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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3: 161 - 169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3.017

三农、土地与生态

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 郭庆
展开
  •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所，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郭庆（1985—），男，江西新余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流动。E-mail：

收稿日期: 2020-07-31

  修回日期: 2021-02-17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30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FSHB015)

收起

The Impact of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Regional Differences

  • GUO Qing
Expand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7-31

  Revised date: 2021-02-17

  Online published: 2025-04-30

Fold

摘要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其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状况是分析其就业质量的关键视角。文章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社会融入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超大城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次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作用最小，说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发挥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要着力提升大城市、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水平，以及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质量，为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良好的社会融入环境。

关键词： 社会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质量; 地区差异; 职业发展; 城市规模

本文引用格式

郭庆 . 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J]. 经济地理, 2021 , 41(3) : 161 -16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3.017

Abstract

As a special employment group,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ntegration is the key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ir employment quality.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integration and employment quality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hav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Social integr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t shows the most prominent influence in mega-cities,followed by large cities,and has the smallest impact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areas with higher leve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more conducive to exert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Government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level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big cities and super cities,and the quality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so as to provide a good social integration environment for high quality employment.

Key words： social integration;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regional differences; career development; city size

1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城市的就业质量一直备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2019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民工月均收入3 962元，他们主要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等门槛较低的行业就业，这些就业行业普遍存在工资待遇低、工作强度大、社会保险参保率不足、工作缺乏稳定性等就业质量较差问题。
对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偏低的原因，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俞玲认为农民工人力资本贫乏和就业中不公平对待是其收入不高的重要诱因，这进一步会影响该群体的就业质量[1]。赵蒙成认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较低，且以同质性社会资本为主，不利于其职业发展[2]。沈诗杰认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对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均有显著的影响[3]。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工作转换[4]、工会组织[5]、健康状况[6]等因素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影响。总的来讲，不同学者在解释农民工就业质量时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最常用的理论通常是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
不可否认，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都是影响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这种影响机制的分析比较具有普适性。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移民群体，迁移、流动使他们面临着与城市互动与融合的问题，即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环境，新生代农民工能否融入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交往和文化生活之中等等[7-8]，这可能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更为关键和独特的因素。因此，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时，不仅要从个体和资本因素等普适的角度出发，更要从该群体的特殊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考察新生代农民工个体与城市的社会融入关系状况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与此同时，我国是一个城市类型多样的国家，在不同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城市特性、人口结构各有不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环境也有差异，由此可能影响到其就业质量表现，使得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地区差异。
有鉴于此，本文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与就业质量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利用抽样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与就业质量的维度进行测量，并通过建立回归模型估计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对其就业质量影响的地区差异，以深化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与就业质量问题研究，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提供有力依据。

2 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社会融入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复杂的概念，其本质在于农民工与市民群体之间在民生、文化、身份等方面“差异的消减”[9]，包括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政治融合等诸多维度的融入[10]。由此，本文从制度融入、经济融入、文化融入、社会关系融入和心理融入五个方面界定社会融入，并将之作为解释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主要因素。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实现社会融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政策上的不公平，如果不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他们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融入。在当前的制度框架下，户籍制度、公共财政制度以及依附在户籍基础上的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是最为显著的制度性因素[11]，这些制度融入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就业服务等公共服务资源的重要凭证，因此直接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各个方面的就业质量。
第二，经济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基础，主要强调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中的就业机会、职业声望、工资福利水平、职业培训与工作状态等。经济融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折射出流入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12]，对这种经济环境的融入程度无疑会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收入、社会保险和福利水平等就业质量表现。此外，随着经济融入程度的提高，个体对自身工作的满意度逐渐增加，自我价值得到确认，有助于他们以更高的职业认同度、更稳定的职业发展意愿，积极投身于流入地的工作中，进而促进其在城市的职业成长与发展。
第三，Redfield等最早使用文化融入的概念，通常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群体或个人通过相互间接触、交流沟通后，其中一个群体或者所有群体改变原有文化观念、行为模式发生变化的过程[13]。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进城以前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农业文明的影响，进城务工以后，接触的是以现代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城市文化。因此，文化融入的作用是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使之在新的文化背景中成为具有现代性的个人，并产生合适的行为方式，例如，掌握普通话和本地方言、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读书看报等，从而在寻找工作、胜任工作、职业发展等方面展现优势。
第四，社会关系融入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重要的，对于受流动影响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尤其如此。研究表明，社会关系融入具有情感支持、精神慰藉等正功能，对于农民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健康都至关重要[14]。由此可以推测，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社会关系融入能够解决个人力量不足的困境，帮助其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发展渠道和开阔视野等，从而促进就业质量的提升。
第五，心理融入是社会融入的最高层次，通常包括身份认同、定居意愿、城市情感等方面的内容。根据身份经济学理论，身份是一种象征，也是一整套社会规范，这种身份认同对就业的影响通过态度和行为方式表达出来，可以导致更稳定的就业和更高的生产率[15]。按照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归属感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劳动者有了归属感，会激发更大的创造力和工作积极性[16]。由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心理融入的形成会激励其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态度，促使其按照城市人的行为模式就业，以获得更高质量的就业，匹配其身份归属和角色期待。

