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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3: 113 - 12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3.012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手机全球贸易网络演化及供需匹配关系——基于复杂网络的社团分析

  • 刘清 , 1 ,
  • 杨永春 , 1, 2, ※ ,
  • 蒋小荣 3 ,
  • 刘海洋 4
展开
  • 1.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中国甘肃 兰州 730000
  • 2.兰州大学 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甘肃 兰州 730000
  • 3.湖北文理学院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中国湖北 襄阳 441053
  • 4.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杨永春（1969—），男，陕西白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E-mail：

刘清（1995—），女，甘肃华亭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20-05-24

  修回日期: 2020-11-2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3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9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YJCZH057)

湖北文理学院教师科研培育基金项目(2020KYPYTD011)

收起

Trade Network Evolution of Global Mobile Phone and Its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Based on Community Analysis of Complex Networks

  • LIU Qing , 1 ,
  • YANG Yongchun , 1, 2, ※ ,
  • JIANG Xiaorong 3 ,
  • LIU Haiyang 4
Expand
  • 1.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Gansu，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al Systems，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Gansu，China
  • 3.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Hubei University of Art and Science，Xiangyang 441053，Hubei，China
  • 4.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Gansu，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5-24

  Revised date: 2020-11-20

  Online published: 2025-04-30

Fold

摘要

文章运用复杂网络的社团分析方法，探究1988—2018年（1G~4G时代）手机全球贸易的社团演变、社团间贸易匹配关系和比较优势、典型国家/地区供需关系问题。研究发现：①手机全球贸易历经4个阶段，形成欧非、亚洲、西太平洋3大社团，智能手机时代欧非社团手机品牌由盛转衰，但内部贸易紧密且一体化程度最高，亚洲与西太平洋社团占领全球出口市场份额，其中亚洲社团呈现幂律性与群簇性崛起。②亚洲与西太平洋社团出口竞争力较强且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欧非社团较弱且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亚洲与西太平洋社团贸易互补性与结合度最高，属于对称性相互依赖。欧非社团进口单方面依赖亚洲、西太平洋社团，属于非对称性依赖。③亚洲社团以单核心社区为主，网络负配性与富人俱乐部特征明显。欧非社团以多核心社区为主，成员地位相差较小但区域集中性强。西太平洋社团社区类型多样且同配性与无序性特征明显。④手机需求大国的进口来源相对单一，各国/地区进口占有率较高，进口贸易非对称依赖与垄断性极强；手机供给大国/地区的出口对象多元化现象明显，各国/地区出口占有率较低。

关键词： 手机全球贸易; 社团; 匹配关系; 供需关系; 比较优势; 智能手机; 全球价值链（GVC）

本文引用格式

刘清 , 杨永春 , 蒋小荣 , 刘海洋 . 手机全球贸易网络演化及供需匹配关系——基于复杂网络的社团分析[J]. 经济地理, 2021 , 41(3) : 113 -12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3.012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munity analysis of complex networks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evolution of mobile phone in global trade,match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inter-association trade,and the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of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regions from 1988 to 2018 (1G~4G er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rad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global mobile phone proceeds in four stages,forming three major global associations,namely,European-African association,Asian association and Western Pacific association. In the era of smart phone,the mobile phone brands of European-African association have turned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while Asian and Western Pacific associations occupy most of global export market share. 2)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Asian and Western Pacific associations are stronger and intra-industry trades are their dominant forms,while that of European-African association is relatively weaker and inter-industry trade is its dominant form. Conversely,the import of European-African association relies unilaterally on the export of Asian and Western Pacific associations. 3) Asian association is dominated by single-core communities and emerges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disassortative network and rich-club,while European-African association is dominated by multi-core communities,with little differences in the position of members but strong regional concentration. Moreover,the community typ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ssociation are diverse,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homogeneity and disorder are obvious. 4) The import sources of the countries with mass mobile phone demands are relatively single and their import shares are relatively high. In the comparison,the export objects of mass mobile phone supply countries / regions are obviously diversified and scattered,and their export shares are relatively low.

Key words： global trade of mobile phone; association; match relationship;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comparative advantage; smart phone; global value chain (GVC)

