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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2: 25 - 3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2.003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土地—产业”双转型下国土综合整治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与模式

  • 应苏辰 , 1, 2 ,
  • 金晓斌 , 1, 2, 3, ※ ,
  • 张苏枢 4 ,
  • 梁坤宇 1, 2 ,
  • 胡静 5 ,
  • 周寅康 1, 2, 3
展开
  • 1.南京大学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中国江苏 南京 210023
  • 2.自然资源部海岸带开发与保护重点实验室，中国江苏 南京 210023
  • 3.江苏省土地开发整理技术工程中心，中国江苏 南京 210023
  • 4.江苏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中国江苏 南京 210017
  • 5.重庆市农村土地整治中心，中国 重庆 401121
※ 金晓斌（1974—），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国土整治。E-mail：

应苏辰（2000—），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国土整治。E-mail：

收稿日期: 2024-02-23

  修回日期: 2024-09-3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5-1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59)

2024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188)

收起

Mechanism and Mode of Comprehensive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Industry" Dual Transformation

  • YING Suchen , 1, 2 ,
  • JIN Xiaobin , 1, 2, 3, ※ ,
  • ZHANG Sushu 4 ,
  • LIANG Kunyu 1, 2 ,
  • HU Jing 5 ,
  • ZHOU Yinkang 1, 2,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Jiangsu，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Coastal Zone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Nanjing 210023，Jiangsu，China
  • 3. Jiangsu Land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Technology Engineering Center，Nanjing 210023，Jiangsu，China
  • 4. Jiangsu Land and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Nanjing 210017，Jiangsu，China
  • 5. Chongqing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Center，Chongqing 401121，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2-23

  Revised date: 2024-09-30

  Online published: 2025-05-12

Fold

摘要

探究国土综合整治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与模式，对于促进城乡关系健康演变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土地—产业”双转型视角，剖析了国土综合整治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构建了城乡融合评价体系，探索了国土综合整治模式识别思路，并针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土地利用和产业优化协调转型是城乡融合的关键特征，国土综合整治以工程组织和要素整合的优势促进“土地—产业”双转型，助力城乡融合发展；②基于“土地—产业”双转型视角的城乡融合评价结果，可明确“土地—产业”协调分区和障碍类型，耦合识别国土综合整治模式；③2000—2020年东部沿海地区城乡融合指数的南北差异较大，整体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以及福建地区的城乡融合态势较优；④结合国土综合整治模式识别框架，面向市域单元将东部沿海地区划分为16种国土综合整治模式，细化了分区特征、实施目标、组合策略等内涵。

关键词： 城乡融合发展; 国土综合整治; 土地利用转型; 产业优化转型; 产业赋能; 东部沿海地区

本文引用格式

应苏辰 , 金晓斌 , 张苏枢 , 梁坤宇 , 胡静 , 周寅康 . “土地—产业”双转型下国土综合整治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与模式[J]. 经济地理, 2025 , 45(2) : 25 -3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2.003

Abstract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and mode of comprehensive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to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healthy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and spa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and-industry" dual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comprehensive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in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xplores a framework for identifying comprehensive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modes, and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a's eastern coastal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ransformations in land use and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are key feature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omprehensive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uses the advantages of engineering organization and factor integration to promote the dual transformation of "land-industry" and help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2) Based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valuation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industry" dual transformation, it can clear "land-industry" coordination zones and obstacle types, and identify the modes of comprehensive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3) From 2000 to 2020,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has a lar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th of China and the south of China, and shows a trend of fluctuating growth.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ituation is relatively goo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Beijing, Tianjin and Fujian. 4)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framework of comprehensive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mode, it categorizes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into 16 comprehensive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modes for prefecture-level units, and refines the mode connotations such as zoning characteristics, implementation goals, and combination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land use transition;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transition; industrial empowerment; eastern coastal areas

