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突出内循环的主体地位，文旅产业是有效扩大内需、推动内循环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国土空间规划为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清晰的保障。本次笔谈邀请10位青年学者在国土空间优化背景下就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特征、认识与关键问题进行探讨，相关观点如下：①国土空间优化背景下，面向“十四五”时期重要背景和任务，文旅产业规划需要主动融入、应对挑战，推动与其他专项规划的衔接和协同创新，需要不断强化落地意识，强化文旅用地的集约化管理模式，推动文旅产业转型，构筑高质量发展新格局；②旅游高质量发展需积极将研学旅行、葡萄酒旅游、民宿旅游等产品发展体系融入国土空间规划，突出文旅发展与规划的协同性要求，重视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推动遗产空间、历史街区、都市农业空间等特定类型空间的保护与文旅转化；③国土空间优化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区域协同和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文旅产业升级推动空间优化统筹，并为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
城市创新地理主要研究城市创新的发生以及发展的机制与空间规律。近年来，中国城市创新地理研究取得多方面的进展：①在西方创业城市化、高科技城市化等概念基础上，对中国城市创新空间的产生与发展进行分析，提出了对城市现代发展与景观更具解释力的基于创新的城市化（innovation-based urbanization）等概念；②研究中国城市创新生态的空间规律，对不同尺度的城市创新空间如高新技术园区、创新城区等的创新生态以及中国城市创新生态独特性进行分析；③对传统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在新知识经济时代的空间重构进行分析，发现并证实中央智力区、创新城区已在中国城市中出现，并指出“创新流”对城市空间可能产生的影响；④揭示中国城市创新体系的时空规律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城市创新的联系特征；⑤结合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创新创意职能，对中国城市创新职能特征和规律进行研究。然而，当今世界复杂多变，且中国各城市创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城市创新地理仍面临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如城市创新形成的机理、城市创新创业的个性特征、中央智力区的形成机制、城市创新联系与职能的研究方法等。因此，未来中国城市创新地理亟需探索多尺度的中国城市创新机理和中国城市创新生态的理论及独特性；进一步研究知识经济下城市创新空间结构及重构规律；城市创新创意职能理论及与城市规划关系，以及中国城市创新地理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等，以建立完善的中国城市创新地理理论体系，推动中国城市创新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中国企业承建海外基础设施项目日益增加。由于海外工程项目参与者众多、投资巨大、施工难度高，存在众多风险因素，现有的文献对于工程风险评估的研究大多存在数据主观性过大和无法逆向推理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了将三角模糊数与贝叶斯网络法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方法。选取中缅铁路项目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三角模糊数法将专家的评估数据转换为所需的模糊数语言，然后在构建贝叶斯网络后利用联合树法得出工程发生风险的概率，再通过正向和逆向推理，测算各风险因素对工程风险的影响程度，最终利用敏感性分析对各风险因素进行排序，确定影响工程风险的敏感因素。发现其政治风险、社会文化风险较高，自然风险、经济风险、技术风险较低，符合工程实际情况。与其他评估方法相比，该方法有效降低了数据主观性并且考虑了风险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传递路径，使得评估结果具有更高的可靠性，有效完善了海外重大工程项目的风险评价体系。
从新型城镇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效率的时空分异测度指标体系，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的影响测度城镇化静态效率，并进一步使用DEA-Malmquist模型测度城镇化动态效率。研究表明：①部分城市的城镇化过程存在低效率问题，其资源配置与利用水平不完全合理，生态环境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②存在一定的能源浪费现象，全社会用电量的投入冗余程度在所有要素中最高。③总体上来说长江中游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在2009—2018年是上升的。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加强污染治理与宏观管理，提高土地利用率与空间聚集水平，优化产业结构。