3 数据、变量与分析策略

3.1 数据来源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框架，本课题组于2016年6~12月在上海市、湖南省长沙市和江西省新余市开展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新生代农民工，其要满足三个特征，即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户籍劳动力。整个调查采取三阶段地图抽样方法进行。第一阶段：选择行政区，即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在每个城市中抽取3个行政区，这样，3个城市共随机抽取到了9个行政区。第二阶段抽取社区。首先绘制出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区的社区行政边界，其次对社区样本进行编号，最后在每个行政区随机抽取5个社区（共45个社区），以此确定入户调查的路线和地点。第三阶段，抽取问卷调查对象。首先在社区内绘制出新生代农民工住宅类建筑物信息，其次制作新生代农民工住所清单列表，最后，根据清单列表，在每个社区抽取30~50名不同人口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最终，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2 300份，回收2 219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样本2 138份，有效问卷率达92.9%。样本的基本人口特征见表1。
表1 样本特征

Tab.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特征 频数 比例（%）
性别 男 1 202 56.2
女 936 43.8
婚姻状况 未婚 964 45.1
已婚 1 013 47.4
离婚 122 5.7
丧偶 39 1.8
学历 小学及以下 212 9.9
初中 646 30.2
高中、中专 947 44.3
大专 220 10.3
本科及以上 113 5.3
年龄 20岁及以下 216 10.1
21~25岁 609 28.5
26~30岁 909 42.5
31~36岁 404 18.9
地区 上海市 742 34.7
长沙市 752 35.2
新余市 644 30.1
职业类型 管理人员 310 14.5
专业技术人员 220 10.3
雇主 145 6.8
自营劳动者 434 20.3
普通职员 1 029 48.1
为了反映地区差异，本文将以上3个城市样本划分为超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三种城市类型进行分析，划分依据为国务院2014年11月颁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该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划分城市规模，规定城区常住人口在1 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在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为大城市，在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小城市。根据各城市的统计年鉴，2016年末，上海市城区常住人口2 419.7万人，长沙市市辖区人口411.64万人，新余市市辖区人口80.82万人。因此，上海是一个位于东部发达地区的超大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产业类型多元化，是全国吸纳外来务工人员最为密集的城市之一。长沙市一定程度上代表中部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水平。新余市的城市名片是“工小美”，即其是一个区域小市，同时致力于打造一个工业强市、山水美市。

3.2 变量测量

3.2.1 因变量：就业质量的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按照以往研究通常的做法，本文选取收入水平、社会保险、工作强度和职业发展4个维度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其中，收入水平用“月均工资”指标来反映；社会保险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3个指标来反映；工作强度用“周工作时间”指标来反映；职业发展用“职业晋升机会”指标来反映。本文参考李中建的研究[17]和欧盟、欧洲基金会的做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综合指数进行计算：
第一步，对各测量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计算公式可表达为：

Z i = X i - X m i n i X m a x i - X m i n i

式中： Z i为第i项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新数据； X i为第i项指标原来的实际值； X m a x i为第i项指标的最大值； X m i n i为第i项指标的最小值。考虑到工作强度与就业质量之间为负向关系，本文首先用1减去该指标的标准化值，然后以二者的差来重新赋值工作强度，以保证和其他分指标的计分方向一致。
第二步，采用等权平均法来加总各分项指标的数据，并转换为百分制计数，得到最终的就业质量综合指数。
就业质量指标界定及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
表2 就业质量指标界定及描述性统计

Tab.2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mployment quality indicators