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是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重要推力，但在过速和不均衡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城市病”“乡村病”等问题[1-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202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24%，202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较2022年增速放缓仅提高0.94%，需要以城乡融合为目标推动城乡关系有机重构，跨越过度城市化的“拉美陷阱”[3-4]。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面向城乡地域巨系统，探索“经济发展—设施服务—生态文明”均质化的城乡融合形态[5]。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健康和可持续城乡关系的实现路径，支撑城乡融合格局构建，不断强化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水平。
土地作为国土空间的重要载体，连接城乡地域并联动生产要素，支撑城乡经济与社会活动[6]。土地利用转型是土地利用形态的变化过程，包括数量、结构、格局等显性特征，以及功能、权属、质量等隐性特征[7-8]。随着我国城乡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土地作为稀缺性要素，其后备资源不断趋紧，土地要素配置出现了多元要素流失、布局结构不合理、利用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优势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应在守住国土空间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提高土地要素配置精准性和利用效率，以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取较高的综合效益，服务国土空间的协调有序开发。产业是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源的利用表征，通过专业化分工显化价值，赋予城乡发展动力[9]。产业转型是采用行业、金融、设施等政策措施，对现有产业进行直接或间接调控，包括结构、规模等显性转型，以及价值、技术等隐性转型[10]。新质生产力作为当下产业转型的关键导向，旨在立足科技创新和要素精准配置，提升区域生产要素的利用和产出水平，推动产业高端和绿色化升级。土地和产业紧密关联、相辅相成，以土地优化配置、产业利用、价值溢出等循环，可有效支撑城乡关系转型。国土综合整治是面向全域国土空间，统筹开展农用地、建设用地、生态用地等综合性整治活动，直接作用于土地要素并优化其质量、结构和格局，间接联动人口、技术、资金等产业要素，以城乡要素畅通、国土功能修复、效率效益提高等途径推进城乡融合[11]。综上，国土综合整治作为统筹土地要素治理和产业配套引导的抓手，探索其高效、协调推动“土地—产业”双转型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界围绕城乡融合的内涵、机制、方法、路径等取得了丰富认知。①城乡关系演进一般包括城乡分割/对立、城乡分治、城乡互动、城乡融合等阶段[12-15]。城乡融合本质是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公平及共享，实现城乡结构和功能优化，增强城乡经济联系、协调供需关系并完善分工协作的过程[16-17]。城乡融合相似概念较多，如城乡统筹[18]、城乡一体化[19]、城乡协调[20]等，但城乡融合更强调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城乡功能互补。②城乡融合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研究多探讨自然地理、经济产业、基础设施、政策制度、生态环境等具体因素的作用过程[16]，机制解析方法也包括定性逻辑推断[12,21]和定量模型检验[22-23]。③城乡融合水平测度多基于“经济—社会—生态”[17]“基础—动力—结果”[23]“区域发展水平—城乡协调程度”[24]等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城乡融合特征多采用“流空间”理论[25]、网络分析[26]、TOPSIS模型[27]等方法刻画。④城乡融合的优化路径多围绕经济调控[28]、政策干预[29]、工程建设[30]等方面探讨，并从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区域规划等视角划定具体的模式或分区[12]。
总体而言，目前鲜有研究探讨国土综合整治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和优化模式。土地与产业是城乡地域系统的物质基础，在城乡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存在怎样的“土地—产业”双转型特征?国土综合整治如何推动“土地—产业”双转型并助力城乡融合发展?能否结合地方发展现状及障碍，因地制宜探讨差异化整治模式?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在解析城乡关系发展历程以及国土综合整治助力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的基础上，从“土地—产业”双转型视角构建城乡融合评价体系，确立国土综合整治模式识别框架；同时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明确城乡融合差异化整治模式和策略，以期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理论解析

1.1 城乡关系发展及其“土地—产业”双转型特征

中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城乡对立（1949—1978年）、城乡分治（1978—2002年）、城乡统筹（2002—2017年）和城乡融合（2017年至今）发展阶段，呈现要素流动加强、差距逐步缩小、差异特色显化的趋势（图1）。
图1 城乡关系发展阶段及其“土地—产业”转型特征

Fig.1 Development stag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land-industry” transformation

