“增效”双重环境效应。②机制分析显示，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创业活跃度提升是自由贸易试验区释放双重环境红利的重要驱动因素。③进一步分析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环境效应并非通过污染转移或压缩经济产出实现。④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联动效应增强了双重环境效应，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减排”与“增效”双重环境效应在沿海与内陆地区以及不同批次的试验区中表现出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高质量发展与环境治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科学认知城市空间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对明晰城市碳减排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择组团结构鲜明的34个西部河谷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2010—2020年的多元经济社会数据，在解析其碳排放量与空间结构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借助固定效应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探究城市空间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城市碳排放总量和均量均呈现出南北高而中间低的分布格局，11年间总量与均量变化的差异性均较大。②基于空间集中与集聚指数可将城市空间结构划分为4种类型，11年内大部分城市的空间结构相对保持稳定，但其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③案例对比、基准回归和稳健检验分析均表明，紧凑（多中心）空间结构有利于降低西部河谷城市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地均碳排放量。但异质性检验分析得出，紧凑型空间结构仅有利于西南河谷城市和用地规模中等城市的碳减排，紧凑多中心空间结构仅有利于人口规模小的城市降低碳排放量。
文章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了2018—2022年全球移动游戏贸易网络格局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从整体视角来看，全球移动游戏贸易量逐年增长，贸易连通程度较高。②从聚类视角来看，中国和美国一直是核心子群领导国家（地区），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地区）是移动游戏贸易主要参与方。③从进出口来看，全球移动游戏贸易网络已经形成以中国和美国为主要核心，韩国和日本为次要核心，多个高收入国家（地区）和少数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并行的结构；从控制中心来看，成为中心国家（地区）主要依靠地缘和税收优势。④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经济体间移动游戏贸易关系建立和贸易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差异和地理距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是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贸易关系建立正向影响不明显，但对贸易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相近和制度距离的结果不符合已有研究结论，但符合移动游戏实际情况。⑤进一步研究显示高收入国家（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内部供给能力较强。
文章基于2006—2022年中国积极老龄化事业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采用Dagum基尼系数与方差分解法对中国及八大区域积极老龄化事业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进行分解，并依托变异系数法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揭示其σ和β收敛特征。研究发现：①观察期内中国积极老龄化事业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表现出明显的结构非稳定性与区域非均衡性特征。②区域间差异是地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结构差异的最大来源为友好环境维度的差异。③收敛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八大区域积极老龄化事业发展水平均具有σ收敛特性；除东北区域既不具备绝对β收敛也不具备条件β收敛，以及南部沿海区域不具备条件β收敛外，其他区域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政府政策导向、科学技术创新等影响因素后，积极老龄化事业发展水平差异将逐渐缩小，最终收敛至同一稳态水平。研究结论将为清晰认识中国积极老龄化事业发展格局提供事实依据，并对如何梯度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老龄事业均衡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26个省份煤电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Dagum基尼系数分解、空间自相关和计量模型等多种方法考察了煤—电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时序演变上，煤—电系统耦合协调度以初级协调为主，总体呈现阶段性波动增长趋势。②空间格局上，耦合协调度呈现“多核心”辐射的空间格局以及由失衡转为协调的演变格局。③空间差异及分解上，区域间差异是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要来源。④空间关联上，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特征，且未随时间推移而发生根本性变化。⑤驱动机制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用电需求是推进煤电一体化的重要动力。研究结论为解析煤—电系统发展动态和区域差异，推进煤电一体化提供了实证借鉴。
文章基于2007—2022年中国31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莫兰指数及随机森林模型对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就业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就业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从中度失调衰退阶段上升至勉强协调发展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已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其他地区仍处于濒临失调衰退阶段。②省域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存在动态变化特征，由研究期初96.8%的省域处于轻度失调衰退及以下阶段转变为87.1%的省域进入濒临失调衰退及以上阶段，35.5%的省域已进入勉强协调发展及以上阶段。③耦合协调关系显示出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效应，全局莫兰指数经历了M型变化，反映了各省域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在密切与松散之间波动，其中高—高聚集区和高—低聚集区省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聚集区省域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北地区。研究认为：大力发展科技生产力与数字生产力、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完善社会保险制度、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进一步提升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就业耦合协调度的重要路径。
坚持大历史观有助于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确保制度变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文章透过历史长镜头全景式梳理看出，每一次宅基地制度变革都是国家根据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进行契合时代要求的科学决策。“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是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演进的基本逻辑，也是新时代制度创新的鲜明底色。必须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审视农村宅基地制度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势，探索一条具有时代特色的宅基地制度创新路径。基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客观趋势，新一轮宅基地制度改革应继续在“三权分置”政策框架内，着重在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实现、宅基地有偿退出和闲置宅基地城乡共建共享3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是遵循城乡关系演变规律和顺应人口空间布局深度调整的必然选择。
文章运用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基于农业研产加销服宏微观数据测度的农业产业链韧性指数，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与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产业链韧性值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东中西部区域差异显著且存在东部地区“高—高”、中西部“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②数字普惠金融可拓展传统金融覆盖面、缓解涉农企业金融约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链条延伸从而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并存在空间溢出与区域异质性，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产生正向效应。③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业产业链韧性需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强化农业科技支持等体系建设。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是引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关键引擎，也是新型基础设施赋能绿色发展的应有之义。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与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之间的关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了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主要影响机制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市创新。②数字基础设施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城市规模与地理区位的异质性影响。③数字基础设施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应加快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探索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多维路径；积极发挥数字基础设施的空间辐射效应；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地建设符合本地国土空间绿色规划的数字基础设施。
正确认识城市居民的景区偏好及其代际差异是提高旅游业精准服务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文章以北京、西安、成都、上海、武汉、长春6个城市为案例地，采用大样本问卷调查获得的136个高级别景区、516个到访率数据，通过构建景区偏好度指标，定量研究6代城市居民旅游景区偏好的代际差异。研究发现：①景区偏好及其代际差异均符合二八法则；②景区偏好具有代际传递效应，且呈现“3代一组”的特点；③景区偏好度主要与景区知名度相关，与O-D距离、景区性质及等级关系不大；④年龄越大的代群，景区到访率越高、出游空间越大，但2000年后出生的城市居民表现特殊。
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地标景观的媒介形象生成与变迁成为人地关系重构的重要表征，亦是地域文化与技术互动的空间实践。文章以媒介地理学为理论框架，选取湖南省5个典型地标景观为样本，综合运用文本分析和关键词共现的研究方法，系统探讨湘地标景观媒介形象生成的特征及其变迁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①湖湘地标景观媒介形象的生成以湖湘文化为内生动力，赋予景观显著的标识度与文化认同基础。②媒介技术作为外在推力，推动地标从“物理实体”向“数字—文化复合体”升维转型。③湖湘地标媒介形象的变迁本质是文化根植性、技术嵌入与公众参与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形成的“媒介地方感”可视为三者互嵌的过程。因此，科学把握媒介形象变迁的动态逻辑，能够为湖南省地标景观管理、文化遗产活化及文旅融合实践提供路径启示，助力城市文化竞争力与旅游可持续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