维度 指标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收入水平 月均工资（元） 3 029.15 1 254.04
社会保险 养老保险（无=0；有=1） 0.25 0.38
医疗保险（无=0；有=1） 0.24 0.39
工伤保险（无=0；有=1） 0.21 0.46
工作强度 周工作时间（小时） 52.7 9.58
职业发展 职业晋升机会（无=0；有=1） 0.32 0.51
就业质量综合指数 范围在0~100之间，得分越高，说明就业质量越高 42.69 18.95
从总指数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平均值未超过50分，仅为48.37分，说明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状况仍然不尽如人意。从分指标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达到52.7小时，大大超过了40小时的法定时间，但收入水平却不高，月均工资仅为3 029.15元。此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权益缺失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参保率均不到30%。职业发展空间不足的情况也还较为明显，普遍缺少职业晋升渠道和机会。

3.2.2 解释变量：社会融入的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对于社会融入变量，本研究一方面借鉴以往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结合本研究的理论假设需要，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形式进行测量，赋值为“很不符合=1、不太符合=2、符合=3、比较符合=4、非常符合=5”，得分越高，说明社会融入水平越高。具体来讲，从社区帮助、公共服务和户籍改革方面选取3个指标测量制度融入状况；从就业机会、就业稳定性、职业培训和收入结余方面选取4个指标测量经济融入状况；从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接纳方面选取4个指标测量文化融入状况；从市民朋友交往、组织参与、社会参与方面选取4个指标测量社会关系融入状况；从城市认同、城市发展意愿方面选取3个指标测量心理融入状况。社会融入指标测量及描述性统计详见表3。
表3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Tab.3 Measur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维度 指标 赋
值		 均
值		 标准
差
制度
融入		 遇到困难，所在社区会帮助我 1~5 1.16 0.54
当地政府出台了一些公共服务政策来帮助
我们		 1~5 2.09 0.97
当地户籍对我来说不重要 1~5 2.97 0.88
经济
融入		 就业选择多 1~5 2.67 1.16
就业稳定性好 1~5 2.53 1.02
参加过当地组织的职业培训 1~5 2.02 1.43
在城市日常消费开支后有较多的收入结余 1~5 1.83 1.64
文化
融入		 能听懂这个城市的方言 1~5 2.80 0.97
在这个城市主要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 1~5 3.76 1.29
参加城市的业余文化活动 1~5 2.28 0.77
接纳城市的生活方式 1~5 2.45 0.57
社会
关系
融入		 有本地市民朋友 1~5 2.32 0.83
社会交往范围广 1~5 2.42 1.22
有加入党团组织（如工会、团委等） 1~5 1.81 0.92
参与社会活动（如社区活动、公益活动） 1~5 1.31 1.28
心理
融入		 自己是一个城市人 1~5 3.37 0.57
想在这个城市里生活 1~5 4.08 0.91
想在这个城市成家立业 1~5 4.13 1.25
为了使不同的指标被整合在同一维度下纳入分析模型中，本研究对各个维度的社会融入指标进行综合指数化分析。首先按原始数据中的5点计分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各指标得分进行算术平均，其次通过加总得到社会融入5个维度得分和社会融入综合指数得分，最低分为1分，最高分为5分，得分越高，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水平越高。

3.2.3 控制变量

为考察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影响的净效应，本文还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其中，性别赋值为男=1、女=0，年龄赋值为实际岁数，婚姻状况赋值为在婚=1，不在婚（包括未婚、离婚、丧偶）=0，受教育程度赋值为小学及以下=1、高中或中专=2、大专及以上=3，职业类型划分为普通职员、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雇主、自营劳动者五类，以普通职员作为参照组。

3.3 分析策略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就业质量”是一个连续的指数型变量，因此采用OLS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首先，构建全样本模型，从总体上检验社会融入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系数，以验证社会融入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是否存在，其次，将样本按城市类型进行分组，对比分析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就业质量以及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以证明地区差异的特征与规律。再者，利用工具变量方法，对社会融入与就业质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