土地是人类活动的基本载体，为适应不同阶段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诉求，其结构、格局、功能等土地利用形态与之响应、匹配。①适度土地城镇化是城乡融合的重要途径[6]。土地要素交互促使农村建设用地、耕地、生态用地等流向城镇建设用地。但面向耕地保护、生态保育、存量发展等目标，土地利用非农化将趋缓。②土地利用格局将趋向规模化和集约化。农业生产要求因地制宜解决耕地细碎化问题，提高规模连片水平；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优化河湖、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的规模和结构，打造城乡一体的稳健生态网络；减量增效要求城乡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以补充耕地和生态用地。③基于土地利用结构和格局优化，空间功能冲突逐渐缓解，土地利用效率提高，乡村农业、文化和生态等功能得到重视，推动城乡区域功能提升和复合利用[31-32]。
产业是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利用形式，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水平和产品需求存在差异，产业结构、价值、技术等特征在市场调节下持续转型。①以产业腾退、导入、升级等结构调整，带动城镇更新和乡村振兴。城镇涉及第二产业升级和第三产业导入，乡村涉及第一产业转型和第二、三产业适度配套。②第一产业以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以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第二产业以农产品深加工和制造业升级，提升农业附加值和工业回报率；第三产业以住宿、餐饮、游憩等业态延长价值链。产业为城乡居民创造就业岗位，增加经济收入，并以产业溢出效应影响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会价值。③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产业资本与技术下乡，增加产业创新投入，鼓励绿色低碳转型和技术推广，提升产业增值潜力。
“土地—产业”双转型存在互馈特征。土地利用结构与格局优化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需求，土地利用功能强化促进生产力提质，带动产业价值提升和持续投入；产业结构升级与布局诉求，盘活部分低效存量用地，带动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与格局调整；产业技术投入服务于价值提升，促进区域土地利用功能显化。总体上，土地利用转型以空间、设施、资金等保障产业优化转型；产业优化转型通过经济社会价值溢出，间接促进周边地类转变和整合利用，适应新型的生产方式，提升用地生产潜力。两类转型循环互促，直至各自利用形态匹配对应，形成较为稳定的产业体系和空间结构。综上，可从资源配置和生产利用维度，将城乡融合目标之一定义为城乡地域系统具备稳定、匹配的土地和产业利用形态，各自呈现适度非农化、规模集约化、功能强化，以及结构升级、价值提升、多元投入的特征。

1.2 “土地—产业”双转型视角下国土综合整治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

国土综合整治面向多尺度国土空间，实施土地开发、复垦、整理、修复等整治工作，具有优化格局、科学配置、缓解冲突等功能[33]，实现规划设计、系统整治、社会资本等政策机制创新[34-35]。国土综合整治基于上述手段，改变土地和产业利用形态，推动“土地—产业”双转型，以资源配置优化和生产利用强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分目标（图2）。
图2 “土地—产业”双转型视角下国土综合整治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框架

Fig.2 Mechanism framework of comprehensive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industry” dual transformation