文章运用复杂网络的社团分析方法，探究1988—2018年（1G~4G时代）手机全球贸易的社团演变、社团间贸易匹配关系和比较优势、典型国家/地区供需关系问题。研究发现：①手机全球贸易历经4个阶段，形成欧非、亚洲、西太平洋3大社团，智能手机时代欧非社团手机品牌由盛转衰，但内部贸易紧密且一体化程度最高，亚洲与西太平洋社团占领全球出口市场份额，其中亚洲社团呈现幂律性与群簇性崛起。②亚洲与西太平洋社团出口竞争力较强且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欧非社团较弱且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亚洲与西太平洋社团贸易互补性与结合度最高，属于对称性相互依赖。欧非社团进口单方面依赖亚洲、西太平洋社团，属于非对称性依赖。③亚洲社团以单核心社区为主，网络负配性与富人俱乐部特征明显。欧非社团以多核心社区为主，成员地位相差较小但区域集中性强。西太平洋社团社区类型多样且同配性与无序性特征明显。④手机需求大国的进口来源相对单一，各国/地区进口占有率较高，进口贸易非对称依赖与垄断性极强；手机供给大国/地区的出口对象多元化现象明显，各国/地区出口占有率较低。
推动城市经济互动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之一。基于网络构建、模块度估计、变异系数（CV）等方法，利用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部分支企业数据识别长江经济带边界效应的空间特征，继而从多维边界效应、城市发展水平两大层面，构建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网络联系的多维机制定量分析框架，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进行实证。研究发现：①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城际联系依然存在顽固的边界效应，且在不同行业表现不同。②城市网络的分割发展特征是多维边界与城市发展水平综合作用下的结果。行政、政策、自然和文化等边界在其中发挥着强弱不等的阻碍作用。城市发展水平是与边界效应相抗衡的推动力。③不同服务业的影响机制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文章重构县域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协调发展类型分区并剖析其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其动力机制。研究表明：①长三角县域根据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可分为高度协调发展区、中度协调发展区以及低度协调发展区，其中高度协调发展区在空间格局上以苏南地区集聚为主。②长三角县域整体及三大类型分区均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态势，且空间异质性逐渐减弱。③技术创新、基础投资、金融服务、财政支出、“互联网+”五大机制对长三角不同类型分区的影响效应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应本着异质性区域差异化指导的原则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地理分割的存在，使私募股权投资难于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之中，抑制了其对IPO抑价的治理效果。而高铁开通压缩了时空距离，将有助于改善地理位置对私募股权投资的抑制，更好发挥对企业和市场的治理效果。文章以2008—2018年中小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工收集、整理私募股权投资和高铁开通数据，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首先从全样本验证了私募股权投资对IPO抑价的积极治理效果。然后，探索了地理位置对私募股权投资治理效果的影响，发现私募股权投资仅能改善东部地区IPO抑价，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能发挥对IPO抑价的治理作用。再以企业所在城市高铁开通为准自然实验，发现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私募股权投资对IPO抑价的治理效果。
农户生计转型的能力、意愿、策略与农户类型密切关联，精确识别农户类型是引导农户生计转型的基础和前提。文章首先以生计资产和生计多样化指数综合确定农户类型，并以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构建农户生计转型的理论框架。然后选取河北省北部山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腰站镇的3个村落作为案例，将调研农户分为进取型、专业型、潜力型和生存型四类，并分析他们的生计特征和生计转型的能力、意愿、策略及风险。研究发现：进取型农户有充足的人力资产从事多样化生产，均衡的收入来源给他们带来了最高的物质资产，多样化的生计转型策略保证其获得稳定收入，但也阻碍了生计资产的跃迁；专业型农户生计资产最高，生计多样化指数最低，在生计转型时倾向于降低多样化指数而扩大专业化生产，但其转型面临的市场风险依然很大；潜力型农户生计资产偏低，但生计多样化指数较高，如何维持生计多样化是其生计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生存型农户比例最大，他们的生计资产、多样化指数都很低，当前的扶贫策略仅能保障其基本的生存需求，未来需要更多的产业帮扶。最后，文章讨论了生计多样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复杂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其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状况是分析其就业质量的关键视角。文章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社会融入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超大城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次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作用最小，说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发挥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要着力提升大城市、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水平，以及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质量，为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良好的社会融入环境。