在过去40年中，全球化的生产和消费为移动电话行业带来巨大变迁[1]。过去，欧美国家作为移动通讯技术的先驱和全球手机出口的核心板块，由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等欧美品牌制造商内部垂直整合手机设计、生产、装配等全产业链环节，奠定了它们在这个新兴产业前20年（1G/2G时代）不可动摇的地位[2]。全球价值链兴起打破了欧美国家在该行业的封闭产业链局面，手机产业由垂直一体化向跨国水平模块化分工演进[3-4]，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手机制造、组装、代工等中间环节与零部件采购等中间品贸易，开始进入手机全球贸易的竞争进而逐渐崛起，这一过程被称为“任务贸易”[5-7]。2001年手机出口主要来自德国、英国、韩国、美国和芬兰5个发达国家[1]；2018前5名手机出口商为中国、越南、香港、美国、韩国。除美国、韩国成功保持在领先地位外，亚洲新兴经济体跃升成为主要出口国，欧洲发达国家逐渐退出智能手机全球市场的角逐[8]。此外，全球手机消费结构也发生改变，最显著的变化是发展中国家手机使用量增加。1995年，发达国家手机用户占全球的87％，但2010年77％的用户已来自发展中国家。2005—2010年，低收入和欠发达国家的手机用户数分别增长了706％和659％，高收入市场的手机用户数量仅增长了37％，这表明在智能手机时代，全球手机生产、贸易和消费和终端市场重心已从发达经济体转移到新兴经济体[7]。
目前已有较多文献针对上述背景做了相关研究，但主要是从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管理学和国际贸易角度研究手机全球生产变迁，具体为：①GVC/GPN视角。Kenneth等用iPhone 4分拆数据研究不同国家在iPhone 4制造过程的价值捕获与分配[8]；Jyrki等用诺基亚N95零部件分拆数据研究其在生产增值过程中地理分异与主要参与国的创新价值获取[9]；Dedrick等比较了运营商、制造商和供应商在2004—2008年引入的摩托罗拉、RIM和Treo机型中毛利润与营业利润价值情况[10]；Brandt等分析了手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中国的转移与中国电信部门产业升级[11]；Grimes、康江江等分析了iPhone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分配特征以及中国企业的角色演变[12-13]；Hess等从GPN1.0视角研究3G时代全球移动通讯产业的重组[14]；Yeung等从GPN2.0的战略耦合理论阐述东亚新兴经济体在手机制造业的生产地理分异[15-16]。②组织管理学视角。部分学者研究了手机模块化生产组织方式对中国手机产业升级的影响[17-19]；以中国智能手机/山寨机为例研究后发国家如何在中间品组织分工中实现产业追赶[20-21]。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主要从手机全球化生产角度进行研究，但从产业贸易学角度研究手机全球贸易变化的文献较少。目前沈玉良等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测算了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22]；曲如晓等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世界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及中国的贸易地位[23]；王倩倩等研究了2001—2016年全球手机贸易网络整体拓扑结构、子群结构与空间格局演化[24]。但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①在数据选取时间上未包括1G/2G（1988—2000年）时代手机贸易数据，且只基于时间截面分析，而缺乏长时段历时性分析，不能完整刻画全球手机贸易演变的全貌（相对忽略了缺少1G/2G时代欧洲国家在全球市场的角色与地位）。②仅以国家/地区为分析单位，但根据上述背景，手机全球贸易也具有明显的集团内贸易和区域集中性，也需从区域板块角度比较洲际间贸易特征。因此本文选择1988—2018年全球手机贸易数据，将有代表意义的时间截面分析与历时性分析相结合，运用复杂网络的社团分析，按照“全球社团划分—社团间关系—社团内关系—典型国家/地区”的顺序，由外而内，由区域到国家的思路分析：手机全球贸易可演化为哪些贸易朋友圈，又如何变动?这些社团间与社团内联系是否紧密，社团内又有哪些次级社区?各社团间贸易关系与比较优势如何?典型国家/地区间贸易供需关系如何匹配?了解这些特征，有助于把握中国在手机全球贸易的地位和发展趋势，为中国在处理复杂的国际经贸关系、塑造区域政经格局方面提供新的科学认知。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数据为1988—2018年全球手机进出口贸易数据，数据来源于HS六位码商品分类标准的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具体为：1988—2006年数据采用HS 852520分类（含接收装置的无线电话传输设备），2007—2018年采用HS 851712分类（移动电话或其他无线网络电话）。实证分析中包括长时段的历时性数据，也基于重要时间节点和等距抽样原则，选取1988、1998、2008、2012和2018年5个时间截面①。在进行贸易网络分析前，首先基于双边贸易数据建立有向加权的网络模型：向量Vi=[vi]（i=1，2，…，n）为进口国（Reporter），向量Vj=[vj]（j=1，2，…，n）为进口国（Partner），权重矩阵W=[wi，j]（i=1，2，…，n；j=1，2，…，n）为Va对Vb出口贸易值（本文单位为万美元），形成N×N的邻接关系矩阵A=[ai，j]（i=1，2，…，n；j=1，2，…，n），最后用C=（Vi，Vj，W，A）表示全球手机贸易网络模型。