国土综合整治基于工程组织，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格局和强化功能，促进土地利用转型。具体而言：①国土综合整治统筹实施各类工程，以土地数量挖潜和用途调整实现利用结构的变化。以土地复垦、林草地和未利用地开垦等实现耕地数量补充；以居民点整理、低效用地开发、废弃基础设施利用等实现建设用地存量盘活；以矿山修复、退化林草地修复、河流湖泊治理、土地复绿等实现生态用地保育。②国土综合整治依托规划设计工具，统筹区域空间要素配置和格局优化。对接国土空间规划目标，梳理要素布局中的障碍，借助土地流转、永久基本农田调整、占补平衡、增减挂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流动配置政策，提高土地利用格局的合理性。③国土综合整治调解空间冲突，促进土地要素优化及协调利用。以土地利用结构和格局优化，缓解显性空间冲突问题，提高资源供应和要素生产的匹配程度；以格局优化和质量提升促进结构效应发挥，提高城乡隐性功能水平。
国土综合整治基于要素引导布局，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显化价值和集成投入，促进产业优化转型。具体来说：①国土综合整治紧密结合区域产业规划，基于“三生”空间重构，加强产业用地整合和流动供给，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以耕地补充、布局优化和用途转换，促进主粮规模化生产和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以一二三产融合用地配套，促进农产品深加工和文旅产业发展；以建设用地减量整合、城镇低效用地更新等，促进工业制造业升级和集约利用；以生态退耕复绿、生态网络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等，促进第三产业融合利用。②国土综合整治通过改善产业立地条件，提高产业韧性和效率，促进价值显化。通过对田水路林村整治，优化耕地质量和布局，注重小微生境和防护林建设，提高农业经济和生态价值；基于低效用地整治、连片开发和增容提质，配套加工、信息、物流等生产设施，完善交通、居住、商业、文体等生活设施，提高经济和社会价值；围绕特色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恢复、生态景观设计等，探索三次产业串联体系和生态价值转换方式，提高经济和生态价值。③国土综合整治发挥资金、技术等资源整合优势，延长产业价值链条。鼓励政府、企业、公众、基层自治组织等参与国土综合整治和产业建设，以财政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民间投资等投入保障产业效益，以市场化机制调节产业供给；应用规划、整治、监测等技术，引导现代农业、制造加工、智慧服务等产业创新和绿色转型。

2 国土综合整治模式识别思路

城乡融合具有显著的“土地—产业”双转型及耦合协调特征。国土综合整治的核心任务是面向区域规划和社会经济现状目标，以综合手段治理空间和资源障碍。国土综合整治模式识别应精确把握区域城乡土地利用和产业转型现状，综合考虑两者的协调情况和首位障碍，判断是否能从资源配置和生产利用方面支撑城乡融合发展。因此，本文从“土地—产业”双转型视角构建城乡融合评价体系，并基于评价结果判断土地利用和产业转型的协调程度和现状障碍，以进一步划分“土地—产业”协调分区和障碍类型，识别差异化整治模式。

2.1 “土地—产业”双转型视角下城乡融合评价体系构建

现有城乡融合评价研究多从经济收入、社会服务、生态环境等维度，选取过多间接性指标去表征断面状态，少有研究精确监测空间和生产要素的变化情况。同时，城乡融合评价还需打破城乡分离的惯性，避免将城镇和乡村作为独立评价和耦合分析单元。因此，本文聚焦城乡地域系统内土地和产业要素的状态和价值产出，围绕能否有效支撑城乡融合目标，选取适量的全局表征指标，尝试减少过多指标共线性造成的偏差[2,36]，构建城乡融合评价体系。具体来说：①土地利用转型从结构调整、格局优化和功能强化刻画，其中结构调整选取耕地、林地（以下简称“耕林地”）和建设用地变化率表征，反映城乡主要土地要素的演变幅度和用地配置利用的差距[24]；格局优化选取耕地利用格局指数和建设用地利用格局指数表征，反映耕地规模化和建设用地集约化的趋势；功能强化选取城乡土地利用功能水平和冲突程度表征，反映区域土地“三生”功能的支撑程度和冲突缓解的协调情况。②产业优化转型从产业结构转型、价值提升和技术投入刻画，其中结构转型选取第二和第三产业变化率表征，反映产业非农化程度；价值提升选取产业经济和社会价值表征，反映三次产业的经济产出和社会设施投资的变化情况；技术投入选取产业创新水平，表征产业创新投入和研发的变化水平；绿色技术投入因缺少统计数据，选取产业碳排放变化率间接表征绿色技术投入带来的减碳成效。具体指标的计算方法详见表1。
表1 “土地—产业”双转型视角下城乡融合评价体系及说明