选取南疆沙漠绿洲传统聚落为研究对象，借鉴景观基因理论，探讨传统聚落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在结合相关考古资料、地方史志文献、全国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以及实际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切入，采取结构和元素提取法，从环境因子、基本形态、布局结构、主体建筑、民居特征等五个方面提取南疆传统聚落的景观基因。在此基础上，分析聚落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结果表明其对外界环境的适应主要体现在水系、地形地貌、气候环境等三个方面。①聚落的分布依赖于绿洲内部的水资源，其与不同规模的水系相伴生，以依水延伸、依坎儿井就势的布局方式揭示其水系适应机理。②平地的聚落布局呈不同的形态特征即星散型、串珠型、组团型、网格型等，而山地地带多呈散点式布局。由于南疆盆地中符合人居条件的平地面积有限，平地的聚落呈现紧密型布局，山地的聚落呈现“依山就势”的布局，这充分展现出其对荒漠环境的恰当回应，在聚落组织上表达建筑群体的适应属性。③聚落在居住单元、公共街巷及其排列所形成的基本形态中较好地体现对气候的适应性，尤其是其对强日照、极干热、沙尘暴等气候环境的适应较明显。建筑空间、建筑界面皆对气候环境有一定的反映，此特征在“遮阳”“隔热”“通风”“挡风”等气候应对手段中尤为明显。南疆传统聚落的基本形制、布局形态、民居特征、主体建筑在时空演变中既传承中原聚落的景观基因又适当地借鉴、吸收中西亚住居的景观特征，但自然因素的影响导致其景观变异。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要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用地的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内诸多以乡村工业化起家的城市，面临着工业制造业用地利用效率低、布局“碎片化”等现实问题，工业用地进入了亟需存量更新、优化空间的时代。物质空间的背后是资本与权力交织的逻辑，工业用地更新的本质问题是如何平衡多方主体的利益矛盾，深入解读用地更新背后的利益博弈尤为重要。佛山市顺德区是以乡村工业化起家的典型城市：①基于多方主体利益博弈的视角，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城市发展阶段、政府意愿、市场意愿、原产权人态度、国家与区域的战略和政策等是工业用地更新中多方主体博弈的重要影响因素；②深入解读了顺德区工业用地更新中政府、市场、原产权人三方主体之间利益博弈的矛盾与困境，认为在工业用地更新过程中，政府注重的是城市发展的长期利益，原产权人关注的是自身的短期利益是否受损，而市场对经济回报则是理性的，三者的利益诉求不同，当利益无法达到平衡时，工业用地更新失败；③阐述了顺德区近2年在工业用地更新中“由二改二”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从6种成功的更新模式来看，顺德区政府坚持“由二改二”的工业用地更新并给予市场、原产权人最大限度的让利与服务，从而较好地平衡了多方利益，行之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用地更新。
基于社交网络大数据，运用核密度函数、时间分层分析、气候综合舒适度（CCI）等空间、时间计量研究方法，借助ArcGIS软件进行大数据空间分析。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国际旅游城市——敦煌为例，高分辨率揭示敦煌市旅游流多时间尺度分异规律和24 h旅游流分时段动态演化轨迹与特征。研究发现：①敦煌市旅游流年内变化呈现“单峰多山岭”的分布特征，“十一”黄金周期间旅游流呈井喷式增长，但随着假期的尾声和天气逐渐寒冷，客流量成断崖式下跌。②敦煌市年内客流量呈现显著的反季节性、规律性及相似性特征，客流量年内峰林结构在淡季、旺季交替转化的过程中形成。③周六、周日工作休闲制度并未对敦煌市周内旅游流的变化产生影响，敦煌市旅游流在24 h内的波动特征极为明显，日内变化规律呈“√”型。④敦煌市旅游流的空间分布呈现出“高集聚、多中心”的空间分异特征，空间不均衡性、空间收敛性与发散性突出。⑤敦煌市旅游流空间偏聚性特征显著，旅游发展的不均衡性较为突出，东线区域呈现较为高效的空间组织形态，而西线区域的旅游流空间结构形态呈割裂状。
在危机事件的冲击下，探讨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的演进规律，对于灾后旅游恢复重建、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GWR模型等研究方法，对“8·8”九寨沟地震冲击下阿坝州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阿坝州旅游经济联系呈东强、西弱的分布态势，在地震的冲击下阿坝州旅游经济联系总体呈先降后升的“U”型变化特征。②阿坝州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呈多极化发展格局，具有明显的社团结构特征。地震并未改变阿坝州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多极化格局，但推动了网络社团结构的分化重组。③阿坝州旅游经济联系受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发展政策的影响显著，地震对旅游经济联系的影响程度具有梯度变化的空间分异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