1.2 贸易社团划分

模块度（Modularity）是一种测度复杂网络社团结构强度的有效方法，也是衡量网络社团划分质量的指标，本文采用Newman提出的Fast Newman（F-B）算法来计算社团模块度[25]，最初将每个节点看作独立社团，每次迭代选择时将产生最大Q值的两社团归并，直至整个网络融合成一个社团。整个过程中选择Q值最大的层次划分得到最终的社团结构。其计算公式为：
Q = 1 2 m ∙ ∑ i , j A i j - k i ∙ k j 2 m δ C i , C j
式中： m = 1 2 ∑ i , j A i j，表示网络中所有权重总和； A i j表示节点i与j间权重； k i、 k j分别指节点i和j的总度值；δ（C i， C j）表示复杂网络的社团划分情况； C i为节点i被划分到的社团，若节点i、j被划分为同一社团，δ（C i， C j）=1，否则为0。模块度Q的取值范围在[-0.5，1]，其值越接近1，说明网络划分的结构精确度越高。在实际网络划分中，当Q值在0.3~0.7之间时，说明划分效果较好。本文的社团划分可视化由网络分析软件Gephi绘制，当两国间的贸易联系较强时，其节点会基于重力模型而集聚，进而聚类成一个社团。

1.3 测度贸易社团间关系的指标

1.3.1 RCA指数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是测算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主要指标[26]。本文中该指标剔除了某社团贸易总量与世界贸易总量波动的影响，较精确地反映了一社团在某一产业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相比的优势情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R C A i j = E X k j / E X t j E X k w / E X t w
式中： R C A i j表示同一年份j社团对k产品（本文指手机成品）的RCA指数； E X k j指表示j社团对手机的出口贸易值； E X t j表示j社团对所有商品的出口贸易值； E X k w表示世界出口手机成品的总贸易值； E X t w表示世界对所有产品的出口贸易总值。当一社团RCA<0.8，说明该社团该产业不具有国际竞争力；RCA介于0.8~1.25，说明该社团该产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RCA介于1.25~2.5，说明该社团该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RCA>2.5，说明该社团该产业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

1.3.2 TCI指数

本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TCI）在来测度两个社团在进出口两端的匹配程度，从而识别两社团是否有进一步开展贸易的潜在空间。该指数在RCA指数的基础上计算得出，其计算公式如下：
T C I m n = R C A e m ∙ R C A i n
R C A e m = E X k m / E X t m E X k w / E X t w , R C A i n = I M k n / I M t n I M k w / I M t w
式中： T C I m n为m社团出口手机与n社团进口手机间的TCI指数； R C A e m为m社团出口k产品的RCA指数； R C A i n为n社团进口k产品的RCA指数，该指数越大，说明该社团在k产品进口上越具有竞争优势。当一社团出口k产品与另一社团进口k产品的RCA均较大时，说明两社团进出口结构存在明显互补性。一般来说，TCI>1，说明两社团进出口市场互补性强，反之较弱。

1.3.3 TII指数

贸易结合度指数（Trade integration index，TII）用来衡量两贸易伙伴间相互依存度与贸易关系紧密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T I I m n = E X m n / E X m w I M n w / I M w
式中： T I I m n表示m贸易社团对n社团的贸易结合度； E X m n为m社团对n社团的手机出口贸易额； E X m w为m社团对世界的手机出口贸易总额； I M n w为n社团对世界的手机进口总额； I M w为世界对世界的手机进口总额。若 T I I m n>1，则m，n两社团手机贸易联系紧密，数值越大，越紧密；若 T I I m n<1，则m，n两社团手机贸易联系松散，数值越小，关系越疏远。

1.3.4 G-L指数

格鲁贝尔（H.G Grubel）—劳埃德（P.J Lloyd）指数（G-L指数）主要测度国家（社团）间在某产业上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及变化趋势[27]。其计算公式如下：
G - L m n k = 1 - E X m n - I M m n E X m n + I M m n
式中：G-Lmn指贸易社团m，n在手机成品上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E X m n k、 I M m n k分别为m，n两社团在手机成品上的进口额与出口额。G-L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1]，若数值大于0.5，则说明两社团之间在该产品上的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数值越大，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即竞争性越强；反之，则说明以产业间贸易为主，数值越小，产业间贸易水平越高即互补性越强。

1.4 社区发现

社区指网络中的一些相似的密集群体，因此社区发现（Community Detection）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同一社区内部的节点连接较为紧密，社区之间的节点连接较为稀疏，其本质上就是对网络中联系紧密且相似的节点进行聚类归并。本文采用基于流和信息论的Infomap算法，其核心是通过最小化随机游走路径编作为优化的目标函数，将社区划分转换为信息流路径编码压缩[28]。根据香农定理，若使用n个码字描述随机变量X在游走过程中出现概率pi的n种状态信息，则平均编码长度不低于X的熵。熵的计算公式为：
H X = - ∑ 1 N p i l o g p i
式中： H X为随机变量X的熵。对社区结构划分，即对所有节点进行霍夫曼编码，来描述随机游走过程和不同节点之间的转移概率（访问量与访问频率），以此来表达网络中的任意路径。根据信息熵理论，其映射方程如下：
L M = q H Q + ∑ i = 1 m p i H P i
式中： L M为在社区内与社区间随机游走路径的平均编码长度期望值；q为从一个社区进入另一个社区的随机游走概率；pi在一个社区内部随机游走的概率； H Q、 H P i分别为随机游走在社区间和社区内运动概率的熵。