Tab.1 Evaluation system and explan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industry” dual transformation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属性） 指标计算说明
城乡
融合
指数
URII		 土
地
利
用
转
型
度
LT		 结构调整
LT1		 耕林地与建设用地变化率（LT11/+） {（T2期耕林地面积-T1期耕林地面积）/T1期耕林地面积}/{（T2期建设用地面积-T1期建设用地面积）/T1期建设用地面积}
格局优化
LT2		 耕地利用格局指数（LT21/+） 由耕地斑块面积、斑块密度、斑块分维数赋权综合测度，表征耕地资源利用格局[37]
建设用地利用格局指数（LT22/+） 由建设用地斑块集聚度、斑块分维数赋权综合测度，表征建设用地利用格局
功能强化
LT3		 城乡土地利用功能水平（LT31/+） 参考相关研究测算土地利用的生产、生活、生态的多功能水平[38-39]
城乡土地利用功能冲突程度（LT32/-） 参考相关研究评价土地利用的生产、生活、生态适宜性，识别强烈冲突类型区的面积[40]
产
业
优
化
转
型
度
IT		 结构转型
IT1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变化率（IT11/+） （T2期第二、三产业占比-T1期第二、三产业占比）/T1期第二、三产业占比
价值提升
IT2		 产业经济价值（IT21/+） 以第一产业地均产值和第二、三地均产值之和表征经济价值，即第一产业产值/耕地面积+第二、三产业产值/建设用地面积
产业社会价值（IT22/+） 以第一产业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第二、三产业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之和表征社会价值，即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耕地面积+第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建设用地面积
技术投入
IT3		 产业创新水平（IT31/+） 参考相关研究计算的中国城市产业创新指数表征[41]
产业碳排放变化率（IT32/-） 参考CEADs团队编制的中国城市碳排放清单[42]，计算产业碳排放变化率，即（T2期CO2排放量-T1期CO2排放量）/T1期CO2排放量

注：T1和T2为每个研究周期的初期和末期，以5年为一个研究周期，如当T2=2000年时，T1=1995年，以此类推。

2.2 “土地—产业”双转型的协调分区和障碍类型识别

以一定时期内、多时点土地利用转型和产业优化转型度的结果平均值（mean）为参照，1个标准差（std）为间隔，将两者各自划分为失调（>mean±1std）和协调（≤mean±1std）两类，并依据组合特征划分为协调融合区、土地赋能区、产业赋能区和综合提升区4种协调分区。障碍类型则采用障碍度模型，识别现状时点土地利用转型和产业优化转型的首位障碍，组合为“土地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等9种复合类型。最终将“土地—产业”双转型的协调分区和障碍类型结果进行耦合，得到差异化国土综合整治模式[43]（图3）。
图3 国土综合整治模式识别框架

Fig.3 Recognition framework of comprehensive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mode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区概况

东部沿海地区包括京、津、冀、鲁、沪、苏、浙、闽、粤、琼10个省市[44]，考虑到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本文将辽宁也纳入研究范围[45]。研究区因毗邻海洋的区位优势和西部纵深，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迅速，是国家经济发展核心区、新型城镇化主体区和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拥有环渤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高水平城市群。依据各地市统计年鉴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区陆域面积为106.72万km2，常住人口为6.06亿，人均GDP为9.12万元，以约11%的国土面积，承载了近43%的人口，贡献了近55%的GDP，整体的国土空间开发强度大。2022年研究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74.13%，具有良好的城乡融合趋势。研究区基本涵盖我国海岸带区域，为产业转型集聚区、生态安全屏障区和自然人类交汇区，其可供开发的后备土地资源十分匮乏，产业转移与升级诉求强烈，人地矛盾日益严峻，是典型的发展主导、资源制约型地区。如何改善东部沿海地区的城乡、人地供给协调水平，提高存量土地、产业要素的配置精准性和利用效率，缩小区域城乡差距，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例，探索“土地—产业”双转型视角下长时序城乡融合特征，明确国土综合整治的差异化模式，统筹解决区域城乡融合的要素、格局、功能等障碍，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3.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数据等（表2）。所有数据基于ArcGIS进行配准，统一为GCS_WGS_1984坐标系和UTM投影。各指标权重通过层次分析法获得，权重结果均通过一致性检验。同时，考虑部分市辖区的乡村分布较少，以及长时序社会经济数据可得性，拟以市域为评价单元，并以2000、2005、2010、2015和2020年5期截面作为研究年份。基于2.1节开展指标测算，在对每个指标计算结果进行归一化的基础上，通过加权求和计算得到研究区各年份的土地利用转型度、产业优化转型度以及城乡融合指数，具体见式（1）~（3），并采用自然断点法将结果划分为低值区、中值区、较高值区和高值区4个等级。
L T = ∑ L T m n ∙ X m n
I T = ∑ I T a b ∙ Y a b
U R I I = L T + I T
式中： L T为土地利用转型度； I T为产业优化转型度； U R I I为城乡融合指数； L T m n和 X m n分别为土地利用转型度的指标值及其权重； I T a b和 Y a b分别为产业优化转型度的指标值及其权重。
表2 研究数据及来源