4 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全样本分析

表6中的第一列（模型1）给出了全样本回归结果。数据显示，在个体因素中，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与职业类型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男性一般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就业质量要高于女性。年龄越大，意味着工作经验和知识技能越丰富，因此能获得更高的就业质量。大专及以上、高中学历的就业质量要好于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可见教育是促进职业向上流动和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渠道。在婚者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这一方面会从经济压力层面迫使他们努力工作，另一方面也从主观动力层面使他们有更高的职业发展要求，因此有助于这一群体就业质量的提升。此外，从职业类型来看，雇主、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就业质量要显著好于普通职员。按照已有研究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划分方法[18]，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雇主被视为相对高端的职业，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些岗位中，就业比较稳定、收入比较高，因此能够获得较高的就业质量。不过，自营劳动者与普通职业的就业质量水平无明显差异。自营劳动者一般是店主或摊贩，具有工作时间长、缺乏福利保障等特点，因此也处于不利的就业境地。
从个体与城市的社会融入因素看，制度融入（B=0.961，P<0.01）、经济融入（B=1.375，P<0.01）、文化融入（B=1.041，P<0.01）、社会关系融入（B=0.514，P<0.01）、心理融入（B=0.308，P<0.05）均对就业质量产生了显著性正向影响，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假设，即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其经济融入、制度融入、文化融入、社会关系融入和心理融入状况越好，越有利于获得更高的就业质量。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以往的研究发现[19]，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不是在城市务工之初就直接形成的，而是在逐渐适应和融入城市的过程，通过获得相关权利和公共服务、适应就业经济环境、学习和参与城市文化活动、扩展社会交往范围、形成城市归属感等全方位的社会融入行为来获得的。

5 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地区差异分析

5.1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与就业质量水平的区域比较

5.1.1 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差异

表4显示，不同城市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水平有显著差异性。已有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融入水平在不同区域、不同等级城市存在差异，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例如，有研究发现三线城市社会融入水平最高、二线次之、一线城市最低[20]。也有研究发现城市规模与社会融入水平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大城市和小城市社会融入水平较低，中等城市社会融入水平更高[21]。同时又有研究认为城市规模与社会融入水平之间呈正U型关系，即大城市和小城市社会融入水平高于中等城市[22]。本文与第一类研究的发现比较一致，即总体上，城市规模越大，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度越低，具体表现为中小城市社会融入度最高、大城市次之、超大城市最低。
表4 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水平比较

Tab.4 Comparison of social integration level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different areas

制度融入 经济融入 文化融入 社会关系融入 心理融入 社会融入度
超大城市 1.83 2.54 2.57 1.97 2.88 2.36
大城市 3.02 2.17 3.16 2.21 3.16 2.74
中小城市 2.86 1.95 3.53 2.39 3.65 2.88
T检验 0.32*** 0.28*** 0.45** 0.36** 0.75* 0.58***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

此外，在社会融入的不同维度，各个城市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并呈现非单一的复杂性特征。其中，超大城市经济发展比较活跃，因此在经济融入领域具有优势。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距离较短，与城市的心理、文化和社会隔阂较小，因此社会关系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由于超大城市对外来人口实施严格的户籍限制，以及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还不成熟，导致大城市的制度融入水平相对较好。

5.1.2 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差异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差异，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仅有的少数研究得出的观点也并不统一。例如，大多数研究认为城市规模越大，经济发展的“厚劳动力市场效应”和“学习效应”越为显著，因此不仅工资水平越高，同时在总的就业质量方面也更加具有优势，从而吸引农民工偏爱大城市[23]。这种优势即使是在控制住生活成本以后，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水平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4]。但也有研究表明，如果以实际工资来看，把大城市的物价、生活成本、选择偏差等因素考虑进来，则大城市并不存在工资和就业质量上的优势，甚至有可能转换为劣势[25]。本文与前者的研究发现比较一致，即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随着城市规模增大，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越强，由此导致就业质量呈梯度上升的变动特征（表5）。
表5 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比较

Tab.5 Comparison of employment quality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different regions

中小城市 大城市 超大城市 T检验
就业质量 43.55 49.63 54.27 16.52***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

5.2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对其就业质量影响效应的区域比较

表6中的模型2~模型4给出了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对其就业质量影响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与全样本模型比较一致，这里不再赘述，接下来本文将主要分析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影响的地区差异特征：
表6 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OLS回归结果

Tab.6 OLS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控制变量 变量 回归系数
模型1（全样本） 模型2（超大城市） 模型3（大城市 模型4（中小城市）
性别（女=参照组） 男 0.461*** 0.495*** 0.412*** 0.371***
年龄 0.335** 0.346** 0.269** 0.115**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参照组） 高中/中专 0.498** 0.384** 0.236* 0.109*
大专及以上 1.139*** 1.214*** 0.655*** 0.263**
婚姻状况（不在婚=参照组） 在婚 0.322* 0.638* 0.364* 0.249*
职业类型（普通职员=参照组） 管理人员 0.753*** 0.574*** 0.512*** 0.129***
专业技术人员 0.567*** 0.331*** 0.418*** 0.137***
雇主 1.189*** 0.886*** 0.703*** 0.202***
自营劳动者 0.121 0.329 0.158 0.084
社会融入变量 制度融入 0.961*** 1.245*** 0.675** 0.372
经济融入 1.375*** 1.569*** 1.142** 0.825**
文化融入 1.041*** 1.294*** 0.721** 0.343
社会关系融入 0.514*** 0.538*** 0.412** 0.441*
心理融入 0.978** 0.907*** 0.882*** 0.718***
调整的R2 0.324 0.398 0.297 0.236
F 459.27*** 443.39*** 438.47*** 425.35***