2 贸易社团分析

2.1 社团演变

①两极分化时期。1980年手机全球贸易网络出现两极分化格局，形成以美、日为首的亚太社团与以德国为首的欧非社团，众多的南北非、西亚国家与欧洲发达国家贸易主要从属于欧洲发达国家的贸易阵营，这些非洲与中东国家基于地理、文化亲缘性和共同的话语体系。其余中西非、亚洲、北美、拉美国家围绕美、日等发达国家，形成亚太社团内贸易网络（图1a）。到了1990年代末期，手机全球贸易网络的两极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两大社团内成员增多，且由以往的单极化向多极化发展。欧非社团中，由最初的德国单极变为德、法、英、瑞、丹、芬、荷等多极中心；亚太社团中，日本的贸易地位相对下降，但仍处于网络核心地位，美国的地位持续显著上升，跃升为该社团中最核心成员，新、港、韩、加、中的贸易地位上升，与美国的贸易联系最为紧密（图1b）。纵观1980—1990年代，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手机市场的时代，这些国家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雄厚的电子制造业基础，建立了全球一流的手机品牌（当时美国的摩托罗拉、瑞典的爱立信与芬兰的诺基亚为全球手机市场三巨头），引领全球手机发展的风向标，成为这一时期手机贸易的主要出口国。该阶段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手机品牌，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品牌的天下，因此在亚太社团中是处于从属的边缘成员。但随着国外品牌的传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深化，中国手机制造业也开始萌芽。
图1 1988—2018年手机全球贸易社团划分与演化

Fig.1 Divi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mobile phone trade associations in 1988-2018

②亚太社团分离时期。1999—2007年，亚洲地区的手机制造业进入崛起的萌芽阶段，这些后来者开始参与3G移动通信技术、手机制造与销售环节，对全球手机市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手机全球贸易格局中欧美两极分化的旧秩序逐渐瓦解，亚洲地区加大参与全球市场份额的新秩序开始建立：由以往从属于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社团中逐渐分离，亚太社团衍生出亚洲与西太平洋两个次区域贸易社团（图1c），西太平洋社团主要是南北美洲、大洋洲国家，亚洲社团主要是亚洲国家。虽然这一阶段手机设计公司依旧源于欧美国家，但亚洲国家承接手机模块化分工，通过引入外资与市场换技术的方式降低了它们进入手机产业的门槛，积累了一定的手机制造与营销能力，亚洲社团作为后起之秀逐渐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尤其是自1999年来，中国的国产品牌开始发展，2003年随着联发科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推出“交钥匙”解决方案的技术集成模式，为中国的山寨机发展提供土壤，2005—2008年，高仿、拼接等山寨机蓬勃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在社团内贸易地位的第一次提升。此外，3G时代（2000—2009）是中国真正参与全球手机市场的开始，此时中国的TD-SCDMA、美国的CDMA2000和欧洲的WCDMA是3G三大技术。西太平洋社团以美国为绝对核心，2008年苹果公司推出第一台触摸屏智能手机iPhone，开启了智能手机时代苹果的霸主之路，在手机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以美国为核心的西太平洋社团具有极强的全球竞争力。相比之下，欧非社团内部分工格局并未发生质变，仍是这一时期第一大贸易社团，社团内成员最多，贸易联系覆盖全球范围最广。但该社团内亚非拉国家依旧充当配角，未获得像亚洲后发国家良好的发展空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持续拉大。
③亚洲社团崛起时期。2010年后智能手机开始蓬勃发展，2012年真正实现普及。这一阶段，欧洲国家的全球主流品牌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索尼等逐渐丧失市场霸主地位，而依托IOS与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品牌抢占市场先机。至此欧洲品牌商统治全球市场的局面已终结，以往从属于欧非社团的部分亚非拉成员开始游离，向西太平洋社团与亚洲社团靠拢，两社团阵容开始扩大（图1d）。在西太平社团中，美国凭借iPhone带来的移动终端革命效应，强化了美国在该社团的霸主地位和在全球跨区贸易的枢纽地位。但是iPhone品牌定位是服务于高端手机市场，以亚非拉为主的广大新兴手机市场多迎合中低端领域，凭借规模优势，亚洲社团成员开始了多元化的崛起路径：韩国凭借三星、LG等满足多元化市场需求的品牌拥有最高的市场占有率；中国在长期参与手机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积累技术，由以往的“山寨模仿”到国产品牌自主创新，通过高性价比积极迎合发展中国家的中低端市场，实现快速崛起。同时，中国对香港的手机出口是亚洲社团最大的贸易流，香港作为内地贸易的中介进行转口贸易，对内地手机外贸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南亚、南亚国家（新加坡、印度、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对手机需求不断增加，拥有极大的新兴消费市场，这加强了亚洲社团成员间贸易联系与相互依存度，促进了亚洲社团崛起。
④三足鼎立时期。2013—2018年，中国智能手机品牌群体性发展壮大，体现出显著的市场成长性，在手机设计、制造、营销各个环节都展露一定国际竞争力，其中华为、小米、vivo、OPPO与iPhone、三星成为这一时期占领全球市场份额的前六大厂商，国产品牌拥有最高的市场占有率和与美欧韩竞争的实力，中国也跃升成为亚洲社团最核心的成员，并且美、日、韩、欧盟、东盟成为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手机市场的影响力超出亚洲社团内部，也成为与其他社团贸易依存度最高的枢纽成员。亚洲社团各大新兴经济体凭借设计制造能力，成为全球手机制造与出口的中心，也因为较高的消费需求拥有全球最大的手机消费市场，这奠定了亚洲社团在手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主导地位。中东、非洲越来越多的游离成员开始加入亚洲社团，部分南美洲的成员也汇入该社团，进一步壮大了亚洲社团的阵营，使其成为全球第一大手机贸易社团。欧非社团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减弱明显，成员数量减少，欧洲国家由以往的手机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但是该社团内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各成员间手机贸易水平总体均衡，属于发展最为平稳的社团。西太平洋社团中美国为首的极化现象最为突出，众多成员都围绕美国建立贸易联系，以北美自贸区与南北美洲区域内贸易为主（图1e）。