Tab.2 Research data and sources

数据类型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精度
土地利用数据 中国土地覆盖数据集（CLCD）（https://zenodo.org/record/5816591） 30 m
数字高程模型 地理空间数据云ASTER GDEM V3版（http://www.gscloud.cn） 30 m
归一化植被指数 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平台（https://code.earthengine.google.com），对获取的Landsat 8 OLI影像大气校正、几何校正、图像拼接等操作后导出相应波段 30 m
气象数据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中国气象背景数据集”（https://www.resdc.cn） 500 m
土壤数据 世界土壤数据库（HWSD）土壤数据集（https://www.fao.org） 1 km
社会经济数据 历年东部沿海地区各地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3.3 结果分析

3.3.1 综合评价结果

由图4可知，2000—2020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城乡融合指数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其中北方整体较南方偏低，高值区主要位于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和福建地区。具体而言，2000年城乡融合高值区仅有上海、深圳和广州市，大部分城市为中值或低值区；2005年城乡融合高值和较高值区快速扩张，长三角、珠三角与福建部分地区上升为高值区，低值区集中在冀北和辽西地区；但2010年城乡融合高值区开始缩小，苏北和鲁南地区降为低值区；2015年城乡融合水平逐渐回升，高值与较高值区仍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福建地区；2020年长三角、珠三角与福建地区均进入高值区，低值区集聚于冀北和辽中地区。
图4 不同年份东部沿海地区的城乡融合指数及分维度评价结果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5~图6同。

Fig.4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dex and sub-dimension evaluation results in eastern coastal areas in different years

3.3.2 分维度评价结果

由图4可知，2000—2020年土地利用转型度为先降低后增加趋势，其中高值区逐渐向长三角地区聚集，中值区集群特征有所减弱，低值区连片分布于冀北地区；北方土地利用转型程度逐渐落后南方。具体而言，2000年高值区集中在河北、江苏、福建等地，较高值区沿海各省份均有分布；2000—2010年高值区迅速缩小，中值和低值区逐步扩大；2015年中值和高值区范围扩展，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低值区逐渐缩小；2020年高值和较高值区范围扩张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低值区进一步缩小，集中分布在北方沿海。
产业优化转型度的南北差距更加突出，总体为逐步增加趋势，高值和较高值区扩大至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北方的低值区略有缩小。具体而言，2000年高值区仅有上海、深圳和广州市，较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南方沿海地区；2005年高值区略微扩大，北京市是北方唯一的高值区；2010年低值区扩大至苏北和鲁南地区；2015年高值区扩大到杭州、三明、福州、厦门等市，苏北和鲁南地区的低值区缩小，但辽宁的低值区仍在扩大；2020年高值和较高值区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但辽宁的低值区仍在扩张。