注：*、**和***分别表示P<0.1、P<0.05、P<0.01。

首先，制度融入对超大城市、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小城市的影响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在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户籍身份作为一种先赋因素让外来农民工难以获得平等的市民待遇，其资源禀赋与本地居民相比有着先天不足，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换言之，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的户籍含金量较高，但同时制度排斥更明显，人口调控更为严格，这种情况下越是能够在制度上实现社会融入，就越有利于赋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就业保障权利，从而帮助他们提升就业质量。与之相比，中小城市户籍含金量较低，各类公共服务资源质量和水平与大城市、超大城市相差很远，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比较小，加上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较大，城市户籍的作用大大下降，因此制度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也就不显著。
其次，经济融入对不同地区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超大城市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程度最高，其次是大城市，中小城市最低。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经济发达，发展机会多，工资水平高，产业多样化，职业培训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环境相对规范，这不仅是吸引广大年轻的农民工向大都市集聚的动力，同时也给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带来了更高的学习便捷度和溢出效应，使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学习到更多更有价值的维权意识、职业知识技能，从而更快地融入现代劳动力市场之中，实现高质量就业。与之相比，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受限于财力资源，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对劳动保护和提升措施供给相对不成熟，而且中小城市农民工多为自营劳动者[26]，社保、住房公积金等福利缺失明显，相关的职业培训和教育也不足，导致在职业福利、职业精神、职业知识技能提升等方面都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因此较差的经济融入质量使得其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也有限。
再者，文化融入对超大城市、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同样产生了显著影响，对中小城市的影响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在于，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吸纳的人口范围比较广，以跨区域流动的人口为主，根据迁移距离和圈层理论，流动距离越大，语言、生活方式等差异越大。因此，语言等文化融入对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很重要。以往研究也表明，掌握语言技能能够增强社会认同、减少歧视，从而有利于创业等经济活动的展开[27]。与之相比，中小城市吸引的人口范围比较小，多为就近迁移、就地就业者，其与流入地的语言习惯、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等文化差异小，大大降低了文化冲击带来的不适应感，因此不足以对其就业质量产生显著性影响。
此外，社会关系融入对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较强，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对大城市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中小城市的影响则最弱，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具体而言，在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范围比较大，远离了家庭和亲朋好友的庇护，对当地社会关系资源的挖掘利用就显得非常重要。同时，大城市、超大城市面临制度和社会的双重排斥，城市居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接纳意愿低，使得跨区域流动者在就业机会竞争、就业空间稳定等方面面临更多的困扰，这反过来对其就业质量产生较大的影响；中小城市虽然人脉资源、社会关系在新生代农民工求职就业当中也比较重要，但由于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小，群际关系复杂度相对单一，因此减弱了其影响效应。
最后，心理融入对三类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均在1%的统计意义上产生了显著性影响，说明无论是在大城市、超大城市，还是在中小城市，心理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都是比较重要的。尽管经济理性依然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动机，但是，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精神体验和心理感受，因此良好的心理融入更能使他们在城市找到归属感、认同感，减少就业流动性，激发更大的创造力和工作积极性，最终有利于提升其就业质量水平。这一结果也说明，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不仅取决于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的社会融入水平，同时还取决于他们在城市的心理融入状况，较高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融入水平或许可以在短期内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但若想长期稳定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则需要从增强他们的心理融入水平着手来提高其在城市的发展意愿和归属感。

6 内生性处理

由于基础回归模型可能遗漏了重要变量，加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与就业质量之间可能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即就业质量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融入城市社会，导致模型结果有偏。对此，本文用工具变量方法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首先将社会融入5个维度得分进行加总，生成一个新的“社会融入”变量，其次借鉴周世军等的研究[28]，选择“家庭耕地面积”和“是否拥有新农合”两个变量作为“社会融入”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与分析。一般认为，家庭耕地面积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离土离乡成本越高，越不利于融入城市，同样地，拥有新农合增加了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可能性，也容易对城市融入造成负面影响。但是耕地面积和新农合参与状况不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就业质量。因此，本文所选择的工具变量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
接下来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参数估计，并对结果依次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过度识别检验和内生性检验（表7）。从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家庭耕地面积”和“是否拥有新农合”两个工具变量分别在1%、5%的水平上对“社会融入”有显著影响，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Sargan检验的P值为0.48，即无法推翻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外生的；此外，内生性Hausman检验的P值为0.315，说明无法拒绝社会融入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综上所述，本文选用的工具变量既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也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对其就业质量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再次印证了前文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7 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TSLS回归结果