2.2 贸易社团间比较优势与关系

①RCA指数。从亚洲社团看，自2008年以来该社团的手机全球贸易一直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2013—2018年RCA指数接近2.5，拥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亚洲社团在手机全球贸易的比较优势与智能手机的发展历程亦步亦趋，亚洲社团各成员拥有差异化的资源禀赋、文化、地理邻近与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且在该领域的技术与生产专业化不断加强，建立了规模最大、配套齐全的手机全球生产与贸易链条（日、韩、新等负责手机核心/专用零部件生产，这些贸易中间品在中国和东盟国家进行代工组装，形成最终产品再销往全球市场），这种加工出口贸易提升了亚洲间贸易与出口竞争力。从欧非社团看，2008—2009年欧非社团还拥有较明显的比较优势，之后该社团的出口竞争力处于不断削弱的状态，自2011年后RCA均小于0.8，手机出口竞争力较弱。从西太平洋社团看，该社团表现出曲折波动特征，2009—2015年RCA均大于1，拥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其中2009、2011、2014年RCA值转折明显，这与苹果、黑莓等畅销北美的智能手机发展时间节点相一致（图2a）。
图2 2008—2018年三大社团比较优势与贸易匹配关系

注：由于手机全球贸易的三大社团是从2008年开始出现，所以选择2008作为分析起始年份。图2b、图2c中图例均表示前者出口，后者进口关系，依次为：亚洲对欧非出口，亚洲对西太平洋出口；欧非对亚洲出口，欧非对西太平洋出口；西太平洋对亚洲出口，西太平洋对欧非出口六种关系。

Fig.2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rade match relationship of three major associations in 2008-2018

②TCI指数。从亚洲社团出口视角看，自2009年来亚洲社团分别对欧非、西太平洋社团手机出口的TCI指数均大于1，说明亚洲手机出口与这两社团手机进口结构匹配度高，尤其与西太平洋社团的TCI最大，互补性最强，其中韩国的三星、LG占领了美、加等发达国家极大市场份额，而中国的华为、小米、OPPO等与该社团中委内瑞拉、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等贸易联系紧密，这促进了两社团间亲密的贸易伙伴关系。从欧非社团出口视角看，欧非分别对亚洲、西太平洋社团手机出口的TCI均呈下降收敛趋势，在2011年后TCI均小于1，说明欧非手机出口与这两社团的手机进口的贸易互补性很低，其中对亚洲社团手机贸易匹配度最低。自2010年以来，曾经国际主流的欧洲品牌由盛转衰，亚洲与北美国家抢占巨大市场份额，因此欧洲手机出口全球其他区域的比例逐年下降。从西太平洋社团出口视角看，西太平洋社团分别对亚洲、欧非社团手机的TCI在2009—2014年均大于1，说明欧洲与亚洲市场是北美手机重要的出口市场。在2016年后与两社团的TCI指数增幅明显，说明其进出口匹配度提升，具有进一步深化双边贸易合作的发展潜力（图2b）。西太平洋社团对亚洲社团的TCI指数总体高于对欧非社团，说明对亚洲的出口导向性与互补性更强。
③TII指数。首先亚洲社团对西太平洋、欧非社团的TII指数多数年份大于1且呈显著的上升趋势，说明与两社团的手机贸易联系紧密，贸易依存度较高。第二，自2008年起，欧非社团对亚洲与西太平洋社团手机贸易结合度下降趋势明显，且自2012年以来TII指数均小于1，说明欧非社团对这两社团的贸易联系日益松散，贸易依存度表现欠佳。第三，2012—2018年西太平洋社团对亚洲、欧非社团的TII指数均大于1且增幅最大，说明西太平洋社团对这两社团的贸易紧密度与日俱增。此外，亚洲与西太平洋社团相互贸易结合度均较高（>2），属于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但亚洲、西太平洋社团对欧非社团贸易结合度远高于欧非对这两社团的贸易结合度，属于非对称性依赖，欧非社团单方面依赖亚洲、西太平洋社团，欧非社团作为这两社团出口市场的重要性远高于其进口市场（图2c）。
④G-L指数。首先亚洲社团G-L指数均大于0.5，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社团成员间竞争性较强。其中，在2008—2011年，G-L指数介于0.5~0.75，属于国际分工中的水平分工；2012—2018年，G-L指数总体介于0.75~1，说明水平分工模式进一步深化。欧非社团G-L指数总体呈阶梯状下降趋势，在2008—2015年其G-L指数大于0.5，社团内成员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竞争性强；2016—2018年G-L指数小于0.5，属于产业间贸易，互补性更强。西太平洋社团G-L指数曲折波动，其中2009—2012年G-L指数大于0.5，以产业内贸易为主；2013—2018年G-L指数小于0.5，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属于高度的垂直分工（图2d）。此外，自2016年后，三大社团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均有下降。一方面，2016年以来生产的手机机型与核心器件都出现了性能过剩的趋势；另一方面，全球购机热潮消退，手机市场由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转变，消费者购买新机需求疲软，增长率放缓，手机市场开始趋于饱和。