3.4 国土综合整治模式分区

综合2000—2020年土地利用和产业优化转型度的组合特征，可将东部沿海地区划分为四大协调区（图5），其中协调融合区26个，主要分布在冀北、辽西、苏中、苏北及福建沿海等地；土地赋能区34个，数量占比最高，集中分布在辽中、冀中、鲁西、苏南、闽西、北京、上海等地；产业赋能区27个，零散分布于鲁中、浙中、粤西、粤东、天津等地；综合提升区13个，零散分布于鲁北、辽东、粤北等地。以消除“土地—产业”转型融合的首位障碍为原则，明确各地整治重点方向，研究区共涉及“A2B2型”等7种复合障碍类型。在土地利用转型维度中，格局障碍区为79个，分布最为广泛；功能障碍区为18个，分布较广，集中于冀北、粤北、福建、北京等地；结构障碍区分布最少。在产业优化转型维度中，价值障碍区为89个，分布最为广泛；技术障碍区为8个，分布于闽西和闽中地区；结构障碍区分布最少。将“土地—产业”双转型的协调分区与首位障碍进行耦合，得到“协调融合区—A2B2型”等16种整治模式（图6），进一步阐述分区特征和目标，以及首位障碍的整治策略。每种整治模式应充分考虑协调分区和首位障碍组合特征，结合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灵活组织未来整治工作的空间和时序安排（表3）。
图5 东部沿海地区“土地—产业”双转型的协调分区和障碍类型识别结果

Fig.5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coordinated zones and obstacle types in eastern coastal areas based on the “land-industry” dual transformation

图6 东部沿海地区国土综合整治模式分布

Fig.6 Distribution of comprehensive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modes in eastern-coastal areas

表3 东部沿海地区国土综合整治模式分区、类型与策略

Tab.3 Division，type and strategy of comprehensive territory consolidation in eastern coastal areas

协调分区 分区特征 实施目标 障碍类型 数量 整治策略
协调融合区 “土地—产业”双转型较为耦合协调，发挥了协同效应，有效支撑区域城乡融合 谋划未来土地利用和产业优化的同步转型，保障协调融合发展 A2B2型 20 A1 土地结构调整：坚守“三区三线”底线，合理推动城乡土地等生产要素增值流动，因地制宜运用土地复垦、开垦、建设、腾退、集中、修复等整治手段，完成区域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A2 土地格局优化：采用农地平整、田块归并等，促进耕地规模连片；采用宅基地整理、低效用地整治、产业园区建设等，促进建设用地节约集约；采用农田生境建设、水体修复、矿山恢复、岸线修复等，促进生态用地系统互通，促进城乡土地利用格局融合
A3 土地功能强化：运用田间设施建设、土壤改良、产业用地配套、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要素治理、景观设计营造等，强化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质量，减轻城乡土地利用冲突，联动人、地、钱、业等资源，强化土地复合功能。
B1 产业结构转型：基于特色资源挖掘，合理规划区域产业布局，以差异化国土综合整治挖掘低效用地开发潜力，促进开发指标的流动供给，实现产业用地布局重构和节约集约利用，支撑城乡产业的导入、更新、融合和腾退等结构调整。
B2 产业价值提升：以生产用地配套、生态资源修复提质、生活设施配套建设，改善三次产业立地条件，优化产业相关的资源质量，提高产业韧性和生产效率，对产业融合予以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的经济、社会、生态等价值显化
B3 产业技术投入：国土综合整治助推社会资本投入，以市场化运作调动整治积极性，整合运用生态型、景观型等整治技术，促进农业智慧化、制造高新低碳化、文旅融合化建设，延长价值链条
A2B3型 1
A3B2型 4
A3B3型 1
土地赋能区 土地利用转型较产业优化转型较为滞后，其结构、格局及功能难以为城乡产业立地、集约增容、延长增值等提供有效资源支撑 充分围绕现有产业布局和未来产业规划，配置满足产业正常运作和转型浮动空间的各类土地资源，保障产业转型升级 A1B2型 2
A2B1型 2
A2B2型 24
A3B2型 1
A3B3型 5
产业赋能区 产业优化转型较土地利用转型存在时滞，未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条件，引导城乡产业布局和升级，尚未显化充足的产业经济和社会价值 充分利用土地禀赋，挖掘可能产业化的自然人文资源，促进产业体系化和高新化转型，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A2B2型 23
A3B1型 1
A3B2型 2
A3B3型 1
综合提升区 “土地—产业”双转型均处于较低水平，土地利用与产业优化的矛盾突出、错配明显，均难以支撑区域城乡融合 尊重经济社会阶段，追求“土地—产业”双转型的循序渐进和融合协同趋势，避免单向冒进发展 A1B2型 1
A2B2型 9
A3B2型 3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土地—产业”双转型视角，解析了国土综合整治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构建了城乡融合评价体系，确定了综合“协调分区—障碍类型”特征的整治模式识别方法，并从市域尺度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开展了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①国土综合整治立足工程组织和要素整合优势，面向区域土地利用进行结构调整、格局优化和功能强化，面向区域产业进行结构调整、价值显化和投入集成，促进“土地—产业”双转型，进而支撑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土地—产业”双转型视角下的城乡融合评价结果，可判断土地利用和产业转型的协调程度和现状障碍，并耦合“土地—产业”协调分区和障碍类型的特征，最终确定国土综合整治模式识别的框架。
②2000—2020年东部沿海地区城乡融合指数呈现“升高—降低—再升高”趋势，北部整体低于中部和南部，融合态势良好的地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及福建地区；土地和产业转型度均为上升趋势，但存在时空分异性，其中土地利用转型的中高值区分布较为均匀，而产业优化转型的南北差距更为突出。
③根据“土地—产业”双转型协调分区和障碍类型的识别结果，东部沿海地区可划分为协调融合区、土地赋能区、产业赋能区和综合提升区4种整治分区，以及“土地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等9种复合整治类型，通过耦合得到16种整治模式。各地市应结合分区分类结果，因地制宜制定土地整治和产业提质策略。