Tab.7 TSLS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解释变量 2SLS OLS
第一阶段（因变
量：社会融入）		 第二阶段（因变
量：就业质量）
家庭耕地面积 -0.125*** - -
是否拥有新农合 -0.093** - -
社会融入 - 1.283*** 0.974***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调整的R2 0.215 0.302 0.286

注：*、**和***分别表示P<0.1、P<0.05、P<0.01；模型拟合中引入的控制变量与表6一致。

7 结论、讨论与政策启示

7.1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分析和验证了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地区差异。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①社会融入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融入、经济融入、文化融入、社会关系融入和心理融入均能够有效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事实上，作为一个特殊的跨城乡流动的就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不仅仅是空间的移动，更加是整个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巨变和重置。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环境的变迁，那么不仅会给新生代农民工造成很大的压力，同时也会影响工作任务完成的质量，打击其职业发展信心，最终给就业质量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对城市各方面的适应与融入状况就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能否获取高质量就业的特殊因素。
②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就业质量以及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特征。总的来讲，在社会融入方面，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水平最高，大城市次之，超大城市最低；在就业质量方面，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水平最高，大城市次之，中小城市最低；在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方面，超大城市的影响作用最为突出，其次是大城市，中小城市的影响最小，分维度来看，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制度融入、社会关系融入等客观融入状态影响的差异较大，成为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形成的主要来源。以上结果也表明，虽然中小城市的社会融入水平高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但并没有带来更高的就业质量，而超大城市社会融入水平尽管低于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却带来了更高的就业质量。这看似不符合逻辑却有其合理性，说明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与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融入质量的差异有关，或者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与社会融入质量较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发挥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
具体而言，超大城市人口拥挤，生存压力大，社会和制度排斥明显，人在他乡的漂泊感、孤独感强烈，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融入超大城市的难度大、水平低，但这反过来也彰显了超大城市社会融入的优势与价值，一旦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较好地融入超大城市，就能获取更多的社会关系资源、更平等的公共服务、更有价值的文化素养，那么便有可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工资福利待遇更高的就业岗位。此外，超大城市的优势还在于它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个较为良好的经济、文化等社会融入的参照环境。因为超大城市经济比较发达，人口受教育程度高，思想观念先进，产业结构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公司正规化、现代化甚至国际化程度比较高，教育培训等各类资源优势也明显，这些较好的经济文化环境和发展态势增强了超大城市社会融入的质量和弹性效应，表现为即便融入的绝对水平不高，但通过融入度的小幅增加也有助于获得更好的社会融入成就与质量，进而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质量。
相比于超大城市，中小城市制度、社会排斥小，购房和生活成本低，在城市融入上相对容易、更有优势，但受制于城市本身难以产生社会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和学习效应，使得社会融入的质量相对较低，进而制约了社会融入的作用发挥。换言之，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中传统农业比重大，工业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现代工业和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滞后，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低，且在价值观念、文化习俗、人口素质等方面和农村有很多相似性。这些不利的工作氛围和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即便社会融入水平较高，也不能很好地触发其职业转变和发展，因此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有限。
至于大城市，其在社会融入的门槛、成本方面低于超大城市而高于中小城市，在公共服务质量、就业机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文化素质等方面好于中小城市，但与超大城市还有差距。这决定了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水平和质量介于超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并进一步导致其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也处于中间层次。

7.2 政策启示

以上研究结果得出的政策启示在于，一方面，推动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高就业质量，具体从优化公共服务制度设计、提升城市文化素养、加强社会接纳包容、培养城市情感等方面出发，形成合力，最终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待遇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着眼区域差异，确立政策重点。相关部门还需要厘清不同地区城市在社会融入与就业质量问题上特殊表现，从而有针对性地加以推进。其中，对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而言，要着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水平。譬如，政府需要积极探索居住证、户籍制度改革的有效措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另外，要积极改善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态度，消除社会排斥和歧视，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的文化活动，从而获得更高的就业质量。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则要努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质量，通过提高城市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质量，进而获得较高的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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