3 社团内典型社区关系与典型大国供需关系

3.1 社团内部社区识别与社区关系

为进一步剖析三大社团内部成员的贸易关系、地位、内部社群构造等属性，本文利用社区发现算法遍历每个社团内部成员间的贸易紧凑程度，以成员国间的功能联系、贸易规模作为衡量其集聚与扩散能力的标准。通过将贸易联系紧密成员聚类归并于同一社区，层层递归最终实现社团内成员的社区识别，最后以弦图形式进行拓扑属性的可视化表达①。经过此方法，亚洲社团识别出7个内部社区，欧非社团识别出6个内部社区，西太平洋社团识别出5个内部社区（图3），具体各社团内部社区关系分析如下。
图3 三大社团内部社区识别

Fig.3 The internal community detection of the three major global associations

①亚洲社团社区关系。社区1、5、6是单核心社区。社区1是亚洲社团中贸易规模最大的社区，以中国为中心，日、韩、俄、印为次级中心。中国是该社区的“明星”节点，与次级中心成员建立了丰富的大额出口贸易关系，且具有典型的富人俱乐部与负向匹配性：网络中中亚、西亚、南亚、中东国家等非核心成员均与核心成员发生贸易，体量较小但贸易关系较多（图4a）。社区5中香港占据核心主导地位，其贸易对象地位相对平等，无明显次级中心发育，众星拱月般依附于香港地区（图4e）。社区6是亚洲社团中贸易成员最多的社区，成员以西亚、中东、北非国家为主。阿联酋在该社区中的贸易体量与联系数量最大，所有节点都依赖与它建立进口贸易联系，但不存在大额贸易关系；次级中心为沙特、科威特、巴林、约旦、阿曼，再次为格鲁吉亚、伊朗、塞内加尔和利比亚，其余为边缘节点（图4f）。社区2和7是双核心社区。社区2以越南与泰国两个核心节点为主，两核心成员间大额贸易关系显著。但越南与社区内其他成员均建立了出口贸易关系，泰国仅与缅甸、尼日利亚、老挝建立了出口联系，与新加坡建立大体量的进口贸易联系（图4b）。社区7成员以东南亚国家为主，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占主导地位，菲律宾、印尼、斯里兰卡、文莱为次级中心，其余非洲、东南亚、南亚国家为边缘成员。新加坡是该社区中最大的出口外销地，与所有成员进行手机出口贸易，马来西亚则与印尼、文莱、新加坡、柬埔寨、苏丹建立双边贸易联系（图4g）。社区3和4是典型的多核心发育社区，贸易重心并不突出且大部分成员处于相对均势的贸易地位。社区3以韩国、日本、印度、土耳其、菲律宾、柬埔寨形成多核心社群结构，这些核心成员间贸易联系与流量较高。此外韩国虽然与其他核心成员贸易体量相差较小，但与社区内成员均建立了出口贸易联系（图4c）。社区4以泰国、印度、也门、柬埔寨为多核心发展，这些核心成员间存在大额贸易联系且联系数量相当，并且与众多非洲建立贸易联系（图4d）。
图4 亚洲社团内部社区特征

Fig.4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l communities in Asian association