4.2 讨论

土地和产业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载体和引擎，需要重视资源配置和生产转型的协调性。根据上述结论，本文进一步面向要素保障和利用的现实场景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以坚守国土空间管控边界为原则，确保土地流转和产业布局的合法合规性。要避免城乡地域的耕地红线侵占、建设空间盲目扩张、生态红线退化，采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政策工具实现管控边界微调和空间布局优化，以满足地方日益增长的产业转型需求。②依据协调分区，确定国土综合整治时序安排。应优先整治土地赋能区，为地方迫切的产业布局诉求，提供充足空间条件；再次引导产业赋能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土地利用强度；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逐步推进综合提升区的“土地—产业”双转型；持续监测协调融合区的土地和产业利用形态，保障协调发展状态。③依据障碍类型，确定国土综合整治重点区域。障碍识别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的土地和产业结构转型已进入稳态阶段，要遵循土地“布局优化—功能提升”和产业“价值显化—投入升级”的难易逻辑主线，重点整治土地布局和产业价值障碍区，次重点整治土地功能和产业投入障碍区。
受数据获取和文章篇幅的客观限制，本研究还有以下深化空间：①从定性解析和定量测度的视角进一步明确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以及国土综合整治通过“土地—产业”双转型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传导机制。要考虑人口流动、经济水平、收入差距、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等因子，识别主导驱动因素、协同增效关系、拮抗消解关系等，为城乡融合制定针对性引导政策；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和系统动力学建模，考虑整治多元投入与“土地—产业”利用形态，以及城乡融合状态的耦合关系，刻画国土综合整治与城乡融合的动态演变机制。②挖掘关键指标，建立多维度城乡融合评价新体系。土地和产业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应进一步围绕供给和需求匹配的角度，探讨土地利用转型和产业优化转型对城乡居民和社会发展的支撑程度；进一步丰富土地景观、城乡文化、居民就业、产业福利等人本属性的指标，以完善城乡融合评价体系。③开展复合尺度和综合类型的国土综合整治模式案例研究。囿于全国各地的资源禀赋、自然环境、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区域城乡融合发展规律和国土综合整治模式均存在显著差异，应结合东、中、西部发展侧重点，选取典型的国土综合整治试点和城乡融合发展区域进行对比分析，重点解析整治布局、内容、成效等，促进差异化发展路径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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