②欧非社团社区关系。欧非社团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高，国家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小，社群发育以多中心、网络化结构为主。社区1、4、5、6为多核心发育社区，社区1以德国、法国、瑞士、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为核心成员，其中德、法、瑞形成出口贸易规模，其余核心成员形成社区内进出口贸易联系（图5a）。社区4以北欧国家瑞典、丹麦、比利时、芬兰、挪威为核心，附属成员多为中非、西非国家。瑞典内部出口贸易关系最多，北欧核心成员间大额贸易联系显著，其余非洲国家倾向于与瑞典和比利时建立进口联系（图5d）。社区5是典型的中东欧国家贸易社区，该社区大部分成员间均建立双边贸易联系，内部贸易关系极其密集，斯洛伐克、波兰、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处于社区核心位置，马其顿、塞尔维亚、波黑、克罗地亚为次级核心，但成员间总体贸易重心差距较小（图5e）。社区6是地中海贸易圈，核心成员为奥地利、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南非、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其他边缘成员多来自非洲国家，对欧洲国家有极强的进口贸易依附性（图5f）。社区2是以英—法主导的双核心社区，其余成员多为非洲国家，与核心节点的贸易体量与联系相比差距悬殊，倾向于“双核”发生贸易联系，呈现出核心—边缘关系倾向度（图5b）。社区3主要由中东欧、中东国家组成，以捷克为核心节点的单核心社区，次级中心为以色列、阿塞拜疆、格鲁吉亚、黎巴嫩、黑山。该社区具有明显的网络有序性与异配性，所有国家都与中枢节点捷克发生贸易联系，但与其他国家关系稀疏（图5c）。
图5 欧非社团内部社区特征

Fig.5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l communities in European-African association

③西太平洋社团社区关系。社区1是以美国为核心，以加拿大、墨西哥为次级中心的单核心社区，也是西太平社团中的贸易最高值集聚区域。北美地区的贸易大国美、加、墨以绝对的大额贸易流量占领该社区核心地位，美国在该社区对所有成员进行出口贸易，占据出口垄断地位（图6a）。社区2以大洋洲国家为主，以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形成双核发育社区，并吸纳南北美洲、非洲成员。该社区除核心节点与多国建立联系外，其余次级中心成员倾向于与地理邻近国家建立贸易联系（图6b）。社区3和4是多核心社区社区3以智利、委内瑞拉、巴哈马、古巴、玻利维亚为多核心，智利与所有成员均建立贸易关系，并与部分南北美洲国家建立大额贸易关系（图6c）。社区4相比社区3，贸易集中度更高，巴西、巴拉圭、多米尼加是对外贸易总量前3成员，其次是海地、巴巴多斯、墨西哥与尼加拉瓜，社区内成员间双边贸易联系明显（图6d）。社区5是典型的均质化社区，各成员贸易关系数大体相当，贸易规模与流量并不依赖一两个核心节点而开展，社群结构表现出无标度网络与同配性。社区内大额贸易关系主要发生在北美洲国家间，其余成员间贸易体量差距较小（图6e）。
图6 西太平洋社团内部社区特征

Fig.6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l communities in the West Pacific association

3.2 核心国家/地区的供需关系

从手机需求国/地区看，其进口来源的贸易集中度与份额较高，全球进口市场的top12占总进口的88.7%，富人俱乐部现象更为明显。从进口贸易总量排名看，美国是全球第1手机进口大国，其次为阿联酋、日、德、法、加、俄、意、沙特、韩与墨，典型大国的区域来源比重依次为北美、亚洲、西欧。从需求大国/地区的进口来源数看，日本以中国为核心进口源，俄罗斯、墨西哥有2个进口源，美国、阿联酋等7国有3个进口源，德国和意大利有4个进口源，进口源数整体较少且主要以中国为主。从手机进口集中度看，各国贸易进口占有率整体较高，其中需求国的进口占有率在90%~100%的有8个，在80%~90%的有1个，在70%~80%的有3个，平均进口来源数为2.8个。从具体的进口来源国看，中国占有12个需求大国进口市场的垄断地位，除意大利第一进口国为荷兰外，其余11国均以中国为第一进口国，按进口占有率大小依次为加（88.6%）、墨（86.7%）、日（86.3%）、美（88.6%）、俄（73.9%）、沙特（73.8%）、韩（71.9%）、阿联酋（70.4%）、法（70.4%）、德（88.6%）、英（43.9%），说明需求大国的进口来源相对单一且集中于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国家，进口贸易非对称依赖与垄断性极强。
相比手机需求国，全球出口市场的top12占总出口的70.1%，手机供给大国/地区的出口对象多元化与分散现象明显。从出口贸易总量排名看，中国是全球第1手机出口大国，这与上文中国作为典型进口国的第一进口来源相一致，其次为越、港、美、韩、德、斯洛伐克、新、捷克、瑞典、泰与奥地利，12国/地区的主要区域来源比重依次为亚洲、中欧、北美，出口贸易重心在亚洲。从供给大国的出口对象数看，中国香港有8个出口对象，中国、越南有7个出口对象，美国、德国等4国有6个出口对象，奥地利有5个出口对象，捷克、瑞典、泰国有4个出口对象，韩国有3个出口对象，出口对象更为分散与多元化。从手机出口集中度看，相较于进口占有率，各国出口占有率总体较低，其中需求国的进口占有率在90%~100%仅有1个，在80%~90%有2个，在70%~80%有4个，在60%~70%有3个，在50%~60%有2个，平均出口对象数为5.5个。与上文手机需求大国相比，手机供给大国/地区的出口对象多元化远高于进口来源，全球出口市场的分散性更为明显，出口贸易的依赖性与等级化程度较低（图7）。从各典型国家/地区贸易关系看，中美互为全球最大的手机进出口市场，两国供需互补性与贸易联系最强。越南拥有多元出口市场，但其进口需求表现不突出。中国香港作为中国手机出口的窗口，立足内地发展转口贸易，与中国出口结构相似且贸易联系紧密。韩国主要从中、越、美进口，出口主要面向美国与部分欧洲市场。新加坡主要出口东南亚与中欧国家，泰国出口市场都集中在亚洲国家。欧洲国家建立共同市场与集团内贸易现象显著，主要从中、越、韩等亚洲国家与部分欧洲国家进口，向欧洲市场出口。
图7 2018年手机贸易主要国家/地区的供需关系

Fig.7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of major countries / regions in global trade of mobile phone in 2018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的社团分析，对手机全球贸易网络社团演化过程、社团间匹配关系和比较优势、典型国家/地区供需关系。研究结果如下：①手机全球贸易社团演化历经欧亚两极分化、亚太社团分离、亚洲社团崛起和三足鼎立阶段，主要形成欧非、亚洲、西太平洋三大社团，自智能手机时代以来欧非社团手机品牌由盛转衰，但成员内部贸易紧密且一体化程度最高；亚洲社团与西太平洋社团品牌商占领全球出口市场份额，尤其是亚洲社团呈现幂律性与群簇性崛起，此外美、中成为各自社团内贸易与跨洲际贸易的核心枢纽节点。②亚洲社团RCA指数持续上升且拥有极强出口竞争力，欧非社团RCA下跌且自2011年手机出口竞争力较弱，西太平洋社团RCA曲折波动明显且比较优势较强。亚洲与西太平洋社团进出口结构双向匹配度、互补性和彼此贸易结合度均最高，属于对称性相互依赖；欧非手机出口这两社团的手机贸易互补性最低，且进口单方面依赖亚洲、西太平洋社团，属于非对称性依赖。亚洲社团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欧非与西太平洋社团前期属于产业内贸易后期属于产业间贸易。③亚洲社团以单核心社区为主，网络异配性与富人俱乐部特征明显。欧非社团以多核心社区为主，成员地位相差较小但区域集中性强。西太平洋社团社区类型多样且同配性与无序性特征明显。④从供需关系看，手机需求大国的进口来源相对单一且集中在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各国进口占有率整体较高，进口贸易非对称依赖与垄断性极强；手机供给大国/地区的出口对象多元化与分散现象明显，各国/地区出口占有率总体较低。
通过本文分析发现，中国在全球手机贸易中由边缘走向核心，成为目前全球手机出口第一大国，但中国手机制造业的快速崛起主要得益于其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GVC）的国际分工体系。今天中国虽然出口了大量的手机成品，但这些产品主要得益于GVC嵌入的贡献：中国是全球手机加工组装的主要基地，很多国内外手机品牌商在中国进行最终组装完工后，以中国为终端市场出口产品到全世界。因此如今中国在全球的高出口地位主要得益于享受承接最后一道制造工序的红利，也是长期以来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完成手机零部件与中间品加工组装形成的结果。所以基于手机最终品传统贸易的测度方式虽然揭示了手机贸易成员的地位变迁与贸易关系这一结果，但数据存在一定误导性，很容易高估中国手机制造业的贸易份额和出口结构。这需要：①理性判断当前中国手机制造业的贸易地位和出口结构，扩展价值模块和利用贸易的中间枢纽地位促进中国企业在GVC嵌入的边界与纵深，从而获得专有能力提升和更大利润空间。②促进手机中间品贸易在GVC的嵌入度，推动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由简单的加工组装向更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供应商转变，用提升中间品技术复杂度的方式增加其与价值链上下游的纵向关联度。最后，本文还存在以下局限：本文通过传统贸易测算，发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手机贸易群体性崛起这个结果，它们在该行业的快速崛起主要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跨境生产协作与零部件中间品贸易来实现的，所以要进一步探究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今后也应该从手机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出发，研究各国/地区参与手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贸易或生产环节的增加值贸易，以期更全面地阐释全球手机贸易现象以及亚洲后来者在该行业的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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